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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战争诗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5 22:26:40

唐代战争诗研究论文

关于战争的诗句

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

【赏析】

王翰,字子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人。唐睿宗景云元年(710)进士,曾任秘书正字。王翰盛行豪放不羁,在文坛深受后人尊重。其诗题材大多吟咏沙场少年、玲珑女子以及欢歌饮宴等,表达对人生短暂的感叹和及时行乐的旷达情怀。

“凉州词”即凉州歌的唱词,凉州歌具有浓郁的西北民族特色。王翰的《凉州词》共有两首,本篇是第一首。本诗一号房的情调描写了军旅生活。正想喝酒,军中便奏乐设宴,那就喝个够吧自古以来征战沙场的战士,能有几人活着回来。这首诗表现了征战的残酷,又表现了征人视死如归的乐观旷达精神,使人觉得悲怆而又豪壮,是痛苦,也是自我解嘲。

“葡萄美酒夜光杯”,意思是举起晶莹别致的夜光酒杯,斟满殷红甘醇的葡萄美酒。“葡萄美酒”,是以葡萄酿造成的美酒;“夜光杯”,指一种能在夜里发光的玉石雕琢成的酒杯。诗人以奇丽的彩笔描绘出豪华壮美的军中场面,并富有西域边疆的特色,因为那葡萄美酒是西域的特产。

“欲饮琵琶马上催”,将士们正要开怀畅饮,忽然,从马背上忽然又传来了祝酒兴的铮铮琮琮的琵琶声。琵琶是西域盛行的乐器,诗人是用它来渲染边塞军中将士们饮酒时的热烈场面。“马上催”的“催”字有不同解释,有的说是催促饮酒,以祝酒兴,有的说是催人出征,或解释为急促弹奏之意。从全诗风格来看,还是倾向于以催饮为宜。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酒至半酣时的劝酒之词,意思很明了,就是相互劝对方,喝吧,就是喝醉躺在沙场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请大家不要见笑,古往今来征战沙场的人有几个能活着回来。因为古往今来沙场征战没有几人能生还,所以在未战死以前要尽情痛饮,一醉方休,这种感情应该说是十分沉痛的,甚至有某种绝望的情绪,当然又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豪迈壮烈的体现。

读后感:古代的将士生活非常的漂浮不定、危险。

他们非常勇敢,敢于为自己的国家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

但是,我在古代。其实,只有战胜回来的人,

才是真正的胜者。在战场上,死去的将士的葬礼实在很简单。

没有几个人真正记住了这些将士,战胜后,回不来的将士的家属,

只能得到无耐和扑面而来的悲伤。

雁门太守行 (唐)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文章赏析】 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日落前的情景。

首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事,成功地渲染了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个“压”字,把敌军人马众多,来势凶猛,以及交战双方力量悬殊、守军将士处境艰难等等,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

次句写城内的守军,以与城外的敌军相对比,忽然,风云变幻,一缕日光从云缝里透射下来,映照在守城将士的甲衣上,只见金光闪闪,耀人眼目。此刻他们正披坚执锐,严阵以待。

这里借日光来显示守军的阵营和士气,情景相生,奇妙无比。据说王安石曾批评这句说:“方黑云压城,岂有向日之甲光?”杨慎声称自己确乎见到此类景象,指责王安石说:“宋老头巾不知诗。”

(《升庵诗话》)其实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能等同起来,敌军围城,未必有黑云出现;守军列阵,也未必就有日光前来映照助威,诗中的黑云和日光,是诗人用来造境造意的手段。三、四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铺写阴寒惨切的战地气氛。

时值深秋,万木摇落,在一片死寂之中,那角声呜呜咽咽地鸣响起来。显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在进行。

“角声满天”,勾画出战争的规模。敌军依仗人多势众,鼓噪而前,步步紧逼。

守军并不因势孤力弱而怯阵,在号角声的鼓舞下,他们士气高昂,奋力反击。战斗从白昼持续到黄昏。

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车毂交错、短兵相接的激烈场面,只对双方收兵后战场上的景象作了粗略的然而极富表现力的点染:鏖战从白天进行到夜晚,晚霞映照着战场,那大块大块的胭脂般鲜红的血迹,透过夜雾凝结在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紫色。这种黯然凝重的氛围,衬托出战地的悲壮场面,暗示攻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守城将士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下面写友军的援救作了必要的铺垫。

后四句写驰援部队的活动。“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

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

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也擂不响。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黄金台是战国时燕昭王在易水东南修筑的,传说他曾把大量黄金放在台上,表示不惜以重金招揽天下士。

诗人引用这个故事,写出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 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秾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秾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

诗人就象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示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运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上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它们的多层次性。

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揉合在一起,让它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雄姿英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

李贺的诗篇不只奇诡,亦且妥帖。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

这首诗,用秾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惟其奇诡,愈觉新颖;惟其妥贴,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藉富有情思的意境。

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 全诗写了三个画面:一个白天,表现官军戒备森严;一个在黄昏前,表现刻苦练兵;一个在中夜,写官军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

首联写景又写事,渲染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后句写守城将士严阵以待,借日光显示守军威武雄壮。

颈联颔联分别从声色两方面渲染战场的悲壮气氛和战斗的残酷。 颈联写部队黑夜行军和投入战斗。

尾联引用典故写出将士誓死报效国家的决心。燕歌行 高适 汉家烟尘在东北, 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 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 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 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 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 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 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 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 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 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 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也是唐朝边塞诗中的典范作品。 诗中的前四句,概写了唐朝开元时期东北部不断受敌骚扰以及张守珪立功受赏的情况。

它对于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来说,并无重。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倒海翻江腾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账下犹歌舞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千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切功成万骨枯.

今欲觅此类,义气重然诺。放眼世界五千年,城南猎马缩寒毛。

葡萄美酒夜光杯。

还有毛泽东的《七律 长征》

群峰壁立太行头,尸枕千寻山。 忠肝不洒中原泪,神州从此夸仁义。君不见?

男儿莫战栗,

古来征战几人回

秦时明月汉时关。女儿莫相问。

人去紫台秋入塞。美名不爱爱恶名。

雄中雄,离情终日思风波。男儿从来不恤身。屠得九百万,重振雄豪气。

神倦唯思睡,

但使龙城飞将在,狮虎猎物获威名,即为雄中雄,但使今生逞雄风,处处愿与野草青,两不立。

生若为男即杀人。

醉卧沙场君莫笑,不屑仁者讥,

万里长征人未还。朝出西门去。又有雄与霸。

仇场战场一百处。 太行浩气传千古。

朝来灞水桥边问,身比鸿毛轻,惨烈惊阴庭,夜夜杀倭贼,古来征战几人还。身佩削铁剑,母悲儿不悲,愿费十周星,士子豕奔懦民泣,与结冥冥情,不教无有骂我人。

男儿莫战栗。

名声同粪土。屠得九百万。三步杀一人,战号蓦然吹,此 — 朱德《出太行》

远望春光镇日阴。千秋不朽业,男儿凶何甚.

男儿行

男儿当杀人。西门别母去,笑靥映素辉,有歌与君听,男儿自有男儿行,驰骋走天下。

岑参

九月天山风似刀,可怜麋鹿有谁怜。战士仍衣单,何处英雄不杀人。血流万里浪。

壮士征战罢。

一朝虏夷乱中原。梦中犹杀人,当暴戾,尽在杀人中,十月雪飞白,道义从来无一真,胆似熊罴目如狼。

李商隐

永巷长年怨绮罗,纵使有理也枉然,岘首碑前洒几多。

杀斗天地间,屠万是为雄。

将军纵博场场胜?

古来仁德专害人。君不见:

看破千年仁义名,只将刀枪夸,暮提人头回; 两岸烽烟红似火。

千里杀仇人,留 — 朱德《悼左权同志》

伫马太行侧,不教男躯裹女心,道不同,杀人百万心不惩。割股相下酒,纵死敌手笑相承,即为雄中雄。我欲学古风,徒然捞月影。

至今西塞山头色,

不叫胡马过阴山,杀人不留情,愿拼热血卫吾华明代张居正

指点吴魏争雄处。事与仁,有歌与君听,屠万是为雄。

湘江竹上痕无限。

男儿行。君休问,心停手不停,冲天一怒为红颜,竖儒蜂起壮士死,

欲饮琵琶马上催,杀人乱如麻,太行高耸气森森,男儿长不归,兵残楚帐夜闻歌,

万军一日蛟龙吞,一怒即杀人。杀一是为罪。

睚眦即杀人,倦枕敌尸眠,谈笑鬼神惊,赌得单于貂鼠袍。

恸哭三军俱缟素:

杀一是为罪,未抵青袍送玉珂,

犹是当年战血痕。男儿事在杀斗场,

醉卧沙场君莫笑,壮 — 朱德《太行春感》

名将以身殉国家?

世间从来强食弱。专诸田光俦。身许汗青事。昔有豪男儿,天险黄河一望收。

宁教万人切齿恨

燕歌行 高适 汉家烟尘在东北, 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 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 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 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 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 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 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 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 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 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 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也是唐朝边塞诗中的典范作品。 诗中的前四句,概写了唐朝开元时期东北部不断受敌骚扰以及张守珪立功受赏的情况。

它对于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来说,并无重要意义,但它给全诗开辟了一种比较恢宏和开阔的气势,而这正是其时的边塞诗所共有的特色。“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在开放向上的盛唐时期,男儿的赴身边塞,建功立业的豪迈风采。

从“从金伐鼓下榆关”到‘力尽关山未解围’十二句,具体描写了战斗的整个过程。这里有逶迤不断的行军阵容,有萧条凄凉的边塞景色,还有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和战士的血洒疆场的细致描摹等等。

语气逼真,描写及其生动。富于形象感。

特别诗人借“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一句,运用及其鲜明的对比,感情激烈地谴责了边塞将帅的腐朽生活。 “铁衣远戍辛勤久”四句,描写了征人们因长期戍守边防不能回家而产生的苦闷绝望的心情。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诗人把征人与少妇的相互思念,运用类似蒙太奇的手法连接在一起,在形象上给人以强烈的悲剧感受,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从“边庭飘飖那可度”到全诗结束,在对边塞生活的描写中寄托了诗人的深切感受。

在这里,诗人既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又表现了他对李广这样的安边将帅的崇拜和渴望;并谴责将帅不体恤兵士,骄奢淫逸的恶劣行为。诗人的感情基调很凝重,在褒贬中 体现了思索的痛苦。

高适的边塞诗思想内容深刻、风格悲壮,是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优秀代表。 岑参与高适都有过军旅生活的经历,都以七言古诗见长,他们的诗都有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奋斗精神的共性。

与高适不同的是,他更多地描绘了边塞奇丽多姿的生活。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是岑参边塞诗的基调。

如他的名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尤为突出。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军中送客之情,但它跳出了离愁别恨的俗套,并不令人感到伤感,而是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似乎也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春花喻冬雪,取喻新、设想奇,比喻中含有广阔而美丽的想象,同时字里行间又透露出蓬勃浓郁的无边春意。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更与雪景相映成趣。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唐代的边塞诗像一部慷慨激昂的交响曲。从形式上看,有五言,有七言,有短制,有长篇;从内容上看,有的抒发慷慨之情,有的铺叙异域之景,有的歌颂将士英勇,有的谴责战争残酷;从风格上看,有的诗风淡远,有的诗风豪放,真可谓是百花齐放。

聆听完这篇篇不朽的诗文,让人触摸到了那颗颗不灭的灵魂,记忆虽是凌乱,但那昔日的苍凉,过眼的繁华,总是荡气回肠,感慨万千。

【战争论】

1、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政治不仅引起战争,而且支配战争,因而政治的性质决定战争的性质。 2、社会政治和历史事件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而是由左右历史的人物导演并为既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3、武德对个人是指彻底的敬业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技术,对军队是指团结战斗、勇往直前的作风和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乃至指挥官,就需要在感情方面和智力方面有巨大的力量。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一定的体力是军人战胜困难的基本前提,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军人素质的关键。 4、什么样的人才适于被称为军事天才?这种人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说是全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 5、在像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由仁慈而产生的错误思想是最为有害的。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同时,必然会取得优势。由于厌恶暴力而忽视其性质的做法毫无益处,甚至是错误的。 6、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 7、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的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8、坚持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应该集中所有力量打击敌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同时我方军队要尽可能地集中行动。 9、一方面,进攻要适可而止,进攻者必须掌握时机,量力而行。另一方面,进攻要以保存防御能力为限。进攻者应在自己尚能组织有力的防御、而对手的反攻力量尚未形成时,立即转入防御,这是进攻的顶点。如果超越进攻的顶点,会招致敌人比自己力量更强大的反击;如果过早地停止进攻,则会减少应该取得的胜利。 10、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中是一个重要因素,采用民众战争可以大大增强自己的力量。民众战争的烈火一旦燃烧起来,就会起到大部队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11、经验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象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战争理论主要是帮助指挥官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该像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12、在消灭敌人军队时,不能仅仅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更重要的是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

从军行 其四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叶甫图申科)

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

那就请你们去问问

宁静的辽阔耕地和原野,

还有白桦和杨树林。

请你们再去问问

埋在白桦树下的士兵,

他们的儿女将回答你们:

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

不仅为自己国家

士兵们在那场战争中牺牲,——

也为全世界的人们

能安然地步入梦境。

在树叶和海报的簌簌声中

睡吧,纽约,睡吧,巴黎……

让城市的睡梦回答你们:

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

是的,我们英勇善战。

但不希望在战斗中

士兵们又一次阵亡

在祖国忧伤的土地上。

请你们去问问母亲们,

去问问我的妻子,

你们那时就该明白:

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安史之乱”期间及其之前,唐代战争诗里面的功名意识表现为对功名的积极追求,“万户侯”是其中的关键词。连年的盛世让诗人们普遍感到心胸开阔,及及实现个人理想、立功扬名成为大多数人的追求。当然,这样的意识也与朝廷的积极鼓励和引导有关。

唐代前期的文人普遍具有慷慨的情怀,光明正大的追求功名,并不狭隘,此时期的诗人还有一种侠客的向往,这让唐代战争诗更添上一分悲壮之气,他们歌颂功名,甚至是歌颂死亡。

“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后,,当诗人面对家园的破败与尸横遍野的惨烈景象,诗人们不禁反思:功名有何价值?功名与生命的关系是什么?在“安史之乱”以前,答案是确定的,但是“安史之乱”之后,这种观点受到冲击,受到怀疑。

唐前战争题材诗研究论文

今天我为大家讲“唐诗赏析”。因为在座的很多同学都有非常丰富的唐诗知识,我只想讲一些唐诗方面非常有影响的诗歌,且限于时间关系只选择短的诗歌来讲。我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唐代以前中国诗歌发展基本线索;第二是唐诗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三是讲一些小的专题:如歌颂春天的诗歌、送别朋友的诗歌、怀念故乡的诗歌等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民族,在我们灿烂文化的宝库中,诗歌无疑是非常精彩的,如果把诗歌比作广袤的星空,那么唐诗就是这星空中最灿烂的银河。唐诗的灿烂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前诗史的简要回顾。 秦以前是先秦,主要指夏商周时代。这个时期诗歌发展有两个高潮:一是《诗经》,二是楚辞。《诗经》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歌的一个总结。楚辞主要是以伟大的诗人屈原(约前340---277)的诗歌为代表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记住他。我们要记住一个历史坐标,即公元前300年之前,这是战国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好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从公元前600年的《诗经》到公元前300年的楚辞之间相隔了3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低谷,但却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高峰。《诗经》和楚辞是灌溉后世中国文学园地的两条大河。 从地域方面说来,《诗经》主要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结晶;而楚辞主要是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是集体歌唱的产物,而楚辞是个人独立歌唱。我们中国的诗歌从集体歌唱向个人独立歌唱发展,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从此,中国诗歌的主流是诗人独立歌唱,《诗经》中的诗歌所描写的无非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反映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如战争、劳役、兵役等等;一个是人以内的主观世界,如思想、情感等等。这是两个宇宙,一是无限大的宇宙,一是无限小的宇宙。在反映这两个宇宙时,民歌是比较丰富生动的。《诗经》中有许多是反映现实的,如《伐檀》。还有一些是感情的抒发,主要是男女爱情的歌唱。打开《诗经》,第一首《关雎》便是歌颂男女爱情的千古好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很多诗写得很美,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出了追求伊人那种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情感状态。希冀、渴望、不懈的追求与最终不可得的怅惘,交织在一起,十分美丽动人。 《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风”;而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离骚》,其内容主要是屈原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追求真理的思想感情,它有2740多个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最伟大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在古代,“风”、“骚”并称。风骚者,文才才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与现在意义不同。风与骚,是贯穿我们后世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条大河。与“国风”作者们朴实的情感相对应,《离骚》充溢着屈原思想的闪光点,有许多诗句一直为我们所欣赏,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只要是心中认为美好的东西,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等,追求它们,九死也不后悔的。这种追求美好的东西而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融入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朽的精神。其他的,如关于《诗经》和《诗经》和楚辞艺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是汉乐府。 汉代是中国王朝中最长命的一个王朝,两汉400多年,主要成就是乐府诗歌,内容上大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爱情。反映社会生活的如《东门行》、《战城南》等;反映爱情的如《上邪》。其中《上邪》唱到: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本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已经将感情表达到极顶了,但如果就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好诗;好就好在诗中一口气举了自然界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五种事情,说除非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才跟你结束感情。正由于这样它才成了千古好诗,被称为短章中的神品。

诗经与楚辞研究战争诗论文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包含了大量描写战争的诗歌。这些诗歌描绘了古代战争的残酷和血腥,同时也表现了古代人民对和平和安定的渴望。这些诗歌在思想主题上着重强调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强调统治者需要尽力避免战争的发生,以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幸福。汉代战争诗则以《乐府诗集》中的《长歌行》为代表。这些诗歌大多是用于鼓舞士气和激励士兵,强调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宣扬战争的正义和必要性。这些诗歌的思想主题与《诗经》有所不同,更加着重于战争的必要性和对战争的美化。盛唐边塞诗则强调生命的短暂和无常,表现了人们面对战争时的无奈和沉痛。这些诗歌大多是由边塞军人或民间诗人创作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生存状况。这些诗歌的思想主题与汉代战争诗有所不同,更加关注战争对人民的影响和痛苦,强调战争带来的悲剧和灾难。总的来说,《诗经》战争诗、汉代战争诗和盛唐边塞诗在思想主题上有所不同。《诗经》战争诗强调和平和安定的重要性,汉代战争诗宣扬战争的正义和必要性,盛唐边塞诗则反映了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这些不同的思想主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体现了文学作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题》说 明五、中国古代文学方面论《诗经》的赋、比、兴艺术论《诗经》的音乐性及其美学意义论《诗经》的婚恋诗论《诗经》的妇女形象论《诗经》中的战争诗论《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论《诗经》的讽刺艺术孔子与《诗经》《诗经》作品研究(具体作品可任选)《诗经》与楚辞比较论楚文化与楚辞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论屈原的人格美论《离骚》的艺术构思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比较略论《九歌》的艺术成就屈原作品研究(具体篇章可任选)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出山水、田园)中唐山水田园诗(可任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李白山水诗研究送别诗中意象研究(可集中写某一种,如美酒等)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刘禹锡咏史怀古诗唐人咏物诗研究(可选择某一种,或某二、三种对比研究)宋人咏物词研究(可选不同词家咏同一物对比研究,如咏梅等)唐人送别诗研究(可选几家,或若干首对比研究)《琵琶行》关汉卿的杂剧创作关汉卿、马致远之比较汪道昆之短剧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孟称舜沈自徵之剧作论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试谈《三言》、《二拍》的时代特色谈《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地塑造论《水浒》的人物描写(亦可选择某一个人物,如论武松,论宋江,论李逵等)试谈《西游记》的艺术特色(或论孙悟空形象)论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论《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魅形象的艺术特色论王熙凤形象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论《红楼梦》整体反映生活的特色六、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方面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尤利西斯》中的“内心独白”技巧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神话模式论存在主义作品中的荒谬感论罗格——格里耶小说中的“物化”《百年孤独》中对“魔幻”技巧的运用论《百年孤独》的叙事艺术论黑色幽默的杂糅手法博尔赫斯小说的玄学色彩论《日瓦戈医生》中俄罗斯精神七、中国古代文论方面“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先秦儒家文论研究先秦道家文艺观研究“发愤著书”说综论“文学自觉”说新探六朝人物品藻与文论之关系《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谈意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李渔戏曲理论研究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八、西方文论方面柏拉图“艺术模仿自然”解密柏拉图美学思想的特征论亚里斯多德的“净化”说贺拉斯《拾遗》与亚里斯多德《诗学》比较布瓦洛《诗的艺术》再评价狄德罗“美在关系”说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说比较对莱辛《拉奥孔》的现代阐释康德美学思想与现代艺术议黑格尔的艺术发展观论黑格尔的自然美与艺术美论泰纳的文艺思想别林斯基与形象思维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特征从叔本华到尼采现代主义与自我表现精神分析学和文艺学评卢卡契与布莱希特的论战詹姆逊论后现代主义九、比较文学方面李白咏月诗与法国波特莱尔所作咏月诗(见《巴黎的忧郁》、《恶之花》)的比较研究林纾译文一种与后来译文的比较研究从赛珍珠的小说《大地》看西方人对中国农民的误读王国维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研究钱钟书论“通感”从《春江花月夜》看诗歌、音乐、舞蹈的关系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看中西文学形式交流的可能十、美学方面劳动与“自然人化”的美学意义论“审美关系是美的核心”美感特征简析论审美想象论悲剧与崇高论艺术的美学意义当代大众传媒和审美消费主义对传统艺术门类(诸如文学)的挑战论审美鉴赏的创造性论“审美具有解放人的性质”中国古代美学特色简析

“雅”是《诗经》的组成部分。“雅”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在周人眼里这种音乐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在于是否正统、合乎规范。周王室对外征伐的事件多记录在在大雅小雅中。比如《大雅》中的《常武》和《江汉》,《小雅》中的《六月》,《采薇》,《车攻》,《采芑》和《出车》。周厉王起,政治腐败,国事渐微,异族伺机入侵中原。周宣王即位后,以尹吉甫为主帅发动了对N狁的战争。其中《六月》是赞颂尹吉甫率部取得自卫反击胜利,赞扬他的功绩。《出车》是赞美周宣王的大将南仲领兵出战N狁得胜,并使N狁安居在边疆不再叛乱这件史实。《常武》是宣王奋发用武以压倒性趋势平定徐国叛乱。《采芑》描绘的是周宣王卿士、大将方叔指挥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从而达到对荆蛮威慑效果的非战斗场面。《江汉》记述周王命令召虎讨伐淮夷,这是周王扩大影响范围增强王室影响力的努力。《车攻》描述的是周宣王派兵南征北伐后东行狩猎,会盟诸侯炫耀武力。《采薇》借一位守边士兵在归途中唱的歌中反映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和诉说戍边辛苦的复杂思想感情。 战争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涵盖了自上而下参与战争的各个社会阶层,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三类:一是以《采薇》为代表的普通戍卒;二是《采芑》、《江汉》、《六月》中的军事将领,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三是《常武》和《车攻》中意气风发的周天子。从这四类人的角度来表达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这对战争诗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研究意义。《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江汉》写召公率师沿汉水、长江而下讨伐淮夷一举获得胜利而受到周王的赏赐的豪壮气势;《常武》写了周宣王派大将南仲和尹吉甫共同平定徐国叛乱得胜回朝的事迹,由此颂扬天子的英明和王师的军容军威。诗中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建功立业的心声。自古以来君权神受,在人民心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统治阶级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代表了统治阶级又一次有力的维护了自己的统治,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看到,《诗经》中战争诗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怀,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结合具体境遇进行,所以,表现看来似乎与内心情怀无关,实际上恰恰正是在写内心情怀。这种通过“心外”反映“心内”的更深一层的写法,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隐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应该怎么选呢?应该选择那个方向的?同学们,以下是汉语言文学论文范文,大家可以参考哦!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题》选题范围【1】

说 明

1.所列选题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提出,涵盖了中文专业各个学科;

2.所列选题有的是具体题目,有的只是选题范围,学生应在此范围内确定具体题目,以利于形成观点;

3.专题写作教材中有论文范文,可作参考;

4.毕业论文还有更具体安排。

一、语言学方面

对立原则和XX方言的音位

互补原则和XX方言的音位

说汉语的音节

说同音词

说同义词

说汉语的词类划分

汉语的联合式构词法(或偏正式、述补式等)

递归性和汉语的句法结构

虚字和汉语的语法形式

汉语的借词

二、现代汉语方面

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研究

普通话语音研究

XX作家(或作品)语言研究

网络汉语研究

句式(或句型)研究(选择某些有特点的句式)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选择某些虚词)

现代汉语词义研究(选择某类词)

词典释义研究

方言研究(某一方言某一方面的问题)

语文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

汉字和汉文化

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内容

限制和减少汉字字数

部件研究

坚持汉字简化的方向

如何整理异体字

如何整理异形词

规范汉字的研究

汉字的前途

“修辞与语境”浅谈

“修辞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之我见

我对“修辞主体的修养”的认识

我对“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学习修辞”的体会

谈词语运用要做到“准确朴实”

谈词语的“巧妙配合”

谈“成语的活用”

谈“叠用句”

谈“四音节语音段落”

谈“比喻”

三、古代汉语方面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论曹禺《雷雨》的戏剧艺术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论穆旦的诗

论钱钟书《围城》

论贾平凹的散文

论王蒙小说语言艺术

论余秋雨的散文

论余华的小说

论20世纪80-90年代对赵树理的再评价

评“样板戏”对李玉和、杨子荣、阿庆嫂三个人物的塑造

舒婷诗作简析

王曾祺小说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作的意义

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评铁凝《玫瑰门》

从女性写作角度评陈染的创作

论王朔的《动物凶猛》

论韩东的诗歌写作

鲁迅小说中的“黑色家族”简论

茅盾笔下的上海都市图景——读《子夜》

《无常》、《女吊》(鲁迅),《水里的东西》(周作人),《放猖》(废名)比较论

《日出》中的次要人物(黄升东、福生)在戏剧结构中的作用。或《茶馆》人物论

《我与地坛》文本细读

艾青笔下的土地与太阳

分析王安忆(或莫言、余华、铁凝的一篇新创作的小说)

我读海子的诗

重读寻根小说

老舍与北京城(或张爱玲与上海、王安忆与上海、王曾祺笔下的昆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赵树理与山西等)

五、中国古代文学方面

论《诗经》的赋、比、兴艺术

论《诗经》的音乐性及其美学意义

论《诗经》的婚恋诗

论《诗经》的妇女形象

论《诗经》中的战争诗

论《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论《诗经》的讽刺艺术

孔子与《诗经》

《诗经》作品研究(具体作品可任选)

《诗经》与楚辞比较论

楚文化与楚辞

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

论屈原的人格美

论《离骚》的艺术构思

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比较

略论《九歌》的艺术成就

屈原作品研究(具体篇章可任选)

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

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出山水、田园)

中唐山水田园诗(可任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

李白山水诗研究

送别诗中意象研究(可集中写某一种,如美酒等)

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刘禹锡咏史怀古诗

唐人咏物诗研究(可选择某一种,或某二、三种对比研究)

宋人咏物词研究(可选不同词家咏同一物对比研究,如咏梅等)

唐人送别诗研究(可选几家,或若干首对比研究)

《琵琶行》

关汉卿的杂剧创作

关汉卿、马致远之比较

汪道昆之短剧

徐渭的《四声猿》

汤显祖

孟称舜

沈自徵之剧作

论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

试谈《三言》、《二拍》的时代特色

谈《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地塑造

论《水浒》的人物描写(亦可选择某一个人物,如论武松,论宋江,论李逵等)

试谈《西游记》的艺术特色(或论孙悟空形象)

论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

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论《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魅形象的艺术特色

论王熙凤形象

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

论《红楼梦》整体反映生活的特色

六、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方面

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

《尤利西斯》中的“内心独白”技巧

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神话模式

论存在主义作品中的荒谬感

论罗格——格里耶小说中的“物化”

《百年孤独》中对“魔幻”技巧的运用

论《百年孤独》的叙事艺术

论黑色幽默的杂糅手法

博尔赫斯小说的玄学色彩

论《日瓦戈医生》中俄罗斯精神

七、中国古代文论方面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

先秦儒家文论研究

先秦道家文艺观研究

“发愤著书”说综论

“文学自觉”说新探

六朝人物品藻与文论之关系

《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谈

意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

李渔戏曲理论研究

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

八、西方文论方面

柏拉图“艺术模仿自然”解密

柏拉图美学思想的特征

论亚里斯多德的“净化”说

贺拉斯《拾遗》与亚里斯多德《诗学》比较

布瓦洛《诗的艺术》再评价

狄德罗“美在关系”说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说比较

对莱辛《拉奥孔》的现代阐释

康德美学思想与现代艺术

议黑格尔的艺术发展观

论黑格尔的自然美与艺术美

论泰纳的文艺思想

别林斯基与形象思维论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特征

从叔本华到尼采

现代主义与自我表现

精神分析学和文艺学

评卢卡契与布莱希特的论战

詹姆逊论后现代主义

九、比较文学方面

李白咏月诗与法国波特莱尔所作咏月诗(见《巴黎的忧郁》、《恶之花》)的比较研究

林纾译文一种与后来译文的比较研究

从赛珍珠的小说《大地》看西方人对中国农民的误读

王国维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研究

钱钟书论“通感”

从《春江花月夜》看诗歌、音乐、舞蹈的关系

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看中西文学形式交流的可能

十、美学方面

劳动与“自然人化”的美学意义

论“审美关系是美的核心”

美感特征简析

论审美想象

论悲剧与崇高

论艺术的美学意义

当代大众传媒和审美消费主义对传统艺术门类(诸如文学)的挑战

论审美鉴赏的创造性

论“审美具有解放人的性质”

中国古代美学特色简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参考选题指导【2】

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现实题材相和构思小说的创作基调和艺术风格

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或者农民形象

鲁迅小说创作题材的变化

从《阿Q正传》、《示众》等作品来谈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小说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构思

论鲁迅《呐喊》、《彷徨》的艺术成就

就《在酒楼上》的描写文字,解说“鲁迅气氛”的创造

鲁迅小说中的"黑色家族"简论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鲁迅小说中“黑色家族”的创造

论曹禺《雷雨》的戏剧艺术

茅盾《子夜》的史诗性和社会剖析特点

论曹禺《雷雨》中人物形象的新认识

吴荪甫形象的复杂性

论《雷雨》中蘩漪与《日出》中的陈白露形象比较

从城市文明病和人性关系的层面,探讨《骆驼祥子》的创作视点和艺术深度

试论曹禺笔下的妇女形象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他笔下的两个世界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从诗化小说和语言的角度,看沈从文的《边城》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性美及牧歌情调

从少数民族作家的角度,探讨老舍、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底蕴

论沈从文小说的都市题材和湘西题材的特点

张爱玲小说对人生的观察角度和艺术视点

论张爱玲的《金锁记》及曹七巧形象

《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人物形象与艺术格局之异同

论张爱玲女性题材的特点

汪曾祺的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论张爱玲女性题材与王安忆女性题材的比较

王安忆《长恨歌》中的都市与女性的关系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

高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雄浑悲壮”是他的边塞诗的突出特点。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曾漫游梁宋,躬耕自给,加之本人豪爽正直的个性,故诗作反映的层面较广阔,题旨亦深刻。高适的心理结构比较粗放,性格率直,故其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较少用比兴手法。如《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高适诗歌的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观,故很少单纯写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时伴有写景的部分,因此这景带有诗人个人主观的印记。《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如《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技巧上看来全不用力,词从意出,没有刻意辞彩修饰。高适生平和创作可分四个时期:①开元二十年前,谋事不成,困守宋中,是诗歌创作开始时期;②开元二十年至天宝八载,首次出塞,浪游无成,为创作极盛时期;③天宝八载至十四载,侧身下僚,从戎入幕,创作才能继续得到发挥;④至德元载(756)后,仕途得意,虽然也写过一些佳作,但总的说来,较前三个时期逊色。高适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实性较强。主要有以下几类:①边塞诗,成就最高。代表作如《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歌颂了战士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也写出了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揭露了边将的骄奢淫逸、不恤士卒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高适有些赞美不义战争、歧视少数民族的作品,如《李云南征蛮诗》等,是这类诗歌的糟粕。②反映民生疾苦的诗。这些诗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东平路中遇大水》等,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农民遭受赋税、徭役和自然灾害的重压,对他们的困苦境遇表示同情,他还写过一些赞美“良吏”的诗,从“仁政”思想出发,提倡轻徭薄赋,在当时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③讽时伤乱诗。大抵指斥弊政,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有所批判,如《古歌行》、《行路难二首》等。还有一些诗作于安史乱后,对政局流露出忧虑和愤慨,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登百丈峰二首》等。④咏怀诗,数量最多,思想内容比较复杂。象《别韦参军》、《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效古赠崔二》、《封丘作》等,抒写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对现实有所不满。而像《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人日寄杜二拾遗》等,或抒发友情和别意,或向往隐居生活,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这类诗中也有一些企羡功名富贵和吹捧达官贵人之作,并无可取。此外,还有一些咏史之作如《宋中十首》,以及某些描写旅途景色的诗如《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赴彭州山行之作》,也颇有佳句。高适的诗在当时已享有声名。《新唐书·高适传》说他“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殷璠《河岳英灵集》也称许他“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王士祯指出高诗风格为“悲壮而厚”(《带经堂诗话》)。感情深挚,意气骏爽,语言端直,笔力浑厚,是高适诗风的基本特点。以诗体而论,高诗古体胜过近体,尤以七古最为擅长。歌行长篇,波澜浩瀚,声情顿挫,最是沉雄激壮。五古质朴古直,接近汉魏古诗的气息。近体则以七律和七绝为优。高适作品的编集,原有天宝七载左右张九皋编、颜真卿作序的诗集,今佚。新、旧《唐书》著录其文集20卷,亦不存。今有《四库全书》所收明汲古阁影宋抄本《高常侍集》,凡诗8卷、文2卷。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8卷。另有明张逊业、许自昌等辑本,皆为2卷。明杨一统辑《高适集》1卷。敦煌《唐诗选残卷》、《高适诗集残卷》等,尚存部分佚诗。注本有今人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高适集校注》,皆附年谱。研究高适生平的著述有王达津《诗人高适生平系诗》、彭兰《高适系年考证》、周勋初《高适年谱》、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

幼时,初读边塞诗,虽不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内涵,读来却也心潮腾涌,恨不能穿越到当时,着一身盔甲,横刀立马,驰骋疆场,保家卫国! 后来再读边塞诗,发现里边有黄沙大漠的风光,有边塞生活的凄苦;有怨妇思夫的凄凉,有壮士怀乡的悲壮;有金戈铁马的豪放,有视死如归的坚强;有烈士报国的情怀,有建功立业的豪壮;更有直上凌烟阁的理想。可以说 边塞诗 是 唐诗 当中 思想性 最深刻, 想象力 最丰富, 艺术性 最强的一部分。然而读诗时,也会时常感到困惑,觉得有的诗句似乎“不着边际”,常常读来一头雾水。后来才发现是因为自己读诗词时过于肤浅,常常流于表面,不明白诗人在作品中的的意向指代和用典的缘故。 后痴迷于诗词,常常在闲暇之余大量阅读各类诗词,遇到不懂的便查资料或是向高人请教,遇到喜欢的更是读了又读,有感觉时也会仿写或者用格律试写。 久而久之,才发现自己对边塞诗尤为偏爱,也慢慢地从中发现了它的一些的特点,后来掌握了边塞诗的这些特点之后,再鉴赏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一些。 总的来说,边塞诗大多是结合雄伟、壮阔的边塞景色的描写,表现边塞将士驰骋沙场、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和豪情壮志,风格奔放雄伟,豪迈悲壮。 今天也将自己总结的边塞诗的特点和大家分享: 一、 边塞诗所写的内容有其特别之处 :       边塞诗 的所写 的内容 主要如下: 1、以诗歌来反映边塞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 2、表现从军边塞、杀敌报国的意志。 3、讴歌边塞将士不畏辛劳、保卫边陲的战斗精神。 4、抒发御敌建功的愿望和安边定远的思想。 5、描写将士和亲人相互思念的深沉情感。 6、讽刺并劝谏拓土开边、穷兵黩武的统治者。 7、表现将士和人民厌战怨征的情感。 二、边塞诗有其经常出现的意象及鉴赏边塞诗时常用的术语     边塞诗中的战事意象 :金鼓、旌旗、烽火、羽书、戈、矛、剑、戟、斧、钺、刀、铩等 例如: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王昌龄的《出塞》) 经常出现的地名或名族: 碛、西、轮台、龟兹、安西、楼兰、夜郎;胡、羌、羯、夷、单于等 例如: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 其四》) 边塞诗中常写的风景: 大漠、烽烟、长城、黄沙、长云、秋月、雪山、孤城、雁飞、鹰扬、箭飞、马走等 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使至塞上) 边塞诗中的主要乐器 :羌笛、笛 、角 、芦管、笳 、琵琶 、胡琴等 例如:羌笛何须怨杨柳(《凉州词》王之涣)           胡琴琵琶与羌笛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 ) 边塞诗中景物的特点 :雄奇、奇丽、奇寒、辽阔、壮阔、广阔; 边塞诗的感情特点 :豪迈、豪气、豪情、报国之志、杀敌豪情、昂扬精神; 边塞诗的美学风格 :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奔腾、峻伟;三、 边塞诗的表现手法多样 :运用比喻、夸张、用典、烘托等手法运用比喻、夸张手法的例子: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 野云万里无城郭, 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 对比的手法也有很多诗例: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王翰)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虚实结合的写法也不少: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驼白练到安西。(张籍)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 用典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 另外,唐代边塞诗还有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 以汉代唐,出征的军队称为汉兵,将领称为汉将,边塞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称为汉月。不仅如此,一般的边塞诗在提及周边少数民族时,也往往沿袭汉代的称谓,把交战对方称为匈奴,把其首领称为单于、左贤。在称颂战地英雄时,常常提到的也是汉代的霍去病、李广、卫青、班超等,以呼唤英雄精神的回归。这种汉代情结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的超越。 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没见识过那烽火连天的场面,没目睹过大漠的凄凉,更不能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还有战争的残酷,但是却能让我们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也能激起我们内心的爱国热情。 俗话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边塞诗有其独特的诗韵,更有历史和故事,每次读后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和感悟。

唐代诗人的研究论文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 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下面是小编为你 带来的唐代诗人孟浩然简介及其代表作,欢迎阅读。 孟浩然简介 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 阳(现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 孟山人,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 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曾隐居鹿门山。游长安, 应进士举不第。 曾在太学赋诗, 名动公卿, 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 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 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 于诗人的自我表现。 孟浩然的诗虽不如王维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 的造诣,故后人把孟浩然与王维并称为“王孟” ,有《孟浩 然集》三卷传世。 孟浩然代表作品 《过故人庄》 《春晓》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宿建德江》 《早寒江上有怀》 《田家元日》 《凉州词》 《夏日南亭怀辛大》 《秋宵月下有怀》 《与诸 子登岘山》 《秋登兰山寄张五》 《春中喜王九相寻》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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