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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就业问题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3 00:56:45

贫困村就业问题研究论文

写作思路:把脱贫攻坚的方针政策写下来,重点阐述帮扶力量,产业帮扶。

全面脱贫攻坚是2020年的“重头戏”,基层干部还需不忘为民初心,牢记脱贫使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紧绷全部脱贫“这根弦”,做到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

紧绷“持续帮扶”这根弦,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开展扶贫措施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扶贫措施是脱贫攻坚直接动力来源,如果我们机械化搞“一刀切”,对已脱贫人员立刻停止帮扶,可能会使数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在帮扶措施上持续发力是过渡期的必由之路。

一是要留住帮扶力量,驻村服务队作为贫困村脱贫摘帽的急先锋,为贫困户脱贫、产业项目创收指明了道路,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还需坚持留住服务队,站好最后一班岗。

二是要开展动态帮扶,及时帮扶因疫致贫返贫人口,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三是要注重产业帮扶,巩固脱贫成效。支持扶贫产业项目尽快复工复产,提升带贫能力,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更多机会。

紧绷“稳定脱贫”这根弦,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情况和扶贫成效直接挂钩,如果在脱贫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致贫、返贫,就会“为了芝麻丢了西瓜”,忘记了我们扶贫的初衷是为了全面小康。所以,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

一是要杜绝各类数字脱贫,密切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工作情况,及时关注辖区脱贫情况。

二是要重点关注贫困边缘户,及时保障边缘户的住房饮水安全,防止贫困边缘户出现因病、因学而致贫返贫等情况。

紧绷“共同富裕”这根弦,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全面脱贫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我们要全力做好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全面完成脱贫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一是要以扶贫项目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壮大乡村产业,逐步扩大受益人群,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致富。

二是要充实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吸引更多人才投入乡村沃土,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伟大时代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还需紧绷全面脱贫“这根弦”,做好持续稳定脱贫的文章,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农民工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群体。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他们继续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做出贡献。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这一群体逐渐形成。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老一辈农民工已经逐渐被农民工所取代。农民工已成为新时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面临着各种问题。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日益引起我国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如何解决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在深入研究农民工城镇就业现状、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趋于相对公平,但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农民工在就业机会、行业、劳动工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

去屎 热屎我了 就差中暑了

农村包围城市。

贫困农村生活研究论文

写作点拨:可以写一些关于脱贫方面自己的想法,关于脱贫对于我国的意义,例文如下:

全面脱贫攻坚是2020年的“重头戏”,基层干部还需不忘为民初心,牢记脱贫使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紧绷全脱贫“这根弦”,做到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紧绷“持续帮扶”这根弦,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开展扶贫措施要有“要定青山不放”的毅力。扶贫措施是脱贫攻坚直接动力来源,如果我们机械化搞“一刀切”,对已脱贫人员立刻停止帮扶,可能会使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因此,在帮扶措施上持续发力是过渡期的必由之路。

一是要留住帮扶力量,驻村服务队作为贫困村贫摘帽的急先锋,为贫困户脱贫、产业项目创收指明了道路,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还需坚持留住服务队,站好最后一班岗。二是要开展动态帮扶,及时帮扶因疫致贫返贫人口,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

三是要注重产业帮扶,巩固脱贫成效。支持扶贫产业项目尽快复工复产,提升带贫能力,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更多机。紧绷“稳定脱贫”这根弦,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情况和扶贫成效接挂钩,如果在脱贫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致贫、返贫,就会“为了芝麻丢了西瓜”,忘记了我们扶贫的初衷是为了全小康。

所以,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一是要杜绝各类数字脱贫,密切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工作情况,及时关注辖区脱情况。二是要重点关注贫困边缘户,及时保障边缘户的住房饮水安全,防止贫困边缘户出现因病、因学而致贫返贫等情。紧绷“共同富裕”这根弦,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全面脱贫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我们要全力做好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全面完成脱贫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一是要以扶贫项目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壮大乡村产业,逐步扩大受益人群,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致富。

二是要充实乡村振人才队伍,吸引更多人才投入乡村沃土,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伟大时代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还需紧绷全面脱贫“这根弦”,做好持续稳定脱贫的文章,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胜利,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也可摘选以下内容:

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脱贫致富指日可待。绷紧“精准弦”不放松,脱贫致富种好“幸福花”。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是行动取得实效的关键。

脱贫攻坚若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关键在精准。只坚决摒弃“大水漫灌”“走马观花”“空喊口号”等行为,真正下足精准扶贫的绣花功夫,才能切实提高脱贫成效,防返贫。精准须找准“穷根”。

要不怕山高路远,原汁原味地“看穷”,把情况掌握清,找准“穷根”,尤其是盯准“硬头”,完成当前剩余的脱贫攻坚任务。精准须因地、户、人施策。要把好脉、开好方,明确靶向、对症下药。

未脱贫,制定详实“怎么扶”方略,逐项落实力求高效;已脱贫的,防返贫举措必须精准对焦,重点关注因“疫”返贫群体,找并堵上可能导致返贫的风险点,让已取得的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有效巩固和提升。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唯有绷紧思想、政策、精准三根弦不放松,才能啃脱贫攻坚“硬骨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写作思路:把脱贫攻坚的方针政策写下来,重点阐述帮扶力量,产业帮扶。

全面脱贫攻坚是2020年的“重头戏”,基层干部还需不忘为民初心,牢记脱贫使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紧绷全部脱贫“这根弦”,做到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

紧绷“持续帮扶”这根弦,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开展扶贫措施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扶贫措施是脱贫攻坚直接动力来源,如果我们机械化搞“一刀切”,对已脱贫人员立刻停止帮扶,可能会使数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在帮扶措施上持续发力是过渡期的必由之路。

一是要留住帮扶力量,驻村服务队作为贫困村脱贫摘帽的急先锋,为贫困户脱贫、产业项目创收指明了道路,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还需坚持留住服务队,站好最后一班岗。

二是要开展动态帮扶,及时帮扶因疫致贫返贫人口,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三是要注重产业帮扶,巩固脱贫成效。支持扶贫产业项目尽快复工复产,提升带贫能力,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更多机会。

紧绷“稳定脱贫”这根弦,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情况和扶贫成效直接挂钩,如果在脱贫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致贫、返贫,就会“为了芝麻丢了西瓜”,忘记了我们扶贫的初衷是为了全面小康。所以,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

一是要杜绝各类数字脱贫,密切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工作情况,及时关注辖区脱贫情况。

二是要重点关注贫困边缘户,及时保障边缘户的住房饮水安全,防止贫困边缘户出现因病、因学而致贫返贫等情况。

紧绷“共同富裕”这根弦,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全面脱贫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我们要全力做好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全面完成脱贫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一是要以扶贫项目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壮大乡村产业,逐步扩大受益人群,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致富。

二是要充实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吸引更多人才投入乡村沃土,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伟大时代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还需紧绷全面脱贫“这根弦”,做好持续稳定脱贫的文章,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扶贫工作作为党的富民政策的组成部分,作为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全党的重视和全社会的支持。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抓好扶贫工作。因此,如何搞好扶贫工作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家垭村的剖析,找出贫困地区贫困的成因,并提出一些对策。南漳县薛坪镇宋家垭村是一个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4元的贫困村,辖7个村民小组,1 2 5户,586人。 过去这里传着一句顺口溜,是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真实写照:“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吃粮靠救济,油盐靠鸡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家垭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经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l来了,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生活比较贫困。据统计,宋家垭村年人均纯收入19 8 9年只有156元,经过市民政局两年的扶持,1990年为187元,1991年达到了214元,仍比全县年人均纯收入493元的水平低。一、成因浅析调查表明,造成贫困地区长期贫困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内部的原因。从宋家垭村贫困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1、自然资源贫乏。宋家垭村地处山区,位于南漳县西部,平均海拔800多米,耕地面积678亩,人均耕地只有亩。这里资源贫乏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山上没有砍的。这里虽然山场面积大,但是山上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没有土层,长不成大树,只有一些灌木生长在石缝之中。二是地下没有挖的。据地质技术人员勘探,这里没有重要的矿藏可挖。三是耕地贫瘠。这里的耕地一部分在山沟里(当地叫冲),大部分分布在半山坡,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梯田(当地叫架子田),土层很薄。这种耕地既不保墒,也不保肥,更不保温,粮食产量极低。尽管近年来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良种、化肥,地膜,但年亩产粮食一直在700斤左右徘徊。四是水源十分缺乏。宋家垭村无水源,庄稼需水和人畜饮水全凭老天恩泽。近年来我市民政局拿出2万多元帮助村里建了近百口蓄水池,缓解了人畜饮水的矛盾,但对庄稼旱期灌溉却无能为力。若是风调雨顺年成尚好,若是遇到灾害,粮食就会减产或绝收。前几年曾多次在玉米扬花压米的关键时期出现“卡脖子旱”,致使好端端的庄稼大量减产。2、交通运输不便。产品能不能转化成商品,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交通运输。如果交通运输不发达,产品运不出去,永远实现不了它的商品价值。宋家垭村恰恰是在这个环节上存在问题。这里地势高、山多,125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几十座山坡上和14条沟沟洼洼里,往往是一座山一个洼就是一户人家。通往各家各户的路都是羊肠小道,行走十分不便。1组3户农民住在海拔1200米的高岭寨,那里山高坡陡,道路更难行,全村农民运输全靠肩挑背驮。最远的几户,到村委会交售定购任务粮或买化肥,要用背篓背三、四公里,翻越六、七座山,走两个多小时。冬、春大雪封山后,农民们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由于交通不便利,这里山上生长的柿子、核桃、白果、樱桃、香椿、薪柴等土特产无法运出上市,白白地被烂掉或自己消耗了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信息也很难传播到这里,使这里变成了"世外桃源"。3、商品意识淡薄。贫困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意识淡薄。他们没有经商或从事商品生产的欲望,总是停留在“养猪为过年;养鸡弄几个油盐钱,种田求个肚儿圆”这个旧观念的圈子里,不敢大胆突破。如宋家垭村有这么两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各家各户每年杀猪以后,不是拿一部分到市场上去销售,变成现金,然后用于生产投入,而是分割成若干块,用松烟熏一熏保管起来,留着自家慢慢吃。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平均熏猪肉200多斤,最多的户有400多斤,使资金不能快速周转,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二是农忙以后,青壮年劳力不是出去找活路,跑生意,搞副业,而是呆在家里享清闲,好端端的劳力和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4、产业结构单一。 贫困地区农民往往不注意因地制且调整产业结构,传统的种田顾肚子观念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其贫困的一条重要内因。据统计,宋家垭村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毛收入)为万元,其中农业收入万元,占;林、牧、副业收入万元,占。集体有一个由市民政局扶持的粮油加工房和一个小商店,个体加工和商店是个空白。桑蚕生产按说是宋家垭村一个占地少、收益大、见效快的经济项目,但在这里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各家各户只是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了少部分桑树。全村今年春、夏、秋三季养蚕才60张,潜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今年市民政拿出资金4430元,购买了万株桑树苗和320棵速成白果树苗,让村里发展桑园和白果园。开始农民们还不乐意接受,舍不得拿好田,后经工作队员反复宣传,部分农户才算拿出了5分当家田种植桑树和白果树。5、社会化服务程度低。这是造成贫困的一条外部原因。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由过去的集体经营,变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这就要求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化服务与之相配套。但目前贫困地区的社会化服务程度较低,不能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据调查,目前少数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向农民群众征收过多,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较少。如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向镇兽医站交5元钱家畜家、禽防疫费,但兽医站却不发防疫药,不打防疫针。农户的家畜、家禽生了病,兽医站从不过问或治疗,即使费力把他们请来,还要交医疗费。一组农民刘高峰家养有一头80多公斤重的肥猪和一头老母猪,由于畜医站未发防疫药,未打防疫针,生病后又无人治疗,结果今年上半年得病后杀了一头,下半年另一头只差三天就要下仔的老母猪又病死了。刘高峰今年仅此一项就损失700多元,他的爱人还大哭了一场。另外,农民急需的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也很难买到,出售粮食、蚕茧不能完全领到现钱,存在打白条现象,农业生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6、文化教育落后。文化教育落后是贫困地区的一个通病,也是造成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即人起着掌握生产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重要作用。人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到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依靠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但目前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富裕的农村。这里农村没有电影、电视看,没有收音机和广播听,书报杂志也很难看到,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村办小学师资和教学条件也差,一、两个民办教师带七、八十个学生,一、四年级合一个班,二、三年级合一个班,两个老师既带语文,又带算术,其它课程只有砍掉。由于教学条件差,学生升学率极低,大部分只能读个小学。据统计,宋家垭全村586人中,高中毕业钩有14人,初中毕业的有45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80人,文盲、半文盲为216人,占总人口的。村干部的文化结构也极不相称,全村6名干部中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名,另4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很难想象,象这样文化教育状况的地区,怎能快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二、对策展望如何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道难题。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联结民政、财政、科技、供销等众多部门,并且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企于短期内即达目标。针对上述分析的原因,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实践证明,搞好扶贫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一步体现党的宗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政治大事;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行动;是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稳定农村局势的实际步骤,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经济任务。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扶贫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常抓不懈。具体讲,其一,要成立扶贫工作常设机构,配备素质较高的干部,组织协调扶贫工作,研究、交流扶贫工作方法和经验。其二,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坚持采用派驻扶贫工作队和工作组的有效形式;实行对口承包,不脱贫不脱勾,并具体规定一些奖惩办法将责任落实到人。其三,要组织和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帮助扶贫工作。2、制定扶贫规划,确立扶贫目标。要想使贫困地区改变贫困面貌,首先必须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选准主攻方向,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扶贫规划。规划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总体规划,即通过扶贫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应达到的总的目标;二是年度规划,即每年所应实观的目标;三是各项具体规划,如人才培养规划,科技兴农规划等。规划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各地实践证明,凡是制定了一个好的规划的地方,那里的扶贫效果就明显。反之,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人一套搞法,其结果只会是年年扶年年贫,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贻害无穷。3、扶本、扶智,增强造血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有两条:一靠政策,二靠科技。长期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扶贫工作,国家拔出了大批救灾、救济款物,并取得了显著效益。但一个值行注意的问题是,在扶贫过程中,由于对人才与技术的开发与扶持不够,其结果是:“救济年年搞,年年不温饱,专靠钱和物,穷根断不了。”这说明光靠输血只能维持生命,只有传授技术,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健康成长。扶贫工作必须抓住“扶本扶智”这个根本。扶本扶智就是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苦干实干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发展教育,输入信息,更新观念,改变人的愚昧状况;就是要向广大贫困户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传授一技之长,发展生产,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的实际能力。4、分清贫困户类别,因人施扶。我们在调查中发观,虽然一个村是贫困村,但穷衬里也不乏富裕户。为什么在相同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下,却有穷有富呢?这就需要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再分析原因,最后因人施扶。目前农村贫困户按其原因来分,大致有如下十种类型:(1)缺劳力型,(2)缺资金型,(3)缺技术型,(4)缺门路型,(5)经营无方型,(6)痴呆傻弱智型,(7) 孤老(小)型,(8)懒惰型,(9)家大口阔型,(10)天灾人祸(包括疾病)型,等。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扶持办法。如对缺劳力型户,我们就要发动同村同组农民义务帮工,并减免其义务工,帮助他们发展食用菌,桑蚕、家禽等轻体力、技术型、收益大的生产项目。对懒惰型户,一是要扶志,即帮教立志,使其克服好逸恶劳的恶习。二是制度约束,防止其外出乱跑。三是诚心帮助,解决其具体困难。对天灾人祸和患病致贫型户,政府和集体要及时扶持资金和物资,给予救济,使其增强抗灾自救的能力,尽快恢复生产。5、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口控制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贫困地区能否最终脱贫致富的关键问题。在贫困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要尽快控制住。不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要采取措施,克服近亲生育、人口素质下降的倾向,避免痴呆傻和弱智等新的贫困因素再生。如果贫困地区不把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抓好,即使我们的财富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加,但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结果仍旧摆脱不了贫困,达不到小康。特别是我们农村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要把好第一关,坚决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为控制人口做出积极的努力。6、跳出“以粮为纲”的圈了,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病根。贫困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普遍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的艰巨任务。以选择发展具有当地优势的产业为目的的调整,是扭转贫困地区经济恶怀循环的一大工程。如宋家垭村人平只有亩地,种粮食充其量只能混个肚儿圆。若充分利用当地荒山坡地,大力发展优质烟叶,茶叶、桑蚕、板栗、核桃,白果、杜仲、枣皮等收益大的经济项目,再辅之以其它工付业项目,尽快脱贫致富是不成问题的。7、发挥上级和基层两个积极性,启动内在活力。区域贫困、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制定了许多扶贫的优惠政策,上级每年把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投放到贫困地区。这有它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即从客观上助长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因此,扶贫工作必须注意把上级政府扶贫的积极性与当地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脱贫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起来,改变过去那种把扶贫工作单纯看作是上级政府的事,而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和部门处于应付被动地位的状况。当地政府及其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民及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同时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杜绝乱摊派,减少不合理的收费,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贫困问题的国外研究论文

研究、治理、开发和摆脱贫困,这也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贫困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的主题。这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并衷心地希望经济学家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时不要忘记给贫困问题留点地位。但是,贫困作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为人们所重视,且被纳入理论研究的领域,其历史并不长。贫困问题开始被社会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课题之一,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而真正对此进行广泛关注并进行理论探讨则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贫困理论 如果仅仅从贫困现象成为理论研究的内容来说,贫困理论起源更早,但在这种理论中,贫困并不是研究的主题本身。大约从16世纪开始,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改造人类社会,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理想社会的角度,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和祸害,贫困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违反理性原则的集中表现,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这是对贫困的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贫困被看作是制度的产物——贫困的根源是私有制;贫困是作为社会不公平的结果看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由此,认为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消灭私有制。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贫困的研究是从政治变革的立场出发的,除了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进行归纳和较为详细的描述外,对贫困问题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所涉及的贫困,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贫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研究,涉及到了大量的贫困问题,但这些问题发生的背景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是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最典型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频繁爆发和失业人员大量出现的特殊时期。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深刻的揭示当首推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最早从制度层次上揭示了贫困的根源。马克思的贫困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趋势的理论,具有阶级贫困的性质与制度分析的特点。马克思的贫困学说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吸吮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这种私有资本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是马克思称之为“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雇佣劳动制度怎样给雇佣劳动者阶级带来贫困化呢?马克思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级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示出来”。而这个规律,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不断地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扩大资本主义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提高。随着资本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相对地增大,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从而雇佣工人也相对地减少,因而不断地产生出一个相对的超过资本增值所需要的过剩人口,从而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个过剩人口不是同生活资料相比而成为绝对多余的人口,而是同资本积累相比变为过剩的。马克思写道:“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因此,马克思作出结论说:“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由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级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7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一规律的实质就是:在一方,资本的积累越多;在另一方,工人的失业和贫困就越大。马克思的结论是:失业和贫困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增长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不是社会福音,而是贫困积累的厄运。资本积累的后果必然是:一极是资产阶级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但无产阶级如何改善自己的贫困命运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图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改变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上,那只是天真的幻想。马克思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比喻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把无产阶级的贫困命运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特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普罗米修斯把神火带到人间,造福于人类,却被锁在岩石上遭受饿鹰啄食肝脏的折磨。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而自己却牢牢地从属于资本,日复一日地经受资本剥削而日益贫困化。他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剥夺者被剥夺”。 马克思断言,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必须从制度本身寻找答案,在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中实现反贫困的目标。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他们预言:制度更迭将是彻底解决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惟一途径。而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在这种社会财产异常丰富、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社会制度下,符合逻辑的推断必然是贫困消失的结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本质和根源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增长的趋势。同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命运的根本出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也涉及到贫困研究的一些具体层次,如绝对贫困分析,但并不着意于贫困研究本身。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是服务其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在于通过贫困的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去说明、论证其政治主张。并且这种贫困研究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即主要是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为研究对象,没有涉及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更不用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中面临的贫困问题。现在看来,贫困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只是社会贫困中的一种存在形式。现代社会中贫困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三、西方经济学者的贫困理论 贫困是一种国际现象,消除贫困也是世界各国努力的目标。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围绕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贫困这两个基本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 (一)马尔萨斯对贫困问题的探讨 从理论渊源上讲,最早对贫困问题进行探讨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代表作《人口原理》中,最早对贫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虽然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辩护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贫困自身是贫困的原因。因为:一是“两性间的情欲”会导致人口在食物供应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张;二是人口的加速增长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从而对既定的土地资源形成压力,一旦这一过程趋于恶化,其结果只能是饥荒和死亡的增长;三是从长期看,食物供给的增长滞后于人口的增长,即食物供应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贫困是不可避免的,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相干。不仅如此,他还企图证明,私有制还是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的最有效的制度。 (二)发展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在探讨贫困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方式等方面创立了一系列著名的理论和模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哈罗德和多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W·W·罗斯托的“经济起飞论”、劳尔·普雷维什及萨米尔·阿明的“中心—外围理论”等等。其中,由于缪尔达尔、刘易斯和舒尔茨对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和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特殊贡献,分别获得了1974年和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这些理论模型与政策主张有着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减缓贫困的政策框架、公共支出、银行信贷工具,以及针对项目的运行机制研究。 总之,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们围绕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贫困这两个基本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然而,综观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在探索这两个基本问题时似乎轻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实质问题。事实上,正是对贫困实质问题直接或间接的不同回答,折射出不同的发展观,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对前述两个基本问题的分析思路,影响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三)主流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主流经济学则从公平与效率抉择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理论解释。主流经济学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解析源自于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漏桶实验”提出:假如富人失掉的每1美元中只有一部分——也许为2/3落到穷人手中,那么在公平名义下的再分配就伤害了效率的经济目标。他以“既要注意解决一部分人的贫困问题,又要发挥好市场机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的目的出发,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著名的原则方案:“在平等中注入某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某些人性。”为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利用“收入可能性曲线”进行了更加直观的动态分析。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球化会使平均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公司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得较大的经济增长,而穷国的发展快于富国。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富国资本应该流向穷国,而劳动力应该从低薪地区移往高薪地区。结果,在劳动力和资本,最终是收入方面,贫富国家最终将融合在一起。 (四)福利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霍布森、阿瑟·C·庇古、帕雷托及阿马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则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对贫困问题进行了理论释义。福利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探讨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以增加社会福利总量为宗旨的传统福利经济学。英国经济家霍布森认为,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增进人类的福利,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发现现行社会制度下财富分配所依据的原则,提出改进财富分配以消除现行制度下分配不均的办法。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则提出,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应包括对一个社会的整个成员的经济福利的考察。而阿瑟·C·庇古在其《财富和福利》一书中,一方面对福利进行了界定,把福利界定为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一个人的福利就是个人福利的总和,社会的福利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总和;另一方面,对增加社会福利总量的途径进行了选择。认为国家应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在不影响国民收入增加的条件下,通过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增加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增加社会经济福利。 二是以“帕累托最优状态”为前提的新福利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后,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增加的条件重新进行了分析和限定。认为,如果在社会上增加某些人福利的同时,减少了其他人的福利,就不能认为社会的福利增加了。社会福利的增加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都增加了;二是有些人的福利增加了,而其他人的福利并没有减少。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保证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而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获得最大福利,或者使一部社会成员的福利增加而不使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减少。这就是在著名的“帕累托条件”下对福利增加途径的选择。 三是阿马蒂亚·森以收入均等程度为指标的福利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阿马蒂亚·森认为,帕累托最优化原则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问题。按照帕累托最优化原则,任何一种收入分配状况都是最优的,但是一种收入再分配过程都是对帕累托最优化的破坏。因为收入再分配总是会使一部分人的收入下降。其结果是对“帕累托条件”的一种悖论。因此,收入分配结果应该成为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一种评价标准。即收入分配理论应该有一个价值标准,用来评价一种收入分配结果是否比另一种收入分配结果更好。一个常用的方法是衡量社会福利函数的变化。并认为社会福利水平应该取决于两个主要决定因素:一是平均收入水平;二是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衡量一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指数则应该考虑如何把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 阿玛蒂亚·森以独特的视角研究贫困问题而荣获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他认为:“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第1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他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它突破了传统流行的将贫困等同于低收入的狭隘界限,提出用能力和收入来衡量贫困的新思维,拓宽了对贫困理解的视野。阿玛蒂亚·森认为,一是贫穷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而不仅仅是低收入;二是收入是获得能力的重要手段,能力的提高会使个人获得更多的收入;三是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不仅能直接地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还能提高个人获得更多收入及摆脱贫困的能力;四是提出用人们能够获得的生活和个人能够得到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一句话,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的落脚点在于: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 四、国内学者对贫困问题的探讨 较之发达国家对国内贫困问题较为完整而深入的研究及较丰富的贫困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其国内贫困状况的研究显得明显不足,滞后于反贫困行动。中国政府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援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就通过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贫困地区输入资金和物质,减缓贫困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然而却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对贫困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探讨,仅仅将贫困地区的经济援助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去实施。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启动,而且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数千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一极为艰巨而有意义的任务相比较,我国贫困理论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显然力度不够,进展有限,滞后于反贫困行动对理论的要求。 (一)改革开放以前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 按照经典作家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那么贫困也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但后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却未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经济贫穷落后的国家。当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现实时,这些国家出于信抑的需要,更出于维护制度声誉的考虑,便不顾事实存在而主观政治性地长期回避贫困问题。其结果是在“消灭贫困”的舆论背景下却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因此,新中国建立后,贫困问题虽严重地存在,但是传统的理论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占有上的人人平等,理所当然地也就不存在贫困。即使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存在的贫困也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历史的产物,即旧时代的遗产和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结果,是暂时的现象。因此,过去贫困和反贫困的问题不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规划和党的纲领性文件里,并长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禁区”。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是拒绝或否认社会主义贫困的存在。虽然人们每天都在面对着贫困、感受着贫困,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却是禁区,研究者必须避开现实的客观存在,去研究非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怪异的现象,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恰好在交叉状态下进行:社会主义学者研究的是资本主义贫困问题,部分资本主义学者研究的却是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 目前,关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贫困问题的具体数据是比较少见的,许多问题只能靠回顾性的描述。现存数量很少的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统计数据,大多并非出自于社会主义国家本身,而是来自西方的学术著作。这一事实,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转型前社会主义国家对自身贫困问题研究的严重缺失,它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特殊背景下难以填补的学术空白。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中国对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中国对贫困问题的社会关注和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因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广大农民很快脱贫致富,但仍有1/10的农村人口从这一制度变迁中受益极为有限,一些人甚至连最基本的食品保障问题都没有解决。因此,从1985年开始,中国政府大规模推行直接面向广大贫困地区的反贫困措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贫困问题不仅出现,而且其规模越来越大。国内一些学者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颇有建树的论文和专著。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由于研究基础比较薄弱,这些研究成果与国际学术界相关成果相比较,还存在很大差距。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学术研究与中国剩存的数千万贫困人口未摆脱贫困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相比较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反贫困理论滞后于反贫困实践的问题还十分突出。随着中国转型的逐步深入,贫困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但目前,对贫困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研究仍难尽人意,更不用说对这一体系的构建。概括起来,目前国内反贫困理论的研究的体系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实证分析强于基础理论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理论界有关贫困问题的理论总是包含在其它经济学学科,诸如人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真正意义上的贫困问题的理论体系尚未构建。即使是最早提出“贫困经济学”这一概念的舒尔茨,对贫困解释的逻辑归点也是单一的,线性的。他认为,“土地本身不成为贫困的关键因素,而人是关键因素,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效益能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即造成贫困的关键性因素不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低,而是人的素质低。因此,他的逻辑思路,是将结论最后导入他的最得意学说——教育经济学中去。 国内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主要受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他们大多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侧重于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调查研究。也有部分学者更加具体地研究一些反贫困的实际措施。近几年各类反贫困的论文、专著中,基础性研究明显少于实证研究,学者们研究最多的问题是西部地区扶贫开发的措施选择、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对策、“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经验推广、以工代赈的适用范围等等。 二是反贫困理论的针对性对象偏重于农村。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是由于二元经济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扶贫政策的主观倾向。在这种明显的倾向下,一方面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反贫困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另一方面城镇贫困理论研究则严重滞后于反贫困的实践。而且就总体而言,国内理论界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关注甚于对相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对区域贫困问题的讨论远远多于对个人贫困、阶层贫困问题的探讨;对城镇贫困的研究远远不及对乡村贫困的研究(关信平、黄平,1997);扶贫机构、扶贫资金、扶贫政策主要集中指向贫困的乡村地区,比较而言,政府尚未真正重视城镇中的贫困问题(张问敏、李实,1992;国家统计局,1991)。 三是反贫困理论内涵明显倾向于经济。即从内涵角度分析问题,中国现有的反贫困理论具有较明显的经济性倾向,在探讨贫困原因和寻找反贫困对策时,大多局限于经济框架范围内。而目前的问题是,从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等角度进行贫困和反贫困理论研究的还不多。从而很难对中国剩存的城乡贫困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分析,也终将会影响到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反贫困的实践效果。 四是对贫困因素的分析过多侧重于自然因素、历史因素,而对造成贫困的制度性因素分析不够。以上反贫困理论的分析方法都忽视了对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从制度的视角研究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扶贫理论、扶贫政策和扶贫机制,并且试图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反贫困理论体系。 总之,就总体而言,西方经济学者的贫困理论大多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而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于反贫困行动,且比较成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方面。且迄今为止均未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良策。 而国内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成为我国公众、政府及专家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已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包括各级课题研究报告、专著、硕士或博士毕业论文等。纵观国内理论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大多是研究农村贫困问题,且至今尚未形成系统的贫困理论,城镇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更是严重滞后,尤其是对中国目前剩存的城乡贫困问题更是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全方位的理论研究。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反贫困理论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如何立足体制转型、入世挑战等多重背景,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尤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前提,借鉴国内外理论界对贫困问题的已有探索,运用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对中国剩存的城乡贫困问题,从一般到特殊、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对策、从国内到国外、从微观到宏观、从横向到纵向进行较全面、系统、深入的全方位的研究,从宏观上构建起系统的、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贫困理论,无论是对中国剩存贫困的治理,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题一:导致人贫穷的原因有哪些呢? 贫困问题和其它社会经济现象一样,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同的学科,对它的定义和看法是不同的。 导致贫困的原因很复杂,并且贫困者之间的原因也不尽相同。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贫困原因的表达也有差异,透过种种贫困的表面现象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就会得出导致贫困的原因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 1、消极的思想观念: 消极的思想观念和悲观的人生态度,只会带来贫穷的结果。这是因为: (1)消极的思想观念会失去和放弃很多挣钱的发展机会。富裕的有钱人都有着积极上进的思想(最起码是曾经有过),他们善于捕捉有利于自己发展和挣钱的机会,有的富裕者不仅不会失去每一个机会而且还善于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会。 (2)消极的思想就决定了消极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消极那他为社会所付出的积极有效劳动也就少,一个不能为社会付出积极有效劳动的人自然也就不会得到社会劳动报酬――钱。(3)消极的思想观念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办法也不容易接受和采纳,一个靠传统手工劳动、自给自足、封闭生产和经营的人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先进管理办法进行生产和经营的人进行比较,谁的收益高不言而喻。 (4)消极的思想观念还有可能导致人生道路的错误,所作所为危害社会,最终导致贫困。 (5)消极的思想观念面对困难总是退让和躲避,从贫穷到富裕是一个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勇气和办法就会被困难所包围,贫穷也就随之而陪伴。 2、综合素质能力低和所处的不利环境条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 这个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很容易理解也已经普遍被人们所认识;但对于综合素质能力和环境条件的理解与认识却有很大的差异。这里所讲的综合素质能力不仅仅只是个人的素质能力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团体和集群的综合素质能力――企业的综合素质能力、城市的综合素质能力、某个区域范围的综合素质能力。 3、不公平和非正义也是导致贫困的原因: 自然灾害和疾病及其温疫属于老天的不公,由于老天爷的不公导致的贫困非常的直观和明了。制度和体制设置的不公平同样会剥夺很多人正常的发展机会从而导致相对贫困,关于这一点最明显和感触最深的就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不公平的就业、就学等一系列措施无端白白剥夺了一部分人应有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 4、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出现新的贫困: 换言之,正常合理的贫富悬殊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关于这一贫困原因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和理解,但只要冷静地进行思考和分析就会发现这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是必须的。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问题二:什么是贫穷,造成贫穷的原因.论文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在以农业为主的我国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更是得到人们的关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如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资金来源不足等.研究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实施方案,对于建设和谐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贫困地区 Impoverishedlocal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questionresearch Abstract:Alongwithmarketeconomydevelopment,The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ha *** eenbeingmoreandmoreimportantbyagriculturalprimarilyourcountry,Inparticularinimpoverishedcountryside,Thesocialsecurityquestionobtainspeople'. Keywords:Socialsecurity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impoverishedarea 社会保障是一国 *** 为全体国民(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因各种原因失去收入来源而生活贫困时,向他们提供的生活保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能不考虑到我国的地区差异.我国贫困地区人口比重大,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而且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更艰巨,贫困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更为突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紧迫性更为明显.我国目前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限于城镇地区,尽管从1991年开始已经在发达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商业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地区仍是一个空白.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其迫切性及意义不亚于城镇的社会保障. 一、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建国50多年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建立了一些初步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保障人民生活安定,调动广大农老有所养”的问题.但是,由于它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它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保障功能,却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存在多方面的弊端和问题. (一)范围小,覆盖面窄 1......>> 问题三:有哪些造成家庭贫困的原因 1.历史原因。中外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大多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发达国家的贫困往往是现实原因导致的贫困,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却通常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说旧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导致新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那么,现阶段的贫困显然有着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影响,包括人口众多、决策失误、生产效率长期低下和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户籍制度等等,造成了大多数农村居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而不能自拔,城镇居民亦因长期以来只领取低工资而处于低水平生活状态。这些历史因素及其造成的贫穷后果均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得了的,尤其是观念、技能等方面的落后更是一个长期制约因素。如据有关资料,1998年在湖北农村贫困家庭中,有%的劳动力仍以传统农业即种植业为谋生手段,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注:张在全、娄策贵:《湖北跨世纪扶贫战略研究》,载《统计与决策》,1999(6),11页。)再如以往水利建设中对移民生活的考虑就较少,据世界银行调查统计,中国目前有300―600万库区移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注:世界银行:《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文版,44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贫困问题虽然有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但过去数十年中城乡贫困的积累却促使了贫困问题更加突出,部分贫困人口仍然生活在历史的贫困之中。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 *** 反贫困政策的实施,历史贫困作为导致中国现实贫困问题的一个影响因素,在经历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后,其重要性正在减退,再过10―20年,历史贫困是应当从中国贫困问题致因中予以剔除的因素。 2.自然原因。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揭示过好地与差地的收益和地租的差异。对城乡居民而言,自然环境及相应条件的好坏,亦是制约其收入与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根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名单,可以发现几乎都是山区、 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其中有307个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大山区,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60%,如湘西、鄂西就是位居中国中部的湘、鄂两省的贫困地区;迄今仍未脱掉贫困县帽子的几乎均是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其中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地区尤其如此,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注:唐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34、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就贫困强度指数而言,1994年的宁夏为%,河南为%,广东为%,(注:段庆林:《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基本特征》,载《统计与决策》1999(6),22页。)宁夏是广东的倍, 这种差距因为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愈快还在日益拉大。洪涝、地震、台风、火灾、病虫害等各种天灾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据统计,全国每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人数为2亿多人,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即使按1%的灾民生活困难计,每年也有200多万人因天灾陷入贫困。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从而是中国贫困问题的长期致贫原因。 3.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向来呈递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因国家施行的是重点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政策,使得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区域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迅速扩大,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平衡,这是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 问题四:导致贫穷的原因会有哪些? 目前穷人和富人有两种,一种是经济穷人和富人,一种是精神穷人和富人。 第一种:经济穷人和富人 穷人与富人是相对而言的,他们比较的标准是手头资产的多与少。一个过亿资产的人与百万资产的人比,亿元资产的人是富人,而百万资产的人是穷人,而百万资产的人与万元户比,他则是富人,而你手里有了5000元钱,你与那乞丐比,你是富翁。就是这样,没有标准,比较人的心就是标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些人会经营,会致富,能钻空子,能充分发挥个人特长,有机会把一些资产纳入自己的管理范围,最终装入自己的口袋。 第二种:精神穷人与富人 这个只能看是谁的精神生活丰富了。看谁的心态好了,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开心就好。幸福的感觉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家财万贯,天天生活在郁闷中也不算是富人,那种快乐的打工者,吃了今天,不管明天的,每天都生活在开心中,他一样是富有的人。个人理解。 问题五:有哪些造成家庭贫困的原因 父母都是好劳永逸的人。 就是年轻的时候不去拼,得过且过。 当然也有家庭突 *** 况,比如出什么大事需要用很多钱也会造成一个家庭贫困。 问题六:造成贫穷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没有野心,胆以不敢去做想到宏伟蓝图。就比如穷人有钱了或者存在银行,或者喜欢买可以保值的东西,例如房子。而富人敢闯敢做,会凭借自己的头脑和野心去做投资去经营。 问题七:有哪些造成家庭贫困的原因 党的阳光没普照到

还有这种论文题啊?本科还是研究生?什么专业?不该是政治学吧?哪个国家的贫困不是社会问题?不叫社会问题叫什么问题?——政治问题?不可能的。该不是什么中共党史的论文吧?太无理的题目了?提问者最好把题目说说明白,我们算是开个眼界了...

Dear colleagues:Golden autumn in October, with all of you in Shanghai together, discuss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I am very happy. First of all,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and in my personal name, to extend a warm welcome!As a lead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e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is: stand at the height of promoting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future, to discus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century to promote common development 1993, apec informal leaders'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I said, what kind of the world into the 21st century, is our this generation of leaders must carefully think about and solve the major problem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world and the situ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an be said to be mixed. On the one hand, peace and development remain the theme of the era,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o deep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th each passing day,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For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not balance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still exists, the "digital divide" is widening. Since this year, some major econom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conomic growth slows, demand, trade and financial market stability. Especially the "911" incident, the terrorist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erious ,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e should make joint efforts to take measure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meet challenges, to promote the region economy development better in the new century. This is our major responsibility as leaders of the region.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make the members benefit fro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the efforts of apec should be the concret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recovery and growth, is the issue of this meeting needs to be the long ru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mains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As long as nations, regions in the same boat, and work together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will surely usher in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tarting from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pec, the member should strengthen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tructure, stabilize financial markets, as the economic recove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create a good macro environment. Developed members are the main beneficiari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force in world economic growth, should take further 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rebuild market confidence, expand demand and promote world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at an early date. Developed member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help developing members out of the woods as soon as possible. It can also help developed members to realize sustainable should firmly support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strive to achieve developed members and developing members respectively in the year 010 and the other two years ago the bogor goal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Only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genera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moothly adv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steadily development. Only from members and broad participa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tential of the new achieve this goal,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human resources ability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of the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Human resource is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 Strengthe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s both a long-term consideration, and the need of reality.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apec cooperation, is the most widespread, the consensus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best domain. We should make the strategic choice into specific strategic actions, and steadily push forward, to practical results. All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should assume responsibi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transfer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power of education academia, play to their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In may this year, China and brunei jointly held in Beijing the apec summit meeting on human capacity building. Meeting form the Beijing initiative, established the government, education, academic, three-way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business communities. This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exploration, and in the broader field can also be used for reference for carrying out economic and technical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of the Beijing meet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ome international well-know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jointly develop the "Beijing initiative" subsequent projects. The program includes train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popularize knowledge of network, and to establish human resource capacity building BBS content three aspects. The online training platform, will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for apec members free training o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network technology senior talents. In addi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spend $two million m in Shanghai to set up the "apec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aimed at strengthening emphatically the apec in the financial realm of personnel training, improve the ability of members to achieve sustained economic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century, the apec should from the reality in the region and time require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can play a bigger role. As the highest level of inter-government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is regio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for global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t established by consensus and voluntarism principles constitute the "apec", in line with the reality of a regional diversity, is the key to success member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pec should on the basis of absorb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with new , apec should always stand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dapt to the world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ive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guiding , apec should be based on respect for diversity, a more solid steps were taken to achieve the bogor goals. To continue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open regionalism",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hould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apec members the broadest common interests. Adopt more effective cooperation way,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members, enhance cohesion. Only in this way,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to maintain vitalit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each member's common believe that

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论文

写作点拨:可以写一些关于脱贫方面自己的想法,关于脱贫对于我国的意义,例文如下:

全面脱贫攻坚是2020年的“重头戏”,基层干部还需不忘为民初心,牢记脱贫使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紧绷全脱贫“这根弦”,做到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紧绷“持续帮扶”这根弦,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开展扶贫措施要有“要定青山不放”的毅力。扶贫措施是脱贫攻坚直接动力来源,如果我们机械化搞“一刀切”,对已脱贫人员立刻停止帮扶,可能会使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因此,在帮扶措施上持续发力是过渡期的必由之路。

一是要留住帮扶力量,驻村服务队作为贫困村贫摘帽的急先锋,为贫困户脱贫、产业项目创收指明了道路,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还需坚持留住服务队,站好最后一班岗。二是要开展动态帮扶,及时帮扶因疫致贫返贫人口,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

三是要注重产业帮扶,巩固脱贫成效。支持扶贫产业项目尽快复工复产,提升带贫能力,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更多机。紧绷“稳定脱贫”这根弦,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情况和扶贫成效接挂钩,如果在脱贫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致贫、返贫,就会“为了芝麻丢了西瓜”,忘记了我们扶贫的初衷是为了全小康。

所以,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一是要杜绝各类数字脱贫,密切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工作情况,及时关注辖区脱情况。二是要重点关注贫困边缘户,及时保障边缘户的住房饮水安全,防止贫困边缘户出现因病、因学而致贫返贫等情。紧绷“共同富裕”这根弦,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全面脱贫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我们要全力做好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全面完成脱贫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一是要以扶贫项目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壮大乡村产业,逐步扩大受益人群,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致富。

二是要充实乡村振人才队伍,吸引更多人才投入乡村沃土,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伟大时代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还需紧绷全面脱贫“这根弦”,做好持续稳定脱贫的文章,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胜利,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也可摘选以下内容:

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脱贫致富指日可待。绷紧“精准弦”不放松,脱贫致富种好“幸福花”。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是行动取得实效的关键。

脱贫攻坚若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关键在精准。只坚决摒弃“大水漫灌”“走马观花”“空喊口号”等行为,真正下足精准扶贫的绣花功夫,才能切实提高脱贫成效,防返贫。精准须找准“穷根”。

要不怕山高路远,原汁原味地“看穷”,把情况掌握清,找准“穷根”,尤其是盯准“硬头”,完成当前剩余的脱贫攻坚任务。精准须因地、户、人施策。要把好脉、开好方,明确靶向、对症下药。

未脱贫,制定详实“怎么扶”方略,逐项落实力求高效;已脱贫的,防返贫举措必须精准对焦,重点关注因“疫”返贫群体,找并堵上可能导致返贫的风险点,让已取得的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有效巩固和提升。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唯有绷紧思想、政策、精准三根弦不放松,才能啃脱贫攻坚“硬骨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

1. Fulong Wu, Chris Webster,Shenjing He and Yuting Liu, 2010. Urban Poverty in Chin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ress. ISBN:1847209696,259 pages2. Samara, Tony, He, Shenjing, Chen, Guo (eds.) 2013 Locating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the Global South: Transnational urban governance and socio-spatial transform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ISBN: 978-0-415-63564-6, 316 pages 1. He, Shenjing, Chen, Guo (guest editors), Special issue: Interrogating unequal rights to the Chinese c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4(12)2. He, Shenjing, Lily Kong, George CS Lin (guest editors), Special issue: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China’s New Urban Space, Urban Geography (forthcoming)3. He,Shenjing, George CS Lin (guest editors) Special issue: Producingand Consuming China's New Urban Space: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Urban Studies (forthcoming)4. 何深静, 中国新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演变,《人文地理》专栏主持,20125. 何深静,大事件与城市发展,《规划师》论坛主持, 2010(12) 1. He, Shenjing, 2013 Evolving enclave urbanism in China and its socio-spatial implications, the case of Guangzhou,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forthcoming).(SSCI)2. He, Shenjing and Chen, Guo, 2012 Interrogating unequal rights to the Chinese c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4(12): 2794–2800(SSCI)3. He, Shenjing, 2012 Two waves of gentrification and emerging rights issues in Guangzhou,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4(12): 2817–2833(SSCI)4. Qian, Junxi and He Shenj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2012 Rethinking social power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midst China’s emerging urban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4(12): 2801–2816 (SSCI)5. Liu, Yuting, He, Shenj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 Wu, Fulong 2012. Housing Differenti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in Nanjing, China,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4(4)554–571(SSC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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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I)21. Wu, Fulong & He, Shenjing 2005. “Changes in Traditional Urban Areas and Impact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ree Neighbourhoods in Nanjing, China”.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6(1), pp 75-95. (SSCI) 1. He, Shenjing 2009. “Book review: Smart Urban Growth for China. Edited by Yan Song and Chengri Ding” International Planning . He, Shenjing 2008. “Book review: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y John Logan (Ed)” City and Community 7(4), p399. (SSCI)3. He, Shenjing 2007. “Book review: Unemployment,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Urban China. By S. Li and H. Sato (Eds.)” China Information 21 (3).4. He, Shenjing 2006. “Book review: Emerging Land & Housing Markets in China. By C. Ding and Y. Song (Eds.)” Urban Studies 43 (1), pp241-2. (SSCI)5. He, Shenjing 2006. “Book review: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By John Friedmann”. China Information 20 (2), pp326-9. 1. Liu Yuting & He, Shenjing 2010. “Chinese urban villages as marginalized neighbourhoods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in Fulong Wu & Chris Webster (Eds.) Marginalization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He, Shenjing & Wu, Fulong 2007. “Chapter 10: Neighbourhood changes and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Shanghai” in Fulong Wu (Ed.) China's Emerging Cities: The Making of China’s New Urbanism. London: Routledge, pp185-209. 1. 何深静、钱俊希、徐雨璇、刘斌,2012 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基于广州小洲村的实证研究,地理学报。(CSCD)2. 陈嘉平、何深静 (通讯作者),2012 广州旧城区传统绅士化现象及其机制研究——以荔湾区逢源耀华社区为例,人文地理(CSSCI)3. 何深静、钱俊希、吴敏华,2011, “学生化”的城中村社区—基于广州下渡村的实证分析,地理研究30(8),1508-1519。(CSCD)4. 何深静、钱俊希、邓尚昆,2011,转型期大城市多类绅士化现象探讨—基于广州市六个社区的案例分析,人文地理 2011 (1),44-49。(CSSCI)5. 何深静、刘玉亭、吴缚龙、Chris Webster,2010,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度和贫困决定因素,地理学报65(12),1464-1475。(CSCD)6. 何深静、袁振杰、李洁华,2010,广州亚运会旧城改造项目对社区居民影响研究,规划师, 2010(12),21-27。7. 何深静、刘玉亭2010,市场转轨时期中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机制与效应研究,地理科学30(4),493-502。(CSCD)8. 何深静、刘玉亭、吴缚龙,2010,南京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集聚度、贫困特征及其决定因素,地理研究,29(4),703-715。(CSCD)9. 刘玉亭、何深静,2009,英国的社区规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规划师, 2009(3),85-89。10. 刘玉亭、何深静,2009,城市低收入住区的产生机制及其影响研究,南方建筑,2009(6),79-81。11. 何深静、刘玉亭,2008,中国城市贫困的国际研究新进展,国际城市规划, 2008(4),7-11。 (CSSCI)12. 刘玉亭、何深静,2008,中国大城市农村移民居住问题的国际研究进展, 国际城市规划, 2008(4),19-23。(CSSCI)13. 何深静、刘玉亭,2008,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我国现行城市再发展的认识和思考,人文地理 2008(4),6-11。(CSSCI)14. 刘玉亭、何深静,2008,论城镇体系理论框架的新走向,城市规划2008(2),41-44。(CSSCI)15. 刘玉亭、何深静,2007,市场转型期南京市的住房分异,中国人口科学,2007 (6) (CSSCI)16. 刘玉亭、何深静,2007英国的住房体系和住房政策,城市规划 2007(8) ,54-63。(CSSCI)17. 刘玉亭、吴缚龙、何深静、李志刚,2006,转型期城市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和产生机制:以南京市为例,地理研究2006 (3) (CSCD)18. 刘玉亭、何深静,2005南京城市贫困群体的日常活动时空间结构,中国人口科学,2005(7)(CSSCI)19. 何深静、刘玉亭,2005,邻里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其内涵及现实意义,国际城市规划,2005 (3) (CSSCI)20. 李志刚、吴缚龙、何深静,2004,打造城市规划的黄金时代—彼得霍尔的城市世界, 国际城市规划2004 (4) (CSSCI)21. 刘玉亭、何深静、陈果,2003,国外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03(1)22. 刘玉亭、何深静,2003,国内城市贫困问题研究,城市问题,2002(5)23. 何深静、于涛方、方澜,2002,城市更新中社会网络的保护与延伸,人文地理,2002(1) (CSSCI)24. 刘玉亭、何深静,2001,反思新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几个问题,现代城市研究,2001(5)25. 何深静、刘斌、刘玉亭,中国城市老城区公共住房升级改造探讨,中国名城,2012(10) 1. Wenner Gren symposium Crisis, Value, and Hope: Rethinking the Economy September 14-20, 2012, Sintra, Portugal (invited speaker)2.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Production and Mutation of China’s New Urban Space: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17-18 Dec. 2011,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rganiser)3. 2011 annual conference of Urban Geography Committee,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Geographers, 8-9 August, 2011, Wuhu, Anhui Province, China. (Invited speaker)4.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um, 27th September 2010,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hzou, China. (invited speaker)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Geography, 26th – 28th August 2010,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rganiser)6. 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International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Association (IUPEA), 3rd – 6th August 2010,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reviewer)7.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4 – 18 April 2010, Washington DC, US (session organiser)8. The fourth China-Japan-Korea Geographical Conference, 9-11 December 2009,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hzou, . 2009 Symposium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Foreign Studies in Urban Planning & The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4 -6 December 2009, Chongqing, China10. DFG-SPP projects meeting – 2009 Guangzhou workshop: Urban Informality in PRD – The state, key actors, determinants and trends, 23th November 2009,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rganiser)11. The Second Sino-German Symposium on Geographical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1-22 November 2009,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hzou, China. (organiser)12.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vitalising Built Environments: Requalifying Old Places For New Uses', 12-16 October, Istanbul, .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2 – 27 March 2009, Las Vegas, US14. The 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search Network of Private Urban Governance and Gated Communities, 30 March- 2 April 2009, Santiago, Chile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Research, 6 – 8 January, 2009,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hzou, China16. International Sociologist Association - Research Committee 21 Tokyo Conference 2008: Landscapes of Global Urbanism, 17-20 December 2008, Tokyo, Japan17. Workshop on “Dealing with our industrial pasts, lessons from Germany and China” 29-30 November 2008,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rganiser)18. Workshop on Informal Dynamics of Global Cities, 13-14 November 2008,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19. Workshop on Comparative Urban Marginalization and Poverty Studies” 12 -13 June 2008, Cardiff University, Cardiff, UK (organiser)20. Workshop on New Town Planning and Self-Organisation, focusing on China, 27-28 May 2008 International Newtown Institute, Almere, the Netherlands. (Invited speaker)2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nning, Law and Property Rights II, 13th -15th February 2008, Warsaw, Poland22.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V: A University of Wales Colloquium ‘Global and Local Agendas’” 23 – 25 January, 2008, Gregynog Hall, Newtown, Powys, Wales, UK (Invited speaker)2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s Urban Land and Housing in the 21st Century, 13-15 December 2007,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New-Build Gentrifications: Forms, Places and Processes’, 15 -16 November 2007,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Neuchâtel, Switzerland. (Invited speaker)2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and City Planning, 28-30 June 2007, Cardiff, UK. (organiser).26. Workshop on ‘City B/lights: Narratives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Physical Regeneration’ Centre for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Bristol, 28 February 2007, Bristol, UK. (Invited speaker)27. Annual Conference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1 August- 2 September 2005, London, UK. (Acted as coordinator for organizing conference sessions).28.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5th-9th April 2005, Denver, CO, . UCRN Conference, Cities in China, The Next Generation of Urban Research: Part 3, 12th-14th Dec. 2004,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 Urban China studies seminar, Oct. 2004,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 .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16th -20th Aug. 2004, Glasgow, UK.

写作思路:把脱贫攻坚的方针政策写下来,重点阐述帮扶力量,产业帮扶。

全面脱贫攻坚是2020年的“重头戏”,基层干部还需不忘为民初心,牢记脱贫使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紧绷全部脱贫“这根弦”,做到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

紧绷“持续帮扶”这根弦,开展扶贫措施不能停顿。“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开展扶贫措施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扶贫措施是脱贫攻坚直接动力来源,如果我们机械化搞“一刀切”,对已脱贫人员立刻停止帮扶,可能会使数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在帮扶措施上持续发力是过渡期的必由之路。

一是要留住帮扶力量,驻村服务队作为贫困村脱贫摘帽的急先锋,为贫困户脱贫、产业项目创收指明了道路,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还需坚持留住服务队,站好最后一班岗。

二是要开展动态帮扶,及时帮扶因疫致贫返贫人口,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三是要注重产业帮扶,巩固脱贫成效。支持扶贫产业项目尽快复工复产,提升带贫能力,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更多机会。

紧绷“稳定脱贫”这根弦,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情况和扶贫成效直接挂钩,如果在脱贫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致贫、返贫,就会“为了芝麻丢了西瓜”,忘记了我们扶贫的初衷是为了全面小康。所以,返贫预警监测不能大意:

一是要杜绝各类数字脱贫,密切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工作情况,及时关注辖区脱贫情况。

二是要重点关注贫困边缘户,及时保障边缘户的住房饮水安全,防止贫困边缘户出现因病、因学而致贫返贫等情况。

紧绷“共同富裕”这根弦,推动乡村振兴不能放松。“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全面脱贫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我们要全力做好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全面完成脱贫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一是要以扶贫项目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壮大乡村产业,逐步扩大受益人群,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致富。

二是要充实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吸引更多人才投入乡村沃土,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伟大时代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还需紧绷全面脱贫“这根弦”,做好持续稳定脱贫的文章,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论文提纲就是整篇文章的总体思路、逻辑图表和结构框架。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行政管理本科毕业论文提纲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文题目:试论珠海市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摘要:

关键词:

序论:

本论;

一;行政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内容体系

(1) 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基本内涵

(2) 行政决策科学化的基本

(3) 行政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辩证关系

二;珠海市行政决策的现状分析

(1) 决策观念有了转变

(2) 决策制度逐步完善

(3) 决策辅助机构开始建立

(4)决策手段走向现代化

三;珠海市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1)决策主体素质不高制约了决策民主化的扩展

(2)决策的程序环节不够严谨,决策缺乏可行性论证

(3)决策易受某些利益集团影响而损伤了群众的利益

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必要性

(1) 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2) 行政决策内容上的特性,决定必须实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3) 是继续推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4)行政决策所代表的利益上的特征,决定必须实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五;完善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建议与对策。

(1) 健全行政决策体制

(2) 提高行政决策者的整体素质

(3) 不断创新现代化的决策方式,完善我国的行政决策程序

(4)建立健全民主,开发。有效的行政决策监督机制。

结论;

致谢

[参考文献]

一、序论

1.提出中心论题;

2,说明写作意图。

二、本论

(一)培育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建筑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创造了宏观环境;

2.建筑产品市场的形成,对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提出了现实的要求;

3.城乡体制改革的深化,为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是建筑行业用工特殊性的内在要求。

(二)目前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现状

1.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

2,有市无场的隐形市场;

3.易进难出的畸形市场;

4,交易无序的自发市场。

(三)培育和完善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对策

1.统一思想认识,变自发交易为自觉调控;

2.加快建章立制,变无序交易为规范交易;

3.健全市场网络,变隐形交易为有形交易;

4.调整经营结构,变个别流动为队伍流动;

5,深化用工改革,变单向流动为双向流动。

三、结论

1,概述当前的建筑劳动力市场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2.呼应开头的序言。

题目《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形成原因及其对策研究》

序论部分(开头一段)

1.提出中心论题

2.说明写作意图

本论部分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概念及类型

关于贫困的概念(有代表性的几种定义)

(二)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

(三)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的主要特征

第一,城市贫困人口数量持续增长

第二,城市贫困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城市贫困程度有所加深,贫困差距加大,并有日趋恶化的趋势。

二、我国城市贫困的形成原因

(一)从宏观上分析

1. 产业结构的变迁

2. 就业体制的变迁

3. 单位体制的变迁

4. 城市社会保障体制的变迁

5. 收入分配结构的变迁

6. 户籍制度的变迁与农民工流入城市

(二)微观上的原因

1.平均人口多,就业人口少的家庭容易陷入贫困。

2. 导致城市居民陷入贫困的另一个家庭因素是家庭成员的户口类型。

3. 城市居民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及其家庭文化也与其生活状况密切相关。

4. 导致贫困的其它家庭文化方面的原因

三、解决我国城市贫困的对策

(一)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多方面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结合当前的现状,我认为具体应做以下几件事情:

1.抓紧对城市离退休老人保障体制的改革。

2.尽快建立城市贫困人口医疗救助体系。

3. 要加大对城市贫困群体的"教育扶助"。

(三)创造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

当前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 要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

2. 创造就业机会,需要我们的各项经济政策充分考虑扩大就业的需要。

3. 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企业机制,实现扭亏增盈。

4. 借鉴各地在解决贫困、推进就业方面的有益经验,加以推广。

5. 创造就业机会,需要社会全都行动起来,成为社会的共同行为。

(四)注重社区建设,发挥"社区公共服务社"在城市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

结论部分( 结束语,最后一段)

1.概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和我们的任务

2.呼应开头的序论。

提纲须经指导教师审阅并认可。如果指导教师对提纲提出修改意见,要认真修改后方可进行下一程序。

(四)撰写论文初稿、修改定稿

首先写出初稿,交指导教师审阅;按指导教师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后,再交指导教师审阅。如果指导教师认可,就可定稿。如果指导教师不认可,就要继续修改,直到指导教师认可后,方能定稿。

美国极端贫困问题研究论文

研究、治理、开发和摆脱贫困,这也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贫困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的主题。这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并衷心地希望经济学家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时不要忘记给贫困问题留点地位。但是,贫困作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为人们所重视,且被纳入理论研究的领域,其历史并不长。贫困问题开始被社会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课题之一,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而真正对此进行广泛关注并进行理论探讨则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贫困理论 如果仅仅从贫困现象成为理论研究的内容来说,贫困理论起源更早,但在这种理论中,贫困并不是研究的主题本身。大约从16世纪开始,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改造人类社会,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理想社会的角度,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和祸害,贫困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违反理性原则的集中表现,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这是对贫困的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贫困被看作是制度的产物——贫困的根源是私有制;贫困是作为社会不公平的结果看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由此,认为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消灭私有制。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贫困的研究是从政治变革的立场出发的,除了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进行归纳和较为详细的描述外,对贫困问题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所涉及的贫困,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贫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研究,涉及到了大量的贫困问题,但这些问题发生的背景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是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最典型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频繁爆发和失业人员大量出现的特殊时期。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深刻的揭示当首推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最早从制度层次上揭示了贫困的根源。马克思的贫困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趋势的理论,具有阶级贫困的性质与制度分析的特点。马克思的贫困学说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吸吮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这种私有资本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是马克思称之为“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雇佣劳动制度怎样给雇佣劳动者阶级带来贫困化呢?马克思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级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示出来”。而这个规律,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不断地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扩大资本主义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提高。随着资本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相对地增大,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从而雇佣工人也相对地减少,因而不断地产生出一个相对的超过资本增值所需要的过剩人口,从而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个过剩人口不是同生活资料相比而成为绝对多余的人口,而是同资本积累相比变为过剩的。马克思写道:“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因此,马克思作出结论说:“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由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级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7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一规律的实质就是:在一方,资本的积累越多;在另一方,工人的失业和贫困就越大。马克思的结论是:失业和贫困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增长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不是社会福音,而是贫困积累的厄运。资本积累的后果必然是:一极是资产阶级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但无产阶级如何改善自己的贫困命运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图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改变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上,那只是天真的幻想。马克思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比喻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把无产阶级的贫困命运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特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普罗米修斯把神火带到人间,造福于人类,却被锁在岩石上遭受饿鹰啄食肝脏的折磨。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而自己却牢牢地从属于资本,日复一日地经受资本剥削而日益贫困化。他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剥夺者被剥夺”。 马克思断言,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必须从制度本身寻找答案,在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中实现反贫困的目标。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他们预言:制度更迭将是彻底解决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惟一途径。而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在这种社会财产异常丰富、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社会制度下,符合逻辑的推断必然是贫困消失的结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本质和根源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增长的趋势。同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命运的根本出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也涉及到贫困研究的一些具体层次,如绝对贫困分析,但并不着意于贫困研究本身。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是服务其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在于通过贫困的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去说明、论证其政治主张。并且这种贫困研究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即主要是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为研究对象,没有涉及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更不用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中面临的贫困问题。现在看来,贫困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只是社会贫困中的一种存在形式。现代社会中贫困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三、西方经济学者的贫困理论 贫困是一种国际现象,消除贫困也是世界各国努力的目标。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围绕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贫困这两个基本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 (一)马尔萨斯对贫困问题的探讨 从理论渊源上讲,最早对贫困问题进行探讨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代表作《人口原理》中,最早对贫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虽然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辩护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贫困自身是贫困的原因。因为:一是“两性间的情欲”会导致人口在食物供应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张;二是人口的加速增长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从而对既定的土地资源形成压力,一旦这一过程趋于恶化,其结果只能是饥荒和死亡的增长;三是从长期看,食物供给的增长滞后于人口的增长,即食物供应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贫困是不可避免的,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相干。不仅如此,他还企图证明,私有制还是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的最有效的制度。 (二)发展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在探讨贫困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方式等方面创立了一系列著名的理论和模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哈罗德和多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W·W·罗斯托的“经济起飞论”、劳尔·普雷维什及萨米尔·阿明的“中心—外围理论”等等。其中,由于缪尔达尔、刘易斯和舒尔茨对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和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特殊贡献,分别获得了1974年和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这些理论模型与政策主张有着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减缓贫困的政策框架、公共支出、银行信贷工具,以及针对项目的运行机制研究。 总之,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们围绕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贫困这两个基本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然而,综观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在探索这两个基本问题时似乎轻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实质问题。事实上,正是对贫困实质问题直接或间接的不同回答,折射出不同的发展观,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对前述两个基本问题的分析思路,影响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三)主流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主流经济学则从公平与效率抉择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理论解释。主流经济学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解析源自于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漏桶实验”提出:假如富人失掉的每1美元中只有一部分——也许为2/3落到穷人手中,那么在公平名义下的再分配就伤害了效率的经济目标。他以“既要注意解决一部分人的贫困问题,又要发挥好市场机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的目的出发,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著名的原则方案:“在平等中注入某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某些人性。”为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利用“收入可能性曲线”进行了更加直观的动态分析。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球化会使平均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公司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得较大的经济增长,而穷国的发展快于富国。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富国资本应该流向穷国,而劳动力应该从低薪地区移往高薪地区。结果,在劳动力和资本,最终是收入方面,贫富国家最终将融合在一起。 (四)福利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霍布森、阿瑟·C·庇古、帕雷托及阿马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则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对贫困问题进行了理论释义。福利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探讨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以增加社会福利总量为宗旨的传统福利经济学。英国经济家霍布森认为,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增进人类的福利,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发现现行社会制度下财富分配所依据的原则,提出改进财富分配以消除现行制度下分配不均的办法。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则提出,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应包括对一个社会的整个成员的经济福利的考察。而阿瑟·C·庇古在其《财富和福利》一书中,一方面对福利进行了界定,把福利界定为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一个人的福利就是个人福利的总和,社会的福利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总和;另一方面,对增加社会福利总量的途径进行了选择。认为国家应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在不影响国民收入增加的条件下,通过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增加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增加社会经济福利。 二是以“帕累托最优状态”为前提的新福利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后,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增加的条件重新进行了分析和限定。认为,如果在社会上增加某些人福利的同时,减少了其他人的福利,就不能认为社会的福利增加了。社会福利的增加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都增加了;二是有些人的福利增加了,而其他人的福利并没有减少。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保证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而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获得最大福利,或者使一部社会成员的福利增加而不使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减少。这就是在著名的“帕累托条件”下对福利增加途径的选择。 三是阿马蒂亚·森以收入均等程度为指标的福利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阿马蒂亚·森认为,帕累托最优化原则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问题。按照帕累托最优化原则,任何一种收入分配状况都是最优的,但是一种收入再分配过程都是对帕累托最优化的破坏。因为收入再分配总是会使一部分人的收入下降。其结果是对“帕累托条件”的一种悖论。因此,收入分配结果应该成为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一种评价标准。即收入分配理论应该有一个价值标准,用来评价一种收入分配结果是否比另一种收入分配结果更好。一个常用的方法是衡量社会福利函数的变化。并认为社会福利水平应该取决于两个主要决定因素:一是平均收入水平;二是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衡量一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指数则应该考虑如何把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 阿玛蒂亚·森以独特的视角研究贫困问题而荣获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他认为:“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第1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他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它突破了传统流行的将贫困等同于低收入的狭隘界限,提出用能力和收入来衡量贫困的新思维,拓宽了对贫困理解的视野。阿玛蒂亚·森认为,一是贫穷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而不仅仅是低收入;二是收入是获得能力的重要手段,能力的提高会使个人获得更多的收入;三是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不仅能直接地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还能提高个人获得更多收入及摆脱贫困的能力;四是提出用人们能够获得的生活和个人能够得到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一句话,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的落脚点在于: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 四、国内学者对贫困问题的探讨 较之发达国家对国内贫困问题较为完整而深入的研究及较丰富的贫困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其国内贫困状况的研究显得明显不足,滞后于反贫困行动。中国政府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援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就通过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贫困地区输入资金和物质,减缓贫困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然而却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对贫困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探讨,仅仅将贫困地区的经济援助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去实施。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启动,而且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数千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一极为艰巨而有意义的任务相比较,我国贫困理论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显然力度不够,进展有限,滞后于反贫困行动对理论的要求。 (一)改革开放以前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 按照经典作家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那么贫困也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但后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却未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经济贫穷落后的国家。当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现实时,这些国家出于信抑的需要,更出于维护制度声誉的考虑,便不顾事实存在而主观政治性地长期回避贫困问题。其结果是在“消灭贫困”的舆论背景下却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因此,新中国建立后,贫困问题虽严重地存在,但是传统的理论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占有上的人人平等,理所当然地也就不存在贫困。即使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存在的贫困也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历史的产物,即旧时代的遗产和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结果,是暂时的现象。因此,过去贫困和反贫困的问题不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规划和党的纲领性文件里,并长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禁区”。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是拒绝或否认社会主义贫困的存在。虽然人们每天都在面对着贫困、感受着贫困,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却是禁区,研究者必须避开现实的客观存在,去研究非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怪异的现象,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恰好在交叉状态下进行:社会主义学者研究的是资本主义贫困问题,部分资本主义学者研究的却是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 目前,关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贫困问题的具体数据是比较少见的,许多问题只能靠回顾性的描述。现存数量很少的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统计数据,大多并非出自于社会主义国家本身,而是来自西方的学术著作。这一事实,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转型前社会主义国家对自身贫困问题研究的严重缺失,它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特殊背景下难以填补的学术空白。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中国对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中国对贫困问题的社会关注和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因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广大农民很快脱贫致富,但仍有1/10的农村人口从这一制度变迁中受益极为有限,一些人甚至连最基本的食品保障问题都没有解决。因此,从1985年开始,中国政府大规模推行直接面向广大贫困地区的反贫困措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贫困问题不仅出现,而且其规模越来越大。国内一些学者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颇有建树的论文和专著。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由于研究基础比较薄弱,这些研究成果与国际学术界相关成果相比较,还存在很大差距。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学术研究与中国剩存的数千万贫困人口未摆脱贫困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相比较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反贫困理论滞后于反贫困实践的问题还十分突出。随着中国转型的逐步深入,贫困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但目前,对贫困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研究仍难尽人意,更不用说对这一体系的构建。概括起来,目前国内反贫困理论的研究的体系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实证分析强于基础理论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理论界有关贫困问题的理论总是包含在其它经济学学科,诸如人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真正意义上的贫困问题的理论体系尚未构建。即使是最早提出“贫困经济学”这一概念的舒尔茨,对贫困解释的逻辑归点也是单一的,线性的。他认为,“土地本身不成为贫困的关键因素,而人是关键因素,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效益能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即造成贫困的关键性因素不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低,而是人的素质低。因此,他的逻辑思路,是将结论最后导入他的最得意学说——教育经济学中去。 国内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主要受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他们大多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侧重于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调查研究。也有部分学者更加具体地研究一些反贫困的实际措施。近几年各类反贫困的论文、专著中,基础性研究明显少于实证研究,学者们研究最多的问题是西部地区扶贫开发的措施选择、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对策、“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经验推广、以工代赈的适用范围等等。 二是反贫困理论的针对性对象偏重于农村。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是由于二元经济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扶贫政策的主观倾向。在这种明显的倾向下,一方面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反贫困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另一方面城镇贫困理论研究则严重滞后于反贫困的实践。而且就总体而言,国内理论界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关注甚于对相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对区域贫困问题的讨论远远多于对个人贫困、阶层贫困问题的探讨;对城镇贫困的研究远远不及对乡村贫困的研究(关信平、黄平,1997);扶贫机构、扶贫资金、扶贫政策主要集中指向贫困的乡村地区,比较而言,政府尚未真正重视城镇中的贫困问题(张问敏、李实,1992;国家统计局,1991)。 三是反贫困理论内涵明显倾向于经济。即从内涵角度分析问题,中国现有的反贫困理论具有较明显的经济性倾向,在探讨贫困原因和寻找反贫困对策时,大多局限于经济框架范围内。而目前的问题是,从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等角度进行贫困和反贫困理论研究的还不多。从而很难对中国剩存的城乡贫困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分析,也终将会影响到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反贫困的实践效果。 四是对贫困因素的分析过多侧重于自然因素、历史因素,而对造成贫困的制度性因素分析不够。以上反贫困理论的分析方法都忽视了对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从制度的视角研究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扶贫理论、扶贫政策和扶贫机制,并且试图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反贫困理论体系。 总之,就总体而言,西方经济学者的贫困理论大多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而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于反贫困行动,且比较成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方面。且迄今为止均未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良策。 而国内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成为我国公众、政府及专家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已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包括各级课题研究报告、专著、硕士或博士毕业论文等。纵观国内理论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大多是研究农村贫困问题,且至今尚未形成系统的贫困理论,城镇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更是严重滞后,尤其是对中国目前剩存的城乡贫困问题更是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全方位的理论研究。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反贫困理论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如何立足体制转型、入世挑战等多重背景,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尤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前提,借鉴国内外理论界对贫困问题的已有探索,运用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对中国剩存的城乡贫困问题,从一般到特殊、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对策、从国内到国外、从微观到宏观、从横向到纵向进行较全面、系统、深入的全方位的研究,从宏观上构建起系统的、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贫困理论,无论是对中国剩存贫困的治理,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因 以下摘自[美国]吉尔伯著《美国经济史》699-702页 经济学界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循环理论,在分析大萧条的原因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萧条原因最好的说明,也许就是一个或几个社会集团支出减少的幅度超过了其它社会集团支出增加的幅度。1929年,消费者购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工商业者投资消费了18%,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使用了略少于10%,其余的用于出口。 在1929—1930年,由于投资者和消费者减少了大约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约减少了一百四十亿美元。政府支出虽稍有增加,但其影响微不足道。反映投资和消费支出有所减少的是:劳动力市场上解雇和失业增多了,工商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降低了。根据上述分析,可见只要查明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所以减少的来由,既能确定这次大萧条的产生原因了。 今天,通过历史剖释,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经存在着当时被人忽视或漠视的若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趋向。上面已经指出,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而且,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内,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由于工农群众是基本消费者,这两类人遇到经济困难对消费品市场一定会有影响。 在这些情况下,二十年代广告的扩大和分期付款赊销的增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分期付款赊销竭力膨胀消费品市场。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售额约从二十亿美元增为三十五亿美元,由此可见其增长率大得惊人了。无庸置疑,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增加了小汽车、收音机、家具、家庭电气用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然而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看来,1929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二十年代工业生产之所以能扩大,是由于对新工厂、新设备的巨额投资。这项投资使建筑业、机床制造业以及钢铁工业等有关部门雇用了大批工人。因此,资本支出或投资一减少,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就会大批失业。到1929年,消费品市场容纳不了增产的商品,也就不再需要扩充厂房和设备了。例如,据估计1929年美国整个工业的开工率只达到80%。在这些条件下,无怪乎投资额(用1958年美元计算)从1929年的四百零四亿美元降为1930年的二百七十四亿美元,进而减少到1932年的四十七亿美元了。投资的缩减则导致了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这个问题因住房建筑的减少而更加严重起来。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五十万幢(1925年约有一百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 我们不想回答究竞生产资料的生产先下降还是消费品的生产先减少达样一个问题;显然,两者互有影响。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人失业,会使消费品的销售额减少,从而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工人的失业。而消费品销售额的减少又反过来使投资进一步缩减,这两大部类愈演愈烈的相互作用驱使生产日益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 甚至诸如低税率和高利润等有利因素也可能助长了危机自爆发。现在看来,那个时期增加的收入大半落入少数人或少数家族的腰包了。1934年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的一篇研究二十年代经济问题的论文这样写道: “美国呈现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至少在二十年代前后是如此。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由于随着上层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的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 从经济观点来看,二十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头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1929年在某种程度上由银行信用造成的股票市场的繁荣也反映了资金过剩,使资本家投资于购建厂房设备无利可图。 二十年代的繁荣,主要归因于自然资源充裕,工农业生产增长,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消费扩大和对外贸易兴旺。然而,许多美国人的贫困处境和国民经济之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尽管如此,直到二十年代未,大多数美国人还盲目乐观地相信繁荣仍将继续下去。 评论: 一 美国1920年代是一个繁荣的时代,由于繁荣,所以消费需求是旺盛的。正是由于这种消费需求的旺盛,刺激了投资,并且借着旺盛需求的东风,生产者的投资与产品促销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就出现了规模惊人的广告促销与分期付款赊销行为,这种使消费者“先花未来钱”的做法潜存着非常大的风险,一个是它刺激抬升了资本投资的规模,另外一个是消费者能否最终付清赊销款。如果不能付清款项,那么投资就不能获得合理补偿,巨大的投资规模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陷于巨大的危机。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分期付款赊销的广告促销等手段进一步造成了旺盛的消费需求,而这种需求又必然刺激投资的迅速增长。而当这种消费需求最终衰弱下来时,这些被消费需求抬举进场的资本,就必然陷于危机的困境。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旺盛的消费行为,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行为,也不就可能产生1929年的危机。 市场经济的每次危机,都是这样,由高度的消费旺盛而引起,没有这种消费旺盛,就没有资本投入,也就没有危机可言。 资本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但资本的这种目的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外在条件才能实现出来,这个外在条件,就是消费需求旺盛的拉动。因此,当社会经济以消费为目的而形成一个热潮时,资本则在这个热潮中实施着自己的目的---利润积累。在此,消费为社会整体的目的,而逐利则是资本方面的目的---这是局部目的。 二 这个道理应该给当今的我们提供一个深刻的教训:消费需求切不可人为抬升得太过头。比如,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切不可搞过头。凡是超出社会与个人经济能力而扩大的消费需求,必定包含着危机的因素,因为这种消费需求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这样,在它的刺激下所形成的更大的投资就有可能变成危机的因素。就象美国1920年代,通过信贷消费所刺激起一个庞大的投资,最终演变为大危机、大萧条的因素。 2 资本主义固有的原因

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的.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农业衰退由於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一股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经济衰退的后果是美国1370万,大规模失业:

美国“大萧条”的原因是:

1、国际贸易坍塌,美国商品出口当时直接腰斩,这导致了国内需求萎缩。

2、债务和货币压力,当时在拯救大萧条的时候过度放水,所以货币加速贬值,失业又导致人们还不起债务。

3、银行倒闭,美联储允许一些大型对公银行倒闭。货币供应紧张,市场上缺乏流动性,导致许多投资停滞。

美国“大萧条”的政治影响

1、提高了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参与性,即凯恩斯主义;

2、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

3、右翼思潮兴起。大萧条相对于其他单一原因来说是最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2年到1938年之间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各国政治逐渐右翼化。

4、使德国、日本为了摆脱大萧条开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法西斯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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