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学院学报编辑部许

学报简介本学报由德州学院主办，以反映教学、科技成果为主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本刊的办刊宗旨是：繁荣学术、求是创新。办刊方针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理论性、实践性、知识性、科学性于一体，追求高质量与完美形式的统一，以大十六开精装印制，欢迎选题新颖、观点明确、论述充分、文理畅达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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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学院编辑部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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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史研究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栏目中占有较重的分量。政治制度与职官方面,简修炜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历史特点与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密切联系,突出地显示了该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明显个性。方北辰《释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虚设问题》(1989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察该制度的历史渊源,认为魏晋之际,儒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并未根本动摇,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孔这些儒家崇尚的“圣人”,仍享有极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着士大夫的思想,而当世活人要跻身于位至极品的圣人之列是不可能的。陈琳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课》(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晋以后,秦汉时期通过上计来考课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实亡。东晋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课制度,只以输入赋税的多寡来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绩。北魏后期重新建立起考课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课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况较好。赵昆生《曹魏侍中考释》(2000年第6期)对曹魏的侍中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曹魏重要的权力中枢,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核心。关于政治事件,在司马睿对待祖逖北伐的态度问题上,刘伟航《司马睿对祖逖北伐态度之我见》(1988年第2期),不同意历代史家对司马睿的责难和批评,作者认为:自司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势并没有形成一个北伐的大好时机;东晋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也难以成为北伐的经济保障;东晋派戴渊节制祖逖的目的在于对王敦形成威慑,阻止其叛乱活动。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败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历来对曹爽伐蜀的动机及其失败原因研究不够,认识停留于表面。作者认为,曹爽伐蜀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军事力量远不及司马懿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通过伐蜀,曹爽既可控制军队指挥权,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马懿,专断朝政;他所以失败,也不仅仅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及蜀国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司马懿及其党羽的破坏,这种破坏在出兵、作战和退兵时都存在。孔毅《论曹魏之黜抑“浮华”》(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华交会之徒”,旨在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为改朝换代清除障碍;魏明帝曹睿之罢退“浮华之不务道本者”,旨在打击思想上的异己,最终却自毁家门。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史中经久不衰的论题,马欣在《士族新论》(1987年第2期)一文认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称谓复杂、概念混乱。不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给后学者带来困难。根据名实相符和传统习惯的原则,该文对芜杂繁多的概念进行清理筛选,认为较妥贴而且适合魏晋南北朝官僚集团的名称,该是“士族”,其他都不规范。就士族的历史地位问题,文章指出,就整个士族来说,它趋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并把持了政权以后的事情,无视士族的演化过程,一概骂倒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关于门阀政治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门阀制度论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将作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门阀制度与南朝的门阀制度相提并论。北魏鲜卑贵族是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权的,北方以门阀大族为领袖的坞堡不仅维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保留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较高水平的汉族文化。因此北魏统治者不能不依靠门阀大族谋划方略、制定政治礼仪、发展封建经济,因而也就不能不实行门阀制度。针对张承宗“吴四姓”为“东吴四姓”之说,张旭华、王宗广《“吴四姓”非“东吴四姓”辩》(2000年第4期)认为,“吴四姓”应是“吴郡四姓”,即吴郡之顾、陆、朱、张;其中张、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吴郡张温、朱桓和朱据。社会组织、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连载章义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对这一时期奴婢来源和数量的分析;二是对奴婢社会役使范围的考察。前者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主要有战俘、价买、籍没三大来源,较之两汉,私属奴婢的数额显著增加。后者的结论是:这一时期奴婢的役使范围不仅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的役使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且与两汉时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即该时期奴婢的绝大部分已由两汉时期的非生产者转变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都被普遍地役使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周国林的《论蜀吴图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证辨析性质的文章。该文针对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多种看法,通过数据统计,文献、文物的印证,认为蜀吴图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贱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优越的士族,而是对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类的低级官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官吏的总称。张敏《东晋南朝宾客述论》(1999年第2期)认为,东晋南朝宾客的构成成分比前代更为复杂,有门第低、学品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避难的北方人士,有所谓材力死士、门生故吏,也有江湖游客、隐士。宾客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没有与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继续受到王侯大臣的礼遇和重视。不过,宾客的社会地位确实有所下降。二、经济史研究专栏文章中,篇幅较多,影响较大者当属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2期学报刊发了施光明的《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文章涉及的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因为曹魏屯田制度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多有论述,但关于“分田之术”这个具体而重要的细节问题,几乎无人问津。作者认为,“分田之术”是一种授田之法,其具体内容是确定给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数量,大约是一夫一妇一百亩。文章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刊物或复印全文或转摘观点,并马上引起了争论。同年第4期,专栏又刊载了周国林的争鸣文章《“分田之术”是授田之法吗?》,该文指出,“分田之术”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别于“计牛输谷”的征税方式。专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88年第1期,长达三年之久,所发表文章均被《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国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献转载。历代史家关于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胜数,但对他的整个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论述,尚不多见。张雷的《曹操经济政策述评》(1985年第4期)一文,从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曹操的经济政策有着丰富而广泛的内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税政策、奖励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紧密围绕屯田政策而展开的,在他整个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屯田规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郑佩欣的《曹魏许下屯田规模虫虫彖测》(1988年第3期),通过当时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粮食总产量以及劳力的耕种能力等因素的层层分析剥离,得出建安初年许下屯田的大致规模———约拥有60万亩耕地,8000多屯田户,40000余人。商业、交通贸易史研究方面,马志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贸易的变迁与高涨》(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南海贸易得到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州的通商贸易口岸的重要地位,为隋唐以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郑敬高《论六朝的商业资本形态》(1994年第1期)认为,六朝商业发展,以小商人资本兴盛、官僚商业资本强劲、大地主侧身市场为特色,基本实现了商业资本的封建化,它导致了商业资本的饱和。这种饱和以盘剥小生产者取得丰厚利润为前提,是资本与特权结合的结果。超商业强制割断了商业与经济自由、竞争平等、法律秩序之间的必然联系,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积累,构成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致命弱点。刘汉东《水路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相当密切。特别是大批量的货物运输,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较高。水路运输既方便,载重量又大,沿途码头的设施以及较大船只的使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牛润珍的《3—6世纪海河流域城镇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该文不仅考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县级以上的城镇数目,而且还从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等其他学科入手,考察了当时海河流域城镇的布局及其特点。极具学术价值的是,它着眼于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体现了全新的选题角度,而且运用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韩国学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皇光时期的经济政策》(1999年第3期),通过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时期,记室参军封裕的上书来探讨前燕的社会经济政策,试图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解答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之后,异民族以何种形态发展国家。三、思想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辉煌,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课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施光明《论五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选题新颖,把当对许多人忽视的西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代表着魏晋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作者指出,当中原动荡、文事荒落之时,在五凉统治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具有浓郁的西北风采和异域情调的学术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他认为,这是西域与五凉之间学术文化双向交流和双向选择的结果。正是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中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瑰丽多姿的五凉文化。宗教问题仍然是文化讨论中的重点之一。程有为的《魏晋南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将佛教在河南的传播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汉末、曹魏时期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兴盛;至北魏达到极盛,由此他认为,河南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学东渐,河南居“天下之中”,为必经之地。二、其时作为都城的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三、佛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赐予和富人的施舍,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楼台。四、河南地区战火连绵,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为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为教义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黄修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征》(1992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迅猛流播发展的时代,也是佛入中国而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重要特征是受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造和影响日益世俗政治化。无论是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或是作为宗教信徒的佛门僧尼,都没有超然于世俗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政治、参与政治、服务于政治。孔毅、李民《魏晋玄学的衰落及其与佛教的合流》(1997年第2期)认为,东晋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声,儒佛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玄沸合流的关键,而魏晋玄学独立性的丧失标志着玄佛合流的实现,玄佛合流实现后,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佛教的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它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始终不能也不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而独立发展,只能是不断趋于中国化。至宋代,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理学。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朱和平、白贵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影响》(1998年第4期)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化特征有三:其一、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格局;其二、传统文化改造与新文化创造相结合;其三、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造了传统文化固有的颓废,创造了文化新精神,而且使中国文化呈现多样化和丰富性,在文化发展中缓和了民族地域纷争和敌对关系,出现了统一的要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前较少有人论及。梅珍生《中国魏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生观比较研究》(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东西方人学史上,魏晋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历史阶段,在各不相同的历史系列中,这两个时代的功绩无论是因其对过去传统的反叛还是对未来的历史命运的昭示,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价值体系的崩溃,对古典的领悟,艺术的成就,世界的发现,人的觉醒……在这些改变了历史面貌的共同表象的背后,它们由于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生的路向表现出了不同的旨趣:魏晋时代风靡士林的价值取向是玄学人生观,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呈现的则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涵的世俗人生观,而这种差异,又是他们对待人和自然的不同态度造成的。四、军事、民族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军事制度之一的曹魏士家制,古今论者,不乏其人,但在诸如士家的身份等具体问题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意见,刘汉东《论曹魏士家制的发展变化及其阶段性》(1988年第4期)一文,没有将该制度看成静态事物。他认为士家制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时间,曹魏士家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确立和完备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士家的身份地位也有相应的发展和变化。张文强《南朝军制述略》(1998年第1期)指出,南朝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主要为中军和尚书省两个系统;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为都督与州郡两个系统。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为军、幢、队、什、伍等。兵种主要分水、步、骑。中军训练一般在京师建康进行,外军训练一般由各防镇都督刺史主持。当时的兵器是传统的弓、弩、刀、剑、矛,其制造由少府所属的尚方负责,保存管理的机构有南、北二武库。关于战役,潘民中《汲、获之战是官渡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第4期)认为,汲县、获嘉之战与白马之战,延津之战及官渡决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官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汲、获之战发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军攻白马之后、四月曹操解白马围之前的三月间。汲、获之战的战略意图一是消灭袁军别营,解除侧背之忧,二是破坏袁绍军粮基地,陷敌于困境。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问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程有为、吴少珉《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问题》(1996年第1期)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矛盾的形成、发展、激化和缓和的历史状况、统治者民族政策的优略得失、以及民族融合的进程。作者指出,曹魏、西晋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十六国时期是爆发时期,北朝则趋向缓和。曹魏、西晋时期,允许少数民族内徙,有利于民族融合。但西晋江统提议将少数民族迁返塞外,则不利于民族融合,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十六国后期各国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比前期为优。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民族融合的还有民族压迫、冲突、仇杀,最后到隋唐时期内迁少数民族已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五、大族个案研究方面家族、尤其是豪门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姓大族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上世纪90年代该栏目先后发表了多位学者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们分别对家族的源流、婚宦情况、文化特征、家族兴衰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婚媾特征:汉魏以来士族政治的建立与巩固,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升迁及其在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间通过婚姻裙带关系的彼此提携与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别是东晋南朝侨姓士族维持高门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婚媾的变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会地位的变迁。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1993年第3期)对京兆杜氏的婚媾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与颍川荀氏的婚媾情况作了比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且都与皇室联姻。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内司马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冯翊严氏、北地傅氏、太原与祁县王氏、河南元氏等,与荀氏相同,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两族虽然都与皇室联姻,但对皇室的依赖程度不同。苟氏,�子恽娶曹操女,恽子娶司马懿女,荀粲娶曹洪女,荀羡尚晋寻阳公主等,绵延两晋,一直与皇室保持亲戚关系,对皇室的依赖性也较大,几乎是同命运,共兴衰。杜氏,杜预娶司马懿女,杜义女为晋成帝皇后,杜攒尚魏孝武帝妹,仅此而已。他们对皇室的依赖性小,其地位不全靠皇亲。关于仕宦:魏晋南北朝时期,仕宦是衡量门第高卑的标准之一。仕宦的演变最能反映士族地位的升降和家族的兴衰。士族的仕宦是一个变动的历史过程。刘静夫对京兆杜氏和颍州荀氏的仕宦特点作了比较,认为族大人众,累世为官是其共同点。荀氏见于记载的约100人,而杜氏则达120人。荀氏主要仕于汉魏南朝,仕于北朝者极少;而杜氏则遍及南北胡、汉王朝。荀氏在上层交往广泛,在中央做文职高官的多,主要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在上层交往少,做地方军政长官的多,是一个带有豪强色彩的官僚世家。苟氏门第高些,而杜氏生命力强些。颍川长社钟氏也属于汉魏旧族,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研究》(1991年第2期)对其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作了追溯:钟氏自西汉至唐代中叶900多年,世系不断,从东汉末年钟繇到唐代中期钟嘉壁兄弟的500余年,几乎代代有官宦,上至宰辅,下至县令,属典型的士族之家。其家族中不少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关于庾氏家族,孟繁冶《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1992年第3期)一文指出,庾氏家族自东汉至南朝13代,凡74人,近400年的历史。其家族萌芽于东汉,掘起于曹魏、西晋,隆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汉代以前的庾氏先人鲜见寡·闻,正史中鄢陵庾氏的出现是在东汉,庾乘即为鄢陵庾氏家族人物的最早记载。庾乘子嶷,遁,嶷曹魏时官至太仆,大鸿胪。西晋时的庚氏家族已远非曹魏时期,仅在朝中传旨宣诏、教授经学,这时已经能联合朝臣,干预朝政,具有朋党之威、家族之望了。东晋时代,是庾氏家族建功立业的最辉煌时期,也是这个家族人丁兴旺时期,庾亮是这个家族几百年历史上的代表人物。经过东晋废帝年间的政治变乱,庾氏家族已明显地由兴盛走向了衰落。关于学术文化:世家大族要取得社会承认,须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入世做官及官职升迁的重要条件。魏晋士族多以家学明世,以士出身,虽初有军功显者,但后世也往往以学识见称。这也是当时士族骄世傲人的一个资本。孟繁冶《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倔起》(下)(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魏晋时期是庾氏家族政治发展的重要积累时期,其间文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突出。庾氏在东晋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此时也正是该家族文化最发达的时期,文化事业成为他们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庾氏家族成员无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水平,他们在教育、文学、书法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司马氏江左政权与庾氏联姻,除了在很大程度上与庾氏在西晋时期政治上已有积累外,应归结于庾氏家族文化上的优势。刘静夫对荀氏与杜氏在文化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两族各有家学,荀氏以礼乐、律令为主,杜氏原本刑律名家,自杜预后又以传《春秋左氏传》出名。在文化层次上,就整体而言,荀氏高于杜氏,荀氏人才辈出,而杜氏多以吏能或军功显名。六、社会史研究近年来,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关尾史郎《关于安徽曹氏一族墓葬的几个问题》(1997年第3期),作者通过对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葬字砖的梳理、分类,释疑、解读,认为曹氏宗族墓葬是曹腾作为宦官进入中央政权以后开始营建的;曹氏宗族拥有大规模的墓区,说明自曹腾以后的三四代人中,都有上至中央下至郡县的各级官员,相对而言,曹氏宗族是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妇女问题也是这些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万红《试论秦汉到魏晋妇女风貌的变迁》(1991年第3期)指出:魏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与秦汉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魏晋女性得以大胆地与封建礼教进行抗争,他们挣脱了秦汉时代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为自己挣得了一些权力。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相对衰微的时候出现的暂时现象,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随着大一统封建集权专制的再次确立,妇女的社会地位就每况愈下。黄云鹤的《均田制与北朝妇女》(1994年第1期)从经济角度对北朝的妇女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北魏均田制带有浓厚的原始社会色彩,平均主义波及妇女、北方有大片荒芜土地、战乱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及北方思想较为开放等原因导致了妇女受田。妇女受田意味着她们经济上的独立。薛瑞泽、王大健《3—6世纪后妃变态心理剖析》(1995年第2期)从遗传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剖析了3—6世妃后纪变态心理形成的原因、表现及其对社会的危害,作者认为,遗传因素和心理因素是后妃变态心理形成的基础,社会因素是诱发这些变化的直接动因。关于家庭生活,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1993年第2期)如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显著特点,形成这些特点有其政治原因:实行门阀士族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宗法制度的影响;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私有制的影响。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1993年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较多的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不但使婚姻形态多种多样,而且使这一时期的婚龄基本呈下降趋势。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无法展示栏目中的所有内容,有不少好的文章不得不忍疼割爱,难以向读者作重点介绍。好在本文没有提到的许多文章,在史学界也同样早已产生影响。现在许昌师专已升为本科院校,升本后的《许昌学院学报》本着打造名牌,锤炼精品,质量至上,凸显特色的原则,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办好一批重点栏目,而且要把“魏晋史研究”做为特色栏目,放在学报重中之重的地位,在稿源、篇数、稿酬等方面将采取新的激励措施,近期内,该栏目除发表所有关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研究文章之外,将重点组织发表该时期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学术力作。欢迎广大魏晋史研究者继续关爱支持本栏目的建设与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编、研合作,共同努力,把魏晋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学术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常州工学院学报编辑部

还有不收费的刊物吗？现在都收吧？！

现在已经形成了论文产业链，编辑部靠这些赚钱，学生靠这个毕业，老师靠这个评职称，因此基本上都要钱，当然除过自己学校的学报。

《常州工学院学报》创刊于1987年，是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常州工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 [1] 据2018年9月《常州工学院学报》编辑部官网显示，《常州工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有25人。 [2] 据2018年9月25日中国知网显示，《常州工学院学报》共出版文献3807篇、总被下载407909次、总被引7607次、（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7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3] 据2018年9月25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常州工学院学报》载文量为2436篇，被引量为5395次，下载量为48760次；据2015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常州工学院学报》影响因子为。 [4]

常州工学院还不错，学校是一所普通本科学校，在师资力量方面不算强大，但是专业性还是挺强的，教学质量整体还不错，学生就业方也比较广，是一所综合性实力还不错的高校。

常州工学院始于1978年创办的常州市七·二一工业大学，1979年更名为常州市职工大学；1982年，经教育部批准，常州市职业大学更名为常州工业技术学院；2000年3月22日，教育部批准由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常州市机械冶金职工大学合并组建常州工学院。

扩展资料：

办学条件

据2020年4月学校官网显示，常州工学院图书馆有纸质图书131万余册、电子图书320万余册（超星数字图书馆）、电子期刊8,200余种、各类数据库29个、订阅中外文期刊1000余种、报纸50余种。

《常州工学院学报》创刊于1987年，是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常州工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主要刊登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建筑学、经济管理等学术论文。

学院学报编辑部

挺好的。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稳定，有寒暑假，能学到知识，有稳定晋升预期。

学报编辑部是学校的直属部门之一。其主要任务是在校长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学院学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具体职责如下：一、坚持办刊方向，遵守国家出版法规，为提高教学质量、推动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扩大学校影响等服务。二、在编委会的指导下，负责提出、确定本刊的指导原则和编辑方针并组织实施。三、负责制定学报编辑部工作规程及有关条例并督促实施。四、负责提交年度学报出版计划，研究、决定本刊的栏目和内容。五、负责做好组稿、选稿、审稿、定稿、校对、出版、发行的各项组织安排工作。六、负责安排来稿的登记、编号，及时向作者反馈处理意见，并做好保密工作。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七、负责来稿的初审，做好来稿的专家复审，常务副主编、主编终审，特别稿件编委会复核等组织工作。八、组织编辑人员参加校内外的学术活动和业务进修，积极开展科研活动。不断提高全体编辑人员的人文素养和学术水平。九、负责本部门业务信息的收集、整理、提供、报批、实施上网等工作；负责本部门年度档案收集、整理和建档归档工作。十、完成学校领导或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编辑部工作岗位职责1.编辑部主任（1）负责编辑部的行政事务及编辑出版业务的领导工作，包括工作计划制定、工作安排、召开编前、编后会及编辑部的条件建设、制度建设、印刷质量问题的把关等。（2）协助主编组织召开编委会，组织评刊活动，收集编委、作者、读者对学报的办刊质量、栏目设置及编辑工作的意见，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3）制定每期的编辑出版计划及终审、终校工作。（4）负责分管栏目稿件的初审、送审及编校以及分管栏目的组稿工作及组织相关的专题讨论。（5）定期召开编辑部工作会议，组织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6）负责对外联系及交流工作，组织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和学会、研究会的有关活动。 2.编辑（1）负责分管栏目的初审、送审及编校工作，以及分管栏目的组稿工作及组织相关的专题研讨。（2）承担编辑部的通联工作。包括与出版局、质检中心、各数据库中心、学会、研究会的外联工作。（3）承担编辑部的编务工作，包括来稿登记、稿费发放、财务报销及文书档案管理工作。（4）负责维护学报（社科版）的网站运行以及数据库更新工作。（5）负责学报的发行及交流。（6）做好编辑部主任交办的其它工作

学报编辑部好。学报编辑部是全校所有系都一起办的，所以编辑部的水平一般都会超过院系的水平，所以一般肯定都是学报编辑部好。

鄂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收入论著目录如下：一、独著书 1、《元典：文本与阐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2、《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8月3、《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4月4、《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1998年3月第2 版5、《元典：文本与阐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6、《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理工大学，1998年3月第二版7、《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再版，列入《希望工程丛书》台湾桂冠图书公司马1993年5月8、《月华集》，中国显赫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10、《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二、合著书（皆为第一署名） 1、《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2、《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3、《中华文化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4、《绘画中华文明史》，（策划，撰文），湖北教育出版1995年11月5、《中国学术流——论著辑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6、《<劝学篇.劝学篇书后>点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7、《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8、《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东亚智慧的历史启示》，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三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4期，《新华文摘》转载2、《张之洞从清流派的“开眼看世界”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3、《试论道咸间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4、《原典精神与近代化运动》，《中国文化总字》第6期5、《经史同异论》，《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6、《“变异”与“不易”的二律背反——洋务派“变法”观刍议》，《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7、《“敬祖”与“重史” 》，《江汉论坛》，1993年第8期8、《从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9、《近代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渊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 期10、《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新华文摘》转载11、《“元典之树”何以常青》，《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孙中山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诠释》，《光明日报》1995年6月12日《史林》82期12、《厘清概念——以“封建”和“形而上学”为例》，《江汉论坛》，1994年第9期13、《日本“中国学”的启示》，《江汉论坛》，1996年第10期14、《发明发现——创造性思维的奇葩》，《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1 期15、《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文化重演”现象的诠释》，《学术月刊》1996年5月16、《略论中西人文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又被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上发表，The Humanist spirit in China and the West ,Feng Tianyu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8年第3期.17、《东亚整体观的现代意义》，《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1期18、《对东亚智慧的现世意义应持平允态度》，《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1期19、《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20、《中国文化史分期刍议》（与杨华合作），《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21、《戊戌变法成败论》，《开放时代》，1998年第3期22、《东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文史哲》，1998年第4期23、《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24、《洋务派的经世观念》，《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 期25、《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26、《习史偶得(二则)》，《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27、《《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28、《日本幕府使团对太平战事的探察》，《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29、《“千岁丸”──日本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30、《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31、《同治元年日本人上海所见“华洋会剿”》，《学术月刊》，2000年第8期32、《日本使团对清末上海社情的观察》，《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33、《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命》，《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34、《谁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湖北档案》，2001年第10期35、《《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卷首语》，《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36、《“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37、《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展开》，《江汉论坛》，2002年第1 期38、《同治元年日本人对上海社情的观察》，《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39、《瑶族研究新突破——评宫哲兵的《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40、《《人口革命论》序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1、《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42、《中、日、西语汇互动与近代新术语形成》（与邓新华合作），《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43、《分宗别源》，《书屋》，2002年第5期44、《评大型历史影集《辛亥革命大写真》》，《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6期45、《经济·社会·自由:近代汉字术语考释》，《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46、《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47、《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48、《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江汉论坛》，2003年第3期49、《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论争》，《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50、《文化自觉与中华智慧》，《文史哲》，2003年第3期51、《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52、《汉字文化对日本的深广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53、《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以“脑囊”、“几何”、“地球”、“契丹即中国”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54、《中日两国对印度佛教术语的吸纳》，《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55、《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学术月刊》， 2003年第12期56、《先哲启示与可持续发展之道》，《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57、《“汉字文化圈”刍议》，《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58、《“世界遗产”:不可再生的瑰宝》，《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59、《近代新语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60、《《瀛环志略》创制新语的贡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61、《略谈鄂东大师级人物产生的时代背景》，《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62、《近代汉字术语创制的两种类型——以科学、哲学为例》，《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年第4期63、《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64、《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65、《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66、《关于《千岁丸上海行》的中、西、日纪年转换等问题的说明》，《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2期67、《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68、《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4期69、《“经济”辨析》（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70、《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四、其它期刊发表论文 1、《民族先祖，文化英雄——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1993年2、《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双向同构》，《中西哲学与文化》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明夷待访录〉：“复古表象背后的“新变” 》，《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4、《从“华夷之变” 到近代民族主义》，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5、《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增补稿收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辛亥武昌义史事考辨五则》，台湾《湖北文献》第95期，1990年4月10日7、《张之洞与湖北教育》，台湾《湖北文献》第96期，8、《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载《中国近代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五、海外发表论文 1、《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民主主义的结合点》，美国夏威夷大学论文集〈英文〉收入2、《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日本《九洲国际大学论文集》〈日文〉通卷107号3、《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日本实学史研究》〈日文〉收入，日本思文阁下1991年3月出版4、《“文明冲突决定论”辨析》，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春季卷5、《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日文〉，日本《中国21》1998年《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专号》6、《中国语、日本语、西洋语间の相互传播と翻译间的“经济”概念の变迁》，发表于日本京都《日本研究》第31集，平成17年10月出版

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合著图书两部，撰写、发表论文40余篇。2001年晋升副教授以来的主要成果如下：论文赫茨伯格“双因素论”的广告学意义.东方论坛，2002（2）关于西方“把关人”研究“复杂化”与“简单化”的辩证思考.新闻界（CSSCI来源期刊），2002（3）“讲事实”在广告传播中的作用.当代传播（核心期刊），2003（1）清末科技报刊述略. 新闻世界，2003（2）我国媒介“地方化”趋向.当代传播（核心期刊），2003（4）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为例.东方论坛，2005（4）先秦法家的监察思想浅探. 西北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5（6）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广西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06（1）《青鞜》的创办与近代日本女性问题. 新闻大学（CSSCI来源期刊），2006（冬）信息传播·人君耳目·监视环境——以传播学的视角看中国古代监察文化. “帝王观念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 从传播模式与功能理论看中国古代教化.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2）中国古代臣谏君的若干原则——说服学与传播学视角. 东方论坛，2008（2）降价促销与品牌形象塑造——奥格威的品牌形象观念及启示. 东南传播，2008（5）河南布政使族籍考. 历史教学（CSSCI来源刊物），2008（5）从“协调关系”的传播功能看中国古代谏议. 广西社会科学（CSSCI扩展期刊），2008（7）论吉田秀雄对日本广告界的贡献. 东南传播，2008（11）/第二作者韦伯·扬的广告创意观及实践意义. 当代传播（CSSCI），2009（1）信息传播·人君耳目·监视环境——以传播学的视角看中国古代监察文化. 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二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组织传播学分析. 广西社会科学（CSSCI扩展），2009（5）从“孔府家酒”的失误看定位理论. 鄂州大学学报，2009（3）获奖1.论文《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新闻定义的再探讨》获青岛大学科研成果二等奖；2.论文《关于西方“把关人”研究“复杂化”与“简单化”的辩证思考》获青岛市“社科联”科研成果优秀奖、青岛大学科研成果二等奖。3.论文《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2008年6月获第22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是正规的大学，~但很一般，！~如果你的成绩不是很好，可以考虑，下面是这个学校的简洁！鄂州大学由鄂州职业大学、鄂州教育学院、鄂州广播电视大学等合并而成。创建于1984年，是全国1035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国家公立普通高等学校之一。学校位于武昌鱼故乡——湖北省鄂州市，校园占地近2000余亩，校舍建筑面积28万余平方米，实验设备齐全，图书馆建筑面积万余平方米，藏书36万余册，建有千M带宽的校园网，标准田径场、训练馆、游泳池，教学设施先进。学校还拥有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莲花山。高标准的学术交流中心和接待中心——莲花山庄。学校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距武汉仅38公里。学校环境优美，依山傍水，拥绿叠翠，是湖北省内屈指可首的山水园林式学校。1995年10月，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等领导视察我校时盛赞这里是治学育人的佳境胜地。200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视察时对我校赞誉不已，并欣然题词“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鄂州大学带入新的世纪”。学校设有五大学院，即教育学院、经济学院、医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建筑与机械工程学院；六个科研单位（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医药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机械工艺研究所、景观建筑设计研究中心、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开设有20余个专业，每年从全国各地招收大量新生。现有全日制普通大专生6000余人，成人大专以上学历教育在籍学员3000人。学校拥有一支素质优良、学历合格、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现有专职教师471人，其中博士、硕士生109人，教授21人、副教授89人，还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及澳大利亚南澳大学等高校聘请30余名知名学者为兼职教授，著名教育家朱九思为我校名誉校长。根据湖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优秀专科学生经过学校选拔，参加省统一组织“专升本”考试录起后，可进入省内多所本科院校相应专业深造，并取得该校普通本科学历证书及学士学位。学校与美国林肯大学、澳大利亚南澳大学等联合办学，在校生、毕业生可在相关学校继续攻读所设置的课程，符合条件者可获相应学校相关专业的学位。学校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等高校建立了稳定友好的合作关系，每年互派留学生，还互派访问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学校有一报一刊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在全国公开发行，其中《鄂州大学学报》被评为地方优秀期刊。学校坚持教学带动科研，科研促进教学，教师每年在省级以上公开出版物发表论文100余篇，部分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奖。学校自创办以来，共为国家培养大专以上学历高级应用型人才数万人，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少量学生应聘到美国、日本等国家，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诞生的鄂州大学经历了一个艰苦创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久前，鄂州市人民政府已将鄂州职业大学等几所高校组建为湖北城市学院的报告呈送给省政府，学校正满怀信心地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力争早日建成以城市建设为主的多科性本科院校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