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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论文开题报告

发布时间:2024-07-02 08:24:37

窦娥冤论文开题报告

1.简述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李白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作诗,常以奔放的气势贯穿,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如《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 二、强烈的感情色彩,喷发式的抒情方式。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爆发强烈的感情,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让人直接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如《鸣皋歌送岑征君》抒写对于政治黑暗、是非颠倒的愤慨,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完全是李白式的。 三、想象变幻莫测,随意生发,离奇惝恍,意象壮美而不乏清新明丽。与喷发式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李白诗歌的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如《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真是想落天外,匪夷所思。他的奇特的想象,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一个想象与紧接着的另一个想象之间,跳跃极大,意象的衔接组合也是大跨度的,离奇惝恍,纵横变幻,极尽才思敏捷之所能。 四、壮美与优美的意象。李白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这与其作诗的气魄宏大和想象力丰富相关联。李白对体积巨大的壮观事物似乎尤为倾心,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李白将它们置于异常广阔的空问背景下加以描绘,构成雄奇壮伟的诗歌意象,如《渡荆门送别》意象便极为阔大壮观。但是,李白诗里亦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那些由清溪、明月、白鹭、竹色、白露等明净景物构成的清丽意象,极大地丰富了李白诗歌的艺术蕴含。 五、清新明快的语言风格。语言风格清新明快,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在李白诗里,用得最多的色彩字是白,其次是金、青、黄、绿、紫等,他天性开朗,喜欢明丽的色调,不喜欢灰暗色,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雕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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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她希望能洗清她的清白,支持她对地痞无赖的抗争。窦娥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儒家的思想和教育,她的父亲窦天章把“三从四德”当作教条来约束窦娥,窦娥善良、温和、守礼节、懂孝道、明事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却遭受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幸,直到最终被残暴的恶势所迫害。窦娥在张驴儿的淫威面前窦娥强烈反抗,誓死不从,张驴儿见要挟窦娥不成功,便转儿诬告窦娥害死张老头。公堂上,张驴儿用银子疏通贪官,要窦娥用命来偿还父亲的命。窦娥受尽贪官的拷打,但善良的窦娥,看到一边战战栗栗、不停发抖的蔡婆婆,不由得想到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缺银两,把自己买给蔡婆婆为儿媳,想到自己的先夫,想到和蔡婆婆相依为命,形影不离,由婆婆一手把她拉扯大以及儿时与婆婆玩闹的情景,不由浮现在眼前。已近六十岁的老人,又如何经受得起这群如狼似虎衙役的拷打?如果,让婆婆受到这般酷刑,我又怎么能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丈夫!善良的窦娥,自己虽然正在倍受酷刑的折磨,心里还在考虑着她面前唯一的亲人——蔡婆婆。为了使蔡婆婆免受拷打,窦娥牙根一咬把毒杀张老头的罪刑揽了下来……。窦娥表现出了善良、无畏的精神,做为一名普通劳动者的品性进一步得到展现。窦娥的命运如此悲苦,她遭受了丧母、离父、亡夫的一系列不幸,但她没有任何怨言,认为自己厄运都是因为“前世烧香不到头,今生甘愿受苦罹难”,劝自己,也劝别人“早将来世修”,但是窦娥的思想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即对多舛命运的抗争,当张驴儿父子闯进窦娥家时,她表示了对他们和婆婆的不满,即使婆婆已经允许了,已成了不能改的事实了,但窦娥并不甘心受这种命运的摆布,对蔡婆婆进行了大胆地批判,对张驴儿予以了强烈的怒斥。窦娥的反叛精神也在对话中表现的淋漓尽至,窦娥不甘屈辱,勇于反抗。窦娥丈夫死后,她只有“侍婆守孝”,是个言词应口的孝顺媳妇。但她不是一个任人捏合,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她身上充满一种“力”,充满一股对正义追求的“力”,当张驴儿闯进她家并拉她堂结亲时,她断然拒绝,推张驴儿一跤,在张驴儿你子面前,窦娥像一位凛然不可侵犯的女神,这都是受到了封建礼教的影响。窦娥性格中既有温柔贤慧的一面,又有刚烈坚毅 的一面。贤慧媳妇的苦难令人回肠荡气,悲从中来;刚烈性格的抗争,叫人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窦娥的刚烈性格满足了悲剧在这方面的要求,从而使《窦娥冤》的悲剧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尖锐性。窦娥在临死前,怨天责地,并发下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飞溅悬挂在旗枪上的丈二白练上;二要在三伏天,降下三尺瑞雪,以证其冤;三要楚州亢旱三年,窦娥死后,这三个誓言都应验了,死后窦娥千方百计寻找父亲申冤等等这些情节都反映了她对命运的抗争。在窦娥身上,既有封建思想的烙印,又有反抗性格的影子,这种既任命又不任命的矛盾性格,才使窦娥这个人物形象更真实可信。

深刻的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争取独立生存的强烈要求。它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 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 极度恶化的生存空间 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 满腔怒火喷薄而出人间正义的最终胜利 关汉卿对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的喜剧已包涵着悲剧意蕴。至于他的悲剧创作,更是酣畅淋淳地揭示出元代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 在关汉卿笔下,《窦娥冤》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是最具有震撼力和典型意义的。 窦娥是一位善良而多难的女性。她出生在书香之家,父亲是“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窦娥家境贫寒,三岁丧母,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从小养成了孝顺的品格。父亲为了抵债,忍心将她出卖,让她成了债主蔡婆婆的童养媳,这加重了她幼小心灵的创伤。她在蔡家平淡地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岂料至17岁,即婚后不久,丈夫因病去世,窦娥随即变为寡妇。世事的多变、接踵而来的苦难,不仅使窦娥磨炼出应付灾变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也使她对“恒定不变”的天理产生怀疑。她出场时,便满怀忧怨地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然而,饱受折磨的窦娥万万没有想到,她一生中最大的苦难还在后头。 在剧中,窦娥的婆婆蔡氏以放债来收取“羊羔儿利”,无力偿还其债务的赛卢医起了杀蔡婆婆之心,蔡氏在危难之际意外地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可是,张氏父子不怀好意,乘机要将蔡氏婆媳占为己有。窦娥坚意不从。张驴儿怀恨在心,趁蔡氏生病,暗中备下毒药,伺机害死蔡氏,逼窦娥改嫁;可是,阴差阳错,张的父亲误喝有毒的汤水,倒地身亡;张驴儿见状,当即心生歹念,嫁祸于窦娥,以“官休”相威胁,实则强行逼窦娥“私休”。窦娥一身清白,不怕与张驴儿对簿公堂,本以为官府能判个一清二楚;岂料贪官桃杌是非不分,偏听偏信,胡乱判案,屈斩窦娥,造成千古奇冤。 在元代,社会秩序失范,官吏贪墨,阶级冲突和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冤狱重重,悲愤屡屡发生。《窦娥冤》戏剧情境的形成,与此有着密切关系。像张驴儿这类无恶不作、横行乡里的社会渣滓,其无法无天的罪恶图谋,竟然有官吏为之撑腰,衙门成了罪犯逍遥法外的场所。世事的荒谬乖错,可见一斑。在这里,《窦娥冤》情节发展的偶然性,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必然性,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她的性格是孝顺与抗争的对立统一。她的悲剧,是张驴儿的横蛮行径与官府的颠倒黑白所造成的;她的悲剧性格,则是在与张驴儿等恶势力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的。 经历过许多灾难的窦娥,本来很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她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孝顺有加,也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如果生活没有波澜,她会恪守孝道与妇道,做一个贤惠的媳妇的。但蔡氏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后,竟半推半就地应承了张氏父子横蛮无理的“入赘”要求。于是,摆在窦娥面前的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要么惟婆婆的意志是从,改嫁张驴儿;要么不依从婆婆,更不屈服于张驴儿的淫威。窦娥选择了后者。这一来,她首先和自己的婆婆发生冲突。她谴责婆婆“怕没的贞心儿自守”,“你岂不知羞”,当面顶撞,据理力争。而面对张驴儿的强暴行为,窦娥没有惊慌失措,她镇静、坚定,绝不示弱,以蔑视鄙弃的态度与张驴儿针锋相对。在这里,她的抗争,不仅仅是恪守妇道,更是一种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行动。尤其是当张驴儿借张老头暴死事件作为霸占窦娥的筹码时,她相信官府不会容许这灭绝人性的衣冠禽兽的胡作非为,所以,她要与张驴儿“官了”,以为官吏会主持公道,会维护她的清白与名声。然而,窦娥没有想到,她所处的生存空间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她所寄与希望的官府,竟是一团漆黑。楚州太守桃杌残民以逞,滥用酷刑,将无辜的窦娥打得“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为了使蔡婆婆免受毒打,窦娥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不得不含冤招认,无辜受罪。这就是窦娥的悲剧性格。她的遭遇,典型地显示出善良的百姓被推向深渊的过程。 窦娥本来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人间的不公,更使她怀疑天理的存在。她被刽子手捆绑得不能动弹,满腔的怒火和怨气,喷薄而出,她骂天骂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并且发出三桩奇异的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她声明:“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第三折〔耍孩儿〕)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象向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关汉卿写窦娥发誓后,浮云蔽日,阴风怒号,白雪纷飞,这一片浓重的悲剧气氛,把窦娥含冤负屈悲愤莫名的情绪推到极限。很明显,通过这惊天动地的描写,关汉卿希望唤醒世人的良知,激发世人对不平世道的愤慨,催促世人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社会而抗争。因此,《窦娥冤》所表现的反抗性,是时代的最强音。 剧本的第四折写窦娥的三桩誓愿相断应验。耐人寻味的是,窦娥的冤案,最终却是由她的已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父亲出来平反。窦天章当然不属贪官墨吏,可是,窦娥的冤魂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书案前“弄灯”、“翻文卷”,好不容易才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一细节表明,即便是奉命“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的窦天章,要不是窦娥鬼魂的再三警示,他也会糊里糊涂地将一份冤狱案卷,“压在底下”,不予追究。最后,冤狱总算平反了,但起关键作用的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特殊关系。换言之,窦娥得还清白,靠的是父亲手中的权力。这样的处理,固然反映出关汉卿崇尚权力的思想局限;但也体现出他让受害者亲属惩治恶人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寄寓着对元代吏治沉重的疑虑。因此,《窦娥冤》的结局,是有着比较复杂而深刻的涵义的。 《窦娥冤》的故事框架,与汉代以来一直流传民间的“东海孝妇”故事颇为相似,但剧本反映的时代生活与人物遭遇,却以元代冤狱繁多的社会现实为依据。至于关汉卿的其他悲剧作品,也和《窦娥冤》一样,取材于前代的故事传说,而在飘荡着的历史烟尘中,融汇了剧作家对当代现实与人生的痛切感受,均具批判社会的价值和震撼人心的力度。 关汉卿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哭存孝》,写的是阴险小人轻而易举地害死一位盖世英雄的悲剧。五代的李存孝品性纯良,战功显赫;而李存信与康君立却嫉贤妒能,恶意陷害,欲置李存孝于死地。主帅李克用偏信谗言,不辩好歹,助长了李存信等人的嚣张气焰。身经百战、磊落光明的李存孝,无法逃脱小人设下的重重圈套和陷阱,惨死于自己人的手下。在作品中,关汉卿入木三分地刻划了李存信等人阴狠毒辣的性格,说明在混浊的政治环境中,欺压良善、滥杀无辜的凶邪力量往往得逞。作者以此警醒世人,对小人的所作所为不可掉以轻心。此外,《蝴蝶梦》、《鲁斋郎》、《五侯宴》等剧,也从不同的侧面,写出权豪势要与乡间劣绅有恃无恐、伤天害理的罪行,反映出普通民众性命难保的处境。 在揭露人间罪恶的同时,高扬正义的旗帜是关汉卿悲剧作品共同的主旨。在他的笔下,悲剧主人公大多具有顽强、坚定的意志,敢于与邪恶势力作不妥协的较量,在较量中充分显示出善良的人们捍卫世间正义的壮烈情怀与崇高精神。显而易见,在关汉卿的悲剧创作中,总是贯串着这样的脉络:情绪从悲愤走向悲壮,剧情亦从恶势力的暂时得逞,转为人间正义的最终胜利。由于关汉卿向往法正民安的社会环境,因此,其悲剧作品的末尾,往往出现执法严明的“清官”。这固然是善恶各得其报观念的体现。但最令人难忘的,依然是他战胜邪恶势力的信念,是悲剧主人公敢于抗争的刚烈品性。可以说,关汉卿是元代最善于以抗争激情感染大众的戏剧家。

关于窦娥冤的论文答辩

《窦娥冤》是元朝著名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悲剧,是我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是元杂剧中悲剧的典范,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写一个弱小无靠的寡妇窦娥,在歹人张驴儿、贪官桃杌的迫害下,被诬为“药死公公”,斩首示众。拥有美丽、善良、孝顺、勇于反抗等诸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的窦娥无辜被害,悲惨地死去了。窦娥的冤案有巨大的典型意义,作家以“人命关天关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封建社会里“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个带普遍意义的问题,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制度与民为敌、残民以逞的罪恶。深刻体现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法制的腐朽性,从本质上表现了恶劣社会秩序对人性的摧残,这是怎样的一幕人间悲剧啊。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则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窦娥这一形象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价值和意义。一、窦娥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窦娥的父亲本是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一个古今中外各个社会阶段都令社会尊重的一个阶层。但在窦娥身上却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不幸。她三岁丧母,七岁别父,寄身蔡婆婆家当童养媳,以偿还父亲欠下的高利债。十七岁结婚,不久丈夫就死了……

开折,通过监斩官和其他人的行为,描写了一副阴森肃杀的刑场气氛。窦娥便在这种气氛下以犯人的身份上场了。一上场,窦娥便唱了两只曲子:[端正好]、[滚绣球]窦娥首先把自己的冤枉呈现出来,说明自己无辜被判死刑,冤屈惊天动地,临死之前,把控诉的对象指向了天和地。窦娥控诉天地一场戏,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好文章,千古流传。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唱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一句是说现实世界有它固有的统治秩序,人们的命运掌握在天地的秩序之中。下一句,一个“天地也!”一声感叹,蕴涵着窦娥无限的感情。有愤激,有委屈,有埋怨,有抗争,有指责,有期待。下一句“只合”“可怎生”两个表强烈反问语气的词,表达了窦娥对天地强烈的质问。作为主宰万物、维持现实世界秩序的最高统治者——天地,本应该使社会清明,公正无私,却是非不分,曲直不明。“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福贵又寿延。”用非常肯定的语气直接指明现实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坏人得志,好人受欺。这种现实世界的不公平和天地间应该存在的公理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禁使人对主宰万物的天地产生怀疑。“天地也!作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这一句是对前几句的总括性结论,指明了天地并不象人们期望或相信的那样维持现实的公平合理,相反,却和社会上的邪恶残暴的坏人一样,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残害善良弱小的平民百姓。这句指责,推翻了天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对人们现实和精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天地——作了深刻的批判。紧接下来,悲愤之气达到极点,便是对天地的直接而强有力的指责和痛斥。“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不仅是要推翻天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进一步要推翻天地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这种对天地的大胆的指责批判在古代以天为上的社会里是不多见的,中国古代人民因为以农业为生,特别重视“天”。现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被认为是承接天的命令,代替天来行使统治权。因此被称为“天子”。窦娥的这一段唱词,把自己受冤屈的原因直接归结到了天的身上,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所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既是对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也是对传统的封建专制思想的否定。具有很强的民主主义精神。这种思想也是关汉卿借窦娥之口抒一己之愤。最后一句“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是愤怒的控诉达到极点之后的转折,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悲愤而又无奈的叹息。 这段话之所以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感染力,是因为它用精辟而非常概括的语言表达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强烈愤慨。表达了普通老百姓要求维持社会公平,惩恶扬善的愿望。在句式上,几乎全用口语,既贴近老百姓的语言,又自然流畅,气势充沛,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千百年来盛传不衰。 在去刑场的途中,窦娥向刽子手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要求从后街走,原因是怕婆婆看见伤心难过,这个小小的细节显示了窦娥的善良细心。在蔡婆婆将张驴儿父子领回家中,劝说窦娥答应张驴儿父子招亲的要求时,窦娥宁死不从,而且批评了蔡婆婆的软弱和苟且行径。窦娥被张驴儿陷害,又被贪官桃杌不分青红皂白问成死罪,经受残酷拷打,拒不承认,当贪官要拷打蔡婆婆时,窦娥顾念到婆婆年迈,经不起酷刑,就含冤承认了贪官要她承认的药死公公的罪行(这在重视纲常伦理的封建社会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将要赴刑场处斩的路上,窦娥还牵挂着婆婆,怕她看见自己受刑而伤心难过,经不起打击。这个细节虽小,却充分反映了窦娥的善良、孝顺。也是对造成冤案的贪官桃杌的强烈讽刺,象这样一个在临死都记挂着婆婆的孝顺媳妇,怎么可能犯下药死公公的大罪呢?而贪官桃杌却是非不明,连这样一个简单的案子都审不明白,糊里糊涂就用酷刑把善良的百姓判成死罪,如此草菅人命的狗官在后文中竟然得到升迁,可见社会是多么黑暗无道。 刑场哭别一场戏,是表现窦娥的性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也是本剧悲剧因素组成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刑场上,窦娥再次重申了事实真相和自己的冤情。最后,窦娥向蔡婆婆提出了请求,希望婆婆能在自己死后看在婆媳情分上祭奠一下自己的坟墓。这段哭诉,哀哀怨怨,与前面的愤怒控诉形成鲜明的对比,是窦娥性格的另一方面的体现。也是窦娥在现实中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性格的写照。它说明窦娥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一个勤劳善良,命运孤苦,没有过多要求的普通劳动妇女。她忍受了命运最艰难困苦的打击,从小失去母亲,七岁时又与相依为命的父亲分离,作了蔡婆婆家的童养媳。结婚两年后丈夫又去世。在这种种的命运打击面前,窦娥都忍受了,她只希望能够和婆婆相依为命,过安安稳稳的日子。但现实是如此黑暗,即使这样对生活最起码的要求也难以得到满足,最后落得个无辜受刑的结局。窦娥的请求,体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增强了人们对窦娥的同情,对社会黑暗的愤怒。最后,窦娥劝解婆婆,说自己是“没时没运”才落得“不明不暗,负屈衔冤。”这只是窦娥安慰婆婆的话,并不是说窦娥自己没有怨恨了。因为她的冤屈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腐败,邪恶势力的横行。窦娥也从自己身上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临刑时提出了三桩誓愿。 关汉卿从“东海孝妇”的传说中得到启示,由之生发开来,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概括丰富的现实社会内容,大胆而精巧地构思出三桩誓愿。这三桩誓愿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步步递升,创造出浓厚的悲剧气氛。 窦娥是无辜的,是冤大屈深的,她不甘心屈从于现实的压迫,她坚信自己的死定会“感天动地”,在人间以奇迹的方式显示出来。第一桩,“血飞白练”,通过这种方式,窦娥向世人显示她的清白无辜。在唱词中,窦娥提到两个典故:苌弘化碧、望帝啼鹃。表明她死得和苌弘一样冤屈,和望帝一样凄惨。第二桩,“六月飞雪”,如果说第一桩是通过她自身的奇迹来表明她的冤屈,第二桩则是通过违反常规的自然现象来证明社会的不公平,社会上人为制造的黑暗。“飞霜六月因邹衍”的冤狱故事,更表明了窦娥所遭受的是人间冤狱。第三桩,亢旱三年。引用“东海孝妇”的故事,矛头更直接地对准昏聩的官府,“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窦娥希望通过第三桩誓愿,直接惩诫残暴昏聩的官府,也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冤屈能够象“东海孝妇”一样,得到昭雪。三桩誓愿,从时间的延续上,一桩比一桩更久长;从空间范围上,一桩比一桩更扩大。三桩誓愿依次递进的过程,也是窦娥反抗精神依次上升的过程,是她斗争的矛头更加明确的过程。行刑尚未开始,第二桩誓愿就已显示出预兆,更说明了窦娥的冤屈感天动地,社会的黑暗已引起上天的震怒。三桩誓愿的实现是窦娥反抗的最终结果,也是悲剧高潮的结束。窦娥死去了,但给人间留下了一个勤劳善良、坚强不屈、富于反抗精神的感人形象。也给人间留下了一曲对黑暗社会以死抗争的回肠荡气的悲壮歌曲。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鲁迅先生关于悲剧的看法。这题主要集中在“有价值的东西”和“毁灭”。窦娥无疑是有价值的一方,她对婆婆尽孝,恪守妇道,张驴儿是个无赖,他勾结官府、恩将仇报,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这正是悲剧所在。阐发一下美学中关于悲剧的看法“在社会冲突过程中,有价值的一方被无可奈何的毁灭,使人们产生生的力量和斗争的勇气。”

第17卷第3期2001年9月华北水利水Journal of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电学院学报(社科版)C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ower(Social Science)Vol. 17 No. 3Sep. 2001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谈《窦娥冤》的人物塑造戴红(河南省轻工业职工大学,河南郑州450002)摘要: 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抑的作品《窦峨冤》巧妙地运用在尖锐的矛质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和重视细节描写的写作技巧,并做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使作品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关键词: 《窦峨冤);人物塑造;艺术成就中图分类号: 1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44(2001)03-0074-02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一部以诉讼勘狱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上影响深远,尤其是主人公窦娥悲剧形象的成功塑造,更使其历经七百余年,长盛不衰。本文试从写作上对其艺术上的巨大成功作一探讨。一、成功地塑造了悲剧人物窦娥的形象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是中国封建社会千千万万受奴役、受压迫、受统治,命运悲惨的妇女的典型代表。她善良,她孝顺。这个3岁丧母,7岁被卖,17岁成婚,20岁亡夫的良家妇女,对自己的不幸命运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她认为自己“八字该载着一世优”,“前世里烧香不到头”,她认命了,而且打算就这样安身立命,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她为自己立下了今生要“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妇孝守”的誓愿,她丝毫没有挣脱命运的愿望和打算。她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当婆婆索帐归来时,他连忙迎接“你回来了,你吃饭么?’’当她看到婆婆哭了时,便想到“为什么漫漫不住点儿流?莫不是为索债与人家惹争斗?我这里连忙迎接慌问候。”从这里可以看出窦娥善良的性格,她确确实实是一个孝敬婆婆的好媳妇。当张驴儿闯人家门,欲要占她为妻时,受到欺辱的窦娥立即表现出倔强和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她反对婆婆软弱屈从,逆来顺受的态度,严厉斥责张驴儿泼皮无赖,厚颜无耻的流氓行径,她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张驴儿嫁祸于人,要挟威逼的阴谋,她态度明朗,要“官休”,而不要“私休”。身为良家妇女,窦娥认识不到统治者的丑恶本性,所以她到了公堂上还说着“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当她受到“涯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一仗下,一道血,一层皮”,“肉都飞,血淋漓”的严刑拷打时,才发出了“天哪!怎么的复盆不照太阳晖”的感叹!虽然为了救婆婆免受酷刑而屈打成招,但窦娥并没有向恶势力屈服,她大呼“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当桃机太守宣布“到来日判个斩字,押赴市曹典刑”的判决像晴天霹雳似地落到头上的时候,窦娥终于醒悟了,她认识到什么“明镜高悬”、“王法光鉴”,通通是欺人之谈,她愤怒地呼喊“争到头竟到底”。“〔滚绣球〕有明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M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里,窦娥对天地(统治者)给予了无比愤怒的控诉,其怨愤之情达到极点。窦娥在生命的尽头表现出对正义的强烈追求。她的三桩誓愿进一步表现出她对悲惨命运的强烈抗争,她活着不能证实自己天大的冤枉,死了也要要求老天爷为她显灵,为她昭雪。果然,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楚州大地三年不雨。窦娥这种交织着血泪和怒火的控诉,以雷霆万钧之力,震撼着黑暗的苍弯。这种抗争在精神上对统治者取得了绝对压倒的优势,它向人们展示了正义终究占胜邪恶的规律。窦娥的死是悲壮的,令人扼腕,令人愤恨,实实在在达到了感天动地的效果。收稿日期: 2001-05-30作者简介: 戴红(1965-),女,河南省郑州市人,河南省轻工业职工大学讲师。第17卷第3期戴红: 艺术上的巨大成功二、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作为戏剧创作,矛盾越尖锐,冲突越激烈,作品的情节就富于戏剧性,更吸引人,感动人。因为各种人物正是通过在重大的矛盾和冲突中的言行表现自己性格的。窦娥的悲惨遭遇令人无限同情,她默默地忍受着枯寂冷漠的岁月,她本来是“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妇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但当婆婆把张驴儿父子带进家门的时候,婆媳间立即产生了冲突。这一事件使她虽寂漠但还算平静的生活,引发了内心深处的不平。婆婆刚进门时,窦娥是“连忙迎接慌忙问候”,后来则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她挖苦婆婆“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当婆婆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允婚时,窦娥大为不满,厉声斥责婆婆“想当初你夫主遗留,替你图谋,置下田畴,蚤晚羹粥,寒暑衣裘,满望你鳄寡孤独,无涯无靠,母子每到白头”。当婆婆求她同意这桩婚事时,窦娥态度更为明确:“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婿”。当婆婆把张驴儿父子带进家门时,矛盾更趋尖锐,窦娥气得咬牙切齿,指斥婆婆“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在窦娥看来,张驴儿父子逼婆婆允婚,就等于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要人家产,与强盗无异。面对流氓无赖,窦娥愤怒地训斥想靠近她、调戏她的张驴儿“兀那厮,靠后!”表现了她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性格。当张老头误服毒汤倒地身亡的时候,矛盾冲突进一步加剧。蔡婆婆胆战心惊,不知所措。张驴儿诬蔑说是窦娥药死了他爹,窦娥当即揭穿了他的阴谋:“这厮搬调咱老母收留你,自药死亲爷,待要唬吓谁?”当张驴儿厚颜无耻胁迫蔡婆婆劝窦娥顺从他,叫他“三声的的亲亲的丈夫”时,蔡婆婆真的劝窦娥“孩儿,你随顺了他吧!”窦娥坚决反对,“婆婆,你怎说这般言语?”“我一马难挂两鞍翰。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对张老头的死,窦娥和婆婆的态度截然不同,认为张驴儿父子都是无赖,死了话该,死有余辜。这些人死了,死了拉倒,不过是“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咱家门里,送人他家坟地。”她对张驴儿父子疾恶如仇的愤恨之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反抗性格在与张驴儿父子的激烈冲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公堂上,这位善良的女子自认“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她天真地认为自己有理,当官的一定会给她主持公道,公正判决。所以她一上公堂,就口呼“[牧羊关]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即使受到严刑拷打,她对昏官的本质仍然认识不清,她还在讲事情的经过,揭露张驴儿的阴谋,“只望大人高抬明镜,替小妇人做主”。面对“肉都飞,血淋漓”的酷刑,她仍然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抗争态度。但当桃机要加刑于婆婆时,为了救婆婆免受酷刑,她违心招认了。当桃机宣判结果后,她顿然醒悟,她看清了贪官污吏吃人的本质。即使如此,她仍然高呼“争到头,竞到底”,她质问为什么“复盆不见太阳晖,’? 她发出了对生命的抗争,对统治者的抗议1作者通过窦娥在与桃机的激烈冲突中的言行,成功地塑造出无比震撼人心的悲剧形象。三、在创作上实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鲁迅先生指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诚然,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窦娥的品质是高尚的,性格是刚强的,灵魂是美好的,她的反抗斗争是正义的,她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她所面临的黑暗势力太强大了。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正义尚战胜不了邪恶,美好的东西却被毁灭。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结局是以善良、正义的窦娥被毁灭而告终。这种结局必然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慨。包括作者在内,人民的愿望是不甘于善良、美丽、正义的东西被毁灭,大家不希望像窦娥这样的好人惨遭屠戮,人民希望正义得到伸张,冤屈得以昭雪,贪官受到严惩,坏人遭到报应。为此,作者在充分吸收先前东海孝妇三年不雨,邹衍下狱,六月飞雪这些民间故事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想象,独特的构思,创造出一个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楚州大地三年亢早的浪漫主义的境界,使窦娥的命运充满了浓烈的悲剧气氛,从而收到了感天动地的巨大效果。让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事物变成事实,反映了作者及广大人民有冤必伸、正义必胜、邪不压正的理想,做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四、重视细节的描写剧本对窦娥的身世交代明确,脉络清晰。窦娥3岁丧母,7岁被卖,17岁成婚,匹配2年,丈夫亡化,婆媳二人守寡度日,20岁含冤而死,23岁冤屈得以昭雪。时间、线索、故事发展,一脉下来,异常清晰。此外,在其他事件中,作者也注意了细节描写,做到了严丝合缝,不留破绽。如把赛卢医的药铺放在偏僻的南门外,这就使以后赛卢医白日杀人,张驴儿购买毒药的情节显得合情合理。再如对窦娥的改名,蔡婆婆的搬迁,致使窦天章父女离散,无法找到女儿变得合情合理。这些细节描写使故事线索非常清晰,并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量。(资任编校:张丽英)Great Artistic Success on the Character Creation of Dou E YuanDAI Hong(Henan Light Industry Staff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Henan China)Abstract: Dou E Yuan, the masterpiece of Guan Hanqing, famous playwright of Yuan Dynasty, cleverly expresses the personalities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arp conflict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The realism and the romanticshave been combined successfully. The work is a great success words: Dou E Yuan;creation of the characters;artistic achievement

冤案论文开题报告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2009年5月7日发生的“杭州飙车案” 成为网络热点,在舆论与司法处于是非的泥潭中痛苦交锋中,许多新闻传播学者再次把眼光投向“媒介审判”现象。近些年来,在我国,无论是新闻传播界还是法律界的教授或学者都对“媒介审判”现象比较关注。笔者就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在中国知网对“媒介审判”关键字进行全年跨库检索,时间从1998年到2008年,采取等距抽样的方法,时间跨度为2年,结果如图1—1。从图中可以看出,关于“媒介审判”现象的研究就目前而言,仍然是个热门话题,并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由于“媒介审判”现象是个新生的事物,许多学者对此的研究仅仅以个案作为研究切入点,很少从一个宏观角度对我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媒介审判”现象的流变进行详细的梳理。学者魏永征曾经在他的《新闻传播法教程》里有过这方面的梳理,不过,只是一笔带过,略显粗糙。本论文在充分调查文献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经度和以“媒体功能”为纬度进行立体性扫描,以期更深度地理解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的流变过程。一、媒体本位功能缺失时期中的“媒介审判”现象自新中国成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媒体主要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其传播方式基本上以“说教”和“灌输”为主。过多的强调媒体的宣传作用消弭了媒体的本位功能,即媒体以传播信息为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些政府官员和司法部门将媒体当作自己的传声筒,纯粹将媒体看作自己管理的工具,往往给媒体行政指令,先由报纸定性和预演,然后司法介入审判的做法更是成了惯例。媒体在这样长期的思维范式下,难免出现代替司法进行审判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时期表现最为突出。当时的情形是新闻媒介已经演变为阶级斗争工具和专政工具的工具,新闻媒介可以凌驾于司法之上,直接宣布他人罪名,实行“专政”。“新闻审判”可谓登峰造极。 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媒体以社论的方式,来营造“不杀”或“不判”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攻势的情况,许多案件最后的结果都依赖于中央级媒体确定的基调,案件的走向和涉案当事人的命运也多由媒体决定。在此期间,典型的“媒介审判”案例有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是由最初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化为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媒体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它不该扮演的角色,出现了代替司法而“先行审判”的现象。当时报纸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为标题公布了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通信摘编,判定胡风和其他有关人员都是反革命分子,然后才是对他们实行逮捕,而对他们的正式判决则是在十年以后。 比如《人民日报》从1955年5月18日开始到7月初,每天都以半版或一版的篇幅发表“揭露”和批判文章。该报的专栏标题,先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后改为“揭露和谴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而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改为“坚决肃清胡风集团的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些文章标题带有严重的“审判”色彩,比如有:《这是个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不是作家,是阴谋家》、《胡风是最阴险的阶级敌人》、《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披着人皮的豺狼》、《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胡风是蒋介石的忠臣肖子》、《胡风是人民的死敌》、《我们决不能容忍》、《讨伐胡风》、《严惩胡风》等。二、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复兴时期的“媒介审判”现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媒体的本位意识开始觉醒,及时报道信息成了媒体生存的法宝。与此同时,媒体融入市场的改革也逐渐走人正规。由于我国处于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初期,我们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情况大量存在,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便凸现出来。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大型时事评论节目《焦点访谈》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媒体舆论监督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焦点访谈》节目创办之时,适逢我国“二五”普法工作正进入关键性的后半阶段,很自然,节目关注的主要议题是涉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当然,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凸现,这是广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主要问题。

刑讯逼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种供述,以致会造成被审讯对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行为也是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仍时有发生,屡禁不止,有些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那么,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它到底有哪些危害?为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我们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一、刑讯逼供的危害刑讯逼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公众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危害,具体表现为:(一)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如佘祥林“杀妻”案,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11年前,他涉嫌杀死妻子被判处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亡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使冤案得以揭开真相。2005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再审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当庭判决无罪,立即释放,并告知他可在判决生效后依法申请国家赔偿。又如:杜培武“杀妻”案,杜培武,案发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与他人幽会时双双被杀,杜培武被列为首号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幸真凶落网,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获自由。刑讯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我遭到了残酷的毒打、体罚和刑讯逼供……”佘祥林的申诉材料长达数十页。他说,自己曾经被连续审讯长达10天11夜。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这一点,古今中外有无数实例可以证明。正如培根所说:“冤枉一个好人,比放纵十个坏人的危害更大”。(二)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都被侵犯和剥夺,不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三)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并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同时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决不供述或做虚假供述,就会使刑事诉讼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四)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执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这是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从而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因为,在刑讯下,老实交代肯定会被定罪处罚,而奸猾、狡诈者,特别是累犯、惯犯,受到打击处理的人拒不交代却有可能被宣告无罪。一些有经验的惯犯在面对经验不足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审讯时,就会有意激怒办案人员而对他进行刑讯,达到逃避司法追究的目的。(五)刑讯逼供直接违反了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如上所述,刑讯逼供有着严重的危害性,“漫施笞仗之讯,致多枉纵之狱”,如若任其发展,其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探究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根源更显得尤为必要。二、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当前来看,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是:(一) 思想根源和认识上的错误封建特权思想的作崇。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在重人治而轻人权的路上,透视树千年中华文明史,积淀在历朝历代司法制度中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封建社会实行“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把口供当作“证据之主”。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采取刑讯的办法逼取口供的制度。如我国《唐律》的“拷囚”制度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维护其腐朽反动的统治权力,对待革命者和同情、支持革命的无辜群众更是大肆采取刑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多少仁人志士更是抛头颅洒热血,残死在国民党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其人治的思想依旧存在着并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刑讯逼供,搞有罪推定和唯口供定论的法西斯审讯方式,流毒很深,贻害久远。受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支配,我们的一些执法人员常以管人者自居,大耍特权,面对被审对象,动辄大打出手,认为坏人该打,不触及肉体就不能触及灵魂。(二)司法实践中错误认识。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犯罪分子一旦交代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代罪行,有利于快速侦破疑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刑讯逼供还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三)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的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在刑讯逼供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存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扑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错案。而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已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的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四) 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1、刑讯逼供的盛行与中国侦查破案的模式有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尽管刑事诉讼确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夸大口供作用的证据规则,但是一旦进行审判仍然呈现出以口供为中心的格局。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一旦遇到刑事案件,仍然采用原始的“摸底排队”的破案方法,用提前拟订的罪犯脸谱去寻找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并将主要的力量用在讯问嫌疑人、拿下口供上面。破案的希望寄托于嫌疑人的交待。而一旦拿下口供,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其他诸如赃款、赃物等证据也都会相应的找到。根据目前的状况,这一传统的工作模式,还将在一定的时期内长期存在下去,这也是刑讯逼供常常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主要原因。2、侦查活动未能受到有效的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在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法律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当场对此进行现场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遭到过刑讯,外人根本无法知晓。即使遭到过刑讯逼供而当场翻供,也很难提供出证据加以证明。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3、证据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制度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一直没有明确无罪推定的原则;二是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三是我国法律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他许多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侦押分离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等等。(五) 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1、部分工作人员素质底下,法制观念淡薄,缺少应有的职业修养。相对日益严峻的刑事犯罪形势和日趋完备的执法环境,基层的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专业技能和执法水平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和法制的要求。我们的执法办案人员由于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不善于斗智斗勇,运用娴熟的侦查、审讯技巧去驾驭局面,加上不会也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乏调查取证的细致耐心、工作作风浮漂。因此,面对顽固、狡诈的犯罪分子和复杂无序的侦查工作而无所适从,只能以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去搞刑讯逼供,施以“老拳”求得“捷径”。2、公安工作的体制不顺,受到外界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至今数十年的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公安工作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工作体制,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把强调能否“保一方平安”作为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的前提下,发生的一些性质严重、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由于久侦不破、久攻不下,鉴于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压力以及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限期破案。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过分追求破案速度,去迎合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要求,从而导致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3、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千方百计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就不足为奇了。同时,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蔽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人员素质、技术装备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以突破疑难案件。4、刑讯逼供处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却很少,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由于这种行为的隐蔽性所决定的,而且,一旦发生了问题,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会认为刑讯逼供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处罚太严会挫伤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等等。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存在,刑讯逼供这一屡禁不绝的问题及其造成的损害就日益彰显出来。那么,如何从根本上预防和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成为当前摆在我国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三、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对策和根治措施多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在治理刑讯逼供违法违纪行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刑讯逼供现象是行为人思想认识、心理素质、法律制度、业务能力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其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决定着要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必须多策并举,实行综合治理。(一)摈弃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权思想,消除实践中对刑讯逼供作用错误认识。这就要求司法工作着端正执法态度、更新执法理念,革除错误的执法思想。要使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从查清案件实体真实情况来看,刑讯逼供并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罪行的最佳手段,反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引起被追诉者的对抗心理,从而拒绝如实交代。实践中结果表明,在造成被追诉者未能如实陈述的诸多因素中,如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提问方法欠妥,用词不当,有损被追诉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诉者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被追诉者有一定的反侦查和谎供经验。审讯人员态度生硬、粗暴;被追诉人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等诸多因素中,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被追诉者不如实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二)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提高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办案人员特别是侦查机关的负责人应切实转变刑事诉讼的价值观念,正确理解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办案的高效率应以公正为首要前提,“如果公正无从保障,那么效率和无罪一文不值”。同时,要牢固树立程序法治观念和无罪推定思想,充分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刑事诉讼的主体,在侦查中特别是讯问中应注意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磨刀不误砍柴工”,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要注意搞好法制,公安业务以及具体工作方式,工作技巧的培训、学习,让执法办案人员掌握依法办案,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才能抢占先机,立于不败之地。(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中心环节1、彻底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已表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但这一理念在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心目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上明确肯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并要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要求,以此来教育广大司法工作人,特别是侦查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除刑讯逼供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2、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一制度的确立,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和根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沉默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面对警察的讯问是否陈述,陈述什么取决于自愿,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压力。沉默权的确立必将大大的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讯问当事人的时候不能强迫他说话,因此就没有理由再采取逼供的方式,在法律审理中,当事人保持沉默的多了,就不会出现以侦查时期靠刑讯逼供得出来的口供为准了。3、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将使刑讯逼供者被迫放弃刑讯手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凡经查证属实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等方法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方面要在将来进一步修正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以提高其权威性。另一方面,必须确立实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所必须配套的制度,如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落实,从而为遏止刑讯逼供增加一道屏障。(四)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建议我国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这一制度,那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在场制度,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和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口供是否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等等。(五)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制度。借鉴外国的经验,可考虑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并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以下职权,如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的权力,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等行为向有关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力等等。(六)积极探索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建立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司法体制,改革当前我国司法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在执法办案中,注入更多理性的、法制的成分,尽量减少盲目、蛮干的因素,力求公正司法。同时,要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包括提供充足的办案经费,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等偏高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从而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情况。(七)建立并完善监督机制建立规范、完善的监督的制约机制,是预防刑讯逼供案件发生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健全的侦查监督体系,如人大监督、党纪监督、检察监督等是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一是要强化公安机关内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如警务督察对侦查办案部门审讯活动场所的现场督查以及对工作情况进行备案等,可在公安机关内设专门的审讯场所,设置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来对讯问进行全程监控。二是建议将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手段,如对重特大案件有权派员参与侦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权派人在场等。三是对讯问人提出刑讯逼供指控的案件,一律实行由检察机关通知侦查机关负责人另行指派办案人员承办等。(八)建立健全对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追究制度。对于被控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应依法审判,从而形成一种刑罚威慑;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被刑讯逼供的,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落实对刑讯逼供人的行政责任追究;严格执行刑讯逼供的赔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究。通过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以收到良好的威慑作用。综上所述,严禁刑讯逼供,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通过各级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刑讯逼供这一固疾必将根除,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也必将纳入法制的轨道,从而保障在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司法机关更好地担负起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他治久安,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重任。必将更好地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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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为五斗米折腰

东晋诗人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有一次,郡里的督邮到彭泽检查公务。郡里派人送信给陶渊明,要求他做好迎接准备,也就是备好礼品,备好美食佳肴,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来迎接。

陶渊明气得将信撕得粉碎。他大声说:“我决不为小小县令五斗米的薪俸,就低声下气地向那些家伙献殷勤!”说完,脱下官服,摘下官帽,交出官印,就辞官回家了。

2、爱迪生的灾难

1914年12月,爱迪生的实验室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万美金,他多年的科研成果也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大火最凶的当儿,爱迪牛24岁的儿子在浓烟和废墟中发疯似的寻找他的父亲。他最终找到了:爱迪生平静地看着火势,他的脸在火光摇曳中闪亮,他的白发在寒风中飘动。爱迪生在灾难面前,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他看着一片废墟说道:“灾难自有它的价值,瞧,这不,我们以前所有的谬误过失都给烧了个一干二净。感谢上帝,这下我们可以从头再来了。”火灾刚过去三个星期,爱迪生就开始着手推出他的第一部留声机。

3、一次成功就够了

以下是一个人一生的简历:5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14岁时,他从学校辍学,开始了流浪生活;16岁时,他谎报年龄参了军,而军旅生活也是处处不顺心;18岁时,他娶了个媳妇,可只过了几个月,媳妇就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逃回了娘家;他曾通过函授学习法律,可不久又放弃了;后来,他卖过保险,卖过轮胎,还经营过一条渡船,开过一家加油站,但都失败了。

人到中年,他成了家餐馆的主厨和洗瓶师,可因政府修公路而拆了那家餐馆,他又失业了;时光飞逝,眼看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而他仍一无所有。65岁那年,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他的第一份社会保险支票,他用这105美元保险金创办了自己的一份崭新的事业。

1、一张贺卡,就是一份温馨的友情,一份热情的祝愿。它把春的信息捎来,它把爱的种子撒播,它把美好的祝福传达,它把人间的真情传递。

2、我们做事不应该空眼其大而不屑其小,它会使我们变的好高务远,不切实际;也不应该念其粗而忘其细;而应该脚踏实地,粗中有细,完成任务。

3、我将是一架护航机,让所有的劫机者头破血流,不让“9、11”的悲剧重演;我将是一个智能法官,让冤案重洗,让罪犯束手就擒;我将是一辆无敌坦克,让所有的来犯者焦头烂额;我将是一位自由女神,让所有的人不受压迫;我将是一个纳米医生,让所有的绝病病人起死回生;我将是一只保护森林、河流、自然界的神鹰,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4、心灵是一方广袤的天空,它包容着世间的一切;心灵是一片宁静的湖水,偶尔也会泛起阵阵涟漪;心灵是一块皑皑的雪原,它辉映出一个缤纷的世界。

5、痛苦是黑暗中的摸索,前进的路途中满是坎坷;痛苦是无人理解的悲哀,无助的面对一切挫折;痛苦是心灵最深的折磨,无泪且无法直言;痛苦是天生没有的表情,是烦恼中的恶魔。

6、愚蠢是一种天生的无奈,是一种后天的懒惰,是一颗自己种下的恶果,是一条好果实中的蛀虫。

7、谎言是一只心灵的蛀虫,将人的心蛀得面目全非;谎言是一个深深的泥潭,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谎言是一个无尽的黑洞,让人坠入罪恶的深渊万劫不复。

8、阴险,是一条披着羊皮的狼,干着不见天日的勾当;阴险是善良的公敌,嫉妒的朋友;阴险是一座心灵的冰山,让人透过清澈感到的是阵阵的寒意。

9、自私是一面镜子,镜子里永远只看得到自己;自私是一块布匹,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看不见别人的痛楚;自私是一层玻璃,看上去透明,却始终隔开了彼此的距离。

10、爱心是一片照射在冬日的阳光,使贫病交迫的'人感到人间的温暖;爱心是一泓出现在沙漠里的泉水,使濒临绝境的人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爱心是一首飘荡在夜空的歌谣,使孤苦无依的人获得心灵的慰藉。

(1)引言

德国诗人席勒说:“只有恒心可以使你达到目的”。一个人在确定了奋斗目标以后,若能持之以恒,始终如一地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目标就可以达到,世上无数的成功者就是明证。

(2)事实论据

爱迪生的恒心

爱见面礼生被世人誉为“发明大王”,他一生为人类提供了约二千项大小发明。他成功的秘廖就是“勤奋”加“恒心”。为了寻找灯泡内的耐热材料,他先后试用了大约六千种纤维材料,最后找到了碳化竹丝。第一盏竹丝灯虽然亮了1200个小时。但他继续不断探索,持之以恒,不断改进,最后发展到钨丝灯,前后花了20年时间。

他为了把容易腐蚀的硫酸电池改造成镍铁感蓄电池,他从1900年开始坚持不懈地进行试验,花了10年时间,进行了近五万次的试验才获成功。

福楼拜对莫泊桑的教诲

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的法国19世纪作家莫泊桑,到30岁时,作的作品却一篇没有发表。他开始丧失信心,不再练习写作,想改行经商。他姐姐批评他缺乏恒心,并建议他去拜访比他年长29岁的福楼拜。

福楼拜当时是享誉文坛的大作家,他和蔼地接待了来访的莫泊桑,把莫泊桑让进书斋,指着自己的作品说:当初我也跟你一样灰心过,动摇过,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恒心。回家后,莫泊桑继续埋头练习,勤作不辍,不久就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羊脂球》,比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了。他一生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3部游记以及许多关于文学和时政的评论文章。

1.邻居把公共墙打薄——不合理也不合法; 物业管不了——合理不合法; 物业叫我也打——合法不合理; 他先打我也打——合理也合法。 2.有个老富翁,老婆又老又丑,所以他就保养了一个二奶,(合理不合法),老富翁为了和二奶结婚赔给老婆很多钱以求离婚,(合法不合理),他报的二奶有用他的钱去包老一个帅小火,(既不合理也不合法)3.过失杀人,合理不合法。诸多冤案,由于正义方没有证据,结果导致罪人得不到惩罚。合法不合理。

窦娥论文研究水平

内容摘要: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而戏曲也渐渐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学者、专家对其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关键词:

元曲四大家、戏剧经典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正文:

关汉卿的《窦娥冤》,感天动地,使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白朴的《梧桐雨》,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帝王与妃子的真挚情感;马致远的《汉宫秋》,写尽了一代明君为了国家的兴盛痛失所爱的心酸;王实甫的《西厢记》表达了“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走近他们,觉得这些人物仿佛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引得我们不住的去探究、思索。

一、 感天动地窦娥冤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前半生坎坷,在夹缝中求生存,后半生积极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带有喜剧色彩的《救风尘》和悲剧《窦娥冤》,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但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窦娥,以下是对她的形象研究分析。

简单地说,窦娥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幼年时父亲为了能有盘缠上京赶考,把她卖给蔡婆婆家当童养媳,成年后又经历了丧父之痛,不过这一切对于从小在苦日子中“浸淫”过的窦娥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从这时起,才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及生命的终结。在要不要改嫁的问题上,窦娥和蔡婆婆产生了意见分歧,蔡婆婆是年长寂寞,本无可厚非,但她最不该的是不顾窦娥的意愿逼她改嫁,这倒也就罢了,蔡婆婆毕竟是她的长辈,“尊老爱幼”的孝道不允许她忤逆婆婆。当然,如果放在现代,我绝对支持窦娥的做法——拒婚不从,但是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尊重蔡婆婆,至少她的死因是帮蔡婆婆顶罪。窦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值得人称道,但她的死往往会让人产生“生不逢时”的惋惜。

在窦娥死前,她曾经发了三个誓言,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我个人觉得,这三个誓言,除了六月飞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无巧不成书”,这样的际遇也恰恰证明了窦娥遭受的不平,所以可以说,她是一个骨子里倔强但却有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的人。

二、秋雨梧桐夜落时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他自幼颠沛流离,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浓重的沧桑感。而他所传至今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却偏偏是爱情题材的戏剧,而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及爱情、政治为一体的历史剧《梧桐雨》,题名来自白居易的同题材诗作《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夜落时”一句。这一句给人一种暗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结局的意味,因而我很喜欢,这是一种凄楚之美。

李、杨的爱情故事,有点俗套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但因为男女主角身份尊贵,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动荡,而使得这样的爱情有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自古帝王多薄情”,所以李对杨的情,成了杨“红颜祸水”的佐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一名帝王,“要江山更要美人”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实情况是“为江山弃美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悲剧命运其实与她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

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马致远,号东篱,他的《天净沙 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他本人也有“曲状元”的美誉。同时,马致远也写过一系列杂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宫秋》。

《汉宫秋》是围绕历史上出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而创作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非云,而我比较欣赏的“事实”是前几年拍的由李彩桦主演的电视剧《昭君出塞》,毛延寿对昭君一见钟情,因而私藏昭君真实画像,昭君与呼韩邪在成婚前巧遇,两情相悦,而汉元帝则成了彻彻底底的“跑龙套”。这个版本降低了昭君在边塞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将呼韩邪与昭君之间由美色产生的欲望上升到由情爱产生的欲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昭君由为国牺牲变成了为爱奉献,削弱了她的形象对后人的启发影响作用。不过说到底,她也只是个小女人罢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很佩服她的远嫁他乡的勇气。毕竟,就现代的观念来看,远距离恋爱都难保劳燕凤飞,何况是为了爱人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也或许,你勇敢了一回,做了选择,但当激情退去,你还能用什么来支撑你的婚姻?因而我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难,难的是之后你该怎么做。

所以说,昭君是果决的,亦是幸福的,因为她一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四、天长地久西厢记

王实甫,名德信,代表作《西厢记》,简言之,讲的是丞相之女崔莺莺与赴考考生张君瑞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西厢记》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类的小说,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崔莺莺的做法是赞同的。身为一名大家闺秀,私会男子并以身相许是绝对不明智的,不然现代也不会有“先上车后补票”的事件的发生了,其实追溯起来,古来有之。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我要说,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嫁给一个爱自己而自己不爱的人并不可怕,糟糕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不贞”却成为了夺走你幸福的侩子手。

结论:

“情”之一字,其实是世上最难解的题,当友情、亲情、爱情产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我记得《昭君出塞》中昭君决定虽呼韩邪离开时,呼韩邪问过她选择的原因,昭君说“离开父母我会心痛,而离开你我会心碎,所以我情愿心痛也不愿日后心碎”。这句话曾一度感动了我,至今记忆犹新。誓言往往是美好的,可当它冲撞了现实,选择便成了最为艰难的事,有些事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不能带有偏见,综观现实才能做出最为恰当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对传统伦理和全贞全孝的推崇与彰显——对关汉卿<窦娥冤>窦娥形象的重新认识》,高进旗,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07期

2、《试论杨玉环形象在文人作品中的嬗变》,邓光泉,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6年01期

3、《对“元曲四大家”源于周德清之说的批驳》,杜瑶瑶,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6期

4、《“元曲四大家”之说探源——元人评元曲》,杜瑶瑶,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年01期

5、《<汉宫秋>:从史卷到舞台解读王昭君》,丁国祥,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04期

6、《异曲同工 同中见异——<梧桐雨>与<汉宫秋>之比较》,刘爱琳,艺术百家,2007年03期

7、《论莺莺之美——<西厢记>崔莺莺形象再解读》,岳上铧,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03期

8、《论“李杨爱情”张力性品格》,张勇敢,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9、《元曲四大家中“郑”之归属研究综述》,吴庆晏,四川戏剧,2007年05期

10、《白仁甫杂剧人物形象塑造深探》,田景丽,芒种,2012年08期

窦娥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完美的人物性格也有悖于悲剧的人物特点,作者从悲剧的起源、人物特点、作用等三方面分别论述。《窦娥冤》中这些语言使戏曲情绪陡然转化,从另一侧面表现了窦娥深沉细腻、忠厚善良的性格。

吐槽一下,是《赵氏孤儿》,不是肇事孤儿

以《窦娥冤》和《赵氏孤儿》为例,通过对这两部戏曲的分析,认为《窦娥冤》与《赵氏孤儿》中的悲剧意识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悲剧的情境,其悲剧意识是非常鲜明的,而这样的悲剧意识在元杂剧中也具有普遍性。虽然,中国传统戏曲中的悲剧意识虽然普遍带有一个大团圆的“尾巴”,但从整个剧情的大部分来看,“圆满”中仍透漏出悲戚的感伤情调。 本文认为,元杂剧悲剧意识主要从生命意识、苦难意识、和复仇意识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同时具有宏扬了斗争精神、传承了伦理道德和呼唤浩然正气的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价值~

浅谈对窦娥悲剧认识的毕业论文

关汉卿塑造的窦娥是一个平民妇女的典型形象,她不甘屈辱、不畏强暴,善良又质朴,对亲人细致体贴,是封建社会中一个安分守己的普通妇女,但她又不是一个任人捏合,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她身上有着反抗恶霸的勇气和力量,既有封建思想的烙印,也有反抗性格的影子,这种既认命又不认命的矛盾性格,使得窦娥这个人物形象更真实可信。

窦娥3岁丧母,父亲窦天章是个穷秀才,为了筹借上京赶考的路费,把7岁的窦娥卖到蔡婆婆家当童养媳。窦娥17岁成亲,不久丈夫亡故,她就和婆婆过着清贫凄凉的痛苦生活。善良的窦娥想安份守己地与婆婆相依为命,度过一生。

但流氓恶棍张驴儿父子以救过蔡婆为借口,闯入她家,强迫窦娥婆媳嫁给他父子为妻。蔡婆婆面对强梁,准备屈服,但刚直的窦娥进行了坚决反抗,并对婆婆的糊涂行为加以嘲笑。

张驴儿为达到霸占窦娥的目的,买来毒药想毒死蔡婆,不料却把自己的父亲毒死了,于是他转而以“药死公公”的罪名要挟窦娥。窦娥为捍卫自已的贞洁和尊严,不肯“私休”——嫁给张驴儿,宁愿“官休”,因为她这时还对官府抱有“明如镜,清如水”的幻想。

然而楚州太守桃杌滥用大刑逼供,使她明白了“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黑暗现实。善良的窦娥为使年迈体弱的婆婆免遭酷刑,毅然招承了罪名,未经复审,便被判斩刑。

在该剧第三折里,窦娥从个人的不幸遭遇出发,进而对世界的主宰——天地鬼神表示出深刻的怀疑和激愤的否定。

她在被绑赴法场时的路上唱道:天上有日月朝暮悬,地上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有灵就应该把清浊分辨,但它们怎么把大盗盗跖与品德高尚的颜渊混为一谈,使“为善的受贫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在悲愤地述说了封建社会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之后,她对当时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地发出了指斥和咒骂:“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为了不使婆婆伤心,即使在自己临死的紧要关头,她还提出赴法场时不走前街走后街。临刑之前,窦娥发下三桩奇特的暂愿:一要自己的鲜血都飞在悬挂于旗杆上的丈二白练上;二要三伏天降下瑞雪,遮盖尸首:三要楚州大旱三年。窦娥的冤死,终于感动了天地,三桩誓愿一一实现了。

人物评价:

窦娥的悲剧在封建社会具有典型意义,正如剧中所说:“这正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她的经历实质上是一般人民群众生活遭遇的集中反映,特别是封建社会中妇女悲剧命运的集中反映。

窦娥做为一个善良、勤劳,本想恪守封建礼教的普通劳动妇女,却被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吞噬掉,她被迫逐步走上反抗道路的性格发展过程是很有代表性的,她那正直、刚强的性格以及宁死不屈、死而不屈的顽强斗争精神,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强烈地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

这使她在中国古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窦娥这个形象也成为我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正面人物形象,鼓舞着他们向黑暗、邪恶势力进行不屈的斗争。

1.首先与窦娥命运直系相关的当然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要去赶考,没有盘缠,本以为自己将要中榜不惜借到大笔钱,但世事难料,本就贫穷的家庭又怎会偿还,起不知何时才会赚够的银两呢?这一切只能落到了窦娥一个女子身上,由他承担这一切,他的父亲若能做事想的全面一些,能够想到后果及所要承担的是什么,也不会让窦娥踏上悲命的途车。窦娥悲惨命运的原始过错,便由他父亲引出的。2.其次,人性的险恶迂腐也是窦娥悲惨命运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倘若蔡婆婆多一份善心,不接受那窦天章张卖女作媳的行为。她若能多一份体谅之心,窦娥的身世命运可能换转方向,假如没有张驴儿的自私贪婪,太守的麻木冷血,窦娥的悲命也不会悲的那样顺利。本一个善良孝顺的年轻女子最后的结局。俨然与她的形象大相径庭,这也十足的体现了人性的残恶狠毒,这样看来人性的阴险毒辣也成为了窦娥悲惨命运的重要一击。不得不说从另一层面上也暴露了人们的一些特质,也是那些狠恶人性的错。3.再者,从全局来看,放眼整个社会窦娥所处的社会环境好像注定是“好人没有好报”的社会制度,当一个孝顺刚强内心不干的女子出现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显然是格格不入,但她的力量始终太弱小,她可能代表一些人一些对命运深感不公的人,但毕竟她只是一个弱小女子,没有什么依靠,连他的至亲都不曾留恋她,当她与歹人奸臣奋争时亦是那样的无助,那样的悲悯那样的可歌可泣可见当时的社会环境所承受的社会压迫不公的社会制度,也推动了窦娥走向自己悲惨命运,那同样是整个社会的错。

《窦娥冤》中窦娥悲剧命运的成因有:一、当时的社会制度,这段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二、窦娥自身的因素,她迷信以守贞尽孝修得美满来世,天命思想在其血液里循环,这些都是她泯灭自我、扭曲人性,甚至可以说是“自取灭亡”的历程。关汉卿在《窦娥冤》中通过对窦娥这位善良、忠孝女子的悲剧命运刻画,反映了一个黑暗的社会制度下,高利贷的罪恶、官吏的昏聩、百姓被欺压的种种社会事实,酣畅淋漓地揭示出元代惊心动魄的社会惨象。元代杂剧的代表作家关汉卿,号已斋叟,金末元初大都(现在北京市)人,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一同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并居“元曲四大家”之首,对元杂剧和后来戏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关汉卿是我国戏剧史上最早、最伟大的戏剧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窦娥冤》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作者关汉卿塑造了窦娥这一平民妇女的典型形象。窦娥这个人物在世界文学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代表。他笔下的窦娥是一个很丰满的形象,不甘屈辱,不畏强暴,善良又质朴对亲人细致体贴;原本是封建社会中一个安分守己的普通妇女,她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之于命运,她希望能洗清她的清白,支持她对地痞无赖的抗争。窦娥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儒家的思想和教育,她的父亲窦天章把“三从四德”当作教条来约束窦娥,窦娥善良、温和、守礼节、懂孝道、明事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却遭受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幸,直到最终被残暴的恶势所迫害。窦娥在张驴儿的淫威面前窦娥强烈反抗,誓死不从,张驴儿见要挟窦娥不成功,便转儿诬告窦娥害死张老头。公堂上,张驴儿用银子疏通贪官,要窦娥用命来偿还父亲的命。窦娥受尽贪官的拷打,但善良的窦娥,看到一边战战栗栗、不停发抖的蔡婆婆,不由得想到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缺银两,把自己买给蔡婆婆为儿媳,想到自己的先夫,想到和蔡婆婆相依为命,形影不离,由婆婆一手把她拉扯大以及儿时与婆婆玩闹的情景,不由浮现在眼前。已近六十岁的老人,又如何经受得起这群如狼似虎衙役的拷打?如果,让婆婆受到这般酷刑,我又怎么能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丈夫!善良的窦娥,自己虽然正在倍受酷刑的折磨,心里还在考虑着她面前唯一的亲人——蔡婆婆。为了使蔡婆婆免受拷打,窦娥牙根一咬把毒杀张老头的罪刑揽了下来……。窦娥表现出了善良、无畏的精神,做为一名普通劳动者的品性进一步得到展现。窦娥的命运如此悲苦,她遭受了丧母、离父、亡夫的一系列不幸,但她没有任何怨言,认为自己厄运都是因为“前世烧香不到头,今生甘愿受苦罹难”,劝自己,也劝别人“早将来世修”,但是窦娥的思想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即对多舛命运的抗争,当张驴儿父子闯进窦娥家时,她表示了对他们和婆婆的不满,即使婆婆已经允许了,已成了不能改的事实了,但窦娥并不甘心受这种命运的摆布,对蔡婆婆进行了大胆地批判,对张驴儿予以了强烈的怒斥。窦娥的反叛精神也在对话中表现的淋漓尽至,窦娥不甘屈辱,勇于反抗。窦娥丈夫死后,她只有“侍婆守孝”,是个言词应口的孝顺媳妇。但她不是一个任人捏合,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她身上充满一种“力”,充满一股对正义追求的“力”,当张驴儿闯进她家并拉她堂结亲时,她断然拒绝,推张驴儿一跤,在张驴儿你子面前,窦娥像一位凛然不可侵犯的女神,这都是受到了封建礼教的影响。窦娥性格中既有温柔贤慧的一面,又有刚烈坚毅 的一面。贤慧媳妇的苦难令人回肠荡气,悲从中来;刚烈性格的抗争,叫人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窦娥的刚烈性格满足了悲剧在这方面的要求,从而使《窦娥冤》的悲剧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尖锐性。窦娥在临死前,怨天责地,并发下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飞溅悬挂在旗枪上的丈二白练上;二要在三伏天,降下三尺瑞雪,以证其冤;三要楚州亢旱三年,窦娥死后,这三个誓言都应验了,死后窦娥千方百计寻找父亲申冤等等这些情节都反映了她对命运的抗争。在窦娥身上,既有封建思想的烙印,又有反抗性格的影子,这种既任命又不任命的矛盾性格,才使窦娥这个人物形象更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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