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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论文范文

发布时间:2024-07-05 17:41:50

生死场论文范文

萧红和丁玲都是活跃在上世纪30年代文坛的著名女作家,但她俩的风格是不同的,作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之一,萧红的作品向我们呈现了抗战前后东北农村的面貌,《呼兰河传》就是作者在怀旧和追思中的哈尔滨家乡的社会总面貌的呈现,作者用一颗童心关照他人和社会,表现了其率真与自然的性格特征。萧红以鲁迅为恩师,这里的《饿》,也是在“我”的观察和叙述中实现的,冷眼旁观里道出“社会的吃人”本质,人情冷暖,本文拟从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的角度分析此文。 马斯洛需求理论向我们显示了,生理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也就是人的温饱问题,温饱问题的解决是全面走向小康的必然条件。而在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前,因天灾人祸及社会现实引起的饥“饿”问题就是最根本,最普遍的民生问题。从“我”对“列巴圈”的渴望中,从在黑夜里滋生出“偷”的邪念中,表达了“我”对食物的渴望,对生的渴望。好像作者在《生死场》里描述的一样荒诞,“ 人和牲畜一样,忙着生,忙着死。 ”这是“我”站在饥饿者的立场来看待生命。然而“我”又是一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儿时的记忆再现出来,偷梨吃的孩子最羞耻。”在羞耻心的抗拒下,知识分子的“我”做了第一次犹豫。于是,在饥饿驱使和道德限制的双重斗争下,“我”的内心一直是矛盾而焦虑的,甚至将我的爱人“郎华”视作了我的敌人,当然母亲也是,在“生”的这条狭窄的单行道上,“人吃人”,“社会吃人”的故事古而有之,这里,“我”在强调生的重要性时,活生生地剥离了我的社会身份,家庭身份,我不是一个爱人,社会人或者说女儿,我只是一个在死亡边缘的求生者。 叙述者通过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把“我”的内心的挣扎和无奈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更强的感染力,也更容易获得读者的同情。 现当代画相的最早圣手是鲁迅,他在他的杂文里向读者呈现了两类相,奴才相和流氓相。而这里作者萧红透过“我”的观察,为我们画了一张“饥饿相”或“求乞相”,她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提及的妇人,一个母亲,为了获得食物而在街上行乞。而这样的形象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怜悯,“我”和街上的人反而像看客一样观赏着这场随时可能演变成死亡的悲剧,“都像说她有孩子不对,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看客的内心是麻木的,同为受害者的身份,反衬出他们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心里,这就是众生相的普遍性。而这个妇人不是一个人的代表,而是那个时代的一类人的缩影,他们为“生”而挣扎,为“生”而行乞,他们似个人理想破灭后终将走向末路“骆驼祥子”,他们也像在死亡前痛苦挣扎的“祥林嫂”,都是被时代和社会抛弃的一类人。 在限制性内聚焦视角下,叙述者无法走进妇人的内心,只能通过“我”来观察和讲诉,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去揣度,也降低了故事的虚构性,显示了更大程度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如果说前文的“我”还在挣扎,那么文末的“我”已经彻底被赤裸裸的“饿”的现实打败,把“贪吃相”的“我”呈现给读者,也预示着青春时的“乌托邦”想象的破灭。老师的女儿,小姑娘只知道美,哪里懂得人生? 青春时的“我”何尝不像这小女孩,“读书的时候,哪里懂得饿?”读书的时候,学生都充满着理想,拥有着抱负,不知道,更没经历过为现实奔走的辛酸。而当真正经历时,“我”发现昨天的自己是愚钝的,像“被青春诱惑了”,而做了不切实际的梦。好像小女孩仍活在自己的伊甸园一样,小女孩成了活得明白的“我”的反观,她仍不自知,而“我”已为她的将来哀婉了几次。尽管曹先生仍像导师,像黑暗时代的灯塔来指引我“只有忠心于艺术的心才不空虚”,但他的女儿却在背离他的道路上,而“我”也在满足于温饱的生活里消沉,甚至曹先生“十三岁”就结婚,遵从传统陋习的行为,无疑都是对曹先生“言以载道”行为的嘲讽。 当曹先生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我脱口而出的“是”,道出了人情的冷暖,“我”与郎华虽是同居,然而“我”是孤独的,在求生的道路上,郎华也是“我”的敌人,在一个个自己画地为牢的“乌托邦”理想里,我们迷醉过,但在现实的当头棒喝下,我们必然清醒。曹先生的“票子”带来了生的曙光,也彻底将现实暴露,让人在现实的砧板上妥协,或等待被凌迟。 本文《饿》,文如其名,从饿写起,最终也在饿的问题暂时解决中结束,首尾呼应,在叙述者的讲述中,给读者呈现了“饿”的普遍性和“生”的出路问题,饿即是个人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哲思问题,我们一边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挣扎,也一边反思着社会和个人原因。反观历史的同时,照明了我们的现代生活,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的今天,由“饱”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又一个“生死场”的缩影出现在眼前,我们忙着生,忙着死……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的含义 走进萧红,走进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萧红用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手法,以孩童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呼兰河的民风民情,有愚昧,无知,也有亲情的流露。而今《饿》,不但是众生相,更是永生相,第一人称内聚焦的手法将其丑恶的变质刻画到极致,走进萧红,就要走进她的眼睛,一探这世界的荒谬与惨淡。 ①小说视角和叙事剖析,参考书籍胡亚敏《叙事学》; ②此文写于2017年10月,曾被川大文学评论补习班选作学习范文。原名《“乌托邦”的毁灭——浅析萧红〈饿〉中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的运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萧红生死场论文参考文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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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看过的故事的主线是金枝和王婆,在少女时期,金枝与成业好上了,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来她的怀孕是悲剧的开始。女性的身体开始变化,同时连带着羞耻、辱骂、焦虑以及恐惧。她的相好成业,在得知她有了身孕时是诅咒的――你的肚子真不好使,真不争气!她的父母因此而感到的是羞辱,村民们则是耻笑。在逃离的过程中,因为她的想念母亲,成业愤怒地撕咬的亦是她的身体。最终,当她在极度痛苦与屈辱中生下女婴时,她的父亲剥夺了这小生命的生存权。女性的身体在这里是被使用,被咒骂,被毁坏,以及被扼杀。原本属于人与人之间最欢愉的关系――男女关系因这女性身体的变化及诅咒被笼罩上了巨大的阴影,而这一切的最直接的承受者,则是身体的主人――金枝。日本鬼子来之前,她为自己日益膨胀的身体与男人无休止的欲望困扰,而日本鬼子来之后,她的处境依然未变,依然要面对需要逃离男性欲望、骚扰以及侵害。无论是日本鬼子,还是成业,在民族国家之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男人。萧红从女性身体的角度表达了对生死、对男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对民众真正觉醒的质疑。赵三,戏中重要的男性角色,扬言要杀掉二爷(压迫者)、被公认为村里最胆大,最是“男人”的男人,其尊严与胆气的获得是经由那床上的女性的身体。在他与王婆关于男人的对话中,既是性行为中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亦是习惯观念中的强势男性与弱势女性的一个对白。田沁鑫显然别有深意。王婆对赵三的多次肯定成就了他的狂妄与野心,一个原来怯懦的男人在性中――在对女性的征服中获得了力量。因而一个经典的颇有意味的场景如雕塑般定格:瘦弱的王婆(女性)背起了强势的赵三(男性)。女人的声音也是那么明亮而充满期待:“她爹,你高高地!你高高地!”性别意味强烈的让人无法忘怀。而这之后,赵三面对更为强势的“二爷”时那种懦弱、善变、奴性也与此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监牢里的赵三对二爷感恩戴德,而充满反抗意识的王婆则在痛苦、失望之中喝酒并吞下毒药

萧红生死场论文的开题报告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格式与写法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开题报告主要包括:一、拟选论文题目:二、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要求:1. 引用外文文献不少于10篇,写出文献综述与选题书面报告,字数在3000字以上。2. 书面报告内容应包括: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基本框架,主要参考文献,预期成果和可能的创新点等;3. 填好“论文选题报告及论文工作计划”表,连同书面报告一起交研究生院备案;4. 书面报告的格式见附件。三、导师对选题报告的评语(就研究生对该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的了解情况、研究方法和手段、预期成果予以评价):四、评审小组对选题的意见(是否同意选定该课题、是否同意选题报告通过、以及对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建议;其他建议,如限期重作选题报告、终止培养建议等):五、论 文 工 作 计 划六、附件(一下为附件内容)拟选论文题目一、选题背景和意义二、国内外研究动态三、论文主要研究和基本框架四、预期成果和可能的创新点五、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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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生命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永恒,因为当你一生下来,死亡也跟着你一起生下来,生命中每一片刻都在朝死亡移动,所以我们只能抓住生命的每一个瞬间。贺拉斯告诉我们:“每天都想象这是你最后的一天,你不盼望的明天将越显得可欢恋。”这句话是让我们珍惜生命,感激生命中的每一天。 殊不知,生命是残疾的。微观看,人生短暂,仅那么六七十年,至多百十年,若中途有什么意外,恐怕还活不到那么久,然而这中间有多少人是真正为自己活着?又有多少人真正找到了自我?为向上爬绞尽多少脑汁?为挣大钱煞费多少心血?其实,与其说你赚了大钱,倒不如说你被钱所赚,因为钱赚走了你的青春、时间、体力,和生命。只有一次的生命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说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是由于所有的财富都可以失而复得,唯有生命只是一次;但许多人宁愿用它换取那些所谓的财富,却把全部生命耗费在名声、权利或金钱的积蓄上。他们临终时却如此悔叹:“我只是使用了生命,而不曾珍惜生命、享受生命。” 活着,真好!然而人不可能永远活着,生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开始走向死亡,就开始与死亡做一生的搏斗。所以活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生命能够承受多大的重量,生命有着怎样的韧性,其实我们常常是弄不清楚的。我们更为清楚的是生命的脆弱。考试失败,晋升受挫,邻居失和,家庭矛盾,恋人移情,小孩吵架、兄弟吵嘴等等,甚至是许多鸡毛蒜皮提不起筷子的事都令人失去理性,心智大乱而导致生命危机:自杀或杀人。所以很多深刻的哲人在总结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后都叹说生命何其脆弱。古代行船的人有一句话“船板下面是地狱。”只是一板之隔,生死两境,可知生命的脆弱,随时随地都会遭到灾难的可能。我们若有这种觉悟,心中存着“现在是生命最后的一刻”,无论遇到任何情况也不会惊慌失措。 生命只有一次,要真实地活着,且活得尽可能地精彩和珍惜生命的人为数不多。每一次风雨之后,让心灵感受生命拔节的人更为寥寥无几。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而生命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上,便负有严肃的生命使命,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我们的生命? 据说当代是“自私与不负责的时代”。多年前,三岛纪夫和川端康成都是日本著名的作家,但是却先后自杀了,一个是切腹,一个是含煤气管。他们的死,据许多心理学家分析,可能是唯恐自己身体及创作能力衰退,而企图在生命的巅峰陨落,以保存世人最美的印象。其实,敢死,固然精神可贵,敢活有时比敢死更为可贵。因为生命本是脆弱的,但脆弱的生命一旦勇敢地承担起使命和苦难,才显出一种尊严。有时你要记住,你活着毕竟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生命是从你造化接受的恩赐,你有责任承当这项恩赐。你若不珍惜生命,善巧运用内外条件去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你就未尝真正做到“主人翁”。佛说:“命在呼吸间。”人无法管住自己生命,更无人能挡住死期,让它永驻人间。《涅盘经》说:“人命之不息,过于山水。今日虽存而明日难知。”这就是说,人类生命流逝的速度比滔滔而下的山溪更为迅速,转眼之间就消逝了。今天虽平安,可谁也无法保证明日的安定。《摩耶经》中有一节谈到,人生的旅程就是“步步近死地。”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接近死亡,这就是人生的真相。既然生命这么来去无常,我们更应该好好地珍惜它、利用它、充实它,让这无常宝贵的生命,散发出真善美的光辉,映照出生命的真正价值。 生命是宝贵的,谁开得起玩笑?生命又是残忍的。想不到,多年以后,台湾女作家三毛,竟在医院房里,用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生命匆匆逝去,在很风光和精力旺盛地展开着自己人生的时候遽然消失,好像是留给后人一种思索,又好像无从把握生命的重量。这是无法承受也得承受的现实。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明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却又迷惘自身的价值。楚辞体的辉煌抹不去汩罗江畔的哀怨;向日葵的一抹金黄的永生抹不掉枪响后灵魂被锯割时疼痛的煎熬;诗坛上的中国童话抹不去魂断激流岛的悲剧;法国的《羊脂球》抹不去喉管割破时的血腥味;俄国诗人叶赛宁,他的死也很艺术的—— 他割开自己的血管,以笔蘸着流下来的血,写他最后的一首诗,直到血尽人亡;还有美国的普拉斯、杰克·伦敦、海明威,到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中国的海子、戈麦、徐迟等等,一串长长的名字是列不出尽头。很多作家都自杀了,我想主要是他们获得不了那个时期生命所需的那种宁静,他们会被逼成歇斯底里的。他们的判断力太明智又特别强,所以选择了谢绝人世的方式。面对死神的到来,田汉说过一句话:“艺术家不妨生得丑,但不可死得不美!”是的,那简直是一些艺术的殉道者。 若要穷其究竟,那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活着?仅仅是活着?难道我们被什么施予了某种生活计划?难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体验开始与终结?那又是什么样的终结?爱因斯坦说过:“只有为别人活着才是有价值的。”是的,生命是一种承诺——一种对父母、对亲友、对社会,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美丽的承诺。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目的。每个人的生命态度各有不同,我想这也未尝不可。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人,都是带着某种使命而生于世上的极其宝贵的人。人绝不能为外界而活着,而应为自己的生命而活下去。一位台湾女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人活着的时候总该好好活着,不为自己,而为那些爱你的人!因为死亡留下来的悲哀不属于自己,而属于那些还活着还深爱着你的人!到世上来一趟,为不多的几颗心灵所吸引,所陶醉,来不及满足,也来不及厌倦,又匆匆离去,把一点迷惘留在世上,能不令人恻惊! 生命一旦结束,便无法复生,一去不返了,所以生命是无价之宝,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既然如此,我们应在有生之年,善用上苍赋予的生命,为自己,也为社会做出点贡献,才不致于辜负那些为我们生命存活付出心血的人。 生命作为一个流程,流程中充满着尴尬,每个人都必须承受生活中所有挫折和痛苦,好好活着,善待生命,而我们有时无力抗拒这种尴尬时,活下去的确需要很大勇气,非大智大勇者所不能为。敢活有时比敢死更可贵,因为生命是短暂的,因而也是宝贵的。在这短暂而又宝贵的生命里,应善待生命,好好活着,抓住生命中每一瞬间,不应选择消极的方式结束生命,却私自将痛苦和迷惘长久地留给亲人和世上。--------------------------------------------------------------珍惜生命 有位哲人说过:珍惜生命,因为生命是你自己的。不过我现在要说,珍惜生命,因为生命不只是属于自己也属于爱你的每一个人。 神说,地要长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各从其类,以及结果子的树,也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情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长出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它们各从其类,还有结果子的树,也都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说,这很好。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要有雀鸟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飞翔。 神就造出了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种有生命的动物,它们各从其类,又造出各种飞鸟,也都各从其类;神说,这很好。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的边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与一切有生之物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这是《旧约全书·创世纪·传道书》中对生命起源的一种描述。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我们知道生命是美好的。其实生命是如何产生的,无论是人类的十月怀胎还是其他生物的长久孕育,生命的产生都是一个艰难和美好的充满希望的过程。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不可以轻易放弃生命的。 本来,人的生命只有这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那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生命呢?我觉得我们既然到世上了一遭,就得珍惜生命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生要比死更难。 死,只需一时的勇气,生,却需一世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不要在于它活的是不长久,而在于活得是否充实,是不是有意义。 现在,在许多高校,传入我们耳朵最多的消息就是:某所大学又有学生跳楼,某所高校又发生一起凶杀案……我们不可以否认,随着我们国家知识层次的提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的生命从我们身边消失了,而这些逝去的生命十有八九是我们同龄的大学生。我们对这些生命的离去想过什么吗?没有,我们很多人都是漠不关心,最多也是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可是,当我们麻木的谈笑别人的生命的时候是否想起我们有一天也会想他们一样走向不归路;或者,我们是否担心过我们群体的安全,是否想过要怎么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的人离去的越来越多。渐渐地理解到生命是那样脆弱,心理自是珍惜,不敢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想来许多人和我的想法相似,因为生命的来之不易,因为离开对不起辛苦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对不起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这么想我们定不会自杀,相反我们会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一种本能,人类都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可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并不就是说我们一定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自杀是一种冲动,那一刻自杀者不会想那么多的责任和生命的来之不易。 笔者曾经问过许多人:当你极端郁闷时,感到生活没有信心时,你是否会放弃你的生命。笔者很高兴他们大多数人的答案是不会,可是,现实中却不是这样的,我们身旁的大学生把“不想活了”、“想死”、“我要跳搂”……极其消极的词语当成口头禅。不知道他们相干没有,这都是很不好的心理暗示,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一发不可收拾。这样的话说的越多,就是越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到极端时候,我们就不好控制自己的行动,也会造成终生的遗憾。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对生命的不负责,对生命的浪费和污染。 肖伯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生命如果不去珍惜不去开拓或者弃置不管,那生命也不算是生命了。所以,我们应该以一颗积极与平和的心去掌管我们的生命。即使遇上人生的暴风雨,也不要放弃,也不要丢失信心。不要对生命抱怨,我们要心存希望和向往,迎接一个有一个雨后灿烂的太阳。把每个黎明都看作是生命的开始,希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是我们没有发现。 珍惜生命不仅仅是指的不放弃生命,不放弃生命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都是虚无和没有意义的。可是有了这个条件也不代表珍惜生命,借用惠特曼一句话:当我活着,我要做生命的主宰,而不做它的奴隶。我想这样就足够了,不做生命的奴隶就不会对命运束手无策;不做生命的奴隶就不会颓废地生活。 看看我们的大学生活吧,我们有没有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悔恨,有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觉得羞耻。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接连不断的晚会和party、充满诱惑的社会,我们是否感到迷茫。当我们筋疲力尽的参加晚会躺到床上时,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意义? 道理很简单,假如你现在说:没有关系,我有的是时间。没有关系,我还年轻。没有关系,死亡离我很是遥远。我想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生病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当你生病或不舒服时,你是否想念你健康的时光?答案是会的,会的,这是我们普通人的普遍心理。所以为了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不后悔,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属于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在这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交织着矛盾和痛苦,充满着求索和艰辛,遍布着荆棘和坎坷,这正如那不为人知、寂寞生长的野草,只有异常沉重的付出,才能换来无比丰硕的甜美。渺小与伟大、可悲与丰富、失意与重塑、挫折与幸运……只有珍爱生命,把握自己,才能抛弃渺小、可悲、失意和挫折,拥抱伟大、丰富、重塑和幸运。要知道,生命是这样的可贵,连小草也在不断挑战极限、完善自我呵! 希望大家,珍惜生命,珍惜家人,珍惜爱人,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自然,珍惜有生命的和维护生命的一切一切!生命不只是你自己的生命,它属于爱你和你爱的人,同样也属于我们的社会和全人类。所以为了善良的爱我们的人们,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负起这最基本的责任吧!---------------------------------------------------什么东西值得你珍惜?我想除了自己的生命外,还有什么让我们能够值得珍惜呢?不论什么东西都要建立在生命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有它自身的意义。善待自己的生命,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在我们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生命的强者,面对命运的挫折,坚强地生活,并让生命出了光彩: 张海迪,1955年生于济南。5岁时,她患上了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她不但没有沮丧,而且还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她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所有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的学位。张海迪从1983年开始创作,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著作。做到了生命的原则,她没有放弃,而是顽强地活了下去。做出了超乎常人地选择。 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必须好好珍惜。就如同我们地榜样“霍金、张海迪”。突然,我想起了一句名言:“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只能享受一个季节朵热烈或温柔朵生命。”还有一句课文理讲的:“虽然生命短暂,但是我们却可以让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地价值。”

生死抉择 无悔人生历史的江河奔涌东逝,卷起千堆雪,卷轴了名利,卷走了虚无,却卷不走那些站立的风流人物;浪淘万粒沙,淘尽了繁华,淘尽了荣辱,却淘不尽那些明亮的不朽灵魂。是他们在生与死中坚毅地选择,或死而不朽,或生而伟大,如流星一般在历史的天空中炫然一现,成就的是自己的无悔人生,留给后人的是永久的精神之光。滔滔江水,如时光流逝。在那美丽的漓江水边,是屈子傲然的身影。鞠躬尽瘁,竭忠尽智,谁料月明多被乌云妨,人清总被世俗污,忠信却遭疑忌,正直反遇诽谤,穷苦倦极,忧愁幽思,怨生《离骚》。当自己的理想彻底破灭,抱负终不得施展时,他选择了那清清的江水,来保全自己的高洁,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远离污浊。因为爱国之心赤诚热烈,不愿国家落入谗臣之手,所以选择忠言直谏;因为高洁之情坚定不移,不愿与其他人同流合污,所以选择独立于世;因为不愿向敌人屈服,所以选择以死示志,因为不愿苟且偷生,所以选择随水而逝。屈原的死是用肉体的消亡来获得灵魂的永生,是用不朽的精神见证自我的价值。他如一只断线的风筝,悠然地栽入水中,精神之光却在后人的纪念中传递。时光流逝如滔滔江水,有人可以死的不朽,就有人可以生的伟大。太史公司马迁志在完成《史记》,于是他身陷囹圄,依然选择笔耕不辍;屡遭挫折,依然选择坚持不懈;遭受极刑,依然选择忍辱负重,用一根傲骨,支持着不倒下,不屈服,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他选择的不是懦弱,而是坚强;不是卑微,而是伟大。因为他的理想还未实现,所以他选择忍辱负重;因为他的作品还未完成,所以他选择坚强地活。让那些流言蜚语在时间的分解下消融,让自己的作为在时间面前无悔。时间证明了一切,后人称《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个选择了生,一个选择了死,是巧合还是必然。答案不言而喻。他们虽然一个选择了生,一个选择了死,但他们却共同诠释了坚定不屈,在人格的魅力面前,生与死都同样显示了伟大,“站着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面不朽”,这正是他们无悔人生的写照,激励着后人将这种精神传承。

一场车祸突如其来,23岁的女孩伤势最严重,但凭着“我是导游,先救游客”意念,她坚持最后一个接受救援。紧急关头时间就是生命,女孩延误了抢救时间,虽然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她的左腿却永远失去了…… 如今女孩坐在轮椅上,却仍保持着以往如花的笑容,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文花枝。“花枝故事”感动了大家,“花枝精神”鼓舞着大家。坚强的文花枝始终笑得很灿烂。2005年8月28日下午2时35分许,文花枝在带团途中遭遇车祸,车上人员6人伤亡,14人重伤,8人轻伤。她身受重伤,全身多处骨折,数度昏迷。身处险境,当营救人员想先把坐在车门口第一排的文花枝先抢救出来时,她却没有忘记一名导游的神圣职责,高呼“我是导游,后面是我的游客,请你们先救游客”,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表现了一个普通导游不怕牺牲、先人后己的忘我境界,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由于错过最佳救治时间,她左腿高位截肢。 文花枝先进事迹推出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中央电视台《人与社会》栏目以《美丽的花枝》为题对她的事迹做了专题报道。 2008年参加了奥运圣火韶山的传递。

1、人民教师谭千秋那一天,他跟平常一样,早早的起来,准时到学校,跟平时一样,出现在讲台上,就着粉笔在黑板上发起熟悉的声音开开始了跟平常一样的生活,只是,当他发现课在摇晃的时候,大声的要同学们赶快跑出去,不要拿任何东西跑出去。

只是,那致命的几秒中,哪里容得了所有的学生都能跑出去,在教学楼要坍塌的瞬间,他把离他最近的四个同学,塞在桌子底下,然后,俯在桌子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保护孩子们的性命。

当救援人们找到他们时,四个孩子平安无事,只是,谭老师的后脑,因为被巨大的石块砸中,整个已经凹下去。

2、2014年5月27日,为救轻生学生,37岁教师朱长海在两三秒快速坠楼的生死关头,用身体托住了学生,学生得救了,他却牺牲了。

3、2019年4月12日下午,在福建厦门环岛路上,一名男子驾驶SUV冲进海里欲轻生。此时海水正在涨潮,SUV在海水里已经处于漂浮状态……见到前来救援的特警,男子却打开车门一头向海里扎去。生死关头,特警队员来不及穿救生衣,冲进海里顶着风浪拼命将男子拽回……

4、陈俊贵,男,汉族,55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乔尔玛筑路解放军指战员烈士陵园管理员。  1979年,陈俊贵随所在部队到新疆参加修筑天山深处独库公路的大会战。

1980年4月6日,部队被暴风雪围困在天山深处,面临断炊的危险。四名战士奉命带着最后的干粮出门求援,在风雪弥漫的生死关头,班长把最后一个馒头给了年龄最小的陈俊贵。班长和战友陆续牺牲了,陈俊贵终于找到了人群,部队得救了。

接受4年冻伤治疗后,他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始终没有忘记班长的临终嘱托:希望陈俊贵可以去他的老家看望一下自己的父母。陈俊贵不知道战友的家庭地址和父母姓名,多方打听无果,1985年冬天,陈俊贵作决定,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来到班长和战友牺牲的新疆天山脚下,为战友守墓。

20多年里,他从未停止对班长父母的寻找。终于,他从一名扫墓的老战友口中得到班长在湖北省罗田县白莲乡的地址。2005年10月,陈俊贵赶赴罗田县,得知班长父亲母亲都已去世。陈俊贵跪在班长父母坟前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你们不要牵挂,今生今世我都将守在郑林书坟前,让他永不寂寞!”

目前,陈俊贵已将班长和副班长的遗骨,从新源县移到新扩建的尼勒克县乔尔玛筑路解放军烈士陵园安葬,还担任了这里的管理员。陈俊贵说:“我不仅可以和班长在一起,还可以守护为修筑天山独库公路牺牲的战友们了!”

5、地震开始前,北川县擂鼓派出所民警李国林正在擂鼓镇召开辖区企业稳定工作会议,突然有一只狮子狗冲进四楼的会议室,朝着大家狂吠,还咬住李国林的裤管朝门外拖。突然,大楼晃了两晃,李国林明白了:有地震!他大声呼喊,与会的八个人全部涌向大门边的厕所,逃过了一劫。

自救成功后李国林赶到了北川中学,儿子所在的初中部五层教学楼变成了三层楼,原来的一楼和二楼都不见了。

呼唤中出现了儿子的求助声:“爸爸,我在这儿,快救我!”可是当时儿子被压情况较重,李国林要求幸存人员从容易处挖起,先救外围的。至当日中午,儿子声息渐无,李国林却已经成功救出了30多个鲜活的生命。

生死观论文主题

由对待安乐死看中西方生死观的差异摘要:随着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的进步,安乐死成为凸入人类视野的新问题。安乐死的提出及由此引发的纷争在西方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在我国,尽管医学界和理论界对此不乏研究,普通人却较少对此进行认真思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中西方传统生死观念存在差异:一是对死亡本质的思考不同;二是珍视生命的目的不同;三是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不同。关键词:安乐死;生死观;中西方差异“安乐死”源自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为无痛苦死亡,现指病人处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而在自己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安乐死的提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纷争在西方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中西方传统生死观念的不同,尽管在中国医学界和理论界也不乏对安乐死的研究,普通人却很少去认真思考安乐死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中西方生死观的比较,来分析造成中西方在安乐死问题上不同态度的原因。一对死亡的有意识回避是中国传统生命智慧的根本特征,它的思想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那里。《论语·先进》中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路的一段关于死亡问题的影响深远的对话:“季路问及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在这段对话中,对死避而不谈,从逻辑上表达了孔子重视生命的意向。孔子极少谈到死亡,《论语》中偶有对死丧的涉及,也不过是在考虑一件礼法秩序中的社会事件。孔子的死亡理念对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回避对死亡及死后世界的思考,珍重世俗生命,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有心态。儒家的言论和典籍中充满了惜命养生的气息。《孟子·尽心上》中有“知命者不立乎危垣之下”之语,其意即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生命、避免危险,以享尽天年。《荀子·正名》中更是进一步指出,“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将生的欲望和要求视为人最大的追求与希望。《诗·大雅》载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语,认为明哲之士都应该善于保养身体、爱惜生命。儒家后来的经典之一《孝经》更是将保全受之于父母的生命当作孝的最起码要求。但是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儒家并不是把对生命的珍视看作目的,重视生命是为了养亲,使双亲无忧;是为了延续后代,使宗族的祭祀香火不断;是为了重于泰山的死亡选择,使人生价值能够实现。把重生理论发挥到极端的是道家。道家提出了善生善死与自然相一致的思想。《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内涵正是以“自然”为不能改变的最高境界,认为只有效法“自然”才能保全生命、颐养天年。《庄子·大宗师》有“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之语,它道出的生死之理也充分体现出道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核心思想,其意是要人们顺化自然,达观生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庄子对生命的漠视。庄子一方面徜徉于对生死问题理性的形而上的思索,认为生死一体并无差别,以此消除人们对于生死一线的恐惧;但同时又将这种思索与世俗的、直感的养生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劝诫人们尽可能地全生而避死,力争善生善死。《庄子·养生主》通篇所言不外就是养生之道,认为人最首要的就是要保全性命。不过道家的重生与儒家显然不同,道家的重生纯粹是为己的,除了保全生命、完善心性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道家的重生理论后来被道教思想家片面发挥,变成了一种探求长生不老、肉体成仙之方的宗教实践,在更大程度上对人们的生死观念产生了影响。佛教生死观与儒道两家原本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其基本主张是一切皆苦,唯有舍世间而求涅槃才可解脱,可见死亡在佛教中并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然而中国化了的佛教———佛家思想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之间

死亡是每个人注定的最终归宿,尤其是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杀伐无常的时代。然而,道家却以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给人以面对生死的淡定与从容,它的生死观蕴含着对生命价值的追寻探讨。品读《道德经》、《庄子》等典籍,我们能发现道家顺自然,尽人事的豁达与超脱,以道观之,生死不过是道的自然变化。正因如此,道家的生死观呈现出安时处顺,不喜不惧的特点。 从时代背景来看,先秦时期的人民寿命普遍较低,而乱世的战火更拉低人们的平均寿命,在这样的社会下,当时普遍出现拥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的学派不足为奇,儒法墨都以匡扶天下,建功立业为使命。但是道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硝烟四起的时代中,道家认为人所需要的不是沉迷功名,流于世俗,而更应该知道自己何所守,何为生命的价值与追求,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具体来说,老子所生活的时代属于春秋时期,此时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社会秩序被打破,上至诸侯下至平民都以私欲为第一追求,不再遵守社会规则与道德规范,因此老子提倡凡事包括生死都应顺应道的自然规律,不能被欲望蒙蔽双眼,合乎道的生活才是最佳的生活状态。到了庄子所生活的战国中期,群雄四起,战争不断,由此带来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人们丧失了对生的希望追求,变成了麻木的生活,于是庄子追寻生命的意义,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从而在乱世中找到个人存在的价值。 道家是一门无为而无不为的学派,道家不尚空谈的性质决定其生死观也并非浮于人世,所以它的生死观绝不是轻生倦世,而是超越迷茫与狭隘的人生观。《道德经》曾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强行者有志”,道家的生死,是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有限的时间中,应绽放最美丽的生命之花。《道德经》在第四十八章还曾说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用无为的心态在生活上积极进取,这才是道家所提倡的生活方式。行无为之事,享无为之德,而不是一味地看破红尘,消极厌世。道家的生死观服务于它的人生观,毕竟,看透生死的目道家的是找到生活的方法,也只有先找到“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答案,才能真正实现活着到生活的转变。 道家重生的同时并不避讳死亡,生死既然是道的表现形式不同,那么就应该安时处顺,笑对一切。老子曾说:“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在面对死亡的大限时,我们总是有不尽悲凉,春秋战国时期,齐王临终前曾发出过感叹,不愿意舍弃如此美丽繁华的国家;严监生临终前都还在惦记那一根多燃的灯芯草,但是道家将这一切都看作是道的新陈代谢,正如春秋代序,日月星移,死亡并不是自然要抹杀人类,而是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完成自己使命后为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庄子·大宗师》里就说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作为道家思想代表人之一,对其也有深刻的认识理解。他能够在妻子逝世时做到鼓盆而歌,在自己大限将至时调侃弟子,正是由于他在看透生死规律后有了达观与洒脱。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对此有过论述,张载曾说:“存,吾顺事;息,我宁也”,尼采也提到过:“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道家对于死亡这一终极归宿的泰然处之,让我想到了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中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也许道家对死亡的认识是让我们平静地走向人生终点站的一味良方。 道家强调“吾生是天地之委形也”,在接受死亡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见生命的宽度。这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观点不谋而合。海德格尔认为人从出生开始便是一场走向死亡的倒计时,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我们何不努力提高生命的宽度,为人生这幅画卷尽可能地画上更多的难忘记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道家的贵生,不能理解为贪生。《列子杨朱篇》就这样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看似是一毛不拔的极端自私,其实是全性保真的体现。儒家在这方面,提倡“杀身成仁”,为了正义和真理献身。道家智慧的高明就在于它更能重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有的哲学与准则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因此,道家提倡个人的天性自由,提倡保存生命的价值,儒家在父母丧事时的“哀毁骨立”,后期理学家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都不符道家的思想观念。在这一点上,道家更有深邃的眼光,因为道家的“生”超越人事,从而对话道,对话自然,最终实现精神的不朽。 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不会随着历史的冲刷而淡去,反而会在时间的淘洗下历久弥新,更焕光彩。道家的生死观,对指导现代社会,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飞跃性提升,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但只要生死的界限没有打破,人类的哲学问题就始终回避不了它。古往今来,一代代哲人或告诉我们生的美好,或告诉我们死的安宁,道家综合取中,以游世的态度告诉人们何为最佳生活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每每困于生死场中,道家告诉我们——“善生善死”。生死是一个因沉重而上升的主题,正是人的墓地成了道的发祥地。在今天,在尘世的喧嚣下,我们常无暇抬头去看看天空,忽有一日回顾过去时,才发现每日的忙碌只会让自己离内心的追求越来越远。庄子在书中告诉我们,六合内外,要重视的是精神的自由与逍遥,而这一切要像《养生主》里面的庖丁一样,用游刃有余的姿态对待生活的种种变化。终有一日,我们都会面对老病的状况,庄子同样用达观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例如《大宗师》中关于子舆得病的故事,子舆是这么回答的:“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关于生命中说了不能算的东西,要随遇而安,善以用之;能够牢牢掌握在手中的,要努力追求,不折不扣,只有精神上的快乐才能使人青春不老,例如游于逍遥。在消费主义至上的今天,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时间相对于每个人来说更是像白驹过隙一样飞逝,保持精神上的达观与自由,便是对善生善死最好的践行。 道家的生死观,也让当代人知道并守护真正重要的东西。道家为只能存在几十年的人构建了一个独立自主而内生封闭的精神世界,现代人们正缺少这种充实内心的食粮。如今,随处可见各种打着养生保健旗号的推销大会,但总不乏有人上当,这正是缺少精神支柱而盲目追求物质上的延长寿命的体现。越来越多的人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活了八十年而是只活了一天而重复了八十年。也许,我们需要一些许由的清心,正心,才能做到寡欲少忧,以“身”为主的物质活动不应阻碍精神的探索,用合乎“道”的精神状态生活便可摆脱物质的陷阱,从而达到愉悦和精神长存。道家的生死观跨越时空,从两千年前的轴心时代直到今天都没有湮没失落,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它更展现出不一样的价值。道家的生死观让人对自己的人生有深刻认识,然后才能创造生活,进而找到生命的意义,安时处顺是一种人生观,更是智慧。

先有“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后来继而又出现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 南宋忧国忧民的南京诗人陆游,生在民族矛盾尖锐时代,他一生渴望收回失地,统一祖国,一腔爱国热情倾注笔下,几度“铁马冰河入梦来”。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报国之情至死不衰。逝世前,还作了绝笔诗《示儿》,寄托了自己的爱国之情:“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文天祥自幼就立志做个忠义之士,早有忠君爱国的思想。但后来被重兵打败被俘,在囚禁中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正气歌》。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他坚贞不屈的意志,忠义昭然,为后人所传诵。 南宋军事家岳飞,少时勤奋好学,并炼就一身好武艺,19岁时投军抗辽。不久因父丧,退伍还乡守孝。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抗击金军,保家为国的戎马生涯。岳飞临走时,其母亲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在以后的抗金战争中岳飞战功显赫,秦桧、张俊等人由于妒忌,将他陷害。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不少的爱国名人在保卫国土安全时,都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 是的,由于他们在生死面前时都坦然面对,一直被后人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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