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术的论文

可以去《孔子研究》中找找看。不知道你需不需要原文。这里只列了一些标题……是从别处贴过来的，不知有没有用~蒙培元 .中国哲学中的情感理性[J]冯友兰、黄子通、马采.孔子思想研究[J].新建设，1954，(4).杨向奎.孔子的思想及其学派[J].文史哲，1957，(5).任继愈.孔子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N].北京日报，1961-07-27.孙长江.怎样分析孔子的哲学思想[J].教学与研究吴泽.论孔子的中庸思想[J].学术月刊，1962，(9).蔡尚思.论孔子中庸及其变革思想的实质[J].学术月刊，1963，(11).冯契.孔子哲学思想分析[J].中华文史论丛，1979，(1).周予同、贺卓君.关于孔子的几个问题[J].中华文史论丛，1979，(1).

1、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2、孔子思想学说的集大成性质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如何评价孔子的学术成果论文

孔子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但是也有他的局限性，以及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妥协性。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其中的一些思想直到现在仍然受用，感染了每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

政治思想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经济思想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教育思想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美学思想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评价孔子

孔子道德修养极高，无愧于万世师表，亦被后世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然其未能得道且通晓阴阳，故愚以为，孔子实为贤人。

古往今来，圣贤可谓凤毛麟角；而正是这些为数寥寥之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体系的框架。其中，声望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孔子。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平民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私学虽未必为孔子首创，但因其而兴盛。孔子收徒讲学，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亦作育了不少英才——正是这些英才，令《论语》得以面世，使“述而不作”的孔子，得以万古流芳。

《论语·子罕篇》有云：“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有云：“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

显然，孔子不仅在道德上承前启后，而且在文学上继往开来。

总而言之，孔子是中国在文学与道德上影响最大的贤人。

贤人

《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有云：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贤人矣？”

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吾定义贤人为：道德修养极高，足以为时人所效法，为后世所景仰，且未能得道的人。（按：贤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孔子为参照，凡境界与孔子差距很明显者，皆不足以谓之贤人。）

愚以为，儒家所谓的圣人（如尧、舜、禹、周公、孔丘、孟轲、荀卿），实为贤人；世人公认的大儒（如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顾炎武）与得孔子真传者（如颜回、曾参、子张、子夏），亦可谓贤人。儒门以外，《庄子·天下》所列举的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均是贤人；若杨朱、列御寇未能得道，当属贤人。此外，韩非、晏婴亦为贤人。

古籍散佚严重，由于文献不足，故不少贤人被遗忘于历史之中。此外，因鄙人孤陋寡闻，亦有部分贤人（尤其在儒门之外的）未予列出。

总而言之，贤人并不多见。

孔子作为中国最有名的哲学家，他是儒家的代表，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也非常的有学问，孔子改变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他是一个无私的人，也是我国的著名名人，他的教育让人们感觉非常的好。

如何评价孔子的学术成果论文题目

孔夫子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可归纳四个方面：第一是确立了中华民族的道统和法统，如果没有这个道统和法统，那么我们的民族思想就没有根，就没有魂。这个根和魂用《中庸》里的两句话来说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夫子的政治理念，是源于尧舜文武这些古圣先贤的。大家知道尧舜距我们现在已有四千多年了，正是因为孔夫子在总结六经时，从《尚书》的尧典、舜典开始，把历史先圣先贤优秀的文化政治理念加以积淀、加以总结、加以确立，才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上述到尧舜时代。当然在尧舜之前还有黄帝、神农氏、伏羲氏这些远古帝王，虽然在黄老学说里，在远古神话中可以捕捉到这些先祖的影子，但都没有文字可考了。所以，孔子所确立的中华民族的道统和法统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自觉于其他的民族，区别于其他的文化，使中华民族有一种自我认同感，有一种向心力，有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这种向心力，如果没有孔夫子，谁也做不到。第二是对三代文献的整理。大家都知道“四书五经”，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以前还有一部《乐经》，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已经失传了。以《诗经》为例，它是孔夫子对周朝初年到春秋中期这么五百年诗歌的整理汇集，它包括了黄河流域周、鲁、魏、郑、卫、齐等很多国家的诗歌，并通过风、雅、颂的形式，把民歌和庙堂的乐章编辑在起来。如果没有孔夫子的编订，那么我们现在要想看到上古时期周朝的诗歌是做梦也办不到的。正是有孔夫子的整理，又授予他的弟子，《诗经》才一代代传承下来。还有大家感兴趣的《易经》。《易经》传说是伏羲造八卦，又由周文王演为八八六十四卦。但如果没有孔夫子做《十翼》，传文加以阐释，那后人谁也读不懂《易经》，都不明白那相互缠绕的六道横线到底是在说什么。孔夫子传易，是对先秦精要哲学思辩的一个总结。学术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理性化思辩思想的骨干，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易经》、一个是《道德经》。当然若这两部经典融为一体，一言以蔽之，就是阴阳五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尚书》，因为只有通过《尚书》，我们才能了解从尧舜到夏禹，以及夏商周时期一些圣王的教化。四千多年以前的尧舜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我们从地下的出土文物中能看出什么？那些出土的瓶瓶罐罐又能说明多少问题？我们通过《尚书》的“尧典”、“舜典”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理念，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状态，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疆域乃至地理疆域，也可从中看到透露出来的当时的科学信息。

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那一点儿也不算夸张。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移世易，孔子的许多思想包括他的和谐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任何一种思想，倘能经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都应有其内在的魅力、恒久的价值。孔子的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重现其活力、重放其光辉，就是如此。那么，孔子和谐思想的特色在哪里呢？愚以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尚人类自身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落实到礼治秩序上；二是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提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三是崇尚“中庸之道”，并把“和”提升为儒学体系的认识论范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致中和”的精神。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把重点放在探讨为人处世等问题上，对自然科学不很重视。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孔子对人的问题确实非常关心，即使是关心物，也以人为出发点。实际上，这正是孔子思想的闪光点，也是孔子思想的显著特色。孔子的和谐思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往外推，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孔子讲个人之和，非常注重致和的手段，就是修身养性，要求人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身修性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与“小人”有别的“君子”，进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境界，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中讲的孝悌忠信，实际上都是在讲实现“人和”的条件。《大学》甚至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可见，孔子讲“和”，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的心性之“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对此前的“和同论”新的发展。这一新的论述，既符合当时中国是一个低水平的农业社会的实际，又切合当时中国人重血缘宗法的文化传统，因而从根源上为“和”的实现、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孔子还由“人和”讲到“政和”，主张“举直错诸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特别是对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政治艺术非常推崇。《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句话最能表达孔子的“政和”理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在讲人类之“和”时，并不是讲一团和气，掩盖矛盾，而是讲原则、讲礼制的。在孔子及孔门弟子看来，“和”是人生的追求、人类的目标，但“和”的实现，要“以礼节之”。也就是说，制礼，守礼，是“致中和”的条件，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否则，和稀泥，作乡愿，不讲原则，放弃斗争，那就成了小人之“和”，是不道德的。孔子认为，这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小人之“和”的实质是“同”而不是“和”，有道君子对这种形“和”实“同”的现象应坚决反对。他明确地说：“乡愿，德之贼也。”另一方面，孔子认为，制礼、守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的状态，达到“和”的境界。所以，他说：“礼之用，和为贵。”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和谐思想中，“礼”与“和”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孔子讲“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把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所依托的宇宙结合起来、贯穿起来，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高尚境界。孔子自称不语怪力乱神，因而对于代表自然界的“天”，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也非常严肃，没有一点儿神秘主义的气息。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孕育四时和万物的“天”虽然高大得很，人类不可违逆，违逆就是失“和”；但它的规律可以认识，可以利用，人类可以效法“天”，也只能效法“天”。在孔子看来，尧就是法天的典范，“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因为“天”大，“天”的规律不可违逆，所以在“天”的面前显得非常渺小的人类就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即“畏天命”。孔子认为，人类如果不能敬畏自然，甚至破坏自然规律，就会得罪自然，最终受到自然的惩罚，到这时候，即使后悔也是没有用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人类与“天”相处的唯一出路，就是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规律，掌握自然的规律，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自身谋福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正因为天大地大，所以孔子对自然一方面是敬畏，另一方面又如赤子一般，对大自然非常热爱、非常依恋，把人与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关心生命，提倡保护动物，反对人类竭泽而渔式地向自然界索取。孔子本人在钓鱼时就只用一个鱼钩的钓竿，而不用大鱼网；打猎时，只射飞鸟，不射在巢中歇宿之鸟。这样，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动物就可以繁衍生息，不致绝灭；人类与自然界的平衡就可以永久保持，不致破坏。孔子这种“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行为和主张，是今天环保主义者的一个绝好样板。正因为孔子把人类和自然视为一个整体，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所以他还主张人类要向自然学习，充分地认识自然，从中了解自然界的生命意义，正确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出于对天人和谐的追求，出于对自然资源的爱护，孔子反对奢侈浪费，倡行节俭的生活方式。他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生活豪奢，就可能违和；日子节俭，又显得寒酸。但孔子宁肯寒酸，也不羡慕那违和的豪奢。他甚至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孔子讲“和”，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子思在《中庸》中追述的中庸之道。它由孔子发其端，而由子思总其成，后来成为一种深深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后来，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最经典的语句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而把孔子的中庸思想生成为“中庸之道”，生成为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中庸之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孔子的理由是：“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形易实难，非智、仁、勇俱全不可及，而人的弱点恰在于欲障难除，血气易偏，因而“处中道”、“致中和”、“行中庸”就值得时时念之，日日行之，终身求之。由此观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和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状态，一种境界，一种政治智慧，一种人文关怀，一种道德诉求，一种理想境界。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孔子的和谐思想确实值得我们挖掘、借鉴和弘扬。

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那一点儿也不算夸张。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移世易，孔子的许多思想包括他的和谐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全部显示

研究孔子的论文

孔子教育思想论文【1】

摘要：在东方的教育发展史上，孔子是不可不提及到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至今对我们产生影响。

解读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教育具有启发和教育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孔子《论语》因材施教仁教学思想启示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

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是承认先天差异，但更强调“学而知之”，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因材施教，这些思想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孔子的教育思想从多方位的分析和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思想，对于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据记载，孔子门生三千，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被贵族子弟垄断，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是因为孔子首次提出“由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贫贱之人，还是富贵之人，都有接受的权利。

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

这并非孔子受他的礼，而愿意教他学习，只是“束�”是当时人们都能承担的，任何人均可到他们下接受学习。

这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故事跟能说明孔子对待受教育者资格的要求。

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

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

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肯进取，不管其曾经怎样，只要现在能洁身自爱，以求获得教育机会，我们就不可以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

充分说明了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

二、教育方法，内容和目标

1.教育方法

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是教育的基本方法。

因材施教，根据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

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子路》)这就体现了孔子对学生的了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雍也》第21章)意思是教学上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教授难度不同的教学内容。

此举虽无“因材施教”四字，但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充分说明孔子教人，因材施教。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指：一个人不到他倾全力去尝试了解事理，但却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启示他的。

不到他尽全力想要表达其内心的想法，却想不到合适言词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开导他的。

如果告诉他一个角落是这样的，他还不能推悟出其它三个角落也是一样的，那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句中一“启”一“发”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这个方法对当代教育具有启示的作用。

2.教育内容

孔子教育内容：“孔子教学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传统，教学纲领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道德教育内容：仁与礼、孝悌、忠信。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指：人心若没有了仁，把礼来如何运用，人心若没有了仁，把乐来如何运用。说明仁礼在教学的重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意指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

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

这是孝悌充分体现。

子曰：“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意指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

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强调忠信在教育上重要性。

他向学生讲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儒学思想中教学内容后又增加“六艺”，包括为礼、乐、射、御、书、数。

包含了道德修养、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和训练。

孔子教学不以书本为学习全部资料，而是在书本学习同时，在生活中也同时学习。

这样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3.教育目标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意指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

这体现了孔子在教育人学习要达到的教育目标。

而在培养目标上，孔子注重“举贤才”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孔子教育的目标。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与孔子的举贤才是一致的，从这句话中就体现了孔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

孔子告诫学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孔子推荐学生担当政治事务，在举荐人才时有原则，首先，学习不优异，不可做官：其次，要在国家政治开明时才可做官，否则宁可隐退。

所以在孔子教育思想中只有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才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思想对历史的贡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展了教育对象;“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重视文化的传承，对教材进行建设，为后世儒家奠定了进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更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通过他自己证明了这一说法，对教育的启示：在教学中，教师不放弃每一位学生，了解每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思想，从而选择适合学生方法进行教学，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从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社会和个体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教育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 朱熹(宋).《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2] 刘嘉铭.《教育公共基础笔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论文期刊：

[3] 曲红艳.《孔子教育思想浅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年21期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2】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我针对孔子著名的“有教无类”、 “乐学”、 “因材施教”以及一些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进行浅析。

[关键词]孔子“有教无类”“乐学”“因材施教”“变通”

正文：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

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因而孔子一生开私塾，广收弟子三千，有才能者就有七十二人，因而孔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教育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的发展和老师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我在这里仅仅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点进行分析。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

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说只要给我一些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的。

这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仅仅是王孙贵族，普通人的子女也可以接受教育，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孔子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他认为人的素质都是一样的，只因为环境与教育的不同，才使人有了差别，尽管当时孔子已被人尊为圣人，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是学而后知的。

由此可见，他认为任何人只要受到教育都可以成为圣人，他强调学而后知，不仅是谦虚，也是他的信念。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后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中贯彻了他的主张，在他的弟子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贵族，也有被称为鄙人的下层人士，也有像颜渊那样的贫穷的人。

孔子教导学生要注重提高道德素质，也提倡老师要讲究职业道德。

从以上可以看出，孔子把德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

如果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只懂搞教育，而不懂道德要求，那么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有很高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却助纣为虐，为战争贩子研制杀人武器;一个掌握有高超印刷技术的科研人员却研究和大量印刷假币，严重干扰和威胁国家经济，这样的人于百姓、于国家、于社会有何益呢?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有许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点是道德教育。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推崇的是使学生“乐学”。

《论语》的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要使学生愿意学习和乐意学习，他从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认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只有把学习当作乐趣，迷上了学习，才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成效。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还对别人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就是非常乐于学习的人，正因为把学习当作乐趣，才能学得进，学得好，成为博学多识的人，所以孔子认为要想使学生学好，首先要让学生“乐学”。

为了使不同的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在教学中 "因材施教"。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

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孔子能熟练运用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到学生想弄明白而不能弄明白的时候，不去点拨;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清楚时，不去启发。

从而极大地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

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变，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除了以上关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以外，孔子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

他现身说法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年龄阶段的限制。

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不仅成为千百年来鼓舞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辉榜样，而且在当代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最有价值、最富于创造性的教育理念——终身教育思想。

根据新课改的要求，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培养其创新、创造能力，教师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开展启发式教学，要求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目前我们还有相当部分教师还没有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种状况必须下大力气扭转。

哲学告诉我们：变，才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不变就不能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1]《论语》

[2]《论语名言解析》

[3]讨论法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广西教育》

[4]语文课程改革应当反思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孔超论文学术

林亮姚勇黄晓明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示范工程62(20092×05062)

作者简介:林亮,1983年生,男,工程师,硕士,2009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现工作于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合作与勘探部,从事含油气盆地分析及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研究工作。,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11)

摘要:通过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项目“鄂尔多斯盆地石炭二叠系煤层气勘探开发示范工程”柳林示范项目,收集大量煤田资料并施工煤层气试验生产井,研究了柳林地区煤层气储层孔渗发育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该区煤岩孔隙度主要受煤化程度、显微组分、矿物含量和煤体结构的影响;煤层渗透率变化较大,渗透率相对较低,具有较强的非均质性;总体上由北东向南西方向渗透率有减小趋势,太原组较山西组煤层渗透率偏低。

关键词:柳林区块煤层气孔隙变渗透率

The Porosity and perm e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ulin Coalbed Methane Block, Shanxi Province

LIN Liang YAO Yong HUANG Xiaoming

(China United Coalbed Methane Co., Ltd, Beijing 100011, China)

Abstract: The Liulin demonstration projects of "ordos Basin Carboniferous and Permian's coalbed methan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Project" is one of the Major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cial projects on "Large Oil and Gas Fields and Coalbed Methane Development Program. " In order to study the porosi- ty and perme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coalbed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area, we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coal fields data and many Parameters and production well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al porosity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degree of coalification, maceral, mineral content and coal shape. The coal per- meability was relatively low and varied significantly, and it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area. The coal permeability of Taiyuan forma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Shanxi formation.

Keywords: Liulin block; coalbed methane; porosity; permeability

柳林位于山西省西部,河东煤田中部,南邻石楼北区块,东邻杨家坪区块。行政区划隶属于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的穆村镇、薛村镇、庄上镇、高家沟乡、贾家垣乡。地理坐标:东经110°44′00″~110°53′00″,北纬37°21′00″~37°31′00″,区块东西宽约,南北长约,面积。

1 区域地质背景

河东煤田主要处在黄河东岸——吕梁山西坡的南北向构造带上,属于李四光指出的“黄河两岸南北向构造带”的东岸部分。煤田总体上是一个基本向西倾斜的单斜构造,属于吕梁复背斜西翼的一部分,在单斜上又发育了次一级的褶曲和经向或新华夏系的断裂构造[1]。

柳林地区位于河东煤田中段离柳矿区西部,南邻石楼北区块,北邻三交区块,构造上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石鼻状构造南翼。在研究区北部,地层向西倾斜,向南逐渐转为向西南倾斜,总体为一向西或西南倾斜的单斜构造。地层产状平缓,倾角约3°~8°。在鼻状构造的背景上,发育有起伏微弱的次级小褶曲,起伏高度一般小于50m。区内断层不发育,仅在区块北部发育有由聚财塔南北正断层组成的地堑及其派生的小型断层。地表未见陷落柱,也未见岩浆活动[2]。

本区块内及周边赋存的地层有奥陶系中统峰峰组(O2f);石炭系中统本溪组(C2b)、上统太原组(C3t);二叠系下统山西组(P1s)、下石盒子组(P1x);二叠系上统上石盒子组(P2s)、石千峰组(P2sh);三叠系下统刘家沟组(T1l)、和尚沟组(T1h);新生界上第三系上新统(N2);第四系中更新统(Q2)、上更新统(Q3)、全新统(Q4)。本区内发育煤层14层,其中山西组5层,自上而下编号为1、2、3、4(3+4)、5号煤层;太原组9层,自上而下编号为6上、6、7、7下、8+9、9下、10、10下、11号[2]。其中山西组的2、3、4(3+4)、5号煤层,太原组的8+9、10号煤为主要可采煤层[3]。

2 煤储层孔隙特征

煤岩孔隙是指未被固体物质充填满的空间,为煤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煤储层的储集性能、渗透性等密切相关。一般来说,随着煤阶的升高,煤中的总孔容呈指数下降,总的规律为微孔和小孔增加、大孔和小孔减少[4]。

空隙的划分方案较多,一般采用.霍多特方案,即大孔大于1000nm,中孔为1000~100nm,小孔为100~10nm,微孔小于10nm的标准。

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储层孔隙体积百分含量上来看,孔隙体积百分含量在之间,均值为,微孔变化在,平均为;大孔次之,介于,均值为;中孔最弱,变化于,平均。不同地区不同层位,煤储层孔隙分布变化较大[5]。

杨家坪井组数据(表1)表明柳林地区煤层孔隙以小孔为主体,一般占煤层孔隙的40%~55%,此外,微孔和大孔发育较多,中孔发育最少。平均总孔隙含量在之间,孔隙发育情况一般。在4MPa有效上覆压力条件下,柳林地区8号煤层总孔隙度平均为号煤层总孔隙度平均号煤层总孔隙度平均为,以8号煤层孔隙度最优。

表1 柳林地区不同煤层孔隙发育情况(注:杨家坪井组数据)

总体上看,柳林地区总孔容一般变化于(148~547)×10-4cm3/g之间,平均323×10-4cm3/g左右。如图1,孔容分布上主要以小孔、微孔为主,尤以小孔含量为优,中孔发育最少。

图1 柳林地区各类孔隙孔容比对比图

柳林地区煤层压汞总孔比表面积在之间,且小孔和微孔总孔比表面积比占绝对优势,大孔和中孔所占比率甚微,过渡孔所占比例又略高于微孔所占比例。

3 煤储层渗透率特征

研究区内3+4号煤层渗透率为,平均;FL-EP1井渗透率相对较高;5号煤层渗透率变化范围为,平均;8+9号煤层渗透率变化范围,平均;整体上8+9煤层渗透率要明显高于3+4号与5号,各个层位渗透率都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点[6](图2)。

煤岩渗透率平面变化较大,西部由于煤层埋深较大,渗透率相对较低,测试反映了煤层具有较强的非均质性;总体上由北东向南西方向渗透率有减小趋势,太原组较山西组煤层渗透率高。

煤储层的渗透性是控制煤层甲烷气生产能力的主导因素。渗透率一般指试井渗透率,通过试井资料获得,由于研究区内煤层气探井有限,所以煤层气试井渗透率资料非常有限。据已有资料,柳林地区的渗透率在之间,南部渗透性要好于北部。煤层气储层的渗透率受煤体结构、裂隙系统的发育程度、地应力等影响;此外,煤层气开采过程中外界条件的改变特别是储层压力变化引起的有效应力效应与基质收缩效应,也对煤岩渗透率产生强烈影响:

1.柳林示范区及周边地区以中煤级为主,裂隙非常发育是渗透率的主控因素。裂隙多近东西向展布,端裂隙与之斜交。两组裂隙在平面上以规则的菱形网格状为主,次为不规则网状,孤立状很少见到。

大孔尤其是裂隙的发育情况决定了储层在原始地层条件下的渗透能力。裂隙的发育程度主要是指裂隙的密度(或间距)、长度、宽度、裂口宽度等,它们的值越大,煤层的渗透性越好。裂隙系统的发育程度与煤岩成分、煤变质程度、构造应力等因素密不可分。光亮型煤、中等变质程度的烟煤(如肥煤、焦煤、瘦煤)、低灰分煤等条件最有利于裂隙的大量形成。柳林地区煤以半亮煤为主体,煤级以焦煤为主,有利于形成裂隙。统计面裂隙密度表明,裂隙密度较大,且裂隙大部分未被充填,大幅度扩大了煤体的渗透率[6]。

2.煤层是对地应力十分敏感的天然气储层。通常,地应力场被分解为垂直应力和水平应力。垂直应力是由上覆岩层的重量引起的。煤层裂隙系统的渗透率是有效应力的函数,有效应力是垂直力与地层压力的函数差。垂直应力和地层压力均随埋藏深度的增加而成线数增加关系,由于岩层的密度远大于孔隙中流体的密度,可知,有效应力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大,裂隙系统的渗透率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变小。柳林地区煤层由东往西,往南埋深加大,例如4号煤层埋深由东部的200m加大到西南的1250m,渗透率在地应力的作用下呈现变小的趋势。

3.示范区内构造应力场及其伴生的节理发育特征是控制煤储层渗透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南部节理变化较小,而中部较大,这预示在中部地区不同走向节理交切部位可能呈网状分布,形成高渗透性地层分布区。同时,统计数据表明,示范区内中部较东西两侧渗透性好。受燕山运动影响,柳林地区地层裂隙呈北东向展布;FL-EP1井山西组3+4号煤层压裂结果显示,造缝裂隙方向仍为北东南西向,与煤层主裂隙方向一致。

图2 柳林地区4、5、8+9煤层渗透率

4 结论

柳林矿区内所含的煤系地层由老到新分别为上石炭统本溪组(C2b)、上石炭统太原组(C3t)以及下二叠统山西组(P1s)。其中矿区内有煤层气勘探潜力的煤层为上石炭统太原组底部8+9+10号煤,下二叠统山西组3+4+5号煤。

两套煤层宏观煤岩类型以半亮煤和半暗煤为主,光亮煤和暗淡煤为辅,镜质组含量高,主要为焦煤。煤层孔隙以小孔为主体,一般占煤层孔隙的40%~55%,此外,微孔和大孔发育较多,中孔发育最少。总孔容一般变化于(148~547)×10-4cm3/g之间,平均323×10-4cm3/g左右。汞总孔比表面积在之间,且小孔和微孔总孔比表面积比占绝对优势。

从煤层厚度、煤岩煤质、孔渗条件等方面考虑,柳林地区具备煤层气富集成藏的条件,有大规模开发的潜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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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前身为1984年6月成立的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室；1985年6月改建为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是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在吉林省设立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协作体；1999年9月北华大学组建后，于12月成立北华大学古籍研究所；2004年5月，改建为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2007年1月，被评为吉林省第一批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郑毅，男，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任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省级重点学科历史学学科带头人。主攻学术领域为中日关系史、日本外交政策史，在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主持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吉田茂的帝国意识与对华外交政策”（08BSS004）一项，项目成果被同行专家评定为优秀等级；主持承担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05JA810001），在该学术领域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填补了从中国人视角考察研究日本战后对华外交政策形成的关键节点和关键性人物，对丰富中国日本史学界具有引导性的学术地位与价值，对于国人了解日本社会，了解日本战后对华外交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发表论文50余篇，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20余项。郑毅教授现为吉林省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吉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吉林省教育厅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吉林省社科院客座教授、吉林省社科联委员。2011年1月被评为吉林省第11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2012年12月被评为吉林省第三批拔尖创新人才第二层次人选。担任主编的大型地方文化丛书《长白丛书》，2014年已出版了108部，5000余万字，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极高的学术影响力，在整理以及传承地方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1)《长白丛书》从1985年开始对东北文献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发掘和整理研究，编订出版了大型地方文献《长白丛书》，现已出版108部，5000余万字。以其鲜明的地方性、多姿的民族性、浓郁的边疆性和强烈的国际性，斐声海内外。被专家誉为“东陲文献，重放光华”、“东北文献荟萃、关东文化精华”，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主任厉声研究员评价：《长白丛书》的研究成果与西北整体研究同居全国地方史研究首位，在国内外史学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长白丛书》全套曾获省社科二等奖。《长白丛书》的整理与研究已由东北地区扩展到东亚区域，出版了《同文汇考中朝史料》、《东北亚经济圈译丛》、《霍尔瓦特与中东铁路》等一批成果，使《长白丛书》的成果更加具有国际化视野。(2)学术论文2008年至今，发表学术论文133篇，其中在CSSCI索引源期刊发表论文31篇。共出版学术专著14部。(3)获奖《东北农业经济史料集成》获全国古籍出版一等奖1项，《同文汇考中朝史料》获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破解困局的智慧——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权利利益平衡吉田茂政治思想体系研究》获吉林省教育厅一等奖、获省社科三等奖2项、获得省市社科成果奖15项。(4)科研项目中心成员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分别为郑毅教授的“吉田茂的帝国意识与对华政策观研究”，已于2011年底结项，项目成果被评为优秀；刘国石教授结项的“中朝疆界与民族关系研究”，结项成果被中央政治局所采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3项：郑毅教授的“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李善洪副教授的“清朝和朝鲜朝贡关系文书研究——以《同文汇考》为中心”、赵文铎副研究员的“民国时期东北基层权力结构研究（1911—1931）”。国家古籍整理项目2项、中外合作项目3项、省级科研项目20项，项目经费115万元。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学术机构的合作，是活跃学术氛围的重要方式。中心先后与韩国庆南大学、岭南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韩国建国大学亚洲移民研究所、韩国汉城教育大学韩国学教育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中心多次邀请美、日、韩等国和港台地区学者来访。中心成员均参加过国际或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会议，在交流的频度和密度方面，都是非常突出和有实效的。2007年以来本学科主办或合办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10次。（截止于2012年12月）其中国际学术会议4次，2007年8月召开的东北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召开的近代东亚的接触空间——以中国东北地域为中心；2010年召开的东北民俗——以火炕文化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召开的中韩近代东亚地区人口流动及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国内学术会议6次，2007年7月召开的吉林省历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2010年大陆、台湾“孙中山和谐思想”学术研讨会；2011年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暨学术研讨会；2012年1月召开的吉林省省级高校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专委会第一届理事会；2012年7月召开的吉林省省级高校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专委会第一届年会；2012年10月合办的人本思想与公正社会的构建学术研讨会。10次学术会议与会国内学者515人，国外学者47人。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对提升东亚中心的学术地位，扩大学术影响，提高研究素质，引领研究方向都有重要意义。北华大学高度关注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专拨南校区院系办公楼二层1000余平方米作为中心的研究室和资料室，投资20余万元进行改善，使中心成员都有独立的研究室和校园网络。为扩大影响，资料室现有国内外图书近5万册，长期订阅期刊60余种。中心还建立了独立的域名的网站能便捷地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交流合作。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前身为成立于1985年的北华大学古籍研究所。根据原古籍研究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北华大学校长办公会通过，于2004年5月成立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学术队伍建设合理得当，阶梯结构合理，且每人都有自己相应稳定的研究方向，可完全适应当前中心学科队伍建设的需要。根据研究领域和学科建设的需要，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下辖四个研究室。分别为东北文献研究室、东北经济研究室、东北民族研究室、东亚区域史研究室。研究室主任分别由教授、副教授担任，设有办公室和资料室。研究中心研究领域特点鲜明、成果突出，在省内和国内较有影响。中心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自1985年以来，一直以开发乡邦文献、宏扬地方文化为宗旨，面向东亚，依据深厚的文化积存，在全方位、深层次的挖掘和研究的基础上，编订《长白丛书》文献整理与东亚文化研究两大系列，现已出书108部，总计5000余万字，内容包括史料、方志、档案、人物、诗词、满学、农学、边疆、民俗、金石、地理、东北亚、专题论集等13个子系列，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内涵，向世人展示了一方文化宝库。在编订《长白丛书》的同时，中心的学者还独立或与学术界相关学者合作，独立撰著学术著作近30部，担任主编、副主编或参编学术专著30余部，成果可谓丰厚。学术论文是中心科研成果表现的重要方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心学者先后发表国家级文章200余篇，省级文章400余篇，市级文章200余篇。很多文章被《中国人大报刊资料中心》、《高校文科期刊文摘》等全文转载、部分转载或收入目录，在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科研立项是中心科研能力的突出表现。中心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日合作项目、国家教育部青年项目、省社科项目等在全省同类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心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也是北华大学唯一的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承担中日合作交流项目3项，211工程项目子项目1项，全国古籍出版项目1项，全国古籍整理项目1项，国家教育部青年项目2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项目2项，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5项，吉林省教育厅项目近20项，学校校管项目50项。且《长白丛书》为全国高校古委会的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重点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满语言文化）研究所组织机构顾问：刘乃中刘厚生张璇如曹保明富育光（满族）所长：郑毅副所长：刘国石（离休），刘厚生（接任）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孔艳波（满族）刘军臣张志李德山赵文铎（满族）赵兴元（满族）侯立红费驰宫健泽胡黎霞（满族）崔子科戴克良推动对满语言文化的研究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在北华大学成立本报2007年10月26日讯（记者龚保华）由北华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与东北师大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联合成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满语言文化）研究所在北华大学剪彩。成立仪式上，北华大学领导向刘乃中、张璇如、富育光、曹保明、刘厚生等专家和学者颁发了客座教授、学术顾问证书。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曹保明在会上做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主题发言。据东北师大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厚生介绍，满语文在清代通行300余年，其自身发展水平很高，具有丰富而生动的词汇和准确严格的表达手段，可以说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堪称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许多著名的汉文典籍如《四书》、《五经》、《左传》、《三国演义》等均曾被翻译成满文。然而，作为我国第3大民族的满族，人口已超1000万，但会说满语的却为数寥寥。满学界专家痛心地说：“一种语言的消亡，绝不亚于一个物种的消亡。如果再不对其进行抢救挖掘，满语口语就有可能从历史上消失。”刘厚生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东北师大开设满语文课程，并出版了《满语文教程》、《简明满汉辞典》和《汉满词典》等学术专著，培养了多名从事满学研究的研究生，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研究团队，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悉，研究所成立后，将建立图书信息资料中心；编辑出版东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概览；并进行科技立项，申报省社科项目。在满语文科研教育方面，将编写《满语文教程》；为满足社会各界要求学习和了解满语言文化的愿望，在2007年面向社会开办满文进修班（初级班），2008年办高级班还将在北华大学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中开设满语文课，并在吉林地区做一次满语言文化的普查。来源：中国吉林网-吉林日报2007年10月27日(责任编辑：贾国湘) 本学科设有东亚国际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朝（韩）关系史、东北地方史、东北边疆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和社会史六个研究方向。现有教师16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7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4人，在读博士5人。本学科一直以开发乡邦文献、弘扬地方文化为宗旨，编订大型文献丛书《长白丛书》。截止2014年5月，《长白丛书》已经出版108册，总计5千多万字，为专门史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研究生培养体系完备，研究成果丰硕，学科成员先后承担国家级项目7项，省级项目26项。发表国家、省级论文260余篇，部分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等转摘或转载。以专门史研究为平台，东亚中心先后与韩国岭南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教学人员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加强了学术交流与合作。东亚中心拥有独立资料室，藏书近4万册，期刊70余种，为专门史教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障。2007年至今，招收硕士研究生50余人，就业率达100%。本学科是北华大学重点扶持学科，现有教师14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6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3人，在读博士3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本学科教师研究方向稳定，学术成果丰厚，世界史方向的教师2008年来先后承担国家级项目4项，省级项目18项，出版专著、译著、整理类著作、教材20余部，在《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教学问题》、《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师大学报》等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多篇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等转摘或转载。专业代码名称研究方向人数考试科目复试科目加试科目备注0602L3专门史01东亚国际关系史101、101思想政治理论2、201英语或202俄语或203日语3、313历史学专业基础或628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02中日关系史03中朝（韩）关系史04东北地方史05东北边疆史06中国近现代政治和社会史060300世界史01世界近现代史61、101思想政治理论2、201英语或202俄语或203日语3、313历史学专业基础或628世界近现代史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02近现代国际关系史03东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04东亚政治与文化史研究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亚中心（学制三年）咨询方式：联系人：郑春辉专门史与世界史公用必备参考书目：《中国近代史》王文泉、刘天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现代史》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世界史·现代史编》（上、下）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专门史：《国际关系史简编》刘陵、洪育沂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世界史：《国际关系史》刘德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以上资料截止于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