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范文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个国家对知识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科技文化，时时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因此，科技文化史在高考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近几年高考对这一专题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进行考查。今后，该专题仍会是高考命题的热点。我们在复习中与本专题相关的热点问题也应注意，比如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教育问题等。【学习指导】在学习过程中，应掌握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把握《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明确汉字、绘画起源、演变的过程，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另外，注意科技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政治经济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作为政治经济的反映——科技文化，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中国的科技文化也被广泛地传到世界各地，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知识迁移】【重难点突破】1. 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进程作出的贡献（1）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以后，对欧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造纸术、印刷术促进欧洲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2）火药在欧洲的应用和发展，推动世界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使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衰落。（3）指南针的使用，使欧洲人开辟了新航路，西方用殖民征服的方式开始将世界联结成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整体。西欧率先进入近代社会，整个世界在其推动下，逐步从古代向近代演变。2.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长期领先世界的原因及中国古代科技走向衰落的原因（1）特点：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在思维方式、方法上与世界科技明显不同。① 从科技内容上看，应用性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与经验总结，缺少实验。② 从科技使用上看，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缺乏将科技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的意志。③ 从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与农业有关的农学、天文历法以及医学等方面。另外，科学技术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科学人才的社会地位不高。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实用性；经验性；封闭性；片面性。（2）领先世界的原因：①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农耕经济的高度繁荣，是中国古代科技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障。② 政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以及对科技的重视与支持。③ 中国古代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对外交往的广泛，外国先进科技的传入，也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进一步发展。④ 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科学家们的个人努力与不懈的探索精神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主观因素。（3） 16世纪后没能产生现代科学的原因，即“李约瑟”难题：① 经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科技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② 政治：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文化专制统治的肆虐，使中国古代科技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足够的人才。③ 思想：教育专制尤其是八股取士，使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缺乏必要的人才。④ 对外：封建统治者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与后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古代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导致了中国古代科技在16世纪以后走向衰落。3. 中国古代科技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比较第一，中国古代科技重经验，西方近代科学重实验。中国古代科学从内容上看主要是经验的总结，缺乏理论探索，还处于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描述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缺乏理性认识。而西方近代科学把系统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结合，形成以实验事实为根据的系统的科学理论。第二，中国古代科技重综合，西方近代科学重分析。中国古代科技直接从现象中进行整体理论综合。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西方近代科学善于分析，把分析的实践上升到科学方法论的高度加以阐明，从而给近代科学理论提供有效方法和明确方向。第三，中国古代科技重实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重理论。中国古代科技实用性强，一般能直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却很少能用逻辑方法对这些经验材料进行整理，作出理论概括和分析。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重理论。第四，中国古代科技服务于农业，西方近代精锐科技主要服务于工业。4. 古代艺术发展的原因① 政治：政策的宽松，统治者享受生活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艺术的繁荣；② 经济：封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③ 教育：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④ 民族关系：民族融合，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⑤ 对外关系：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5. 对“书画同源”的理解（1） “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A、指中国文字与绘画在起源上有相同之处。B、指书法与绘画在表现形式方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天工开物不是农业和手工业么，推荐沈括的梦溪笔谈

天工开物采纳

中国古代史小论文范文

品中国古代史先说宋朝。中国古代有三个宋朝（先秦也有宋，只不过是宋国），一个是刘宋王朝，一个是韩氏后宋，还有一个是赵宋王朝。我今天要讲的是赵宋王朝。赵宋王朝如何建立的？还要从后周说起。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立为恭帝。但这个皇帝年仅7岁（亦有5岁之称）翌年正月初一，风闻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后周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然而大军到陈桥驿这个地方时，发生了一场大事情——陈桥驿兵变。最后黄袍加身，赵匡胤变成了皇上。一盘波折后，北宋建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赵匡胤本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是一名大将！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也害怕啊！害怕什么？害怕万一别的大将和自己一样，发生兵变，于是便产生杯酒释兵权。因为赵匡胤的一点想法与作为导致宋朝在军事上长期萎靡不振，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再说隋朝。我认为隋朝是中国各朝代中最悲惨的朝代。为什么？隋朝仅仅存活了37年，比起唐朝，相差甚矣！但唐朝的繁盛，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隋朝的坚实基础。隋朝是大家被忽略的王朝。尽管隋朝短命，但它的功就非常大。比如结束分裂，统一全国；修建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东征高句丽；开科取士，科举是从；开发西域......但隋朝为什么会灭亡？隋炀帝！如果从隋文帝的功与隋炀帝的过相比，用七个字说：“老子英雄儿混蛋！”像东征高句丽，导致隋朝的国力大减；像夺位的丑事......；下江南不再回，导致天下大乱......这一切都导致隋朝加快灭亡。最后说唐朝。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它的强盛基础在哪？就在于隋朝的功就。如果没有隋朝的开创科举、修建京杭大运河等等，唐朝的强盛何在？除了扎实的基础，还有初唐的贤君功臣。比如唐太宗；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李靖、秦叔宝......这些人也为唐朝的强盛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唐朝为什么会灭亡？大家都说“红颜祸水”，都说如果没有杨贵妃，唐朝灭亡得也不会这么快。对不对？不完全对。我认为唐朝灭亡有三大因素：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导致了安史之乱，但光凭安史之乱，还无法灭亡唐朝，但起了一定效果。所以，中唐时期与后唐时期是很悲惨的！它浪费了初唐与隋朝的功就，于是唐朝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我要说这三个朝代？因为这三个朝代具有代表性。隋朝，中国各朝代中最繁盛的朝代之一，只可惜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唐朝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只可惜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宋朝，经济最繁华的朝代，只可惜重文轻武，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仔细品味中国古代史，会让你感觉悲哀、伤感、凄凉......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四要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中国古代史论文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纵观中国古代史，有着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灿烂的文化，有着属于我们自己不同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特点。中国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476年）和封建社会。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三、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四、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五、明、清（鸦片战争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首先，我国古代有着先进的文化。早些时期，我国古代的先人们就已经有了世界上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著名的四项科技发明，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见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相继传入世界各地后，对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那时凝结了先人们的智慧。其次，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分裂于统一的局面经常出现。又在分裂于统一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回顾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人民创造出的万里长城，大运河，颐和园等等，那时相当了不起的。再者，我国四大国粹：中医、书画、京剧、武术。又有谁敢说哪一种不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我国的传统宝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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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包括历史学研究。利用大数据技术，历史学家可以从更广泛和深入的角度去探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此，关于大数据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可以作为一篇论文的题目。这个话题非常有研究价值，你可以对大数据技术在历史学中的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其优缺点，并提出改进建议。

商鞅变法的影响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的资源支撑和智力依托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发表《人力资本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这种理论不再把人力单纯作为经济发展的外在因素，而是注重人的能力形成和发展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把人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加以研究。按照这种观点，人类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一方面不间断地把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制造各种适合市场需求的商品；另一方面以各种形式来发展和提高人的智力、体力与道德素质等，以期形成更高的生产能力。这一论点把人的生产能力的形成机制与物质资本等同，提倡将人力视为一种内含于人自身的资本----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生产潜力和经济价值的认识。将人力归结为人力资本，明确强调了人力资源的内在质量对于财富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人作为生产者，其有效的生产能力主要不是取决于人口或劳动者的数量，而是取决于人口或劳动者的内在质量。在人口素质低下的情况下，即使有庞大的人口数量也可能导致人力资源有效供给的短缺。这就在理论上极大地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因素。这是因为：第一，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即人口和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劳动力的质量便越高，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会直接提高劳动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要素更有效率的组合和应用，还会导致物质资本生产率的改善，减弱、抵消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批驳了收益递减规律。结果将使既定资源下的社会生产尽可能地向边界外移。而且，由于科技知识对于经济的作用具有一种积累效应，随着人力资本的发展，这种外移的速度将出现递增趋势；第二，人力资本的发展还将有助于重塑人的道德品格、精神本质。并且人的全面发展，将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创造基本动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有必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和配置，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撑和智力依托。人力资本论强调人的智力、素质、道德修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它把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实物资本、货币资本）放在同一位置，即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地位上是等同的。在知识经济中，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消耗由自然界的物质资源大量消耗转向对人力资源的消耗，人力资源在经济中的地位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要清楚地知道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必须分析知识经济条件下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特征，从而使人们对知识经济社会有个轮廓性的认识。 (一)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及其特点 1.知识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工业经济或工业社会，商品的生产是生产者在农场、矿山或工厂中，利用大规模机器体系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而实现的。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机器设备的现代化水平和规模的大小，装备现代化的水平越高，规模越大，在单位时间内消耗掉的自然资源量就越多，生产水平就越高。这样，企业的规模有越来越大的倾向，机械设备的规模也逐渐增大，大有顷刻间吞尽地球资源之势。在这样的环境里，无论是资本的投入量，还是劳动力的投入量，都远远超出了一般个人和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从而出现了劳动力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摆脱了自然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出现了劳动阶层的分化。现在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已经成为工业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工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严重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活质量，甚至生存和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从自然资源的消耗转向人力资源的消耗。对人力资源消耗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劳动者体力的消耗；二是对劳动者智力的消耗，其中对智力的消耗的比重逐渐增加。在知识经济中，资源消耗的转变，以及生产设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使工业生产领域中所容纳的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其他非工业经济领域，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逐渐增加，特别是现代新兴的智力产业必将成为社会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对非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与此相反，劳动者对自身的智力和创造力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从而出现人力资本与劳动者的再次结合。现在的软件开发，企业咨询策划所依赖的不是设备，而是智力。在这种社会里，劳动者通过营销自己的智力谋生和发展，智力产品成为社会的主要产品。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远低于产业革命之初，原因除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约束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所生产的商品在质量上不能创造出新的需求。人类对商品的需求已由数量方面的需求转向质量方面的需求，人们开始注重追求生活的高质量。这样就要求商品的价值中要更多地凝结智力。谁能生产出满足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高智力商品，谁将具有竞争力，谁也才能获得智力劳动的回报——财富。 2.知识经济中商品的特征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中，商品的性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化劳动在商品价值中的比重逐渐减少，活劳动在商品价值中比重逐渐增加是知识经济中商品的特征之一，这是由知识经济中社会需求的变革和商品生产的变革所决定的。同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实现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商品是基于“社会上具有一定广度的人们的主观意识即社会主观而产生的”。而这种主观意识是可以变化的。在拥有丰富信息的社会和知识经济中，这种变化会越来越大，知识商品的价格也会随主观意识而发生变化，甚至一文不值。这种主观意识变化的原因不总是取决于商品数量的供求关系，更取决于知识商品的创新。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1）在知识经济下，商品的生产主要消耗的是人力资源，尤其是人的智力；（2）在知识经济下，资本与劳动再次结合，主要指人力资本与劳动者的结合。相反，劳动者对非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弱化；（3）知识化的商品在市场上的存续期变短，知识创新成为更紧迫的事。从这三个基本结论，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市场经济中的商品竞争更直接地体现为人力资源质量上的竞争。 (二)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教育在知识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是一致的，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的具体作用体现为： 1.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是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在量上的扩张，可以用两个指标来加以衡量：一是绝对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在绝对量上的增长；二是相对指标，即用增长比率来衡量增长的速度。尽管这两个指标分别能从绝对量和相对量两个角度反映经济的增长水平，但不能清楚地反映出每一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水平。为此经济学家们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所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能够清楚地看到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增长模型一般采用三个要素，即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而资本又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我们能够看到人力资源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人力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分别是人力资源不同侧面的表现，其量的多少、质的高低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数量及素质，尤其是人力资源的素质。人力资源的素质是指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工作质量、创新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动手解决问题能力、自学能力、知识水平等，可归纳为精神素质、文化素质、技能素质。高素质的劳动者是企业的半部家产，人力资源的素质高低决定产品的质量优劣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以及投入与产出的比例。 2.人力资源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经济发展既表现为经济的增长，也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优化。一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表现为经济增长量的停滞或萎缩，但经济结构却得到了优化，不能说经济没有发展。相反，一些国家在经济的量上得到了扩张，但经济结构畸形化，也不能承认其经济得到了好的发展。经济结构是否优化成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的首要因素。我们在深刻分析一个国家经济结构是否优化时会发现，经济结构是否优化不只取决于本国的自然资源的禀赋，更取决于人力资源的结构是否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不仅表现为静态上的人力资源结构能与经济结构保持协调一致和相对平衡，而且表现为动态上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化能与经济发展所需经济结构相适应。一般畸形的人力资源结构形成畸型的经济结构；畸型的经济结构也会引起人力资源结构的畸型。若无有效的得力措施加以调整，畸型的人力资源结构与畸型的经济结构必将影响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往往是从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开始的，采取的手段又大都是市场强烈性手段，否则经济结构难以优化。所谓市场强烈性手段，即政府调整经济结构时，先指明经济结构运动的方向，引导具有相关素质的劳动者首先进入这一经济部门，并获取相应高的先入收入，从而强制或诱导其他劳动者转岗改行，接受新经济部门的素质培训，向这一经济部门配置相应的人力资源，直至先人收入缩小为零时，人力资源处于饱和状态，经济结构得以有效调整。如果没有相应素质的人力资源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源结构，经济结构的演进速度必将受到约束，即使后来被政府所认识，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必将付出较高的成本。 3.人力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广泛，内容丰富：一是可持续发展表现为经济稳定增长；二是可持续发展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三是可持续发展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和谐；四是可持续发展表现为现代人能够为未来人生存和发展提供条件。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因为这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体现。同时，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提高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文明生产和文明消费。 (2)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因此，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护生物的多样化，保护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 (3)可持续发展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标。现在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世界大多数人口仍处于贫困和半贫困之中，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解决贫困为前提。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讲，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在支援帮助贫困国家的同时，以高科技支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以上三大特征可以概括为：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三者的统一。三者能否统一取决于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即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程度，人力资源的素质，以及人对生产、生活方式的控制能力。在自然资源约束、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下，所能消耗的只能是高品质的人力资源，需要用人的聪明才智来调节上述三者的关系以达到平衡。 4.人力资源是企业兴盛之本任何企业都拥有三种资源：一是物力资源；二是财力资源；三是人力资源。对于企业，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是企业的有形资源，虽说是衡量企业的重要尺度，但它具有有限性。而人力资源正好与之相反，是一种无形资源，具有相对的无限性，是可再生的资源。企业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和开发等活动提高人力资源的品质，增加人力资源的数量，用人力资源代替非人力资源，从而减轻企业发展过程中非人力资源稀缺的压力。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看，人力资源是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粘合剂。企业效益的高低取决于人力资源对非人力资源粘合的强度和效用。企业只有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种粘合的强度和效用才能提高，企业的效益才能提高，企业也才能长盛不衰。评价秦始皇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秦王扫六合”，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2、【毛泽东评秦始皇】 (1)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2)一次，他对章士钊讲：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 (3)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4)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5)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6)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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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 1．先秦（1）夏、商、西周的更替和制度夏朝的建立:时间、人物、地位、灭亡原因，重王位世袭制的必然性和进步意义商朝的兴衰：兴亡时间、人物，重盘庚迁殷作用武王伐纣：时间、人物、结果西周的分封制和井田制：目的、内容、关系，重作用和影响国人暴动：原因、时间、影响西周灭亡：时间、原因（2）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重齐桓公称霸原因，重战争性质和影响民族融合：第一次民族融合高潮——途径、影响（3）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变革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发展表现，重铁器、牛耕、水利、铸铁柔化处理技术、《考工记》、商业特点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原因、表现，重对经济政治变革（赋税和改革变法）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和变法：背景、事件、影响，重商鞅变法内容、评价（4）先秦时期的文化老子：思想主张，重评价孔子：思想主张，重和谐社会的作用百家争鸣：各学派代表人物、主张、评价文学和艺术：主要史实天文和物理：主要成就，重哈雷彗星、十九年七闰、甘石星经扁鹊：四诊法 2．秦汉（1）秦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的统一：原因条件、过程、疆域、意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目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重作用和评价、重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区别与联系（2）秦末农民战争：原因、经过、意义，重农民战争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3）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刺史制度：内容、作用、演变，重刺史制度对当今完善监督机制，增强执政能力的借鉴作用郡县制与封国制的并存：含义、影响，重王国问题的解决察举制：目的、含义、作用、演变编户齐民：目的（控制人口，剥削农民）、含义、作用（加强了对人民的管理和控制，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征收赋税，对后代户籍管理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两汉时期边疆各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匈奴的兴衰：冒顿统一、汉初和亲、武帝反击、匈奴分裂、东汉反击张骞通西域：时间、人物，重作用、意义西南夷与百越：重中央集权和边疆开发角度（5）两汉时期的对外关系与朝鲜的关系：人员、贸易往来与日本的关系：人员、贸易往来，重友好交往角度与西亚、欧洲的往来：安息、大秦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概念、开通条件、意义）、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意义），重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6）秦汉时期的文化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造纸，重准确记忆领先世界的成就哲学与宗教：西汉董仲舒新儒学（原因、内容、影响）、东汉王充唯物思想（内容、评价）、东汉道教的兴起（经典）史学与文学：《史记》、《汉书》、汉赋雕塑与绘画：兵马俑、马王堆帛画、汉代画像石（砖），重文物是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角度 3．三国、两晋、南北朝（1）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江南经济的发展：重农业（原因、表现、影响）、手工业、商业均田制：背景、内容、作用（2）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科学技术：数学、农学、地理学新成果道教与佛教：道教的变化、佛教的迅速传播，重佛教兴盛的原因、评价（积极方面：一定意义上讲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南方经济的发展，为统一奠定基础；同时也带来佛教文化的繁荣；消极方面：略）唯物论思想家：范缜无神论思想内容、意义文学和艺术：诗歌、民歌、书法、绘画、石窟，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角度

中国古代历史论文范文参考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参考文献：《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张弘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佴荣本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钱志熙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历史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初中七年级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讲故事更加符合现代初中生的心理状态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可能很难适应现代初中生的学习兴趣，得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传统的课堂理论讲授只能挫伤初中生学习兴趣，不能有效地调动孩子对初中历史学习的积极性，很多时候不是中考的压力，许多学生就会放弃对历史的学习。将一些历史故事加入课堂讲解中有利于孩子们学习兴趣的提高。例如，我们的川教版教材七年级上册其中一课是《远古的传说》，在讲授之前可以准备一个故事——“大禹治水”，说的是大禹这个人物带领当地居民，与洪水作斗争的故事，大禹进一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认为洪水不是堵就能堵住的，需要进一步疏导，通过泄洪完成水患的治理，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场将有效引导初中生从下课的兴奋劲中迅速安静下来，激发他们认真听故事的情绪，从而进一步过渡到整个《远古的传说》这个课程的讲解之中。可以在课程讲解之中进一步穿插“大禹治水”的故事，让学生疲劳的神经进一步激发出学习的兴趣，课程结束之后，也可以进一步讲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引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和思维拓展，培养学生“有了大家才有小家”的奉献精神。

二、讲故事更加符合现代初中生思维发展的需要

初中生的思维开发还不够完善，学习的逻辑思维、发散思维、抽象思维等还不是很全面，有时遇到一些抽象的问题，初中生很难理解其中蕴含的道理。川教版教材七年级的《西周的兴亡》这节课中，讲了西周的崛起是因为商纣王的昏庸造成商王朝的落败最终成就了西周的崛起。这个过程对于初中生来说，相对比较枯燥而且没有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商纣王是怎样的昏庸，没有具体的概念，当时的西周是怎样休养生息的，这些都是学生知识空虚的基础问题，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知识结构就是海市蜃楼，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就将这段历史知识点还给教师，如果教师在商纣王如何的昏庸方面具体说一些故事，例如，酒池肉林、丞相比干迫害等这些故事可以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商纣王昏庸无道的具体形象，也加深了学生对于商王朝覆灭的理解，这种理解将使学生对这《西周的兴亡》这节内容的记忆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有效筑牢了他们学习的根基，完全符合初中生思维发展的特点，因为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关于古代历史的讲解时间跨度相对比较大，很多时候古人的想法和思维方式由于这个原因而很难被学生理解，通过对“姜尚垂钓”等经典故事的讲述，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西周兴起必然性的认识。

三、讲故事完全符合历史教学的特点

整个历史教学就是在讲故事，讲述中国发展的5000年经历的点点滴滴，讲述世界几千年文明的丰富事件。因此，讲故事完全符合历史教学的特征。例如，川教版历史教材七年级下册，从开皇之治说起，说的唐、宋、元、明、清，再从政治谈到文化、谈到科技的发展。整个七年级下册都是在述说中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典故，只有有时其中时间跨度加大很难实现我们真正讲故事的效果，也就是因为其中的时间跨度问题将整个历史教学变得抽象。因此，这教学过程之中进一步加入历史故事的讲解，不断提高学生由于时间跨度造成一些历史事件难以理解的问题。在川教版教材七年级课本中有一节——《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中可以讲解“夜郎自大”的历史典故，就是说在汉朝时代有一个小国家叫夜郎，这里的国王被自己的大臣们奉承后，认为自己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当时汉朝的使节出使该国，夜郎的国王就问，汉朝和他们夜郎哪个更大哈?当时来使感到十分震惊。通过这样的故事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了“夜郎自大”成语的含义，进一步了解了当时的汉朝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只有一个汉朝，周边还有很多小的国家，进而进一步理解了汉武帝为什么要进一步收复边疆等。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故事，但是可以进一步说明汉武帝的一些重要的治国之道的历史背景，使得汉武帝这个历史人物更加的鲜明突出。

四、讲故事的题材进一步符合历史课程的需要

讲故事的目的是使得学生学习相应课程的内容不感到枯燥、乏味、空洞，进一步加深对相应课程内容事件的理解。很多时候教学目的首先要明确，选择的典型故事要能够说明历史事件。例如，在川教版七年级的历史教科书有这样一段《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国时代的形成，是各方势力相当比较平衡，三国时代之前，蜀、吴势力远远不如魏，但是经过一个风云人物的不断操控，时局发生的翻天覆地地变化，在这一节里，教师可以将草船借箭、诸葛亮借东风等典型故事编排在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三国鼎立时代的历史格局主要是由这样因素造成的，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不可能助力蜀国建立一代伟业。假设三顾茅庐的是曹操，诸葛亮的宏图大志也就很难实现，但是笔者也认为，蜀、吴、魏，也只有当时的刘备回去请诸葛亮出山。这些故事案例都是为了说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只有这样的故事才是符合教学目的和本意的。五、结语历史教学应该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过程，但是传统意义上讲授可能严重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讲故事这种方式是一种符合学生心理，符合历史教学特点，符合学生思维发展方式的教学手段，有助于历史教学的发展。

1概念

史料：史料，就是认识、解释和重构客观历史过程的那些资料，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

史料教学：史料教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新历史科”所倡导的教学模式，它强调“学校历史学习的重心不应该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学习怎样去获得知识。”其基本理念是：学生不能仅仅被教导固化的知识，还应该被教导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因而这就涉及到让学生自己去运用史料的问题。惟有通过运用史料的实际经验，学生才能真正掌握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

2史料教学的必要

学生的需要：对学生来说，探究和活动的过程更加难能可贵，史料的学习可以使他们增强历对史的真实感受，直接参与历史问题的解决活动，用历史语言说话，而不是考试之前背背书那么简单。

课堂的需要：梁启超先生曾云：“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对于历史学科而言，要带领学习和研究历史学时，不能仅仅依靠教材给出的一些现成的结论，来组织课堂，历史课堂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史料是组织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课标的需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对此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在这里，存储“历史信息”的载体无疑是指史料。《课标》要求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要学会从史料中获取历史信息的基本技能。可见，史料是研究历史和从事历史教学的前提和基础。

3历史教学中有关史料运用存在的问题

史料选择不够严谨：初中阶段的历史学习虽说是入门级别，但是会影响到学生对历史的直观感受，在史料的选择上要严谨，切记在网络上随便百度，因为百度的史料很多都是没出处的，这样丢给学生让学生分析，且不说有没有完成教学目标，如果史料选择不好，会给学生增加额外的学业负担，理解起来枯燥无味，反而使学生厌烦学习历史。

史料选择的单一性：提到史料，想必大家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文字或者是厚厚的历史书籍，让人望而却步，别说初中生不喜欢看，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也未必有兴趣全部看完。那么史料的种类有哪些?具体的史料分为文字、实物和音像三大类。文字史料即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关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资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最经常使用的就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是中考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一线历史教师所要关注的重点，但是如何把文字史料内化成相关知识点，这就需要实物史料和音像史料的辅助。实物史料它是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被保留或遗留下来的前人创造历史活动的场所和前人创造发明的有形物品。在历史课堂中的呈现主要以实物为主。音像史料是指现代化视听媒体所承载的教学材料包括录音、录像、唱片、幻灯片、影视，微缩胶片，还包括计算机软件。音像史料可以真实、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情景，在学生的脑海中搭建美丽的历史空间，帮助学生掌握生动具体的历史知识，使学生感受到更多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

史料滥用，充斥了课堂主题：每个历史都有大量的史料，所以不能毫无原则的运用史料，史料选择要慎重。面对大量的史料，教师应该注意合理取舍，围绕教材的重点、难点、内容和课程标准的要求，选用那些最具情境性、典型性、深刻性和启发性的材料作为问题素材，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和主动创新实践能力的训练。

史料的去伪存真：现在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资料唾手可得，但是学习历史不是文学创作，历史是要将就根据的，尤其面对历史材料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史料的去伪存真，对于教师和史学工作者来讲，这是基本要求，但是在学生收集资料的时候，教师要交给学生辨别史料的方法，这样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学习中共同进步，共同受益。

4史料选择的原则

史料的出现要适时：所谓适时就是指补充史料的时间要恰当，根据知识点进行补充。教师通过各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这种深入研究史料的方法有效地避免了过去那种教师直接说出结论或者直接在书上划出结论，学生死记硬背的弊病，从而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深化。这就要求我们应用史料时一定要找准切入点，该出手时就出手。

史料的使用要适度。史料的补充要以教材为主。在选择史料时，尽量选择通俗易懂的，有助于初中学生理解的内容。史料是对教材的补充，但不必是每一个知识点都进行补充。教师在补充史料时一定要注意不宜过多，否则难以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会冲淡教学中的主题。

5运用史料的意义

尊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教学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中和老师掌握的很多史料，可以成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素材。具有吸引力的史料在教材中和各种书籍中随处可见。此外大量图片和音像史料也能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尊重学问，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历史的过去性增加了中学生理解历史的难度，很多情况下学生只是一知半解地死记教材现有结论，严重违背了历史教育的初衷。史料能比较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既深化和活化了历史知识，拓展了学生的历史知识面的食疗，帮助学生准确地领悟历史。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方法。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措施，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史论文

元曲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或女性意识的反抗还有可以写某一个文学流派的发展像：桐城派什么的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经济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理论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发展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规律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政治议论散文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文章，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自然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学习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文学的特征

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经济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历史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自然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艺术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论认识以及艺术分析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其它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现代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科学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自然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艺术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时代的文化活动了。

写中国的封建制度确立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封建官职的发展中国对外交往和民族关系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一些重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