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论文2000字

我的家乡——淄博，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使历史和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淄博位于山东半岛中部，也是一个被厚重的历史人文景观和丰富的山水自然资源所包裹的旅游文化名城，同时，她还是著名的“陶瓷之都”、“丝绸之乡”。作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自古就有“冠带衣履天下”之说，直到唐代，大诗人杜甫还留下过“齐纨鲁稿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诗句。悠久的历史，为淄博留存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物古迹，有“地下博物馆之称的临淄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全市列入保护的重点文物有 144处。其中临淄的姜太公祠，东周殉马坑，春秋车马馆，田齐王陵等都是古齐国留下来的宝贵文物。沿着临淄区最繁华的街道桓公路东行，将至尽头时，在路南便可见到一处庄严、肃穆的殿堂庙宇式建筑群，巧妙地镶嵌于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大厦之中。这就是姜太公旅游中心。姜太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曾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完成了兴周灭商的千秋大业。唐代尊封他为“武成王”、“武圣”，与“齐宣王”、“文圣”、孙子并肩比美。穿过“天齐至尊”坊，渡过一片视野开阔的广场，便见到了姜太公旅游中心的主体景观——姜太公祠。这是一座玲珑典雅的院落，周围是三处各具特色的殿堂。主殿为歇山穿堂式建筑，堂中“神楼”里端坐姜太公的彩塑，束发白髯，目光炯炯，笑容可掬。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闻名中外，成为一大旅游胜地。而临淄也有与其相媲美的名胜古迹，那就是东周殉马坑。这是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仿古建筑，短檐，小宝塔顶，显得古朴典雅，门厅上方悬挂着原副省长李予昂题写的“临淄东周殉马坑”门匾。黑地金字，古色古香，庄严肃穆。整个殉马坑的殉马在600匹以上，殉马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堪称世界之冠。从淄博济青高速公路路口东行40华里，来到在全国乃至世界颇有名气的景观之一——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它建在临淄齐陵后李村春秋殉马遗址上。入口处矗立着一座巨大石坊，横额书曰“万成一览”，揭示古车展藏之多。楹联为“轮运三代五霸盛世，辐集九州七雄精英”，标明齐车制做时间之悠久和艺术吸收空间之广阔。田齐王陵位于临淄城东、齐陵镇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享有：“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这是目前我国仅存的最大规模的先秦诸侯王陵古墓群，其中最早的先于秦始皇陵164年。田齐王陵分为二王陵和四王陵两大部分，分别座落在相距不远的鼎足山和南山之上。在当时的齐国，这里曾经茂林修竹，松柏掩映；群泉迸涌，河水环流；淄水泱泱，是古代齐人魂牵梦萦的旅游胜地。临淄不但有辉煌的古齐文化，而且有灿烂的现代文明，全国大型企业“齐鲁石化公司”就座落在临淄。还有现代高科技农业，发达的商业、服务业……我爱家乡——淄博，爱它的昨天、今天，更爱它灿烂的明天。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建设之下，家乡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希望能帮助到你，望采纳！

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孟子作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著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强调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心，在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自觉地“由仁义行”。“仁爱”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要求每个人从人性出发，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觉地“由仁义行”，才能实现充满爱心的温情社会。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

齐鲁文化指古代齐鲁地区,也即今山东一带地区之文化。春秋时代,泰山以北地区为齐,是周朝功臣吕尚封侯之地,泰山以南为鲁,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侯之地。齐鲁地区依泰山而濒大海,向称海岱地区。远在石器时代,就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多源的中华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在春秋时代即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一些古代文化巨子,如孔丘、孟轲、管仲、墨翟、孙武、邹衍等都诞生在这里,不仅对齐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且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也有巨大贡献,尤其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设立,使儒、道、法、墨、名、兵、阴阳、纵横诸家争鸣于此地,融通荟萃于一堂,从而使得齐鲁文化具有博大、丰富、尚礼、崇儒的特点,齐鲁民风以“好文学”(《史记·儒林列传》),“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国语·齐语》)而闻名天下。齐鲁文化旅游齐鲁文化旅游,系指与齐鲁文化遗存(包括文化遗址、文物、遗迹、遗风、遗俗等)有直接关联的文化旅游活动。齐鲁最初是西周时期周武王分封的两处诸侯国,分别建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和奄(山东曲阜)。先秦时期,鲁是小国,辖地以今曲阜地区为中心;齐是大国,其疆域最大时,以临淄为中心,南至泰沂山区,北到渤海平原,西依黄河古道,东括山东半岛,包括今胶东、鲁中、鲁西北的大部。广义的齐鲁文化,包括先秦及秦汉以后山东以及河北中部、南部大行山以东地区、苏北部分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则指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共同创造的文化。关于齐、鲁两地的风俗民情,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写道:“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麻桑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鲁与齐较其他诸候国都更接近于周王室,因此受到周代礼制和文化的影响也更深。这种嫡系关系,应是后人把齐、鲁并称的最主要原因。当然,齐鲁还同时承继了夏商与东夷的文化传统。鲁祖周公旦封于商旧都奄地,得宝器、典籍,同时奏天子礼乐八佾,把周代的礼仪、典章、制度完整地转移到鲁国,并保有仅次于周天子的礼器法物和典册史籍。因此,鲁文化格外注重礼乐教化,其结果是诞生了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推出《论语》、《春秋》、《诗经》等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典籍。齐祖姜太公,与周公旦同为周朝勋戚,享有“武力征伐”的特权,除推行周王室的法律、典章、文化制度之外,重“举贤而上功”,其直接结果是承继周初王霸之威,鼎故革新,及至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又为战国七雄之一,诞生了诸如管仲、鲍叔牙、晏婴、孙膑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管子》一书,综论天下治理方略,则成为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齐鲁文化的兼融与合流,在先秦第二代思想家孟轲(鲁)和晏婴(齐)身上得到体现,那就是王权思想与礼乐政治并重以及仁爱民本的哲学。可以说,先秦时期的齐鲁文化,基本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成就,除孔孟管晏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著述,还有孙武与《孙子兵法》、墨翟与《墨子》、荀况与《荀子》、孙膑与《孙膑兵法》以及曾参、子思、扁鹊与《大学》、《中庸》等等,他们既是齐鲁文化又是华夏文化的杰出代表。总的来说,弘扬王道、平治天下的鲁文化理想与力兴霸业、一匡天下的齐文化,其追求是相贯通的,二者之间虽有凝重肃穆与功利通变的微别,而在总体上趋于融合,并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广泛包容百家,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形成与构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齐鲁文化的重要旅游地,有山东淄博市,这里有临淄齐国故城、桓公台、管仲墓、晏婴墓等;山东曲阜市,这里有少昊陵、孔府、孔庙、孔林、周公庙、鲁国故城等;山东邹县,这里有孟庙、孟府、孟林等;山东临沂市,这里有银雀山与金雀山汉墓群、沂南汉画像石墓等;山东莒县,这里有荀子墓、莒国故城等;山东泰安市,这里有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山岱庙等;山东青岛市,这里有道教名山崂山、海滨浴场、北朝石造像、海产博物馆等,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山东烟台市,这里有明代抗倭遗址,是著名的避暑城市;山东蓬莱县,这里因“蓬莱仙境”、“海市蜃楼”而闻名,始自先秦,历史悠久;山东济南市,这里有山东省博物馆、千佛山、七十二泉、大明湖、李清照纪念堂、辛稼轩纪念祠等。此外,齐鲁文化还反映在淳朴的民风民俗上,山东各地大都保存着典型的中华民族风俗传统。反映在歌舞传统上,仪式隆重的孔府乐舞带有先秦时代典雅的艺术风尚,以中、和、祗、庸、孝、友六德标准为舞蹈语言基础,以歌诗的字形字义赋予象征型的舞蹈语汇,使用的乐器有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古琴、古瑟、笙、排箫、洞箫、龙笛、篪、蘧、陶埙、梧、柷以及各类鼓等,集金、石、丝、竹、革、木、匏、土等古代八音之器;反映在戏曲艺术上,流传在山东境内的当代戏曲品种有柳子戏、大弦子戏、罗子戏、八仙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平调、东路梆子、枣梆、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柳琴戏、茂腔、柳腔、五音戏、东路肘鼓子、灯腔、两夹弦、北词两夹弦、一勾勾、哈哈腔、乱弹、吕剧、四平调、化装坠子、山东八角鼓、渔鼓戏、蓝关戏、王皮戏、京剧、评剧、皮影戏、傀儡戏等30多类,约占全国戏曲总数的1/10;反映在饮食上,鲁菜是各地方菜系中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在明清时代即自成体系,影响了整个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已被容纳、吸收到北京菜、天津菜、东北菜和华北菜中,成为这些菜系的基础和主要风味。齐鲁之地,还一向以生产名酒而著称,兰陵白酒、烟台葡萄酒、青岛啤酒以及近年来新开发的曲阜孔府家酒,均闻名世界,烟台和青岛都举办过国际性的大型酒节。齐鲁文化旅游,包括访古旅游、仿古旅游、艺术文化旅游、民间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专项活动。且均以现存齐鲁文化遗存为旅游重要景点。

我爱故乡我的家乡非常美丽。春天,树枝抽出了嫩绿的枝条,小草懒洋洋地睁开眼,花儿们也纷纷盛开了,红的、蓝的、黄的、紫的,千奇百怪,五光十色.花儿们发出阵阵醉人的芳香,引来一大群蝴蝶,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那景象可真美!夏天到了,树叶更绿了,还去河里摸鱼,那一棵棵树像一些战士一般.花儿们也更加芬芳诱人.荷花也开了,荷叶是绿的,荷花是淡粉红的,真美啊!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到荷塘采莲藕吃,一条条鱼在水中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一被我们捉上来,就“活蹦乱跳”,看它乞求的样子,真可怜!秋天,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又排成一字形.天空湛蓝湛蓝的,天空下是一片金黄的景象,麦子是黄的,树叶也是黄的,一片一片的树叶离开大树妈妈的怀抱,独自一人“旅行”.农民伯伯在这个季节可乐了,也很忙,因为他们辛勤的汗水培育的麦子成熟了,他们都忙着割麦子呢!冬天来到了,一颗颗雪花从天上飘落到地上,整个世界一片洁白,雪花是花状的,白白的,一捏在手中就融化成晶莹的小水珠了.我的家乡真美丽,我爱我的家乡!

齐鲁文化毕业论文

我真的是太难了。

齐鲁文化，地域文化名称，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合称。东临滨海的齐国产生了以姜太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说又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拓展资料：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 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特定文化精神的凝结，载体和象征，满载着历史沧桑的文物古迹构成文化旅游的基础性层面。在山东辽阔的地域上，文物，遗址，史迹，古建筑星罗棋布，展现着齐鲁文化的精神气质，历史进程与辉煌成就，从而成为中国文化旅游的胜地。齐鲁文化可远溯至四五十万年前与北京人同时的沂源猿人，并在山东境内形成从沂沭旧石器文化以迄岳石文化这样一个国内罕见的完整的史前文化谱系，古文化遗址遍布各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给我们展现出这一远古文化的辉煌灿烂，大量的古人类化石，旧石器，细石器，青铜器文化遗存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进程。而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的陶器，石器，玉器，以及文字和夯筑技术的率先发明，无不昭示着远古时代山东人的智慧，影响及于黄河中游，江汉，长江中下游，辽东，冀北以至粤北地区。在山东，更有传说中的古老部落，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居住在山东南部和西南部的传说中黄帝，炎帝和颛顼帝的后裔，构成诸夏族; 一是太_(又号伏羲氏)和少_(或作少昊)后裔的东夷族.传说舜生于诸城，皋陶生于曲阜，而大禹治水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

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思辨【关键词】精神,和谐,传统文化,孔子,文化,论语,思想,孟子,天道,强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孕育了孔子、孟子、墨子、管子、孙子等伟大思想家，容纳了儒家、道家、墨家、兵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诸子之学，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基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齐鲁文化传统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可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丰富的滋养。一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孟子作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著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强调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心，在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自觉地“由仁义行”。“仁爱”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要求每个人从人性出发，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觉地“由仁义行”，才能实现充满爱心的温情社会。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

鲁迅研究论文2000字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而混乱的时代，各种政治和文艺思潮风起云涌，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因而也就有了激烈的论争。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凶残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论敌进行了有力的挖苦和讽刺。几十年潮起潮落，斗转星移。今天的我们，恐怕应该要用新的眼光来评价鲁迅的论敌即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名人了。比如，鲁迅论敌中的最后一位作古者梁实秋，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散文家、学者。1949 年移居台湾后，长期执教于台湾师大，在教学、创作、翻译等方面颇为勤奋。其散文隽永简洁，堪称大家；学术研究上很有造诣；翻译上贡献卓著。《记念刘和珍君》中被鲁迅指责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1925年8月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1938年，日军侵入苏南，烧杀掠淫，无恶不作。杨精通日语，一旦见此，怒詈日军，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军秘密枪杀。杨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敬业精神可嘉；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民族气节可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及到的“反面人物”章士钊，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到欧洲求学的留学生。1949年，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北平。此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曾多次为国仗义执言，直至上书毛泽东主席。此外，林语堂、胡适、周作人、陈源（陈西滢）等，现在出版了他们的许多著作，也有许多介绍他们的文章，有的还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在教学鲁迅作品，涉及有关历史名人时，就不能不引导学生去科学地评价他们，回避是不可取的，随意处理也不行。我们对这些历史名人，既不能低评，也不能高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既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又要考虑他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全面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同时，我们应当向学生讲明这样几点。1、对一个人盖棺论定，是后人的事；鲁迅没有，也不可能对他的论敌作出全面的评价。2、鲁迅一生，从未与强权结盟，他对他的论敌的批评，无法律效力，也无行政措施，对对方不构成人身伤害。3、最重要的一点，鲁迅与他们的论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林语堂，鲁迅与之交往较多。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直接原因，确实就在于林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在该文中，林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主张“费厄泼赖”。在大革命高潮中，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当的。于是鲁迅撰文加以批评。在鲁迅的批评和“三·一八”事实的教育下，林很快认识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了“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林语堂自传》），并成了《语丝》全盛时代“打狗”的先锋。1926年5 月，林离京去厦门，鲁迅为他饯行，并摄影留念。同年7 月，鲁迅接受林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在厦大的一段生活中，受到林的悉心照顾。可见他们的情谊还是很深的。至于后来他们的分手，是另外的原因。从他们关系的疏密反复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某一论敌的批评，仅仅是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期；离开这一个特定时期，鲁迅是不会批评这一个人的。

鲁迅[1](～)，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笔名鲁迅(Lution)源于革命revolution。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被麻木的精神。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后与《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毛泽东主席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人。鲁迅研究汉魏六朝思想文艺最有心得。而且他所凭借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学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说、碑文、器铭等等。尤其对于碑文，他所手抄的可以说是南北朝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丰富。而且工作态度最为精审，《寰宇访碑录》和《续录》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过，改正许多差讹以外，还增出不少的材料。因此在他的写作上，特别受有魏晋文章的影响。鲁迅的文章，从庄子楚辞中来，但他是消化了诸子百家的文辞，并不为屈原庄周所拘束，所以他并不要青年们步他的后尘。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对鲁迅的行文特征辨析道：“谁都知道鲁迅的杂感文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他的文字，有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倘若说出来，就是他的笔常是扩张又收缩的，仿佛放风筝，线松开了，却又猛地一提，仿佛放开水流，却又预先在下游来一个闸，一张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种快感。读者的思想，先是随着驰骋，却终于兜回原地，也即是鲁迅所指定之所。这是鲁迅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却也是他占了胜利的地方。”

针对鲁迅的作品,思想,流派，怎么给你呢,

齐鲁文学投稿

屈保民

我的家乡地处淮北平原腹地，在省地图上都不会找不到的一个小村庄，名叫八里庄的，那就是生我的地方。从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里，一直在那里生活。为了追求心中的梦想，在后来的岁月里开始奔波四方。羁旅异乡间，心中的家乡，仍然是我生命深处最美好的记忆。

坦荡辽阔的大平原，村庄星罗棋布，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间。村与村之间的距离远近不等，鸡鸣犬吠相闻。原野上的庄稼，随着四季的更迭，由葱绿到金黄，成熟的季节给庄户人家带来忙碌，同时也带来丰收的喜悦。

家乡的土地是肥沃的，河网纵横，物产丰富，无论南方的水稻，还是北方的旱谷，以及本地的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等，在这里都能够适宜生长。

你若留意观察我们那里的村庄坐落，一定会发现有旧社会的痕迹，村落的走向呈东西向，棋盘状排列着三四个宅子，每个宅子四周有沟，沟叫宅子壕，出入只有南面的一个路口。宅子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民风淳朴，邻里和睦。

宅子壕宽七八米，壕水常年保持一人深。古老的村落布局，有水围着，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可以起到防盗贼的作用。

宅子壕的水是死水，不像小河连着大河奔流不息，但它却能保持四季清澈。看到现在的河水时常发黑，被污染，真想不明白那时的水怎么会是如此的干净。

遇到下大雨，宅子壕的水会涨起来，水质有着浅淡的浑浊，但那浑浊是雨水从田地里流出时带进来的新土，雨过天晴，三两天后泥土沉淀，澄清，就又是一片碧绿了。

清清的宅子壕水，村里人洗衣都在那里，天热时洗澡也在那里。大人白天洗就穿着衣服下去，小孩子们脱个光屁股，噗噗腾腾，惊动鲢鱼啪啪跃出水面。

夏天的水面上，长满荷叶，荷叶像一张张油绿的伞，有的撑在水上，有的浮在水面，托着雨水珠，风来了，带动它，像水晶球一样，一个个跳进水中。有小青蛙趴在荷叶上，眼瞅着蚊蝇飞临时，啪的一口吞进肚里，美滋滋地吧嗒吧嗒嘴。荷花亭亭玉立其间，盛开的，如娴静的少妇悠然婉约，在孕育着莲子。含苞待放的，像清纯的少女，在绿伞下含笑，脸颊绯红，娇羞欲滴，正是“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阵阵幽香沁人肺腑。

岁月如流逝去，昨日一去不回。一家人都在外地生活，父母亲也已离世多年，很少再回了。回去给双亲上坟时，看到宅子壕已经干涸见底，满目沧桑，那常年清澈满壕的水都去了哪里？老屋早已没人居住，多年失修，瓦片脱落漏雨，墙体出现裂缝。想到这个曾经温暖过几代人的家将要消失，村庄搬迁，五味杂陈涌上心头，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回忆总是美好的，愿这份美好永在。

作者简介：

屈保民，网名颍州居士，安徽省阜阳市人，阜阳市作协会员，现在深圳打工。有作品发表在《清颍》《安徽文学》《齐鲁文学》《长江诗歌》《陶山》等纸媒及网络上。

《巴蜀文学》出品

主编：笔墨舒卷

达州广播电视报（达州新报）《凤凰楼》副刊选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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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延彩

时光飞逝，再次走进这座院子，真的恍如隔世。

久无人烟，院落本荒草丛生，世声寂寂，现已被大舅哥拾掇得利利落落，干干净净。一周多以前，为了给岳父上九周年坟，大舅哥和嫂子就回老家收拾院子，打扫房屋，定制上坟的一应供物。两个兄弟不在家，大舅哥把所有的事情都承担下来，可谓细心、尽心了。

一走进院子，就感觉有一股熟悉、温馨的气息弥漫了我的心头，二老那慈祥的面容、关切的问候如在眼前，即在耳畔。我还是习惯性地向东屋望去，每次来魏店，岳母都是从东屋闻声出来，不知她在忙些什么。她微胖的身影有些迟慢，脸上微笑着，也没有过多的话语，一句亲切的“xx来啦”蕴含了所有的欣喜与宽慰。岳父或在地里忙活，或在家里喝茶。他脸上从不稍带表情，也是简单的话语，便把我让到屋里，沏茶倒水。这座四间的大瓦房是2010春天建的，特别地宽绰敞亮，客厅和西屋一般闲着，岳父岳母就住在东卧室，也做客厅，把紧靠着的东房当厨房兼餐厅。卧室里的土炕还在，衣橱还在，电视还在，沙发还在……厨房里的餐桌还在，碗橱还在，炉灶还在，碗筷还在……物是人去，如堵在胸。

仲春的天气格外爽朗，院里依然生机无限。大舅哥是个耐心人，虽然久无人居，房前屋后也栽植了一些花草，有月季、牡丹、冬青、美人蕉等；院东墙边原来栽着几棵树的，有香椿、枣树、榆树，那棵香椿长势旺盛，内侄正在用钩镰剪香椿芽呢；南墙根原来有一株巨峰葡萄的。草木无情，荣枯春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往时每来做客，名义是看望老人，实际多叨扰他们。女儿小时，岳母总是带她去村小卖部买零食，顺便买些肉菜招待我们。虽然一直说，没外人，有什么吃什么就行，不用这么花钱忙活，但每次都准备不下七八个菜，岳父还陪着喝点酒。两位老人待我如同己出，不仅因为疼自己的闺女，还因为我从小失却母爱，他们的善体人意让我十几年来有了家的感觉。记得有一次在单位不小心手受了伤，妻正在娘家，下午放学后我去了魏店。岳母嘘寒问暖，给我做了鸡蛋面，又安排我住下。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住在岳母家里，被关心的温暖、被疼爱的熨帖，令我刻骨铭心，没齿难忘。慢慢地，我融入到这个家庭中，岳母稍不见外，渐渐允我帮厨，乃至完全放手让我做饭了。老人视我如子，我亦视其如父母——亲疏何必讲血缘，只在是否能倾情！所以，后来再去魏店，我尽量把吃的买足，不让老人再花钱；每逢家里有事或用钱，我也尽心帮衬出资。我是个性艮的人，和妻吵嘴闹矛盾时有发生，岳父岳母知与不知，从没指责、怨尤过我。

岳父是在新房盖了不几年后查出恶疾的，在济南住了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了回家静养。回来时，我一个人把他抱进屋里的。我一直对自己的体格很自信，况且岳父因为病，原本瘦弱的身体又轻了许多，没想到抱起来之后，觉得腰一下子使不上力了，硬撑着到了屋里，把他放在炕上。这才觉得自己也不年轻了，腰腿也显毛病了，但至亲还在，何敢遽老啊。从那以后，岳父离开了他操劳了一生的土地，整日坐在沙发上，间或在胡同口站一站。地里的梨树、桃树该剪枝了，红薯该栽秧了，麦子该灌浆了，棉花该喷药了……每次去看他，望着他无力又无奈的表情，我的心里都会没过一阵悲哀——还有什么比剥夺了劳动权力更令他痛苦的事情呢？岳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标本似的农民，拾掇农活是一把好手，为了一家6口人的生活，他也曾走过北，闯过南，贩柿子，下邯郸。因为人实诚，岳父在村里口碑很好，翻盖新房时，村里很多人不请自来，帮着忙活。岳父岳母舐犊情深，但能不麻烦儿女就不麻烦。岳父更是“仁慈”（夏津方言：客气、不愿麻烦人）得要命，即使他在我居住的中学街卖红薯、水果什么的，叫他家来吃顿饭费老劲了。可是每年桃、梨成熟的季节，你不带些回家，他便不高兴，而且都是挑品相最好的塞给你。记得岳父就被我强拉家来吃过一次饭，那也是我住进楼房后他第一次来；后来，忘记什么原因了，（赶会？）岳父随大舅哥来我家吃过一顿饭，直到去世，再没来过。其时，距我结婚已经十几年了。天下为父母者，对子女唯恐照应不及，而我们做子女的又有多少反哺之机呢？

岳父与癌症抗争了一年又半载（医生给断的最长寿期），于农历二月二十五日萧然离世，享年65岁。他去世的时候，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那一年春天好像偏冷一些，桃花、梨花也开得晚。也许是上天的垂怜，让岳父长眠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充满希望的春天里，并且献上一个用桃花、梨花及各种野花编织成的馨香的硕大花环，让他在天国看着自己耕种的土地上，颗粒饱满、果蔬飘香。或许，这是一个农民最好的归宿、最宏伟的丰碑！唯一遗憾的是，好日子刚刚开头，他还来不及尽享，便离开了我们，让亲人徒留无涯之憾。

光阴如梭，不知不觉已经九年了，比八年抗战还多一年。可我总觉得岳父去世还没多久，总觉得他还坐在屋里的圈椅上，枯瘦的手指夹着一根烟，喝着沏的酽茶，两颊因牙齿脱落而有些内缩，右边脸上一块肌肉间或跳动几下，眼睛凝视着一个地方……岳父不苟言笑，也只有性格开朗的嫂子能逗他一笑；唯一的爱好就是吸点烟、喝点酒。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扒了，盖上了新房，大舅哥帮他圆了一个劳碌一生的农民都揣着的心愿。可这心愿才圆了两年，他就走了，一走就是九年！岳父去世四年后，岳母也溘然离世。遽失双亲，锥心之痛，痛何如哉！

今天是岳父九周年祭日，在济南工作的二儿子、三儿子也赶了回来，健在的二姑、三姑也来了，大孙子夫妇在异地工作回不来，唯一的外孙女也因求学不在家，不过，家人亲戚加起来也有十二人之多。供品很丰盛，都是大舅嫂操持的；扎的楼房、沙发、飞机、玲珑塔、摇钱树等物品也非常齐全；烧纸打印、划好、打包；妻买了一箱时鲜水果。三辆汽车、两辆三轮车，拉着人和供物向村南的坟地走去。

魏店是夏津有名的水果之乡，几乎家家都种果树，尤其是梨树和桃树。每到春天，这里就是一个花的海洋，吸引县城、周边的游人来踏春，赏花。出了村往南一走，狭窄的田间小路两边的梨树、桃树、苹果树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云素锦，青颜翠意，煞是迷人。

坟在自家地里，地里种的麦子，窄窄的十几垄，坟边栽着一棵柳树。西边地里种的桃树，已经有些落英。坟在麦地的中央偏南位置，几乎和地一样宽。给坟添了添土，摆好一应供物，插上一束紫红色、一束素白色的百合花，开始烧纸、敬供品，放了几挂鞭、几个响雷。妻一声长哭，天空仿佛飘起了桃花雨，我的心也瞬间迷失起来……

（图片源自网络）

【作者简介】吴延彩，山东省夏津第一中学高级教师，平时喜欢读书、写作，曾在《当代作家》《齐鲁文学》《德州晚报副刊》等多个网络平台发表散文，自己经营着《银都文学》公众号。

《当代散文》由山东省散文学会主办，散文双月刊，主要发表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欢迎山东籍散文作家申请加入山东省散文学会。山东省散文学会常年举办各种散文活动，为作家提供图书出版服务，欢迎联系。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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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点号当代散文

关于鲁迅的论文2000字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6]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