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
西安事变观后感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却仍在顽固的执行他的先内后外的反动路线。。。。。。
偷懒都成这样了，有何意义。
1、《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11期全文转载；2、《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研究》（合著），《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4、《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9年第4期全文转载；5、《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2年第1期全文转载；5、《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7、《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税收问题研究》（合著），《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8、《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9、《陇东典型小城镇的考察与研究》（合著），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9月；10、《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1、《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的几个问题》（合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12、《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风气的变革》，载《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华北乡村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13、《论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政策和土地立法》（合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14、《读王劲教授的<甘宁青民国人物>》,《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15、《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研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1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体育事业》（合著），《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4期；17、《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合著），载《西安事变实证研究》（“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18、《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运输业》（合著），《甘肃高师学报》，2001年第6期；19、《论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合著），《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20、《唐代以前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合著），《西北史地》1999年第2期； 21、《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22、《评薛正昌著<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甘肃高师学报》，1999年第4期；23、《论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政策》（合著），《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2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8年第4期全文转载；25、《北宋时期环庆路的蕃族》，《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26、《南宋初年抗战派经营陕西述论》，《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27、《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推广植棉》，《甘肃高师学报》，1998年第2期；28、《陇东石窟简述》，《文史与鉴赏》（甘肃）1998年第1期；29、《论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合著），《甘肃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30、《八十年代以来庆阳古代史研究进展综述》（合著），《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31、《对<六盘山红军命案>的质疑》，《固原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32、《胡太后评传》，《庆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33、《近年来<禹贡>研究进展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8期；34、《山城堡战役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合著），《庆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35、《关于乡土历史教学的几个问题》，《固原师专学报》1995年第5期；36、《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德育》，《青海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37、《南梁革命根据地述论》，《史学论丛》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38、《明代环县石碑的几个问题》，《档案》（甘肃）1992年第6期；39、《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合著），《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40、《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 41、《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合著），《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42、《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合著），《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43、《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44、《民国时期宁夏农村经济研究》，《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43、《南梁苏维埃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合著），载《南梁烽火与中国革命》，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西安事变论文题目张学良
大智大勇---扣押蒋介石深明大义--促成抗日合作，救民族于危难之中
楼上不要胡扯！1、当年正是张学良不抵抗和逃跑导致日军如此轻松的拿下东三省。2、张学良晚年良心发现，一方面多次拒绝大陆的回国邀请，另一方面在多处场合声明，当年的不抵抗政策是自己发布的，和蒋委员长一点关系没有。3、张学良晚年的口述中，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后悔。西安事变对中国抗日形式实际上起到的更多的是负面效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史学家反思抗战这14年历史（前6后8），已经可以或敢于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真实的历史。请不要再拿着十几年前某些人小孩子的所谓“历史”来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了！！
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它标志的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预示了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到来。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和第17路军用“兵谏”的方式将老蒋扣留，拉开了“西安事变”的帷幕。绝望之中的老蒋一度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连遗书都写好了。但在各方势力的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中国的抗日力量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有效整合，这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而言是个莫大的福音。
然而这次事变的两个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却结局悲惨，前者被软禁了大半辈子，后者则被特务杀害。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年张学良为何要发动“西安事变”呢？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在夏威夷定居。晚年的时候，他曾经做了一部口述历史，说出了自己当年要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1935年秋，中央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此时虽然陕北已经没有老蒋的嫡系部队了，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继续“围剿”红军的打算。随后老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将东北军调入陕甘地区和红军作战。对于老蒋这种做法，张学良十分不满，他在回忆中称老蒋此举是利用杂牌部队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既打击了红军又削弱了杂牌势力。
同时张学良还认为红军靠“剿”是“剿”不完的，因为“老百姓都不支持我们”，因此他主张与红军和谈。但这个建议却遭到了老蒋的严词拒绝，张学良被逼无奈，只得率部参战。结果在劳山战役和直罗镇战役中损失了两个师，老蒋不仅不给补充，还乘机拿掉了这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对此极为不满，同时手下许多将士也不愿再和红军作战，纷纷要求北上抗日，打回老家。
1936年12月初，老蒋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张学良多次劝说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老蒋拒绝。张学良在回忆中称“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张学良这番话令老蒋很生气，他认为张学良已经靠不住了，就准备用蒋鼎文来取代他。12月9日这天，正好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上万名爱国学生前往老蒋的住处请愿，要求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老蒋不仅拒绝接见学生代表，还对张学良说对这些学生，除了“用机关枪扫射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张学良在回忆这件事时称：“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于是“西安事变”就这样发生了，中国的十年内战因此结束，开始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中西服饰演变研究的论文
寓意，形体可以兼得 ——关于在创作实践中如何吸收中外服装史的经验启示的论文 从伏羲氏化蚕丝为穗帛，古埃及人利用亚麻织物制作围裙以及苏美尔人采用羊毛织物包缠在人体上，形成服装开始，似乎就暗示了中西方服装的发展历程，风貌形态将会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 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服装文化是一种单源性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与中国的巫觋和礼乐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注重形的内涵，具有浓厚的社会政治伦理倾向。在其发展进程中，因袭、守旧，继承性与连续性远大于变异性与创新性。西方服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将服装视作一门特殊的人体艺术，注重形式，认为形式即内容。在其发展过程中，时代特征明显，风格变化昭然。变异与创新性远大于继承与连续性。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服装文化深受传统东方文化的影响。强调线形和纹饰的抽象寓意表达，透露出一种含蓄美。林语堂先生曾有深切的领悟，他说：“中装与西装在哲学上的不同之点就是，后者已在显出人体的线形，而前者在意遮隐之。”这使得中装与西装的直观静态之美产生了根本上的差别。追本溯源，西洋服装从诞生之日起就冲满了激进的思想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大度，所以说西方服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它的文化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受当时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影响至深，其审美视觉历来重视立体的造型。在西方的服装史上，13世纪初期就已确立了立体三维的裁剪方法。而三维裁剪的发明和运用成为了东西方服装的分水岭，从此，西方服装变得立体，外形变得富于变化，同时尽可能得让造型体现体形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以含蓄为美，以朦胧隐约，藏而不露给人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通过款式，布局，色彩，线条给人整体的和谐之美，大量采用刺绣，飘带，图案和其他的装饰手法，表达丰富的寓意与想象。可以说中国人对服饰重装饰之美，讲究与环境和谐；西方人对服装造型之美，讲究与环境对比。东方服饰重“意”，西方服饰重“形”；东方表达含蓄，西方表达鲜明。东西方服饰完全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反映，因而服饰文化特色的风格形成与民族风俗，历史文化的渊源有着紧密地联系。可见服装是一种文化，中西服装文化由于发生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历史积淀的内容不同，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着很大的差别。 但在服装发展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我们时不时地会看到东西方服装风格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往往会绽放出一种夺目的光芒，乃至影响到整个社会。时至今日，东西方服装风格融合的实例仍屡见不鲜。 “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来自遥远东方中国的精美丝绸传入了古罗马，这让古罗马的贵族爱不释手，贵妇们更是不惜花费昂贵的价格来达到自己追求时尚的目的。欧洲中世纪的拜占庭式服装，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和艺术风格，同时糅合了东方精美华丽的刺绣图案，以丝绸为贵，为尚。中国的陶瓷和园林艺术深深影响了18世纪欧洲的艺术风格——洛可可。那玲珑剔透，华丽雕琢的瓷器和园林建筑迎合了法国宫廷的审美情趣，被吸收融会于法国的艺术乃至欧洲的艺术中。尤其是中国陶瓷上的精描绘画，镶金嵌银，极尽曲线绕转之美的装饰，直接影响了洛可可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不仅体现服装上，还体现在了建筑，绘画等艺术门类上。 1910年，俄国芭蕾舞团在巴黎的公演引发轰动，其色彩瑰丽，外形新颖的芭蕾舞衣，为服装设计开创了新局面。从而欧洲形成了一股东方热潮，设计师纷纷将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设计特色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披垂式风格熔于一炉，创造出了美不胜收的各式服装。 上世纪60年，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ant)发表了“中国风”系列。涉及灵感来自清代官府中的凉帽和马褂。70年代，东西方服饰文化进一步互相撞击，互相融合，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时代宣告结束，时装朝着更加民主化，大众化，多样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日本设计大师高田贤三，三宅一生运用东方传统服装的平面裁剪，设计出不强调合体的曲线的宽松肥大的服装。这种非构筑式设计，与西方的构筑式窄衣结构截然不同，但在当时反体制思潮和石油冲击的大背景下，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抓住了消费的新契机。他们的设计很快广为流传，两位来自东方日本的时装大师从此登上巴黎时装乃至世界时装的舞台。 而就在去年，身着2004/2005秋冬Yves Saint Laurent Rive Gauche高级成衣的模特伴随着中国电影《花样年华》的背景音乐缓缓走来。各色鲜艳的仿旗袍式立领垫肩缎质套装、用蝴蝶系着盘扣子旗袍套长裤、龙纹云纹中国图腾、用缇花、织锦、刺绣等各种布料及编织技巧，展现极度奢艳亮丽的中国风情。如今闻名于世的美国设计师Tom Ford运用奢侈的中国风为YSL画下重量级的句号。 东西方服饰文化与着不同的优势和魅力，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与偏颇。例如巴洛克，洛可可时期强调人体体形的紧身胸衣给女性身体的正常机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而宽袍大袖始终贯穿于3000多年的中国服装史，时常给人以呆板，停滞不前，少有变化，创新的感觉。十分巧合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服装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变革中，两者又有着相反的发展倾向。东方服装由松变紧，宽袍大袖吸收了西方三维的立体裁剪，使服装变得贴体，轻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经典的完美体现；而西方则摒弃了造作，扭曲性的人体美，把女性从损害健康的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但相同的都是为了适应新的生活，东西方都改变了繁琐的装饰和累赘的服装结构。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表达寓意的宽袍大袖，西方强调人体之美的服装造型两者并无绝对的孰优孰劣的对比。事实证明，将东方精美华丽的刺绣赋予西方立体合身的服装上展现出了耀眼的光彩。当今，世界各地的服装元素互相融合，互相碰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将会从事于中国服装设计行业的我们，不仅要把握开放的时代契机，紧跟国际时尚潮流，更要努力保护，发扬中国服装的传统特色。让东方服装的寓意和西方服装的形体可以兼得且形态更加丰富多变，让将来的国际时尚舞台绽放出绚丽灿烂的中国光芒！
Abstract: Dress culture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unique to human beings. As it has different aesthetic ideas, different dressing concepts and different dress etiquette in China and west, it forms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culture of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sections. The first part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and why people wear clothing. The second part describe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lothing. The third part gives an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culture. The last part describes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aesthetic culture and dress concept.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thesis finally draws a conclusion.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culture each has rich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precious cultural legacy which is left by human ancestors and are the world culture heritage. At the same time, we treasure our own civilization of five thousand years instead of belittling ourselves. It is significant to promote and develop our unique costume culture. We are confident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realizing the rejuvenation of our Chinese nation and enriching the clothing culture of the whol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lothing; culture；differences；aesthetic culture and clothing concepts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服饰文化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由于中西方各民族的审美观念、着装理念和服饰礼仪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内涵、不同特色的中西方服饰文化。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西服饰的不同特征以及为什么人要穿衣服，第二部分写中西方服饰的差异，第三部分写导致中西方服饰文化差异的原因，第四部分则写中西方服饰审美文化和着装理念。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最后得出结论，中西方服饰文化各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她们都是人类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 ,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珍惜自己五千年的文明而不是贬低自己的文明。促进和发展我们独特的民族服饰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和丰富整个世界的文化，让我们自信起来吧！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中西服饰；文化；差异性；审美文化与着装理念Introduction Costume culture, carried by costume, is a respect of our physical and spiritual life and a mixture of our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like consciousness, emotion, idea and ideal.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makes multiculturalism stand out and also makes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crease. In that case,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ostume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Nowadays, the whole world is, to some extent,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costume culture, which has wound its way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whole world, together with technology, life style and values from the West. Quite popular in China, it’s nominally called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ostume industry of China has developed swiftly. The “international” costume, featured by the western costume culture, has become a pretty important part of our daily life. However, as our economy takes off, international status rises and living standard improves, a wave of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resurgence is rising. Moreover, people from the West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giant dragon in the East——China. Western costume designers constantly introduce Chinese costume cultural elements to their latest designs. Those phenomena arouse a series of thoughts: what distinguishes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from the western one? Are there 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What kind of costume culture will we Chinese hold as the mainstream in the future, the so-called “international” western one, the Chinese one or the fusion of the two? To obtain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e are supposed to study and contrast carefull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ing processes of them, and then draw some regularity. To contrast the costume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master a good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ostume cultural 1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China is known as “Xia” as it’s a land of propriety, and it’s also known as “Hua” with the beauty of its costume. (①《左传》p83) Our national costume is Hanfu. It originated in the Yanhuang era, form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officially took form in Han Dynasty. That’s the reason why it’s called “Hanfu”. Since then, in spit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s of all ages, their basic characteristics have never changed. Hanfu, on the whol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eveloping stages: Zhou Han Hanfu, Wei Jin Hanfu, Sui Tang Hanfu and Song Ming Hanfu. Zhou Han Hanfu was featured by dignity and simplicity, while Wei Jin Hanfu by chic and elegance, Sui Tang Hanfu by dignified, graceful, elegant and poised style. Hanfu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epitom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st-simple, dignified, elegant, etc. In Qing Dynasty, Hanfu was forbidden by the government and disappeared from the land of China. The main features of Chinese clothing are focusing on the right collar’s overlap, the band deducted hidden, big sleeves, no buttons and using string binding,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free and easy flow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ethnic costumes. Hanfu is divided into uniform and common clothing. With strict standards, uniform is dressed on formal occasions while the common clothing, without long sleeves, is very convenient to people’s daily life. However, the western clothing is different form the Chinese clothing. The West belongs to Marine civilization, it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eparation and that we should rationally treat clothing, advocate releasing personality, stress dress effect and be good at showing beautiful the posture of the body. Besides, we use various clipping, color collocation means to perfect bodily curve and give a person with visual comfort in the modeling. A suit, also known as a business suit, comprises a collection of matching clothing consisting of: a coat﹙commonly known as a jacket﹚,a waistcoat﹙optional﹚﹙USA vest﹚for men, a pair of trousers﹙USA pants﹚, or for women, a shirt or trousers. A suit is generally accompanied by torment, a shirt and tie or for women, a blouse. Why people wear clothingChinese people are concerned more about its social function of helping to rule a country well than that of keeping warm or decorating.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ruling a country to regulate the dressing way of the common people. Nevertheless, the western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s wealth value and function. Therefore, people put on clothing for functional and social reasons. The functional reason The first use of clothing is to resist the cold and cover the body. Functions of clothing include providing the human body protection against extremes of climate (extreme heat, icy winters, and drenching storms) and protection against insects, noxious, chemicals, and contact with abrasive substances. In sum, clothing protects human beings against anything that might injure the naked, unprotected human body. The social reason Clothing also delivers social messages to other humans. Social messages sent by clothing, accessories, and decorations can involve social status, occupation, ethnic and religious belief, marital status, cultural degree and sexual availability, etc. For example, only Roman citizens can wear “Toga” in Rome while dragon robe can only be dressed by the emperor in China.
近代是从1984年鸦片战争后开始的，1984年当时还是清朝。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袭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皇帝戴乌纱折上巾 ，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披。此外，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 ，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 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 ，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 ；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 ，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 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 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①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②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 。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对西安饮食文化的研究论文
陕西地处中国腹地，贯连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这里既有黄土高原的粗放，又有鱼米之乡的秀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其餐饮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为底蕴，无声润物，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极富特色的“秦食文化”。历史——厚重典雅 博大精深 在春秋战国时代，陕西为秦国治地，故简称“秦”，在此基础上发祥和成长起来的古老而又年轻的饮食风味与历史文化结合称之为“秦食文化”，它以陕西为中心，地理位置可以拓展到整个西北地区。历史上，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的发展，陕西，尤其是西安，形成众多名胜，内外交流相当频繁，这也带来了陕西膳食饮馔的进步发展。 具有代表性的“秦食文化”菜谱主要由衙门菜、商贾菜、市肆菜、民间菜和清真菜等组成。衙门菜，又称官府菜，历史悠久，典雅厚实，如“带把肘子”、“箸头春”等。商贾菜则以名贵取胜，如“金钱发菜”、“佛手鱼翅”等。市肆菜以西安等重镇中心的名楼、名店的肴馔为主，招徕顾客，竞争激烈，如“明四喜”、“奶汤锅子鱼”、“煨鱿鱼丝”、“烩肉三鲜”等。民间菜经济实惠、富有乡土气息，如“光头肉片”、“肉丝烧茄子”、“葫芦头”等。清真菜历经明清发展，规模初具，如“羊肉泡馍”、“全羊席”，闻名遐迩。 陕西餐饮和饮食文化葆有周、秦、汉、唐等十多个王朝遗风，特色精绝，美不胜收。借历史与古都优势，陕西餐饮博采精华，兼收各民族珍馐风味，集内外之荟萃，挖掘继承历代宫廷之技艺，以品种繁多、花色奇异、民族特色浓厚、地方风味各异、古色古香古韵而著称。 但陕西餐饮业在其前期整体上发展比较缓慢，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陇海铁路通车和抗战兴起，陕西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各地迁移至西安的人口急剧增加，各种风味饮食也先后入驻西安，陕西餐饮业得以兴盛。后来，从上世纪80年代西安逐渐成为旅游胜地，国内外的交往日益频繁与密切，促使陕西的餐饮业一日千里，跨越发展。伴随着“饺子宴”、“小吃宴”、“仿唐宴”、“宫廷宴”等经典餐宴的挖掘面世，还出现了一批符合各地游客需要的创新菜，进一步提高了陕西餐饮的知名度。现状——争流竞胜 异彩纷呈 早在唐代，西安（古称长安）就是全国最大最开放的城市，是全国餐饮和饮食文化的中心。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寄胡麻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一诗。其实，诗中的“胡麻饼”就是我们今天吃的芝麻烧饼。 三秦大地烨烨华章，名品饮食千古蕴藏。流传于陕西的各式小吃，不论是宫廷的、民间的，数量庞大，做工精细，深受中外人士的欢迎。陕西人在挖掘、整理、保留这些传统餐饮的同时，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涵。如把传统的各式各样的饺子和小吃组成使人眼界大开的饺子宴、小吃宴、仿唐宴、宫廷宴。在这里，人们吃的不仅仅是几碟菜肴，而是在品味文化与传统，感受历史脉络和民族风情。 清真菜在中国的菜系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陕西以牛羊肉泡馍为代表的清真餐饮近年来更是独领风骚，西安的老孙家、同盛祥等，则是闻名遐迩的美食店，成为各地游客的口福之地。 餐饮业是一个多面发光的镜子，打理顺畅，不仅能带来最直接的消费，而且对拉动农业、食品加工业以及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力发展餐饮业，弘扬“秦食文化”，业已成为陕西经济发展和促进旅游业的一大亮点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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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流派的珍馐佳肴如花团锦簇，异彩纷呈，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菜则是这簇花团中一枝曾经十分耀眼的奇葩。在中华饮食文化史上，西安不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中华饮食文化的发祥地。这不仅反映在中国烹饪理论的最早提出或者说形成上，而且体现在中国烹饪实践的发展中。 经过几十年尤其是近几年的挖掘、整理、研究，最早谈及中国烹饪理论的应该是儒家经典之一的《周礼·天官》一章，不仅进述了奴隶社会鼎盛时期西周王室饮食原料、饮食品之制作品类、饮食卫生之讲究，而且详细记述了饮食礼仪等饮食生活的诸多方面，是研究西周镐京饮食文化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其后的秦相国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本味篇》，则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记载了伊尹以及味论汤的故事，反映了先秦时期烹饪理论的成熟程度，书中不仅列举了夏朝末期以来天下之美味，而且讲述了许多烹饪知识，特别是“五味调和”的理论，为中国烹饪奠定了基础。此后，像西汉刘歆所著的《西京杂记》、唐时苏鹗所著的《杜阳杂编》以及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等，更是把中国烹饪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西安是周秦汉唐等10多个王朝建都的地方，历时1100多年。为了满足众多帝王将相、豪门贵族的需要，西安本土涌现和造就了一大批名厨，而且会聚了一大批名师名厨。这些名师、名厨，不仅带来了各地优秀的烹饪技法，而且研制出大量的名菜名点、宫廷盛宴，使陕菜博采众长，名燥一时，为西安乃至中华烹饪的发展和提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遇。强盛的唐朝，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人口超过百万的世界大都会。发达的经济，灿烂的文化，既对东邻的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有巨大吸引力，也受到西亚、欧洲诸国的仰慕。当时，来长安经商的国家和地区有二三百之多。活跃繁荣的经贸活动把长安的饮食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开始出现了规模宏大、陈设豪华的高级酒楼饭店。为满足其需求，御膳房的高厨们精研烹艺，不计成本，追奇猎异，创出众多滋味香醇、造型优美的名肴名菜，如驼蹄羹、驼峰灸、消灵灸、红绫饼、五色饮等。这一时期的饮食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各地商贾在经商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风格各异的饮食文化和珍馐佳肴，开设了如“胡姬酒肆”等等的外域酒楼，使长安成为“胡食”和其他外来饮食的荟萃之地；许多国家的外交使团在与长安的各种交往中，也不忘带人学习中华高超的烹饪技艺。譬如日本，在贞观四年至昭宗八年的260年间，就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了16次使团，大批日本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其中就有不少专门学习制作菜点的“味僧”。日本平安时代，随遣唐使来到长安青龙寺拜惠果为师的空海和尚，在学法的过程中也学会了制做面条的技术，回到日本后便把面条的制做技艺传给他的故乡赞岐人民，还把相应的餐具筷子也带回日本。直到现在，“赞岐面食文化研究会”几乎年年到西安青龙寺做“献面”，以示感恩。唐朝也多次派遣使团，到外域去传授中华烹饪技艺。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载，鉴真法师东渡时携带了红绿米、面、茶叶、胡饼、烧饼、薄饼等中国美食，随行人员中还有不少擅长烹调的徒弟。 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菜的鼎盛发展，不仅使陕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推动了包括饮料在内的中国饮食烹饪及其文化的整体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茶及茶文化。据《华阳国志》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陕南已开始产茶，到了唐代，包括紫阳在内的山南道，还被“茶圣”陆羽《茶经》列为全国八大产茶区之首，并参与“茶马互市”活动。长安永昌坊开创的茶铺，更成为中国最早的专业茶座，由此产生了茶文化。 二、酒及酒文化。历史遗迹表明，陕西白水县康家卫村是传说中酿酒发明者杜康的故里，中国的第一壶酒经杜康在这里酿造出来的。到了唐代，酿酒工艺已达到了很高水平，品种也增加到了30余种。除了皇宫的兰生酒、菊花酒等外，市场上出售的还有葡萄酒、柏叶酒、甘蔗酒等，相伴出现了酒令及其文化。 三、肴及肴文化。肴的出现及发展得益于西安。如问世于长安镐京的“周八珍”，不仅开了中国烹饪的先河，而且成了中国烹饪的典范；汉代长安创制的“五候鲭”是中国大杂烩菜的始祖，之后流传全国的“烩全家福”、“烩三鲜”和“佛跳墙”等，都是从“五候鲭”演变发展而来的。此外，像唐代《烧尾宴食单》所记的58味菜点，是原料珍奇、技艺精美的珍馐，对后世菜肴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传诸千年而不衰的烧鱼肚、鳜鱼羹、生氽丸子等佳肴无不有着浓郁的盛唐遗韵，就连闻名世界、被誉为中国的国菜烤鸭，也源于唐长安。 四、馔及馔文化。西安城乡流行的石子馍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石烹法，糯米红枣合制的甑糕是由中国最初发明蒸汽原理的炊具———铁甑蒸制的。还有那锅盔之厚大、长寿面之细长、腊汁肉夹馍之醇浓、油酥饼之酥脆、金线油塔之细润、凉皮子之筋柔、槐花麦饭之清香等，无不彰显着西安饮食文化的诱人魅力。 五、筵及筵文化。筵宴的基本特征是聚餐性、规格化和社交性，而具有聚餐性、规格化和社交性的最早筵宴为周王室的“礼筵”，到了唐代，长安的筵会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规格高、社交特征明显。除朝廷有加晏筵、庆功筵、临光筵、烧尾筵外，又有乡试中举的鹿鸣筵、新科进士的曲江筵、杏园筵等，在中国筵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展到现在，西安的筵席除一般的婚筵、寿筵外，还有八景筵、饺子筵、小吃筵、始皇筵、盛唐皇筵、明清官府筵、羊肉泡馍筵、樊记腊汁肉套餐筵等，为中国的筵席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今年7月6日，受省政府委托，省商务厅邀请国内餐饮届知名学者专家、烹饪餐饮协会、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高级烹饪师和西安市50多家餐饮业企业负责人，围绕“挖掘、整理和继承传统陕菜菜品，开发和创新陕菜菜品，形成陕菜品牌”主题，在西安召开了“陕菜品牌创新工程”理论研讨会，制定了继承、弘扬、创新、发展陕菜的系统工程；西安饭庄、桃李村、同盛祥饭庄等经营陕菜的传统老店也在会上宣讲了各自的传承规划和落实方案。相信有政府的重视和组织倡导，众多餐饮界人士的积极参与，西安饮食文化将得到进一步弘扬，饮食业必再现新的辉煌。
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都跟作文打过交道吧，借助作文人们可以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为了让您在写作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陕西的饮食作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人自古注重“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以及餐饮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使得中国传统的美味佳肴都“食出有门”。如以味道治国的合阳人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才有了“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说。孔子的《论语》中有“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时至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唐朝的陆羽认为茶文化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文化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评定品级。清人袁枚的《随园食单》是他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汇集而成，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参考。
历史上陕西的地位在全国很高，西安地区的饮食是烹饪技艺的领导者，是饮食文化的奠基者，一千二百多年占据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顶峰。和、礼、雅正是我们陕西食文化的根基和内涵。全世界只有中国认为文化始于饮食，《礼记礼运》很明确地说过：“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中华文化的“礼”与我们当今说的“文化”意思大致相同。古人早就认识到饮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本源。《荀子礼论》也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争。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古人用“礼”提升了文明，对落后民族就有了同化力，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壮大过程。后来，孔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这个“和”又是中国烹调的本质，甚至是代称。《国语郑语》中有“以他平他谓之和”。 此外，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饮食还体现了“雅”，“雅”就是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升华，在汉赋唐诗、载歌载舞、钟鸣鼎食中获得一种审美享受。
古人的智慧在于将烹调理论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以小见大，将饮食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以上这些认识都是在以陕西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时代产生的，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说，西安及至陕西地区的饮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的'。
以西安地区为中心的陕西，其饮食对亚洲一些国家，尤其是对日本的饮食文化也有一定影响，而且处处都体现了“和、礼、雅”的作用。大约在贞观四年至昭宗八年的260多年间，日本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了16次使团，大批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使节来到中国学习，其中就有专门学习制作菜点的“味僧”。中国也先后多次派遣使节和僧侣到日本去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教，比较突出的是鉴真和尚东渡时所携带的食品及烹调方法的传授。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鉴真东渡时不只携带了红绿米、面、茶叶、胡饼、烧饼、薄饼等，随其东渡的徒弟中，比丘尼也很多，她们大都擅长烹调，通过她们将烹调技艺传给日本人民。《日中两千年》一书说，在日本，“做豆腐的人们，都把鉴真和尚作为自己的始祖，尊崇备至”。另据日本《倭名类聚钞》说，日本平安时代，随遣唐使来到长安青龙寺拜惠果为师的空海和尚，在学法的过程也学会了面条技术，回到日本后便把面条的制做技艺传给他的故乡——赞歧人民。与面条相应的餐具——筷子亦是他从长安带回日本的。自1992年以来，空海故乡的“赞歧面食文化研究会”几乎年年都派人来西安青龙寺做“献面”活动，以资纪念。至于日本现在流行的生鱼片，据说也是日本派往唐长安的“味僧”依秦地“鲤鱼脍”名菜演化而成的。
这个例子说明了陕西饮食文化中的“和、礼、雅”对外的影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体现了“陕菜的力量”。陕西在发展，陕菜在继承和发展中前进，陕菜及陕西的饮食将再次借助文化的力量展现辉煌，将“和、礼、雅”的理念沉浸到每一道菜中，让世人品尝到陕菜的真味。
陕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从上古祖先“华胥氏”“炎黄二帝”，到“夏、商、周”“秦汉隋唐”，都与这片土地有关。这里的美食，也是让人流连忘返。
一说到陕西，你可能想到的就是古都西安。今年暑假爸爸妈妈就带我去了西安。西安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地方，又将现代化与历史文化完美融合。整个城市洋溢着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还有那街头小巷里飘散的美食的香味。
陕西的小吃，也是有悠久历史的。尤其是各种面食，那叫一个绝。比如赫赫有名的裤带面，也叫Biangbiang面。Biang这个字无法输入电脑，一共有57画，关于这个字的写法还有一个口诀：一点飞上天，黄河两边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长，东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勾搭挂麻糖；推了车车走咸阳。正宗的Biangbiang面特别香，宽度有差不多一根手指头的长度，所有的口感和面的劲道配合得天衣无缝，端上来油还会滋滋作响，被油泼了之后蒜的香味和辣椒面非常与众不同的香气完全融合，让你食欲大开，吃着吃着一碗见底，还想再来一碗！
除了Biangbiang面，我们还吃了臊子面。臊子面--顾名思义就是猪肉面，但是实际可没那么简单。臊子面的特点是面条细长，厚薄均匀，臊子鲜香，面汤油光红润，味鲜香而不腻，其中含配菜有豆腐、鸡蛋等。色、香、味俱全，既好看又好吃。
西安的名小吃中，羊肉泡馍也是其中之一。西安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羊肉泡馍馆，有名的没名的数不胜数，酒香不怕巷子深，你顺着飘香就一定能找到好的店。它烹制精细，每一块肉都煮得很熟，料重味醇，肉烂汤浓，肥而不腻，食后回味无穷。羊肉泡馍的名气特别大，历史上出名还有一个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有趣的传说，现在它已经成为陕西美食的“总代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锅盔像锅盖，面条像裤带，辣子一道菜，碗盆不分开，不坐蹲起来，帕帕头上盖，房子一边盖，秦腔吼起来”，陕西八大怪中有五个是关于美食的，不亲身体验和品尝，你感受不到其中的美！从西安回来已经快四个多月了，我们想起最难忘的华山脚下老马家的羊肉泡馍和大唐芙蓉园旁的福茂源陕北铁锅羊肉还会流口水。
陕西美食，等着你去探索！
在，陕西为秦国治地，故简称“秦”，在此基础上发祥和成长起来的古老而又年轻的饮食风味与历史文化结合称之为“秦食文化”，它以陕西为中心，地理位置可以拓展到整个。历史上，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的发展，陕西，尤其是，形成众多名胜，内外交流相当频繁，这也带来了陕西膳食饮馔的进步发展。
具有代表性的“秦食文化”菜谱主要由衙门菜、商贾菜、市肆菜、民间菜和清真菜等组成。衙门菜，又称官府菜，历史悠久，典雅厚实，如“带把肘子”、“箸头春”等。商贾菜则以名贵取胜，如“金钱发菜”、“佛手鱼翅”等。市肆菜以等重镇中心的名楼、名店的肴馔为主，招徕顾客，竞争激烈，如“明四喜”、“奶汤锅子鱼”、“煨鱿鱼丝”、“烩肉三鲜”等。民间菜经济实惠、富有乡土气息，如“光头肉片”、“肉丝烧茄子”、“葫芦头”等。清真菜历经明清发展，规模初具，如“羊肉泡馍”、“全羊席”，闻名遐迩。
陕西餐饮和饮食文化葆有周、秦、汉、唐等十多个王朝遗风，特色精绝，美不胜收。借历史与古都优势，陕西餐饮博采精华，兼收各民族珍馐风味，集内外之荟萃，挖掘继承历代宫廷之技艺，以品种繁多、花色奇异、民族特色浓厚、地方风味各异、古韵而著称。
但陕西餐饮业在其前期整体上发展比较缓慢，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通车和抗战兴起，陕西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各地迁移至的人口急剧增加，各种风味饮食也先后入驻西安，陕西餐饮业得以兴盛。后来，从上世纪80年代西安逐渐成为旅游胜地，国内外的交往日益频繁与密切，促使陕西的餐饮业一日千里，跨越发展。伴随着“饺子宴”、“小吃宴”、“仿唐宴”、“宫廷宴”等经典餐宴的挖掘面世，还出现了一批符合各地游客需要的创新菜，进一步提高了陕西餐饮的知名度。
现状——争流竞胜 异彩纷呈
早在唐代，西安（古称长安）就是全国最大最开放的城市，是全国餐饮和饮食文化的中心。唐代大诗人有：“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一诗。其实，诗中的“胡麻饼”就是我们今天吃的。
烨烨华章，名品饮食千古蕴藏。流传于陕西的各式小吃，不论是宫廷的、民间的，数量庞大，做工精细，深受中外人士的欢迎。陕西人在挖掘、整理、保留这些传统餐饮的同时，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涵。如把传统的各式各样的饺子和小吃组成使人眼界大开的饺子宴、小吃宴、仿唐宴、宫廷宴。在这里，人们吃的不仅仅是几碟菜肴，而是在品味文化与传统，感受历史脉络和民族风情。
清真菜在中国的菜系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陕西以牛羊肉泡馍为代表的清真餐饮近年来更是独领风骚，西安的老孙家、同盛祥等，则是闻名遐迩的美食店，成为各地游客的口福之地。
餐饮业是一个多面发光的镜子，打理顺畅，不仅能带来最直接的消费，而且对拉动农业、食品加工业以及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力发展餐饮业，弘扬“秦食文化”，业已成为陕西经济发展和促进旅游业的一大亮点与特色。
王安石的生平事迹课题研究论文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王安石（1021～1086） 北宋大臣。原籍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生于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号半山。父王益，进士出身，长期在今江西、广东诸州县任职，卒于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全家举迁后久居不去，江宁成为第二故乡。幼随其父遍历各地，见多识广，深谙民情。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出任潍南东路（治今江苏扬州）判官。庆历七年(1047)，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东南）知县，遍访东西14乡，部署水利兴修，创导贷谷与民（为“青苗法”之发端），政绩有声，且对理财必须“资之天地”（即靠发展生产）有独特的见解。皇佑三年(1051)再调任舒州（今安徽怀宁）通判。时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闻其文辞政事有声，交表推荐，均以“家贫口众”不愿就翰林馆职，其间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坚请离京出任东南地方官吏，“得尽其才”。嘉佑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点江南东路（治饶州，今江西波阳）刑狱，不久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书》，力言当从培养、使用人才的各个环节着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财、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实为后来变法的早期纲领或理论雏形。仁宗赞其文才，拔为知制诰，然对改革不加采纳。再上《时政疏》（又名《本朝百年无事札》；一说呈于熙宁元年，神宗时，强烈呼吁及时改革，“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臣恐有无所及之忧”。嘉佑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丧回江宁守制，离职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简介：
王安石，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延寿乡(今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
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
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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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 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 他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主张“绝求正所以经世务”，设置专局，使子与门人纂修各经新义，以为诵习的定本。《诗》、《书》、《周官》三经新义最为重要，《周官新义》尤能阐发新政理论。他的诗文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散文雄健峭拔，旧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桂枝画·金陵怀古》颇有名。所著《字说》、《钟山目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老子注》若干条。 【主要词作】 桂枝香(登临送目) 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 南乡子(自古帝王州) 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 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 千秋岁引(别馆寒砧)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家庭。年十七八，即以天下为己任。二十二岁(庆历三年)中进士后，为淮南判官、鄞县知县等地方官，留心民生疾苦，并多次上书上级官吏建议兴利除弊，以舒民困。嘉右三年，从常州知州调为提点江东刑狱，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后人常说的万言书，主张建立宋王朝的“法度”，即效法“先王之政”的精神对现实政治有所“改易更革”。嘉右五年，入朝为三司度支判官。熙宁二年，神宗特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从此积极推行新法。但由于旧党的不断反对，屡次罢相，屡次起用，后退休江宁。元丰八年，旧党司马光为宰相，全部废除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次年病卒，年六十六。 王安石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他反对西昆派文人“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指出当时“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张刑部诗序》)。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正是由于王安石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采，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 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作品，大都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明力量。如《本朝百年无事答子》，通过对北宋百年来政治情况的分析批评，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希望神宗在政治上能够有所建树，表现了他对现实形势的关心和刚毅果断的政治家风度。《答司马谏议书》，剖析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言简意赅，措词委婉而坚决，表现了他坚持原则的政治态度。又如《读孟尝君传》，根据对历史实际的分析，指出鸡鸣狗盗之徒出其门正是不能得士的明证，驳斥了孟尝君善养士的传统观念。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较少注意酝酿气氛，描摩物象，从感情上打动读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练朴素。这是他的文学主张实践的结果。 王安石的诗也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鲜明。在他长期作地方官时，就有不少诗篇，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虑，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反抗，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如《河北民》一首：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写统治者搜刮人民的血汗，输送敌国，以致地无问南北，年无论丰歉，人民一样地陷入流离转徒和“无食”的绝境。其他如《兼并》、《收盐》、《感事》、《发廪》、《省兵》等也都表现了诗人关切民生疾苦、主张改革弊政的进步理想。 王安石对北宋统治者在辽和西夏的威胁面前麻痹苟安，深感不满，不少诗篇表达了这种思想。如《阴山画虎图》： 阴山健儿鞭空急，走势能追北风及。逶迤一虎出马前，白羽横穿更人立。回旗倒戟四边动，抽矢当前放蹄入。爪牙蹭蹬不得施，责上流丹看来湿。胡天朔漠杀气高，烟云万里埋弓刀。穹庐无工可貌此，汉使自解丹青色。堂上绢素开欲裂，一见犹能动毛发。低徊使我思古人，此地抟兵走戎羯。禽逃兽遁亦萧然，岂若封疆今晏眠?契丹弋猎汉耕作，飞将自老南山边，还能射虎随少年? 从阴山健儿的射虎，联想到古代将士们曾在这里击败过入侵的敌人，使边疆平静无事，对比当时“胡天朔漠杀气高”的形势，批判北宋统治者的不修边备，表现他对国家前途的深忧。《同昌叔赋雁奴》、《白沟行》等，表现了同样的主题思想。 王安石有不少咏史或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如《商鞅》、《范增》、《张良》等篇，往往以“尺幅千里”的手法，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景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在《杜甫画像》中，不仅高度评价了杜诗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更表明了对杜甫同情广大人民的精神的继承：“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最著名的是《明妃曲二首》，现举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这首诗一扫历代诗人写王昭君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见解，有极大的独创性。诗人只从侧面落笔，勾画了古今艳传的绝代佳人的形象，以及她独去异域、怀念故国的凄苦无告的心情。更深刻的是、诗人在结韵里道出了在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妇女受压迫、被蹂躏的不合理的现实；同时流露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情。因此引起了当时诗坛的广泛兴趣，欧阳修、梅尧臣、刘敞等都写了和篇。 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较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更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名作很多，如：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达送青来。 ——《书湖阴先生壁》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江上》 京口瓜洲一水间，锺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泊船瓜洲》 这些小诗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贴自然，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更成熟了。虽然他有时也还写《楚山》、《示永庆院秀老》一类流露“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情的诗篇，但总的看来，他往年诗中所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这时是大大减退了。 王安石诗文的大量创作和独特的风格，对扫荡西昆体的残余影响有很大的功绩，对宋诗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有一部分诗，喜造硬语、押险韵，对后来也有不良影响。 王安石的友人王令(1032—1059)，字逢原，广陵(江苏扬州)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优秀诗人。可惜才高命短，未能施展他的抱负。他留下的诗篇，大都表露了他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和自己的远大抱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梦蝗》： ……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义儒。脱剥虎豹皮，假借尧舜趋。齿牙隐针锥，腹肠包虫蛆。开口有福威，颐指转赏诛；四海应呼吸，千里随卷舒。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噬啖善人党，嚼口不肯吐。连床列竽笙，别屋闲嫔姝。一身万椽家，一口千仓储。……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贵贱虽云异，其类同一初。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我类蝗自名，所食况有余；吴饥可食越，齐饥食鲁邾。吾害尚可逃，尔害死不除；而作疾我诗，子言得无迂! 诗人以锋利的笔触，剥掉了达官贵人们“仁义儒”、“尧舜趋”的外衣，显露了他们“虎豹身”、“虫蛆腹”的原形。指出剥削阶级搜刮民脂民膏，实比蝗虫更为残酷可恨!此外如《原蝗》、《良农》、《饿者行》等诗，也各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表现了他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和对豪门的无比憎恨。 面对黑暗的现实，王令在《感愤》一诗中表现了改变这种现实社会的宏愿：“未甘身世成虚老，待见天心却太平。……燕然未勒胡雏在，不信我无万古名!”他的自信心是这样的强，爱国的激情和救世的热忱是这样的昂扬! 王令的诗，无论叙事抒情，都具有开阔而雄健的特色，确如他自己所说那样：“浩歌不敢儿女声。”他有一些诗，想象奇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采，例如《暑旱苦热》：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这种雄伟的气魄，阔大的气象，在宋人诗中是极其难得的。虽然由于他受韩愈、卢同诗的影响，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优秀诗人。王安石简介 (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 （今属江西）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 王文公。 生平 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转徙于新 淦、庐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四年（1037），全 家始定居于江宁。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 触到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心哀此黔首” （《感事》）的感情。他“少好读书”（《宋史·王安 石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 《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答曾子固书》)。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 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忆昨诗示诸外 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庆历二年(1042)登杨□ 榜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庆历年(1047)调知鄞县,便着 手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受到人民爱戴。嘉□元年(1056) 为群牧判官,后历官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 判官、知制诰等。任度支判官时,受同僚宋敏求委托,在 家藏唐人诗集的基础上编《唐百家诗选》。神宗即位， 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 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制定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 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使国力有所增 强。因遭到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于熙宁七年(1074)罢 相，次年复拜相，进《三经新义》，立于学官。熙宁九 年(1076)再次辞去相位，退居江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 诗歌创作。元□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 石忧愤病死。王安石事迹，见《宋史》本传、《续资治 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宋人轶事汇编》、《宋 稗类钞》等。 文学主张与创作 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 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庆历三年（1043），他就 抨击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杨亿、刘筠“以其文词染当世， 学者迷其端原”，批判他们的文风“无文章黼黻之序” （《张刑部诗序》）。后来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 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文学主张的 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 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容 （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 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 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直接向皇帝陈 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 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 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子》系统地阐述仁 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 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 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 等特点。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 大思精,近人梁启超以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 《陈政事疏》“稍足方之”（《王荆公》第21章）。② 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如《原过》、《使医》，短小精悍， 巧于用比；《兴贤》、《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 逻辑性很强；《闵习》、《知人》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 君主不能识贤,笔锋锐利,寄慨深远。③是人物论和史评。 如《子贡》、《鲧说》、《伯夷》、《读〈江南录〉》、 《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一反传统 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储欣以为能“希风《史记》论赞， 奇美特绝”（《临川全集录》卷二）。其中《读〈孟尝 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 短文中的杰作。④书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礼义序》、 《诗义序》等，在学术见解中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 度，即苏轼所谓“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王 安石赠太傅》）；行文则“简而能庄”（沈德潜《唐宋 八家文钞》卷三十），字字着力。《答司马谏议书》驳 司马光对新法的非难，逻辑严密；《答吕吉甫书》以释 憾解怨的态度作绝交书，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表现出了 磊落的胸怀。 记叙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人物传记 如《先大夫述》，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叙其父王益居官清 廉正直。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较为鲜明。《伤仲永》 写仲永因后天不学终于由神童沦为常人的可悲经历，申 述劝学之旨，题材很典型。墓志碑文，为数甚多，通常 是概括叙写墓主生平、历官、品格，文笔简妙老洁，偶 尔插入几则生动故事,显得重点突出,亲切感人。如《给 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写孔道辅不好鬼神□ 祥，举笏击杀妖蛇事，寥寥几笔，勾勒了一个无神论者 的形象。游记如《游褒禅山记》，“借题写己，深情高 致，穷工极妙”（《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 语）。 一般说来，王安石的记叙散文不重写景状物、铺陈 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因而某些作品显 得形象性不足。 抒情文以祭文为多。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束向 元道文》、《祭范颍州仲淹文》等，辞语古朴，情意真 挚，颇有感染力；用杂言韵文写的，如《祭欧阳文忠公 文》，高度赞扬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道德情操，词清韵 幽，感激□欷，在当时各家所写的欧阳修祭文中，最为 杰出。但某些替人代做及纯属应酬性质的祭文则未能免 俗。赠序中也有抒情文，如《同学一首别子固》，抒写 朋友间相警相慰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 王安石早年为文主要师法孟子和韩愈。欧阳修指点 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自此以后，文思开廓。他兼 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丽和扬雄的简古,融会贯通,形 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吴德旋 说:“古来博洽而不为积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初 月楼古文绪论》），指出了他能够博取众美的长处。今 人朱自清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经 典常谈·文第十三》），指出了他的散文与欧阳修、苏 轼的区别。 王安石的诗歌，不仅数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 有特色,自成一家。退居江宁以前所写的诗歌,多数属于 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 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主要有《感事》、《河北 民》、《收盐》、《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 《发廪》、《兼并》、《省兵》、《读诏书》、《次韵 和甫咏雪》等。这些作品,密切联系现实人生,内容比较 充实；而在艺术上，一般存在着议论过多、形象不够丰 满、语言较为生硬等缺点。如《兼并》诗，洪迈即认为 “其语绝不工”(《容斋诗话》卷三)。执政以后，推行 新法,当遭到反变法派的攻击时,他写了《众人》、《赐 也》、《王章》、《即事六首》之二、《孤桐》等诗进 行回击，表现出对于推行新法毫不动摇的意志。 王安石是一位爱国诗人，抒发爱国感情的诗篇在他 的政治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入塞》、《送赵学士陕 西提刑》、《西帅》、《阴山画虎图》、《次韵元厚之 平戎庆捷》等，是这类诗中的代表作。以咏史和怀古为 题材的诗篇中也颇有传诵之作。如《商鞅》、《宰□》、 《韩信》、《范增二首》、《贾生》等都有感而发,寓意 深刻,李东阳以为“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怀 麓堂诗话》)。历来脍炙人口的《明妃曲》两首,由细致 的刻画与精妙的议论结合而成，在令人同情的王昭君的 形象上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触,黄庭坚以为“可与李 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引)。 王安石还写了大量羁旅、登临、酬赠、悼友之作，其中 如《旅思》、《登飞来峰》、《题西太一宫壁》、《别 孙莘老》、《送程公□守洪州》、《寄王逢原》、《思 王逢原三首》等都是难得的佳构。但也有不少作品是铺 排典故成语的客套虚文，艺术价值不高。 王安石在退居江宁以后的10年中，思想上十分矛盾。 一方面，他继续关心新法，写作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 《歌元丰五首》、《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等 描绘人民在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虽不无溢美之处,但 可见他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他曲折言志， 著名的《北陂杏花》诗的最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 绝胜南陌碾成尘”,陈衍以为“恰是自己身分”(《宋诗 精华录》卷二)。其他如《杖藜》、《梅花》、《独山梅 花》、《望夫石》、《鸱》等，都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 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 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他不得不借 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示宝觉三首》、《示 无著上人》、《寓言三首》、《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 都表明他离开世情愈来愈远。此外,他寄情山水,陶冶性 情，写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其中如《南浦》、《染云》、 《书湖阴先生壁》、《江上》、《北山》、《泊船瓜洲》 等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 王安石集句诗数量较多，有的比较自然。在他的提 倡下,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有了发展。故严羽说:“集 句惟荆公最长。”（《沧浪诗话》） 王安石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前期主要学习杜 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杜甫画像》充分 说明了他对杜甫的倾倒。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热 情饱满。在艺术上，近体多仿杜诗句法，古体则明显地 吸取韩愈诗歌的健拔雄奇、多用议论的特色，具有劲峭 雄直之气。但如《读墨》一类诗作,“终篇皆如散文,但 加押韵”（《王荆文公诗笺注》引李郛语），助长了宋 诗议论枯燥的缺点。后期诗作，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 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 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 美。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 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 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卷上)，吴之振说他“遣情世 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 都比较恰当地指出他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严羽称王安 石的诗歌为“王荆公体”(《沧浪诗话》)，主要指其后 期诗风而言。也有人对王安石后期诗过多地搬弄典故和 讲究技巧表示不满，如陈师道说他“伤工”（《王直方 诗话》引）,叶□说他“徒有纤弱”(《习学纪言序目》 卷四十七),赵翼说他几首属对精切的诗“皆字面上求工， 而气已恹恹不振”(《瓯北诗话》卷十一)。不过总的来 说，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在扫清西昆影响、开创宋诗局面 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评张籍乐府诗的名言“看 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 包含着自己的创作甘苦，给后世诗人以深刻启发，黄庭 坚、杨万里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但他有时爱炼涩拙之句， 押逼仄之韵，用冷僻之典，开启了江西诗派追求险韵硬 语等形式技巧的不良风气。 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艺术性却比较高。〔千秋 岁引〕《别馆寒砧》词“意致清迥”（《蓼园词选》）； 〔桂枝香〕《金陵怀古》足堪“颉颃清真、稼轩”（《艺 蘅馆词选》），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 作品集与版本 王安石的诗文，宋徽宗时由薛昂等 人编纂成集，早已散佚。传世的有两种：一种是《临川 先生文集》，通行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应云□刻本及 嘉靖三十九年何中丞刻本，都是100卷,源于南宋绍兴年 间詹大和刻本，即所谓临川本。另一种是南宋龙舒刻本 《王文公文集》,也是100卷、但篇目、编次与临川本不 同，且只剩两个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临 川先生文集》，以临川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善本而成。 集末附日本岛田翰从残本《王文公文集》中辑得的47篇 佚诗、佚文作为《补遗》。这是目前较完善的王安石全 集。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得龙舒本的两个残本 合刻，去其重复，配成完整的《王文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