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研究陈寅恪的论文

读《陈寅恪评传》杂感以前就对陈寅恪先生有所闻，假期有幸读到著名学者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对陈寅恪这位大学者有了新的认识。一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科学家。他们活跃在世界的学界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绝后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取得的神话般成就，用今天的人的眼光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像钱学森、赵元任等等，而陈寅恪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接触代表。陈寅恪先生不仅文史皆精，通晓数十国文字，而且于佛学、诗词、元曲都有极深造诣，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先生的学识和经历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也是很多的。上面我说了，在那个时期的大师们，无论是他们的数量还是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就拿现在来说，治学的学者数量比当时要多的多。而且条件也要好的多，但是，中国并没有很多世界级的大师。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原因是很多的，我以为。思想的活跃和社会的稳定是成反比的，举个例子，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中国社会最混乱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社会确实是稳定了，而思想意识形态的稳定和统一，而这些恰恰影响了思想界自由的思考，虽然这些不是我们愿意承认的。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同时也是中国思想界或者说学术界最繁荣的时候，各种来自东方和西方，传统和新式的思想激烈的碰撞的一个时期。有这样的背景，产生一大批学术大家也就不奇怪了。二虽然和其他的大师们一样，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他出国之前所接受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教育。这样为他打下了很好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陈寅恪出身名门，天资聪颖，从小在南京家塾接受全面的旧式教育，十二岁时已然博通经史，少年时就可义背诵“十三经”的大部分，而且字字求正解，更有走马观碑。过目不忘之能。其记忆力只好只有比他小一辈的钱钟书先生可以相比。这个现象也很有趣，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所学习的科目和学习方法的多元化比之百年以前固然是丰富了很多，但是当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却很不尽人意，如果说我们百年教育可非但没有进步，反而不比当初，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是这些却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在大学的学习中，我们的一个老师曾经说过，知识如海，我们根本不可能囊括，大学的学习只是要掌握学习的适应自己的一种方法而已，虽然有些绝对，但是很有道理。还有，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二十多年，但是却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有时候本来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学位了，但是陈先生觉得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就毅然离开，根本学位放在心上。这里还有一则趣事，黄延复的《陈寅恪事略》里面有一则关于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故事。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后来在梁的力荐下，研究院才勉强答应留下来试试。可当曹云祥听了陈寅恪的课后，不由大吃一惊：真是旷世之才，十个戴过博士帽的也未必赶得上一个没戴过博士帽的陈寅恪。后来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清华“四大导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后来陈寅恪之侄陈封雄问陈寅恪，为什么留学多国却不考学位。陈寅恪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可见，学位和学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学位，像赵元任先生一生拿过五个博士，而且又是文理兼修，胡适更是有几十个博士学位（当然有些是荣誉的），我说这些只不过是想说对于学位或者说学历的追求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所有搞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品质。三当然，读了《陈寅恪评传》，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陈先生的治学精神。记得昔年陈寅恪先生在撰王观堂碑铭结语时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虽是陈寅恪先生为他人而作，但更是先生一生作人与治学之写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可作为治学之宗旨，更可以拿来作为大学精神之典范。今天，我有幸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当以此为自己学习之宗旨。虽然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社会人文科学尚有不同，但是其根本并无二异。从学习本身来看，一是知识本身，学技以用。二是通过知识体系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体系，把科学中的自由严谨用于立身、立人、立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这可能是学习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我想！当然，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们意识到了就可以解决的了的，但是，人的自我实现就是在这样艰辛复杂的思辨中开始并结束的。前路漫漫，历程已启，愿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伴我前行。谨以此文纪念陈寅恪先生并自勉！雁回祝融二零零六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于草堂 ------陈寅恪贴吧--------还有推荐-------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相关书籍多了读《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小感午后，快递送达台湾版余英时所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翻阅与陈寅老相关之12篇论文，心极喜。于是将CD中周董专辑《魔杰座》音量放大至充盈整个房间，而后躺卧于床上，在熙暖的阳光下品读此书，不亦快哉！书前余英时特写就一篇《书成自述》，“乃叙成书因缘，作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种纪念”。虽其自述短短16页，昔时也曾于网络读过，然于油墨书香中，依然感慨良多，且略撮三段，聊为絮语: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那时我在美国的法律身份是所谓「无国籍之人」…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国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个「中国人」。但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导早已耳熟能详。…《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亡天下”的惶恐也牵动了“亡国”的实感。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论再生缘》一文收录于三联版陈寅恪集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于开篇即言：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其间微言大义，我等无知后生自不可妄度之。然余英时一句“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不禁深为赞同。60年前已然随风，60年后可否吹而又生？吾等后学，倘留得薪火，总有一刻得以燎原。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敢于正视，哀叹之余，虽道远而不可得见坦途，也唯有赤膊而迎！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我，兹摘抄其中最有关系的部分于下：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小彭夫妇于一九五四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今则居港七八年矣。于细读教授有关陈老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二）教授《释证》页七〇（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我觉得无论我化多少工夫为他「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无论我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余读此一段，心内激荡，眼角沾湿。盖为学之人，以知己为平生最快事。士为知己者死，发自内心至性，绝非矫情。而能得陈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评语，以小生管见，实为今世学人之荣耀。能感受余英时昔日之心情，艳羡之余，又能如何？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满足已足够补偿我所化费的时间与精力而有余。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读书之乐趣，于此可窥一斑。每读史书，总会被先人言行所百感交集，得睹中国文化之血脉。素来以为，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实为中华之士人所必读。虽然治学远不止于此，然此种古今交融之精神，于人格之塑成，推及社会精神道德之崇高，影响深远。-------国学数典。。。。。。。。。。。。。。。。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魏晋南北朝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陈寅恪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该书虽非陈寅恪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隋唐隋唐两朝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中世纪的极盛时代，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陈寅恪有鉴于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书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明清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陈寅恪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他有些考据过于繁复冗长，这又是他的不足。陈寅恪与王国维、陈垣等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新考据学派”。研究的范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蒙史《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他在《蒙古源流》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敦煌学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虽然没有倾力于敦煌学，但是却在敦煌学资料的抢救、整理、敦煌学的确立及发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敦煌学终于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1930年，陈寅恪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著文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藏学陈寅恪对藏学、突劂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陈寅恪积极促进当时国内对于藏文书籍文献的保护和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存有陈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录》，除此之外，还曾在流亡云南蒙自时期撰写《蒙古源流注》，该书稿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另又花费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经的梵、藏、汉译本之异同得失而撰写《校记》。可惜资料及文稿均毁佚于战火。陈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学者有多人，如李方桂于解放前赴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有《马重英考》等多篇论文。而受陈寅恪的影响，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张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学生，如吴其昌、姚薇元、刘盼遂、刘铭恕兄弟、林亮等人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学研究。突厥学在突厥学方面，陈寅恪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宗教学陈寅恪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陈门家学有浓厚的佛学气氛，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就学于佛学大师杨仁山的祗洹精舍，潜心修佛。长兄陈衡恪自幼经受佛学薰习，且擅佛画。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叙：陈寅恪少时曾泛览祖父所藏“浩如烟海”的古籍佛典。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他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语言学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更有盛传其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考察其游学经历，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参考陈封怀回忆，陈寅恪应当掌握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考察其游学所学课程，陈寅恪应当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考察其所记录笔记，陈寅恪应当涉猎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寅恪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陈寅恪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对唐寅研究的论文

绢本，设色，纵：厘米，横：厘米。《山路松声图》在表现技法上，画家以畅达自如的笔墨挥写山石树木，笔法上略近杜堇，较南宋画家更为洒脱灵活，与笔法匀细、设色秀艳的风格判然有别。此画以淡墨晕染，浓墨强调，浓淡枯湿，恰到好处，形成了生动的墨韵，令人感到色泽丰富无穷。用笔顿挫转折，遒劲飞舞，巧妙的点出了松声之意境。背景的处理极为简括，疏疏落落，给人以空旷萧瑟、冷漠寂寥的感受。本幅右上有自题:“女儿山前野路横,松声偏解合泉声。试从静里闲倾耳,便觉冲然道气生”。唐寅此图绘层岩邃壑，飞瀑流泉。山腰苍松葱郁，虬枝老干，掩映画面。山下平湖一湾，清澈见底。一条崎岖不平的野路，蜿蜒通向山涧，以增加画面的幽深感。一隐者凭眺倚栏，静听松风，侍者囊琴随后。自题云：“女几山前野路横，松声偏解合泉声。试从静裏闲倾耳，便觉冲然道气生。治下唐寅画呈李父母大人先生。”后钤[梦墨亭]、[南京解元]、[逃禅仙吏]。用笔清润、缜密而有韵味。曾经清内府、梁清标收藏，《石渠宝笈三编》著录。唐寅（1470—1523），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文学家。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初字伯虎，更字子畏，号桃花庵主等。晚年信佛，有六如居士等别号。数中国历代画家中，唐寅知名度最高，他的名字妇孺皆知，“唐伯虎点秋香”、“三笑”、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伯虎才气横溢，但并不风流，他的诗、书、画被称为三绝，在绘画上，唐寅擅长山水，又工画人物，尤其是精于仕女，画风既工整秀丽，叉潇洒飘逸，被称为“唐画”，为后人所推崇。书法源自赵孟頫一体，俊逸秀挺，颇见功夫。此外，他还能作曲，多采民歌形式。如此多才，明代文人中是少见的。唐寅，为“吴门画派”中的杰出代表，绘画与沈周、文徵明、仇英齐名，合称“明四家”。又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切磋诗文，蜚声吴中，世称“吴中四才子。” 唐寅早期绘画，“远攻李唐” 、“近交沈周”。早期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沈周和周臣都是当时苏州名画家，沈以元人画为宗，周则以南宋院画为师，这是明代两大画派，唐寅虽师周臣，却有胜蓝之誉。唐寅兼其所长，在南宋风格中融元人笔法，一时突飞猛进，以至超越老师周臣，名声大振。唐寅画得最多也最有成就的是山水画。唐寅足迹遍名川大山，胸中充满千山万壑，这使其诗画具有吴地诗画家所无的雄浑之气，并化浑厚为潇洒。他的山水画大多表现雄伟险峻的重山复岭，楼阁溪桥，四时朝暮的江山胜景，有的描写亭榭园林，文人逸士优闲的生活。山水人物画，大幅气势磅礴，小幅清隽潇洒，题材面貌丰富多样。由于唐寅作画很少在画上注明年份，且他的画风变化也不很有规律，所以很难推测他作画的时间，也就难以按照时间来划分他的画风变化进程。唐寅在拜周臣为师后，主要是宗南宋院体，但其画有时也有与沈、文画风相近的作品，如《南游图》。这是唐寅三十六岁时当琴士杨季静离开苏州时赠送给他的。画上人物、车、驴用笔细劲，如纸上游丝。近景的坡上有三四株杂树交柯攒影。中景左侧山岩前一高士骑驴缓行，后面一童仆拉着车负琴紧随。刚出岩口，右面两个推车人，匆匆赶路。山路曲折，溪水波动，颇见旅途之辛苦。整幅画不着色，山势平缓。而其中一株树用胡椒点点叶，与沈、文画树叶法神似。唐寅学南宋院画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是《雪山行旅》图轴。虽画的是雪景，不宜用很多皴笔，但山石结体仍能看出那南宋院画立方块的造型。高山峻岭中的草堂有两翁正围炉驱寒，还有一高土骑着马由童仆支伞挡雪，行走于琼山玉树之间。画的前景主要是枯树三株，枝干是“直”、“斜”、“直”的折法，向上明面微露白色，而暗面特别浓黑，以示雪意。此外《溪山渔隐图》、《灌木丛筱图》也是这种风格，特别是《溪山渔隐图》是一幅长卷，分十个部分，是唐寅作品中难得的佳作。以南宋院画风格为主的还有《清溪松荫图》、《看泉听风图》、《抱琴归去图》。这些作品用的皴法基本上是小斧劈，皴笔绵密厚重，有的表现了南宋院画的某一方面特色。《清溪松荫图》是典型的小斧劈作品，这是唐寅学周臣时期的精心之作。画面上的远山迎面如巨碑，山头为密密，逐渐疏淡。山腰用云勾烘托山之高峻。这幅画上画一高士呋坐在松荫下昂首观景沉思的样子。高士身上的线条端庄、静穆，势态清高。而其中一松树穿插在岩壁之间，古藤缠绕山峦，有随风微扬之势，用笔老练.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山路松声图》为唐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他47岁时所作。此图采用高远法构图，前景是古松掩映、巨岸崚嶒，山涧间有曲桥相连，桥上一高士信步缓行，一童子抱琴随后。桥下瀑布自后景高山流泻而下，时隐时现，层层飞泉是全画的脉络，它将山峦层层推高推远，营造出幽深奇妙的境界。唐寅此图所用的皴法明显来自李唐、夏圭，但他改变了南宋院体侧笔猛扫、锋芒毕露的大斧劈皴之法，而是用中锋兼用侧笔，作细劲清秀的带水长皴，并间以小斧劈皴和刮铁皴，皴笔细密遒劲，流畅爽利，挺拔中见柔和。他的皴法已掺入沈周、文征明的笔墨观念，将其化为己用，在皴后以水墨晕染，使山峰于奇峭的风骨中蕴含了爽洁秀润的雅逸之气。同时在块面的明暗处理上也脱去其师周臣块面厚重的面貌，用浓墨皴染留出飞白，生动地表现出硬峭的质感。其古松的出枝之法亦来自周臣，有龙翔风翥之势，令人叹为观止。

唐寅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画家，他以诗入画，以典入画，综合南北二派的特点，弘扬了文学入画的传统。唐寅作为四才子之一，一生坎坷，他的画作却没有太多悲伤的情感，看他的画作更多的是感觉到美好。

有耻且恪为主题的论文

自己去找找啊,网上都是的

使企业财务报告反映的信息能取信于社会，就需要由社会中介组织的会计专家对它进行审查鉴证，于是由注册会计师组成的会计师事务所应运而生。因此，注册会计师鉴证企业所披露财务信息的真伪是社会公众的普遍要求。企业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有关方面，凭借注册会计师审计鉴证的财务信息作出投资和经营决策，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注册会计师行业成为社会各界欢迎和信赖的行业。为了不辜负广大信息使用者的期望，注册会计师应当把鉴证企业财务信息的真伪作为一项神圣责任。坚持诚信为本的原则，客观、公正地履行审计鉴证业务，这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只有这样，注册会计师行业才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壮大，并受到社会的重视。

《注册会计师法》和《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要求进行规范教育，增强职业道德规范意识。

沈寅豪研究生学位论文

中国足球水平越来越差的根本原因是足球的管理者，或者说足协乱搞，急功近利，总是全盘否定前任政策，给自己刷存在感。

中国足球水平差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放的位置太高了。

山东鲁能泰山作为一支中超强队，一家青训做的最好的俱乐部，与足协和裁判圈却有着多次争议事件。下面盘点一下几次影响比较大的争议。 1、库卡被打。 2015赛季鲁能以领头羊的身份做客贵州，比赛中山东鲁能前场任意球，贵州球员解围时击中本方球门立柱，韩鹏跟进补射得分，边裁詹伟却吹罚鲁能越位，当时库卡和队员找边裁理论，韩鹏被黄牌警告，赛后蒿俊闵同主裁进行理论，被主裁出示本场第二张黄牌罚下，导致缺席与恒大的关键战。赛后库卡上前找詹伟理论被打，最后处罚结果是库卡禁赛7个月，李松益10场，边裁詹伟被禁哨一年，鲁能也因此获得第三名，如果库卡没有禁赛，或许鲁能在15年就打破恒大的连冠了。 2、傅明事件 3、沈寅豪论文事件 2020年10月17日，京鲁大战首回合比赛中裁判沈寅豪出现多次争议判罚，首先是下半场国安球员巴坎布突入禁区倒地，鲁能被判罚点球，这是比赛中最具争议性的判罚，之后鲁能球员多次提醒沈寅豪观看视频，但主裁判沈寅豪在没有观看视频回放的情况下坚持判罚点球。而第二个球则在下半场，巴坎布破门，北京国安将比分追成了2-2平，鲁能球员示意对方射门前有犯规动作并提醒主裁判沈寅豪观看视频，但主裁判沈寅豪坚持判罚进球有效。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打成2:2平局。主裁沈寅豪的判罚引起了球员的不满和球迷们的争议。这场比赛之后，鲁能球迷对其论文进行查重，发现他在2017年《体育风尚》期刊发表的《大学生足球裁判心理压力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一文，疑似抄袭卢云飞2012年的文章《大学生足球裁判员怯场心理的成因及对策研究》。随后又被曝出沈寅豪的硕士论文同样涉嫌抄袭。这也直接导致沈寅豪结束了自己的裁判生涯。 4、马宁VCR事件同样是发生在去年京鲁大战，在涉及到进入前四的第二回合，鲁能打得的确非常不错，莫伊塞斯和格德斯配合之下率先破门，虽然不久后国安依靠张玉宁扳平比分，真正的争议出现在下半场，格德斯在禁区内抢断国安球之后，倒三角助攻段刘愚破门，起初，韩国裁判判罚进球有效，但此后，视频裁判马宁提醒主裁观看VAR，最终在几分钟的停滞之后，韩国主裁金希坤经过观看VCR，取消了鲁能的进球。但是慢镜头显示，格德斯的确和对方有身体接触，但属于正常的对抗争抢，并且也先碰到了球，如果要说格德斯犯规，的确存在争议。不到五分钟，国安凭借张玉宁的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1，正是鲁能的进球无效判罚，使得胜利的天平瞬间偏向另一边，这几分钟的时间，1-2的比分，瞬间变成了2-1。赛后，格德斯和蒿俊闵等球员纷纷发表不满，但也为时已晚。鲁能因此丧失了夺冠的机会。这次判罚的失误并不在于主裁判金希坤，而是在于VAR裁判马宁，但是主裁判拥有比赛判罚权的时候选择听从了VCR，可能也会是这场比赛的最大争议点。鲁能和裁判的多次恩怨，都是因为裁判的误判，导致俱乐部和裁判员都受到了处罚，两败俱伤，鲁能一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希望中超多一些公平公正，少一些争议！

10月28日，中超争冠焦点战，恒大将会迎战国安！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卡纳瓦罗携队长郑智出席，然而在这么一次采访中，卡纳瓦罗却6次强调了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就是暗示了6次中超有黑哨。从这可以看出，卡纳瓦罗没少刷鲁能的新闻，看来也是非常怕被安排！那么，卡纳瓦罗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们细细道来！

首先，卡纳瓦罗怕石祯禄！

第二阶段第一轮第一回合的比赛，恒大对阵华夏幸福，当值裁判就是土哨石祯禄！当时，恒大在第18分钟的时候，塔利斯卡完成了一记射门，本来看上去很有机会的，结果偏出了球门，飞出了底线。通过慢镜头回放可以看到，对方后卫潘喜明禁区内有手球动作，导致皮球偏离了角度，恒大球员因此对裁判投诉，要求一个点球！然而，石祯禄在和VAR裁判进行沟通之后，竟然给了恒大一个角球，这样的判罚非常滑稽，赛后引起了不少球迷的质疑！显然，卡纳瓦罗担心，石祯禄这样一个业务水平不过关的土哨，如果再来吹罚恒大与国安这样的焦点战，可能会出幺蛾子！

其次，卡纳瓦罗怕沈寅豪！

沈寅豪本来名不见经传，但是在执法了鲁能和国安第一回合的比赛之后，却是“一战成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比赛中多次作出了争议的判罚，尤其是通过鲁能球员的“空气犯规”，给了国安一个点球的机会！当然，是为了黑鲁能保国安，还是业务水平不过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赛后的时候，沈寅豪被鲁能球迷曝出论文抄袭，导致身败名裂！说实话，卡纳瓦罗真的害怕遇到沈寅豪这样的主裁判，连空气犯规都能给国安一个点球，更不要说身体接触了！

最后，卡纳瓦罗怕金希坤！

金希坤是足协特意为今年的焦点战请来的韩国主裁判，分配到了苏州争冠赛区。在京鲁大战的第二回合，金希坤在鲁能的进球判罚中，本来是确定了鲁能进球有效，鲁能球员没有犯规，但是在VAR裁判马宁的建议下，他亲自下场去观看了VAR，然后将鲁能的进球判罚无效！赛后，韩国媒体曝出，金希坤这个判罚，听的是马宁的建议！而这个判罚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球迷都认为，鲁能球员并没有犯规，进球没有问题！显然，卡纳瓦罗非常害怕遇到金希坤这样没有主见的主裁判，一旦VAR室坐着的是鸡蛋里挑骨头的助理裁判，那么恒大想要战胜国安就难了！

不得不说，中超本赛季的裁判判罚，确实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卡纳瓦罗那么喜欢刷中超的新闻，相信肯定看到了很多关于鲁能的报道，因此才会在赛前的发布会上，6次强调客观因素对比赛的影响，6次暗示中超有黑哨！如此看来，卡纳瓦罗怕的就是石祯禄、沈寅豪、金希坤和马宁这样的主裁判了！对此，大家怎么看呢？你认为在没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国安能够侥幸战胜恒大吗？欢迎一起评论探讨！

关于陈姓的现状的研究论文

关于陈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一．问题的提出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姓陈。我常常想：难道五百年前我们的祖宗是一家。但读了《关于李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以后，我便对陈姓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次调查。二．调查方法1.查阅有关中华姓氏书籍，阅读报刊、上网浏览，了解陈姓的来源和陈姓的历史名人。2.访问有关人士，收集陈姓的名人故事。3.通过各种途径，了解陈姓的人口和分布的情况。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信息渠道涉及方面具体内容书籍、报刊陈姓的来源陈氏是以地名命名的姓氏，在海内分布极广，按人口统计为第五大姓。上网陈姓人口数量据统计，陈姓人口总数有800万以上。上网陈姓族谱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都还保存着陈姓族谱。同学的告诉历史上陈姓名人陈胜、陈琳、陈子昂、陈寿、陈毅、陈名夏、陈贞慧、陈确…… 四．结论1.我国的陈姓源远流长，传说周武王灭商以后，追封前代圣王的后人，找到了舜帝的后裔妫满。武王把大女儿元姬嫁给他，封他为陈（河南淮阳）候，让他奉守舜帝的宗祀。妫满氏后，谥号陈胡公，陈氏是他的后代，历代视为正宗。这也是后来陈姓人口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2.在历史长河中陈姓人才辈出。有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汉末文学家陈琳，唐代文学家陈子昂，西晋史学家陈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陈毅，清臣陈名夏，明末清初散文家陈贞慧，明清之际思想家陈确……我们为陈姓祖先创造的辉煌感到自豪。3.陈姓是当代中国第五大姓。据统计，陈姓人口总数超过8000万关于陈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一问题的提出：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姓陈。他们常开玩笑说：“我们一千年前是一家噢!”这个星期刚好有让我们研究姓氏。于是，我和我的家人对陈姓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次调查。二：调查方法1.查阅有关中华百家姓的书籍，阅读书籍报刊上网浏览，了解陈姓的来源和陈姓名人。2.问老一辈人，了解陈姓族谱。3.通过教科书与因特网三：调查情况与资料整理信息渠道涉及的方面具体内容书籍网络陈姓的来源传说陈姓最早出自妫姓，是舜帝的后裔。周武王建立周朝后，找到顺后人胡公沟，封他在陈这个地方。外族的改姓也是来源之一。书籍、教科书、报刊历史上的陈姓名人陈元、陈胜、陈寿、陈亮、陈子昂、陈玄奘、陈毅、陈景润……上网陈姓人口数量据统计，目前陈姓人口总数已超过8000万以上爷爷的讲述陈姓的族谱在湖南韶山，有一米多厚的陈氏族谱。足足50卷之长四：结论1.我国陈姓历史源远流长，若按人口来说，是中国第五大姓。陈姓最要出自妫姓，是舜帝的后裔。周武王建立周朝，找到舜的后人胡公满封他在陈这个地方，建立陈国。到了陈闵公的时候陈国被楚灭掉，亡国后的陈国子孙以原国名为姓氏，于是有了陈姓。从资料中发现，北魏鲜卑贵族侯莫陈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侯莫陈改为单姓陈。2.纵览古今，陈姓人在其家族史上留向下了辉煌的一笔。春秋时有孔子弟子陈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西汉《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唐朝高僧陈玄奘，元末大汉政权建立者陈友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还有近代数学家陈景润……我为陈姓祖先创造的辉煌感到骄傲。望采纳，谢谢其他回答者抄袭可耻

因为我是不是你的错，

陈姓图腾陈姓是中国众多姓氏中，按人口计算是全国第五大的姓。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陈姓为现代中国第五大姓。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陈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陈姓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香港、澳门及台湾都是第一大姓氏，在《百家姓》中排第5位。[编辑本段]一陈姓的来源：1、陈姓最早出自妫或姚姓，舜帝的后裔。舜，也称虞舜，黄帝八世孙，生于姚地，以地取姓为姚。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周武王灭商朝纣王以后，建立周朝以后，找到舜的后人陈胡公妫满，封他在陈（今河南省淮阳县）这个地方，建立了「陈国」。舜帝的后裔妫满子孙有以国为姓的，即成为陈姓的由来。以国为姓，受姓始祖胡公满，陈姓主要得姓于周朝初年的陈胡公满。胡公满是三皇五帝之一的虞舜姚姓的后代。胡公满传至10世孙妫完，陈国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妫完怕株连自己，出奔到齐国，以故国为氏，称陈氏。后改为田氏．到十代孙田和时，废齐康公而自立为齐太公，并受到周王朝和诸侯列国的承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田代齐姜”。公元前221年，齐王田建时，齐国为秦所灭。齐王田建亡国后，子孙纷纷改姓避难，舜帝一系又经历了一次大分化。田姓今在中华大姓中列第34位。齐王田建三子：升、桓、轸。升、桓改为王氏，其后代即汉代王莽一族。轸奔楚为相，后迁入颍川（今河南长葛）。田轸复姓陈。自秦汉以来，由田姓复姓归宗的颍川陈氏一支，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显赫，繁衍极盛，播迁极广。 2、出自於陈国公族后裔。陈国在妫满死后，其子孙有以国为氏，就是陈氏。陈胡公满的子孙，陈完这一支主系外，还有三支。一是陈哀公之子妫留，避居陈留（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镇）。二是陈闵公之长子陈衍。避居阳武户牖（今河南兰考县东北）。三是陈闵公次子陈全温之后的陈引奇，居於固始（今河南固始县），后因无子，便以颍川陈寔为嗣子，遂融入颍川陈氏。 3、刘氏改姓陈，《通志‧氏族略》记载：广陵陈氏，实为刘氏．陈矫，东汉广陵东阳（今安徽天长）人，曹魏名臣，本姓刘氏，因过继与外祖父家为嗣而改姓陈． 4、隋朝时文帝杨坚有一心腹大臣陈茂，本是河东猗姓人，冒姓陈氏； 5．浙江海宁陈氏，原系曹姓，因娶陈氏之女为妻，有子便随母姓，后成为海宁望族； 6．南北朝时北齐清河王高岳之后，几经陵谷变迁，成了普通百姓，传到第十四代元朝高谅时，因穷困潦倒，入赘于陈氏之家，改为陈姓； 7、西晋末年陈元达，原姓高，占因卜者说他生辰八字妨忌父亲，便改高姓为陈姓。 8、明初太祖赐西域胡人某为陈姓，其孙陈友，官至右都督，爵封武平伯。 9．隋将领陈永贵，原是陇右地区胡人，龟兹王帛氏之后，姓白，甚得杨坚宠信，封北郡陈公，便以封号中陈字为姓氏； 10、元末明初，陈友谅与朱元璋逐鹿天下；陈友谅祖上原本姓谢，因赘于陈家，改姓陈。 11、陈姓疍民与堕民。疍民或说疍户，指在广东、福建、广西沿海港湾和内河从事渔业或水上运输的居民，多以船为家，其中有陈友谅败兵为明所驱迫者，便以陈为姓。关于堕民，一说明初俘陈友谅之部，编之为丐户；一说明太祖灭陈友谅，俘其子孙九族贬入堕民，贱乐户，不与齐民齿。但保留家族系统称号，仍然姓陈。 12、侯莫陈氏改姓，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北魏时期鲜卑贵族侯莫陈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实行孝文汉化改革，易胡姓为汉姓，於496年把侯莫陈氏改为单姓陈氏。 13、女真族陈氏，据陈述《汉姓女真姓的对照和说明》可知女真皇族完颜氏中，有的在金末已改为陈氏。 14、明成祖时，出兵越南，灭安南国黎朝，黎王之子澄改名陈澄，仕明，官至工部尚书，子孙也以陈为姓。 15．瑶族陈氏，湖南新宁县黄卜洞瑶民有李、陈、邓三姓；麻雷洞瑶民有雷、蓝、陈三姓：圳源洞瑶民有杨、陈、蓝、匡四姓：汝城县瑶民有陈、李、张三姓。广西大瑶山山子瑶十五姓中有陈、李。《过山榜》九姓中也有陈、李。 16、蒙古族陈氏。据《续通志·氏族略四》载，陈氏，明太祖朱元璋赐给降明的蒙古贵族的姓。如恰恰赐名陈守忠，哈哈赐名陈元等； 1 7、满族陈氏，满族陈氏有两种情况：一是后金努尔哈赤统治时居住在东北的汉族陈氏被强迫改为满族陈氏，二是本系满族姓氏改为陈氏，仍属满族；据《清朝通志·氏族略八》满洲旗分内高丽姓载：“陈氏，世居平壤地方，巴颜镶蓝旗包衣人。天聪时来归，其曾孙二达色任护军。”其后多由高丽人(其祖上多为汉人)融入满族。《满族姓氏录》载，世居东北张当地方的陈佳氏，后改为陈氏。其实陈佳氏因明代居于辽东，后为金国努尔哈赤所统治。被逼改为双宇，满族姓陈佳，即陈家的同音宇。 18、哈尼、侗、土家、布依、京、羌、回、苗、壮、黎、彝、朝鲜、白、畲、高山等民族均有陈姓。[编辑本段]二名人陈完，春秋时齐国大夫。即田敬仲。陈厉公子。前672年，陈宣公杀其太子御寇，他与寇相友善，恐祸及身，出奔至齐。齐桓公使为工正，列为大夫。自入齐后，由陈改姓田氏。死后谥敬仲，为田齐始祖。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前208)，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陈平(?-前178)，西汉王朝开国功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宰相之一。陈寔(104-187)，东汉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人，字仲弓。初为县吏，曾入太学就读。后任太丘长。党锢之祸起，被连，余人多逃亡，他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请囚禁。党禁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招辟，皆辞不就。陈琳(?-217)，汉末文学家。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建安七子”之一。初从袁绍，后归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陈琳诗、文、赋兼善。诗歌今存4首，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是最早的文人模仿汉乐府之作。散文以表章书檄最有影响，代表作《为袁绍檄豫州文》，是一篇为袁绍声讨曹操的檄文。辞赋有《武军赋》、《神武赋》等。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陈群(?-236)，三国时魏国大臣。字长文。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东)人。初任刘备别驾，后投奔曹操，征召为司空西曹掾属。魏建国后，迁御史中丞。延康元年(220)，文帝曹丕封他为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后为镇军大将军，与曹休、曹真、司马懿并列为四大将军。不久又授以司空，录尚书事。他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将地方士人按才能分定九等，上报政府，按等选用，后逐渐演变为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陈寿(233-297)，西晋史学家。又作长寿，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陈安(?-323)，十六国时秦陇人民起义军领袖。322年，在秦陇发动起义。氐、羌族人民纷起响应，众至十余万，他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王。以上邽(甘肃天水)为根据地，攻占附近各县。次年，前赵国君刘曜亲自督军围剿起义军，他率军血战，战死。陇上人作歌以悼之，称他为“陇上壮士”。陈庆之(484-539)，南朝梁将领。义兴国山(今江苏宜兴西南)人。幼从梁武帝(萧衍)，颇受信任。梁武帝大通二年(528)，魏北海王元颢降梁。武帝令他率七千人送元颢回北方。次年，入洛阳(今属河南)，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无不胜利。未几，以兵少受挫，退回南方。后历任北兖州(今山东兖州)南北司二州刺史等职。卒，谥武。陈伯之，南朝梁将。济阳睢陵(江苏睢宁)人。有勇力，为盗乡里。乡人车骑将军王广之爱其勇而用之。齐时以军功迁至骠骑司马、刺史。天监元年(502)降魏，官为平南将军。后梁伐魏，他于寿阳率众归梁，官至通直散骑常侍、太中大夫。陈霸先(503-559)，南朝陈创建者。陈高祖。公元557-559年在位。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东)人。出身小吏，喜读兵书，长于军事。太清三年(548)在始兴(今广东韶关)起兵，受湘东王萧绎节制，与王僧辩会师讨灭侯景，进位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承圣三年，西魏陷江陵，杀梁元帝，他与王僧辩迎立萧方智为梁王。四年，王僧辩又纳北齐扶植的萧渊明为帝。他起兵袭杀王僧辩，拥萧方智为帝，并击败北齐军，进爵为王，十月代梁即皇帝位，国号陈，改元永定。毛泽东也曾经要求人们读读《陈书》，了解陈霸先的身世经历。陈霸先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一朝开国皇帝，还在于他具有彪炳千古的贤明人格。陈后主(553-604)，南朝陈皇帝。即陈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陈宣帝嫡长子。天嘉三年(562)立为安成王世子，太建元年(569)立为皇太子，十四年即位。大造宫室，亲信佞臣，不理政事。恃长江天险，不设边防。祯明三年(589)隋军直入建康，被俘至长安。隋仁寿四年卒于洛阳，追封长城县公，谥号炀。明人辑有《陈后主集》。陈稜(?-619)，隋将领。字长威，庐江襄安(安徽巢县)人。文帝时为开府。炀帝时，历仕骠骑将军、武贲郎将、御卫将军。大业五年(609)，曾奉诏与张镇周率众万人渡海入流求(台湾)，以功进位右光禄大夫。辽东之役，以宿卫有功迁左光禄大夫。参与镇压杨玄感及江淮农民起义。江都兵变，炀帝被杀后，投杜伏威。后为其所杀。陈硕真(?-653)，唐高宗时农民起义女首领。睦州(治今浙江淳安)人。永徽四年(653)，与妹夫章叔胤在睦州率众起义，自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起义军先后攻克睦州、桐庐、於潜等地。后为婺州刺史崔义玄等所败，她与叔胤均遇害，余众皆降。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少任侠。24岁举进士，以上书论政得到武后重视，授麟台正字。后迁右拾遗。曾因“逆党”反对武后而株连下狱。在26岁、36岁时两次从军边塞，对边防颇有些远见。38岁辞官还乡，后被县令段简迫害冤死狱中。于诗标举汉魏风骨，是唐诗革新的前驱者，对唐代诗歌影响巨大。有《陈伯玉集》。陈抟(？-989)，北宋初道士。字图南，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今河南周口鹿邑县）人。早年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兼通医理、佛学，明天文地理。后唐长兴年间，举进士不第，遂不求仕禄，以山水为乐，隐居武当山九室岩，专习胎息服气，辟谷导引内养静功。所传“五龙盘体睡修功”，尤为著称，后有《睡功图》传于世。著述有《无极图》、《先天图》、《九室指玄篇》、《易龙图》、《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赤松子八诫录》、《阴真君还丹歌注》、《人伦风鉴》等。火烧陈友谅陈友谅(1320-1363)，元末大汉政权建立者。湖北沔阳人。出身渔家，曾为县吏。参加徐寿辉红巾军，以功升元帅。元至正十一年(1351)从倪文俊起义，为徐寿辉军薄掾，因功升为元帅。十七年杀倪文俊，兼得其众，任平章。后连克江西，福建诸郡。至正十九年挟持徐寿辉迁都江州(江西九江)，自称汉王。次年闰五月杀徐寿辉，建都江州，自立为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二十三年率军与朱元璋战于鄱阳湖，大败，中箭死。陈玉成(1837-1862)，太平天国青年将领，后期军事统帅。广西藤县人。少孤，14岁随叔父参加金田起义。清咸丰三年(1853)随军西征。次年攻武昌，因功升殿右三十检点，转战湖北、安徽等地。六年春，镇江被困，随燕王秦日纲往援，大败清军，与各友军共破江北、江南大营。石达开出走后，受封为成天豫、又正掌率、前军主将。八年夏与李秀成先破浦口江北大营，继而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九年晋封英王。十年会同各军再破江南大营，东征苏(州)、常(州)。次年回师径援安庆，多次苦战失利。同治元年庐州失守，退往寿州，为叛徒苗沛霖诱捕，在河南延津就义。陈毅元帅像陈毅(1901-1972)，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赓(1903-1961)，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人。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陈赓将军像陈锡联－，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汉族。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曾用名陈普庆。陈亮(1143-1194)，南宋思想家。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绍熙四年(1193)进士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公事，未赴而卒。才气超迈，喜论兵事，力主恢复，反对和议。曾多次上书，遭当权者嫉恨，三次下狱。为学反对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提倡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与朱熹友善，在学术思想上，却屡辩“王霸义利”。为永康学派主要代表。议论纵横，说理透辟。词作豪放激越。有《龙川文集》、《龙川词》，近经整理为《陈亮集》。陈亮，元末明初诗人。字景明。长乐(今属福建)人。洪武中，郡县累召不起，潜心著述。结草屋于沧州中，建一小楼，名为“储玉楼”，购四方古今图籍藏庋其中。工诗文，为“闽中十才子”之一。以元代儒生自居，不仕明。著有《沧州储玉斋集》。陈诚(1365-1458)，明外交家。字子实。江西吉水人。洪武进士，授行人。出使安南(越南北部)，令其归还所占广西思明府、丘温等五县。永乐间三使西域，遍历哈里(阿富汗赫拉特)、苏联撒马尔罕等中亚十七国，历时八年，行程六万余里。为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作出贡献。并留意图记各国山川、城池、风俗、物产，撰成《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累官光禄寺，事右通政。有《陈竹山文集》。陈明遇(?-1645)，南明抗清义军首领。遇一作选。浙江人。弘光元年(1645)，任江阴(今属江苏)典史，被当地人民推为抗清义军首领。他认为前典史阎应元智勇过人，因推应元为义军首领。二人共率众守城八十一日。城破后，他持刀巷战，壮烈牺牲，全家也投水死。陈洪绶(1599-1652)，明末清初画家。浙江诸暨人，字章候，号老莲。从蓝瑛习绘画，求理学于刘宗周。乡试不中，捐为国子监生。清兵陷浙东，去绍兴云门寺为僧一年余，自号悔迟，亦称老迟。善画人物、花鸟、草虫、山水。崇祯间，与北京崔子忠(青蚓齐名，号南陈北崔。绘有《水浒叶子》、《博古叶子》及《九歌》、《西厢记》等绣像插图。能诗文，有《宝纶堂集》。民间珍藏的陈圆圆画像碑陈圆圆，明末清初人。本姓邢，名沉，字畹芬。苏州妓女。吴三桂纳为妾。三桂出镇山海关，留京，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入京，曾被押。三桂降清，引清军攻陷北京，仍归三桂，从至云南，晚年出家为女道士，改名寂静，字玉庵。清军破云南，自缢死(一说绝食而死)。陈名夏(1601-1655)，清臣。字百史，江苏溧阳人。明崇祯进士，官修撰。后降李自成。福王时列从贼案。顺治初降清复官。累迁史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曾阿附多尔衮，请其纂位。《清史稿》载帝谓其“辗转矫诈之小人”。数被论死夺官、宽免。终以诸罪处死。有《石云居士文集》。陈贞慧(1604-1656)，明末清初散文家。江苏宜兴人。字定生。为明末诸生“东林党”人陈于廷之子，为复社重要成员之一。曾与吴应箕写《留都防乱檄》，声讨阮大铖。明亡后隐归故里。他表扬抗清人物之散文，感情深沉悲愤，颇富民族气节。后人辑刻其遗著为《陈处士遗著》。陈确(1604-1677)，明清之际思想家。浙江海宁人，初名道永，字非玄，后改名确，字乾初。明诸生。曾受学于刘宗周。明亡后，隐居著述。晚岁病困十余年而卒。一生对宋、明理学和佛教进行激烈批判。反对《大学》中“知止于至善”的观点，批判朱熹“一旦豁然贯通”之说。肯定人的善恶取决于后天积习。提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抨击佛教“度尽众生”是“灭绝众生”。著有《大学辨》、《葬书》、《瞽言》等。陈永华(?-1680)，郑成功谋士。字复甫，福建同安人。明末秀才。明亡，弃文投郑成功军，任参军，成为谋士。成功北伐，留守厦门。郑经嗣位时，官至东宁总制使，尽心力佐。由守厦门，退守台湾，建立屯田制，提倡种蔗以制糖，兴办学校。后为冯锡范、刘国轩妒忌，遂自解兵权，忧死。陈子龙(1608-1647)，南明抗清将领、文学家。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进士。南明弘光帝时，任兵科给事中，因朝政腐败而辞职归乡。清军破南京后，在松江起兵，称监军，事败，避匿山中，复连结太湖兵抗清。事泄，在苏州被捕，乘隙投水而死。生时善诗赋古文，尤精骈体。著有《陈忠裕公全集》。陈忱(约1613-?)，明末清初小说家。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明亡后，绝意仕进，卖卜自给。与顾炎武、归庄组织惊隐诗社。身名俱隐，穷饿以终，诗文杂著多散佚，仅小说《后水浒》(一名《三续水浒传》)传世。陈王廷，明末清初武术家。温县(今属河南)人，字奏庭。明武庠生。入清后隐居乡里。曾以戚继光《拳经》为蓝本，创长拳十三势。拳势螺旋缠绕，快慢相间，意、气、形密切配合，把养生、健身和技击合而为一。后经人增益，遂成陈式太极拳。今遗留炮捶一路，以及推手和粘枪方法等。著有《拳经总歌》。陈文龙(1232—1277)，原名子龙，字刚中，号如心，莆田玉湖(今荔城区阔口村)人，宋代抗元英雄。宋咸淳四年(1268)考取状元，度宗为之改名文龙，赐字君贲；授镇东节度判官，有“不屈不挠，不可干以私”之誉。陈维崧(1625-1682)，清文学家。字其年。江苏宜兴人，明左都御史陈于廷之孙，陈贞慧之子。少时即擅长诗文，称天才，受推重。其诗沉郁雄丽，词多达一千八百多首，骈体文则被称为唐天宝之后无匹敌者。年逾五十始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加纂修《明史》。著有《湖海楼诗集》、《迦陵文集》。陈恭尹(1631-1700)，清诗人。字元孝，号半峰，晚号独漉山人。广东顺德人。幼时父邦彦因抗清牺牲，他避匿闽浙得生。桂王时以父荫授锦衣卫指挥佥事。南明亡，归里隐居，以诗自解。后曾受三藩叛乱牵连入狱，获释。其诗多讴歌抗清志士，忧怀故国。与屈大均、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又与程可则、方还等并称岭南七子。亦工书法。有《独漉堂集》。陈潢(1637-1688)，清水利家。字天一号省斋，浙江嘉兴人。顺治间为河道总督靳辅幕客，佐治河事。康熙授其为佥事道。坐辅罢，削职逮问，病卒。《清史稿》载其治河，“主顺河性而利导主，有所患必拟其致患之由”。用车水攻沙法，使水归故道，并开中河三百里。有《河防摘要》、《河防述言》。陈明智，清昆曲演员。江苏苏州人。原在乡村演净脚。偶充演《千金记》中霸王，气势雄伟，嗓音高昂，观者咸称绝技。遂入名班寒香部。因其来自角直镇，故称的直大面。康熙南巡苏州，赏识其技艺，选入宫廷任教习二十年，以年老告归。陈宏谋(1696-1771)，清臣。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字汝咨，号榕门。雍正进士。选为庶吉士，授检讨。乾隆间，历任陕、湘、苏等省巡抚，两广、湖广总督。内迁累官兵部、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外任三十余年，历十二行省二十一职，期间重农田水利、疏河道，兴教化，严吏治，颇有政绩。后以年老辞官，卒于归途。陈端生(1751-1796)，清文学家。字云贞、春田，浙江钱塘(浙江杭州)人。为官吏范菼妻。菼坐事谪戍。聪慧善诗词。十八岁始写弹词《再生缘》，寄离别之悲愤。自谓婿不归，此书无完日。夫释归途中，她已悲愤而逝。史学家陈寅恪评其所写十七卷为“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是“弹词中第一部书”，“可同希腊、印度的著名史诗媲美”。另有《绘影阁诗集》，已佚。陈修园(1753-1823)，清医学家。福建长乐人，名念祖，一字良有，号慎修。乾隆举人。嘉庆中，官直隶威县知县，有贤声，遇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救民。晚归田，以医学教授，弟子甚众。著有《灵素集注节要》、《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时方妙用》、《医学三字经》等。简明易懂，对医学善及工作有所贡献。陈豫钟(1762-1806)，清篆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浚仪，号秋堂。师法丁敬等，直取汉人风范，工致规矩，苍劲秀丽。与陈鸿寿合称钱塘“二陈”，为“西泠八家”之一。又与黄易、陈鸿寿、奚冈齐名，时称“浙派”。兼画兰竹，亦秀逸有致。尝集古人画家为传有《求是斋印存》。陈鸿寿(1768-1822)，清篆刻家。字子恭，号曼生、种榆道人，钱塘(浙江杭州)人。嘉庆拔贡生。官至江南海防同知。篆刻取法秦汉兼及丁敬，切刀纵肆爽利，清秀明快，灵动洒脱。与陈豫钟称钱塘二陈，为西泠八家之一。工画山水花鸟兰竹。知宜兴时，改造陶茶具制作工艺，制铭镌句，时为珍品，称曼生壶。有《种榆仙馆诗集》等。陈寿祺(1771-1834)，清经学家。字恭甫，号左海，福建闽县(福建闽侯)人。嘉庆进士。累官会试同考官，记名御史等。归养母不复出。后历主泉州清源书院、鳌峰书院等。《清史稿》载“为诸生言修身励学，教以经术”。初治理学，后究汉学。解经析义，多有创见。有《尚书大传定本》、《左海文集》、《左海经辨》等。陈文述(1771-1843)，清诗人。字退庵，号云伯，原名文杰，浙江钱塘(浙江杭州)人。嘉庆举人。官知县，开伊娄河故道。少以诗名。应杭州乡试，以《仿宋画院制团扇》，为题诗作，考绩最佳，人称陈团扇。齐名杨芳灿。晚年诗去华就实。有《碧城仙馆诗钞》、《颐道堂集》、《西泠怀古集》、《闺咏》等。陈化成(1776-1842)，清将领。字莲峰。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历官参将、副将至福建水师提督，江南提督。嘉庆中，从提督李长庚打击蔡牵海上武装，屡有功。鸦片战争爆发，调任江南，训练水师，修台铸炮。道光二十二年，抗击英国侵略军于吴淞西炮台，重创敌军，战死。封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愍。陈沆(1785-1825)，清文学家。初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湖北浠水)人。嘉庆进士，授编修。官至四川监察御史。工诗，宗中、晚唐。风格平淡幽雅。有《简学斋诗存》、《诗比兴笺》、《近思录补注》等。陈连升(?-1841)，清抗英将领。湖北鹤峰人。行伍出身，官至参将。道光十九年(1839)，率部击退盘踞珠江口官涌之英军，升为三江口副将。二十年(1840)十二月，与其子武举人陈长鹏及官兵六百人坚守沙角炮台，奋勇抵抗来犯英军，因众寡悬殊，力战阵亡。其子亦投江殉难。陈奂(1786-1863)，清经学家。字倬云，号硕甫，晚号南园，江苏长洲(江苏吴县)人。诸生出身。专攻《毛诗》，“博征古书，发明其义”(《清史稿》)，成《诗毛氏传疏》、《毛诗说》、《毛诗音》，于礼教名物诸方面，多有见地。另有《师友渊源记》、《宋本集韵校勘记》等。陈立(1809-1869)，清经学家。字卓人，又字默斋，江苏句容人。道光进士。曾任刑部主事。于《春秋公羊传》用力最深，集唐以前及清代成果，“左右采获，择精语详”(《清史稿》)，成《公羊义疏》，至为精湛。另有《白虎观疏证》、《说文谐声孳生述》、《句溪杂著》等。陈乔枞(1809-1869)，清经学家。闽县(今福建闽侯)人。字朴园。寿棋之子。宣宗道光间举人，曾任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临江(今江西清江)、抚州(今属江西)知府。传其父辑遗之学，续成《今文尚书经说考》。《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等。辑撰各书收入《小琅檈馆丛书》，又名《左海续集》。陈澧(1810-1882)，清学者。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人。道光举人。曾任广州学海堂长数十年，晚年又主讲菊坡精舍。“与诸生讲论文艺，勉以笃行立品，成就甚众”(《清史稿》)。其学渊博，天文、地理、乐律、音韵，经学无所不涉，治经以不拘门户之见为特色。著有《东塾读书记》、《声律通考》、《切韵考》、《汉书水道图说》等。陈介祺(1813-1884)，清末金石学家。山东潍县人，字寿卿，号簠斋。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喜收藏青铜器、陶器、印玺、造像等古文物，所藏以毛公鼎为最有名。著有《十钟山房印举》、《吉金文释》等。善拓墨，曾据其经验著为《传古别录》。后人编有《陈簠斋尺牍》、《簠斋吉金录》。陈开(1822-1861)，清末天地会首领。雇农出身。1854年7月，在广东佛山镇领导红巾军武装起义，会合李文茂、陈显良等率十数万群众围攻广州十个月，与英、法、美侵略者支持的清军作坚决斗争。次年偕李文茂进军广西，与梁培友会合，攻克浔州(桂平)，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自称“平浔王”。1861年8月清军攻陷浔州，被俘牺牲。陈得才(?-1864)，太平天国将领。广西浔州(治今桂平)人。陈玉成之叔。参加太平军。咸丰十年(1860)，封功(公)天福，援安徽定远捻军，升公天安。次年冬，封扶王。后自皖远征西北，回援时，拟东进遇阻，复奉命往西北扩军，遂经鄂至陕。同治三年(1864)为援天京(今南京)重至豫、鄂，天京陷后，转入鄂、皖，后在霍山黑石渡战败自尽。陈玉成(1837-1862)，太平天国将领。原名丕成。广西藤县人。农民出身。十四岁参加太平军，为童子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历任左四军正典圣粮、检点、冬官正丞相、正掌率、前军主将，封成天豫、英王先后从西征军两次攻克武昌，转战庐州、芜湖，解镇江之围，击破清军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咸丰六年(1856)天京“杨韦事变”后，得洪秀全倚重，和李秀成共同主持太平天国军事。率部再破清军江北大营，彻底摧毁清军江南大营；与湘军主力大战于三河镇，攻庐州，援安庆，会攻武汉不成，回师安徽，再退庐州，派部将远征西北，扩大力量。同治元年(1862)五月，自庐州突围，至寿州被叛将苗沛霖诱捕。六月，被杀于河南延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