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毕业论文
世界历史中的近代社会形态变化研讨范文关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内因说”和“外因说”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世界历史的视野，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需要遵循的根本方法。 近代西方的重大变化是了解近代中国重大变化的重要的外部条件。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历史开始成为世界历史，西方资本展开了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地处远东的中国成为西方资本青睐的重点对象。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东方是由西方‘发现’并带入历史的”［1］（P79）。与此同时，近代中国是在西方枪炮的胁逼下“被全球化”的。基于世界历史的视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是影响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主要原因。 一、鸦片战争前的西方 众所周知，中国曾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长时期领跑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15世纪以前，中国商品生产的发展程度远高于西欧，即使到了19世纪初，商品生产和流通仍然生气勃勃，非西方所能逾越。费正清是这样描述的，1800年的中国，庞大的中国航运船队来往于长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条大小船只航行于中国沿海，把南方的水果、糖和手工艺品运到满州，而将那里的大豆和毛皮运到南方。 早年一位英国观察家曾经计算过，19世纪40年代长江口上海港的货物吨数超过伦敦港，而当时伦敦已是西方贸易的中心。［2］（P59）根据麦迪森的考证，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经济构成的比例也从22．3％上升到32．9％。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占世界总量的22．9％上升到36．6％。［3］可以说，直至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一切，毕竟只是最后的辉煌罢了。而此时的英国正在冉冉升起。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英国不仅迅速超过了远东的中国，也超过了欧洲大陆诸国，率先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虽然直到16－17世纪，英国还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但18世纪下半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在这个国家首先发生。 工业革命始于毛纺织业，进而扩及丝纺织业和棉纺织业，然后又迅速扩及交通、采矿、冶金、制造等各个工业部门，工业迅速超越了农业的经济地位，英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有资料表明：到1860年，英国的人口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2％，但英国钢铁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3％，煤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0％，棉产量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贸易量占全球贸易量的20％，拥有全球1／3的船舶和40－45％的工业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4］（P16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跨越式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P277）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与工业化相伴相随的是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的全面替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时，深入分析了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一种相当特殊的历史现象。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是，西欧城市及其商业始终游离于封建体制之外，与封建体制相分离。具体表现为：在经济上，城市及其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之中，同时，城市自身还具有征税以及独立于封建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在政治上，城市是一种相对自治的单位，具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和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并不存在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5］（P105）城市之间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5］（P108）马克思还观察到，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 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5］（P112）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对于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来说，正是与封建采邑的自给自足体系并存的城市自治体系及其发展，成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成为孕育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母胎”。［6］（P310） 在生产关系的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系上，是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是相反。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构成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因素。换言之，没有生产关系领域这一重大变化，工业革命就是一种侈谈。马克思深入考察了人类社会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转变过程的具体机制，他指出：“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 在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财富———商业———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7］（P509） 反过来，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消亡，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西欧工业革命的逻辑结果首先是西欧封建主义制度的彻底瓦解、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最终确立；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和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是工业革命由以产生的‘世界历史条件’系统中的主导条件，也是贯穿其中的主线。”［6］（P308－309） 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资本主义 历史时代的来临加速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在空间上开创了世界历史。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东方和西方的交往程度也迅速提升，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在两篇重要论著中描述了这一现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P11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P276）全球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大，是资本向外拓展的特性作用下的结果，这一特性由资本追逐利润这一本性所决定。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7］（P390，33）整个世界因由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逐步联结成一个整体，这是人类发展史的一个崭新的现象。在全球整体视野中中审视此时的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已经明显处于了相对的弱势地位。 与挣脱封建藩篱后跃跃欲升的西方相比，中国这个曾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东方大国，在西欧各国相继向资本主义挺进时，放慢了前行的步伐，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对于这一问题，只有借助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遵循这一理论和方法，所有制因素应纳入分析的框架之中。 任何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条件直接决定了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如果把社会发展或现代化作为一种功能体现的话，那么，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有赖于能够产生这种功能的结构的确立。所谓发展的差异，不过是不同社会结构的具体表征或功能体现”［8］（P224）。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也认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其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起和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直接关系。私有权不确定，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没有合法保障，对个人经营的刺激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近代工业和近代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 这里所讲的财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其基础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6］（P313－314） 生产关系变革的相对落后，是导致中国在同一时期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在西方和中国获得了不同的历史命运，主要是因为，繁育这一生产关系的社会土壤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西欧城市的特殊功能所不同的是，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始终保持着作为官僚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在经济上始终依赖于农村。这样，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不像西欧是相对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的，城市从来未曾脱离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没有演化成一种体制外的存在，而始终是一种体制内的力量。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手工业和商业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不仅没有成长为变革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力量，反而成为自给自足经济的自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从而进一步稳固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传统的社会结构就能够始终保持再生的能力，近代工业文明就不可能产生和发展起来。 正如侯外庐在分析这一历史现象时所指出的：“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清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 为了维持固有的统治秩序，清朝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政策，在政治上，以天朝上国自居，将其他国家视为“朝贡”国，以“朝贡”仪式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经济上，将对外贸易的时间、地点和次数都做严格规定，力求将对外贸易纳入“朝贡”的框架之中。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扼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因此，虽然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随之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仍是难产的”。［9］这就是在西方与东方碰撞之前中国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 三、鸦片战争的特殊解读 东方和西方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碰撞就构成了对立的存在。近代中国史是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起点转自:的，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正如费正清所言，“无论在19世纪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思想中，还是在那场侵略的最后阶段出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国近代史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2］（P58）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鸦片战争的意义被赋予了特殊的解读，并构成理解近代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线索。 卢森堡曾用战争对19世纪中国的近代史做了一个完整的勾勒。她指出：“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一个与不发达社会进行所谓‘温和的’，‘爱好和平的’商品交换的典型例子。中国近代史，从四十年代早期开始，在整个十九世纪内，是以战争来分段落的，而这些战争的目的就是用野蛮的武力来开辟通商关系。传教士激起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欧洲人挑拨了暴动，而在周期战争引起的血腥屠杀中，毫无准备的和平农民，被迫和欧洲列强最新式的战争技术相周旋。沉重的军费造成了国债，中国于是接受欧洲借款，结果欧洲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占领了中国的要塞；自由港口被强制开放，修筑铁路权被破让渡给欧洲资本家们。通过这一切，商品交换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起到中国革命爆发为止，在中国得到了发展。”［10］（P307）在卢森堡看来，鸦片战争之所以作为中国历史划界的标尺，是因为它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本质上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对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的胜利。因此，这场真正的结果必然摧毁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商品经济和现代政治、文化。鸦片战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1］可见，鸦片战争并不构成中国近代史划界的内在根据，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尺。这是因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正是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第一次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强有力的冲击，并以此为起点，逐渐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① 鸦片战争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一方面，以此为起点，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伴随着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5］（P692）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也由此丧失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胡绳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酝酿着新的变化，即在经济上已经出现了以手工业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对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怀疑和抗议。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恰恰也是这个因素造成了中国难以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并丧失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以炮舰政策为前驱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到来，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变化的方向。”［12］（P41）由此，两者的碰撞反映为毛泽东所概括描述的矛盾状况：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①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近代中国是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的扩张，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卷入了该体系之中，确定了中国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弱小和不发达地位。”［13］ 中国之所以没有成长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主要出在西方资本主义身上。它们侵略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取得了特殊权利，剥削了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其实已经清楚地表明，不是内因而是外因构成影响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和方法指导下得出的。 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本性的显现，是资本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西方和东方的第一次遭遇，并不是西方以友好地传送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为根本目的的，而是以西方试图变东方为西方的殖民地以便构成“中心和外围”的版图为其根本目的的。殖民化与资本主义化“两者相较，无疑殖民化居于主要地位，而资本主义化居于次要地位。”［14］ 由资本主义的固有本性所决定，不可能所有民族都成为具有独立主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都必须以某些非资本主义落后民族的存在作为自己的国际生存条件，否则，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正是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堵死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15］ 四、“内因说”辨析然而，对于这一结论，争论旷日持久，延续至今。在构成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因素中，研究者们都承认西方侵略的外部因素和清王朝改革的内部因素的客观存在，根本的分歧并不在于此。根本的分歧在于这两个方面究竟哪一个因素为主要方面，哪一个因素为次要方面。 与外因说相对立的是“问题主要出在国内”的内因说。持内因说的学者认为，虽然外部因素发挥了作用，但问题主要出在了内部。在费正清看来，外因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的说法会逐渐失去凭借，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它在许多重要方面的说服力。”［2］（P130）费正清认为，1860年开始的40年里，中国耽误了时机，进步迟缓，最终变成了“一只在更大的外国侵略面前坐以待毙的鸭子”。在他看来，日本在终止了它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向一个世界强国努力的时候，中国并没有这样做。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耽误的时机不仅仅指费正清认为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40年，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有近20年的时间，这20年是中国学习外国、改革图强的一个机会，但清朝统治者没有抓住这个机遇，不思进取、无所作为，没有进行任何改革，白白浪费了20年时间。［16］美国学者M·B·詹森（Jansen）虽然指出“西方的侵扰构成了19世纪中国历史的最重要成分”［17］（P30），并也注意到了这种相互矛盾的状况：19世纪的国际环境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挑战、刺激和榜样，但也带来了劣势和屈辱。国际秩序为中国展示了诸种手段，却又阻止中国使用这些手段；它对中国提出了挑战，却又限制并破坏中国起来应对这种挑战。但是，他坚持认为，中国的国际体系和世界观就其本身的强度和耐力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但其内部并不存在能使中国应付得了现代世纪挑战的重大力量源泉。问题的核心还在中国国内。［17］（P40） 在一些学者看来，无论对于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对于后来者而言，现代化过程实质上都是一种国内转变。在此过程中，殖民统治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总的来说，它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认为“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的观点是内因说的正宗版本。对上述观点需要具体分析。费正清认为，“在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没有兴起，本来是早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很久的事了。”［2］（P60） 在他看来，一个原因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几乎没有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为投资之用。其言外之意在于，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兴起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这是一个首先需要加以辩驳的观点。中国确实有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资本主义也确实没有兴起，这已经是中国史学界基本认可的两个客观事实。费正清的这一论断虽然承认了后一个客观事实，但通过否定前一个事实作为论证后一个事实的根据，显然就有失公允了。问题出在内部的一个重要根据来源于中日之间的比较。 其实，将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以两国不同的历史命运论证内因说的正确性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 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殖民者看来，中国和日本的意义是不同的。M·B·詹森认识到，中日两国各自承受的外来影响之意向和强度有所区别。“ 西方在日本的冀望和意图始终是有限的，不像在中国。日本只是一个顺手牵羊的问题。对欧洲列强来说，日本地处中国的那边，是次要对象；对美国来说，日本也只是处在通向中国的道路上。没有人指望通过开放日本来取得什么了不起的金融或贸易利益。在那里能捞到的油水决不可以与中国通过鸦片交换茶叶或白银所形成的商业利润相比。”进一步而言，“对西方列强来说，它们在向中国进击时如能有一个东亚同谋者，那将是很有用处的，而对日本人来说，‘加入’西方行列则是十分可取的。”［17］（P36）可见，日本和中国各自所承受的西方殖民的压力和强度不可相提并论，仅仅强调日本主动变革的有效反应并不能作为支撑内因说的有力依据。 历史的事实是，西方的入侵严重抑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一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得到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所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18］（P394）。20世纪30年代，上海棉纺织业资本家等发出了这样的呼号：“究竟中国纱厂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地说，中国纱厂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19］。 据统计，中国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为4．9％，1936年为10．8％，1949年为17％。这个数字充分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艰难的、缓慢的。［20］ 当然，将外因视为中国资本主义难以兴起的关键因素，并不意味着为清朝统治者开脱责任。毫无疑问，清王朝的改革作为内因确实是一种影响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的资本主义命运坎坷，清朝的专制统治难辞其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日本政府与清王朝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所创造的奇迹，日本政府的高层领导人表示“令我等吃惊”，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日本对西方制度几乎是采取了全面学习和借鉴的政策。 洋务运动虽然可以视为清王朝自强的一次努力，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表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缺乏彻底的革新意识和精神。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不是清王朝的所为构成中国屈辱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主要原因，这一认识是否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呢？ 回答恰恰相反，这是历史辩证法的正确运用必然得出的结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拉布里奥拉正确地指出：“整个历史，除了非常古老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时期的历史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换言之，那些对某个社会内部矛盾起决定作用的原因，由于同外部世界的冲突而总是愈来愈复杂。……例如内部困难常常促使某个社会或国家参加外部冲突；有时则相反，外部冲突影响着内部关系的改变。”［21］（P111） 这一重要论述，为分析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关键因素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条件下，内部状况的变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条件的影响，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之间的联系增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说，在近代以前中国与世界基本隔绝的情况下，中国以外的世界历史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典型外因的话，那么，自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游离关系，而是一种渗透关系”［22］（P417）。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简单地搬用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关系原理，那么最终只能与真理失之交臂。参考资料:
现代社会形态的变化，在世界历史的讨论范文现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学术界，长期存在“内部”和“外部原因说：“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领域的世界的历史，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需要遵循的基本方法。 现代西方显著变化的外部条件，重要的是要了解现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这是因为，在此期间，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上，西方资本扩大的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并在远东，中国已成为西方资本青睐的重点对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东方与西方“发现”，成为历史“[1]（P79）。同时，现代西方火炮迫使”全球化“的视野，基于在世界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影响现代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的主要原因。鸦片战争前西方 />正如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来领导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人类走向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5世纪，发展商品生产，中国是远高于在西欧，即使是在19世纪初，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的仍然是充满活力的，非西方的超越。费正清描述，中国，1800年，大型运输船队从长江河及其支流，还有数千航行船舶在中国沿海的南方水果，糖和工艺品，其中大豆和毛皮运到南部的彩色玻璃的大小。初期，英国观察家已经计算出的184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港口的货物吨位超过伦敦到香港，伦敦是西方的贸易中心。[2]（P59）根据麦迪森研究，1700年至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不仅排名第一的世界，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与此同时，中国的总人口上升到％％，占世界总。[3]可以说的是，直到19世纪初，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所有，毕竟，只是在最后的荣耀罢了。英国上升。在从一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不只有迅速在中国在欧洲大陆的亚洲国家，远东，提出的第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在这个国家，直到16世纪和17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的封建农业国，但下半年的18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次发生。工业革命开始在毛纺织行业，从而延长丝绸纺织产业及棉纺织业，然后迅速扩大，交通运输，矿山，冶金，制造和其他工业行业，该行业迅速超过了农业经济的地位，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信息：1860年，英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仅2％，但在英国的钢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3％，煤产量占全国的50％的全球产量，棉花产量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贸易占全球贸易的20％，有超过1/3的船，和工业能力的40％-45％，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4]（P16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生活时代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所带来的工业革命。“共产党宣言”，他们发行这样的感慨：“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甚至超过所有以前的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征服自然的力量的机器，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船舶的运动，铁路交通，电报的使用，整个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填海工程，导航的河流，如如果魔术，从地调用了大量的人口， - 过去哪一个世纪希望社会劳动证明了这一点生产力吗？ “[5]（P277）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齐头并进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全面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时，在西欧封建社会的深入分析存在于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西欧城市和它的商业总是渐行渐远，从封建制与封建制相分离。具体表现为：经济，城市和它的业务不包括在经济体系中的封建庄园，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城市也有自己的税收外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独立的封建领土，政治，城市是一个相对自治的单位，其自己的独立的司法权力，和自己的价值观，并没有存在的关系之间的主要关闭一个附庸。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分离也可以看到资本的分离房地产，开始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不依赖于房地产，这仅仅是个开始，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权“[5]（P105）在城市之间建立联系的新工具的生产和交换之间的劳动分工的劳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立即引起了劳动分工，在生产新的城市，第一个地域的局限就开始消失了。“的一个直接结果之间的分工不同的是一个城市的手工业作坊生产，也就是生产部门的公会系统产生的范围之外。“[5]（P108）马克思也观察到，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的结束，”业务不可抗拒的手工业作坊集中在一个国家---英国。 浓度逐渐创造这个国家相对于世界市场，从而使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需求，这种需求不能满足在老工业生产力。超过生产力的需要究竟造成了私人所有权的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三期电力发展的，它有一个大产业---大自然的力量，作工业用途，整机生产，以及实现最广泛的分工。 “[5]（P112），有学者发现，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资本主义，它是自给自足和封建采邑制度并存的城市自治系统的发展，最具有决定性的，并成为一个产卵地面资本主义的“产妇，胎儿的产生和发展。 [6]（P310）生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系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的革命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而不是相反。究竟是诞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构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工业革命的关系。换句话说，有没有生产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关系，是一种工业革命侈谈。马克思深入了解人类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转型过程中的具体机制，他指出：“随着货币财富，即便为它作了某种优势，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罗马，拜占庭，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将结束自己的历史。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但也与金钱财富---业务 - 如关联发展，但是，这种解体并不在事实上导致工业的发展，但导致村的规则的城市。“[7]（P509）反过来，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灭亡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从世界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西欧工业革命的逻辑结果是在西欧封建制的全面崩溃，最终建立资本主义的系统内，但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革命的情况，在系统中的“世界的历史条件下，这也贯穿始终的主线。“[6]（P308-309）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加速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和空间。 过程中的历史变化中的世界的历史，东，西互动的程度也迅速增加，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描述的这种现象中的两个重要理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创建的交通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业务的控制，所有的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所以流加速（货币体系开发），资本集中。 “这是首次创造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人都需要，以满足每一个文明国家，与这些国家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除了内向型的国家在过去，自然形成的的状态。“[5]（P11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市场的产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运行驱动不断扩大的需要，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剥削的世界市场，使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已成为世界上。”在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隐居各族人民在各方面的交往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为方便，所有的国家，甚至最野蛮的国家卷起到文明。“[5]（P276）的广度和深度的全球交流的扩大，资本向外特征的结果，确定此功能的追求资本性质的利润。马克思指出：“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条件的流通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范围，是否直接扩大范围，在范围内的多个位置建立一个生产位置。”资本一方面，试图摧毁所有的交流，交流的限制，赢得了整个星球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努力摧毁的时空，是指商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花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较发达，流动性的市场，资本构成更多的资金空间循环道路市场扩大资本，同时也比较抢手，扩大了市场更多的空间，并努力破坏的时空。 “[7]（P390，33）整个世界的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的原因，逐渐作为一个整体的联系，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在人类发展的历史。整体的全球视野看在这个时候，这东方国家都有明显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诱惑和挣脱的封建壁垒升的相比，中国西部，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东部的国家，提前向资本主义在西方欧洲国家已经放缓了前行的步伐落后于时代。对于这个问题，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帮助下，为了得到科学的描述。按照这种理论和方法的所有权因素应该是的分析框架。任何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条件直接决定着发展的性质和程度。“如果体现为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一个功能，那么该功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于建立结构能够产生这样的功能。所谓的发展，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具体特性或功能的体现差异“[8]（P224）。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也认为，社会发展，关键在于体制因素，其中最突出的财产关系中的作用。客观事实是，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衰，现代工业革命的发生，直接关系到私有财产的地位的变化。私有制不明朗，私营企业和业务收入，是没有法律保障，没有制度保护个人经营的刺激，现代工业和现代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这里的财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基础所有权的生产资料。[6]（P313-314）生产变化的关系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导致中国相对落后于同期，原因为何资本主义关系的生产在西方和中国在不同的历史命运，的主要滋生社会关系的生产是土壤中的显着差异。特殊功能的西欧城市，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已经永远被保持在这样的官僚和政治中心---军事要塞的基本属性，总是依赖于农村经济。，与西欧不同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但相互关联的城市，从来没出过的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演变成一个系统存在，始终是一个系统，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手工业，商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不仅没有增长力。破坏性的力量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但已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有利于经济的补充，进一步强化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能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始终保持再生能力，它是不可能产生现代工业文明和发展。侯外庐指出，在这一历史现象的分析：“从16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不喜欢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在旧的生产模式以及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太深了，新的因素非常薄弱。 “清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为了保持固有的统治秩序，统治阶级的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的帝国国家本身，在其他国家作为贡品国致敬仪式，国家对国家的关系处理，经济，时间，地点，和一些外贸做了严格的规定，对外贸易，并要求将其纳入的框架“支流“。闭关锁国，导致中国和西方在经济和技术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遏制资本主义的胚胎发育。18世纪社会经济的恢复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它仍然是分娩。[9]这是中国相对落后的西方和东方的碰撞前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特别解释东方和西方在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碰撞，构成了存在的反对。现代中国历史的鸦片战争的爆发为出发点交换来自： ，这是在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正如费正清说，“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思想在19世纪，在最后阶段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侵略。 “[2]（P58）”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意义被赋予了特殊的解释，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以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卢森堡19世纪的战争中国的现代历史，以做一个完整的轮廓。她指出了：“中国的最近的历史，是一个欠发达的社会因此，所谓的”温和的“，”和平，爱好的商品交换典型的例子近代中国历史，从在早期的四十多岁的在整个19世纪，战争的血腥屠杀分段的基础上，战争的目的是用蛮力打开了贸易关系。传教士煽动对基督徒的迫害，欧洲人挑起骚乱，中的周期战争造成没有准备好和平的农民，被迫到最新的战争技术和欧洲列强处理。沉重的军费开支导致国家债务，因此，中国接受欧洲的借款人，结果欧洲人控制中国的金融占领要塞的中国自由港口被迫开放，修筑铁路的权利转移到的欧洲资本家通过它，打破商品交易所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直到玩了中国革命的爆发，中国已经制定了。 “[10]（P307）卢森堡看来，鸦片战争，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为界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人的整体政治，经济，文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基本上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封建主义的胜利。因此，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破坏自然经济，在封建中国，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商品经济和现代政治，文化，鸦片战争是已知的，因为它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1]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并不构成内划分现代中国的历史，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统治者，这是因为，从点的历史来看，世界，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首先受到强烈的冲击，西方资本主义的，封建制，并作为一个起点，逐步影响和改变社会形态。①标志性的意义在于鸦片战争战争：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为出发点伴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过程中，马克思指出：“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影响的经济，社会习惯，工业和政治结构在1840年的英国大炮轰击下，充分开发，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面完全隔绝的世界，与外界的接触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当这样的状态下，英国的隔离和暴力突破，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一个密封的棺材，一定解体像木乃伊现场至空气新鲜。 “[5]（P692）另一方面，现代中国也因此失去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变的可能性。胡赊嗯认为，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在酝酿的新变化，手工业作坊种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的经济和政治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怀疑和抗议。“如果你然而，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相同的因素造成的困难，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损失的可能性。 “炮舰政策为先导，西方资本主义到来的侵略势力，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 [12]（P41）因此，碰撞的2矛盾的情况反映了毛泽东的一般描述：外国入侵的资本主义，一方面，中国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起到瓦解的作用，造成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可同时给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的，中国是被动地参与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扩大在世界上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最终导致了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直参与系统，以确定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薄弱，经济欠发达的状态“[13] 中国之所以没有长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问题出在西方资本主义机构。他们侵略中国，，获得特殊规定的权利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市场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并抑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增长。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史上，事实上，已经清楚地表明，不是内部，但外部因素影响了现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国家的一个关键因素。得出结论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思想和方法的指导。 鸦片战争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是资本的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西方和东方的第一次相遇，不友善的转移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的成果，试图改变东方，但在西方，西方的殖民地，以构成中心和外围的其根本目的的领土。的。殖民化和资本主义“两相对比，毫无疑问，非殖民化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资本主义第二小提琴。” [14] 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所有的人民有可能成为主权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存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些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生存条件背后存在的，否则，资本主义不会成为资本主义。 “这是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封锁了通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中国。” [15] 四，“十一五”期间的歧视，但是，对于这个结论，争论旷日持久，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对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因素的影响，研究人员也承认西方侵略的清代改革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客观存在，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是不是在这里。哪些因子，这两个方面的主要方面，其中的因素之一为次要方面的根本差异。 反对“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国内内部和外部因素说。学者认为内源性说，外部因素起到了作用，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内部。费正清似乎都外部视图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倡导者说，将逐渐失去其美德，但没有人能否认，它在许多重要方面是有说服力的。“[2]（P130）费正清，1860年开始，40年来，中国已经推迟了的时间，进展缓慢，最终变成了“鸭子仍然在面对更多的外国侵略。在他看来，闭关锁国政策的终止，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不平等条约，世界的努力大国，中国还没有这样做。有学者认为，延误了时机，中国不仅是指费正清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40年后，近2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在过去的20年在中国学习国外的改革和加强国家的机会，但清朝统治者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懒惰，什么都不做，并没有进行任何改革，白白浪费了20年。[16]美国学者M·B·詹森（詹森）指出， “西方入侵构成了19世纪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因素，”[17]（P30），同时也指出，这种冲突的情况：19世纪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挑战，刺激和示范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利的和羞辱。中国国际秩序的手段中显示，但防止使用这些工具在中国挑战提出，但限制和削弱中国，以满足这一挑战，但他坚持认为，国际体系和无与伦比的视图世界上自身的实力和耐力，但它不存在在主要的力量源泉，让中国处理的现代世纪的挑战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在中国。[17]（P40 ）在一些学者眼中，无论是对现代化的先驱，为后来者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一个国产化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殖民统治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它是也是有限的。总体而言，它既有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欠发达，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后的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是内部正宗的版本。具体分析这些观点需要。费正清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可能是因为早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很久以前的事情。” [2]（P60）在他看来，原因之一是巨大的人力资源供应，机成为不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几乎没有积累的资本和信贷计划作投资用途。其含义是，中国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没有上升，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这是一个需要是第一点反驳。不要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国，实在是没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崛起，这已经是客观事实基本认可的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这篇论文后，被承认的客观事实，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后的示范否定的事实，前显然是不公平的。问题来自内部的重要基础之间的比较。 事实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比较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参数过程中的正确性的判断是一个似是而非的。 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殖民者的意思似乎是在中国和日本不同。 M·B·詹森认识到，中国和日本各自承担外，对意愿的影响和强度不同。 “西方在日本的希望和意图一直受到限制，不像中国和日本的只是一个顺手牵羊问题的在欧洲列强，日本在中国的身边，是一个次要的对象;美国，日本仅在通往中国的道路。没有人认为巨大的财务或贸易利益，通过开放日本油和水，从来不会有中国呻吟交流与通过鸦片茶或银的商业利润。“此外，”西权力，对中国的冲击，如果东亚同谋，这将是有益的，和日本人来了“加入”西方的队伍是非常理想的。“[17]（P36）可见，日本和中国的西方殖民承受的压力和强度不能同日而语中提到的，强调日本的主动改变的唯一有效的回应，并不能使用内部的支持奠定坚实的基础。 历史事实，西方的入侵，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资本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的国际帝国主义主持下，但也绝不主导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所笼罩他们掌握了跟头[18 ]（P394）。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棉纺织业资本家发出了这样的呼号：“什么中国纱厂致命的吗？”他们回答说：“坦率地说，中国纱厂的唯一致命的，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复兴中国纱厂和繁荣的行业中的地位，不可避免的变化“[19]。据的比例，中国近代工业在工业和农业的输出统计，在1920年，％在1936年以％在1949至17％。这个数字被充分证明，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十分艰难和缓慢。
写一篇历史学术论文，不谨谨是要对历史这方面熟悉，还要懂得论文的结构顺序。下面是我整理的历史学术论文如何写，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历史学术论文如何写 下面按论文的结构顺序依次叙述。(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 广告 语或新闻报道用语。 (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 方法 、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 总结 、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现在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 (三)论文——引言 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 (四)论文——材料和方法 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 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 (五)论文——实验结果 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和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 (六)论文——讨论 是论文中比较重要，也是比较难写的一部分。应统观全局，抓住主要的有争议问题，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进行论说。要对实验结果作出分析、推理，而不要重复叙述实验结果。应着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结果与观点作出讨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尤其不应回避相对立的观点。 论文的讨论中可以提出假设，提出本题的发展设想，但分寸应该恰当，不能写成“科幻”或“畅想”。 (七)论文——结语或结论 论文的结语应写出明确可靠的结果，写出确凿的结论。论文的文字应简洁，可逐条写出。不要用“小结”之类含糊其辞的词。 (八)论文——参考义献 这是论文中很重要、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一部分。列出论文参考文献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论文研究命题的来龙去脉，便于查找，同时也是尊重前人劳动，对自己的工作有准确的定位。因此这里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科学道德问题。一篇论文中几乎自始至终都有需要引用参考文献之处。如论文引言中应引上对本题最重要、最直接有关的文献;在方法中应引上所采用或借鉴的方法;在结果中有时要引上与文献对比的资料;在讨论中更应引上与 论文有关的各种支持的或有矛盾的结果或观点等。 一切粗心大意，不查文献;故意不引，自鸣创新;贬低别人，抬高自己;避重就轻，故作姿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而这种现象现在在很多论文中还是时有所见的，这应该看成是利研工作者的大忌。其中，不查文献、漏掉重要文献、故意不引别人文献或有意贬损别人工作等错误是比较明显、容易发现的。有些做法则比较隐蔽，如将该引在引言中的，把它引到讨论中。这就将原本是你论文的基础或先导，放到和你论文平起平坐的位置。又如 科研工作总是逐渐深人发展的，你的工作总是在前人工作基石出上发展起来做成的。正确的写法应是，某年某人对本题做出了什么结果，某年某人在这基础上又做出了什么结果，现在我在他们基础上完成了这一研究。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表述丝毫无损于你的贡献。有些论文作者却不这样表述，而是说，某年某人做过本题没有做成，某年某人又做过本题仍没有做成，现在我做成了。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有时可以糊弄一些不明真相的外行人，但只需内行人一戳，纸老虎就破，结果弄巧成拙，丧失信誉。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不少见的。 (九)论文——致谢 论文的指导者、技术协助者、提供特殊试剂或器材者、经费资助者和提出过重要建议者都属于致谢对象。论文致谢应该是真诚的、实在的，不要庸俗化。不要泛泛地致谢、不要只谢教授不谢旁人。写论文致谢前应征得被致谢者的同意，不能拉大旗作虎皮。 (十)论文——摘要或提要：以200字左右简要地概括论文全文。常放篇首。论文摘要需精心撰写，有吸引力。要让读者看了论文摘要就像看到了论文的缩影，或者看了论文摘要就想继续看论文的有关部分。此外，还应给出几个关键词，关键词应写出真正关键的学术词汇，不要硬凑一般性用词。 历史学术论文 范文 历史理论与历史教学 [关键词]通史体例，历史哲学，高中历史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 文章 编号]0457-6241(2011)21-0003-03 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体例几经变化。2007年，新编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采用了通史体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新教材要在高一、高二阶段用于实现对学生基本的历史观念 教育 ，达到公民教育的目标。中学历史课程不是要培养专业历史工作者，而是要学生学习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所应该了解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知识，而且这种历史知识应该是成体系的，其理论基础也应达到历史哲学层次。通史体例有利于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另一方面，高中生也是接受通史教育最合适的年龄阶段，他们有能力理解并接受作为历史哲学的通史观教育，教学也可以在这个层面去强化。 综合这两方面看，高中历史教材采用通史体例是合理的。同时，我们也借鉴了上海市编写的前两套高中历史教材和国内外同类教科书的 经验 ，采用中外历史合编的通史体例，更加强化世界通史的整体结构，更好地体现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联系和互动，这样既有助于学生理解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也能够与初中教材在体例结构上有所区别。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我们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历史理论作为教材的指导思想，这是通过比较各种历史理论后做出的选择。 目前通行的世界通史编纂体系大致可分为三种理论范式： 1.综合―比较范式：认为历史的整体性是一种历史叙述的框架，即国别史的综合与比较，不存在客观的整体性世界历史运动。这种世界通史体系建立在民族主义史观的基础上。 2.联系―互动范式：认为历史的整体性是人类社会不同空间单元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随着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大，世界史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但并不改变人类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世界通史体系建立在 文化 形态史观的基础上。 3.结构―演进范式：认为历史的整体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形态演进的结果，客观的世界史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高度、使之有能力在世界意义上形成整体性结构的产物。这种世界通史体系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近年来流行的“全球史观”包含以上后两种理论范式，因此衍生出不同历史理论指导下的“全球史”体系。 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联系―互动范式出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的交往史即“世界史”，因此，交往的历史起点即世界史的发生。同理，在联系和互动的意义上，“世界史”与“全球史”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从交往的空间范围和联系的紧密程度上区分，两者也许可以作为表达阶段性差异的概念：从局部的、有限的联系和互动走向全球化的联系和互动。 从唯物史观的结构―演进范式出发，世界史的发生有赖于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及其方式需要并且能够将分散的社会单元(民族、国家)通过各种联系形式“聚合”为结构性的整体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的本质――整体性获得了“结构”的内涵，而不是泛指的联系和交往。因此，所谓“世界史”的发生史也就是人类社会整体性结构的起源。 从分散的、联系和互动的人类社会到结构的、整体运动的人类社会，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历史动力实现的，这就是“工业生产力”。所以，工业化的起点是与世界史的发生相一致的，第一个“工业社会”也就是世界史结构的原型。原型的扩展及其与其他社会的冲突、融合构成了过程性的世界历史运动。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历史运动(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中，早期的、尚具有明显地域性结构特征、单向度扩展的“世界史”逐渐向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结构特征、多向度融合的世界史(“全球史”)演进。显然，这种发展的阶段性表达的不仅是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和联系程度的紧密，更重要的是结构意义上人类社会整体性的提升。 我们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通史观是对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科学阐释。我们这套教材以此为指导思想，以中外通史合编为基本体例，在内容上突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生产方式及制度演进线索，突出古代地域性文明向现代世界体系发展中纵向性因素与横向性因素的互动作用，突出中国历史进程中本土性因素与外部性因素的互动作用。当然，我们对编写体例和指导思想的选择并非仅仅是主观偏好，而是吸取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成为史学界共识的、最新的、发展的世界通史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最突出的理论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苏联通史体系的束缚，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作出了比较完整的、合乎其本义的阐发。在这方面我国历史学家吴于廑和罗荣渠作出了重要贡献。吴于廑先生在国内率先提出要准确地理解和阐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并按照这一观念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纳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罗荣渠先生在国内最早将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就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世界进程展开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体现在我们编写的这套教材中。 我们认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应基于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地域性很强，多元的地域文明是古代历史的特征。第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从此人类摆脱了地域性条件的束缚，开始走向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整体性发展，直至进入“全球化”时代。所以，到了工业文明阶段以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应当成为历史叙述的主线。如果不区分时间维度上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异，只是在空间维度上强调地域文明的特殊性，就会陷入“文化形态史观”的片面性。我们在编写教材时，尽可能地将上述对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认识贯穿于中外通史合编的框架体系中。 目前使用的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第一到第三分册是放在地域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展开的，古代东方，古代欧洲、美洲、非洲，都是并行发展的。由于是中国的历史教材，所以教材中中国史占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史内容的比重大并不代表历史观念上将中国历史看作世界历史的主线。正确的理解是，中国历史是人类历史上若干主要地域文明之一。我们提醒教师在教学中注意，古代历史无论是说西欧主导还是中国主导都是不正确的。所以建议大家对第一到第三分册――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前的古代历史的讲解，应该把不同地域性文明的地理环境、历史起源、生产方式、制度特征、文化类型讲解清楚，并作适当的比较。在古代历史的教学中还应当注意各个地域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传承性，以及各相邻地域间文明因素的传播和渗透。地域文明起源阶段的社会结构演进过程及其特殊性尤应引起重视，因为在这一阶段，原始血缘社会共同体向地域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中，西欧的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孕育了后来被称作“现代性”的社会基因，为工业文明的发生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相应的观念文化。所以，在引导学生进行古代地域文明的比较时，重点应放在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差异上，而不仅仅是表现为多样性的文化类型。在文明发展的时间轴上，制度的差异会表现出“先进”与“落后”，而在文明分布的空间轴上，文化的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的特征。 第四分册重点介绍西欧社会如何走向工业革命的历程，并由此展开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一分册的内容是人类历史重要的转折点，教师的讲解应该把握住这一重点。在第四分册中不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概念、工业革命的概念，还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世界体系的概念。第四分册最后一个单元的题目是“世界体系的形成”，我们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的体系结构尚未形成，虽然有文化的交往、贸易的往来、武力的征服，但这些交流并未导致各文明区域走向整体性的发展道路。现代世界体系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并通过殖民主义的强制启动了世界整体性发展的进程。所以教师在使用第四分册进行教学的时候，不要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仅仅介绍西欧历史，而要把它放到走向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去理解。 第五、第六分册重点叙述在20世纪现代化世界进程中整体性与区域特殊性的关系及其进一步发展，并突出中国在此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充分地展示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世界历史运动。这一百年间，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决定性地超越了区域性发展阶段，工业文明的全球普及和现代社会发展机制的全球扩散最终把世界各个区域联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人类在经济力量的驱动下，在伴随着种种矛盾和冲突的历史进程中，进入了全球性现代化的新阶段。20世纪是世界体系经历裂变和重组、向全球统一的世界市场过渡的时代，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结构。以战争与革命为基本特征的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以殖民主义为标志的世界体系初级形态的解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体系从解构走向重构的转折点，世界主导力量的转移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为世界体系的重新整合准备了条件。但是，二战后出现的东西方冷战格局推迟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国际政治层面的两极结构影响下，世界体系一度表现出二元特性。实际上，这种二元性所反映的仍然是世界体系重构中的过渡性。作为世界体系基础的世界市场的本质是由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所以，即使在冷战过程中，世界体系的重构仍然按其固有的规律调整着世界历史运动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政治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最后以二元结构的整合和两极结构的崩溃结束了冷战。冷战后，世界市场的一元性和全球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也得到了普遍认同。世界体系的发展所提供的结构性要素与科技革命所提供的技术性要素相结合，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深刻根源。当然，全球化也带来了诸多“全球性问题”，乃至演化为“全球性危机”，这是当今世界全人类必须面对的挑战。对此我们在教科书中也做了必要的提示。 最后要强调的是，时空关系的处理是历史教学的关键性环节。通史比较凸显人类历史的时间性，它是在时间的前提下来考察各个空间的具体发展道路及其历史地位。因此，教师在教学中突出历史的时间性非常重要。如果忽略时间的线索，就变成了各个不同地域空间和各种历史事件的随意或简单组合，这就背离了唯物史观和通史体例的宗旨。当然，在正确把握历史时间的前提下，空间因素的表达也十分重要，因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叙事就是在人类生活的各个空间地域具体展开的，无论是文本书写还是课堂教学，历史叙事的建构者及其接收对象都是具有空间身份(民族、国家、地域)的人。 【作者简介】余伟民，男，1951年生，上海人，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主编。看了“历史学术论文如何写”的人还看： 1. 关于大学历史论文范文参考 2. 历史教学学术论文 3. 学术论文写作标准格式要求 4. 大学历史论文范文参考 5. 本科学术论文引言部分写法
英国曾凭借首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优势迅速发展，并且通过不断完善君主立宪制使本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英国还机智的抢占先机，积极海外扩张，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掠夺了大量的生产原料，为本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一度成为海上霸主。但由于其海外扩张的非正义性，以及后来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使得其霸主地位动摇（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对其实力有进一步的削弱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其对还外政策的不完善严重侵害了战败国和其海外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美国就是一个例子），导致资本主义国际社会动荡，东欧各国在世界上一直以来保持的经济政治上的优势为美国、苏联所取代。苏联曾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在十年内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于是为其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奠定了基础。可其最终因为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又称斯大林模式），严重侵害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利益，最终解体。最终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遇到经济危机时会及时颁布适当的经济政策解决危机。而且其当局善于向人民及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妥协，从而避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而且，美国在与苏联对抗时善于拉拢他国，对抗苏联（比如：与中国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政府向人民妥协的表现，因为政府一旦高度压制人民就会导致政权覆灭（苏联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中国应当学习英国，抓住机遇；应当学习美国，不断完善民主法制，改善人民生活，善于联合海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对抗那些反华势力，为国家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确保共同理想的实现，以至实现共产主义。当然，适当的提高国防实力，也是必须的。这就要求高度重视科技发展，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以调动其对科学研究 热情。发展科技还必须发展教育，这就要求教育部门不断推进教育革新。中国教育重视理论基础但不重视实践学习，这有利也有弊，所以导致大量人才外流，这一点必须改革。一定要让大学生有事做、有老师教。并且要改变教育观念，要让传统的“教”，变成“服务”，以免一些学生对学习产生反感，从而没有社会责任感。待这一切解决之后，科技必定有飞跃的发展。但事实上很难做到，而且政府不愿这样做。改革必定会触犯贪污腐败者的利益，改革者要不惧生死。总之，现在的中国，要懂得忍耐，敢于受辱，忍一时的耻辱，得一世的尊重。
世界史专业毕业论文
很多同学担心学了世界史专业毕业后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其实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对口工作，不然教育部也不会开设此专业。如果考生确实喜欢某个专业，建议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不要人云亦云随大流。本文我帮大家整理了世界史专业毕业后可以从事的工作有哪些，一起来看看吧。
世界历史专业毕业生既能在教育、科研部门胜任世界历史的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又可在各级党政机关、涉外部门、公安、法院、新闻出版、海关、银行、保险、商检以及涉外企事业单位等部门、行业发挥专长, 胜任行政、编辑、文秘、涉外宣传、文化交流、文教宣传等工作;也可以为各大专院校提供世界史专业的教学研究后备力量，尤其是各高校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的高质量生源。还可继续读研深造。
本专业培养研究生具有本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实践技能以及正确的教育思想观念，熟悉国内外史学发展现状和研究动态，打好扎实深厚的专业基础，能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掌握一门外国语，熟练地进行专业书刊的阅读，并能撰写论文摘要。毕业后能在本学科领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或在实际工作部门从事相关工作。
从历史学研究生整体就业范围来看，毕业生的择业面不是很广。但本学科研究生毕业后有着较为宽阔的就业门径，既能进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也能进入各级党政机关、教育单位、新闻出版和文化事业等部门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
一、我的史学观的形成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记得1951年在重庆上小学五年级，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几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满了困惑的同学们。老师最后叫我回答，我一口气答得很完整、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就是预兆着我以后一生将从事史学的研究吧。然而，当时我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主要爱好和兴趣是文学，是从小养成的读书癖好。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有七个子女，我排行三，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家境贫寒，买书和藏书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在重庆上清寺一家书店里，蹲在店里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有时一蹲就是一个下午。1952年父亲因工作调动，全家迁到成都，我有幸进入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第七中学（原国立成都县中）。在中学的六年中，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管理严密的图书馆，有很好的师资力量，使我得益匪浅。我从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初中，我主要阅读中国20－30年代至当今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学史、语法修辞之类的书籍。到高中，则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当时，学校图书馆所有关于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我都读过。这些书籍给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神；英国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法国巴尔扎克、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邃理解；俄国普希金、别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左拉，英国的司各特、狄更司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似乎对我的影响更为巨大。当时，我简直着了迷，曾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类的蠢话。为此，我付出了代价，高中二年级时，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对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加以批判和帮助。本来我是准备学理工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在一些学文同学鼓动之下，最终决定专攻史学。因此，到高中最后一学年，我置其他课程而不顾，狂热地阅读有关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或锅炉房里苦读。我当时认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籍浩如烟海，考古文物层出不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特别是考古学，对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这些想法的确有些天真，正如后来在大学一年级时历史系一位老师批判我的“白专”道路时说，这些想法简直是“莫明其妙”。 1958年，我带着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选中这所大学是因为它位于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专业。至于对史学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所知甚少。入校后，我依然故我，拼命读书。然而，这种情况却与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极不调和。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的批判，罪名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虽然我几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老家的念头，但是舍不得学校丰富的藏书和放弃我的理想，所以，我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钻在书丛之中。每天中午，当同学们休息时，我钻在阅览室书架间读书。一个借书证不够，我又借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到校图书馆借书。在大学四年中，我把阅读的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特别是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读，加倍地读，读历史著作，向哲学那虚玄的堡垒进攻，用顽强的毅力，从烦琐的经济学中打开一条通道，并要用千倍的时间和力量钻入语言的宝库，要使小小的脑子容纳整个知识的海洋。”到三、四年级时，我试着写电影剧本、小说、评论、杂文及历史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均未正式发表，但锻炼了我的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我也认真学习开设的各门基础课、考古专门课和各类选修课。系里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年的学习、读书和思考，使我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系统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了。按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从事考古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然而，当时全国并没有公开招收研究生，只有我系著名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最后我考上了民族史专业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藏族史。这一选择决定了我的史学研究的方向。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到史学研究的园地。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学习时间里，虽然因当时形势，我先后参加了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冈察藏族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约用去了两年多时间，真正学习时间才一年多。但是，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一个星期要我们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文，亲自批改，耳提面命，受益颇多。他在课堂上或平时的指导中，一再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方向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史论结合的重要性。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我的第一本专著《敕勒与柔然》，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于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史学观及治学方法可以说基本形成了。二、我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史学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是为那一时代的现实服务的。所谓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就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史学的鉴戒功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孔子撰《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到今天出版的各种史鉴之类的历史书籍，莫不鲜明地显示出史学在政治方面的借鉴作用。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得好：“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知今。”[1]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名的论著中，也有名言：“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2] 史学的鉴戒功能在政治斗争方面如此，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亦莫不如此。其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是过去的发展和继续，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无论是处于先进或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是一个有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古代史籍之完备，史家之辈出，深入社会面之广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史学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影响往往又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起着作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当今中国史学正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和增强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史学这一方面的功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然其作用决不低于它的鉴戒功能。此外，史学还有许多社会功能，不再一一罗列。由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就可以看到在现今社会里，史学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时代的史学承继、发展，不仅是建立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那怕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并间接为现实服务的。对史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我也是经过一番磨难才逐渐清楚的。在我成长的50—6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形势迫使我对现实政治产生一种恐惧和淡漠感。选择考古专业，喜欢古代史和考据，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1963年我们研究生随马长寿师到甘肃、青海做民族调查。调查访问中，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详细地记笔记。然而，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则满不在乎，也不记笔记。马长寿师发现这一问题，当面批评我，并说：“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这些话对我的震动很大，使我认真地思考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至今仍牢记着。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的形势出发，才最后确定的。此书在1984年经过补充修改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在认识到“古为今用”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重要性时，我还特别注意防止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为了古为今用而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篡改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虚假，不能为了服务于现实而伪造历史。十年动乱时的“影射史学”就是以伪造历史来为一些人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还有为个人或集团的私利而歪曲、伪造历史，夸夸其谈，言过其实，赶时髦，标新立异等等。这些历史论著瞬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因此，“古为今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观的意识任意歪曲、伪造历史，否则史学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我特别注意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决不随意歪曲和改动史料；也决不为了一鸣惊人，耸人听闻，而无多少根据地提出所谓的“新观点”。当然，由于水平所限或史料阙如或考证不精等原因，也会产生一些个别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但是，我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知道用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比用十倍的过激、空洞的结论更有说服力。这在我撰写《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及参加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史》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近代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自然充满了义愤；是通篇采用那种充满义愤的词句，上纲上线，无情批判呢？还是揭露侵略的事实，暴露其侵略罪行呢？我坚持采取后者，因为用铁的历史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比充满义愤的词句更为有力。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及其功能，我想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然而，现今的中国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浪潮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在当今史学变革的时期，史学领域内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或沮丧的现象。如果仅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传统的或正统的史学遭到冲击，出现不景气的局面：大学历史系招不上学生，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十分困难，史学论著难以出版或发表。而另一方面，翻译或介绍国外史学观的论著出版较多，那种以历史上宫廷秘史或妓女之类的通俗小册子则四处泛滥。当然，我并不是非议后者，后者至少在吸取、认识外国史学有益的东西和扩展社会史研究领域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这些情况，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史学领域出现的部分问题。我们相信，通过中国史学自身的变革，这些问题都将会逐渐解决，史学终归会逐渐适应新的时代，并为之服务。三、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从我的经历及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就基本确定了我的史学观，即是一个倾向于传统史学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像我这样年纪上下的史学工作者，大都属于这一个类型。这本身就包含着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史学传统的大国，古往今来凡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性。我作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学习研究中国史的一员，自然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某些方面。比如“实录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文过饰非，彰善贬恶的鉴戒史学传统；注意史料的收集、采摭，重视资料的鉴别、取舍，考证史实，错谬牴牾的求实精神；文字崇尚简洁、准确，“文约而事丰”的文风等等。然而，我毕竟生活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自然也是有选择性的，也决不会刻意去追求复古。比如对清乾嘉考据学派，我虽然十分钦佩，也学习他们考据的方法，但决不走他们的老路，否则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烦琐考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刻意追求“文采” 或“简洁”，也就会失去史学真的价值。不仅如此，为了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传统史学优点的同时，还应有所创新。这一工作是我们老一辈史学家所完成、开创的。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深入，中国一批有卓识远见的史学家们经过对传统史学的继承、改造，并吸取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逐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去研究中国历史，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这些前辈著名史学家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他们应是领史学界一代风骚的大家，我认为，至今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包括我个人的史学研究，都是沿着他们开辟出来的道路前进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中国史学的主流，也是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为理论指导，而创新为新中国的新史学。它是为我国社会现实服务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史学正是以它不断的创新，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80年代起，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已进入电子信息的新时代，而我国也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巨变。史学是否会发生变革，有所创新，产生一种新时代所需要的史学体系?至少目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这种变革迟早会发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史学家身上。四、关于史与论关系之我见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已有较好地阐述史与论关系的史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史家“三长”（才、学、识），特别强调 “识”（即义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既批评那种“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击那种 “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3]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一段时期对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的批判，而后又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料的倾向，于是就有“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等提法的出现。这两种提法均有语义欠妥之处。目前史学界一般用“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包括史料）的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这一提法是较为全面和科学的。就史学论著而言，如按史与论关系划分，不外乎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偏重于史料的整理、编纂、校勘，考证史实的论著，理论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没有什么理论；一种是以史论为主的论著，史实只是概括的或偶尔使用，主要以论为主；还有一种是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有史实也有理论，或通过大量史实来论证理论，真正属于“史论结合”的论著。以上三种类型的论著的差别，有时是不很明显的，只是相对说来有所侧重而已。现今国内出版的史学论著不外乎就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特点，均有存在的价值。就我个人而言，三种类型的论著均曾尝试过，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浑资料辑录》（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讨理论为主的有《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属于史论结合类型的有《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项》（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据我的体会，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实的考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十分重要。如果史实有误或不完全，则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写史论结合型的论著时，我也十分重视收集、排比、考证尽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论述。如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就是为我写《吐谷浑史》所准备的资料集（出版稍后）。我认为，就是在史论结合类型的论著中，也应对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进行考证，或放人正文，或置于注释之中。但是应尽量避免繁琐的考证。史料的收集、考证是基础，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从高层次上去辨别、分析史料的价值，决定取舍，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如果仅在史料的排比、编辑或考证上作学问，他的成就会大大的减低。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马长寿师购得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书，见书中对他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一书有所批评，于是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岑翁对我前年所出《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小册子多所批评，不胜喜悦之至！目前国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为第一，然烦琐，不能明大义也。……最近拟作一书报岑翁，若干重要问题尚须研究，未可轻易一驳也。”马长寿师所说的“明大义”，就是指指导思想和理论。 “史论结合”中的“论”，据我的理解，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我就是以这个理论来分析、鉴别史料，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甚至在章节的安排上也从指导思想出发来考虑。二是指从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较为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指导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在这里，则切忌先有一个主观的结论，然后寻找史料来论证。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绝不可取。五、关于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问题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然而，各个时代和每个史学家对于史家之“四长”或“三长”又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无论怎样，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长”，也是指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良史”）应具备的素质（功底），也就是所谓的 “修养”。此“四长”概括得较为妥当和全面，尽管各个时代和个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还是可取的。我本人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也深有感触。据我的理解：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学时，我爱好文学，故在初写史学论文时，语句冗长繁杂，形容词特多。后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马长寿师的指导，才改掉了这一毛病。对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当然，文史是相通的，由于我从小喜爱文学，故转入史学领域后，文字上没有多大困难，写起来就较为迅速，也许这就是别人说我“多产”的原因之一吧。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也多得力于大学时对哲学、经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的注意和学习。史识，就是识见，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怎样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到指导思想，过去有的史学家往往以指导思想来代替科学的结论，即“以论代史”，而非“论从史出”。这种教条式的史识是非科学的。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当时德国一些青年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标签的教条主义研究倾向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仔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4] 在我最初试图应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时，也喜欢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文，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有了理论的指导。其实，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后，我逐渐摒弃了这种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思想，以此来选择史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甚至连章节的安排也从这些规律出发来考虑。从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论著中没有或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从全面看则是尽力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原理的。史德，主要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也即是指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的传统。这一点，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应必备的品德，从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忠实于历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伪史学。然而，史学是每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时代又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的史学家的史德，除了应继承“直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优秀传统之外，还应自觉地在选材、论述等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一个能兼有“三长”或“四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所长和弱点。但如果能扬长避短，奋力补救自己欠缺的地方，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在“四长”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还是有信心尽力向这四个方面努力，在史学领域内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注释] [1]《亭林文集》卷六。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3] 《文史通义·原学下》。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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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2000字
为了帮助各大莘莘学子顺利完成毕业论文，顺利毕业，下面我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优秀历史教学范文，供大家参考。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2000字一
摘要： 当今时代，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的传递和交换越来越频繁，人类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的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也深受影响。借助于现代技术，不仅教学手段得到了创新，教学方法也得以改进，教学内容也大为丰富。因此，新时代的高中历史教师，一定要掌握相应的技术，以便为历史教学服务。
关键词： 大数据;高中历史;兴趣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教育领域。这种技术的极大进步，不仅直接改变了教学手段和教学形式，而且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作用大致如下：
一、创新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黑板、粉笔是最主要的教学工具，教师的口头讲解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这种黑板、粉笔加老师的教学手段较为原始单一。整个教学活动，往往是教师居于绝对主动地位，而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教学手段的单一加之教学内容的枯燥无味，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尽管许多老师都在努力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自从信息技术普及之后，教学手段得到了极大改善，学生的兴趣问题也有了很大改观。
就以《孔子与老子》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将孔子、老子的图片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回顾在孔子、老子生活的时期，世界各国还诞生了哪些思想家，有的学生说：亚里士多德;有的学生说：柏拉图;有的学生说：释迦牟尼。通过这样简单的介绍，让学生对这个时代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制作多媒体的时候，教师要将孔子的思想与老子的思想进行对比，这样做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孔子与老子思想的不同之处，又方便了学生的记忆。可见，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可以将枯燥无味的历史知识变得有趣味性，从而提高学生历史课的学习效率。
二、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进
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利于教师对教学方法的改进。由于多媒体可以展示大量的信息，基本上取代了教师的板书，也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教师的讲授，从而使教师节省下大量的时间。这样，教师就有机会从一个单纯的讲授者转变为一个学习的指导者，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教师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来进行师生互动，引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分析问题。由此，便可以实现师生地位的转变，让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学生就成为课堂的主体。
同时，借助于多媒体技术，教师可以使用更多新的教学方法，从而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比如，以《新航路的开辟》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利用地图动态演示法、表格归纳法使学生对新航路开辟的过程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读图识图能力。通过利用多媒体，可以将理论知识更为直观、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从而让学生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在这种新的教学环境下，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思想开始涌现出来，如，合作学习法、探索式学习法等。这些教学方法的涌现，都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大数据。
三、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
为全面提高学生的历史综合素养，历史教学内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教科书，而是要以教科书内容为基础，适当引进一些教科书之外的内容。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此前对于教材的拓展和补充并不多。现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查找提炼相关的教学内容，将这些新的教学内容引入到教学课件中，不断拓宽学生的视野。
以《大一统与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将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阿房宫等图片展现在学生面前，然后引入本节的新课。教师也可以在多媒体课件中加入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图文介绍，在讲解完教科书的内容之后，可以引导学生看一看在这一时期世界其他各国的发展形势。如此，既可以让学生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又能对相关历史时期的世界大势有一个宏观把握。
目前，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惊人，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不仅要掌握丰富的历史专业知识，还要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只有熟练地掌握了相应的'信息技术，才能有效地创新教学手段，全面改进教学方法，真正拓展学生的视野，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艾音红。高中新课程教学中历史素养的培养[A]。第五届中国教育技术装备论坛获奖论文集：中[C]，2014.
[2]王毓高，石莉萍。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J]。改革与开放，2012(02)。
[3]张荷。运用“友善用脑”理念，创设高中历史课堂的导入设计[A]。2013·学术前沿论丛——中国梦：教育变革与人的素质提升：下[C]，2013.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2000字二
一、背景篇
高一年级上学期快结束了，截至期末考前，我们高一历史备课组组织了三次考试：两次单元考和一次期中考。这三次考试前后学生提问的频率波动很大，尤其是期中考前后。在平常我值班的自修时间里，来问问题的学生寥寥无几，但是期中考试前的一周，在我值班时很多学生很频繁地拿书、拿练习册来问我，甚至有学生还跟我预约，要我在其他自修时间里来班级为他们答疑解惑，学生学习、钻研的热情让我动容，我也在所教的几个班级来回奔波，忙得不亦乐乎。期中考试结束后，学生又回到了考前的平静状态，我坐了一节课，都没有一个学生上来问问题。我曾戏谑他们说：“考试真是灵丹妙药啊，一场考试就可将考前所有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在学生会心的欢笑声中，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学生这种考试前后问问题频率大波动现象背后，暴露了高一年级历史学习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
二、问题篇
1.不重视历史学科的学习，学习态度不端正
尽管已经进入高中，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带着初中的心态对待高中的各门功课，认为除了语、数、英是主科，其他都是副科。此外，由于社会上重理轻文风气严重，很多学生抱定读理科的心态。所以，很多学生平常不重视历史学科的学习，上课不用心听，不愿意做笔记，下课后就将书和笔记扔到一边去，等到下次上课才再拿起来。所以，平常不钻研也就没问题可问。
2.不重视基础知识的积累，学习方法不科学
初中历史是开卷考试，很多学生在考前的几天熟悉知识点在课本的位置就能考个不错的分数。因此，很多学生是带着初中学历史的方法来进行学习的，以为考前背一背，练习册做一做、看一看就可以了，平常不重视复习、消化知识并发现学习中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问题来讨教老师。
3.不重视学科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学习效率不高
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存在“三个被动”，即被动听课、被动记笔记、被动写作业，没有发挥学习的主动性，没有研究知识点的内在联系，所以，无法培养阅读、分析、归纳材料以及论从史出等学科能力。没有自己主动对知识点整理、理解和应用的过程性训练，就没办法发现学习上的问题，更谈不上提出建设性问题来与老师交流。
所以，尽管考前有很多学生来找老师问了很多书本、练习册上的问题，但期中考试成绩并不尽如人意，很多学生甚至考出了非常低的分数，主要是因为学生不重视平常的积累和钻研。
针对高一年级学生在历史科的学习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作为历史老师，我们有必要在反思的基础上调整教学策略，引导学生更科学、合理地进行历史学科的学习。
三、对策篇
1.重视开学第一课的引导
在高一年级上学期开学第一堂历史课上，最好不要教授课本内容，而是要做好初、高中历史学习的衔接工作。比如，要讲讲初高中历史学习的内容、难度要求、考试形式等方面的差异，让学生对高中历史学习有整体全面的了解，改变轻视历史学科的初中思维，做好适应高中历史学习的准备。
2.重视课堂教学中学习方法的引导
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既要讲得生动有趣，吸引学生爱上历史课，更要注意渗透历史学习方法的引导。在教学中可以采用比较法，引导学生对同一时间段的不同历史事件、现象进行横向比较，对相似、相同的历史事件、现象进行纵向比较，还可以引导学生用表格等图示法来归纳知识点，等等。通过种种学习方法的启发、应用，引导学生学得更深入透彻，这样可以在深入的学习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同时也实现对学生历史学习能力的逐步培养。例如，比较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中国和希腊地区的政治制度。在学习第二单元的内容时，能将第一单元的知识点联系起来，起到复习旧知识的作用。
3.重视练习的训练和落实
很多学生平常不重视做历史练习册，被动抄写应付，因此，平常要加强对学生练习册的检查，既要他们及时做完，还要求他们用红笔对答案批改，老师再定时抽查批阅，不合要求的要重做或者另外布置作业。此外，还要由备课组老师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定时定量组练习卷，学生做完后要第一时间收上来批改并挑出典型题目来讲评，做到及时、保质、保量、有针对性、常规化训练，让学生能及时应用、消化知识点，在练习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才不至于所有的问题都积压到考前那几天，而平常无题可问。
总之，在平常的教学中，我们要做个有心人，及时发现教学中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并对他们进行深入的剖析，分析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从中找出解决的办法，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教学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
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建议从西奥多罗斯福的 萝卜大棒政策入题 美国政府背后的财团利益 美国在战争中的 美洲的事物由美洲人来管理 以及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攫取与分离以及后来美国对中美洲小国事物的干涉 巴拿马运河 尼加拉瓜~
世界史博士毕业论文
是不是硕论呢
殖民扩张促进世界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同时损害了被侵略民族的利益
共和国公民;2.拥护中国的，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3.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的书面推荐意见;4.考生、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已获硕士的人员;(2)承认的应届硕士生(应在2019年9月1日取得硕士);(3)同等学力人员，包括：获得学士满6年(到2019年9月1日)的;或获得EMBA硕士且获得学士满6年(到2019年9月1日)的
莫砺锋 第一位中国文学博士 杨树锋 第一位构造地质学博士 顾连兴 第一位矿床学博士 钱乘旦 第一位世界史博士 汪信 第一位无机化学博士 许满武 第一位计算机软件博士
世界史学位毕业论文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 农 工 商 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之后到汉朝、三国、魏、晋一直到宋、元、明、清 商业一直在攀升。现在，商业几乎已经攀升到了最高点 人们对商业和经济的认可已经很高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国与其他国打仗，不分上下，最后打了个平手。按古代的规矩，这种情况发生就会交换两国皇帝的儿子做人质。一来二去呢，秦国就选上了后来的秦庄襄王。那个国有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是个商人，想帮助那位不速之客，便去给他钱让他回国。但是秦王的儿子却看不起他，不愿接受帮助还一看见他就生气就“破口大骂”。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这不就是商业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吗？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划分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 如所周知，「枢轴时代」（Axial Age, 800-200 B. C.）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观念。他指出在那个时代，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东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曾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他原来的构想中，中亚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现也是包括在「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不过近年来学界对祆教是否开始於那个时代，已有怀疑与争议。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们仍然可以说，世界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国与印度，在它们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 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历来有关「枢轴时代」的认识与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检讨，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时代的历史意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看法。 一西方学界对「枢轴时代」的看法 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枢轴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 P. Abel-Remusar）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在古代东西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拉苏斯（Lasaulx）在他的论著已经把这个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文化历史现象，虽迭有讨论，到今天，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仍未给予这现象应有的重视，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承袭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一向是从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构去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很难看到非西方地区（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思想跃进有何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影响，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学术传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如所周知，韦伯对非西方世界几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发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架构是建筑在西方文明特殊发展出来的理性观念上，他虽然对中国与印度传统文化都有专著，却并未重视这些文化在「枢轴时代」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的影响。 韦伯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传人，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50与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观念为出发点，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演化架构内作比较研究。不错，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纪以後在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圈内发生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他所谓世界文明演化的「苗社会」（seedbed societies），而中国与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韦伯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次大战後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观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学界的一条主流思想。这条主流思想在近年来，透过贝拉（Robert N. Bellah）对宗教演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论著，特别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较文化研究，开始正视「枢轴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对「枢轴时代」的认识是否会对西方学术主流产生影响，尚在未定之天。 这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对「枢轴时代」这观念也有一些反响，这最重要的当数西方现代思想家佛吉灵（Eric Voegelin）巨著，《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对「理性」这观念所作的狭隘理解，因此他在评¤世界文化的发展时，可以对「枢轴时代」作相当同情的了解，但问题是他跳出了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的小框子，却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以古希腊与希伯来的精神思想为本源，从这本源的深处他吸收了一些对宇宙与生命的感受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为根据他纵览世界文化的各主要发展，给予古印度与中国文化在「枢轴时代」所出现的思想跃进很高的评¤，但最後就生命与历史的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认为後者可以与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在同时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相提并论。 上面说到在西方学界主流内外对「枢轴时代」这一论旨所产生的一些反响，但这些反响却经不起西方学界在近三十年所涌现的一股强大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就是一般泛称之为後现代主义。这股思潮在两方面对「枢轴时代」的讨论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後现代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否认主体意识对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而主体性的重要性正是「枢轴时代」论旨的一个前提：这个时代的出现正由於当时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突破性变化，否认了这个前提自然使人无法看到「枢轴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後现代思潮与「枢轴时代」论旨都重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高低发展之异，而前者则因为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发展程度的高低差异性。二者在这方面观点的不同，自然使得「枢轴时代」这观念在後现代的思想圈没有引起兴趣。 上面的讨论不但使我们了解为何「枢轴时代」的论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学术界与知识界受到广泛重视，同时也可反衬今天重提这论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一方面它可帮助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认识「枢轴时代」这个文化现象，我们也可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进而看到人类的一些共有经验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区形成内容不同的思想跃进，而这些跃进给此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二「枢轴时代」的起因 探讨「枢轴时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会问，为何这个现象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个现象在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同时出现？原因是甚堋？这发生缘起的探讨当然是重要而且极饶兴味的问题。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认识这现象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学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为答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现象先在一个地区出现，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区。鉴於「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在不同的文明地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表现，这种文化散播的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各文明的历史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刺激与回应去解释「枢轴时代」思想突破的出现。例如德国学者亚佛得．韦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1000年间，印欧游牧民族从今日俄国南部向外移动，四处迁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後开始与当时几个主要文明地区接触而产生冲击。因此他认为这种人口大迁移所造成外在环境的刺激足以解释为何印欧民族迁徙所至之处，当地人民受到震荡，对生命产生新问题与新思想，由此而有「枢轴时代」的思想创新。 此外，欧洲学者魏尔（Eric Weil）也曾经从环境论的观点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枢轴时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各文明发生崩解的过程中产生。这不是偶然，因为 答案补充 太多了，你自己到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