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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戏剧服饰研究现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2 21:30:58

国外戏剧服饰研究现状论文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对“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运用”研究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自本世纪伊始,对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研究人数逐渐增加,研究学者的身份构成渐趋多元化。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运用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时期。有关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研究多见于论文期刊,专著类型相对较少;但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系统研究综述并不多见。在此笔者系统梳理了从本世纪初始直至现在20年的研究现状(有研究论文期刊百余篇及其相关专著),从研究者的研究领域、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的角度与动画艺术形式以及市场方面给予归纳与总结,并对近20年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走向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脉络。一、学术界对动画中的中国元素的关注与探讨“中国元素”代表着中国特有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元素”属于一种符号,属于一种被海内外中华儿女认同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尊严及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这种符号有着具象的文化遗产呈现。中国元素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已逐渐开始运用,国内外各个行业已意识到中国元素的重要性。中国元素逐渐成为时尚潮流。就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这一专题,艺术学者通过不同视角给予不同的研究与探讨,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譬如钮冬艳的《民族风格对动画电影的应用研究》,将其研究视角多元化,总结动画电影创作的表现形式为: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相结合;与中国民间故事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相结合。贾玉平在《以系统思维看动画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一文中,对中国元素的系统性做了深层次的论述,认为系统思维与中国元素十分和谐,相互关联,两者互相渗入,运行井然有序。中国元素有着自己的构成元素,这些元素之间又有着自己的组合结构与组合模式。屈立丰《“中国动画学派”的名实之辩与当代意义》一文论述“中国性”的问题,试图在此基础上摆脱传统的“革命动画”的指涉含混状态而重新构建“中国动画学派”的概念。李旭 在《基于动漫产业的汉唐文化元素研究》一文中认为,传统元素作为中华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与发展前景;面对传统元素的保护与展示,传播是产业动作的重中之重。江秀艳在《中国元素在动画广告片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中,从中国民乐器、诗词、曲调等角度论述中国元素在视觉、听觉间的表现,并以此阐释其美学价值、经济价值,探索中国元素在动画广告片中的应用意义。二、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视角纵观本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部分。(一) 叙事特征分析杨雪团在《“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中国当代动画电影叙事模式探析》一文中,从国内外优秀动画电影入手,通过分析其叙事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意蕴的传达等,积极探寻当代中国动画电影叙事特征。杨成在《试论国产动画电影之民族化叙事嬗变——以〈大闹天宫〉与〈大圣归来〉为例》一文,从叙事主题、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结构等四方面介绍影片所建立的多维多线的立体结构。杜晓杰在《中国动画美学的诗意回归:〈白蛇:缘起〉论略》中认为,其叙事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性,是以艺术化的方式实现中国传统美学的诗意回归,在叙事美学方面糅杂了传统民族的叙事体系;在形式技巧上则加入雅俗兼融的内容,展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气派。(二) 艺术运用媒介王华清的《动画设计中的戏曲元素》认为,戏曲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章主要从传统戏曲艺术的人物造型、服饰、音乐等几部分的自然结合,来探讨动画创作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应用及所形成的独特的美学风格。王书鹏、王宗香在《山东皮影艺术的数字化存储及再创作研究》中对山东皮影的艺术特征与数字动画之间的 融合进行分析,并对它的传播方式、传承问题进入深入探究。孙平、孙立军在《多维视野下嬗变的中国水墨动画》中论述道:水墨动画作为传统的艺术手段,从纸绢等物理载体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水墨于是不再依附于传统纸上,而变成一种新的有灵魂的生命,活跃在各种媒介上。张博在《“中国学派”水墨动画的符号表征探究——以〈牧笛〉〈山水〉为例》一文中认为,水墨动画这种符号象征并非仅仅是叙事层面,更多的是从形式符号到情感体验的符号象征。文章主要运用美国著名哲学家苏珊·朗格的符号美学理论,从《山水情》《牧笛》两部作品来分析中国水墨动画的独特符号表征,认为其由情感表征——虚幻的空间、虚幻的时间、虚幻的生活三方面组成;指出水墨动画能够独树一帜的原因在于造型、音乐、叙述三者完美搭配,从而在更高层次构建起中国水墨动画的艺术形式。张米勒在《动画电影〈九色鹿〉中的敦煌壁画艺术与宗教文化》一文中,把敦煌壁画的艺术形式带到动画这种叙事情节中去,并以《九色鹿》动画为切入点,从传统元素、创作背景、宗教神话等方面剖析敦煌壁画对动画创作的影响。(三) 艺术表达形式中国当代动画艺术的表达方式主要以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定格动画为主。陈岳松在《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本土化美学意蕴特征研究》一文中认为,《大鱼海棠》乃以本土化美学韵味为基础,其无论在建筑、服饰,还是色彩运用等方面都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美学韵味。林懿在《动画角色 造型设计中的戏曲元素运用研究》中认为,戏曲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早期的动画角色造型与动作造型;在实践创作中,戏曲元素与动画造型发挥各自所长,并灵活地加以创新,从而让戏曲元素以全新的姿态在动画中得到呈现。范臻在《传统美术设计在动画造型设计中的运用》中认为,传统元素融入动画造型必须要从改变其设计理念、创设新的意境、多元化融入、人性化等方面入手,在此基础上去尽量满足当代观赏者的审美趣味。(四) 国外动画中的中国元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运用中国元素已然成为国际动漫界的一股清流。李刚在《美国动画电影中的中国元素》一文中,从《花木兰》《功夫熊猫》两部影片入手,把美国动画的中国元素分为中国式叙事、中国式音乐、中国式背景、中国造型、传统精神、中国风情六方面予以探讨。邓春蓉《美国动画电影的“中国风”解读》一文,从中国文化方面进行思考,就美国动画的“中国风”体现方式、“中国风”辨析等方面对美国动画给予现象解读。吴昊在《欧美动画世界中的中国元素探微》中指出,中国元素在欧美动画中的融入已经从形似转变为神似。三、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问题及其前景中国动画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以1926年万氏兄弟制作的我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为标志;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建立则使中国动画艺术达到了顶峰。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产动画开始出现衰退,外国动画逐渐在中国开花结果。进入21世纪的第2个10年后,中国动画开始复苏、振兴。总体而言,我国动画市场经历了产生—发展—高潮—衰落—复兴的阶段。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是动画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近几年来,带有中国元素的动画逐渐增多,随之出现了不少的问题。首先,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理论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对于如何指导中国元素渗透到动画创作中还缺乏有价值的理论支撑。其次,动画剧情模式套路化,致使观众审美疲劳。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有其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中国动画艺术创作只有立足本土,充分汲取本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道路。而做中国元素在动画里的应用研究综述,就是希望创作者回顾历史,找准其定位,多深入研究“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立足于传统,有充足的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我们相信中国动画市场一定会重振雄风,昌盛不衰。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盛行。白族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崇尚白色,服饰以白色为主色,在国外由于款式好看外加衣服有着丰富的文化研究在国外非常盛行。女子头饰代表大理的“风花雪月”,舞蹈道具霸王鞭;男子身着扎染马褂,舞蹈道具八角鼓。

国外戏剧研究论文

席勒的剧作《阴谋与爱情》,通过来民少女露易丝与贵族青年菲迪南的爱情悲剧,展现了封建贵族与市民阶级的冲突,反映了真挚的爱情与宫廷政治阴谋的矛盾。剧中的主人公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受害者和宫廷权势斗争的牺牲品。剧本有很强的揭露力量和批判力量,它表达了市民阶级追求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无情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恩格斯赞誉这个剧本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 自己都可以在网上查找些资料 自己慢慢陶醉的 要做到不耻下问真的很简单 没人对你的问题感兴趣就代表着你的失意和无能 所以生活上的细节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戏剧风格服饰毕业论文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5000年的文明孕育了独特的中国文化,由于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占有主要地位,因而,中国的服饰形制也被打上了深刻的儒家“烙印”。儒家重礼仪,讲求中庸之道,所以,中国的传统服饰始终以繁冗,宽博的主要特征出现。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服装的深厚文化底蕴,当东方文化与西文文化交汇时,中国传统的服装与西文服装体系相互交融,使得服装界更加注目于东方古老的文化精粹,使得服装舞台上的东方情结闪烁不灭。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充分将传统中装中的式样、局部、面料特点、图案和各种小的元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伟大民族精髓在时装舞台上刮起了长久的中国风。 你是否注意到这股浓浓的中国风情——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越来越备受注目。东风西渐,悠远的东方文化已不再只代表传统和国粹,她正快速成为一种流行于国际的时尚,即使是年年都以迅雷之势推陈出新的时装界也常常驻足于东方情结,从中汲取灵感和创意。 一 中国传统服装的深厚底蕴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各代的服饰均有不同的典制规定和风俗习惯。由于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占有主导地位,因而中国的服饰形制也被打上了深刻的儒家“烙印”。儒家重礼仪,讲求中庸之道,在这种独特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着装特别讲求和谐、融洽,传统服饰表达出规整、含蓄、端庄的民族性格。5000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独特的中国文化,服饰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个有节奏的生命,传达出时代的脉搏;更像是一面镱子,准确、清晰而客观地反映着历史。 古代的中国是一种自给自足、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社会,散漫的小农生产方式使人们的生活节奏缺乏工业社会那种统一性和紧张感,处于一种闲在而近乎平庸懒散的状态,在缓慢中前进。于是,人们内心渐渐形成了一种“舒缓”的心态,进而以庞大、宽博、繁冗为适应,也即为美了。中国古代传统服装的特点:平稳而单纯,其线条平直,手臂平伸后与身体的直线形成垂直的交叉,这种基础的造型形式显得尤为实在和稳定。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服装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程式化的宽体式样,平面化的裁剪结构,装饰性的服用材料,精致的服装配件和含蓄美的社会理念来进行最简化的形容。 二 中国传统服装体系与西方服装体系的融合 传统的中国服装相对于西方服装体系以人体为根本,立体结构为基础,注重个性装饰和新奇多变的社会流行而言,在20世纪后期,西方衣着模式成为全球服装标准的前提下,很多因素明显无法在短期内与现代流行相兼容,这就需要对中国服装传统进行再理解,利用设计艺术进行再整合,通过流行服装载体进行再演绎,制造服装商品进行再推广。 近几年,中国的时装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设计师,这大大地带动了中国时装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当然,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刺激时装业发展的根本因素,人们有了更多的钱去消费最新的时装,也有了更好的心情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尽管国外的时装品牌充斥中国的服装市场,但“中国情结”仍是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于是“唐装”、“旗装”悄然兴起,并逐渐拥有自己的顾客群体,风韵独到的“中国化时装”开始形成自己的市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服装的流行周期也越来越短,同时世纪末的临近,使人们引发了悠古的情思,服装界也随之掀起了复古的风潮,加之东方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更多的人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得中国古老的服装再一次成为世界时装舞台注目的焦点。但是由于时装带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因此,复古的流行也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过去,而是以现代的形式予以新的包装和诠释,所以现代的中装设计不仅要体现传统的文化韵律,更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三 中国传统服装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装设计的突出点是具有一眼就能看出的中国味道,或许是中国五千年的服装文明太过悠久,历史的粘稠反而给我们的服装概念不是点的清晰而是面的模糊,它不像美国西部风格可以用牛仔裤来形容,而是有太多的内涵,以至于有时我们在提到中装时无法有具体款式的联想,中国漫长的历史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了常见的立领、侧衩、盘纽、滚边、还有纹样、配色特别是风格理念等很多中式元素可以在现代设计中加以应用,这就需要设计师具有良好的中国服装文化素养,不断努力挖掘。 1 现代服装设计中对于传统服装款式式样的应用。 在中装设计中对于中国传统服装的式样应用,无非是展现其宽大的风貌和复古的兴起。例如较有代表性的(1977~1978秋冬)圣?洛朗的中国风格的作品。其所表现的上衣都是宽松型的,传统的平面结构手段能够迎合简约的风格,但如果将传统的平面结构完全再现的话是很难在现代设计中全面再现,所以,除了式样上的设计承袭宽大之风外,更多的是用传统的领、襟、扣等局部设计加以有效强调。 2 现代服装设计中对于中国传统服装中局部应用。 在中国装设计中通常较为常见的是将中装中的立领或门襟、盘扣等因素通过有效的再现,来表达设计者的风格,这几个点的应用最具有说服力和征服性,让人一眼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服装的精粹所在,并能通过西方服装体系中的以人体为根本的合体裁剪,更好地表现女性的优雅、含蓄的特点,在设计过程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3 传统丝绸面料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传统丝绸面料要在日常装中经久不衰,就需与新型化纤材料进行混纺,以改善其服用性能,使得在服装设计中有更广的应用领域。面料上的花纹及其各种美好的寓意都是西方服装所不可比拟的。 4 传统图案、装饰在中国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传统的图案和装饰是中国服装文化的出新之处,其相对的独立性使它们可以大量地移植到现代服装中去,但是,中国传统纹样和装饰对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往往过于繁杂,所以,在应用时必须加以简化,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需要“宜男百草,吉庆(磬)有余(鱼)”的吉祥意境,但要放弃满地花的纷繁格式。绣花、滚边、挖嵌等传统工艺是中国装的有效再现手段,但不能照搬清末花俏复杂的十八镶滚。 5 中国传统的华美精巧的配件及搭配方法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的配伍方法是塑造中国风情的捷径,但要视服装的使用场合而定,在日常服装中可能更多的是中国风格的口袋和西式裙相配,甚至只有一个精巧的中国结,旗袍或全套的中式衣裤或许只能在礼服中出现。精致含蓄的中国传统服装理念是中国古代人和现代人衣着审美的最大叠合点,可以在现代中国装设计中得以充分张扬。在晚清的上海,两件粗看非常类似的男装袍,可以用梅、兰、竹纹样中的花蕾开放与否区分日晚装,这种中国式的耐看美好同样值得现代中国装借鉴。 以中国传统服饰作为灵感来源的时装,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生命力,这些时装的外形虽以现代的设计方法进行包装,却充满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青烟淡墨,超尘出世的气质,在这些中国味十足的时装中,有的很难说清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哪个朝代,但是大襟、对襟、盘扣、开衩、滚边、及中国结饰等则是这些时装共同拥有的细节处理。香港设计师尹泰尉、张天爱等是一贯以发掘和再造传统服饰为主要风格的代表,已成为时装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也许是由于世纪末的到来,以及对新世纪的展望,使人们将目光放得更远,东西方开始共同呼吸。中式服装不仅牵动了中国人的与生俱来的面目和心结,也成为许多国外设计大师新作中的主角,风头正劲的迪奥首席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设计的浓妆艳抹的时尚造型,显然是旧上海滩月历皇后的翻版。而简约大师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则从织锦缎和老头鞋中看到了流行的曙光。这些流行服饰带着明显的中国印记,但又似乎是大鼻子、蓝眼睛的设计师们出自心底的真情流露,于是突然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你的,是我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风情——尽情地演绎美丽的东方神话吧! 另外一篇:

范文题目:《服装设计中美术思维的应用》将服装款式的设想变成服装成品的整个思维过程就是服装设计的全部内容,即从开始构思、画设计图,到选择面料、裁剪、样衣试制,直到制作出美观、实用的服装成品为止,这一过程的全部思维活动被称为服装设计。美学思维作为服装设计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可以融入到服装构图、设计图绘制、面料选择和裁剪、样衣试制中,有助于完善服装设计的色彩使用,继而提高服装设计的审美和艺术感,同时也为设计师们设计服装时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史林编著的《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9月版)一书在回顾现代服装设计历史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服装设计的内涵、外延、创造性思维、要素、程序、形态等内容,对如何培养学生思维创新以及如何让设计者赋予自己作品创造性等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指导作用。通读全书,该书主要呈现以下几大特色:1结构清晰,逻辑性强《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一书结构清晰明了,章节安排逻辑性强,便于读者获取所需知识。全书共由12章节构成,其中,第一章“现代服装设计历史”理清了服装设计的由来,分析了影响服装设计的发展背景,且从个体设计师主宰流行阶段、设计师群体主宰流行阶段、大众设计师共同创造流行阶段探讨了服装设计师与流行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服装设计的内涵与外延”界定设计的类型、范畴和服装设计的概念、属性;第三章“服装的美学特征与服装设计师的素养”具体讲述了服装的静态美、和谐美、自由美及服装设计师的道德素养、艺术素养、文化素养、专业知识素养、心理素养;第四章“服装的分类”从礼服、日常休闲服、职业服、运动服等4个方面探析了服装的种类;第五章“服装设计的创造性思维”诠释了逻辑思维、发散思维、象形思维、辐合思维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第六章“服装设计的要素”主要概述了面料、色彩、款式的基本知识;第七章“服装设计的程序”明确了“准备→构思→提供设计概念→结构设计→缝制工艺设计”这一完整的服装设计流程;第八章“服装设计形式美法则的运用”指明了服装美的最高形式和服装美的终极目标;第九章“服装设计中的点、线、面、体形态”解释了纽扣、面料纹样等要素给服装带来的效应;第十章“服装的系列设计”表明了系列设计的概念、原则和表现形式;第十一章“服装的款式与流行”主要阐释了流行的概念、发展和特征,回顾了20世纪服装的流行趋势;第十二章结合中国设计师的代表作品展示了服装设计的魅力。2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该书的编著目的在于告诉年轻人,服装设计是一项辛苦的工作,需要学习很多的知识,而且还要有参与合作的精神。对此,该书的内容不仅涉及了服装、服装设计的发展史,还阐述了服装设计师的素养、服装设计遵循的法则以及服装设计的含义与步骤,内容全面丰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此外,在讲述内容时,注重详略安排、重点突出,其中第五章“服装设计的创造性思维”为全书重点,从3个方面回答了“如何让设计师赋予自己作品创造性”的问题:其一,要拥有服装设计的逻辑思维,在进行设计时要考虑人的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实用因素和生产因素;其二,注重服装设计的形象思维,锻造自己的设计观、创造力和想象力;其三,学会用发散思维提出问题,用辐合思维解决问题,懂得在服装设计中运用加减法、极限法、组合法、逆向法、变更法和联合法。三者相结合,从本质上说明服装设计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其艺术创造既需要形象思维,又需要抽象思维;既需要想象力,又不能脱离包装人体、制作工艺这些现实条件的制约,以及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3图文丰富,指导性强该书围绕“服装设计的基础知识与创意”展开论述,对服装设计的历史、要素、流行因素、程序、创意等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并结合国内设计师的代表作品,详细地讲述了从灵感到设计以及最后怎样完成作品的过程。为了更好地表达,作者在书中不吝笔墨、旁征博引,为读者准备了大量图表,这也有力地支撑了书中提出的观点与建议。就图画而言,其种类相对丰富,包括知识结构图、人体图、流程图等,如第三章第2节“图3-4”运用思维导图阐明了服装设计师的知识结构,第八章第1节“8-11”和“8-12”采用人物画说明服装美的最高形式之一在于重点突出。作者:顾晓晴 单位:硅湖职业技术学院文创学院(以上内容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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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益智游戏现状研究论文

您好,您是想问国外儿童益智玩具现状如何吗?国外儿童益智玩具现状很好,国外儿童益智玩具行业发展趋势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益智玩具教育越来越重要,平均每个儿童10-20件玩具中有4-6件益智类玩具。儿童益智玩具市场潜力大。所以国外儿童益智玩具现状很好。

幼儿教育益智游戏的运用论文

摘要: 在当前我国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社会民众及学生家长对幼儿素质和能力的教育培养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在幼儿阶段的基本教育中,借助益智游戏这一行之有效的载体,不仅对调动孩子积极性,增加课堂互动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培养孩子创新的思维模式、开放性的头脑视野意义重大。通过分析益智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列举近年来在教育活动中初步尝试的益智游戏,思考分析如何更好地在教育教学中运用益智游戏。

关键词: 益智游戏;幼儿教育;运用

幼儿教育阶段大致包括从幼儿入幼儿园到离开幼儿园步入小学课程教育的阶段,这一阶段是一个人人生的萌芽阶段,幼儿爱看、爱听、爱思考,身心的可塑性极强,对于幼儿的智力开发、成长乃至以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加强幼儿阶段的素质教育意义重大,而在教育过程中借助益智游戏必将事半功倍,效果显著。

一、益智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有助于提升儿童注意力。

科学研究表明,有意注意力和无意注意力组成了幼儿的注意力。而在这两者之中,后者在时间上是相对固定的,而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幼儿智力开发的程度。千方百计地开发和塑造前者,对于提升幼儿的学习力有决定作用。而在幼儿教育中益智游戏的运用,主要目的就是增加前者的时长,增强幼儿的注意力集中程度,进而加强幼儿的思维开发和智力开发。

二是有助于培养幼儿规矩意识。

益智游戏作为提升教育效果的重要载体,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游戏。任何一种游戏都应该有,同时也必须有相应的游戏规则。规则是在开展游戏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的,任何人都不得违背,一旦违反必须要接受相应的“惩罚”。因此,在教育活动中益智游戏的运用能够让幼儿在认真学习的过程中养成明规则、讲规矩的良好习惯。

三是有助于增强幼儿协作意识。

当今社会早已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而是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时代。任何一项繁杂的工作都不能由某个人单方面完成,必须借助整体和团队的力量。在幼儿教育中,通过实施集体开展、分组协作的益智游戏,让参与活动的几个群体形成非常态的团队,努力在游戏中形成“团队竞争,内部协作”的良好氛围。这一氛围一旦营造出来,团队中每个幼儿的竞争拼搏意识被唤起,集体荣誉感被激发,团队每一份子都努力协作,寻求配合,提升整体,幼儿的协作意识就会得到培养。

二、益智游戏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在口语的练习上,笔者运用了“说话接龙”这一游戏。活动中,全体幼儿参加。第一位幼儿随便说一句话,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即为下一位幼儿说话开始必须用的第一个字或者谐音,依次开展。如果到某一位同学字没听清或是用错了,必须接受惩罚。具体惩罚措施就是将儿歌朗诵三遍。游戏开始后,有的幼儿由于注意力不集中,没有听准前一位同学说话的最后一个字,导致无法接上去;有的幼儿虽然听准了前一位同学的最后一个字,但由于紧张或疏忽,导致接错。而且,“犯错误”后,大家主动接受朗诵儿歌的惩罚措施。这样,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养成了幼儿专心、细心的良好习惯,提升了有意注意力,而且也培养了他们遵守规则的意识。在阿拉伯数字学习活动中,运用了“火柴拼数字”的游戏,即让幼儿两人一组,每人发20支火柴,在一定时间内,用火柴分别拼出1到10之间的数字,最后以拼得对、拼得快、拼得多为胜。幼儿对“火柴拼数字”游戏很感兴趣,热情高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是两人一组,开始时幼儿们往往手忙脚乱,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已经拼写好的数字打乱了,然后又重新开始拼接,导致浪费时间。渐渐地,他们体会到了要提升效率,必须分工协作,相互帮忙不添乱,相互协作不乱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使幼儿对1到10的阿拉伯数字有了更深的印象和认识,锻炼了他们的认字、写字能力,而且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

三、益智游戏如何在幼儿教学中更好地运用

一方面,笔者认为幼儿教学中益智游戏的运用必须要用得“巧”,就是游戏内容应当与准备或计划教育幼儿的主题内容相一致、相吻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益智游戏的作用。比如,上文提到的,笔者在幼儿口语练习中用到的“说话接龙”游戏,目的就是更好地让幼儿更好、更清楚地说,这样的益智游戏所起到的作用和达到的效果都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益智游戏的运用必须用得“正”,就是运用的益智游戏应当有助于培养幼儿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三个倡导、24字价值观”就是要从婴幼儿教育开始,深入骨髓、引领思维,润物无声、入耳入脑入心。在幼儿教育中,笔者非常重视这一点,尤其在“爱国”“诚信”“友善”等方面的教育上,注重运用主题鲜明、价值观积极向上的益智游戏培养幼儿的道德素养,让他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在心灵深处明辨是非、认识美丑、鉴别善恶,潜移默化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王蔚.益智游戏在幼儿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文学教育,2016(8).

[2]吕丹.教育游戏设计初探[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08(6).

小学数学益智游戏培养学生思维方式论文

现如今,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小学数学益智游戏培养学生思维方式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摘要: 当前,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基于这样的情况,小学数学教师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不断进行改进以及优化。小学数学教师要在小学数学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全面增加益智游戏的应用,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小学课堂教学的效率,并且也能使小学生的数学思维以及创造思维得到全面的发展和推进。

关键词: 益智游戏;小学数学;应用研究;

当前小学教师在开展数学教学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有效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那么便需要在原有的教学方式上不断改进和创新,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以及学习热情。在实际授课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情况引用趣味性的益智游戏作为教学的有益补充。小学生年龄小,注意力容易分散,而游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长时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理解本节课的知识点。另外,游戏的运用还可以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和学习氛围,拉近师生、生生的关系。

一、益智游戏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传统的应试教育在目前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当前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以及完善,其中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内容便是注重学生综合素质以及能力的培养。在当前对于小学生来讲,他们正处于一个智力开发的关键阶段,因此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中,加入益智游戏有利于从小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模式以及动手习惯。

对于益智游戏来讲,这是一种有助于开发智力的游戏,在当前的诸多小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通过大量的研究调查得知,将益智游戏作为教学的辅助方式,它对学生的智力发育有着很好的帮助作用,并且能够使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在愉快的氛围中收获到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式对比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有着很好的改进。那么对于教师来讲,需要认真对待这种教学方法,以此作为辅助性教学,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一)以课堂教学为主,以游戏为辅

对于小学数学教学来说,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扩展教学的内容以及层次,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对于课堂教学的参与度。益智游戏和传统的游戏有着一定的区分,传统的游戏比较注重于娱乐性,而益智游戏更加注重在娱乐的同时开发学生的智力,并且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需要明确地了解益智游戏的特点,从而让学生在收获到快乐的同时也得到自我的提升,从而更好地学习以及成长。对于教师来讲,在设计益智游戏的时候需要立足于课堂教学的内容以及每一名学生的特点。

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益智游戏的时候,需要把班级内部的学生进行分组,对每一个小组布置相应的游戏任务,从而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有效地观察每一个学生的表现。对于积极参与到游戏当中的学生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这样的做法不仅使益智游戏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并且能够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有效地开展小学数学教学。

(二)有效提升当前小学生的综合素质

益智游戏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以及团队协作性,尽管如此,益智游戏也只能作为教学的一种辅助工具,并不能让其占据整个教学时间。那么教师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当中需要认真设计游戏,并合理分配游戏时间,使益智游戏既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又不会喧宾夺主,过多地吸引学生注意力,影响教学的高效开展。另外,益智游戏的运用,并不是单单地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为其在未来的发展中奠定一定的基础。

(三)有效发挥出益智游戏的作用

对于教学来讲,它主要是通过学生以及教师两者的交流来完成知识的传授。小学生往往有活泼好动,辨别是非能力差,以具体思维为主,对事物好奇,喜欢提问等特点。教师要以学生的'需求为主,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开展一系列的益智游戏,并有效加强游戏组织,将教学知识点巧妙地融入到游戏当中去,让学生在游戏中感受到学习内容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对知识的认知以及提高理解能力,这样一来,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及能力都会逐渐加强。

(四)有效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

根据一些相关的科学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小学生的注意力主要是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两个方面来组成的。在这两个方面当中,无意识注意占据了大多数的时间,而有意识注意则是占据着少数时间,但是有意识注意在学生的学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有效、合理地利用这一部分时间是我们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在教学中,教师应当了解到如何有效地利用学生的有意识注意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当前小学生智力的开发程度,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应用益智游戏有着积极的作用。很多益智类游戏的设计方向便是提升学生的有意识注意力,因此作为教师,我们必须要深入地了解益智游戏的作用,从而合理地运用到日常的教学中去。

(五)有效培养学生守规矩的意识

对于益智游戏来讲,它是提升教育效果的重要载体,但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游戏。对于任何一种游戏来讲,都有着属于自身的规则,那么教师就需要使学生懂得游戏的规则,让学生明白一旦违反规则就需要接受惩罚,从而在参与益智游戏的过程当中养成很好的规则意识。

二、益智游戏培养学生思维方式的探讨

(一)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对于益智游戏来讲,它是一种带有趣味性的游戏,可以开发学生的智力,使学生的思维更加灵活,更具思维的广度,让学生在愉快的心境中投入学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教师可以在教学课堂当中加入益智游戏,以这种方式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另外,教师还可以根据班级中学生的特点来组织不同的学生开展不同的益智游戏,使得班级内的每一名学生都能参与到益智游戏中,从而对他们的创新能力以及思维能力进行提升。因此,在当前小学数学的教学当中有效地加入益智游戏是一项十分重要且有意义的教学方法。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内容当中,例如教学广角推理,教学广角数与形等内容时,都对原本的数学知识进行了简化,使得学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对数学思想以及规律进行总结。因此,将良好的益智游戏融入到数学教学中,可以让学生的自学能力以及解题技巧得到明显的提高,不仅使学生了解到数学知识从繁化简的过程,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

(二)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

对于初接触数学知识的小学生来讲,他们年龄较低,自身的数学思维发展有着较强的限制性,因此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难正确地理解较为抽象的数学概念以及理论,那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并且小学生普遍有着活泼好动的特性,长期处于一个较为枯燥的学习环境中,便会使他们自身的学习积极性以及学习热情受到较大的打击,从而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和爱好。针对这种情况,小学教师应当积极地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激发学生兴趣的益智游戏,并且教师还需要不断地摸索数学教学内容和益智游戏两者的共同处,使得益智游戏可以很好地融入到课堂当中。在游戏的过程中,教师还要不断地鼓励和引导学生,使每一名学生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游戏中去。

例如,当教师在对学生教学图形方面的内容时,如果教师仅仅依靠书本知识来让学生进行图形的学习,掌握正方形、长方形以及三角形等图形的特点和性质,由于内容有些抽象,学生很难深入理解。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教师可以使用七巧板游戏的方式来对学生进行教学,让学生自己动手来摆一摆、拼一拼,从而加深对学习内容和知识点的理解,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思维能力,进而为学生以后的学习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或者教师还可以使用多媒体设备来播放教学的图形,加强学生的视觉刺激。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提高学生对于课堂教学内容的兴趣。

(三)有效提升学生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当前小学数学教学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便是当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之后,不能很好地使用到实际的解题过程当中。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的知识应用能力比较差。还有部分学生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往往死脑筋,只能记住这道题的解题步骤,但是当题目内容数字发生了改变之后便不会解题了。这主要是因为学生的思维惯性以及思维定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导致的。因此,为了使学生的数学思维得到全面发展,教师需要在教学当中教会学生举一反三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并且也可以使得学生的思维得到创新。

例如,当教师在进行图形和几何的教学时,如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教学,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那么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来进行教学,比如鲁班锁玩具。在课堂中,让学生对鲁班锁不断地拆分和重装,通过自身想象力来对不同形式的鲁班锁进行组装,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数学集合能力,也可以使得学生的数学思维方式得到有效的拓展。

三、结语

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对小学数学课堂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不仅仅是教会学生数学知识,更需要教会学生数学逻辑思维,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在这一时代要求下,小学数学教师必须要转变教学理念,不断改进和优化教学思路和方法。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入益智游戏,这样不仅可以对课堂上的氛围进行塑造,同时也可以加强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总体来说,当前小学数学成绩的提升,除了受限于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之外,它还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例如教师的教学观念以及教师的教学方式等,因此,教师应当在课堂中有效地引进益智游戏来提升学生的兴趣以及学习能力。

四、参考文献

[1]魏昌禄.数学游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实践应用探讨[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9(4).

[2]潘云.寓教于乐乐在学中-谈游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J].数学大世界,2017(9).

[3]邵丽娟.浅谈教育游戏在小学一年级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J].中国校外教育,2018(17).

外国服务营销研究现状论文

多数国家已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接入和先进的终端设备给互联网营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解释下国外网络营销的现状:

由于互联网营销因不受空间、地域、时间限制的优势, 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市场交易模式,网络营销已成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增长点。

面对越来越多大企业的“抢逼围”,中小企业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劣势。技术力量不如人,资金不够一个零头,人才更是弱项,中小企业究竟凭什么跟大企业竞争?中小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究竟何在?笔者认为,相对大企业来说,中小企业应以零距离营销方式快速获取竞争优势。 零距离营销,就是中小企业要利用对消费者的近距离接触,以变化和速度来求先求胜。可以说主动求变、速度制胜是“零距离营销”的精髓。发挥中小企业优势从产品销售各环节来说,应在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策略中突出四个“最”字。 最能满足目标顾客需求的产品 与消费者“亲密接触”的中小企业,无疑拥有深入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先天优势,但仅仅将注意力停留在顾客对现有产品的显性需求上则未免目光太短浅。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最佳的选择不是去追逐现有需求最畅销的产品,而是应该集中精力在目前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隐性”需求,追踪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作为自己产品定位的基础。最有效的方法包括: 市场补缺。消费者的有些需求由于需求量不大被忽视,或者是潮流改变带来的新需求,大公司没有介入。中小企业在经过评估后如果认为可以赢利,则可以采取市场补缺的策略开发针对性产品进入市场。 需求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处于随时变化中,消费者本人也无法清晰地意识到全部的潜在需求。而作为旁观者的中小企业,可以根据自己比较客观的了解去提出能满足消费者潜在需求的产品概念,然后采取调查、访谈等方式到消费者中去征求意见。消费者朦胧的需求会受具体产品的激发而明确化,厂商就可以将这些明确化的需求作为自己开发产品的出发点。这就是需求挖掘的方法。 个性化定制。当今社会,消费者对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日益上升,而这部分追求个性的消费群体往往正是20�80原则中所讲的那些提供了高利润率的20%的顾客群体。中小企业资源有限,如果将资源集中于为这些高质量个性化生活的顾客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就可以获得最大的投入产出比。 追踪式开发。对于一些产品开发周期短、受潮流影响大的产品,中小企业可以采用追踪式开发。例如服装企业就可以根据当红影视作品的服装风格、国外时装潮流变化来设计和推出自己的新服装。 最令顾客心动的价格 具体到定价策略上,中小企业可以采用需求导向与竞争导向混合的定价策略。一方面,根据消费者对自己产品的认知价值来确定自己产品的定价,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大企业相似产品的价格水平,以始终比大品牌产品低一些的有竞争力的价格来投入市场竞争。 而在价格调整策略上,中小企业应该主动求变,速度为先,以灵活的价格变动来吸引和保持消费者。大企业的资金雄厚,价格变动后执行力度大,如果跟它保持同步变动,则实力薄弱的中小企业无疑会处于劣势。而主动求变、求快、求先,保持领先一步的价格优势,才是取胜之道。例如,可以采取新品上市优惠价、节庆折扣价、促销价、高档品降低等方式灵活地来招徕消费者。 最直面消费者的分销渠道 在市场运作中,中小企业不能墨守成规,采用传统的层次繁多的渠道模式,而应采取尽量直面消费者的方式。一是中小企业的产品多为满足消费者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创新产品,则产品上市推广的速度尤为重要,渠道越短越能尽快赶在大企业前占领市场;二是中小企业面对分销商时,由于自己的实力有限,讨价还价能力弱,无法有效地控制渠道成员的行为,而尽量缩短渠道则能更好地落实自己的营销努力;三是中小企业经营范围、地域都相对狭小,终端零售商数目较少,中小企业能够实现直接跟终端联系。 最吸引消费者的促销方式 中小企业的促销策略要体现在自己资金有限、灵活度高两个特点。由于资金有限,就决定了不能够采用广告轰炸、人海推销等方式,而是应尽量采取投入产出比高的方式进行。例如,在投入广告时,注意选择在目标消费群接触率高、投入相对小的地方或者专业媒体来投放,而不是盲目地选择大众媒体。比如,电子辞典的推广就没有必要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相反,在大学生接触的媒体上做广告效果会更好,费用也低。 由于中小企业与消费者接触多,灵活度高,就该随追踪消费者市场行为的变化,采取快速多变的促销策略。比如,生产化妆品的企业在天气干燥时主推保湿产品,在高温天气则可以主要对防晒产品进行促销;此外,还可以根据当前青少年喜欢韩国影视剧的特点,推出具有韩国特点的产品等。 正所谓大有大的好,小有小的妙,企业规模小并不可怕,只要善于用零距离营销,采取主动求变、速度制胜的经营方式,中小企业同样能够赢得一片明朗天空。

找到了吗?我也在找

根据全球最大的网络广告公司DoubleClick最近对欧洲企业数字化营销状况的研究,将近一半的营销人员将网络营销作为营销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Email营销是最常用的网络营销手段之一。研究表明,英国和西班牙的网络营销应用在欧洲比较普及,分别为73%和66%。欧洲各国企业使用Email营销和定向标志网络广告的比例 Email营销定向标志网络广告英国58%50%西班牙54%37%法国9% 10%整个欧洲31%27%资料来源:DoubleClick,2001年12月这项研究表明,欧洲的企业营销人员比较倾向于利用企业内部的资源来开展营销活动(占31%),外包给专业机构的比例较小(21%),其中西班牙和意大利两个国家最为典型,利用内部资源开展营销的比例分别为59%和32%。在营销预算方面,33%的欧洲企业计划将今年全部预算的15%甚至更多比例用于网络营销,而在一年前,只有15%的企业有这样的计划。在这方面,英国、西班牙和北欧表现比较积极,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9%、38%和39%。此外,欧洲企业比较倾向于对网络营销进行投资收益率进行评估,因此很可能对网上营销活动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根据调查公司 Accenture( )的研究,3/4的美国和英国企业营销经理都认为无法评估一项营销活动的投资收益率。事实上,70%的经理人员表示在获得顾客注意方面有困难,大部分营销人员认为,由于缺乏公司范围的销售、营销和顾客服务集成工具,使得评价营销投资收益变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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