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小说研究论文
网外，是空荡的街道，把人情味连同呼吸一同吞咽下的蓝白口罩。网上，是发酵的恐慌和焦虑，舆论场喧嚣而混乱，一切扑朔迷离。我们的科学武器已经远比194X年强大，传播信息的途径被拓宽、通讯速度被催化着迭代。然而，与我们共同进化着的疾病威胁不减，我们也并不能像过去预期的那样，离真相和现实更近一点。
带着悲观的情绪翻开《鼠疫》，本以为会读到荒诞的世道、屈辱的死状，合上书时，却只感到慰藉和沉静。全书以显示的叙述方式成文，如实记载了鼠疫的全过程，既力求详尽，也不夸大事实，旨在“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但再次精读人物的对话，咀嚼动作与神态的细节，那被刻意弱化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马乱的当下，去沐浴这些崇高形象四溢的阳光，笔者又获得了平复内心，重振勇气的力量。
里厄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情节得以发展的中心人物。作为大夫，他与其他参与救治的市民不同，对生死有着基于职业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认识；作为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他又与其他人共同推举着不断滚落的巨石；作为幸存者，他记忆，他叙述，他作证，他征服。
冷酷的悲悯
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行医之人是富于同情、慈悲为怀的，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并不如此。不必说诊断必须在客观冷静中进行，不能夹杂个人的情感、亲疏与好恶，高强度的工作也早已消磨了他们对伤患的同情心，逼迫他们成为分析、决断、行动的机器。
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这话有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
里厄也如此。与其他医者一样，他出于对患者的悲悯而选择这个职业，而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放下悲悯去做无情的圣人。
令人疑惑的是，里厄虽然坚决不帮助朗贝尔出城，但他并不阻止他。如里厄所言，他无法确保朗贝尔没有携带鼠疫杆菌。若鼠疫越过了城门的封锁，更多人将会因此死亡，这本质上与里厄的信条相悖。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削弱里厄身上的英雄光环而刻意为之，不如说这源于“理解”。就像他并不揭发嫌犯科塔尔一样，未来的灾祸轻于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活在当下。
鼠疫爆发前，里厄与妻子告别。他对她说“你回家时，一切都会好些。我们需要从头开始。”现在鼠疫过去了，这正是从头开始的时候。但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妻子的死讯。
城门打开时，无数离人疯狂地拥抱亲吻彼此。人们总对重聚之后的情状浮想联翩，但当风波带来的激情远走，他们迎来的不是重新开始，而是复归原状。
“真正体验爱情”的时刻或许并不存在于世。轰轰烈烈的重逢，瘟疫后感情迎来崭新的开端，可能只是言情小说里泡沫般的幻想。血溶于水的情感总是默默的，也只是默默的，随着时间而理所当然地顺延，直到某一方离开人世，幸存的一方获得默默回忆的权利。
解放之夜，万人空巷，火树银花，狂欢一下子冲淡了故人逝去的悲伤，洗去了面对死亡的屈辱和流放感。欢呼声经久不息，好像人们只需把记录历史的职责推给一座纪念碑，自己的创口就能自动复原。记忆被幸存的庸人美化成经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永远是一个样，不变的是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无辜。”
里厄大夫正是在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
鼠疫来临时，即绝境和死亡逼近时，人们被迫直面生命的意义，无法不靠反抗荒谬来保存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荒谬本身以及对荒谬的思考是令人不适的，因此，当鼠疫离去而人们被松绑后，他们立刻拒绝反思，选择遗忘，选择哲学自杀。他们所逃向的看似合理的平静的生活，本质上也还是荒谬的：人终有一死，就像鼠疫会再次唤醒它的鼠群，使人们再度罹难。
因而，在死亡的胁迫过后遗忘和美化悲痛的记忆是愚蠢的，只有复盘和记录，铭记，警觉，和思考，才能一贯保持自觉，一贯坚持反抗，唯有此，鼠疫、死亡和荒谬才得以被征服。
加缪凭借《鼠疫》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下面一段话摘自他的获奖演说，表达了他对作家这一职业的认识，不妨当做里厄作为幸存者写作《鼠疫》的动机。
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或许，每一代人都自负能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
因为这本书写的非常好。《鼠疫》有着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看了这本书之后，会让人有一种受益匪浅的感觉。
我觉得一本好的小说是可以揭示出人性的，而这本书恰恰如此。在面对强大的灾难面前自己的力量，也许真的很小，但仍然勇敢去面对，这是最重要的。
《鼠疫》人物形象：
1、贝尔纳·里厄大夫：
三十五岁，中等身材，黑发，黑肤，常穿一身深色衣服，像西西里农民。他敏锐预感到鼠疫来势凶猛，果断防范，全身心投入，团结一大批志愿者与疫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斗争。
2、让·塔鲁：
奥兰城的短暂居客，体魄健壮，为人宽厚。志愿者队伍中挑大梁的，里厄大夫的得力助手。他坚持写的纪事，成为记录疫城每天情景的鲜活材料。他本是个社会活动家，身世之谜最后才解开。
3、约瑟夫·格朗：
市政府职员，长期临时工，里厄大夫免费收治的病人。生活近似苦行僧，妻子雅娜跟人走了。志愿者之一，救了邻居科塔尔，任劳任怨，“真正代表了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这种笃定的美德”。
4、雷蒙·朗贝尔：
巴黎一家大报馆的年轻记者，因出差奥兰而滞留疫城。疫情开始时把自己视同局外人，千方百计想要脱身回巴黎与恋人团聚，后受到里厄大夫和塔鲁等人的精神感召，加入了志愿队，表现出他的果敢和才干。
扩展资料：
《鼠疫》创作背景：
《鼠疫》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
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
鼠疫加缪论文研究
阿尔及利亚一个约有廿万人口的小城「俄兰城」中。
《鼠疫》人物形象：
1、贝尔纳·里厄大夫：
三十五岁，中等身材，黑发，黑肤，常穿一身深色衣服，像西西里农民。他敏锐预感到鼠疫来势凶猛，果断防范，全身心投入，团结一大批志愿者与疫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斗争。
2、让·塔鲁：
奥兰城的短暂居客，体魄健壮，为人宽厚。志愿者队伍中挑大梁的，里厄大夫的得力助手。他坚持写的纪事，成为记录疫城每天情景的鲜活材料。他本是个社会活动家，身世之谜最后才解开。
3、约瑟夫·格朗：
市政府职员，长期临时工，里厄大夫免费收治的病人。生活近似苦行僧，妻子雅娜跟人走了。志愿者之一，救了邻居科塔尔，任劳任怨，“真正代表了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这种笃定的美德”。
4、雷蒙·朗贝尔：
巴黎一家大报馆的年轻记者，因出差奥兰而滞留疫城。疫情开始时把自己视同局外人，千方百计想要脱身回巴黎与恋人团聚，后受到里厄大夫和塔鲁等人的精神感召，加入了志愿队，表现出他的果敢和才干。
扩展资料：
《鼠疫》创作背景：
《鼠疫》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
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
“这本记事中所描写的异常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几年，地点在俄兰城……”这就是《鼠疫》的开头。加缪以一种编年史家的笔调开始了他的这部作品。 隐现在叙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李尔医生，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这一身份到小说的最后才透露出来）。以他为线索，并通过他的记述，读者得知一场可怖的疫情从春天到来年二月在“俄兰”的发生、肆虐和消退的过程；又看到一个个人物，每人在这场灾难中出场，并显露出不同的态度，而他们或死或疯或良心发现或坚持下来的命运，都给读者以某种触动，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震动。 显然，加缪通过一个见证人和“治疗者”的眼光（他的李尔医生），不仅是记录一场疫情，而且对人类处境、对人类内在的冲突、危机和创伤，对人生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和探讨。换言之，这不仅是一份“记事”，还是一个寓言，一部具有某种史诗和神话性质的艺术作品。正如加缪在小说卷首所引用的一句话：“通过一种囚禁来表示另一种囚禁，通过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来表示任何确实存在的东西，这两者都是合乎情理的”。 “不幸”的是，在2003这个异常的春天，加缪的小说正在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场景。加缪和他所要抵抗的一切都再次来到我们中间。难道我们经历这一切，是为了加深对一部作品解？ 二 处在一场疫情浓重的迷雾中，加缪对“鼠疫”、对人类“与黑死病天使的角斗”的讲述首先吸引了我。从一只只死耗子无端暴露在人们脚下，到灾难不可阻止地发生；从黑死病的神出鬼没（“像撒旦一样容光焕发”），到焚尸炉冒起浓烟，城市在一夜间变成一个地狱；从旷日持久的封城，身心衰竭的隔离（“所有车辆都绕开城市离去了”），到瘟神突兀而可疑的消退——“一边撤退一边抓住几个似乎命定的牺牲者”。这一切，真像是一场恶梦。 然而问题在于，“鼠疫”是邪恶的化身吗？在小说之外，加缪本人似乎倾向于这样认为，他曾谈到“鼠疫”主要影射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肆虐。我相信《鼠疫》在它的时代语境中，会被赋予这样的寓意的。小说在1947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很可能是这样来读的。好在这样的意义在小说中从来没有直接地表露过。因为在小说中，加缪所主要依据的是李尔的视角，而李尔首先是一位医生。 李尔与潘尼洛神父的冲突颇耐人寻味。对于这场带来可怖的灾难和死亡的瘟疫，潘尼洛神父完全是从“天谴”、“神的惩罚”来看的；在他狂热的布道中，人们为了某种不可知的罪已被宣判，黑死病被比喻成“上帝之鞭”；人们要做的，是跪下来忍受它的抽打，而拯救就在其中。 潘尼洛神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美国作家梅维尔的《白鲸》中就有这样一个布道者，告诉人们白鲸是上帝的可畏的使者，体现了冥冥中的神意。而在更早，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就写到流行瘟疫，这出古希腊最有名的命运悲剧把它和弑父娶母罪联系起来，对凶手的追查变成了对自身罪恶（哪怕它是无意间犯下的）的追究。悲剧合唱队那感叹人生盲目、命运无情的合唱，至今听来仍是那样震颤人心。 看来灾难总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当灾难突然无端地发生，即使在世俗的“无神论”者们那里，也往往涌起“天谴”、“报应”这类让他们浑身打颤的念头。这是一种古老的恐惧，而它源自深不可测的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 然而李尔与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知道人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苦难，但他无法把鼠疫看成是神的意志的神秘体现，他也不可能听天由命地接受强加于人道的一切，因为这与他个人的理性不容，而且使他深感屈辱。 李尔与神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能接受“牺牲”和高高在上的“拯救”这类想法。当检查官的孩子忍受黑死病的可怕折磨，神父居然这样祈祷“我的上帝，饶了这个孩子吧”时，李尔再也听不下去了。“至少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在后来他忍不住这样对神父说；当神父转移话题，说李尔和他一样都是在从事“拯救”时，李尔这样回答：“对我来说，‘拯救’这两个字太重了些。我的目标没有定的那么高。我关怀的是人的健康……” 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李尔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人道的救助者、治疗者而不是审判者。加缪最认同的是这种态度，然而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由单一的视角来建构的。正如人们已注意到的，在《鼠疫》中，加缪由他惯用的内心独白转向了不同声音的对话。小说中的李尔是一个视角，神父是一个视角，李尔的朋友、助手塔霍同样是一个视角，对这位替父负罪，不信神但却致力于自我拯救的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疫”，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把“这种细菌喷在别人脸上”；因而他感叹“害了瘟疫是一件让人疲倦的事，但拒绝害瘟疫却让人更疲倦。”李尔对此默然，他深知人心中的这种艰难。甚至对神父后来的死（不是死于和别人一样的症状，而是死于某种更痛苦、更“形而上”的“可疑症状”），小说中也有一种同情。《鼠疫》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一人李尔不能替他说话，此人是罪犯，他希望局面更混乱（“地震！大地震——把一切毁灭！”），他便可逃脱惩处。但加缪有意没有说明他犯下了什么罪。也许，他犯下的正是逃避自身的罪的罪？ 这就是加缪的《鼠疫》：一种人类存在的隐喻，一个关于灾难和救治的神话。对于这部作品，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视角去看它，然而，把纳粹的兴起比作一场致命的鼠疫是一回事，把《鼠疫》简单理解成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却又是另一回事。在今天看来，《鼠疫》有着它不可简化的丰富性和启示性。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位人物，从一开始的自杀冲动到最后从窗口射杀无辜，难道不是一种疯狂？这在欢庆解禁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件，让李尔“觉得非常不真实，像是在梦里”。但这就是存在。《鼠疫》为我们保留了某种超出理解之外的东西。三 因而不必再问“鼠疫”是什么，在这个异常而又正常的春天，我要说：鼠疫就是鼠疫。它已不再只是历史上的黑色文献，也不再是一件遥远的和我们无关的事情。“鼠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的一种处境。我更认同加缪在1942年《记事》中的一句话：“我想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曾遭受的压抑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威胁和流亡的气氛。同时，我想使这层含义扩大到一般意义上讲的生存概念”。 的确，重要的不是事件，是对其描述所透出的存在本身的血肉本质，是一个作家对这种人生境况的态度。据传记材料，着手写《鼠疫》时的加缪——这位《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的作者，已厌烦了“荒缪”这个词，它已由“可怖”所代替。然而对加缪来说，无论发现世界的荒谬、无意义，或是感到生活的可怖都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起点。在《鼠疫》中，他更关注的是人对自身的拯救。他要创造“一种在灾难岁月生活的艺术”。 这正是加缪最可贵、也最感动我的一点：“他由一种真诚的道德感所激励，将整个人生奉献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之探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因为人要在苦难和沮丧中活下去，就必须从自身中找到这活的勇气和意义；“白天和夜里，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时辰，人的勇气落到最低潮，而这是他唯一惧怕的时辰，” 塔霍在日记里这样写到。加缪总是这样洞悉人物的秘密，洞悉那些对人生来说最根本的问题。 然而，苦难与救治同源。恰恰是灾难的到来，“将精神重新带回其冲突的渊源”，使原本对生活淡漠的人因此而奋起；正是“生之绝望”，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对生活的爱。李尔母亲的形象，在小说中着墨不多，然而却十分重要。在等待儿子归来的时候，“那操劳的一生在她脸上所留下来的沉默的自我否定，这时候似乎突然发出了一点光辉”，而已疲惫不堪的李尔，“突然感到一种已被遗忘的情感涌上来，那是他童年的爱”。 正是这些“被遗忘的情感”，恰恰在对灾难岁月的叙述的字里行间涌上来，它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书中的人们。它唤起的是对人类灵魂的赞颂，对人性尊严的肯定，而这正是激励人们承受苦难的力量。对于母亲这样一个形象，后来寄住在李尔家的塔霍也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她自己是幽暗沉默的，却在任何光亮之前都不畏缩，甚至在那黑死病的异光面前都是如此”。 感动我们的还有对疾病折磨、肉体痛苦和与死亡搏斗的讲述，这一直是《鼠疫》的重要内容。塔霍的一直持续到天明的“与黑死病天使的狰狞摔角”，检察官儿子在病魔手中的让人不忍目睹的无辜挣扎，甚至神父孤独痛苦的、备受身心折磨的死，都是让人难忘的章节。在这些叙述中，加缪无疑融入了他本人多年来忍受肺结核折磨的痛苦经验（因而他会这样评价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说这部伟大作品“体现了一位病人所付出的努力”）。“发自内脏的咳嗽震撼病人的躯体”，也震撼着人们的灵魂。是的，这些都不单是肉体上的磨难，在加缪笔下，它具有了所有悲剧艺术中那种深刻感人的净化力量。对此，加缪自己在关于《鼠疫》的笔记中也这样写到：那些被隔离的人“再次发现身体上的疾病从来不是单独而至，相反总是伴随着道德上的痛苦（如家庭、失落的爱情等），正是这些痛苦使疾病有了深度”。 最出乎意料、最具有悲剧性质的是塔霍的死，这个最有希望坚持到最后的人就像他自己死前所言——“输了”，就在李尔和李尔母亲彻夜的守候下。“就像一个儿子阵亡或在战争期间埋葬朋友的人再不可能有停战一样”，塔霍的死去，对李尔来说，“使得随之而来的和平成为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疾病”。 然而，也正是这贯彻全身的悲痛，这“战败的沉默”，这些死去的不肯安息的魂灵，在让人活下去——用加缪的一句话说，活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而这正是净化和复活之源。塔霍最终“输”了，李尔也并没有“赢”，然而他却使我不时想起那穿行在地狱中的但丁，正是他对俄兰城中男女老少痛苦的分担和悲悯，在将一切升华为感人的艺术。 四 加缪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小说家”吗？加缪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不如说，我是一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这句话道出了他写作的实质和内在本源。这样的作家从来不多。这样的作家甚至会受到指责（昆德拉不是嘲笑帕斯捷尔纳克不会写小说吗），但正是这样的作家让我感到了文学的真正意义。 发生在俄兰的这场“鼠疫”，就是加缪创造出的一个神话。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加缪就在笔记中写到：“发生了鼠疫”。1940年底，巴黎被占领后，加缪被迫流亡到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俄兰。此后两年间，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方流行斑疹伤寒（从病理上看，它十分近似于鼠疫），这促成了《鼠疫》的写作。从构思到查找、研究历史上关于鼠疫的各种文献，到创作和修改，加缪用了七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直到它于1947年出版。 这样来看，貌似的编年史叙述，不过是一场“虚构”。它体现了加缪本人卓异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只不过这样的虚构却出自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深切洞察和忧患。在谈到他所推崇的《白鲸》的作者时，加缪这样说到：“梅维尔首先是一位神话创造者……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梅维尔是根据具体事物创造象征物，而不是在幻想中创造的。” 而加缪本人也正是这样来创造的。他借助于“史述”笔法和“鼠疫”这个在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象征物”，深切地触动了一种集体经验，一个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噩梦。《鼠疫》的巨大成功（该书出版后三个月，加缪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鼠疫》已出版96000册。它的受害者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唤起和复活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它触动了千百年来欧洲人对瘟疫古老的恐惧，还有纳粹时期被占领、囚禁、剥夺和逃亡的创伤经验，还有战后对新一轮极权主义的忧虑（在加缪以古罗马为题材写的剧本《卡利古拉》中，皇帝叹息他的统治过于幸运，既无战争也无瘟疫的流行，甚至连政变也没有，因此他决定：“那么，替代瘟疫的便是我”；因而，一个暴君成为一个国家的瘟疫）。正因为这一切，《鼠疫》才成为一个具有充分的原型意义的“神话”。 这就使我想起了“奥斯维辛”。按照意大利学者恩佐·特拉弗索在《碎裂的历史》中的说法，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之前，欧洲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奥斯维辛”是20世纪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主要是因为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的著作出来，“奥斯维辛”才成为一个需要从哲学、历史、伦理、艺术等方面重新审视的话题，才成为一种“原创性话语”。这就是说，纳粹德国制造了这一事件，而人们需要经由更深刻、更有历史眼光的反省和追问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神话。 加缪的贡献也应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如果说生活和历史都有赖于一种独到的艺术表述，而艺术语言只有进入有效的象征秩序才能对公众讲话，加缪以他的《鼠疫》实现了这一切。他提供了一种可被人们不断谈论的“原创性话语”。他笔下的“鼠疫”指向人类生活的种种症状。更重要的是，他谈论的是“鼠疫”，但我们却从中感到：“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目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五 《鼠疫》的独特不凡，还在于它朝向“史诗”的努力。这不仅指它叙述的是一种包括了所有人的集体经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在试图确立一种把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史诗的情感。这大概是现代艺术中少有的一种冲动。这一切，与萨特《禁闭》中的“他人即地狱”式的阴郁是多么地不同！ 的确，如果说《局外人》写一种对世界不屑的冷漠，《鼠疫》则体现了一种重新确立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冲动。李尔、塔霍等人物与故事的关系，就是个人与公众历史的关系。他们当然对世界有着独特的个人视角，有时甚至是一种有意拉开距离的旁观者的观照，然而，正如小说中所说：“不幸的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属于这里了，像每一个人一样”。个人既是历史的不由自主的参与者和承受者（“人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但又出自他们自己的选择——不仅出自职责和道义，更深刻地看，是出自一种与人类休戚与共的那种内在的情感。正是这些，使他们“站在牺牲者一边，而努力去分担市民唯一共同确定的东西——爱，放逐和痛苦。”李尔是这样做的，塔霍也这样留下了，而另一个不愿留在俄兰的外地新闻记者蓝伯，一次次发了狂地试图逃离这个“裹尸袋”里的围城，但在成功之际却突然决定不走了。他在内心里经历了什么？是什么奇迹让他留下来和这个灾难中的城市守在一起？ 解禁后的火车站站台上的情景让人感动：“每个人都在返回他个人的生活，然而那休戚与共之情仍旧坚持不去”。这虽然只是人们内心里的一阵情感涌动，但却是加缪要通过整个作品努力去发现和确定的东西。正是这种“史诗的情感”的呈现，使作品中的一切景象都在渐渐改观，也使我理解了为何有人用艾吕亚的诗句“苍天空无又何妨，我并非独自一人”来形容李尔这个人物。的确，这是一种境界。而这，并非出自个人的孤傲。 六 同样耐人寻思的，是李尔这个人物。在1943年的日记中加缪写到：“对事件感到绝望的是懦夫，可对人类境遇抱有希望的是疯子”。这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可见它不仅体现了加缪本人的“两难”，也体现了那个时代某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状况。要真正理解《鼠疫》的主角及整个作品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背景下来。 比起《局外人》的主角来说，李尔的形象看上去要“英雄”多了。但加缪显然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英雄，相反，他从英雄主义后撤。既然瘟疫已蔓延到自己的城市，李尔所做的便是尽自己所能来治疗，这是他的职责。即是在最沮丧的时刻，李尔也从未放弃，纵然他看到的并不是“胜利”。因为他无法接受那把一切变成痴呆的死亡的气味，更无法接受那有失于身份的懦弱。当一些人被送到浓烟滚滚的焚尸炉，而另一部分人相互躲避、惊恐万状，他仅仅凭的是“人之常情”、人应有的尊严和良知来对抗历史的荒谬和可怖。 只不过他更冷静，更为克制，更有耐性。他从不许诺，也不习惯于对事物作绝对的判断，他只是尽力去做。对于那些愤世嫉俗或四大皆空的人物，也只是“听听而已”。这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批判者、充满激情的反抗者，而是一个更有耐性的承担者、治疗者和观察者。对于这个人物，加缪曾这样写到：“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有罪。如何从中摆脱出来？李尔（我）想说的，就是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这是一种等待的姿态，李尔说：‘我不知道。’” 李尔的“我不知道”可谓意味深长。可以说，它体现了一代人在乌托邦幻梦破灭后的一种理性的退守和选择。面对历史的混乱和变幻莫测，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但我们读者知道：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推诿。在5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加缪曾这样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在别人从事毁灭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去创造。正是这种漫长、耐心、默默无闻的努力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这正是对《鼠疫》主角的一种总结。朴实无华，但富有内在的力量，他抛弃绝对的幻想，选择了理性、耐力和等待，以古希腊的明智来对抗历史的疯狂和人性的脆弱。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加缪寄托了克服他那一代人的精神危机、重新确立其人生哲学和态度、在艰难岁月中生活的希望。这样的人物不是高大的橡树，更像是加缪用诗一般的语言所赞美过的海边的杏树林： “我住在阿尔及尔的时候，等待冬天的过去，总是非常耐心。我知道某一个夜晚，仅仅一个清冷的夜晚，康素尔山谷中的杏树林就会覆盖上雪白的杏花。一觉醒来，我就看到这片柔弱的白雪经受着海边狂风暴雨的肆虐。然而，年复一年，它都在坚持，准备着果实。” 七 正因为这一切，当欢庆的焰火在解禁的俄兰升空，李尔医生决心整理出他的这个记事，以便他自己不成为那保持沉默的人，却成为证人，不仅是纪念那些死者，记住人们忍受的不公和暴虐，而且记着：“人类里值得赞美的事情比值得卑视的事情更多”。赞美原本对生活已经淡漠或颓丧的人，由于一场致命的灾难而奋起，他们“不能够成为圣徒”，但“致力于成为治疗者”，以此重新赢得人生的希望。 这是一群世俗的圣徒，他们不是反抗者。他们无非是在一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怖考验中坚持了作为人的底线。即使那些在灾难中死去或崩溃的人，在一种挽歌般的叙述中，也都闪现出某种人性的尊严和光辉。这是加缪在他所不屈服的上帝面前为人类所作出的辩护。 随着作品由开始的平缓持重，到最后的激情充溢，李尔与加缪、作者与叙述者也在渐渐接近。此时的李尔，在“深深释然”之后，虽然不能认同那些即使疫情过去还是要坚持“按照黑死病的标准来生活”的人们，但他作为一个医生，知道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战争。他知道什么将与人类共存。他也永远有一只警觉的耳朵，在听着木头后面“那熟悉的悉嗦声和啃噬声”。而作者加缪，也深知文明的深重症状和精神的艰难，深知在灾难过去之后，也许正是对苦难的可怕遗忘，是旧秩序的全面恢复。因而他的李尔医生知道从俄兰城中升起的欢呼声是“朝不保夕”的，因而在这欢呼声中，李尔为他所热爱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黑死病的病菌不会死灭或永远消失；它们可以经年累月潜伏在家具和衣橱里；在卧室里，地窖，箱子和书架里等待着；而有一天，为了给人类带来苦难和启发，它可能再把耗子轰起来，让它们死在一座快乐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 就这样，加缪以此结束了他的这部作品，或者说，完成了一个寓言的自我循环，一个神话的永恒的复归。 2003．5．北京昌平 （《鼠疫》，孟祥森译，台湾远景出版公司《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卡缪卷》）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解析: 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 *** 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 *** 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 *** 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法西斯撰写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加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曾轰动一时。1960年春，加缪乘坐伽里玛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鼠疫》这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发表）问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战国时儒分为八，孟、荀两派较重要。汉武帝独尊儒术，遂，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已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划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鼠疫学术论文
水浒上说是给武松杀的 金瓶梅上说是病死 详细些就是： 据 所知，西门庆是吃了“斑蝥”这种东西致死的。“斑蝥”是什么东西呢？大家也许不曾见过，但一定听说过，就是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写的“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的东西。 对祖国医学虽然不持否定态度，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中医虽然能治好一些病，但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迷信。很多病，中药是很难起效的，中药中的有效成份，含量很少，而且古人也没有搞清很多疾病的机理和药物相互作用的机理，多数只是利用的现象的联系，不是本质联系。所以 认为中药多数是无效的。但是“斑蝥”这东西据 考证，它却是一种效果很显著的中药，这“效果”道不一定是治好病的效果，也许是使人中毒的效果。据药典上说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东西，含有剧毒的斑蝥素，一般用来治疗毒疮，内服必须炮制，炮制就是用火烘、炒、煅，或用水煮、泡、蒸等方法去除毒素，即使经过炮制，用量也不能超过一克。西门庆是开中药铺的，他当然知道这种药的疗效，据说这种东西吃了之后通过排尿刺激尿道，诱发男人下体兴奋，可用于治疗性功能障碍。他也知道这东西的毒性，不能多吃，无奈喝醉了酒，糊里糊涂地让潘金莲喂得过了量，死了，才三十四岁啊！《金瓶梅》中写到西门庆溺尿如“刀子犁一般”，就是吃了这东西起的作用。而据后边写的西门庆面色发红，肾囊肿痛，溺尿困难等症状推断，西门庆应该是死于急性肾功能衰竭。发烧、腰痛、无尿都是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表现。从医书上说有的人吃了蜈蚣后中毒会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可以推想吃了其他虫子中毒，也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 再来说说李瓶儿的死，《金瓶梅》这书太长， 没耐心读到她死的那一章，只知道她死的时候下身流了很多血，听 一个很漂亮的女老师讲，李瓶儿是死于“血崩”。“血崩”是什么病呢？这是一个中医学的名词，症状是阴道内大出血，西医认为该症状多见于功能性子宫出血或宫颈癌。 想李瓶儿应该是死于宫颈癌，以现代医学的观点，宫颈癌很大程度上是男人带给女人的，性伴侣越多，性关系越乱的女人，患宫颈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李瓶儿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想想由于古代医学不发达，西门庆、李瓶儿之辈死得可真是年轻啊，换上今天的医疗条件，他们完全可能再风流上几十年。 首先说西门庆，他先是纵欲过度神经衰弱，患上了性功能障碍。性功能障碍在今天依然是个很难治的病，但现代医学对它还是有办法的，根据不同的原因，方法有几十种之多，只是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办法。不说伟哥这种药了，它只是最方便的一种治疗方法，对很多这类病还是无效的。西门庆的这种情况，可以用一种叫“育亨宾”的药来治，这是从一种树的树皮提取出来的东西，能提高人的欲望。另外人的脊椎骨骶部有八个洞，用中药马钱子提取出来的一种叫“士的宁”的药，通过这八个洞注射到脊椎里面，可以刺激相关神经恢复功能，这种方法也有治好他的病的可能。办法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但这些办法很可能都无效，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将药直接注射到下体，如果这都没用还有其他办法……，总之有的是办法。这些办法有的用到了中药，但是经过了提取和化学反应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药。从方法上讲，有的是西医，有的是中西医结合，与古代的中医大不一样。西门庆要在今天，完全没有必要去吃那些疗效值得怀疑，毒性又很大的中药了。想想古人也真可怜，一旦得上这个病，死是死不了，可一辈子的幸福就没有了。尤其是皇帝，眼看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只能干流口水。那时对这个病的发病机理就不清楚，也缺乏有效的药物和技术手段，能治好的绝对是的凤毛麟角。 再说急性肾功能衰竭，多是吃了某种有毒的东西损害肾脏所致，它是一种可逆的肾脏损害，不象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那样是不可逆的。当然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它必须及时救治，救治的办法有的也和尿毒症类似，需要透析。但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治疗过后可能缓过气来不死。可是这种很急的病治疗方法必须是用西医西药，西门庆所处的时代根本就没有西医西药，要靠他中药铺子里那些覆盆子、木莲、成对的蟋蟀之类的药，根本就无济于事。所以西门庆是在劫难逃啊。致他死的根本原因不是病，而是女人，所以说女人是祸水啊。一个潘金莲，张大户摊上她倒霉，武大郎摊上她倒霉。西门庆自以为自己命硬，谁知道他也落得张大户、武大郎之类的下场，不是病，就是死！ 至于李瓶儿嘛，换在今天，宫颈癌的致病原因已基本弄清，她首先可以通过一些手段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至于得上这种危险的病。再就是经常注意自己身体的人，即使得上这种病，也可能较早地发现它。如果发现得早，通过手术、化疗、放疗，相当数量的患者也活了下来。只是治疗相当痛苦，还会掉头发。不知道西门庆会不会喜欢一个头发掉光了的李瓶儿。 推而广之，其他很多在古代治不好的病拿到今天都没什么大问题，比如说华小栓的肺结核，有了抗生素这种东西，据说有的病例只要一百块钱左右的药就能治好，但抗生素这种东西得要吃够疗程，否则细菌没有完全杀死的情况下停药，会产生耐药性，变成难治性肺结核。这时就要数千甚至上万元的费用了。华小栓要是在今天，不用吃那可怕的人血馒头就能治好，即使治不好，也可以基本上保证他不会死。华家九代单传的香火，也就保住了。 还有鼠疫，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鼠疫，每次都死了数千万甚至上亿人，那是多么的可怕。据说那时伦敦要用不知多少个万人坑来埋葬死者，最后是一场大火才控制住了可怕的鼠疫。在今天，只要用上磺胺、链霉素之类的药，一个普通的小医院也能治好鼠疫。只是鼠疫这种病，很多年没有发现过了，一旦有人发病，医生很可能不会想到是鼠疫。它来得又极快，很可能在没有诊断出来的情况下，就传给很多人，因此它依然是可怕的。当然以今天的防护措施和治疗手段，根本就不会出现那种整座整座城市死亡的情况了。 综上所述，由于今天医疗技术的发展，使以前很多很危险的病，现在都不那么可怕了。 们可以象西门庆、李瓶儿那样风流，而不用担心象他们那样英年早逝。但是医学发展到任何阶段都有不治之症，现今的很多病，医学仍然无能为力。也许今天看来很可怕的病，以后也会象肺结核、鼠疫那样被攻克。后人也许看 们得病就象 们看西门庆、李瓶儿一样。不过风流之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人可以风流，但不可以风流过度，风流过度，就会成西门庆、李瓶儿那样，到时再好的医学可能也救不了你！
鲁迅：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林语堂：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任川端康成.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大家都知道：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巴金：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曾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公元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称赞巴金“为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他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着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被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老舍 ：2001年,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的内幕.但老舍1966年就已去世,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结果这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日本的川端康成.王蒙：美国一文学团体曾提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蒙参加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称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巨大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造就了他成为一代文化大家和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北岛 ：本名赵振开,1949年出生,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国,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
西门庆由于与潘金莲通奸被武大郎发现，害死了武大郎，武大郎弟弟武松发现真相以后斗杀了西门庆
小说中的西门庆是给武松打死的。
补充： 对于西门庆之死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施耐庵的《水浒传》中西门庆是被武松一顿暴打而死于非命，一种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西门庆是纵欲而死，是死在了潘金莲的肚皮上。
不管怎么说都是属于非正常死亡。而这些说法随着西门庆墓的发现，随着一些砖家对西门庆之死研究的深入而被彻底否定了。
西门庆墓的发现被一些砖家说成是对西门庆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随着发掘的深入，西门庆之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在经过了砖家严谨的考证之后写出了一篇洋洋洒洒数万言的《西门庆之死属于正常死亡的若干考证》的学术论文并发表在了权威的《国际科学》杂志上，特别注明一切资料均来源于《西门庆生平大事记》（由西门庆墓出土），而且为了抵制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学术抄袭现象，特地在论文题目上方加了一行“科学考证光荣，学术抄袭可耻”。
由于论文太长，在此只择其要点说说西门庆之死，说说西门庆的“风云”一生。 西门庆先前也并不“风云”，仅是清河县一个生药铺的老板。但这一介乡民却又非同寻常的“精明”，知道做生意必须要有官府做后台，便使了许多的金银，使得“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
生意越做越大的西门庆竟然挖空心思巴结上了当朝太师蔡京，终于用金砖敲开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大门，被蔡京赏了一个正五品的官做。攀上了大后台又集官、商于一体的西门庆，不几年便成了富甲山东的“暴发户”，可谓如鱼得水、得意忘形，不仅奸人妻女，还要顺便把人家的钱财据为己有，还狂言“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不仅能伙同潘金莲鸩杀武大郎相安无事，还能使官府把武松刺配孟州牢城。为了永绝后患，竟把武松在牢中折磨致死。
仵作的验尸报告写的却是武松不小心在牢中摔倒致死。 西门庆是一个迷信之人，在疯狂了几年之后，担心遭上天报应，自此低调了很多，专心经营生意，精心编制关系网。由于年轻时生活糜烂，导致身体欠佳，便很是注意保养，什么脑白银、肾黄金更是家中常备补品，你还甭说，自从西门庆吃了这些以后，腰不酸了，腿不疼了，孩子还生了一大堆，致使西门家“官二代”、“富二代”层出不穷，甚至到了西门庆九十九岁那年（这个有《西门庆生平大事记》记载，而且西门庆的遗骨经严格的骨龄测定，确定西门庆是活了九十九岁），西门家的“官四代”最高已经做到了正四品。
在西门庆九十九岁寿辰那天，西门家席开九十九桌，而且还请来了一位方外高人为西门庆祝寿。这方外高人能上知两千年，下知两千年。席间西门庆就问这位高人，后世可有对我不利之事？高人掐指一算说有，三百多年以后，在一本叫《水浒传》的书中，大官人被写成一位地痞、淫贼，被一位打虎英雄武松暴打致死。“一派胡言”西门庆不由大怒，“武松早已在孟州牢中摔死，怎还把我打死？”高人说，小说家言，不足为信，只因那《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乃是武松的铁杆粉丝，才把大官人写的如此不堪。
“那还有别的吗？”西门庆又问。高人一算，说还有，再过去两百多年，在一本叫《金瓶梅》的书中，大官人被写成一位恶霸、淫贼，而且专门写大官人家的私事，大官人最后是纵欲而死。西门庆脸有点发绿，“这不侵犯我的隐私权吗？不过还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总比被武松那厮暴打而死要好。”高人说，那是因为《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屡试不第，穷困潦倒而对大官人心生嫉妒，为泄私愤才把大官人写的如此不堪。“难道就没有一点好事吗？”
西门庆心有不甘。高人又算，说有，又过去了八百多年，大官人的墓被发现，经过一些砖家的考证终于还了大官人的清白，而且还被砖家们写了一篇《西门庆之死属于正常死亡的若干考证》的学术论文并且发表在了权威的《国际科学》杂志上，使大官人得以扬名异域，并且拥有了众多隔代的粉丝，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铁杆粉丝竟然拥有一百零八位情人，大官人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而且为了弘扬大官人事迹，有三个地方为争“西门庆故里”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官人的后人都激动的泪流满面，“我们西门后人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了！” 西门庆听罢，连喝三杯，哈哈哈大笑三声而死，享年九十九岁。
大小鼠研究报告论文
（1）生物体的形态特征、生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叫做性状．转基因技术就是把一个生物体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DNA中的生物技术；该研究过程中，将大鼠生长激素基因吸入显微注射器中，在显微镜下将大鼠生长激素基因注入小鼠核尚未融合的受精卵内的卵细胞核中．因此该项研究中被研究的性状是鼠的体积大小．大鼠生长激素基因控制的性状是鼠的大小．（2）将已经导入了大鼠生长激素基因的受精卵，注入小鼠的输卵管中去．这样小鼠的输卵管中就有了两种受精卵，一种是导入了大鼠生长素基因的受精卵，另一种是输卵管中原有的未转基因的受精卵，这样做的目的是形成对照．（3）超级鼠体量增大（体量大小是一种性状）是大鼠生长激素基因作用的结果，由此得出基因控制性状的结论．（4）体细胞中染色体是成对存在，而且不是任意的一半，是每对染色体中各有一条进入精子和卵细胞．生殖细胞中的染色体数是体细胞中的一半，成单存在．当精子和卵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时，染色体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故答案为：（1）鼠的体积大小；大鼠生长激素基因 （2）形成对照（3）基因、性状 （4）
人们通常认为老鼠是传播疾病、制造麻烦和惹人讨厌的动物。但从二十世纪初以来，正是老鼠一直在充当人类医学研究的“老黄牛”：它们既是研究疾病的工具，又有检验药物作用，为人类战胜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位于美国缅因州山漠岛的约翰逊实验室在医学研究界是个大名鼎鼎的地方。自从1929年建立以来，无数科学家曾来到这个实验室，从这里带走各种各样的老鼠，供科学研究之用。约翰逊实验室是全球小鼠模型的资源中心，提供3000多个品系的实验用小老鼠。这些老鼠有些来自自然界，有些是通过基因技术“定制生产”出来的。在每一个品系里，所有的小老鼠除了有性别的差异外，从基因层面看是完全相同的。在这个实验室提供的小老鼠中，有一些患有人类的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骨质疏松症、阿尔兹海默症等；还有一些老鼠，在某些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比较容易发胖、得癌症或是受感染。实验用小老鼠的作用巨大。生物学家利用它们研究基础生理学，疾病学家利用它们寻找导致疾病的基因变异，医药学家在它们身上实验各种药物。它们具备一切医学研究需要的特征：便宜、好养、繁殖能力超强、成熟迅速、比大动物易于管理和观察。最先提供实验用老鼠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格兰比镇的退休教师艾比·莱斯罗普。20世纪初，她培育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B6”型老鼠。2002年，作为生物基因图谱研究的一部分，“B6”型老鼠被选为鼠类的总代表，科学家绘制出了这种老鼠的基因组图谱。 《自然》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老鼠的基因多样性还远远没有被人类完全发掘。科研人员比较了15种老鼠的基因序列，其中有4种是从野外抓到的老鼠的后代，另外11种是实验室长年使用的“传统”品系。令研究者们惊讶的是，实验室里常用的那11种老鼠，竟然大部分来自西欧同样的祖先。在它们身上，很少找到来自中亚、东南亚或是岛国日本的老鼠的基因。科学家指出，这说明在自然界，老鼠的基因多样性仍然十分丰富，这为科学家们生产更多品系的实验用老鼠提供了巨大的潜力。所以老鼠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安徽省附近考古发现，人类还没出现以前，老鼠就在地球上生活了4700多万年，可说老鼠是活化石。 据生物学家猜测，如果有全球性灾难致使生物大量灭绝，鼠将会是哺乳类最后灭绝的生物。 综合外媒2013年2月28日报道，可能因受到核原料和辐射影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出现成群体重动辄重达四五公斤的巨大老鼠。伊朗当局出动一支由10名狙击手组成的“精英狙鼠队”，已成功捕杀2000多只“变种巨鼠”。疑似受到核辐射影响，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2013年出现了成群的巨大老鼠。这些老鼠动辄重达四五公斤，体型比一般家猫还要大，就连捕鼠器都装不下。德黑兰市议会的环保顾问、大学讲师伊斯梅尔·卡赫兰表示：“这些老鼠似乎已经发生了基因变异，可能是受到辐射和毒鼠药里头的化学物质影响。通常完成这样的演变需要数百万年。”据悉，由于这些“变种巨鼠”已对毒鼠药产生抗药性，德黑兰市议会派出10名狙击手夜间灭鼠。狙击手们2013年已在德黑兰街头干掉了2205只巨鼠。形态：一般成年鼠为成年人手掌大小，色有黑白，头小尾长。
小鼠酒精成瘾机制研究论文
我觉得不能够篡改人的记忆，只是喝酒喝的多了会容易造成记忆的缺失。
因为酒精可以让你忘记很多东西，或者在酒精的作用下做很多错事。
喝酒到底好不好的争论由来已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过量饮酒才对身体有害，少量饮酒则有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强健筋骨，促进人体新陈代谢等等一系列有益健康的作用。 作为接受严格科研训练的医学生，笔者对于此种说法的科学性充满了怀疑。少量和过量的边界是多少？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强健筋骨，促进人体新陈代谢等的等证据在哪里？ 怀疑归怀疑，任何结论都需要扎实的研究数据作为支撑。抱着一探究竟的决心，笔者检索了一些近期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看看对于饮酒的好坏，学术界到底有哪些说法。 1. 过量饮酒会缩短寿命 一项刚刚公布在《柳叶刀》上的流行病学研究，在排除了年龄、吸烟、糖尿病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影响下，比较了全球19个国家600,000 多人的健康和饮酒习惯。 该项研究发现，饮酒的安全上限差不多是每星期5杯啤酒（约等同于100克纯酒精）。然而， 饮酒量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则会与低寿命产生显著的相关性 。例如，每周喝10杯或更多的饮料与一到两年的寿命缩短有关，而每周喝18杯以上的饮料则与四到五年的预期寿命缩短有关。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饮酒与不同类型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饮酒与中风、心脏衰竭、致命的主动脉瘤、致命的高血压病和心力衰竭有较高的风险，并且没有显示出明确的阈值。也就是说 少喝酒不一定有坏处，但也并没有明显的好处 。 2. 饮酒会增加患癌风险 一项发表于《自然》上的研究利用小鼠来展示酒精暴露对于DNA的影响。该项研究发现， 酒精的体内代谢产物乙醛会造成干细胞 DNA 永久性损伤，从而增加患癌风险 。 我们的身体有一套保护我们免收酒精伤害的解毒机制。该机制的核心成分是一类叫做乙醛脱氢酶（ALDH）的蛋白家族。这些酶分解有害的乙醛进入醋酸盐，而我们的细胞可以利用它作为能量的来源。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人，特别是来自东南亚的人，要么缺乏乙醛脱氢酶，要么携带有缺陷的酶。所以，当他们喝酒时，乙醛会堆积起来，导致脸红，也会使他们感觉不适。 该项研究发现，与野生型小鼠相比，敲除主要的ALDH酶ALDH2的小鼠，饮酒造成的DNA损伤上升了3倍之多。 拥有正常乙醛脱氢酶（喝酒不怎么脸红）的小伙伴也不要高兴得太早。该研究的负责人Ketan J. Patel教授指出，我们人体的酒精清除和DNA修复系统并不是完美的，即使拥有完好的乙醛脱氢酶，酒精仍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导致癌症。 统计数据显示，在英国，酒精每年大概会12000多个癌症病例。所以，考虑减少饮酒量总归是没错的。 3. 酒精可快速缓解抑郁 无论是大数据分析，还是基础研究，似乎都指明饮酒没什么好处。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热衷茶余饭后小酌几杯呢？主要是因为 酒精可缓解抑郁，减轻压力 。 2016年9月份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酒精导致的大脑的神经和相关分子的变化与临床使用的快速有效的抗抑郁药几乎一样。 该项研究表明，酒精与动物体内的快速抗抑郁药遵循相同的生化代谢途径，产生的行为效果与人们观察到的相似。不过，该项研究同时也提示，大量饮酒引起的酒精成瘾可能与抗抑郁药物反复使用引起药物成瘾存在密切的关联。 看来，即使少量饮酒可舒缓压力，大量饮酒还是没啥好处。 总结一下。 生理层面，少量饮酒既没明显好处，也没明显坏处；大量饮酒则会增加患癌风险，缩短预期寿命。 心理层面，少量饮酒可舒缓压力，抵抗抑郁；大量饮酒则可能导致酒精依赖甚至成瘾。
长期大量饮酒会缩小脑容量，损害大脑的认知和记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