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体制研究论文

日本崛起日本自1890年，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依靠对外扩张，不断壮大国力，几乎实现了大国崛起，但又因为国家战略目标过大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超出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失败，使明治维新以来8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美国大军在日本登陆。日本民族的崛起历程又回到了起点。吉田战略——战后国家复兴的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国民财富的42％毁于战火。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战前的62％和57％，工农业生产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扶摇直上，几百万名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不仅如此，战败的日本被美军占领，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战后初期日本民族崛起面临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恢复民族独立，建设全新的民主国家政体。在这种形势下，吉田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是对战后日本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日本实现了由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向战后资产阶级和平民主义政治的过渡。吉田茂参与主持作出了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两项政治决策，一是制定新宪法，二是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摒弃了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放弃了军备和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内政治，使日本走上了资产阶级和平民主国家的道路。后者决定了日本同美国结盟，确定了日本在战后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吉田茂主持下所形成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符合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了日本比较顺利地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吉田战略是在围绕媾和与再军备问题的各种政策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和重建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立场，对抗苏联阵营；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军备负担，建立必要的国内正常秩序，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强国。按照吉田战略的安排，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驻扎军队，甚至拥有镇压日本内乱的权力。这就使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又重新陷入被半占领状态。因而，这一条约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保守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指责吉田茂搞集体防御，在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必然会造成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影响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对此，吉田茂承认：“拥有强大武力的美国同已被剥夺军备的日本是不可能平等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独立要靠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强大的武力又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后盾。战后日本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日本经济自立，乃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甚至包括暂时置国家独立地位于不顾。这就是吉田茂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他认为，将本国的防卫委托于他人，自己则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专心发展经济，这种做法对于现实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日美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自然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加强而发生变化”。导致产生吉田战略的种种矛盾和制约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存在，因此，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均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都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基本范围。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1976年制定的《防御计划大纲》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均可以看作是吉田战略的延续。“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战后日本采用吉田战略，远离国际事务，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给美国处理，保持较小军备，专心于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基本实现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国家发展目标。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0％以上，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超过苏联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已从追赶者变成被追赶的对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在国际社会中发言权的不断扩大，日本人战后长期压抑着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原有的吉田战略已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日本社会发展进入了“没有航海图的航海”阶段。日本面临着新的转折。寻找和确定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便成了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战后的日本作为“特殊国家”最大限度地充当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国是，把做“经济大国”和跻身于欧美“商人俱乐部”视为唯一的国家发展目标。为此，它竭力避免在政治上、尤其是在经济上卷入国际纠纷与冲突，较少考虑在国际上的名誉、地位以及自主性等。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继续作为“特殊国家”已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本人已不甘心屈居“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要求由“特殊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国际国家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论坛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美国霸权”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议论的是“美国霸权”的发展问题，但实际上与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基本命题密切相关，对日本走向“国际国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霸权秩序”已产生动摇；“美国霸权秩序”之后将迎来“共同管理秩序”；在“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多国“共同管理”势所难免的国际秩序的转折期，日本必须成为创造国际新秩序的强有力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执政以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强调“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主张“不设禁区，以新的想法、观点去如实地重新认识历史的带基本性质的制度和格局”。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中，日本已经明确地将“国际国家”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新的战略目标，充当“国际国家”已经成为它的一种自觉行动。“国际国家”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摆脱战后时代的“特殊国家”地位，做政治大国，成为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中曾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体制。即调整日本战后发展所仰赖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使其适应国际化时代的需要。二是修正路线。即通过在外交、防务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分担责任”，修正战后保守政权坚持的“重经济轻军事”的政治路线，构筑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家战略。三是改变思潮。即通过冲破“政治禁忌”，给“屈辱”的战败国历史打上休止符，开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堂堂正正”的时代。中曾根政权为了凝聚民族意志，推行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在日本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一部分右翼势力也趁机鼓噪。他们企图通过肯定战前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来克服“战败国后遗症”；以宣传“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狭隘民族主义来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向“政治禁区”挑战，来否定和平主义思想。日本右翼势力遭到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抵制，同时引起了日本周边国家的警惕。对于这一情况，中曾根执政后期已有所反省。他表示“要坚持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中庸国家主义”，并提出日本要在“安全航行区”前进。中曾根的后任也一再宣称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以图打消国际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崛起的疑虑。“借船出海”——全球性大国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骤然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日美经济磨擦愈演愈烈，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冷战后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新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下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日本人确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过程中，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冷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信息产业革命，牢牢占据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世界霸权地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可撼动；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零增长，其大国雄心一度受挫；三是日本重新称霸亚洲的野心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质疑。经过长期思考，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任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单独在亚洲做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本只能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来实现做政治大国的理想。冷战后，日本社会中普遍对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说，在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日本是一个处于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最强有力地位的国家。日本可以谋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日本今天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日本有能力制定一项全球战略，而且应该这样做”。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步入政界，逐渐掌握了政府的核心部门。这些人对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具有强烈的意识，主张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力图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部分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则认为日本像现在这样充当从属角色，是对日本民族自尊的公开侮辱，主张扩充军备，发展日本独自的遏制力量，借此来提升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达到顶峰。美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尽管日本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发挥大国作用，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大都清楚地认识到，以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对抗，日本任何想在亚洲独自称霸的企图都会遭到亚洲主要国家的抵制。况且日本国内政治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日本还不具备制定一个脱离日美同盟的、独立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战略的条件。美国也有一些人士认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不能把美日关系当成冷战的遗物加以摒弃，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使得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因此必须营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发展变化。1995年2月，美国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3月，又发表了《关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比美日同盟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是美国维持太平洋安全和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持日本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负担起更大的责任。1996年4月，日美两国在东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对日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承认“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日本将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保卫日本的“单向型”防卫体制，转变为日美“双向”防卫合作的体制。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以往的“本土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型”，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从此，日本开始与美国联手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日本100多年来的大国梦想似乎就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国地位，也没有哪个大国像日本崛起走得如此曲折。它的第一次崛起靠的是武力扩张，终因实力不济，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崛起采取的是和平方式，靠的是超级大国的庇护。日本的先天不足使它总是在怀疑其他大国的诚意。日本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摆脱不掉与其他大国对抗的角色。综观日本两次崛起的过程，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关注。第一，不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绝对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以武力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外，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顽固地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退让，并以武力拓展自身利益，结果适得其反。第二，必须搞好对民族主义的掌控。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但后来民族主义向极端化发展，裹挟着日本社会走向了战争。当今的日本社会与二战前颇为相似，政治家们正企图借助新民族主义以争取民众对大国战略的支持。这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会不会推动日本重走二战前的老路呢?世人正拭目以待。

介绍你看一下中央电视台制做的记录片大国崛起,里面说的很好,在百度的视频搜索里肯定能找到,先听听再写,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日本的可能是百年维新,你也太懒了点吧,写论文不自己查一些资料,不自己动动笔,用别人的有什么意思??先谈谈日本。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这个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多山岛国上，日本人创造出了一个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谈及日本的崛起，不得不说到日本的学习之路。陈冰在《作坊里的日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本有‘心灵紧闭’但‘眼观八方’的特征。在国弱时，他们卑谦地对外点头哈腰，默默拿来先进才智，然后悄悄地在作坊里加班加点地消化进化，乃至超越。一旦确信自己超越了别国，便会出其不意地‘创造神话’……”的确，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个老师便是中国。5世纪，大和国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于6世纪中叶逐渐确立起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和国家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贵族与皇室的权利之争日益尖锐。而在同一时期，中国隋唐这些大封建帝国的相继出现，繁荣发达的封建政策、经济、文化给日本造成强烈影响。这不仅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大和国家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于是，他们在645年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孝德天皇即位，而后按照我国隋唐的政权形式建立新的制度，进入封建社会，这就是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对于吸收我国封建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了。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了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则二百人，多则四百到五百人，其中除正式使节以外，还有留学生、商人和各类工匠，这大大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代表人物便是阿倍仲麻吕。他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官拜左补阙，与李白、王维等结为好友。753年，他回国的船被风浪吹走，传说遇难。李白听说后，挥毫写下《哭晁卿衡》，可见友情之深。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积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1867年，涩泽荣一去欧洲向各国学习；1871年，岩仓使节团前往欧美12个国家学习……这无不体现了日本的学习精神。其次，改革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活力。除上文说过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也在日本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面对外来入侵，一部分中下级武士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展开了倒幕运动，并取得了胜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维新虽然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的确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掀起了日本的第一次崛起。第三点便是战争。日本在明治维新中过度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从改革促发展，变为战争促发展。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的一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这都体现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狂妄和野心勃勃。然而，日本以战兴，同时也以战衰。1945年9月2日，随着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它欲称霸世界的美梦化泡影。但是，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碍日本前进的脚步，反而掀起了日本的第二次崛起，并于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位。

哪个管你小日本厥不厥哦！

转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比（总述）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日本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一）政治方面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二）经济方面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三）军事方面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四）教育方面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人物及思想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

研究日本政党制度的论文

政党体制，亦称政党制度，是国内学术界研究日本政党及政党政治的主要视角。迄今为止，有关当代日本政党及政党政治研究的综合性成果，大多是基于这一视角。日本政党实力对比的结果，往往体现为政党权力地位的不同，但政党实力的强弱却未必就等同于政党权力地位的高低，联合政权中的小党的权力地位就高于在野的大党。日本政党体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以各个阶段政党格局演变的累积结果为基础。因此，从政党格局的视角来研究日本政党及政党政治，具有区别于政党体制的新内涵，且更能动态、适时地反映现实状况。随着2012年安倍内阁上台执政，日本政坛出现了“民主党下台、自民党上台”的政权更迭。政权更迭后的政党体制，究竟是重新构筑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一党优位制，还是存有自民、民主两党交替执政的两党制的可能，尚需时间加以验证。但是，关于政党格局的新变化，则完全可用“一强多弱”来加以界定。“一强”是指执政的自民党，“多弱”是指各在野党。

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短命的大正文化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编辑本段]日本文化特点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编辑本段]日本传统器皿日本的陶瓷器皿历史久远，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有了不同样式的土器，绳文土器、弥生土器等。日本陶瓷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闻名于世。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陶艺历史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其中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硬土器。陶器的产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京烧：在京都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有田烧：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九谷烧：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乐烧（しがらきやき）：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郝绘烧郝绘烧：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伊万里瓷器。这种瓷器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美浓烧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C，而非通常的700-800?C，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铅，镉）和中国国家标准GB 13121-91（铅7mg/L，镉），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日本著名瓷器美浓烧，各色图按搭配，并配有精致木盒，不仅做为餐具十分实用，还具有收藏价值。玻璃器皿：冲绳所在的琉球群岛一向以玻琉制品而著称。二战后，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中拣出了玻璃碎片，以此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制品。它们大多具有鲜艳的色彩，十分抢眼。至今，冲绳的玻璃器皿的制造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当出名。碧多萝器皿碧多萝器皿：日本的器皿向来以图案独特、做工精巧而闻名，“碧多萝”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时代起它就是长崎独有的土特产品。“碧多萝”源于葡萄牙语“VIDRO”。这种器皿极为昂贵，色彩独特，充满了异国情调。传统的漆器餐具日本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生活文化自唐以来，即奈良时代开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礼品展销会及各大商场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比如端午节，就要用一套专门吃粽子的餐具。据介绍，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一般建筑物的正式进出口被称为「玄关」。在访问传统民宅时，客人先在稍带庄严感的「玄关」前止步并告知来意，然后拉开拉门，进入被称为「三和土」的平地。家人在面对平地的小房间迎接客人。相互寒暄后，客人这时才脱去鞋子，走上高一台阶的板地（日语称「式台」），并被带引进入里面的房间。「玄关」是区隔内部与外部的空间，同时，对于习惯于进门脱鞋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空间。如今，即使是公寓等集合式住宅，也必然有「玄关」，虽然那已是一种简化了的「玄关」。「玄关」原是佛教用语，指的是禅宗寺庙的入口处，但是，据说这一词又有严格的禅道入门的含义，修行的僧侣们非常注重「玄关」，将其视作为是修道的第一步。到了17世纪左右，武士们开始在宅邸的进门处建造了一个带有「式台」的空间，并将其称为「玄关」。后来，一些富商的住宅中也开始建造「玄关」，渐渐地，「玄关」便普及到了一般民居。在现代，「玄关」被认为是家居中格调最高的「神圣场所」。作为区分「家内」与「家外」的界地，「玄关」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脸面」，因此，人们多用花或其它饰物来装点「玄关」。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规矩也较多。例如，在访问他人家庭的时候，须在住宅外面脱去大衣和帽子，整衣后再进入「玄关」；参加葬礼回来，要在身上撒些用以洁身的盐，拂去污秽后再进入「玄关」；脱鞋也讲究礼节和规矩，脱下的鞋要鞋尖对齐并朝向门口，同时，鞋子须摆放在稍微靠近边上，不能放在中央。有80年历史的民宅的「玄关」。近些年，这种旧式的「玄关」已经几乎看不到了。来访者在「三和土」(1)等候主人。当主人来到「玄关」内侧的被称为「寄付」。(2)上脱去鞋子，上到「式台」。(3)进入「寄付」。也有的人家在「寄付」处放置屏风。(4)的房间迎客时，来访者在「脱鞋石」。

日本民主政治制度缺陷和日本政治文化所导致。第一，日本虽然是民主制度，但这一制度设计有一些问题，比如首相的权力相对来说不是很大，日本首相实际上是内阁的首席，是一个召集人，赋予他的权力非常小。其次，日本的政党制度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多数党的领袖就是要做首相，但政党本身也会隔一段时间要选举，只要政党内部首领变了，首相也会跟着变，所以首相任职的时间非常短。第三，日本的政治文化因素：日本是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过于极端也不好，日本国民的权力相对来说比较大，没有任何制约，可以随便就说，因此首相需要经常应付公众的舆论。这也是一方面原因。由于政党和首相执政时间都很短，所以没有一个首相，没有一个政党，将主要的精力用来去考虑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以及国家的利益，每天都是在考虑选举，甚至揭对方丑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论文

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他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新突破；在实践中，它推进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和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回顾和认真学习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一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及历史地位，对于总结和吸取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和肯定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邓小平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区分为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这就突破了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的领导制度等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前提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两个部分，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社会形态阶级本质的内在反映，而具体的政治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它包括机构和人事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个权力机构之间职权的划分和相互关系以及权力运行的形式和机制。或者说，政治体制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称。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基本政治制度的制约，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和日常实施。同基本政治制度相比，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程度影响着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形态的变更而发生根本的变革，一旦建立则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基本政治制度往往存在着不大适应或不协调的现象，尤其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的初期或者尚未巩固和健全的时期，政治体制往往弊病较多，使二者出现不适应的状态。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以便与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相适应。对政治体制的弊端，如果长期不进行调整和改革，将最终导致基本政治制度的扭曲以至蜕变。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基本政治制度对政治体制的根本制约性，又要看到政治体制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巨大反作用。通过调整和改革，使二者基本相适应。我国建国以后，基本上是照搬原苏联那一套由列宁始创、后又经斯大林进一步强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似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坚持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政治体制问题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尤其是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邓小平谙熟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联系和区别，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1]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不存在改革的问题，必须继续坚持，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基本性质。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邓小平这里讲的“具体做法”和“具体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可以改革而且必须要改革，否则会影响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邓小平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相区别的观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的理论贡献在于，既触动了以往在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同时，明确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和联系，也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既可以避免有人因思想僵化，借口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抵制改革的“左”的错误倾向，又可以避免有人以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弊端，进而趁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右的错误倾向，从而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二、邓小平深刻地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体制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根本问题，这就切中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突破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以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治制度来保障和巩固，这些具体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和发展的法定规范，它对于保证领导核心决策科学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制度建设并没有引起重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邓小平在制度建设与个人作用的关系上，明确地肯定了制度建设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总结“文革”这一全局性严重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许多人偏重从个人责任方面进行总结，有此人甚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敏税地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他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因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4]，“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因此，制度总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因此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约束才是具有根本性的约束。邓小平以上这些重要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起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对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为此，邓小平深入地研究了制度建设的根本内容，就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设想。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和生活制度等。二是在实际操作中明确提出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如***的考核奖惩制度、离退休制度、选举聘任制度、回避制度、交流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等。并提出把注重实绩的平等竞争机制公开引入***人事制度，努力实现干***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三是重申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内各项制度，指出党中央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尤其是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制约和监督，“关键是形成集体领导”[8]。邓小平把制度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他创造性地指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并把制度建设纳入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的总体布局中来考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导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更为根本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三、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指出这两方面的改革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必须同步进行。这一重要思想为我国全面改革的总体布局和当前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有普遍借鉴意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总是同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总是要求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迟早要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它涉及到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高瞻远瞩，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精辟的、前瞻性的论述。

纯扯淡~~~~~~~那天让我把选票放进投票箱的那天我就帮你写。

2000字的论文搞起来很简单啊1、都是你自己的信息，不用我填了吧？2、字数和格式要求，按规范来就行3、所谓经济学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你的表达似乎有问题，应该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所谓经济基础，通俗的理解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谓上层建筑，通俗的理解就是“生产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了经济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劳资关系，以及更为重要的国家政治制度等。一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这点在新中国完成三大改造后就提出来了，即“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句话你不用采用：窃以为，这是扯淡的话，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怎么可能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以中国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并非先进的，你们懂得。。。） 78年改革开发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是成功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这就产生了问题，经济市场化，政治体制依旧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依照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需求，甚至在阻碍生产的发展，因此，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必要的，同时，也是迫切的。。。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具体的措施我就不给你写了。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相关的资料，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学者踊跃研究的一个题目，但是国内学者基本都是XXD的走狗了，狗嘴吐不出象牙，但是你写这么个小论文是足够的了。4 学过语文这就不是问题回答完毕

日本新媒体运营机制研究论文

新媒体运营，以干货文和故事文为主。我分析了多篇10w+文章，它们的结构解析如下。一. 干货文：以干货分享为主。开头，80%以上知乎高票回答在一开头就会树立权威。构建权威四个步骤构建悬念：制造悬念，吸引读者阅读。 1. 利用认知冲突，比如《工作了十年，不如一个刚毕业学生，都是因为你太听话》 2. 利用惊人结论，比如《对于大部分招聘，年龄超过35岁的直接屏蔽》引发共鸣：利用用户痛点问题，引发共鸣。一般来说，陈述痛点问题，是最简单最直接引发共鸣的方法。构建信任：树立权威性，获取读者信任。 1. 表达你的相同境遇：我自己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刚进入…工作的时候，总会很迷茫于…，不知道怎么做… 2 展现你的结果：那几乎是我最糟糕的时候，后来，我阅读了…，分析了…，才发现…，最后我终于… 注意：呈现结果过程中可以用数据、图片、荣誉来强化权威性。总结过渡：总结下文，展现文章逻辑。 1. 为什么需要写作逻辑：帮助整体认知，增强文章权威。 2. 构建逻辑：比喻联系（写作逻辑和读者容易理解逻辑做类比）、逻辑展现（纵向或横向展现作者逻辑）。 3. 过渡：表明作者的立场，过渡到正文。正文 1. 如何扩展正文:WWHE模型，what（定义）、why（意义）、how（方法论）、example（举例子）。 2. 如何过渡：承上启下。注意事项：尽量保证每个大段落有一张图片，控制跳转链接的数量，核心语句要加粗。结尾 1. 总结：提出注意事项，再次重申逻辑，强调读者利益。 2. 呼唤行动：引导讨论，引导点击，其他（比如点赞、关注等等）。二. 故事文：情感引导+行动呼唤 1. 人物：它创造了一种情感连接，通过共情，让观众可以被故事所吸引。独特性：天生本能的给与他人更多的注意力。欲望：是故事引发共鸣的一个基础，故事人物想要达到目的。复杂性：人物欲望背后的原因，主角所面临的情况的严峻性，为人物增加更多的可信度，保持对人物的一个持续关注。 2. 目的 :可以帮助我们在情节事件筛选中更好的做取舍，也可以让我们创作更有方向感。一句话：创作故事理由，传递一种价值观。三个关键词：用户看完后想到的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根据目的来构建故事。 3. 情节：为故事提供情节和冲突。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未知力量。情节有六部分。吸引：人物独特性。挑战：主角实现内心欲望的第一个契机。接受挑战：主角开始走向对抗敌手这个旅程。曲折：对抗中，主角遇到的一些挫折，或者获得的一些小胜利。最后结果：成功还是失败？目的：作者通过故事想要表达价值观、行动呼唤。熟悉干货文和故事文写作结构，就可以快速创作出一篇文章，你学会了吗？

【新媒体运营需要学什么】

【新媒体运营须知】

学习新媒体运营不仅还掌握以上基本能力以外，还需要了解运营分为内容运营、活动运营、产品运营、用户运营，然后也需要掌握这些不同运营分工的工作能力，比如账号运营、内容策划、活动执行、产品内测、用户拉新等这些能力。

学习新媒体运营的最终目的都是能够为企业产生实际效益，因此学习新媒体是要博学广识，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学习。

新媒体运营：熟知新媒体平台机制、市场调研、账号定位、选题策略、内容输出、用户增长、用户促活、数据分析与优化、转化路径搭建、投放、活动策划。短视频运营（属于新媒体运营分支）：熟知各短视频平台机制、账号定位、选题策略、热点分析、爆款制作、涨粉促活、数据分析与优化、投放、活动策划。内容运营：用户画像分析、选题策略、热点分析和爆款制作、数据分析优化。用户运营/社群运营：用户画像分析、用户分层运营、社群规则与机制的规划、活动策划。活动运营：用户分析、活动策划、数据分析优化、物料制作。

政治学研究期刊的字体

论文基本格式要求（一）毕业论文一律采用A4纸打印，用WORD进行编辑（二）全文页面设置：纸型：A4，方向：纵向页边距：上：厘米，下：厘米，左：厘米，右：厘米装订线：0厘米，装订线位置：左侧距边界：页眉：厘米，页脚：厘米应用于：本节（三）全文段落：缩进：左：0字符，右：0字符，特殊格式：（无）间距：段前：0行，段后：0行，行距：倍行距复选框“□如果定义了文档网格，则自动调整右缩进(D)”为选中状态“□如果定义了文档网格，则与网格对齐(W)”为空白状态大纲级别：正文文字，对齐方式：两端对齐三、论文各部分的具体格式要求如下：（一）封面题目要对论文（设计）的内容有高度的概括性，简明、易读，字数应在20字以内。（二）中文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应简要说明论文所研究的目的、内容、研究方法、主要成果和特色，一般为200—500字。关键词为3-5个。“内容摘要”四个字是黑体三号，加粗居中。正文摘要内容为200-500字，字号为四号，字体为楷体。正文要与“内容摘要”四字之间空一行。“关键词”三字为四号黑体，加粗左对齐。关键词最多不能超过5个，字号为四号，字体为楷体。关键词之间要用分号隔开，这部分与摘要内容部分之间空一行。中文的内容摘要与关键词在一页，不标页码。关键词：写作规范；排版格式；学位论文（另起一页）正文内容与题目之间空一行，打印用小四号宋体，倍行距。示例：□□正文（宋体小四号）

期刊论文要想发表成功，首先文章质量得有所保证，才可以进入到投稿发表环节，从而达到成功发表的目的。我们需要先全面了解其格式要求，各部分怎么规范完成，字体、排版等等要求有哪些，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普通期刊论文整个过程规范完成，从而保证最后的定稿质量。一篇在结构上已经成型，内容上已经完整的论文，在向期刊投稿时，格式也是编辑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篇内容再好，质量再高的论文，投稿时如果格式混乱，或者与期刊要求差异很大，那起码从视觉上就会让编辑感觉到没有“诚意”。因此，按照要求修改格式后再投稿，非常必要。那么，期刊对投稿论文的格式要求在哪里找呢？01第一种方式是查找期刊的官方网站。建有官方网站的期刊，一般都会在网站中有“投稿须知”栏目，这个栏目中会比较详细地说明对字体字号的要求。比如，《社会学研究》就在官网的“投稿要求”栏目中，明确的要求了对论文在结构、标题、表格、图、公式、脚注等内容的详细要求。《财政研究》的官方网站“投稿须知”中，虽然仅提出了字数要求、结构要求，对其他方面没有提及。按照期刊的要求编排论文格式后再投稿，真的必要！比如，《财政研究》就明确提出“不符合要求者本刊视同废稿处理”。02第二种方式，是从中国知网获取目标期刊发布的“投稿须知”等内容。比如，《中国青年研究》就发布过关于投稿论文格式的详细要求。03部分期刊对稿件的要求，可能不会像《财政研究》、《中国青年研究》这么细致，涉及到字体字号等方面。但对于参考文献，一般都会有要求。虽然按照《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的，对于参考文献著录方式有统一标准，但是期刊对于参考文献的标注方式却并不统一，甚至差距很大。比如，《财政研究》的参考文献就是按照《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要求的。而《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则有很大的区别。《政治学研究》的参考文献，不仅在标注方式上，不同于其他期刊，而且不采用文末标注，而是采用了引用文献当页脚注的形式。04不少期刊没有官方网站，或者官方网站没有明确提出格式要求，在中国知网中也查询不到期刊公布的详细要求。这种情况怎么办？可以通过知网查询期刊最新发表的几期文章，下载一篇论文，了解已经发表的论文在框架、内容、字数、字体字号、参考文献等方面是什么样的要求。尤其注意的是，如果自己论文中有图表、公式等特殊内容，则最好也能找到期刊已经发表的论文中的对应内容有什么要求。比如，通过《远程教育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我们大致能够了解到：标题层级，使用的是“一、（一）”。如果投稿时使用“1 ”这样的格式，则不太妥当；论文正文接近10页，则字数在万字左右了。如果投稿论文几千字，肯定也不合期刊“胃口”；论文尾部有英文摘要和关键词，可见该刊对此有要求。因此投稿时要准备好英文摘要和关键词，同时按照该论文样式，把英文摘要和关键词部分放到文末。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的字体为楷体，与正文字体不同。上述信息，通过观察该论文就可以较为明确的了解到。在投稿前，做好对照性修改后再进行投稿。

政治是以利益为中心，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支配性和相互斗争性。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的格式，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政治论文的格式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毕业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政治论文范文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关键词】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生态政治;政治生态化;可持续发展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动荡 ;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 “”"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看了“政治论文的格式怎么写”的人还看：1. 大学政治论文的格式 2. 大学生政治论文写法 3. 初三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初一政治论文怎么写 5. 高中生政治论文怎么写

以毕业论文为例，现说明论文正文版面格式：

①正文部分与“关键词”行间空两行；

②汉语正文文字采用小四号宋体；正文英语正文文字采用Times New Roman12号，标题汉语采用四号黑体，标题英语采用Times New Roman14号，每段首起空两格，倍行距；

③段落间层次要分明，题号使用要规范。理工类专业毕业设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序号与层次要求；

④文字要求：文字通顺，语言流畅，无错别字，无违反政治上的原则问题与言论，要采用计算机打印文稿，统一采用A4纸张；

⑤图表要求：所有图表、线路图、流程图、程序框图、示意图等不准用徒手图，必须按国家规定的工作要求采用计算机或手工绘图，图表中的文字汉语用小五号宋体；英语采用Times New Roman10. 5号；图表编号要连续，如图1、图2等，表1、表2等；图的编号放在图的下方，表的编号放在表的上方，表的左右两边不能有边；

⑥字数要求：一般不少于1500（按老师要求）；

⑦学年论文引用的观点、数据等要注明出处，一律采用尾注。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文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