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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7 18:21:06

社会语言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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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言的差别和共同

探析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英语语言性别差异现象论文

【论文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性别差异

【论文摘要】语言性别差异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英语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具体表现,并分析了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及相关的社会现象。

1 引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性别差异研究取得了显著了成绩。一方面,对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更加合理地解释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提高语言研究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它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性别模式,成功地揭示了性别差异与阶层差异之间的关系,丰富了语言变异理论的内涵。具体来讲,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性别差异研究,主要探讨的是说话人因性别差异而做出的在语言形式和表达方法上的选择。而它作为新兴的语言学研究变量,已日渐成为一种社会语言学本体和应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参数标识[1]。 社会语言学领域对英语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研究涉及了语音、词汇、句法、语言行为与模式、认知能力及言语选择等多个方面的问题。通过对英语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分析男女语言特征入手,了解不同性别在英语语言习得方面的异同,以及其语言行为与社会分工、价值观念、文化差异和认知模式之间的联系。

2 英语语言性别差异现象阐释

2。1 语言性别差异在英语语音层面的体现

(1)音质差异明显: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男女的发声器官是有差别的。男性的声带比女性的长,厚,且松弛,这样的差异必然导致了男女性别在音质上有所差异。而英语音质所体现出的性别差异,是一种带有社会标记的语言现象。以鼻音前的原因为例,美式英语中鼻化元音多为男性使用,而口音化元音多为女性使用。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鼻化现象有俚俗粗犷的意蕴,而女性的言谈举止应以优雅得体为宜,故不宜使用鼻化元音。

(2)音域男高女低:音高是指发声时声带振动的频率,因此,声音的高低与声带的大小、粗细、长短、松紧有关。由于男性的声带长且厚,所以发音的平均音高要低于女性。一般而言,男子的声音频率在100—150赫兹之间,而女性的声音频率在200—325赫兹之间。但是,男女平均音高的差值到底有多大,却因研究对象和检测手段的不同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2]。而且由于社会因素、语言氛围和文化底蕴的影响,在实际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女性在讲话时往往会人为地降低调门。但男女性别平均音域的高低确实与其在生理特质上的差异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而语调的变化又与音域的高低有着必然的联系。研究表明,女性在语调上的变化范围比男性更为宽阔,更为经常地使用超高和超低调型,因而使得其音域的变化更富有起伏感。

(3)女性发音相对标准:性别在发音上所造成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在女性的发音形式比男性更为准确。这一现象在不同的语言、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正所谓“女性比男性更有语言天赋”。在英语里,男性喜欢把动词的—ing形式以—in’的次标准形式表现出来,在发音时更喜欢念成[—in]而不是[—i荾,而女性则更多地讲究语言形式上的纯正标准[3]。

2。2 性别差异在英语词汇层面上的体现

(1)女性善于使用色彩词语:语言中关于色彩的基本词汇有:黑、白、红、黄、蓝、绿、灰、棕、橙等。由于不同的色彩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如冷暖感、胀缩感、距离感、重量感、兴奋感等等,因此各种色彩在语言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一般认为,女性对于色彩词汇的习得能力强于男性。1981年,Nowaczyk以约克大学的学生为试验对象,以色彩配对和色彩描述为主要内容,分别作了两次性别与色彩语码选择的关联性试验。在进行20种色彩的配对测试时,女学生能够准确写出71%的色彩名称,而男学生只能写出46%;在对五组相近的色彩进行描述时,63%的女学生能够描述出具体的色彩差异,而男学生只有40%完成这一任务。除此之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女学生使用复杂色彩语码的机率也远远高于男学生。

从审美学的角度来看,女性的色彩识别能力强于男性,是因为他们对美的外在形式的感受比男性深刻。因此,女性对色彩有一种天生的认知优势。而基于这种优势,使得她们不仅拥有比男性更为丰富的色彩词库,还在色彩感知系统、色彩分类以及色彩语义的心理表征方面都强于男性。久而久之,女性就比男性更为频繁地使用色彩语汇,以及更为准确地描述色彩。

(2)女性偏好使用情感词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女性在言语活动中喜欢使用诸如语气词、感叹词和夸张词作为情感的表现手段,以使自己的言语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布龙菲尔德认为,诸如oh dear, dear me, gracious, goodness之类的感叹词大都见于女性的言语中。

男性和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女性比男性更易于产生情绪波动,也更易于受情绪的感染而影响自己的言语行为。因此,在交谈中,女性对情绪的控制力不如男性,更易于动情,也更易于通过言语表露情感。据统计,女性使用感叹词的频率是男性的两倍。

另一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加强语势,强势词语的高频出现,是女性英语的一个显著特征。科伊认为,女性不仅比男性更为经常地使用诸如so, much, quite这样的词语,更喜欢使用very very, so so这样的重叠词来加强语势,而男子却只会在不含感情色彩的情况下使用强势词。

2。3 性别差异在英语话语层面上的体现

(1)女性言语风格更为婉约: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妇女是妩媚动人的,她们可能从来不想说什么,但是她们一旦说起来却是足以使人销魂荡魄。”女性言语风格的委婉文雅与其独特的社会心理特征不无关系。长久以来的礼仪习俗将女性的社会印象定位为温柔娴静,言乖意巧,这就使得女性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必须使用文雅规范的语言,否则将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因此,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女性的言语往往都是柔声轻语,彬彬有礼。而一旦有女性的言语像男性一样直言不讳,声大气粗,则必然会受到旁人的轻视与不齿。

另一方面,男女心理发展特征特点对其语言的使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青春期以前,女性的心理年龄比男性要大一至两岁,这就使得女性在理解人际关系以及其社会心理的形成方面要比男性成熟得早。到了青春期以后,男性敢于冒险、坚决果断的性格日渐体现,而女性则日趋温柔纤弱、心思细腻。这些不同的心理特征决定了男女在言语风格方面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这些差异并不是绝对的。   (2)男性言语更为简洁直接:美国社会语言学家鲁宾莱考夫曾说过:女性的话语要比男性的听上去客气得多。一方面,这是由男女的言语风格所决定,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女性在表达方式上不及男性自信。比如,女性在表达观点时总喜欢以“You know”, “I think”, “I guess”或者 “I’m not sure”等开头,而 “Do you think so?”和 “Would you please…?”等形式更是为女性所常用。研究发现,即使某些女性对自己所说的内容相当有自信,她们仍然会表现出不自信或者犹豫的样子。而与之相反地,男性则喜欢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想法,他们不喜欢迟疑和犹豫的表达方式。此外,研究表明,男女在祈使句的使用方式上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不同。女性在表达祈使时,喜欢采用复杂句或者问句的方式,而男性则喜欢简洁、不加修饰的句型。比如,同样是要求对方关小收音机的音量,男性一般喜欢用 “Please turn down your radio。”来表达,而女性则会说“Would you please turn down your radio?”或“Will you please turn down your radio?” [4]

3 英语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成因

社会语言学认为,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无时不刻不在反映着社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性别差异现象源于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社会与文化的因素。长久以来,男女在社会分工上的不同,使男性被看作是家庭的主人和社会的中心,掌握着支配权,在社会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与之相反,女性则处于柔弱、 依赖和从属的地位。而语言性别差异现象则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大多数传统文化中,人们期望女性养成温柔、感性和善良的性格,期望男孩成为坚强、冷静和果断的人。而基于这一出发点,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说话方式及言语行为也就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有语言学家认为,男女两性成长在不同的社会语言亚文化背景下,他们从小就要学习与自己性别相适应的行为举止和交际方式,这种文化背景则是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4 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讨论语言性别差异现象并不是要严格地划分男女语言的界线。事实上,没有哪一种语言特征是完全属于女性所有, 哪一种语言特征是男性所专用的。我们所探讨的是在概率上哪种语言特征男性使用的多, 哪种女性使用的多。我们所讨论的男女的言语差异, 除了反应出男女个性的差异外, 更多地反映了男女的社会角色差异及整个社会对男女的态度与言行标准的不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男女在职业、教育程度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会不断地缩小,语言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也将逐渐地减少。

参考文献

[1] Fasold,Ralph。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Blackwell,1999

[2] Loveday, l。Pitch, politeness and sexual role: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itch correlates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politeness formulae。 Language and Speech, 1981(24):71—87

[3] Fisher, John。 Social influences on the choice of a linguistic variant。 Word, 1958(14):47—57

[4] Lakoff, Robin To lmach。 Language and women’ s place [J] 。 Language in Society, 1973(4)。

社会语言学论文主题研究问题

社会语言学百科名片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对这个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此研究应以语言为重点,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研究语言的变异;有的学者认为是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各种关系,使用语言学的材料来描写和解释社会行为。目录社会语言学概况代表人物社会语言学学派《语言学教程》对社会语言学的相关介绍展开编辑本段社会语言学概况在中国当前,“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语言文化学”等相混的地方,应该把它们区分开来为好,给“社会语言学”一个较为固定的内涵、一个较为稳定的外延,不能作为一个“漫无边际”的“糊里糊涂”的概念。社会语言学在当前中国,主要是一些研究方言学的学者在做,或者说是一些学者从方言学的领域中转移过来的。这有一定的原因,方言与文化、方言与民俗之间,等等,本来就关系较为紧密,这也是促成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形成的一个原因吧。编辑本段代表人物索绪尔索绪尔(Saussure,1857-1913)在1915年首先提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他认为Language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Langue)即平时人们研究的语言系统或是总结语言的使用,例如语法,句法,词法等。另一个方面便是言语(Parole),即社会语言学,语言的当代的使用偏好,与当代社会相关联的研究方向。但并未得到当时学者们的重视。布莱特布莱特(W. Bright, 1966) 他认为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变异。研究内容涉及七个方面:说话者的社会身份,听话者的身份,会话场景,社会方言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平民语言学,语言变异程度,社会语言学的应用。 他的视角涉及语境、语言的历时与共时。他的重点放在“语言变异”上,社会语言学本身也是以变异为立足点。费希曼费希曼(J. Fishman, 1972) 他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微观社会语言学以语言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方言和语言变异,考察社会因素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宏观社会语言学则以社会为出发点,研究语言在社区组织中的功能。 费希曼是将社会语言学二分为宏观和微观。他是关注的是不同层面的研究对象。海姆斯海姆斯(, 1974) 海姆斯提出,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目标有三项:(1)既有社会目标又有语言目标;(2)社会现实的语言学,意指拉博夫及其同事所从事的工作 ;(3)社会构成的语言学,旨在探究语言在使用中的范围广泛的理论。 海姆斯特别强调社会语言学的目标应该具有广泛性、“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祝畹瑾祝畹瑾 她将研究内容细分为五个方面:(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和按照各种属性划分的言语共同体使用语言的状况和特征;(2)各种语言变体的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3)交谈的情景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4)社会以及不同的集团对各种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5)由于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原因以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方式和规律等。 她的界定主要是关注言语共同体、语言变体、语码转换、社会与变体的联系这几个方面。杨永林杨永林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语言学分支。社会语言学研究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语言结构,一是社会语境。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社会语言学试图透过社会文化现象分析研讨言语行为。并通过语言使用现象说明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机制问题。 语言结构是传统语言学关注的一部分但是社会语言学的特点是把语言和会话者的背景,所处的语境作为研究的部分。重视社会与语言的相互影响。游汝杰、邹嘉彦游汝杰、邹嘉彦 指出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学科名称是由社会学(Soci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复合而成,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Social Linguistics,基本涵义是:从语言的社会属性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从社会的角度解释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二是Sociology of Language,基本涵义是:从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的事实,来解释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从研究方向来界定社会语言学,简而言之,前者是从社会研究语言,后者是从语言研究社会。陈原陈原陈原(1918—2004),广东新会人,生于1918年5月23日。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从1938年到1948年先后在广州、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任编辑,参与《世界知识》《读书与出版》《国际英文选》等杂志与书籍的编辑工作。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字改革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曾在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担任过党内外的领导职务。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辞书学会顾问,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国际世界语协会会员,国际控制论学会会员,世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学会国际理事会成员。著有《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辞书与信息》、《在语词的密林里》等。《人和书》是他在《读书》上开设的专栏文章的结集。陈原从三十年代起从事出版工作和拉丁化、世界语运动,同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地理和语言文字,有一些译文和著作。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主要做出版方面的领导工作。他曾谦逊地说:“我对语言本无研究,只不过是个门外的爱好者。”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恶棍姚文元借着一部词典狠狠地给打了一棍子,黑线回潮啦,复辟了,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晕头转向之余,很不服气。于是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从此走上研究社会语言学的道路。他的第一本语言著作《语言与社会活》正是在“文革”期间写的读书札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本书六万余字,内容涉及比较词汇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若干问题。作者首先用一些语言事实论证社会与语言的密切关系,说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对语言词汇产生巨大影响,接着讨论了社会生活对语言的几种特殊影响。一是不同时代存在的一种把语言化为灵物来崇拜的迷信现象,特别举出“文革”中的很多实例;二是对语言的污染一一滥用外来词,他认为“洋泾浜”是语言污染的顶峰,是应该完全加以否定的;三是社会互相影响造成语言间的借词,讨论了汉语借词的历史过程,特别讨论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术语的国际化、标准化与规范化问题。该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讨论由于交际的种种需要而出现的委婉语。这本书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接触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语言现象,文字流畅,言词犀利,作者鲜明的爱憎跃然纸上,作者在“前言”中说:“这六万字的笔记……作为一个语言学的小学生同文化专制主义恶棍们作斗争的记录,……也许可作为这个动荡年代一个小小侧面的反映罢。”虽然是自谦之词,但恰恰说明它的时代特点。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社会语言学》一书是《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续篇和发展,是有关社会语言学若干理论问题和若干实际问题的探索。社会语言学在国外虽然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一门学科,但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填补了这个空白,具有拓荒的意义。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社会语言学。在全书开始的几章,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一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三点是作者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出发点。与上述观点相关,作者又从信息论的角度阐明了语言作为信息载体或作为信息系统在社会交际中的重要作用。该书第十章“从社会生活观察语言的变化”与第十一章“从语言变化探索社会生活的图”是全书论述的主题。这两章体现了作者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照我的理解,这门学科一方面应当从社会生活的变化,来观察语言的变异,另一方面要从语言的变化或‘语言的遗迹’去探索社会生活的变动和图景。”在第十章中他通过各种语言的许多具体事例说明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了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变异,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带来了相应的新语汇,有一节专门从配偶称呼的变化说明出现新事物或新关系时必然产生新语汇。也就是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当社会生活停止的时候,语言才不起任何变化,不过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作者最后指出:语言的变化是许多因素一-时间、地域、社会、社会集团等等促成的,在第十一章中,作者阐述如何从语言的变化或语言遗迹中去探求社会生活的变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引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十二个论点,着重说明可以从语言的变化探求社会现象的本质。在这一章里,作者又特别比较一些语言,亲属称谓及称谓语的不同与变化,来考察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不同与变化。还从甲骨文等古代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来探求中国古代社会的图景。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作者还考察了语言与思维的若干问题,接触了模糊语言的问题,说明语言的模糊性是普遍存在的,是社会生活中不能废除的,但在一定的交际场合也不完全排除精确信息,全书的最后几章又对《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发挥。如语言的互相接触及借词问题,术语及缩略语的社会作用问题;委婉语与语言禁忌问题等。最后作者还讨论了语言感情与国际辅助语的问题。他认为世界语(ESPERANTO)实践了近一百年之后证明,这种方案作为国际间的辅助交际工具是有希望的。从现代汉语几个用例[模型]分析语言交际的最大信息量和最佳效能——《一个社会语言学者的札记》(1983年)是根据作者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的论文写成的一篇通俗性的文章,文章开头介绍了与语言学有关的信息论的几个术语,如信息量,最大信息量及由此派生出的主要信息、次要信息、多余信息等。他指出,社会语言交际活动不但要求最经济的条件下传递最大信息量,而且周时讲求这个消息能引起最佳社会效能。他举了十个用例[模型]说:1.传递一个信息,力求达到这个消息的最大信息量。因此在时间紧迫的交际场合(如球赛暂停时教练对队员的临场指导,电报电文)就要求直截了当、言简意赅。有时不用语言,只用某种符号(如交通方面所用的各种标志)。2.在社会交际中消息的传递还讲求最佳效能,即能引起最好的效果。为取得最佳效能,必须符合社会准则,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心理状态等社会因素,不光是纯技术问题。3.为使主要信息达到最大值,同时取得最佳社会效能,有时要排除冗余信息,减少次要信息,有时却要根据特定的社会环境,有意识地增加冗余信息,如对主要信息的重复,加大音量或印成黑体字,将容易引起歧义的部分重复一次或多次,将主要信息的同义词或补足的多余信息加上去,适当地辅助以次要信息等等。4.有时为了达到最佳社会效能还需加上感情因素,特别是在处理潜信息的场合。此外,陈原还发表了一些有关辞书编写及世界语的论文。编辑本段社会语言学学派社会语言学现在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随着6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的加深,社会语言学又发展出交际民族志学、跨文化交际、交际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会话分析、语言变异研究等学派。交际民族志学1. 交际民族志学主要从语言的文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规律,它侧重于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描写语言的运用,尤其注重研究在不同的社团、组织、社区以及社会中因文化习俗的不同给言语运用所带来的限制性特征,如:特定社区的社会语言学资源、实际言谈活动中上述资源是如何被开发和利用的等等;跨文化交际2.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主要是探索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交际策略和具体差异;交际社会语言学3. 交际社会语言学注重研究一个种族内部的交际差异,例如同一种族内男女性别差异对交际策略的影响,不涉及跨文化和跨种族的交际策略;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4. 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的研究把语言的本质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因而儿童的语言习得就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会话分析5. 会话分析是一个专门的学派(在英文文献中常用大写的CA来替代),主要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对话,为其他关心实际言谈的社会语言学派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的框架;语言变异研究6. 语言变异研究则是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变异学派"。1966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发表了《纽约城英语的社会分层》(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一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精心调查了纽约市上中等级百货公司里职员的语音,并用一句包含fourth的句子作为调查手段。他发现,不同的r 发音,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人清楚地发r音,有人发得不清楚甚至基本不发。经过统计,他发现,上层和中层的职员,发r音的百分比比较高(分别为62%和51%),而下层的职员发的比例则相对低得多(只为20%)。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对这个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此研究应以语言为重点,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研究语言的变异;有的学者认为是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各种关系,使用语言学的材料来描写和解释社会行为。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对这个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此研究应以语言为重点,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研究语言的变异;有的学者认为是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各种关系,使用语言学的材料来描写和解释社会行为。社会语言学现在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随着6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的加深,社会语言学又发展出交际民族志学、跨文化交际、交际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会话分析、语言变异研究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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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概述课程论文

一)初创阶段(1979-1987):从自发到自觉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最早提出社会语言学的学者之一陈原则指出,社会语言学发源比较早。自古以来,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欧洲19世纪初的方言学家对于自己民族语言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其实即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事实上,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有没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两回事。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并不等于建立了某一个学科。当然,一个学科的出现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长时间学科积累的结果。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语言运动,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方拉丁化运动,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但是这些运动或工作可以说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7]。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的著作和理论的译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陈原的两本著作外,还有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许国璋早在70年代末开始引进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后来收入《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国语言学家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由林书武等翻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和前苏联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此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的专刊形式,发表了一大批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很有指导意义。可惜因为发行上的原因,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一时期有两大缺点: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例如有的学者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类问题也列入社会语言学,这显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国外的影响,也有热衷于无谓的名份之争的现象。(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和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进入了一个火热的阶段,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199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苏州大学在苏州召开了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其中有不少的论文也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著作有张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等。论文数量很多,结集出版的有《双语双方言》(1-4集)(分别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等等。这个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介文章(例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的《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9)、郝德森的《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等的中译本。其中有的还不止一个中译本。著作方面主要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社会语言学论丛》(湖南出版社,1991)和《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陈建民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孙维张的《汉语社会语言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教材方面主要有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王得杏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英文版)、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等等。据粗略统计,此期出版的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译著和论文集)达60本以上,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难以统计。一个学科热到这种程度,实在少见。除此以外,不少学校逐步开设了社会语言学的课程,还有的学校开始招收以社会语言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国家学位办也列社会语言学作为3级学科。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明显不足。除了缺少理论概括和材料积累以外,方法的欠缺(如材料采集、材料分析的技巧,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等)等现象比较突出。(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一些。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在主办者的不懈努力下继续照常召开以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继续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从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这方面的论文从数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日渐失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中国社会语言学。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不仅没有走下坡路,相反,它显得成熟起来。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极其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邹嘉彦、游汝杰的《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民族出版社,2001)、于根元《网络语言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双语双方言》继续按计划连续出版(5-6集)。其他论文集如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等等也为相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社会语言学学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创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这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提供的理论“外援”。 说这一时期社会语言学从“热”到“冷”也并非没有道理。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郭熙,1996)[9]。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给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热一样,成了学者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言必“文化”、言必“社会”,成了一种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等的兴起和计算机科学对语言学成果的需求,回归本体又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趋势。或许可以这样说,今天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认准了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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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 (二) 社会的突变、渐变及其与语言变化的关系。 没有解答吗?

各地方言的差别和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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