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史论文3000字

王受之，1946年出生于广州，设设理论和设计史专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生院，1980年代曾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和学院的工业设计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1988年开始在美国设计教育最权威的学府——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设计理论教学，1963年升任为全职终身教授，负责全院的现代设计理论和现代设计史教学。1997年担任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委员会年度会议理论组召集人，1998年作为联合国开发总署专家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主持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讲学班。王受之曾经多次担任重要设计比赛的评委工作，包括香港设计师协会“设计98”年展评委、1997年香港回归的国家艺术大展评委。王受之是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客座教授。王受之所著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著作相当多，其著作成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设计专业教科书中主要参考书，共中包括在大陆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现代建筑史》、《当代商业住宅区的规划和设计》，还包括台湾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世界现代平面设计》、《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他参与撰写的《战后美国史》曾经获得1992年国家社会科学著作的金奖。他的《设计史论丛书》包括《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世界当代艺术史》、《世界时装史》、《世界广告史》、《世界工业产品设计史》、《美国插图史》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与香港天一艺术设计出版公司联合出版。

英国曾凭借首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优势迅速发展，并且通过不断完善君主立宪制使本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英国还机智的抢占先机，积极海外扩张，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掠夺了大量的生产原料，为本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一度成为海上霸主。但由于其海外扩张的非正义性，以及后来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使得其霸主地位动摇（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对其实力有进一步的削弱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其对还外政策的不完善严重侵害了战败国和其海外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美国就是一个例子），导致资本主义国际社会动荡，东欧各国在世界上一直以来保持的经济政治上的优势为美国、苏联所取代。苏联曾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在十年内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于是为其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奠定了基础。可其最终因为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又称斯大林模式），严重侵害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利益，最终解体。最终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遇到经济危机时会及时颁布适当的经济政策解决危机。而且其当局善于向人民及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妥协，从而避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而且，美国在与苏联对抗时善于拉拢他国，对抗苏联（比如：与中国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政府向人民妥协的表现，因为政府一旦高度压制人民就会导致政权覆灭（苏联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中国应当学习英国，抓住机遇；应当学习美国，不断完善民主法制，改善人民生活，善于联合海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对抗那些反华势力，为国家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确保共同理想的实现，以至实现共产主义。当然，适当的提高国防实力，也是必须的。这就要求高度重视科技发展，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以调动其对科学研究热情。发展科技还必须发展教育，这就要求教育部门不断推进教育革新。中国教育重视理论基础但不重视实践学习，这有利也有弊，所以导致大量人才外流，这一点必须改革。一定要让大学生有事做、有老师教。并且要改变教育观念，要让传统的“教”，变成“服务”，以免一些学生对学习产生反感，从而没有社会责任感。待这一切解决之后，科技必定有飞跃的发展。但事实上很难做到，而且政府不愿这样做。改革必定会触犯贪污腐败者的利益，改革者要不惧生死。总之，现在的中国，要懂得忍耐，敢于受辱，忍一时的耻辱，得一世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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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划分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世界近代史论文2000字

我的家族近代史：那风雨飘摇岁月中的记忆回首我泱泱华夏数千年历史，其中最不乏的便是战争的岁月。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的土地上站着一群见证者，见证着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风雨的洗礼后真正地伫立在世界之林！中国也这在这一刻向世界证明，何为中华儿女的风骨、何为大国气概。中国的近代史，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也只能从课本上或资料上知晓一二，然而再完备的资料也不能描绘出那段历史的精彩与深刻。虽然我们没有经历，但我们的祖父祖母一代却是从那段日子生活过来的人，他们的记忆虽不如史书之缜密、资料之严谨，却可以更加形象生动的为我们阐释战争岁月的那段历史。他们的细致言传，使我产生了以此文详细记录的想法，并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在那段历史奋斗的先人崇高的敬意。此次记叙本文章的目的就是记录一下近代史中有关我家族的故事。所谓近代，便是从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所为近代史，便是在这段时间内无数革命先烈用泪水与汗水甚至生命铸就出的史诗般的华章。近代史是一部辛酸史，更是一部励志史，这是一段代表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与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铭记，这段历史需我们拿出最崇高的敬意来慢慢品读。近代史的开端便是那场臭名昭彰的鸦片战争，当鸦片被当做一种另类武器投入大清国的时候，一个王朝的恶覆灭亦或是一个民族的一场劫难的降临已是冥冥注定。当我问起祖父那是一个怎样的岁月的时候，祖父为我讲述了当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对这场战争的描述。“我到现在还记得父亲提起那段历史时他眼中复杂的神情，是恐惧？是愤怒？亦或是历经多年仍无法释怀的悲伤。你曾祖父告诉我，那时候全国上下都被这一种东西抢去了魂儿，这东西可碰不得，若是碰了，便会让人六亲不认，不出几日富人变穷，穷人更穷。那时候啊，鸦片像长了翅膀是的，几乎是有人的地方就能看见长长的烟袋，深陷的眼窝，还有鬼一样的人干儿。朝廷的老爷们对它爱不释手，普通百姓也是不受控制的去吸，甚至呀，保家卫国的将军们士兵们都抽了这个玩意儿。而那些个洋人根本不把人当人，只要有白花花的银子揣进自己的兜里，那死了再多的人也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听了这些话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听了爷爷对曾祖父神情着重的描述我没有一丝丝的怀疑，心里只有对这段沉重历史的震惊与无奈。鸦片战争，这是毁了无数个家庭的噩梦，更是清政府逐渐走向腐败的强力催化剂。一想到曾经无意看见的网络照片里面吸食鸦片的人们，便不难联想那是怎样一个灰暗的时代，似乎无边无际永无尽头。回想今天我们的幸福光景，心中莫名升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与其说是一种惭愧，倒不如说是对今日珍贵幸福生活的珍惜。而享受当代和平生活的我们，理应珍惜这些可以让人安逸奋斗的日子，可以说我们承蒙了先人的荫护，如若贪图享受无所作为，那便枉为青年，枉为我中华之青年。在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便打开了进入中国的大门，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便彻底的让中国沦为了人间地狱。清政府高层仍自顾不暇，又哪里会管那些底层平民百姓的死活。而我的族人，在那个时代便是并没有多大社会地位的劳动人民，他们饱经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残害。我曾奶奶说过，那个年代并不是想着吃多少能不能吃饱，而是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想着什么东西能吃能填饱肚子不至于饿死。那时候的人们啊，活的都不如现在的一头牛，起码牛能吃饱，而那时候，人干的比牛多，吃的却连牛都不如。“你们年轻人在书本上学习到的那些洋人们干的事一点都没错，像一把火烧了圆明园，搬走了无数咱们国家价值连城的宝贝；签他们洋人自以为是制定的协议，说好听了是协议，说不好听就是明抢！让我们国家失去了多少土地！；还有那数不清说不尽的赔款，分明就是看我们好欺负。但你们年轻人了解的这些事，还不及那帮人做过的丑事的九牛一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什么是滔天的恨意。尽管现在我们的国家发展的这么好，和当初的那些个敌人们也搞起了合作，但在我们老一辈看来，这种恨意永远都不会消失，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耻辱，历史能随时间淡去，但这些耻辱是怎么也忘不掉的。”听了这些话，我足足愣了有几分钟之长，爷爷告诉我这些都是出自曾祖父之口，我的震惊并不是仅仅因为曾祖父言语上的这些表达，更加震惊到我的是，曾祖父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的底层人民居然对民族的仇恨有着如此深刻的执念，可想而知这段历史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怎样的存在。“铭记历史，不忘使命。”此刻牢牢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再往后，便是他日本帝国“堂而皇之”的的侵华战争。落后就要挨打，此为必然。中国在经历了之前那些沉重的打击之后已经变得残破不堪，而此时日本趁虚而入，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这次的这段历史，我问了祖籍山东的姥姥，而这次，姥姥非常平静的为我讲述了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我记不起那段日子都发生了啥，但我一回忆起那段日子的时候，我就记得天空是黑的，从来都没蓝过。那时候日本人每次来到村子的时候，我们全村人都要不要命的跑出去躲起来，有的跑得慢的孩子就会爬上树藏着，可眼尖的小日本怎么会看不见，直接拿枪朝那树上扫去，把孩子打下来之后，再用刺刀一刀一刀的剜他的肉，孩子才那么小啊，他做错了什么，就这么被日本人折磨死。日本人走了之后，他爹娘看见这孩子死得如此模样，哪还能受得了，直接疯了去。”听完这些之后，我看见姥姥淡如止水的目光中，似乎涌出了几滴浑浊的老泪。解放以后，我们中国便迎来了新生。以前我对历史的作用也并非十分参透，但听了家族中老人们口中讲述的之后，我便知晓了了解历史的重大意义。历史的警示作用无论何时都不会消失，这就像华夏的风骨，不会消失也不被允许消失。文章接近尾声，我的内心却仍是思绪万千，但最清晰的仍是那句话：历史会随时间淡化，但却永不会被忘记。铭记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亦是对无数先烈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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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民族的脊梁论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放全国人民，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部分：立论。先简单描述一下当今世界格局，表明中国的地位如何如何，中国人如何如何，然后自然地提出论点。第二部分：正面论述。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开始，无数仁人志士，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前赴后继，从洋务运动到太平天国，从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他们统统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成功。第三部分：深化论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成功？因为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第四部分：反面论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会如何如何。李鸿章、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失败的原因（这个点一下即可，不必长篇大认）。第五部分：怎么样的问题。在前几部分回答了“为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们应该怎么样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奋努力，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向国庆六十周年献礼。

当代世界经济论文3000字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4〕”，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5〕。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6〕前后才开始的。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跤交子的。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7〕。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9〕，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0〕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11〕。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关系经济全球化是目前世界的发展中呈现出的新的趋势，是一个牵动世界全局，影响长期发展，引发世界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经济全球化实际是经济国际一体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国际商战日趋激化，科技发展日益迅猛，区域集团化、企业国际化进一步加剧的现代经济大背景下，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转移时人为限制逐步消除的过程与状态。即经济资源愈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结合地流动，世界经济愈加相互融合，各国经济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愈加相互影响和制约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随着世界经济总量的扩大，各国、各地区经济资源配置不断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达到更高的水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区域内的国际分工寻求扩大经济合作，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10+3”模式与“10+1”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开始步入体制化发展的新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区别和相互关系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生，我们应当将它看作是国家和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系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它不仅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而发展，并且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而发展。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首先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而世界市场的分割首先是主权的分割。当国际分工的发展要求经济活动突破国界的限制，使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并且使国内市场进一步成为国际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时，需要“国际惯例”和一定范围内的“制度性安排”为国际商务活动提供便利，由于地区性安排较之多边安排协商范围较小，更易实践，也更易成功，所以区域经济合作广受欢迎，并得到加速发展。2．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并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特别是由政府间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趋势在加强。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世界市场环境的变化，各国对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竞争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国际分工，吸引更多的跨国投资为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繁荣提供条件。地区内各国实施经济一体化措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可以使各有关国家享受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国际分工利益，而且可以通过创造稳定的区域市场环境，提升区域经济吸引跨国投资的能力，保持区域内各国经济和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3．显然，经济全球化是比区域经济一体化更为强大的一种具有结构性特征的趋势。因为，世界市场的全球化能够造就吸引企业投资环境的基础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世界市场经济的主体一跨国公司的行为和意愿是决定市场走向和市场结构变化的主要力量，也是影响乃至可以成为改变许多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力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经成为刺激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说，目前区域经济更加注重内部合作的趋势是区域内国家应对全球化的一种战略调整，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要求的一种区域性体制安排。4．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后者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建立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的基础上。但是，尽管其发展动力和实施途径不同，最终都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各个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企业创造更为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范围内的商务活动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辅相成，可以实现两种潮流互动，共同发展。5．目前的国际经济合作在双边、地区和多边这三个层次上并行发展。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单个国家在应对国际竞争中实施经济措施的效果减弱，需要新的应对力量，所以地区合作和多边合作受到普遍的重视。况且，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已成为富有成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使区域内有关国家得以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为自身的经济发展谋取利益，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因此，目前的区域经济合作异常活跃。对于国家而言，参加地区经济合作已经成为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必不可少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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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摘要】世界经济经历美国股市泡沫破灭、伊拉克战争等冲击后,开始缓步进入复苏期。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趋好,主要表现在:2003年经济增长好于上年,2004年将好于2003年;美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日本经济形势转好,欧元区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总体向好,亚洲有望再次成为“增长极”。此外,世界贸易与投资恢复增长,活力渐显;股市与汇市调整加速,波动加剧;国际能源竞争激烈,油价稳中趋降。俄罗斯和中东能源市场加速开放,“能源商机”会使其引资能力增强。影响未来国际油价走势的因素主要是:俄罗斯已经成为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战略卖家;伊拉克石油生产正在恢复;西非、中亚等新产油地有很大的增产潜力。【关键词】世界经济；能源格局；形势分析；国际油价；趋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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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世界古代史小论文200字

中国古代的对外政策自汉朝至明朝，我国一直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到了明末清初我国统治阶级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先是从周围的邻国开始，如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后逐渐扩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1）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往来的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①史实：A.由张骞凿通的“丝绸之路”，是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B.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C.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D.汉同日本、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②特点：a.从范围上：周边国家为主，开始同欧洲往来b.从交往形式上：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c.从途径来看：有官方、民间两条途径，其中官方是主要参与者；d.从交往道路上：以陆路为主。（2）第二时期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处于繁荣上升阶段，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发展。①史实：a.朝鲜：新罗统一；高丽乐，留学生，手工技术；贸易b.日本：遣唐使，留学生，人物。行政制度，京都建筑，文字，生活c.印度：天竺；熬糖法；文化双向交流；玄奘西游d.西亚：波斯国王、商人、舞蹈。大食伊斯兰教，造纸、纺织；瓷器②特点：A.全面开放，影响深远。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为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一些近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不仅限于一般的来往，而是作为培养人才的中心和经济交流的中心。B.此时期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大，除东亚和东南亚外，中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都已经有比较频繁的商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最显著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节和商人大量来中国。唐朝时还有一批留居中国不回的波斯人。C.陆海并举，海运和陆运都很发达。D.双向交流，（3）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时期①史实：a.南宋时期，指南针传到欧洲。b.元朝时，火药传到欧洲。②特点：A.由于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时，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中国船队是最活跃的船队。B.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4）第四个时期：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①史实：a.郑和下西洋：1405-1433，七次，非洲、红海；政治为主，贸易不营利b.华侨开发南洋：唐开始；明更多，传播先进技术文化，促进发展c.戚继光抗倭：明中后期，台州；福建，俞大猷，1565. d.葡占澳门： 1553居住权；1557官署，长期占据e.收复台湾：1624荷兰；1662郑成功；1684台湾府f.抗击沙俄：康熙，雅克萨之战；1689尼布楚条约②特点：a.由开放转入闭关：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b.开始抗击外国侵略5、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给我们的启示⑴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才能促进社会进步，闭关锁国只能造成国家和民族的落后。⑵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者存，逆历史发展潮流者亡。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⑷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国人民同外国交往地主流，说明我国古代人民是爱好和平、崇尚友好的人民。

出类拔萃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