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人的刑事责任论文中国知网

法律分析：根据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并不存在酒醉的人犯罪可以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说法，所以酒醉的人犯罪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可以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要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确认。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法律分析：醉酒的人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醉酒不是法定的免除责任事由，需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而且，醉酒也不是从轻处罚的理由，法律在处理时，会按正常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醉酒的人犯罪的，需要负刑事责任。在醉酒状态下，虽然行为人在判断能力上会减弱，但是并不会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并且醉酒的人也不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应当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最低刑事责任毕业论文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方法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刑法的效力范围，也称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及对什么人具有效力。它不仅涉及国家主权，而且涉及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法律关系，是任何国家的刑法在具体适用前所必须解决的原则性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刑法的效力范围，才有可能准确、有效地适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国刑法典第6至第12条时关于刑法效力范围的规定。第一节刑法的空间效力一、刑法空间效力概述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它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由于刑法的空间效力涉及到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从而也就关系到维护国家主权、协调国际关系的问题，各国刑法都十分重视空间效力的规定，并且在解决空间效力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则。从各国刑法规定和理论主张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原则：（1）属地原则，即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反之，在本国领域外犯罪，都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2）属人原则，即以犯罪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而不论犯罪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反之，外国人犯罪，即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亦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本国公民应保证对本国法律的忠诚和服从的基础上的。（3）保护原则，即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标准，凡侵害本国国家或国民利益的，不论犯罪人是否本国人，也不论犯罪地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国家运用刑法手段使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来侵害。（4）普遍原则，即以保护各国共同利益为标准，凡发生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侵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上述各原则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现代世界各国刑法多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其他原则。我国刑法也是如此。二、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刑法第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这是我国刑法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这里的“领域”，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区域，包括领陆、领水和领空。根据国际条约和惯例，以下两部分属于我国领土的延伸，适用我国刑法：（1）我国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国刑法典第6条第2款也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军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处于停泊状态，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我国领域内，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外国领域内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国驻外使领馆内。根据我国承认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各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本国的司法管辖。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条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规定。所谓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是指一个国家为保证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正常执行职务而给予的一种特殊权利和待遇。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内容较为广泛，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权，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这种特权是建交国家之间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则而对等给予的。当然，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不过，依照刑法的规定，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国召回，或者建议派遣国依法处理；对于其中罪行严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条的这个规定，既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法律的尊严，有尊重了有关国家，有利于协调我国于他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2）刑法第90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的规定。在理解这一例外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少数民族地区对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适用，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与少数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传统相关的部分，诸如情节不严重的重婚、奸淫幼女、械斗、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毁坏财物等。这种变通或补充规定相对于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从总体上看，刑法基本上还是适用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于适用刑法的部分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由自治区或省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三，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不能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3）现行刑法施行后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特别刑法的规定。现行刑法施行后，国家立法机关仍由必要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典作修改补充。如果这些特别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与新刑法典的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或冲突，应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4）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规定。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的效力无法及于港澳地区，这属于对刑法属地管辖权的一种事实限制。如根据1997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全国性的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根据两个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者因港、澳特别行政区内发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者安全的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实施。刑法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该款针对隔离犯的特殊情况对属地管辖的具体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里涉及三种情况：（1）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境内：（2）犯罪行为在我国领域内实施，但犯罪结果发生在国外；（3）犯罪行为实施于国外，但犯罪结果发生于我国境内。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均应适用我国刑法。三、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刑法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该条是对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不论按照当地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也不论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国或者何国公民的利益，原则上都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该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谓“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种倾向性，并非绝对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犯罪，则不论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两类人员具有代表国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负特殊的职责，其工作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故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实施的犯罪在管辖上应从严要求。对于我国刑法在域外的属人管辖权，刑法第10条进一步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即使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处理。这表明我国法律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不受干预性，外国的审判对我国没有约束力。但从实际合理与国际合作角度出发，为使被告人免受过重的双重处罚，该条又规定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被告人的具体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考虑，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四、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罚处罚的除外。”该条即是对我国刑法保护管辖权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国刑法有权管辖，以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国人所犯之罪必须侵犯我国国家或公民利益。（2）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最低刑须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则不适用）。（3）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应受刑罚处罚（对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则不适用）。当然，要实际行使这方面的管辖权会有困难，因为犯罪人是外国人，犯罪地点在域外，我国要行使管辖权，就需要引渡罪犯，并涉及与犯罪地国家管辖权的冲突，存在诸多实际困难。但是，假如刑法对此不加以规定，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管辖权，那些犯罪的外国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进行侵害。我国必须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我国驻外工作人员、考察访问人员、留学生、侨民的利益。此外，对于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侵犯我国国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审判与处罚，同样适用刑法第10条的规定。即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国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五、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普遍管辖权是现代国际社会有效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国刑法第9条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该规定，凡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罪行，不论罪犯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罪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其具体侵犯的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国境内被发现，我国在我国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如不引渡给有关国家，我国就应当行使刑事管辖权，按照我国的刑法对罪犯予以惩处。在我国刑法中，普遍管辖权有其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间效力的辅助性原则。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参与反国际犯罪斗争、行使捍卫整个人类权益之职责和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辖的对象是特定的，即仅限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且在有关国际条约中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辖原则是刑法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的补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之适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的问题。换而言之，对实施了国际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适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或保护管辖等原则之一行使管辖，就不必适用普遍管辖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按照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追诉的犯罪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第二，追诉的犯罪是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之内。第三，追诉的犯罪系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外。如果是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内，则应依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二不需要依据普遍管辖原则。第四，犯罪人必须是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国公民，应当依照属人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也不需要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第五，对追诉的犯罪，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国领域内居住或者进入我国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对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否则，就没有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义务，也没有依据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的可能。第二节刑法的时间效力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对刑法生效前所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一、刑法的生效时间刑法生效时间通常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从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施行。我国现行刑法的生效时间即属后者，这样做是考虑到人们对新法比较生疏；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学习和研究，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司法工作人员做好实施新法的心理、组织及业务准备。二、刑法的失效时间刑法的失效时间即终止效力的时间，由国家立法机关规定。我国刑法的失效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后代替了同类内容的旧法，或者由于原来特殊的立法条件已经消失，旧法自行废止。三、刑法的溯及力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则没有溯及力。对于刑法的溯及力，各国采取不同的原则，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1）从旧原则，即刑法对其生效前的行为一律没有溯及力。（2）从新原则，即新法对于其生效前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一律适用，具有溯及力。（3）从新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具有溯及力，但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依照旧法处理。（4）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依新法处理。上述诸种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适应实际的需要，为绝大多数国家刑法所采，我国刑法亦采此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对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97年10月1日修订刑法生效前实施的行为，应按以下情况分别进行处理：1．当时的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只能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现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对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规定为犯罪为由而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当时的刑法认为是犯罪，但现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只要这种行为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则应适用现行刑法，即现行刑法具有溯及力。3．当时的刑法和现行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按照现行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原则上按当时的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即从旧兼从轻原则所指的从旧。但是，如果当时的刑法处刑比现行刑法要重，则适用现行刑法。此即从轻原则的体现。4．如果根据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了生效的判决的，该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按现行刑法的规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处刑较当时的刑法要轻，也不例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当时的刑法。对一种行为刑法的溯及适用，只限于未经审理或者虽经审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的场合；已经生效的判决，不应根据刑法的规定加以改变，以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还涉及如何对跨越新旧刑法的继续、连续行为适用法律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修订刑法典第12条若干问题的通知》第3条指出：对于发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修订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但行为连续或者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0月1日以后构成犯罪的行为适用修订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类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也指出：“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或者连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行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订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追诉，按照下列原则决定如何适用法律：1.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继续犯罪，应当适用修订刑法典一并进行追诉。2.对于开始于1997 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但是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刑事司法解释效力范围探究编辑：凌月仙仙作者：屈学武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刑事实体法意义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释所涵括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域。众所周知，就一般意义看，司法解释确属有权解释：因为它一经最高司法机关颁布，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及其功效看，它又并不等同于刑法规范本身。刑法的解释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对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的诠释，简单说，就是对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条文字义及其内容的具体解读；二是对司法认定的特定"法律事实"（即个案）与某一具体刑法规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释（或解答、批复等）；三是对整个刑法体系的价值及其刑罚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统解释。[1]就此意义看，上述第一、二项解释主要囿于刑法规范论、范畴论的解释；第三项解释则是就刑法价值论的解释。有鉴于此，实践中，作为有权解释的刑法司法解释，大多限于针对第一、二事项的解释；而第三项解释即有关法价值论的解释主体，多为刑法理论界而非刑事实务部门。虽然司法部门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项进行解释时，也会综合刑法的价值取向来考量有关问题，但准确地说，司法解释的功效，主要还在于根据有关立法意图、立法意蕴，结合有关字义所昭示的客观涵义，来解释特定的法律条文之字义所涵盖的具体内容以及个案与确定规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见，刑法司法解释实际上并非单纯地仅仅依存于特定的、静态的刑事法律独立地存在着，就其实质意义看，应当说，它只能依存于有效刑事法律的运作而存在。换言之，没有刑法的实际操作，就没有实质意义的司法解释的存在价值与空间。在此基础上，要理顺刑法解释的效力，特别是它与刑法溯及力的关系，看来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释论的基本问题：一．对司法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确理解有观点认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两大内容，而对刑法的司法解释既然与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着司法解释与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此一"效力"解读法，我们认为未免失诸重形式而轻实质。我们知道，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对何人适用的问题。而这里的"同等"效力，显然并非相对于可予适用的地域和人员而言，而是相对其司法解释与其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强制力而言。即这里所谓"同等"的本旨在于：指令任何受法律规范约束的人，包括适法、执法、守法人员都有义务如同适用、遵从刑事法律规范本身一样地一丝不苟地去适用、执行、遵从它，不得轻忽懈怠。就此，我们再从逆向推理即可发现，司法解释并不发生与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间效力问题。这是因为，司法解释不可能脱离法律、法外地，自动地适用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释因而难以发挥自己独立的空间效力。换言之，司法解释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间效力，被动地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确定司法解释就其适用范围作出了（不违背刑法空间效力）的专项特别规定，例如，除有关国际犯罪外，中国刑法的空间效力对于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在中国领域之外实施的、并非针对中国国家或国民的危害行为一概无效。由此，司法解释便不可能独自启动并生效于此类人、此类事，等等。可见，就空间效力看，司法解释不存在独立的、法外的空间效力生存基础。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主要集中在此类司法解释是否受制于刑法的溯及力规定问题。众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项刑法规范生效以后，对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而未决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亦即新法能否适用于旧行为的规定。能适用则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适用则无溯及力当今世界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在其刑法总则中对刑法溯及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3款明文规定，"刑罚在行为时有变更的，适用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在判决前变更的，适用处刑最轻之法律"。我国《刑法》第1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对《刑法》上述规定，刑法学理界一般称其为"从旧兼从轻原则"。综观上述各国、包括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可见，刑法的溯及力规定，一是针对法律而言；二是针对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针对刑事实体法而言。否则，它就不可能称作"刑法的溯及力"。然而，国内却时有刑法学者或刑事实务部门人员针对刑法的解释提出其有无溯及力问题的质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条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据此，有学者认为，如此规定无异于明确规定了刑法司法解释有溯及力。主张对刑事司法解释，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对那些明显作了扩大解释的，原则上应当只对其施行后的行为有评价功能；认为若法律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则废止类推的成果不会得到很好巩固。[2] 有学者甚至提出，对刑法的解释，也应适用我国《刑法》第12条法定的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3]三．刑法司法解释发生有无溯及力问题我们认为，上述学者关于坚持罪刑法定、反对重刑主义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不应有溯及力、否则即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实属对刑法溯及力规定或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误解。在此，我们不妨从法律依据、法理依据、解释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论理由如下：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国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均是针对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针对法律的"解释"。刑法司法解释虽然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于法律本身。这一点，也是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立法解释的重大区别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释时常穿插于刑法条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条至94条均属立法解释，但又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就此意义看，该类立法解释，实际上已经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释另当别论）。刑法的司法解释则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组成部分，仅是辅助刑法得以顺利实施的、运行法规范的工具。虽然实践中，由于当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确实存在失诸规范的情况，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亚法律或准法律。但无论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规定看，"解释"并不是"刑法"本身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刑法》第12条所谓的"本法"限指"刑法"、并不包括刑法的"解释"在内。因而以《刑法》第12条的规定来佐论刑法司法解释"应有其溯及力"规定者，确属援引依据上的失当，明确地说，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释"与"刑法"的界限。其次，就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本身看，该原则本质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适用事后法或重法。其要义在于禁止适用"事后法"与"重法"，以有效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而法律的解释是法律规范得以顺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该工具质量是否合法、达标、应手的问题，并不存在事后法或重法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法"。事实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难问题之后，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针对专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规定司法上不得适用事后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适用事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规定来。也就是说，从刑法规定看，刑法司法解释不是《刑法》第12条的调整对象，司法解释因而不存在有无"溯及力"的问题。当然，无可讳言，实践中，很可能发生由于新的司法解释对"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刑法白地规定的最新诠释，会扩大刑事法网圈，从而可能发生将过去未达起刑点的案件纳入犯罪圈之实例。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扩大并不必然产生重法的实质意义的后果。这是因为，无论是"数额较大"还是"情节严重"，都是相对于一定比例的社会危害性而言，因而币量面值的缩小或扩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货币实际价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危害性的克减或升高。这里说子数限制不全更多：

发了email刑法方面的论文题目但是有错email不能发刑法方面的论文题目1、论共同犯罪2、论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态3、论我国刑法中的牵连犯4、试论我国刑法的累犯5、我国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研究6、论期待可能性理论7、论我国刑法中的身份犯8、论过失危险犯9、犯罪中止研究10、间接正犯探析11、论我国刑法的财产刑12、论单位犯罪自首13、论法定量刑情节的立功14、论持有型犯罪15、论我国刑法的转化犯16、试论我国刑法的结果加重犯17、论我国刑法中的组织行为18、我国刑法溯及力原则探析19、论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20、论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21、资格刑的反思与重构22、论我国刑法的司法解释23、共同犯罪与身份若干问题研究24、论剥夺政治权利的完善25、多种量刑情节的使用与完善26、自首制度比较研究27、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28、职务过失犯罪研究29、论单位犯罪主体30、我国刑法假释制度适用对象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之研究论文

青少年犯罪是指10至25岁的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青少年犯罪存在着：结伙作案多，严重犯罪多，突发性犯罪多，作案动机、目的比较单纯，手段的成年化、智能化和低龄化，及反复性强等特点。青少年犯罪有其自身、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要采取自身预防、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会预防和司法预防等多种预防方法，进行综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社会难题，有人将其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称为“世界三大公害”。有资料显示，我国近10年来的犯罪增长率已过24%（尚不考虑1992年起将立案标准上调的因素）（1），而其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据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1980—1989年的10年间，14—25岁年龄段的犯罪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自1990年以来的近10余年，这一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65%左右。（2）这中间，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我们在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上，也经常看到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报道，其中不少是骇人听闻的重大恶性案件。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得到了我国有关部门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3），我国也已颁布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可以说，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但结合新的社会实际，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成因，进一步深入探析预防对策，仍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根据省律协刑事法律业务委员会的选题安排，笔者就此题谈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诸位同仁。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及其特点（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青少年犯罪主要是依据人的生理年龄所作的犯罪类别划分。在我国有关的法律文件中，对“青少年”的概念未予明确的界定。就其词义而言，“青少年”即指青年与少年的合称，“青年”是指人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年龄段，“少年”指人从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年龄段。（4）理论界对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是指从刑事法学观点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概念所下的定义。它一般是指14—25岁年龄段的人所实施的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5）它以我国开始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14岁为起点。广义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是从犯罪学的角度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所下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它是指6—25岁年龄段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触犯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和违反道德规范的不良行为。（6）这种定义，是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将矫治的行为扩大到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不道德行为或可能引起犯罪的行为），并将这个年龄段的下限予以降低。对这个下限存有不同意见。有学者提出，应当定在10岁比较合适。其理由在于，从实证的角度，青少年犯罪人口中一般从10—12岁开始有劣迹，13、14岁开始走向社会进行违法犯罪，14—17岁进入犯罪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犯罪研究。故而指出，青少年犯罪是指10至25岁的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7）笔者对此予以赞同。这一概念包括了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罪和已满18周岁不满25周岁的青年犯罪。前者和刑法上规定的“未成年犯罪”的范围应该是一致的，只不过“未成年犯罪”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而“少年犯罪”则是一个宽泛的社会学、犯罪学概念；后者的“青年犯罪”也指年轻的成年犯。（二）青少年犯罪的特点犯罪是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有人类学家曾尖锐地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文明趋向于更高，或许还是更有价值的目标时，社会性越轨（犯罪）的可能就越大。”（8）“任何一个国家既然以现代化为自己的社会目标，不管其社会个性如何，恐怕均不能幸免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9）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犯罪的严峻态势并不奇怪。我们对待青少年犯罪亦是如此。除了前述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外，与青少年自身存在的普遍生理、心理特点（如机体需要增多、性成熟，和心理不成熟、容易感情冲动、模仿、猎奇等），以及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总体上偏年轻（10）的客观情况，使得我国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案件中所占的比率较高。我们应针对这一犯罪现象，探讨、总结青少年犯罪的特点：1、共同犯罪、结伙作案多，带有“黑帮”性质的团伙犯罪亦有增加趋势。这是由青少年年龄小、思想不成熟和依附性强等特点所决定的。他们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有胆怯心理，总感觉一个人作案势单力薄，所以就纠集多人，形成“作案氛围”，一轰而上，既能互相壮胆，又能分工合作。据报道，今年9月在安徽合肥市易山区法院不公开审理一抢劫案件，18个被告中，只有一个19岁，其他均为未成年，最小的才15岁。这是一群在城市游荡的孩子，一没钱就几个人凑在一起，窜到街上，见人峰拥而上，先打后抢。（11）更有甚者，近几年来不断有青少年组成的带有封建帮会色彩和黑社会性质的违法犯罪团伙，净干些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抢劫、敲诈钱财等违法犯罪活动，有的甚至称霸一方。2001年，在北方某城市公园发生了一桩血案，一年仅14岁的少年被捆绑双手，身上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此案告破后，挖出了一个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共有32人，最大的16岁，最小的才12岁，他们成立了“好汉帮”、“神龙教”，还有敢死队，其中有“老大”、“军师”、“打手”等。少年“黑社会”已露端倪！（12）2、严重犯罪多，作案手段比较野蛮和凶残，往往是不计后果。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生理发育很快，但心理发展却比较慢，在思想上表现为不成熟性，容易走向歧途；并且易受到外界感染、刺激，产生感情冲动，走向极端。这些人或行凶杀人、严重伤害，或暴力抢劫，或实施强奸，犯罪手段恶劣，带有一定程度的疯狂性。比如，据报道，去年上海市一名17岁的少女因母亲对其管教太严，竟用刀将其母亲砍杀致死。在日本，2001年初，神奈川县一所中学的两名学生因不满老师的耐心规劝，居然动手“修理”了8名老师长达1小时，造成2名老师下鄂骨折，一名怀孕女教师险些流产。时隔不久，日本西北部一中学生因不满老师的训斥，放学后用一把小刀连刺老师十刀，致老师惨死刀下。（13）3、突发性犯罪多，作案动机、目的比较单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由于青少年年龄小，社会经验少，考虑问题比较简单，犯罪动机单纯，很少预谋，突发性犯罪比较多。笔者曾办理的一起郑××故意杀人被害人代理案（案发于1999年8月15日），仅仅是两人因打台球发生口角，郑××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将被害人连捅四刀而致人死亡。笔者还承办过一起李××抢劫案，李××是一个高中学生，平时在班上表现、学习都不错，在一天打台球时，仅仅是因跟随一个同学找另外一学校的学生出气，主犯在打人过程掏走了30多元钱，结果李××因构成抢劫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4、犯罪的成年化、智能化和低龄化。在青少年犯罪中，不少犯罪手段成人化，且有不少是智能犯罪。我们所曾办过一起强奸案，三个被告均为未成年人，一个才15岁，但在对付舞厅小姐实施强奸时，显得非常“老练”。另据报道，2001年2月8日，北京海淀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本市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报案，该公司在交纳上网费时，发现在北京电报局的163上网帐号被人盗用，累计损失达40余万元。经公安部门认真排查，终于将本市第一个黑客——年轻的在校大学生卢某抓获。（14）实际上，现在很多制造病毒的“高手”都是青少年。再者，犯罪的低龄化也比较突出。13、14岁的小孩动辄拿刀伤人、杀人，犯罪的年龄越来越小。5、从青少年犯罪的教育改造情况来看，反复性强，再犯的犯罪率上升。青少年模仿性强，犯罪学得很快。正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既有可塑性强、易于改造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反复性。在看守所、监狱的“交叉感染”，使其学会了更多的犯罪“技术”，由以前的“一面手”变成“多面手”，并且胆子更大，反侦查性更强。这恐怕是重大、恶性案件在青少年中不断发生，并且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浅析犯罪原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各种犯罪因素按其作用层次、力度及其作用机制所构成的能引起犯罪行为发生和犯罪现象存在与变化的罪因系统。狭义的概念，是指处于犯罪原因系统中，具有较大致罪力量，能够相对独立地引起犯罪结果发生和犯罪现象变化的现象及过程。（15）但“犯罪行为是一系列因素的表现，这些因素既是个别的，又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并且交织在一起，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因素，就一定会歪曲其性质。”（16）“任何孤立的引起犯罪的决定性因素，都不能发生犯罪，犯罪的产生不仅要具备许多决定性的引起犯罪的因素，而且要具备一定的环境条件、个人的人格特征，尤其是不同类型犯罪的巨大差异。”（17）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就是不良的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要对引起青少年犯罪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便探寻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科学、有效对策。（一）自身原因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这里谈的“自身原因”是内因，后面要谈的家庭、学校、社会原因，是外因。青少年自身素质的好坏是决定其是否违法犯罪的关键。一些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差。其自身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事生非的不良嗜好和品行，自身性格的缺陷，幼稚的心理，以及自身生活需要、人格尊严得不到满足，加上法制观念的缺乏等等，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刺激，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二）家庭原因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正如古人所言：“养不教，父之过。”这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不会管，出了问题，往往棍棒相加，缺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二是子女长期养成的不良习性，父母管不了，因为没有从早期教育入手、管得晚了；三是父母对子女丧失信心，不愿管，顺其自然，放任自流；四是父母离异后，孩子无人管，为了自己而不顾及或无暇顾及孩子，使之浪迹社会；五是父母自身行为不端直接影响孩子，使之效仿父母，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人们总结的一句话：“问题家庭出问题少年”，确实不无道理！前文谈到的我所曾承办的三名未成年人强奸案，三个被告人的家庭都是离异家庭，其共性是对孩子缺乏关爱。法庭教育时，这三个父母都痛哭流涕，说对不住孩子，表示以后要加强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三）学校原因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学校教育方法不当，是导致一些青少年流向社会、走向犯罪的重要因素。现在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指导思想。尽管我国早已确立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也有“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很多学校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一个地方教育工作的好坏，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一个学校领导的政绩如何，一个教师的水平怎么样，都要由“升学率”来衡量，来体现。学校有快、慢班之分，学习好的学生往往受到青睐，可以吃小灶，学习差的学生则受到歧视和排挤，结果是差距越拉越大。好学生一旦考试落榜，则感前途无望，万念惧毁；差学生则破灌破摔，厌学、辍学，这两种情况都容易出现问题。他们一旦流向社会，受到不良因素的诱发和影响，就会发生违法犯罪行为。2、对学生处分缺乏慎重考虑和处分后对处分生放弃教育。对违犯校规校纪的学生进行处分，是教育、挽救学生的一种手段，若运用得好，可以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起到警告、震慑作用，使之不敢、不会再犯；若运用不好，则会使受处分的学生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从此自暴自弃，在邪道上越走越远，从而滑向犯罪的泥潭。一个18岁的黑帮“老大”——王海，在其自述中谈到：“有一次上课迟到，老师罚我在教室的角落里举砖头，我心里发狠就用砖头一下砸在一张课桌上。老师上来就踢了我一脚，我和他打了起来。就这样，我被学校记大过处分。我认真学习的日子也随之结束了。我和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混在一起，整天寻衅滋事。”（18）3、法制教育的缺乏或者流于形式。学校缺乏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违法犯罪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青少年学生不知什么是违法犯罪，缺乏普通的法律常识，不知法、不懂法，更谈不上遵纪守法。前一段时间，笔者办理的刘×抢劫案，被告人刘×在学校、网吧门口强行向其他学生索要钱财，以满足其上网消费。他感觉这些都是小事，压根没有和犯罪联系起来。（四）社会原因社会不良现象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忽视。现在人们所说的“黄色”、“灰色”和“黑色”“三色污染”，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为甚！1、文化市场的“黄色污染”。低级、庸俗的文化会侵害、腐蚀人们的灵魂。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及其它不健康的内容，对社会文化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其中，“黄色污染”对青少年的腐蚀则最为严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明确规定：“营业性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有关主管部门和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可一些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网吧老板，利欲熏心，贪图眼前利益，致使一些青少年沉湎于此，心灵遭受毒害，理想被严重扭曲，他们为满足自己的超前消费和感官刺激，而逐步走向犯罪。笔者曾办过一起赵××奸淫幼女案，赵××只有15岁，就“糟蹋”、奸淫了8名女孩，这些女孩小的仅有4岁，大的才11岁，赵××年纪不大，但却花样翻新，手段残忍，这些都是他看黄色录像学来的。他经常光顾的录相厅老板也因此案被判刑。正像一位中学校长所发的感叹：“课堂教育一个钟头，不顶录相厅一个镜头”，“老师苦口婆心讲一天，抵不上学生书摊转一圈”。2、以腐败现象为代表的“灰色污染”。腐败现象对下一代的影响亦不可等闲视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和走后门拉关系，使一些青少年也耳濡目染。他们受家庭环境影响，相信“权大于法”，依靠自己的家庭势力而违法犯罪，有些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3、带有黑社会性质暴力犯罪的“黑色污染”。这几年来，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称之为“涉黑案件”）也越来越多。一些比较具体的宣传报道，虽然有正面的法制教育的作用，但过于细致的宣扬和描写，使一些青少年纷纷模仿，讲“哥们义气”，跪拜结盟，打打杀杀，危害社会。对此，前文已作了例举。有专家讲，“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类少年犯团伙极易发展成为黑社会势力”。（19）（五）司法原因这里主要谈的是刑事法律制度的缺陷及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犯罪人的改造措施所致犯罪的因素。1、刑事诉讼制度及其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说，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朝着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迈出了一大步，但仍存在一些缺漏和尚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比如，“沉默权”的问题，羁押措施的限制和完善，等等。还有，在执行刑诉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如“刑讯逼供”、“律师会见难”和“超期羁押”等“老大难”问题。这些都可能使受到不公正对待和遭受枉法追究的人，产生逆反、继而对社会进行抵抗甚至敌视的犯罪心理。对于青少年来说，更容易产生这种心理。由此，加强对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尽量减少对其羁押，显得更为重要。2、监狱的“交叉感染”。关于“监狱”的致罪性问题，经过犯罪学家的长期研究和讨论，其结论应该是肯定的。正如法国当代犯罪学家所指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包括法国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执行监禁刑的可悲现状，验证了监狱具有致罪性的论断。”（20）日本犯罪学家研究后指出：“我国现在的监狱劳动，是用极少量的奖金来约束服刑人的身体……其实际用意不过是避免和防止犯人逃跑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犯罪人得以改善和更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已坐过监狱的人中，仍有三分之二的人又成为再犯者，重新回到监狱。”（21）监狱对青少年犯罪的“交叉感染”作用更是突出，因为他们的抵抗力更弱，模仿力则更强。对此，应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三、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一般认为，预防犯罪是一个综合多种力量，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措施，以防止和减少犯罪及重新犯罪的举措体系。（22）这是一种广义的犯罪预防的概念。当代犯罪学的概念更侧重于“预防”，即把先于犯罪的实施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措施视为预防活动，即更注重“防患于未然”。这也是基于“预防”的本意，“预防”在汉语中的基本词义就是“事先防备”（23）；在英语中“prevent”也是指“防止”、“妨碍”（24）。这就是从狭义的角度所理解的“预防”的概念：“是指以消除或限制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为唯一的或主要目的的各种措施和行为的总称。”（25）其实笔者以为，我国一向贯彻执行的群防群治、综合治理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既要重视罪前预防，但也不能忽视罪后治理，以防再犯。青少年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综合症”。我们更应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正像《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第2条）所提出的：要成功地预防少年违法犯罪就需要整个社会进行努力；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条）也明确指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针对前文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分析，试总结以下预防对策：（一）自身预防加强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增加抵御犯罪感染的能力，应该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根本性措施。尽管他们还处于识别能力和自控能力都比较差的阶段，但对于真善美与假恶丑还是有一定的分辨能力的。我们应当培养他们遵守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自尊、自律、自强的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和侵害。当然，这需要和后面要谈的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相结合，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二）家庭预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遏止青少年犯罪，首先应从家庭抓起。1980年联合国第三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处理大会的有关材料指出：“家庭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影响青年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力量”，“家庭是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媒介。”家庭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教育子女是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养不教，是父母的失职，教子不善，则是父母的罪恶。一个家庭的环境，父母的教育方法、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都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对孩子良好品行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和睦的家庭，父母教育得当，能够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塑造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有效地防止其犯罪心理和行为的产生。搞好家庭预防，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父母自身素质，优化家庭环境。为人父母者，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和爱好，给孩子做好表率。同时，这也是社会有关部门需要做的一项工作，要提高婚姻质量，加强对父母（家长）的培养，不仅要提高这些家长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且要教会他们培养、教育孩子的方法。2、注意家教方法，因人而教。父母教育方法不当，过分溺爱和纵容，不仅教不好，反而把孩子推向邪路。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武汉一酷爱玩网络游戏的16岁少年徐某，拿起菜刀向熟睡的母亲砍去，其目的是索要8000元钱。母亲的脸、腰上被砍了6刀（后经抢救脱离危险）。当他逃离现场时，母亲还追着喊：“伢，你把毛线衣穿上，莫冻着了！”（26）可怜天下父母心！这都是娇惯、纵容种下的苦果。作为父母，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吃穿，更要注意教他们如何做人，经常观察、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关心什么事，结交什么人，要平等地与他们沟通，多一分体贴，少一些训斥；多一分爱护，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理解，少一些专横。对于失足、犯错误的孩子，更应给以家庭的温暖，绝不可弃而不管，放任自流。3、教子不力，应承担相应责任。我国《婚姻法》第23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都规定父母应当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所承担的教育义务和预防未成年犯罪的职责，但并未规定父母教育不力所应承担的严厉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我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49条只是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责令其严加管教”，但不管教怎么办？尤其是对父母已经离异（且已另外组合新的家庭）的孩子。法律应增加规定教子不力的“拘留”、“罚款”等行政责任，严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在英国就有“孩子逃学、父母坐牢”的做法。一位母亲因为女儿经常逃学，而被判监禁60天，她上诉后，尽管刑期减半，但仍要执行30天的监禁。（27）在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有委员就曾提出建议：针对青少年犯罪，建议在法律责任中加入对父母的处罚条文，以督促父母教育好自己的子女。（28）看来，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很有必要。（三）学校预防学校作为家庭的延伸，对青少年的成长教育和预防青少年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在《综合性预防犯罪措施汇编》第10条中写到：“学校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儿童的发育成型有许多年是在为了满足他们的教育和社会化需要而设立的各种机构中度过的。……学校能提供种种机会来倡导社会平等、文化多元性和个人的亲密关系，并帮助青少年获得道德标准、社会技能和公民的责任感。更具体地说，学校能指导学生了解他们应尽的公民义务、犯罪的性质、遵守纪律的重要性、犯罪的种种后果、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情况以及预防犯罪的方式。”一个人如果在青少年时期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情操高尚，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人；否则，如果学校教育不力或不利，他就有可能走上歧途，甚至违法犯罪。笔者以为，学校的教育工作应该主要做到：1、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抓好素质教育和品德教育。“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第1款）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做法，真正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学校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第一位的。学校应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培养学生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行，做一个高尚的人；然后才是“授业解惑”，传授各种知识，增强将来为社会服务的本领。那种只“授业”不“传道”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尤其应注意抓好“后进生”、“双差生”的教育。对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一般来讲，这些只是一些方面、一时的“差”，并不代表全面、永远的差，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和教育，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先进生”，成为将来对社会有益的人或者国家的栋梁之材。2、努力提高教师素质，尤其注重教师政治素质和师德的培养。“为人师表”！教师对学生的模范表率和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有些影响是终生受益的。这方面不乏其例。要想使学生懂法，教师必须先学法，要想使学生做好人，教师必须先做好人，这就是：“教育人者，必先受教育”。这须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我国现已开始实行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应大胆改进教师制度，使教师能进能出，对那些品质低劣、不能为人“师”的人，要及时将其淘汰出局；对于那些歧视学生，动辄体罚学生的教师，要予以严厉处罚，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3、要抓好学生的法制教育。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法制课要作为必修课，配备专门的法制课教师，不仅要搞好课堂教学，同时还要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丰富多采的法制教育活动。笔者作为三门峡市依法治市讲师团的讲师曾被邀请到学校给青少年讲法制课，结合自己所办案例和青少年生活实际进行讲解，反映效果良好。通过这些法制教育，使广大青少年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什么行为是社会提倡和法律允许的，什么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什么行为是违法的，做到知法、懂法和遵纪守法。（四）社会预防社会预防，主要是指净化社会环境，给青少年创造一个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动员社会力量，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保护，以控制和减少青少年犯罪。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加大打击力度，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黄色”、“灰色”和“黑色”这“三大污染”对青少年的感染和侵害，坚决禁止含有色情、暴力等音像制

预防措施：1、家庭和学校携手，关心孩子心理健康，加强青少年心理引导。2、净化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孩子像树苗，健康的环境是土壤，不健康的事物就是病毒。3、完善救助机制，建立专门处理青少年犯罪的组织，能够尽快和完善的处理突发事件。4、加大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培养孩子的同情心。5、注重青少年罪犯的改造，防止交叉感染，疏导青少年罪犯仇视社会的情绪。

青少年犯罪论文的论点根据要求选用恰当的排列格式。

可以预防未成年犯罪，更好的引导未成年人成长。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毕业论文答辩

大学答辩对于每一个大学学子来说，是大学四年的一个总结，是自己走上社会的一个开始。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时候是自己大学四年以来最重要的时刻，决定着我们是否能够拿到毕业证，学位证，决定着我们的未来之路是否好走。

而一名男孩却在盐城市看守所完成了自己的答辩。在答辩过程中，男孩对着电脑屏幕中老师们犀利的提问，表现得十分紧张，但是却总能坦然的回答，据男孩所述，每次他紧张的时候，便想到帮助自己的民警们，自己很感谢他们，以后会好好表现，不会再犯错。

不符合学校开除情形

据了解，正在读大学的男孩本应该在学校学习或者在社会上实习准备毕业，但是因为触犯了法律，而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学校知晓了男孩的情况后，表示他的这种情况并未触及到学校开学情形，因此依旧是该大学的学生。

在服刑期间，男孩表现良好，态度诚恳，对之前犯的错表示悔恨。而看着答辩将要来临，民警考虑到他并未被学校开除，有参与答辩的资格，并且其表现良好，便为男孩提供了相应的答辩环境。

根据罪情，酌情处理

虽然男孩犯了错，但是并未到要被学校开除，不被原谅的地步。而民警也是考虑到他以后要走出看守所，自己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走，不能因为这一次错误而毁了他一生。于是善良的民警们给男孩提供了写论文和答辩的条件，让男孩完成自己大学最重要的时刻。

法亦无情，法又容情

法律是无情的，无论你是什么身份的人，无论你是因为什么事情犯了罪，你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又是有情的，因为它，才让受害者有冤可申，因为它，才能做错事的人有机会反省。

看守所是无情的，它限制了人的自由。但看守所也是有情的，看守所里的民警叔叔都是有情的。

论文答辩老师一般需要看你的论文然后提出问题。你的题目太大，需要看具体的内容，因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写，可以从其所触犯的罪名来写也可以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来写，也可以从未成年人犯罪心理来写等等。要是想写，我可以弄出一百多个角度。所以不好说。

不应该降低少年刑事责任年龄。但是少年管教制度要好好扩大。

现在未成年人的犯罪率确实是比以前高很多呀，这不得不说是教育问题咨询师同时也是法律责任，应该更加明确。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降低不应该以成年人18岁为标准衡量而是，跟国际接轨大概16岁应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能够降低犯罪率提高法律的约束效应。

进了监狱出来不犯罪的100个里有2个。一个孩子12岁进了监狱判（10年已经是重罪了）22岁出来。本来只是个惹祸的笨蛋，10年的监狱教育绝对是五毒俱全具备反侦察能力，更加仇恨社会。而10年没有正规教育没有学历，他能做什么？唯一选项就是犯罪。实际上就是全社会在用力造就一个更难处理的坏蛋。

少年管教制度把少年从溺爱他们的父母身边拿开，让他们在管教之下上学，接受劳动教养，失去自由，军事化生活，考大学拿学位。他们有一技之长知道可以获得更好的未来机会也让社会少犯罪多人才。

这个想法，我在法院的时候就作为刑改意见递上去过，回复不公开了，但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我觉得应该时机应该成熟了。

刑法论文答辩

毕业论文答辩是毕业论文教学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基本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件事了。

首先作一下自我引见：我叫崔征，是xx级法学1612071班的。我的毕业论文标题是《论行政执法任务的化》。本论文是在张超教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张教师表示由衷的感激，可以说没有他的协助我很难顺利完成这两年的学业。同时我也想借此时机向这两年来教授给我知识的其他各位教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上面我就对我的毕业论文的根本内容做一个扼要的陈说：

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篇论文的写作停止引见：首先是选题的进程;其次是选题的目的;再次是论文的根本构造和次要内容;最初谈谈本论文的缺乏之处。首先，选题的进程

去年10月份的时分张教师给我们布置了写毕业论文的义务，经过张教师赞同我决议写行政法这方面。但详细的标题还一时没想好。在考虑标题与查找相关材料时我看到了，现今讨论最抢手的是行政机关执法的成绩。行政执法活动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部门互相牵制互相联络。在平常的任务和生活中有的执法人员不是把本人看成人民的公仆，而是做官的老爷对人民群众冷、硬、横，甚至依仗权利蹂躏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循私作弊、糜烂、欺压百姓，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例如某次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税收执法不合理的案例，在目前的执法情况里由于遭到许多客观与客观方面的影响，多少存在着一些该处分的不处分，随意处分或许执法态度恶劣等不合理的景象。看到这些，我觉得到如今执法情况的改善火烧眉毛，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转向古代法治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从权利主宰一切的社会转向权益主导一切的社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举动不时涌现。在这些重生事物中,化执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化作为一个新的执法理念正投合了现今建立调和社会的要求，于是我决议以行政执法的化为题设计我的论文。

其次，选题的目的意义

在鼎力建立法治文明社会的明天，建立社会主义调和社会是主流，以人为本是其次要内容，执法的“化”正好投合了这个潮流，可以说完成执法的化是必定的。社会越提高，科技越兴旺，人的权益越应该失掉尊重，构建以为指点，以人权为底线，保证执法的客观公正的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者追求的目的，也是行政执法人员不懈斗争的永远。但是化不是人情化，要正确的了解化执法与严厉执法的关系化执法与严厉执法并不是相互排挤，更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互相一致的。所以，关于行政执法化的阐述就不可或缺。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实际成绩。

我国一再倡导依法行政，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次要手腕，是完成行政管理目的的重要途径。同时是依法治国的中心，依法行政的程度间接影响法治国度目的的完成。而目前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尽善尽美，例如行政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行政立法不到位、执法机构设置不健全、执法监视不力存在的成绩;还有行政执法人员本身的成绩。关于改动这种形态，我们有必要反省下这些成绩存在的缘由，并找出处理的方法。这是面临的是理论成绩。

再次，论文根本构造及大约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局部，从不同角度论述新时代需求行政执法的化。

第一局部次要解释化的根本涵义，从三处复杂阐明化执法是遵照法律和合理顺序的执法活动是非歧视性的感性执法活动是表现人文关心的活动。

第二局部论述当今社会对行政执法化的合理定位，次要从六个方面停止阐明。1、化执法次要是执法中的成绩和要求，但化执法的手腕、顺序、效果与立法的化亲密不可分;2、化执法是在法治框架下的自在裁量执法，不应在守法的根底上寻求所谓的化执法;3、化执法该当遵照和表现合理顺序的根本要求;4、化执法不是对现有法律标准体系的背叛和打破，而该当与行政法的准绳与规则结合和协调;5、化执法既不是人情化执法也不是脆弱执法，而是把依法行政的准绳性与人文关心的灵敏性相结合;6、化执法对缓解、遏制和消解社会抵触与矛盾，构建调和社会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局部阐明以后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成绩，次要是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以及行政执法人员本身存在的成绩

第四局部论述了构建调和社会与化的关系，次要从二者的在外延上的共同准绳上阐明。

第五局部从理论上论述如何完成化执法，次要从实践动身，解释理论化的困难与途径，例如法治建立、机构设置、教育宣传、队伍建立以及执法监视等方面。

首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我叫xxx，是2007级法学1612071班的。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行政执法工作的人性化》。本论文是在张超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张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我很难顺利完成这两年的学业。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向这两年来传授给我知识的其他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下面我就对我的毕业论文的基本内容做一个简要的陈述：

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篇论文的写作进行介绍：首先是选题的过程;其次是选题的目的;再次是论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最后谈谈本论文的不足之处。首先，选题的过程。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张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写毕业论文的任务，经过张老师同意我决定写行政法这方面。但具体的题目还一时没想好。在思考题目与查找相关资料时我看到了，现今讨论最热门的是行政机关执法的问题。行政执法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部门相互牵制相互联系。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有的执法人员不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公仆，而是做官的老爷对人民群众冷、硬、横，甚至依仗权力践踏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循私舞弊、欺压百姓，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例如某次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税收执法不合理的案例，在目前的执法状况里由于受到许多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影响，多少存在着一些该处罚的不处罚，随意处罚或者执法态度恶劣等不合理的现象。看到这些，我感觉到现在执法状况的改善迫在眉睫，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转向现代法治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从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转向权利主导一切的社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行动不断涌现。在这些新生事物中,人性化执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人性化作为一个新的执法理念正迎合了现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于是我决定以行政执法的人性化为题设计我的论文。

其次，选题的目的意义

在大力建设法治文明社会的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主流，以人为本是其主要内容，执法的“人性化”正好迎合了这个潮流，可以说实现执法的人性化是必然的。社会越进步，科技越发达，人的权利越应该得到尊重，构建以人性为指导，以人权为底线，保证执法的客观公正的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者追求的目标，也是行政执法人员不懈奋斗的永远。但是人性化不是人情化，要正确的理解人性化执法与严格执法的关系人性化执法与严格执法并不是互相排斥，更不是互相抵触，而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所以，对于行政执法人性化的论述就不可或缺。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理论问题。

我国一再提倡依法行政，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主要手段，是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同时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行政的水平直接影响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而目前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尽如人意，例如行政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行政立法不到位、执法机构设置不健全、执法监督不力存在的问题;还有行政执法人员自身的问题。对于改变这种状态，我们有必要反省下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找出解决的办法。这是面临的是实践问题。

再次，论文基本结构及大概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从不同角度阐述新时代需要行政执法的人性化。

第一部分主要解释人性化的基本涵义，从三处简单说明人性化执法是遵循法律和正当程序的执法活动是非歧视性的理性执法活动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活动。

第二部分阐述当今社会对行政执法人性化的合理定位，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说明。1、人性化执法主要是执法中的问题和要求，但人性化执法的手段、程序、效果与立法的人性化密切不可分;2、人性化执法是在法治框架下的自由裁量执法，不应在违法的基础上寻求所谓的人性化执法;3、人性化执法应当遵循和体现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4、人性化执法不是对现有法律规范体系的背离和突破，而应当与行政法的原则与规则结合和协调;5、人性化执法既不是人情化执法也不是软弱执法，而是把依法行政的原则性与人文关怀的灵活性相结合;6、人性化执法对缓解、遏制和消解社会冲突与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部分说明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以及行政执法人员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与人性化的关系，主要从二者的在内涵上的共同原则上说明。

第五部分从实践上阐述如何实现人性化执法，主要从实际出发，解释实践人性化的困难与途径，例如法治建设、机构设置、教育宣传、队伍建设以及执法监督等方面。

本文是我在查阅相关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情况下来进行写作的。我试图首先从人性化的基本知识着手, 加强对它理性认识;进而阐述人性化执法的合理定位,并通过对现今执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新时代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流下提倡人性化执法必要性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以期引起我国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及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最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现状的解决之路。以上所述就是我整个论文大体结构和内容。我想在这里再次感谢张超老师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多启示和指导，使我能及时纠正错误，顺利完成这次毕业论文的写作。

最后，论文存在的不足

第一是资料收集比较困难，再加上本人理论层次不够。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出现了部分段落引用原文的现象，独创性评论较少，今后我将继续努力。

第二是论文观点尚不成熟，由于研究探索方面下的功夫不够，可能文章实际可操作性较差，缺乏一定实际价值。与老师期望达到的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

总之，经过这次论文写作，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之时间精力有限，在内容表述、观点论证上还存在着不当之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借此答辩机会，恳请各位老师进行批评指正。

我的答辩陈述完毕。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论文答辩的问题

最近在网上引起热议的一起刑事案件是关于大连十岁女孩被害案，2019年10月20日大连一个年仅十岁的女孩被捅七刀身亡后抛尸小区绿化带。接到报警后经过警方的全力侦查，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年龄为十三岁的蔡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到案后，蔡某某如实供述其杀害某某的事实。由于犯罪分子蔡某某年龄才十三岁，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于10月24日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近十年来，不满十四岁的熊孩子恶性犯罪案件屡见不鲜，像蔡某某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件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冰山一角，由于犯罪的低龄化现象必然会加快刑法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重构，但是如何从立法角度来修改和完善我们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的。

一、现行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四十九条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同时对未成年罪犯依法应从轻或者诚轻处罚，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相对较短的刑种，或者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在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等情节，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的幅度。此外，对于未成年罪犯还可适用缓刑，假释。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除此之外，还有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预防未成年犯罪法。

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探讨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主要讨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对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需要降低的分歧。关于是否需要修改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最主要因素是人的主观意识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即认识和意志因素，而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提高有赖于生理和心理状况的成熟。现行刑法将十四周岁确定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段后，就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现今中国社会从经济、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心理、生理和智力上的成熟时间也随之提前。从司法实务也印证了青少年恶性案件正逐渐呈现低龄化，因此应该修改刑事责任年龄使其更加符合正义的要求。反对方比如赵秉志教授认为，降低负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不符合刑事责任能力和刑罚的目的，有悖于中国处理少年儿童危害行为的一贯政策，不符合刑法基本制度相对稳定的要求。就我本人而言比较支持前者的观点，本来十四周岁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标准，应该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合理变化。另一方面是如何构建少年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尽量避免按照成年人的方式用刑罚进行简单的惩罚同时应该设计完善的替代措施进行干预和矫治，避免放纵他们走向深渊。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上，父母的监管失职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有很多国家的少年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负有监护失职责任的父母，可以强制进行亲职教育，甚至给予处罚。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对于那些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如果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之后，对于家长应当怎么做并没有相关规定，我们法律的规定在构建制度时可以考虑从孩子和父母双向规范。

练习试题：

1.甲(15周岁)指使乙(13周岁)抢夺手机，乙得手后为了选跑，检起砖块将追赶的受害人打成轻伤。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A.抢夺罪

B.抢劫罪

C.故意伤害罪

D.不构成犯罪

【答案】D。解释：《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乙未满14周岁，未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甲指使乙抢夺，系抢夺行为的间接正犯，但未指使乙打人，乙捡起砖块打人的行为属于过限行为，甲对过限行为不承担责任。甲未满16周岁，其对抢夺罪不负刑事责任，因而甲不构成犯罪。故本题正确答案为D。

应该参阅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刑法中是没有具体的解释的。考虑到年龄太小，智力发育，生理发育，有由父母教养，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不应该降低少年刑事责任年龄。但是少年管教制度要好好扩大。

这个想法，我在法院的时候就作为刑改意见递上去过，回复不公开了，但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我觉得应该时机应该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