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货币发展史的论文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货币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了我国货币在发展中的几次重大演变。【关键词】货币发展演变一、我国货币发展的阶段 1.古代货币发展史古代货币的发展史指的是从先秦到鸦片战争前期货币的发展史。中国的古代货币制度，与其它国家不同，不存在什么本位制度，也没有主币副币之分，往往金、银、铜、谷、帛以及后来的纸币都同时不同程度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所侧重而已。各个朝代的货币制度也很不一致，即使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有种种变化和区别，叙述起来不胜枚举。在这一期间，我们大致将货币的发展分为先秦钱币、秦汉钱币、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代钱币、辽金西夏、元明清阶段，货币的发展由最早的贝币到秦半两、五铢钱、开元通宝以及北宋纸币“交子”的出现等等。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所以此时中国货币形式的演变、货币理论的研究、货币制度的发展以及货币制造技术工艺的进步，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古代世界上国际经济交往，特别是亚洲各国货币的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丛艳丽之花。 2.近代货币发展史在此期间，主要指的是辛亥革命，民国时期，人民政权革命三个阶段。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了军事用票和军用钞票，这些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钟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人民政权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发行了银铜纸布等货币，这些统称为人民政权货币，这些币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稳定金融，推进革命形式的发展，扩大任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公共，乃至中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3.当代货币发展史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当代货币的发展史大致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一五”计划时期，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六个时期。自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发行了四套人民币，同时还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发行了一定数量的普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等；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后，还诞生了香港货币和澳门货币。在建国之初，人民金融业经历了通货膨胀的洗礼，通过“三平”政策，有效的抑止了10余年来的通货膨胀；从58年至76年，人民金融事业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大跃进”时期，人民金融受浮夸和盲目发展的驱使；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它为把国民经济推上协调发展的轨道做出了贡献；在十年动乱中，它也保守破坏和摧残，曾有两次转轨，又两次受挫而被压制下去。粉碎“四人帮”后，金融事业迈出了新的步伐。二、中国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的重大演变 1.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关于中国货币，有人说，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人说，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看法，是因为考证的标准不同。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众所周知，海贝便是其中之一，海贝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取得了实物货币的地位，这个约是四五千年以前的事情。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在中国货币史上，最早取得支付手段的是一些自然物，商朝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五次极为重大的演变：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由杂乱形状向统一形状的演变、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中国从春秋时期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到战国时期已确立布币，刀货，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以后又经历了秦、唐、汉、魏晋南北朝，直到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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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历史发展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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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演变发展研究论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

关于货币发展的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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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产生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能够为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的贝壳、珍稀鸟类羽毛、宝石、沙金、石头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黄金货币金属货币经过长年的自然淘汰，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作为货币使用的物品逐渐被金属所取代。使用金属货币的好处是它的制造需要人工，无法从自然界大量获取，同时还易储存。数量稀少的金、银和冶炼困难的铜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金属。某些国家和地区使用过铁质货币。早期的金属货币是块状的，使用时需要先用试金石测试其成色，同时还要秤量重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建立了更加复杂而先进的货币制度。古代希腊、罗马和波斯的人们铸造重量、成色统一的硬币。这样，在使用货币的时候，既不需要秤量重量，也不需要测试成色，无疑方便得多。这些硬币上面带有国王或的头像、复杂的纹章和印玺图案，以免伪造。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商朝的铜贝。商代在我国历史上也称青铜器时代，当时相当发达的青铜冶炼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交易活动的增加。于是，在当时最广泛流通的贝币由于来源的不稳定而使交易发生不便，人们便寻找更适宜的货币材料，自然而然集中到青铜上，青铜币应运而生。但这种用青铜制作的金属货币在制作上很粗糙，设计简单，形状不固定，没有使用单位，在市场上也未达到广泛使用的程度。由于其外形很像作为货币的贝币，因此人们大都将其称为铜贝。黄金货币据考古材料分析，铜贝产生以后，是与贝币同时流通的，铜贝发展到春秋中期，又出现了新的货币形式，即包金铜贝，它是在普通铜币的外表包一层薄金，既华贵又耐磨。铜贝不仅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

中国古代钱币发展研究论文目录

在最早的时候，货币是贝壳的形式出现的，然后就是以金银的方式出现，后就是黄金，后就是硬币，再就是最早在四川出现的纸币了。

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中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货币，至少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度低下，劳动工具十分简陋，人们只能依靠集体劳动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免强维持生命，那时还没有货币。随着生命力的发展，当人们在维持自身生活必需之外，有了剩余产品，就产生了交换的需求。商品交换一开始是物与物的直接交换。物物交换困难很多，后来，人们从无数次的交换就比较容易成功。于是，从商品中分离出一种一切商品都能同它相交换的商品，这种商品称之为一般等价物。我国古代曾经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很多，如贝、玉、刀、铲、纺轮、帛等等。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就是货币。贝是我国最早使用的货币，在我国商代，贝已经当作货币使用了，以后不断演进为金属币和纸币。货币有五种职能，它们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第一章商和西周货币我国从夏代开始，已由原始共产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商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商代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在商代的六百多年中，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代的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随着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分工，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日趋巩固和加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在商代取得了显著发展，“商人”的名称可能即由此而来。商王和贵族经常以贝赏赐给臣下僚属，贝在当时起着货币的作用。贝为什么能起着货币的作用呢？因为贝具有以下条件：一、贝本身有使用价值，它可以做装饰品，在古代还是吉利的象征；二、有天生的单位，便于计数作价；三、坚固耐久；四、便于携带；五、数量不多，取得贝要花去相当劳动。商代的贝以“朋”为单位。原义为颈饰，每朋是串起来的十个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业的发展，交换的扩大，到了商代后期，出现了铜贝，这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铜贝，作为货币在商代还尚未广泛使用，到了春秋时期，才普遍使用。西周时期还出现了金属货币——原始布，但铸造尚少。布是古代的铲形农具“鎛”演变而来的。在交换中，青铜布向轻型化和小型化演变，成为金属货币的布。最初的布币，还较大程度保留着鎛的形状。第二章春秋战国货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走向崩溃，封建社会逐步确立的大变革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和习惯的不同，遂形成了这一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性，除西周已有布币外，尚有刀币、环钱、蚁鼻钱和爰金等。一、空首布币布币是春秋时期除齐，楚以外普遍使用的货币。早期的布币形体较大而无文字，以后多铸有纪数、纪地、纪干支、纪币或币值的文字。春秋时期空首布币有：空首耸肩尖足大布空首无文布平肩桥足空首布这类空首布多有一字或二字地名，也有纪干支、数字的。“高”空首布：“高”，地名，即高都，春秋时晋地，在今山西省晋城县东北。“周”空首布：“周”，地名，即平周，春秋时晋地，在今山西省介休。“留”空首布：“留”，地名，即屯留，属晋，在今山西省屯留县。“示”空首布：“示”，地名，即示邑，属晋，在今山西省祁县。“同”空首布：“同”，地名，即“同是”，亦即“铜鞮”，晋邑，在今山西省沁县。“雨”空首布：“雨”，地名，露的省写，亦即潞，晋邑，在今山西省潞城县。“吴”空首布：“吴”，地名，即虞山，属晋，在今山西省虞乡。“智”空首布：“智”，地名，即智城，晋邑，在今山西省解县。“吉”空首布：“吉”，地名，晋邑，在今山西吉县。“文”空首布：“文”，地名，属晋，在今山西文水县。“耒”空首布：“耒”，地名，即耒邑，晋地，在今山西黎城县。“吕”空首布：“吕”，即晋吕邑，在今山西省霍县西南。“侯”空首布：“侯”，地名，即晋温邑，今河南武陟县。“南”空首布：“南”，地名，魏地，今河南南阳。“于”空首布：“于”，地名，在今河南沁阳西北。“武”空首布：“武”，地名，赵邑，在河南省北。“甘”空首布：“甘”，即甘丹，地名，亦即邯郸，赵邑，在河北省。“向”空首布：“向”，地名，春秋时郑地。今河南洧川县西南。“是”空首布：“是”，地名，即“同是”。见上释。“贞”空首布：“贞”，即贞阝，地名待考。“戈”空首布：“戈”，即武的省写。“木”空首布：“木”，即木门，地名，属晋。“尚”空首布：“尚”，地名，即邬，春秋晋邑，在今山西介休县。“西”空首布：“西”，即西都，地名，本属晋，后属赵。此外，尚有●、商、宋、毫、粤（或释雩）、羊、阜、成、鬲、土、木、王、羽、易、公、非、朱、工、羔、良、居、益、松、井、文货、大、屯、止、瓦、仁、甘、台、合、●、棐、屰、鸟、贸、莫、阳、定、谷、竹、册、室、城、康、下、云、瑁、皿、白、幺、日、垂、艹、窒、氏、叔、空、安周、金、斤、古、富、田、上、君（群）、群、室、、安臧、宫考等。其中有些字的考释仍有待研究，上已引用的考释是否准确，也还有推敲的余地。空首布中纪数字者已见的有一至十，其中“四”与“九”未见，纪干支的有丙、戊、辛、壬、癸。纪地支者，有子、卯、已、午、未等。空首布中尚有斜肩的，如王川釿（旧释三川金化或齐金化）、东周、武等数种。二、平首布币空首布进一步轻型化和小型化发展，成为首部平直不空，裆部加深的平首布。在其演变过程中，又可分为尖足、方足、园足等。体形亦由大向小发展。各种形状的平首布分别介绍如下：尖足布“晋易”尖足布：“晋易”即晋阳。战国时赵邑，今山西太原。此布有大小两种，小者称“晋易半”，但亦有无字者。半即两枚当大者一枚之意。“易人”尖足布：“易”为阳字简写。阳人，地名，秦地。在今河南临汝县西。此布亦有大小二种。“文阳”尖足布：“文阳”现释为“汶阳”，恐不确。汶阳为鲁地，后属齐，故地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齐国用刀不用布，故此文阳当不指此。文阳尖足布亦有大小两种，其背有字者，意同上。“西都”尖足布：“西都”，地名，战国赵邑，今山西孝义县。“中都”尖足布：“中都”，地名，本属晋，后属赵，故城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北。“甘丹”尖足布：“甘丹”为邯郸的简写，地名，春秋时属晋，后为赵都。故城在今河北邯郸。“榆乡”尖足布：“榆乡”，地名，战国赵邑榆次，晋时名榆邑，地在今山西榆次。“离石”尖足布：地名，战国时赵地，在今山西省。“平州”尖足布：“平州”，地名，现释为齐地，在今山东省莱芜县。齐不用布，此释恐不确。“平周”尖足布：“平周”，地名，魏邑，在今山西介休县西。“莆子”尖足布：“莆子”，地名，在今山西。“新城”尖足布：“新城”，地名，赵邑。《史记·秦记》：“庄襄王三年，蒙骛攻赵新城。”在今山西朔县西南。“武安”尖足布：“武安”，地名，战国赵邑，在今河南省。“皮氏”尖足布：“皮氏”，地名，魏邑，故城在今山西河津。“长葛”尖足布：“长葛”，地名，郑邑，在今河南长葛县东北十二里。 ●丘”尖足布：“●”即显，“显丘”地名，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商丘”尖足布：“商丘”，地名，宋国都，在今河南开封附近。“霍阝”尖足布：即霍，国名，地在今山西霍县西南，为晋所灭。“于半”尖足布：“于”即于阝，地名，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半”为二分之一之意，释同前。“中阳”尖足布：“中阳”，地名，赵邑，即山西中阳县。“●邑”尖足布：“●邑”，地名“●”字为虢字变体，即北虢所在地，为晋所灭。地在今山西平陆县。“●”尖足布：即“蔺”字，地名，赵邑，即山西离石县。“腧”尖足布：“腧”，地名，即山西榆次县，本属魏，后属赵。“阳化”尖足布：“阳”，地名，即阳邑，在山西太谷县。“化”，币名。“兹氏”尖足布：“兹氏”，地名，春秋属晋，战国归赵，地在今山西省。“韦”尖足布：“韦”即韩，地名，在陕西省韩城，韩邑。“武平”尖足布：“武平”，地名，赵邑，在今河北省文安县、汾阳县附近。平肩尖足布尚有兹、豕●半、北兹、邪山、●、寿阴、大阴、艹等多种。方足布平首方足布是战国时期流通最广的布币，按其形状的不同，可分平首锐角方足布、釿布、小方足布几类。 1、平首锐角方足布：平首锐角方足布是方足布中的早期类型，流通时间约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其特点是在平首顶端有两锐角分别向两侧突出。这种布传世很少，所见不多，约有下列数种：“公”方足布：“公”，地名，即公里，宋地。“垂”方足布：“垂”，地名，魏邑，今山西曹县北。“涅金”方足布：亦有释作“涅阴”者。“涅”，地名，晋邑，在今山西省武乡县。“卢氏涅金”方足布：“卢氏”，地名，西虢的别称，在今陕西宝鸡县东。此币上有两处地名，颇费解。 2、釿布：釿布的特点是平首方足圆裆，肩则有圆有方，较厚重。钱文字数较多，内容有纪地及纪值的。“晋阳二釿”、“晋阳一釿”、“晋阳半”釿布：“晋阳”，地名，战国赵邑，即今山西太原。“釿”，币值。二、一、半则纪数也，二釿等于二枚一釿，又即等于四枚半釿。“安邑二釿”、“安邑一釿”、“安邑半釿”布：“安邑”，地名，魏旧都，地在今山西夏县。“釿”见上释。 “梁二釿”、“梁一釿”、“梁半釿”布：“梁”即大梁，魏国都。战国时魏都曾由安邑徙大梁，故地在今河南开封。“釿”释见前。“虞一釿”、“虞半釿”布：“虞”，地名，今山西虞乡。“釿”释见前。“●一釿”、“半釿”布：“●”，地名，郑邑，后属韩，在今河南登封县。“釿”释同前。“甫反一釿”布：“甫反”即蒲反，魏邑，今山西永济县北。“釿”释同前。“安阴”布：“安阴”，地名，赵地，今河南安阳附近。“分”布：“分”，地名，汾阳之布也，战国时属赵，地在今山西汾阳。“梁充釿二五十当●”布：“梁”，地名，见前释。“●”重量单位或币值。全部钱文的意思是：“梁二釿布五十枚当一●”。“梁充釿布一百当●”布，意为“梁一釿布一百枚当一●。”“梁正尚百当●”布：释同上。“梁半尚二百当●”布：意为：“梁半釿布二百枚当一●”。 3、小方足布小方足布是战国时期流通较广和流传至今也较多的一种布币，其特点是平首平肩方足方裆，体小而薄，钱文较工整，内容多纪地名。“安阳”小方足布：“安阳”，地名，赵邑，在今河南安阳。“宅阳”小方足布：“宅阳”，地名，魏邑，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宜阳”小方足布：“宜阳”，地名，韩邑，在今河南宜阳县。“尹阳”小方足布：“尹阳”，地名，在今河南伊阳县。●阳”小方足布：“●阳”，即平阳，地在今山西临汾。“平阳”小方足布：“平阳”，地名，赵邑，在今山西临汾县。“虞阳”小方足布：“虞阳”，晋地，在今山西平陆县。“晋阳”小方足布：“晋阳”，地名，晋邑，在今山西太原。“文阳”小方足布：“文阳”，地名，即汶阳，鲁地，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另见尖足布“文阳”释）“赵邑”小方足布：“赵邑”，地名，赵地，在今河北蔚县。“邬邑”小方足布：“邬邑”，地名，晋旧地，在今山西介休。“●邑”小方足布：“●邑”，地名，晋旧地，在今山西霍县。“阳邑”小方足布：“阳邑”，地名，晋旧地，在山西省。“祁”小方足布：“祁”，地名，晋旧地，在山西太原。“平邑”小方足布：“平邑”，地名，赵地，在今河北省。“中邑”小方足布：“中邑”疑即“中都”，赵地，在今山西平遥县。“汞邑”小方足布：“汞邑”，地名，韩地，在今河南登封。“奇氏”小方足布：“奇氏”，地名，即山西猗氏县。“皮氏”小方足布：“皮氏”，地名，魏邑，在今山西河津。“曼阝子”小方足布：“曼阝子”，地名，在河南洛阳东南。“襄垣”小方足布：“襄垣”，地名，赵邑，即今山西襄垣县。“北屈”小方足布：“北屈”，地名，旧晋地，在今山西吉县东北。“处奴”小方足布：“处奴”，地名，属晋，在山西省。“涅”小方足布：“涅”，地名，晋地，在今山西武乡县。“中都”小方足布：见尖足布“中都”。“莆子”小方足布：见尖足布“莆子”。“●丘”小方足布：见尖足布“●丘”。“分”小方足布：见尖足布“分”。“同是”小方足布：“同是”即铜鞮的省写，地名，属晋，在今山西沁县。“露”小方足布：“露”即潞，国名，为晋所灭，遂为晋地，在今山西潞城县。“咎如”小方足布：“咎如”本为一小国，为晋所灭，地归晋。“来阝”小方足布：“耒阝”，即来邑，疑指小国黎，后归晋，地在山西西南。“木阝”小方足布：“木阝”，即木门，地名，晋邑。“长阝子”小方足布：“长阝子”，即长子，地名，晋邑，在今山西长子。“屯留”小方足布：“屯留”春秋时赤狄邑，晋灭之，地在今山西屯留。“长安”小方足布：“长安”，地名，赵邑。“共阝”小方足布：“共阝”即共，郑邑，在今河南辉县。“平原”小方足布：赵国有平原君，或谓平原君所封之地。“丰”小方足布：“丰”，地名，周旧邑，地在陕西雩县东。“蔺”小方足布：释见尖足布“蔺”。“高都”小方足布：“高都”，地名，春秋时属晋，战国属魏，在今山西城县东北。“马●吕”小方足布：“●”即服的省写。“吕”为营字之省写，居住地。赵惠文王封赵奢为马服君，此当指赵君所封地。“平阴”小方足布：“平阴”，地名，晋地，在今河南孟津县东。“辛阝”小方足布：“辛阝”，即莘，地名，原属虢国。“冥阝子”小方足布：“冥阝”，地名，春秋时虞邑，后归晋。“于爻”小方足布：“于”为于阝的省写，《古泉汇》认为“爻”为郊字省写。则“于爻”即“于阝郊”，于阝国都城郊所铸。于阝城故地在河南沁阳县西。“平周”小方足布：释见尖足布“平周”。“朱邑”小方足布：或释邾，国名，在山东邹县南。“商丘”小方足布：释见尖足布“商丘”。“瓦阝”小方足布：即“瓦”，地名，周地，在今河南洧川县。“成阝”小方足布：“成阝”，国名，在今山东宁阳县北。“郜”小方足布：“郜”，地名，晋地，在山西祁县。“郏”小方足布：“郏”，地名，周地，在今洛阳西。“莱”小方足布：“莱”即时来，郑地，在河南荥泽县东。“木贝”小方足布：见上“木阝”。“平贝”小方足布：即“平邑”，见上释。“兹氏”小方足布：“兹氏”，战国赵地，在山西。此布有署“兹氏半”者，即两枚等于一枚“兹氏”。“涅阴”小方足布：见前“涅金”释。“宁”小方足布：“宁”，地名，春秋时为义渠国地，后归秦，地在甘肃宁县西北。“宝”小方足布：“宝”亦为义渠国地。“邰”小方足布：“邰”，国名，地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高阝”小方足布：“高阝”，地名，晋邑，在今河南省柏乡。“甫阝氏”小方足布：“甫阝”，地名，在陕西略阳。“未邑”小方足布：“未”为妹的省写。妹邦“纣之所都处也”。地在今河南淇县北。小方足布尚有益昌、阴平、梁阝、戈阝、禾阝、郎、王氏、土易、王易、涿、害等等。战国布币中，尚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平肩长身而方足，首部有一孔，钱文为四字，有释“殊布当釿”，有释“殊布当十化”，现又有释“旆钱当釿的”，背文为“十货”。又有一种形如两个方足布的足部连在一起，面文及幕文均有二字。有将面、幕文连续释为“四布当十化”的，现有释为“四钱当釿”。这两种布数量很少。三孔布及圆足布三孔布的首部及两足均有一孔，故名之为三孔布或三窍布。这种布币是战国末期秦铸行的货币，形制特殊，传世极少。币面有纪地文字，背面则有纪重文，如：两、朱（后作铢）等。“南行唐”（或释“鲁阳”）三孔布：“南行唐”，地名，战国时赵邑。“安阳”三孔布：释见上“安阳”条。此外尚有“上比阝阳”、“下比阝阳”、“上专”、“下专”、“杞”、“雁乡”、“北九门”、“蔺”等。三、刀币刀币是由青铜刀类演化而来的，可能起源于渔猎地区，后来在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地区发展。使用刀币的有齐、燕、赵等国，其使用布币的同时也兼用刀币。刀币大致可分以下几个类型。 1、齐刀：齐刀是齐国的货币，形体较大，制作工整，文字亦美。齐刀往往根据其钱文字数多少称谓之。齐六字刀：这是传世极少的一种珍贵刀币。它制作精细，文字清秀，充分反映战国时期文化艺术及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币文六字有释为“齐造邦长环化”、“齐造邦●法化”、“齐造邦长法化”、“齐造邦长大化”等，至今尚无一致意见。“造邦”有人释作地名，亦有人释作“开邦建国”之意。 “齐法化”三字刀：背文有中、牛、生、巠、平、工、丙、大、上、士、土、安、方、行、刀、化、匕、亻、吉、木、禾、易、日、金、法（●）、廿、司、北、二、央、立、互、本、七、正、白、文、工等字。“齐之法化”四字刀：背文有日、化、●茴、个、亻、上、十、二等字。“齐之化”三字刀：此刀传世极少，背文有匕、文等。“节墨之法化”刀：节墨即墨，齐国即墨地方（在今山东平度）所造。背文有安邦、●大行、日工、吉、上、化行、司、●等字。“节墨法化”刀：与上同。背文有土、人、亻、一、七、八、十、匕、上、●、九、日、大、化、司等。“安阳之法化”刀：“安阳”，本属莒，后属齐。《史记·六国表》“齐宣王四十四年伐莒及安阳。”背文有化、●、日、上、工、匕、一、二、●、八等字，字上有一星点，星点上又有三横划。齐明刀：山东博山县出土较多，故亦称“博山刀”。博山地域古属齐，故知为齐刀币。又因刀上有一“明”字，故全称为“齐明刀”。背文有一字者居多，也有二字和二字以上者。有些文字尚待考释。背文中有共化、齐化、齐化共金、齐●化等字，亦可证为齐刀之一种。尖首刀：尖首刀是刀币中早期类型，首部较尖削。这种刀有一类首部特别尖，无钱文，有把它称为针首刀的，其流通时间在春秋。一般尖首刀比齐刀薄小简单得多，钱文以一字居多，如：非、城、立、土、易、化、木、吉、生、于、工、上、中、下、水、王、氏、井、日及数字一、二、三等，二字者较少，有兆阝化、工化、非一、文一、六一、八木、丙匕、六丁，兀城等，尖首刀多出土于河北一带。 2、明刀：因刀面上有一“明”字得名，明字又有释作“召”、“●”、“莒”等字的。明刀的形制有两种：一种柄部和身部曲折如磬，因此也称“磬折刀”。另一种圆折微弯，故又称为“圆折刀”。这种刀币主要出土于河北，一般认为是燕国货币，也有认为赵国也使用这种刀币。刀背上的文字有工、化、干、上、下、左、吉、行、乙、壬、癸、良等，有些字尚不可识。 3、圆首刀：此种刀是战国刀币的晚期类型，刀首两边圆，故称圆首刀。又因刀身与柄连接处近平直微弯曲，故又称为直刀。刀上有无字的，也有有字的，有字的有下列几种：“甘丹”圆首刀：“甘丹”，即邯郸，赵地。背文有●、刀、六、八、十等，亦有无字的。“白”圆首刀：“白”，柏的省字，指柏人，赵地。背有一、二、五、六、七、十、一二、二一、廿四、人、厂、鱼、文、田、乙等字，亦有无字的。“白人”圆首刀：释同上。背有作“二”字的。“成白”圆首刀：“成白”，地名。小直刀：刀身平直体形较小，是战国末的刀币。钱文仅见“晋阳化”、“晋阳釿化”、“晋阳”数种。四、环钱环钱是由纺织工具纺轮演化的货币，也有人认为是从玉环、石环等装饰品或刀币的环部演化而来的。其形圆而中间有孔，便于携带，亦便于计数，且不易折损，因而最终成为我国方孔圆钱的直接祖先。战国时期除楚国外，其他国家或先或后都铸行过环钱。早期的环钱形较大，无文厚重，孔先圆后方，先无郭后有郭，并有铸文，同时还逐渐向轻小方向发展。兹介绍如下：“垣”字环钱：“垣”，地名，即长垣，初属卫，后入翟，再属晋，地在今山西垣县西，此钱有认为是春秋时垣地所铸。“共”字环钱：“共”，地名，战国属魏，在今河南辉县。“蔺”字环钱：“蔺”，地名，见前释。“异阴”环钱：旧释“济阴”，今从《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读异阴。地在河南新郑、密县一带，为郑地。“离石”环钱：“离石”，地名，见前释。“长垣一垣”：“长垣”释见上“垣”条，一垣为货币单位。“共屯赤金”：《历代古钱图说》释：“屯”，纯者，共邑之铜纯而色赤，故曰共屯赤金。“共口釿”：第二字待考。“东周”环钱、“西周”环钱：“东周”、“西周”均为地名。公元前441年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郏邑，为垣公地，在洛阳西北，称西周。公元前357年，周惠王又封其少子班于巩，在洛阳东北，称为东周。东、西周是位处周都洛阳的方向而言，非历史上的东、西周。“东周”环钱为东周君铸，“西周”环钱为西周君铸。“安臧”：待考。“明化”、“明四”：均为燕环钱。圆形方孔。“半环”：“半环”，货币单位，谓一环之半。“贝益化”、“贝益二化”、“贝益四化”、“贝益六化”：“贝益”，币名。“化”，货币单位。数字则纪币值。此钱圆形方孔。“一珠重一两。十二”旧释：“重一两十二珠”。此币尚有“一珠重一两·十三”“一珠重一两·十四”的，据考释为秦环钱。“两甾”：“甾”，重量单位，每甾为六铢，两甾即十二铢亦即半两。此钱圆形方孔，亦为秦币。五、蚁鼻钱与爰钱蚁鼻钱蚁鼻钱是楚国的铜币，是贝币的高级形态，因其形状及上面的刻文形如“鬼脸”，又称“鬼脸钱”。“蚁鼻钱”上的刻文有数种，有释作“坐”、“●”、“金”、“●朱”又有释为“各六朱”的郢爰。我国不但是最早使用金属铸币的国家，也是最早使用贵金属——黄金作货币的国家。贵金属便于分割、贮藏、携带，体小值大、质量经久不变等优点，是理想的币材。“郢爰”是我国最早的金币，“郢”是地名，楚国首都。“爰”是重量单位。除郢“爰”外，尚有“陈爰”。第三章秦钱币（公元前206——221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一系列加强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同时，又统一了币制。规定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每镒重二十两（一说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钱为下币，圆形方孔，单位是半两（重十二铢），重如其文。从而把各种原始形态铸币统一于方孔圆钱之下。秦半两钱之所以圆形方孔，据说是因为秦始皇迷信当时方士们所宣扬的“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缘故，实际上方孔圆钱在战国时期早已有之，并非秦始皇的发明。但他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币制，规定了货币的形制和单位，无疑是一大贡献。半两钱一般重八克左右。但因每范所铸钱很少，故需范甚多。钱范不够整齐划一，带来钱币的轻重大小及文字也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战国纷乱的货币形制统一于半两钱以后，从此，我国的货币形制基本固定下来并延续了两千多年。第四章两汉钱币（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汉初货币承袭秦制，使用半两钱，但逐渐减重。黄金改以斤为单位，斤又称金，每斤重十六两。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改铸行“五铢钱”。这是货币形制的重要改革，由于五铢钱轻重大小适中，此后七百多年间，一直成为我国主要的货币。一、西汉钱币（公元前206——公元8年）西汉有三种钱，即秦半两、汉半两、五铢钱。汉半两钱因轻重不同，又有八铢、五分、四铢、三分数种。五铢钱中又有各郡国所铸的“郡国五铢”、中央政府所铸“赤仄五铢”、专门的铸钱机构上林三宫所铸“上林五铢”等。又因私铸盛行，汉初货币一度曾相当混乱。西汉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注意兴修水利，普通使用牛耕和铁农具，使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货币经济也较前发达。国家赋税，除田租外，皆以征收货币为原则，薪俸则钱帛参半，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三铢”半两公元前206年，汉高祖行半两钱，因经济窘迫，所铸半两钱大幅度减重。“榆荚”半两汉初许民铸钱，为图大利，各地豪强大户私铸纷起，钱愈铸愈薄，成为孔大体小、形如四片榆荚的小钱，被称为“榆荚半两”。劣钱的泛滥，曾使当时物价飞涨。“八铢”半两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改铸重八铢的半两钱，减重三分之一。“五分”半两重量只有五分之一，故称。非钱径仅五分。三铢钱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铸三铢钱，约重两公分，行四年废。“武帝”半两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废三铢钱，恢复半两钱。“郡国”五铢汉武帝无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废半两钱改行五铢钱，从此结束了半两钱的流通。五铢钱许各郡国铸造，这些五铢钱轻重成色不一，制作较粗糙。“赤仄”五铢郡国五铢既粗且滥，武帝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铸行赤仄五铢，每枚当郡国五铢五枚。年谓赤仄，即外郭光滑整齐。“上林”五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停止郡国铸钱，并废赤仄

揭开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版银币之谜

关于这枚钱，钱币学者孙浩介绍说：浙江地处沿海，通行洋银甚早，清季虽已设厂造币惟大量产制银元是民国以后的事。由于筹建较迟，光绪二十五年浙局开铸后即奉旨停工，机器拆迁他处；营运期间所出银币数额不多，因正面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碑文的书法，俗称“魏碑”。然而存世另有一种铭文为楷体之“浙江楷书”，极罕见。惜国内文献记载欠缺，故早年藏界对其出处及年代的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楷书”版在多数钱币书籍之记载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如大陆出版之钱屿《金银货币鉴定》、董文超《中国历代金银币通览》、李晓萍《中国近代金银币图典》、台港之张惠信《中国货币图录》、林国明《中国金银币目录》等，包括由杭州市钱币学会编辑出版之《浙江钱币》一书皆如是说。

浙江首座正式的造币厂是在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朝廷准设浙江银元局后，自德国购置机器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开铸。而后来清廷却以各省设局过多，成色重量参差、不便商民使用，荼靡经费，于该年四月下令除特许外均停铸银元，因此其即于是年七月奉旨停工，设备拆运至北京，作为筹办“京局”之用，后京局造币厂在次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浙江当局因此也没有再继续生产银币。因此“浙江省造光绪元宝”银币实际流传下来的数量相当稀少。

本人三十年前有缘得到一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缶宝）七钱二分银币，当时不知其价值，近来从网上查询得知其珍稀。该币从网上查询之档案完全吻合，该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国内湖北银元局（背面英文证明）代铸样币。该币楷书端庄秀丽、铸工精良，龙图及楷体字口深峻，镜面版底精铸，均匀淡彩银光，精美绝伦。从实物痕迹中可看出当时同批铸品可能销毁（流通过程中无法形成此痕迹），因浙江银元局正式开铸（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没有采用楷体（采用“魏碑”字体）。从实物中看出该币银色滋润，光泽柔软，声音脆而洪亮，柔和悦耳，余音悠长，淡淡墨色呈油汗状物包浆，层次色泽十分丰富，流通磨损痕迹自然，边齿规整均匀，齿内包浆十分明显，币面币背机铸纹（特别是“江”字周围机铸纹理）清晰可见。该币正面整体金黄色（镜面版底精铸）呈样币形式，而反面色泽并不匀称则以普通流通币形式出现，因浙江银元局当时只需正面币模（样币正面即可，后面来历说明）。该币因何原因流落民间不得而知。直径，厚度，重量克。

结论：由于筹建较迟，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委托湖北银元局试铸了该款（楷体）样币，浙江银元局打破了各省千篇一律、千钱一面（楷书体）样式，选择了“魏碑”字体。注“魏碑”版的由来（即浙江光绪银币由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浙江巡抚廖寿丰请准后向德国购置机器，订购设备时包括样币和模具（二十三年浙江省造，来自德国奥图·拜赫厂档案揭露），由于交付时（奥图·拜赫厂档案记录：1898年2月16日即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交付）正面币面上所标示的“光绪二十三年造”与实际年份不符，故正面币模弃用。浙江银元局需要正面币模（背面币模随德国设备而来），只好委托当时国内铸模工艺比较成熟的湖北银元局设计，而湖北银元局只是将自己的正面币模去掉“湖北”加“浙江”并铸成样品呈浙江审核（即：背面无作用，只是镶配上去才能铸成正面样品），浙江银元局审批未通过，重新要求湖北设计另外一种款式（“魏碑”字体，见：2015-07-19，新浪博客深谈『1899年浙江省造魏碑体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试铸样币』的特征及防伪设计）。最终正面采用湖北“魏碑”模具，反面采用德国“二十三年造背面”模具。（见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

(本图片本人实物拍摄并填补了百度百科“浙江省造光绪元宝缶宝七钱二分”空白)

摘自网上各位专家对该款国产样币的评论：这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整体呈金黄色，熠熠发光的钱币造型给人一种贵族之气，也同时展现出它距今年代的久远。钱币的设计非常精致，不仅图案保存完整，刻字还异常的清晰，这在当今的钱币市场中已经变得并不多见，小而精的造型更是让众人大开眼界。楷体字磅礴大气、镌刻细腻、分布匀称、字体清秀挺拔、笔画刚劲有力，端庄秀丽、犹如石碑。整个币面的造型非常和谐美观。背面中央精刻着全身舞动的飞龙，神龙目光炯炯有神、身姿娇健、霸气威武、纹路清晰、如刀刻所成。整器历史留来的沧桑感清晰可见，品相完好、币面干净、字迹清晰、色泽温润、包浆纯正、小巧别致、异常精美，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

关于揭开“浙江楷书版银币”谜底的来由：浙江“楷书”如此，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近来看到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的文章，才解开谜底，而此币图册2018年5月30日之前已上百度（6月17日更正为1898年）。

关于“浙江楷书版银币”改刻问题的释疑：改刻必有痕迹，流通币与样币不同（样币版底为镜面Proof），还可用高倍放大镜检测或用超声检测字体内部结构，再说改刻者也不可能改刻如此无隐蔽、离谱的东西。而该币正面版底为镜面Proof、“江”字周围机铸纹理、包浆、秀丽字体都证明是原币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