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苏轼毕业论文

也谈苏东坡《水调歌头》的主题思想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以其奇逸的笔调，健朗的风格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名篇，为历代所推崇。宋代文学评论家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评价甚高。这首词是他乞得外调，在密州任官时写的。关于词的主题思想，历来颇有争论。词中表达了苏东坡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和怀念子由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争论的焦点是：词中是否表达了苏东坡渴望回朝的思想。有的认为词中没有表达渴望回朝的思想，表达的是欲超然物外的情怀，有的则持相反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依据不是充分的。笔者翻阅诸多资料，发现：超然物外与回朝施展抱负两种思想看似是不可调和的，但恰恰正是调和在苏东坡的身上并在词中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苏东坡是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的。宋仁宗赵祯时，他曾上书皇上，要求对当时的政治作一番改革。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他站在保守派一边，上书反对王的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推行以后，朝中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都相继离开朝廷而另寻去处，而苏东坡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朝廷的。他在朝中徘徊多时，是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不搞王安石那一套。我们姑且不论他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我们知道了他是有着执着的政治信念的。他一直想施展才华，辅佐皇上治国安邦，这是他渴望回朝的思想基础。 1701年，因为所持的政见与王安石的不同，朝廷实在是不能呆下去了，所以他便机智地乞求外调。虽然外调任职杭州，但他并不忘记朝君。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他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路上曾与弟弟子由共住好长一段时间。苏东坡在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的一条船上共度一夜。这一夜他们吟诗论政，彻夜不眠。他们两人论政的结论，后来他写在给子由的一首诗里。其中有两句：“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这是他思恋朝君的最好的佐证。苏东坡在密州时依然思恋朝君，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另一首诗里找到依据。在密州任知州时，他曾写过一首词《江城子�6�1密州出猎》。此词题为出猎，但真正的用意不是写打猎，而是借打猎抒发保家卫国之壮志。词的下阕是这样写的：“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会挽雕弓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以冯唐的典故含蓄地表达了希望早日又再得到朝廷重用的强烈愿望。他真的是想回朝施展一番的。《水调歌头》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归”意为朝中政局险恶，官场复杂，容不得他。苏东坡借对月宫的向往含蓄地表达了他想回朝廷但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词中表达了渴望回朝的思想，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宦海浮沉的沉思和对仕途某种程度的厌倦，表达了他欲超然物外的思想。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和一些诗句中找到充分的依据。从朝廷乞求外调，这事情本身就不值得庆贺，他不得不离开朝廷，内心是有一定程度的失落的。他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这也是事实。每当失意无聊的时候，常以佛老思想自我排遣，产生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对人生采取一种躲避的消极态度，这是中国古代失意文人共有的一种心态。苏东坡是有颇为浓厚的老庄思想的。在密州时期，是他最沮丧的一段时光。在此期间，他的愤怒与苛酷的火气似乎已不再锋芒毕露，而只有安详和平与顺时知命的心境，甚至对大自然之美的喜悦与生活中的乐事的享受，也比以前洒脱而不执着。显然和他在杭州时之富有火气大为不同了。他对陶渊明越来越爱好。在密州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首诗叫《西齐》。此诗的风格与陶诗的风格极为相似，简直可以当作陶诗。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的满足，还有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对大自然本身的声音色彩显出的静谧的喜悦。原诗如下：西齐深且明，中有六尺床。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凉。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榴花开一枝，桑叶沃也光。鸣鸠的美阴，因立忘飞翔。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杖黎观物化，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在密州时，他又写了一首《史隐亭》，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昨日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这样的诗句，诗人只有在达到了《西齐》里那种与自然深融为一体时，才有可能写出。此时他写的《望江楼》写到：“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出本无心旧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就他的诗句看来，他的确忘了官场的纷繁争斗，而沉浸在大自然的自由自在之中，精神上已得到了解脱，这种解脱正仿佛白云漂浮于山峰之间。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苏东坡在仕途失意的密州时期，的确有以佛老思想自我排遣的情况，而且不是偶然的。这一点，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借对月宫的幻想式的向往含蓄地表达出来了。苏东坡本来就有远大政治抱负，又感激皇恩浩荡，故此希望能回朝施展，但眼下险恶的政局又使他的这个愿望落空。又是感叹厌倦宦海仕途的沉浮，又是思恋朝君，入世与出世两种情思交织在苏东坡的身上，相反却相辅相成，展示了苏东坡当时矛盾的心理世界，这就是《水调歌头》的主题思想。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苏轼，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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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以月起兴，与其弟苏辙七年未见之情为基础，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思考，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追寻之中，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又表现出作者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此词上片望月，既怀逸兴壮思，高接混茫，而又脚踏实地，自具雅量高致。从“我欲”到“又恐”至“何似”的心理转折开阖中，展示了苏轼情感的波澜起伏。他终于从幻觉回到现实，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葛中，入世思想最终占了上风。下片怀人，即兼怀子由，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同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最后以旷达情怀收束，是词人情怀的自然流露。

宋代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原文：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译文：

明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我拿着酒杯遥问苍天。不知道天上的宫殿，今晚是哪一年。我想凭借着风力回到天上去看一看，又担心美玉砌成的楼宇，太高了我经受不住寒冷。起身舞蹈玩赏着月光下自己清朗的影子，月宫哪里比得上在人间。

月儿转过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窗户上，照着没有睡意的自己。明月不应该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可又为什么总是在人们离别之时才圆呢？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这事儿自古以来就很难周全。希望人们可以长长久久地在一起，即使相隔千里也能一起欣赏这美好的月亮。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这首词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

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差知密州。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词人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已七年未得团聚。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名家评论

当代词学家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此首中秋词。上片，因月而生天上之奇想；下片，因月而感人间之事实。挥洒自如，不假雕琢，而浩荡之气，超绝尘凡。胡仲任谓中秋词，自此词一出，余词尽废，可见独步当时之概。起句，破空而来，奇崛异常，用意自太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化出。“不知”两句，承上意，更作疑问，既不知月几时有，故亦不知至今天上为何年也。

“我欲”三句，盖因问之不得其解，乃有乘风归去之愿，“我欲”与“惟恐”相呼应。“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就本意说固高妙，就寓意说亦极蕴藉。“起舞”两句，仍承上来，落到眼前情事，言既不得乘风归去，惟有徘徊于月下。自首至此，一气奔放，诚觉有天风海雨逼人之势。

换头，实写月光照人无眠。以下愈转愈深，自成妙谛。“不应”两句，写月圆人不圆，颇有恼月之意。“人有”三句一转，言人月无常，从古皆然，又有替月分解之意。“但愿”两句，更进一解，言人与月既然从古难全，惟有各自善保千金之躯，藉月盟心，长毋相忘。原意虽从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句化出，然坡公加“但愿”二字，则情更深，意更厚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与苏轼调水符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一，书香世家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二、名震京城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三、反对变法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四，漂泊流离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六、诗人之死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苏轼（1037～1101）宋朝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6岁。南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追谥号“文正”。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旧党。豪放派词人。编辑本段【苏轼生平】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编辑本段【文学艺术成就】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编辑本段【乌台诗案】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幺，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幺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幺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编辑本段【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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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教学是为了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益、强化过程评价和目标管理的一种现代教学理念。

我想就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结合我平时教学中的一些体会谈谈自己个人粗浅的看法。真实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基石真实、有效是课堂教学最本质的要求。

一方面，“真实”是一切新课程实践的基础。要想搞好新课程改革，必须以“真实”为前提；另一方面，“有效”促进学生发展，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唯一标志。

而要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又必须以“真实”为基石。一、真实的课堂应该是对话的课堂对话是人与知识、情感、思想联系的纽带，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多次与课本交流对话，学生入本悟情、体情、生情、创情，实现与课本、教师、生生间的情感交融，提升情趣，这样可以激活课堂，使课堂充满生命的活力。

1、学生与课本对话。广义的对话，可以不直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发生在人与各种课本之间。

教师要指导学生学会接近课本，走进课本，与课本进行广泛地对话交流。例如：语文品读《将进酒》，教师提醒学生结合李白的生活遭遇和性格特征来把握诗的意境，那么学生就会在驰骋的诗歌想像中与李白一起抛洒内心的郁闷和飘逸；鉴赏《兵车行》时，学生依照原先的方法已然可以领悟杜甫凝重苍凉的忧思。

此时传统意义上的解释、记忆方法要摒弃，学生面对课本，需要的不仅仅是解释与记忆，更重要的是理解，“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这样才能进行平等地对话。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有独特的见解和感悟，真正地提高学习素养。

2、师生对话。凡教学，都是教与学的互动交流，对话教学也不例外，它依然强调师的主导和生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互相促进。

我们早已明确教师不是课堂的统治者、知识的拥有者和唯一的传授者，但我们现在不少教师依然独霸课堂舞台仍旧是课堂的主宰，填鸭式教学依然充斥于课堂。而高效的课堂教学不是谁统治谁，谁主宰谁，应该是师生之间平等的对话交流。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教学相长。所以，在对话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不是单一的，有时候充当“红娘”，有时候扮演听众，有时候变成导演等。

角色的变化就是为了制造情境，创设情景，鼓励交流碰撞；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恰当指导牵引，把科学殿堂的绝色佳境推荐给学生；时常也被学生提醒感动。学生的角色亦然。

3、生生对话。课堂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的互动实践活动，也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对话交流的群体学习活动。

教学中我们容易忽略的就是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然而这种对话方式正是动态思想，动态教学的最佳体现。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学生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思维的碰撞和交融，来共享知识、共享经验、共享智慧、共享情感。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互相交换，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互相交换，那么我们同时获得了两种思想。 ”教师要适当的时候调节其火候就可以了。

4、学生的自我对话。自己与自己对话，乃是对话的高级形态。

是一个优秀学生所必备的品质，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对话。教师要引导学生自觉地、理性地走进自己的心灵世界，通过对课本、现实生活的认识，与自己心灵交流，从而有自己的独特发现，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和言语表达（口头的、书面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学会创造思维，净化心灵，完善人格。

学生在一次又一次心灵的追问中得到人格的升华，这才算是学以致用。二、真实的课堂应有真实的自主探索和小组合作自主探索不是自由探索，小组合作也不是走过场、搞形式。

但有些教师在引导学生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往往是只要有疑问，无论难易，甚至是一些毫无探究价值的问题都要让学生去探索讨论。在探索过程中，没有具体的要求、提示和指导，探究方式由学生自己挑，喜欢怎样就怎样；一旦发现时间很多，就让学生“充分”探索来拖延时间；一旦发现时间不够，就匆匆走过场，往往是学生还没有进入状态，探索就已终止。

因此，我们在组织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要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与小组合作的欲望。探究和合作应是学生一种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欲望，它解决的是“想不想”探究合作的问题。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探究合作欲望，使其经常处于一种探究合作的冲动之中。（2）探究合作要有问题空间。

不是什么事情，什么问题都需要探究合作的。问题空间有多大，探究合作的空间就有多大。

（3）探究合作的组织要到位。首先小组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在学生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不应是旁观者、更不要做局外人。

教师有学生有合作学习中应该是组织者、引导者、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适时地与小组成员进行交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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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汉语（文言文）中用法是比较复杂的，它有两个读音ér和néng；它在有的句子里可以是实词，在另一个句子里又可以是虚词；作实词可以是名词，可以是动词，可以是代词；作虚词时可以是连词，可以是助词.它的意思和用法大概有十几个. 下面我把首选的古汉语工具书——《辞源》上的解释作依据，补充一些中学课本文言文课文中的句子作例句.一并打给你. 而一、ér 一颊毛，象毛之形.凡鳞毛之下垂者也称而.例如：《周礼·考工记·梓人》：“凡攫杀援噬之类，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 二代词.通“尔”汝，表示第二人称.可译为“你（的）”、“你们（的）”.例如：《项脊轩志》：“某所，而母立于兹.” 三连词.⒈表示并列关系，所连两项在意思上不分主次、轻重，而是并列、并重的关系，可译为“和”、“及”、“又”、“并且”或不译.例如：《两小儿辩日》：“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⒉表示承接关系，所连两项在时间、动作或事理上承接，可译为“就”、“然后”、“来”、“便”等，或不译.例如：《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 ⒊表示递进关系，后项意思比前项意思更近一层，可译为“而且”、“并且”等.例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 ⒋表示修饰关系，前项修饰后项，连接状语和中心语，可不译. 例如：《愚公移山》：“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 ⒌表示转折关系，所连两项在意思上相对或相反，可译为“却”、“但是”、“可是”等.例如：《狼》：“后狼止而前狼又至” ⒍表示假设关系，常连接分句中的主语和谓语，可译为“如果”、“假如”、“倘若”等.例如：《少年中国说》：“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 ⒎ 因而、所以.例如：《荀子·劝学》：“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 ⒏ 如果.例如：《论语·八佾》：“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四助词，跟“上”、“下”、“来”、“往”等方位词连用，表示时间或范围等，可译为“以”.例如：《图画》：“古中国之画，自肖像而外，多以意构.” ⒈相当于“之”.例如：《论语·宪问》：“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⒉表语气.略近于“兮”.例如：《论语·微子》：“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五通“如”、如同、好像.例如：《诗经·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 二、néng ㄋㄥ六通“能”. ⒈能够.例如：《墨子·非命下》：“桀纣幽厉，……不而矫其耳目之欲.” ⒉能力.例如：《庄子·逍遥游》：“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参考文献：《辞源》《中学文言文索引词典》回答：2007-10-18 16:22修改：2007-10-18 21:50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共0条评论。

其他回答共2条回答评论 ┆ 举报红红[智者] 文言文中而字的用法 “舍生而取义”中的“而”表并列.从语法角度看，“而”连接前后两个动宾结构“舍生”“取义”，无轻重之分，更无递进，转折关系.“舍生而取义”解释为舍弃生命选择道义. 下面是“而”用法总结！而（1）第二人称代词，（2）一般作定语某所，而母立于兹. （ 2 ）副词，译为“就，才”. 然则何时而乐耶？（3）连词并列关系，一般不译. 蟹六跪而二螯. 递进关系，译为“并且”或“而且”.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承接关系，译为“就”“接着”或不译. 吾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 转折关系，译为“但是”或“却”.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假设关系，译为“如果”或“假如”. 死而有知，其几何离？ ⑥修饰关系，连接状语与中心词，可译为“地”也可不译. 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因果关系，译为“因而”. 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及夫游之乐也. ⑧表比喻，译为“如同”. 军惊而坏都舍. 本文共用25个“而”字，表示前后词句并列、承接、修饰、转折等关系，想一想下列语句中“而”字的用法，体会它们各自语气的轻重，探究“而”轻重音朗读的规律. （1）、太守与客来饮于此……而年又最高（递进、重读）（2）、若夫……岩穴暝（承接、轻读）（3）、朝而往，暮而归（修饰、轻读）（4）、溪深而鱼肥（并列、轻读）（5）、禽鸟……而不知人之乐（转折、重读）小结：凡是表转折或递进意味，都需重读，凡连接词与词，有调节作用的则应轻读.学生齐读，体会“也”和“而”的读法.。

宋代苏轼诗歌与诗歌对比论文研究

苏轼，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一名政绩显耀的官僚。他是中国士大夫完美个性和人格的化身，他的诗词更是流芳千古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赏析：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哲理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在局中者看这个世界，就像庄子笔下的井蛙与夏虫一样，永远看不清事情的真相。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十年（1077）苏轼从杭州到密州，告别了风景秀丽、生活舒适的杭州，来到地处偏远环境艰苦的密州，更多的接触到了下层的老百姓，对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期间，他的创作也进入到了成熟时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密州写的两首江城子，《江城子·密州出猎》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词牌相同，但内容、情感、手法、风格完全不同。本文试图从不同角度进行比较。第一，塑造的形象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作者是一个鬓染微霜，英气勃勃，希望能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英雄形象。出猎时，全副武装，威武豪迈，队伍精锐，千骑如飞。“卷”字形象的写出骑兵疾驰奔腾，犹如疾风暴雨一般席卷山冈而过。围观时，千人追随，万人空巷，太守亲自射虎，群众激动万分，打猎归来，剖胸开胆，饮酒畅怀，“又何妨”三个字写出了太守暂时忘却年龄，忘却处境，恣意狂放的心理神态，也希望能拉开满弓向西北射去。“挽雕弓”“射天狼”两个动作表现太守射敌的雄姿英发和豪迈气魄。表现了作者乐观豁达，不惧生活挫败失意，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像这样主题深刻，艺术完美的词作，在当时实属首创。《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的作者是一个缠绵悱恻，用情至深的痴情丈夫的形象。苏轼所在的密州离王弗坟地四川眉山相隔千里，他担心妻子远在千里之外，孤独凄凉；他害怕夫妻相逢妻子会认不出他；他回想妻子梳妆的美好情景，过去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似乎触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令人不忍卒读。第二，表达的情感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写出猎，下片写请战，表现了词人渴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狂”字贯穿全词，写尽了太守内心的豪迈雄壮，外在的狂傲自得。将词人的狂放狂傲和极度膨胀的政治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出了对妻子的思念，也写出了宦海沉浮，仕途坎坷的身世际遇。在悼亡中揉进世路奔波的艰难，令人动容。第三，表现的手法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运用了两个典故，恰到好处的表现了词人英雄胆识和渴望重返朝廷大干一场的决心。一个是周郎射虎，一个是冯唐持节。建安22年，孙权射虎，坐骑被虎所伤，孙权投以双戟，虎被打退。词人借孙权自喻，希望能勇猛杀敌，报效国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云中太守魏尚，守边有功，战绩卓著，但因虚报战果而被降职，冯唐为魏尚说情，澄清了事实，汉文帝派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官复原职。词人在这里希望也能受到朝廷的重视，委以重任，建功立业。当时西北边事紧张，他愿带兵征讨西夏，到边疆抗敌。《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词人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梦前现实与梦中情景结合起来，最后以景结情又回到现实，对妻子孤独长埋于地下感到痛心疾首，肝肠寸断啊。他思念妻子，他设想即使两个人有机会相逢，妻子也会认不出自己，他似乎看到妻子坐在窗前，梳理秀发，回想到妻子曾在“来风轩”陪伴自己读书，在屏风后面听自己与别人谈话后，提醒自己交友谨慎，想到他们曾经幸福的种种过往，恍然妻子还在自己身边，还是那样的端庄贤淑，惠心兰质。这种将现实的感受融入梦中，真幻交织，催人泪下。第四，写作的风格不同《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豪放刚健，慷慨昂扬。词媚诗庄的格调变为激昂豪迈，开拓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内容，“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为词的创作开拓了崭新的道路。作者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得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掌以为节，颇壮观也。”表明这是他有意创作“自成一家”的豪放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婉约细腻，幽微深曲，细节描写生动逼真，缠绵悱恻，令人哀伤悲痛。以悼亡入词，不仅拓宽了婉约词的题材，唐圭璋先生评曰，“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陈师道）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 一个词牌却写出完全不同的两首词，且风格迥异，可以看出，密州时期，是苏轼有意于传统词的革新创作的时期。他既着力于创作豪放词，又革新了婉约词，使婉约词的题材开阔了，格调提高了，而豪放词又独树一帜。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论文开头

苏轼的生平坎坷的仕途苏轼的一生，虽然也曾短暂当过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显赫官职，但总的来说，他的仕途仍是坎坷多于通泰。他一度入狱，几乎丧命；多次贬官，两度流放，其中一次更流放到海南岛，在岭南住了7年。进取与超脱之间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的仁政思想和进取精神，道家的超脱世俗和佛教的圆通自在，在他身上获得了融和。大抵在仕途腾达时，儒家思想为主导；贬官流放时，佛、道思想占上风。他在《超然亭记》中说：「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译文：不论到哪里，没有不快乐的，因为他遨游于世事之外。）正是这种源于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使他得以超然物外，随遇而安。历经磨难而不颓唐丧气，身处逆境而洒脱自若，即使在最倒楣的境遇中，他也能找到乐趣。例如他在岭南所作的《食荔支》诗中写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形成自然豪放的文风多次的贬官流放，使他增长了阅历，开阔了眼界，从而丰富了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融通，也有利于他形成自然豪放的文学风格。苏轼虽然也认同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他对道和文的阐释，却别开生面，自成体系。融通三家之道苏轼的道并非纯粹的儒家之道，而是融通儒、道、佛三家之道。同时，他认为「圣人之道」，「皆出于人情」（《中庸论》）。这就为文学从传道转向抒写人性和情感，敞开了方便之门。

1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报告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经历可谓传奇，但又是什么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呢？我们就从他一生中的几次大起大落来分析一下。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才华出众的苏轼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之后，终于开始向仕途进发了。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父子三人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但对后人来说，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佳话。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就像他诗中说的“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此时的苏轼可谓前途一片光明，年少成名的他抱着造福百姓的心愿，开始了他充满坎坷的仕途，但又是什么让他的仕途如此曲折呢？我们来看苏轼这一次的起落。公元1066年服孝三年的苏轼在回京途中看到新法对百姓的伤害，所以苏轼多次上书反对王安石强力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势力集团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经磨难。公元1079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为了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苏轼丢官降职，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2 上的丰碑。苏轼即使在这样的困境面前依然保持着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从这可以看出他有一种豁达超脱的性格，这种性格不只表现在困境中，在地位急剧攀升时，他的这种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法，她掌权后再次起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元佑年间这一段开始了。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书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对于苏轼而言，苏轼现在在仕途路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的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做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3 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对了，这也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去勾心斗角，不会去结党营私，但这也使得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过得相当艰苦。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苏轼的死可能有些悲惨，但这由得了谁呢？是世事？使历史?不，是他自己性格所致的。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他的性格是率真的、孤傲的、也是豁达的、超脱的。无论他的政治主张还是为人处事，处处充满着关注民生，体恤百姓等崇高思想。从用黄州到江宁去拜谒王安石还是做知州时的两处断案就可以明证他襟怀坦荡，体察民情的思想境界。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一生。从以上的事迹来看，我们可以看见，苏轼的性格才导致他坎坷一生的根本原因，如果苏轼没有这种豁达，超脱的性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有可能是一个政客，而不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了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一、书香世家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年少轻狂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婉转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二、应试及第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三、出任凤翔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四、王安石变法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父丧期满的苏轼在继室王氏的陪同下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监官诰院。此时宋神宗为重建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苏轼由于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受到排挤。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落败，被迫请调杭州 (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及挫败感。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愿调任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因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也在密州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 - 密州出猎》五、乌台诗案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 (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 (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一位朝廷钦差，为了要讨好王安石，把苏轼捉拿进京，指称他诽谤朝廷，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生病的曹太后为他说情，最后只定 “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六、流放黄州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文章无论在思想还是在题材上都有了扩展。如《前赤壁赋》，《念奴娇 - 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此时的苏轼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已达极高的境界 !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 (今河南省汝南县) 团练副使。旅途中曾遇王安石，二人虽有不同政治简介，却谈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他评价极高。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七、元佑更化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被起用为登州 (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不到十天，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逝，10岁的哲宗登基，逐次废除新法。新法派被排斥。昔日重臣重新掌政。史家称为「元佑更化」。元佑元年(1086)，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认识使他对新法有保留一件，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新法派又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变成夹缝里的人物。元佑四年，苏轼摆脱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遭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阳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八、南行千里晋升高位后，受到的党派攻击也越来越多，郁郁不乐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末获批准。继室王氏又去世。元佑八年九月，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元佑更化」宣告结束。18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新法。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59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 (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 (都还没到呢 !)又受命流放惠州 (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安之若素，觉睡得还是那么香甜。朝廷奸人仍不罢休，苏轼被放逐到自古所说的天涯海角 - 儋州。在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他一边读书，读他最爱读的柳诗和陶诗 (他也只带了这两本书)，作诗自娱；结交平民朋友，生活虽然凄苦，但深具特色又有内涵的苏轼，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九、永存的诗人心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此时，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 !然而此时，苏轼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十、东坡印象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首先是他的相貌，苏小妹曾经取笑他：“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当然这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苏轼的相貌有四大特点：身材颀长；眉疏目朗；颧骨高耸，两颊清瘦；胡须稀疏。其次是他的朋友印象，苏轼交往最多的为文人。当时北宋的知识分子经常用学问开一些高雅的玩笑。苏东坡亦是如此，他的一些趣事常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这是一种智慧而快乐的游戏，他把渊博的学识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我想，这也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第三，苏轼的书画在北宋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书法位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人们都希望得到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一位名为姚磷的武将，出言用一只羊腿换他的一幅作品，可见其造诣之高了。苏轼的画作也是很著名的，他爱画竹松石等，从中也可看见他的品格。他画画讲求真实性，所以他对生活也观察的十分细致。第四，师徒印象。苏轼是一位名人，旗下门生自然也极多。较为著名的是黄庭坚和秦观等。他和徒弟间是亦师亦友的，所以他的徒弟也经常和他开玩笑，甚至当面对其提出意见。即使他遭受磨难，也没有一个弟子背叛他。最后，他的人格印象。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树立了人格精神的标准，他也树立了人格的模式，这是最为重要的。他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是极深的。十一、苏轼之死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他在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但是他永远在我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十二、苏轼的诗词他的诗词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篇章最多，他的《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有美堂暴雨》、《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篇或想象丰富，或气势雄浑，或清新隽美情致盎然，最能代表苏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表达对事物见解的诗，如《题西林壁》，被认为最能体现宋诗的理性特征，诗中通过艺术形象说理，蕴含丰富，新鲜有趣。表现苏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诗风的《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诗亦被认为是北宋文化所达新高度的标志。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尽管屡遭贬谪,苏轼始终是江山风月永恒的发现者和拥有者.比起李白、刘禹锡吞山吐岳式的豪迈,苏轼的达观是平实的.他脚下踏着的不是盛唐的土地,而是偏安一隅、国力积弱的宋土.他的豪迈更加不入流俗,高远卓越.苏轼是一位把独立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不论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当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既不“左倾”,也不“右倾”,明知会触怒权贵、祸殃己身仍不移矢志,其魄力在不乏阿附逢迎的封建官场中称得凤毛麟角.正是这种思想、见解、人格的真正独立,铸就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苏轼也是一位把乐观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在黄州物力维艰的条件下,他苦中作乐,自己耕种、造房,与农夫相契.在海南岛,由于远离陆地,生活更加艰难,要很长时间才能吃一次从羊骨头缝里剔下来的肉屑,加之年事渐长,亲人远隔,一般人很难撑下去,可这位少年得意、才华惊世的大文豪就撑了下去.连剪脚趾甲这样的琐事,他也品出了其中的乐趣.苏轼的乐观已经不是文人失意时的一种姿态,而成为一种品格.他不同于李白,在诗酒中放浪形骸,寻求解脱；他也不是杜甫,在困厄中痛心疾首,做苦行僧.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实实在在、可亲可敬的人,把所有的浪漫诗意和宇宙人生的思索都建立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上,像我眉眼毕现、个性鲜明的邻居.苏轼的这种乐观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人,我从张岱、梁实秋、汪曾祺的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苏轼的影子.虽然宋国很弱,四川很偏、民族多难,但大宋有幸、四川有幸、民族有幸,我们还有苏轼.入得了世才出得了世,随得了俗方脱得了俗,坡翁堪当此誉.苏东坡,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是的,他的确是个十分值得人们敬佩的人.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其词于风格、体制上皆有创变,清雄旷放之作尤新人耳目,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而我,也十分钦佩他.钦佩他的洒脱、乐观、是非分明,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当然,也更佩服他的才华,在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的信念.我觉得的,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非常的好,描写他自己也最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才能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他的著作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让人看后回味无穷.他不仅自己十分的乐观,他还很乐于用自己快乐的心态来感染别人.的确,从他写的作品总能使读者快乐这一特点,我们就不难看出.苏东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作之时.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一整天都很欢乐.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也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他们必使神宗在世一日,就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但苏东坡也许只会因此事而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这些人罢了.他告诉了我们,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正如世人所说的一样,我们对苏东坡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这种魔力或许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理由.与此同时,我觉得,苏东坡为人处世也十分的直爽.每当他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有一次,他因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就是这样的守正不阿,这样的放任不羁.在苏东坡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之时,他受到了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但他也从不后悔.因此苏东坡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他所有的朋友辈都望尘莫及.由此看来,你就不能不觉得苏东坡是一个十分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了.在此,还有一个令我为之震撼的苏东坡的事迹：当苏东坡迅速衰弱下去的时候,家人都发觉了他的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是要在他的鼻尖上放一块棉花的,好能容易地看他的呼吸.在这时全家人都在屋里.那个方丈走得靠他很近,此能用他听得到的声音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其实,苏东坡是很容易就能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的.他曾在雪堆的墙上门上,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出舆入辇,厥莲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峨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所以,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他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苏东坡带给我的感觉,在我看了《苏东坡传》后就感触更大了.其中,以上这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对此颇有同感.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诗、词、文、书、画、文艺理论均有独到成就.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他,就是苏东坡.我眼中的苏东坡.说起东坡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四大词人中他首屈一指.他的词风靡一时,洛阳纸贵,盗版横行,神宗禁词,可奈什么力量能阻挡这股“东坡风”呢?东坡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父母的悉心培育,加之也勤奋好学,遂博通经史.少时的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立下了以身许国的志愿.只可惜事与愿违,东坡入仕以后,一直遭到新党与保守党的打压.乌台诗案,东坡几置死地.但他仍希望驰骋沙场,“千骑卷平岗”,“会挽雕弓如满月”.十足一个怀揣报国热忱的赤胆英雄.驾一叶扁舟,邀三五好友,大快朵颐的东坡也是有的,吟“大江东去”,唱“千古风流人物”,周郎英雄气短,东坡也挣扎一番,最后“一尊还酹江月”.除了关东大汉的豪迈激昂,东坡也有绕指柔的情结.中年痛丧爱妻,肝肠寸断.十年漫长,人已“尘满面,鬓如霜”,“惟有泪千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经历风雨,坎坷的东坡宠辱不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这是何等的潇洒,坦荡,伟岸不凡!东坡就是这样通向了坚持操守又全样身性的人生境界.一年老一年,一聚一离别,一喜一悲伤,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都一般相识,吹一回,唱一回.东坡,让人不可逾越的大家,不可不叹的真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沉沦了几百年的苏轼,拖着疲乏的身躯,从书中缓缓地向我走来.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孤独的身影：苏轼他一袭布衣,头戴斗笠,脚踏木屐,手持竹节,躬耕于东边的山坡上,难怪号东坡居士.可这么一位叱咤文坛的风云人物,命运却是如此的坎坷凄凉,不由让读着苏轼诗词长大的我内心涌出阵阵心酸.我眼中苏轼是仕途失意之人.这一组数据足以说明一切：36岁他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忏怒王安石,被贬杭州.39岁被贬密州.42岁被贬徐州.44岁受奸人谗言所害,罪名作诗讽刺朝廷,差点惨遭杀害,被贬黄州,黄洲那可是个令人自生自灭的地方------我真为苏轼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难道他无与伦比的才气,也成为了被祸害的理由?我想苏轼也是不明白的：为什么自己一心为国为民,仍免不了被流放黄州的命运,于是他才会用登山临水、凭吊古迹来逃避现实,表达不满.其实他内心多么渴望能和周瑜一样,“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扭转这人生不得志的现状,然而在当时,纵有多少豪情壮志,又能与谁诉说呢?只能寄情于诗表达情怀,“乱石穿空,惊涛怕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今天读来我感受到一种别样的伤感豪迈.我眼中的苏轼是伤心寂寞之人.在他34岁那年,他一生中最信任的人——妻子离他而去,妻子的病逝,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在他被贬密州,孤独苦闷的日子里,他只能在梦中见到久别的妻子,梦中相见,也只能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十年风雨,历尽艰辛,独自飘零,无人读懂他受伤的心灵,我可以想象出当时苏轼是何等的哀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于苏轼只能是奢侈的梦想而已.我眼中的苏轼是浪沙淘不尽的词人.也许他坎坷的经历,成就了他文学的伟大.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我无法想象中国文学史少了苏东坡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一定会黯然失色的.我们将读不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美句；我们也欣赏不到“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言名句……那将是怎样的遗憾哪!读着读着,苏东坡在我的眼里成了一个孩子,一个饱经沧桑依然不改赤子之心的孩子.我想也许正是这份纯真,造就了他的成就,让我们今天依然深深记着并永远怀念着.在我隐隐的泪水中,我看到了他身影渐渐地远去,远去……总觉得苏轼先生象我梦中的兄长.说来惭愧,我不喜读史,也不喜读古文,所知的一些古文不过是几首有名的古诗词而已,对屈原、杜甫之类的大家也不大清楚他们的生平.东坡先生也不例外.但东坡先生的逸事趣闻特别多,让我觉得率性洒脱的他好似我梦中的兄长一般.是女孩子娇嗲的天性使然吧,身为长女的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位宽厚幽默的兄长.苏家的这位大哥当然足为兄长的楷模,他与苏小妹的对诗戏谑,他在中秋节对弟弟的款款思念,无不真情流露,让人妒羡不已.诸多文学大家留给我们的只是文学精品.所以李白的飘逸、王维的禅静,好象都比较平面.而东坡先生的才情旨趣是全方位的.试想：如果不是“苏堤”、“白堤”的袅娜婉转,西湖恐怕也不能这样“淡妆浓抹总相宜”吧；而“东坡肘子”、“东坡肉”也许就是“多放油少放水,火候到时它自美”这样烹调出来的；看起来东坡先生还是位美食家,想到他品尝惠州佳果时摇头晃脑地吟哦：“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真让人忍俊不禁,要知道岭南那时可是蛮荒之地啊,先生真是达人一个.率性、达观似乎是东坡先生的性格特点,从“大江东去”的豪迈,到“聊发少年狂”的洒脱,无不体现了他的这种性情.实际上他的命运是多蹇的,他的一生似乎就是在一贬再贬之中度过的,但他从不气馁,总是很投入地享受生活,这从“东坡巾”的潇洒和“东坡提梁壶”的大气质朴中都可以体会出来,因而他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涯不但不暗淡悲惨,反而充满了温馨和丰富.我喜欢青衫学士“脚着芒靴走天涯”的豪情,喜欢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喜欢他诘问酥饼“为什酥”的幽默,喜欢他以清风明月为友为伴的襟怀……我总觉得东坡先生很象金庸笔下的“性情中人”,性情中人对所爱又大都是深情款款的,于是,“明月夜,短松岗”又叫多少痴情人黯然神伤.其实一字一句地品味先生的词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勤俭婵娟”,你会感到旷达、疏朗之外蕴含着多少风雨与无奈啊,而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地引用它.这也正是先生的高明之处,他总能将失意在一种亲近自然和人性的生活中将其化解,表现出一派平和、豁达、浪漫与生命活力.人生多少月明夜,清风拂水波跃金水月代代无穷已,先生清辉照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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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苏轼处世哲学初探【摘要】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关键词】苏轼处世之道人格风貌生命精神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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