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三农之思考小论文

三农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样的形势下，三农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成为社会热门问题，引起强烈反响。现阶段我国三农问题形势，表现为总体稳定，趋于好转的发展趋势和俨然严峻现状并存，严峻的形势有浅层次的因素，也有深层次的矛盾；既有历史的沉淀，也有新形势下产生的问题。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⒈教育水平普遍低下，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部到位；医疗体制机构不够完善，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严重存在。⒉农村产业结构化不够完善，剩余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土地耕地的保护措施没有做到位。⒊农民生活水平较低，与城市贫富差距较大。国家农业税重，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农业设备都要自己掏钱；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不够，没有得到足够的国家扶持。⒋地方政府官员也农民沟通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加强“三农问题”的工作的思路是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统领三农问题工作，实施“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加快实施治本之策，推动法制，科技，教育，医疗投入等要素，落实到位，建立长期机制，加快实现我国三农问题的明显好转。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⒈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从构造和谐社会，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正确处理协调机制。给予农民相关扶持，如：提供教学的各种设施，明言规定必须要做到九年义务教育。医疗设施和健全农村医疗队伍。从根本解决关系到农民生活的问题。⒉给予农民更多的就业条件，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大力支持农业产业结构化，让农民更充分的实现民主自治。严格保护农民的耕地，严厉打击为了自身利益所要农民耕地的行为。⒊让城市也农村接轨，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如大学生下乡行政等。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缩小城乡差距。产少农民负担，如减税，国家提供农业设备，科学发展农业的指导和扶持。⒋科学发展观重点在领导，关键在各级干部能带头示范，核心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多与农民交流，给农民提供农业生产中的咨询和帮助。三农问题的妥善解决与否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相信党和领导的正确引导和决策下，在全社会的努力下，这个问退一定能得到解决。

三农问题论文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的问题,习惯上统称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要把解决“三农”问题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加以解决.一、“三农”工作面临的问题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内外部各种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多数农民仍然只能通过种粮,散养家禽获得收入,而这些收入都不高,如种植水稻,除去种子、农药、化肥和人工等开支,每亩纯收入仅为160元左右.区2000-2004年的5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3,平均增长率不到8%,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二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在劳动力转移中,农民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常常是最低工资的接受者,创造着城市经济财富却不能分享其利益.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 我只是抛砖引玉帮一下,能用就用,无所谓的,你在找找吧,我觉得这好像是公务员考试的东西.

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三农”问题怎么了

“三农”是当今我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正常发展。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弄清“三农”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弄明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抓住重点,事半功倍。

“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农民，因为这三个名词或三种事物间都有一定的关系，或者是说它们前面都有一个“农”字，所以，人们把它合起来称为“三农”。但是,详细考虑一下，“三农”问题虽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又不是属于一个大问题中的三个小问题,没有办法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它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三农”之所以成为“三农”问题，不是说它们现在的情况非常良好，而是说它们都存在着不能不重视和不得不尽快加以解决并且如果不重视和不尽快加以解决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的问题。“三农”问题到底已经怎么样了？有些人用一个判断词和一个形容词和它们分别组合在一起说:农业真危险、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说明“三农”问题现在的境况,说明“三农”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这种形容是贴切的话,解决“三农”问题对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但是，“三农”问题是怎样出现的昵？在三个问题中，是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各自单独出现昵，还是互为因果先后出现的昵？如果是前者，每一个“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问题或者是关键问题是什么昵T如果是后者,又是谁先影响了谁，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昵？是农村真穷导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农业真危险导致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还是农民真苦导致了他们不想干农业,导致了农业危险和农村真穷昵？

二、农村在“三农”问题中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农村为什么穷？是因为它是农村吗？是因为它是搞农业的人住的村子而穷了吗？详细分析起来,农村在农业和农民二者中，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农村所以成为农村,是因为是农民住的村子，才叫做农村。农民所以成为农民,是因为他从事了农业生产。如果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了商业,那他就只能是商人而不能是农民；或者他从事了工业生产，那就只能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农村只是一个居住着什么性质的人的地方的名词，而它本身不对任何一个个人起限制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说居住在农村的人都一定是真实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不但他们可以不进行农业生产，可以进行其他的工作（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实际的农民，而是名不副实的农民，而且，还可以从农村走出去，到城市里去居住，成为城市市民。农村真穷，其实也只不过还是说农民真穷的。农民真苦,也可以说是农村真苦,但是,还是说农民苦的。再者,如果农民富起来了,农村自然也就不穷了。在事关经济的问题上,“农民”和“农村”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是着眼点不同罢了。因此，“三农”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三农”问题,只不过是加了一个“农村”问题，以此概括地全面一点。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说出更多的问题，而只是说了两个问题，是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而农村只不过是一个陪衬。农村问题,并非“三农”问题要说的主要问题，所以，“三农”问题就只是两个问题了，我们只用说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就可以了。

因此,上面假设第一个因果关系问题,是农村真穷导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假设，是不存在的,农村真穷不是导致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重要原因或者关键问题。

三、中国农业在正常发展着,不存在根本上的危险性

我们再来看农业。

“农业真危险”是不是农业生产本身的原因导致的昵？农业生产发展本身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土地的多少、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工具的先进与落后，是不是有足够的就业者在进行农业生产等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这四个方面是起着最关键或者最重要的作用。

说到土地，中国同其他国家比起来,不是绝对的多。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看,我国的土地可以基本供应我国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粮食生产基本上是安全的。1980年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不但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经常面临卖粮难的问题。只要政策得当，结构合理,在不断发展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自满自足是没有困难的。

说到科学技术，自从建国以后，在农业方面，发展也非常迅速，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一天比一天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粮食亩产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种子得到了改良，化肥、农药、灭草剂等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粮食单产由解放初期的x、二百斤到五百斤，再由五百斤到一千斤，并且还在不断上升着。虽然，同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发展的速度是不慢的,并且,还在迅速发展着。可以断定,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发达国家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农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机器在农业生产中基本上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拖拉机、收割机、水泵等在绝大部分地区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工具，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如果条件允许,一个农民驾驶着拖拉机或者收割机在一天8个小时的劳动中至少可以耕种50亩以上的土地或者收割50亩以上的庄稼。农业生产力还在飞速发展。

最后，我们来看有没有足够的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就业。

建国以后，虽然我们准备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以农业为基础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后来,一度要求全民大搞农业,农业生产有着充足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人口的比例有所减少,但是还是相当多，占了总人口的2/3以上。农业生产中有着足够的劳动力。我们只是看农业生产这一个方面，这不能是“农业真危险”的原因，只要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力在发展，不管在已经只需要1个人就足以种植得非常好的500亩土地上有1个劳动者，有10个劳动者还是有100个劳动者，劳动者过多只能是劳动者的劳动繁重了与轻松了的差别,但不能产生土地效益的差别。如果有土地生产效益差别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农民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只能是在分析农民问题时的事情。

通过以上分析,在当前并没有农业危险的迹象。虽然,我们在以后的分析中，会看到农民真苦导致农民没有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甚至抛荒土地,但是，这种现象不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上就业的人数不足，反而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上就业的人数太多了。所以,不属于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重要问题，而是要放到研究“农民真苦”的时候再研究。所以,农业生产本身是不存在“农业真危险”的基本原因。

至于农业与农村、农民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存在的。农业怎么样了,就决定了农村和农民是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正比例关系的问题。农业生产正常发展,决定了农村和农民的景象非常正常。所以,“农业真危险导致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四、“农民真苦”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农民。我们先从农民本身来研究。导致农民贫穷和富裕的`内在因素有哪些昵？有劳动对象也即耕地的多少与肥沃程度问题，有使用的生产力问题,有科学技术的问题,有农民的劳动生产素质问题。

我们先来看耕地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里，虽然因为荒芜和开垦能够减少和增加耕地的数量,但是，因为总土地面积有限,增加不是无限的。再加上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限制,就决定了即使能够无限量的开发,也只能是在满足需求的数量上，多余的土地就会自动退出耕地而荒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农产品的数量剧增，产生了卖粮难的问题,在“退耕还林”之前，有一些劣等土地就退出了耕地而荒芜了。因此,耕地面积不是可以随意增加的。但是,这不影响农民的耕地多了，农民的收入就高经济就相对富裕;耕地少了，农民的收入就少经济就相对的贫困。耕地的肥沃程度也是如此。当前中国农民的耕地数量虽然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不同，但是，在现有的农业生产力下，耕地同农民所使用的生产力比较起来，相差相当的远，因此,农民的收入虽然有着差别,但是,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同他们使用的生产力相比起来，差距非常大,只有1%-2%。所以,从整体来看,农民是非常穷的。

在农业生产力问题上，我们在上面已经有所分析。同科学技术一样,都在迅速地发展着。其实,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样也是生产力的增加。生产力的增长,可以使农民在单位的耕地上和单位的劳动时间中增加效益。因而,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起作用，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农民也会富裕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农民的贫穷与生产力有关,也与生产力无关。说与生产力有关,一是说在生产力的增长中，农民的生产活动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经济也有所变化;二是说生产力的增长还远远不够。说与生产力无关,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同生产力的增长远远不成比例,农民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效果。

科学技术问题也是如此。但是,科学技术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的素质问题。同样,从一般情况上说,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越高,则农民收入越多、经济越富；反之,则农民收入越少、经济越穷。这只是一般情况,是说在耕地相当的情况下。在耕地太少的情况下,甚至还有可能减少农民的收入。在用人力畜力的情况下,农民有足以满足自己耕种的30余亩土地,有耕牛和简单的生产工具,农民耕种一亩地不投入任何资金可以收获粮食300斤,每斤按元计,有元x300斤=180元的收入。在使用拖拉机、收割机、优良种子、化肥、农药的情况下，因为农民只有3~5亩土地,没有办法用拖拉机与收割机等，只好请他人为自己耕种收割。所以,耕种一亩地需要耕种和收割费用60元,优良种子、化肥、农药等240元的情况下，可以收获800斤粮食，有元x800斤=480元的毛收入。如果减去投入部分，还有480元-60元-240元=180元，和过去的人力、畜力时的情况一样。但是，由于土地太少,在过去需要投入3~5天就可以耕种好一亩土地的情况下，现在就得用30天左右。所以,实际的效益减少了,农民就更加贫穷了,不得不靠为他人打工来维持生活。

这样看来,“农民真苦”与农业的关系不大,关键的问题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五、农民自身的问题在于农民太多了农民自身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

在农民自身的内在因素里,有土地问题,有生产力问题,有科学技术问题,有农民的生产劳动的素质问题。现在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农民的收入过少而经济贫穷？

在前面,从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没有什么另外的原因，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都和农民的收入或者富裕程度是正比例关系,即，它们愈提高,农民的收入就愈提高,农民就愈经济富裕。现在就只有土地问题在这几个问题中起到了左右它们的作用。虽然说,土地数量多了，农民的收入就多,就富裕,但是,土地少了,不但使农民的收入少了，富裕程度减少了，而且也降低了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的效果，因而也抑制了这几个方面的发展,所以,土地问题又可以起相反的作用，因而,土地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简单地分析一下。因为土地太少,不但农民买拖拉机和收割机供自己生产不合算，而且也使拖拉机、收割机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在小块土地上耕种、收割回头多，机器空转多，行驶和操作都放慢了，特别是在地块之间的频繁移动,更是浪费时间与劳动力。在土地非常之少时,农民使用科学技术和提高自己的农业生产劳动素质都会形成收益小于投入,是不合算的。所以,土地数量问题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要解决好“三农”问题,重要的是农民所能耕种的土地数量问题。

但是,我们在前面谈到土地问题时曾经说到，可以供农民耕种的土地的数量不但受到土地面积限制，而且也受到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限制。如果农民耕种的土地过多,农产品自己消费不了，而又没有足够的国际市场,不但会成为农民收入的障碍,而且，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美国给农业以大量的扶持和补贴,表面上是解决了就业问题,在实际上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包袱。在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基本上已经饱和，而全体农民的耕地距满足的数量相差很远。假定说我国能够满足全体农民的耕地需求，农产品过量供给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场灾难。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昵？

其实，解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办法。如果农民和土地都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自由缩减和膨胀,那么,如果土地多了，可以增加农民洳果农民多了，可以增加土地。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如果在既定的生产力下,需要的农民一定,土地可以自由增加，那么,就只有增加土地;反之,如果土地x定，农民少了,就只有增加农民,农民多了，就只有减少农民。土地的多少是一个相对的量。100万亩土地怎么样？是多还是少？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农民,就是绝对的多洳果面对1000万农民,就是绝对的少。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在现有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基本满足了需求,所以,即使真的需要增加和能够增加土地,也不会有多大余地。如果满足现有农民生产的需求,需要增加百倍上下土地数量。这样,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根据现实各方面的情况，不能说是土地太少了，只能说是农民太多了。所以,农民太多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问题。

六、农民太多致使农民贫困

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三十亩地一犋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对过去的小农生产的形象写照。新中国在建立之后,就开始建立了东方红第一拖拉机厂。以后,农业机械厂、化肥厂、农药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大集体时代,如果说拖拉机、收割机的使用还不普遍、还不配套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今天，拖拉机、收割机、优良种子、化肥、农药就已经普遍使用了，中国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或许有人说，我国9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自己的农业机器，所以，还不能说农业生产已实现机械化,他们所据有的生产力还是非常低的。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根据农户占有的农业机械的比重来断定农业的生产力。因为单个农民所有的土地太少,有农业机械的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使用率非常之低，这就使有农业机械的农民把为其他农户耕作作为主要任务，因而也使没有农业机械的农户都使用农业机器耕作。因而，除去条件恶劣,不适宜使用农业机器的地区，大部分可以使用的土地都使用了。农民自己没有,就雇用他人的农业机器使用。所以,可以说，中国农业的生产力是拖拉机耕种、收割机收割、用化肥施加肥料、用农药消灭害虫的生产力。

我们只假定,一个农民,开一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50亩庄稼,开一台拖拉机,在一天也可以耕50亩土地。在10天收割500亩庄稼之后，再用10天时间,就可以把这500土地耕一遍。那么,剩下的10天时间可以作一些其他的工作,如平整土地、扒畦播种等。其他的事情如中耕、除草、灭害虫，甚而灌溉等等,可以用2~3个月时间。这样,每季耕种护理收割就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任务。一年两次种植，轮番作业,500亩土地，用8个月的劳动时间可以完成。

根据北方的情况,种一亩地,所需要种子在秋季种麦时要多一些,在夏季种秋时要少一些,平均每亩按25元算,两季需要50元左右。所施用的化肥每亩地每季需要一百多元,两季按250元。每季每亩使用农药,灭草齐等约为50元,两季共100元。这样,两季共需投入种子、化肥，农药等共计为50元+250元+100元=400元。我们再拿出80元予付浇地灌溉以及集体提留的开支。这样,一亩地在一年两季的耕作中共计投入480元左右。

在这样的生产力下，每亩地的收获就大大提高了。在南方,水稻高产,每亩每季可收水稻在1000斤以上。在北方,现在每亩收小麦也可达到1000斤左右。我们算的低一点,按每亩麦子收800斤计算。如果是大米,价格比较高，可以达到元以上。但我们不按大米算,按北方的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计。在有些时候,玉米每斤的价格不低于小麦的价格。我们折中算,均按每斤元计,那么,每亩季可收获800斤粮食,这样,元x800=480元。

这样，我们在一年的耕作中怡好投入了一季收获的粮食的价值。剩下了一季收获的粮食为整整一年耕作的纯收入,正好也是元x800=480元。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是480元x500=240000元=24万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能贫穷吗？

但是,我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在亩。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农户5口人，占有土地的总数就是亩x5=亩。这只是平均数。大多数地区只有一亩土地甚至只有5分土地。这样一个5口之家就只有5亩地或亩土地。如果每亩收入480元,这三类不同的5口之家的总收入，依次为3600元、2400元、1200元。

农民在收割、耕种时，x季得用1个月的时间。一年耕种、收割两季,就需要用去两个月的时间。这里,7亩和5亩土地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他们自己并不实际进行收割、耕种的操作，只是在进行查看庄稼成熟与否以及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方面的事情,所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但在实际上,这种劳动完全可以不要。在种500亩土地的农民那里,都是供应商直接送去的，并且由于数量大，所以价格也低。其余就是寻找、等待、侍侯有拖拉机、收割机的农民为自己耕种收割的非耕作空忙。农民用两个月的忙碌完成了请有农机的农民为自己一年两季的耕作。

有拖拉机、收割机的农民为他干了多长时间昵？如果我们按拖拉机每小时耕种5亩土地，收割机每小时收割5亩庄稼算，那么,给有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小时时间的庄稼,耕种了小时时间的地,共3小时的时间，两季6小时;给有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1个小时时间,耕种了1个小时时间,共2个小时时间，两季4小时;给有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个小时时间，耕种了个小时，共1个小时间,两季2小时。收割一亩小麦和耕一亩地都需30元至35元。我们按30元计,每亩一季需付出30元+30元=60元,一年两季，就要付出60元x2=120元。这样,有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900元；有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600元；有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300元。

农民耕种的土地太少，所以不能用卖粮的钱来付这笔费用，只有靠打工。在一般情况下,每月除去住宿吃饭能余下300元。如果按这样算，那么,900元就需要打工3个月，600元需要2个月，300元需要1个月。这样算起来,加上耕种收割所忙碌的2个月，种亩土地的农户用了2个月+3个月=5个月的劳动完成了一年两季的农业耕作任务，实际是用5个月劳动进行了6个小时的农业劳动；种5亩土地的农户用了2个月+2个月=4个月的劳动进行了一年两季的农业耕作，实际上是用4个月的劳动完成了4小时的农业劳动；而种亩土地的农户则是用2个月+1个月=3个月的劳动完成了2个小时的农耕劳动。这种劳动的实际效率是非常低的。可以说,只在1%左右。种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最高，收入是3600元+5个月=720元/月；种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次之，是2400元+4个月=600元/月；而种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最低，是1200元+3个月=400元/月。从平均的角度来看,农民当前的实际收入只是他们使用的生产力应该得到的收入的1%左右。如果按全年普及,月收入则更少。不足人均亩土地的5口之家或者没有5口人的农民之家的收入就更加少了。这样,农民的生活就不能不贫苦。

由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实际收入太少，不足于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和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不能不依靠出去打工取得收入来弥补不足部分;另x方面,打工的工资虽然比起在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就业的非农业人口要低许多倍,但是，比起进行农业生产的收入要高得多,所以,有的农民就宁愿抛荒土地也要去打工。但是,不是因为农民文化和技术的缺失（而这个方面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刚刚进入城市并且是一个在城市中没有可靠的地方立足的人，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工作才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去（虽然说只是城市需要他们作为劳动的后备补充力量才能够暂时在城市中存在,如果不是如此,他们是不能在城市中立足的),所以,他们和用人者比起来就更加不对等，再加上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太少,工资的底线要求太低,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打工收入(工资非常低下。他们虽然收入不高,还得从中付出住房费（由于他们大量涌入城市,城市的房租也飞涨了、城市暂住费(名曰办暂住证成本费或者手续费）、交通花费等等，能够剩下的就更加少了。当然,他们也可以不去打工,而是搞养殖、搞手工业、搞多种经营、搞特产种植等等。一方面，虽然在这方面种类不少,但是，比起亿农民来说,就显得特别的少了。所以,竞争激烈,很难长久赢利而不亏损。在全体农民都只有3~5亩土地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因为搞特产种植、多种经营激发粮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资金少,还有几亩土地必须照料,不能池有不敢的因素)专营,所以成本高、收入低。因此，虽然农民进城打工、搞养殖、搞手工业、搞多种经营、搞特产种植等在顺利的情况下，比不搞要好,但是,正是他们的这种“半抱琵琶半掩面”的不能专营的处境，使得他们的收入非常低下,他们非常贫穷。

农民有“业”吗？有。但是,他们的“业”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劳动的需要。所以人们不把农民的劳动看作工作,看作职业，因而他们的劳动没有高低，没有区别,也没有人考虑他们的职称。因为“不”需要。农业是“业”吗？是也不是，闹不清楚。没有人把去进行农业生产看作就业,但是，还是把没有“业”可从的或者已经失去“从业”资格的人塞到农业上来，或者用以后的好工作、高收入作为筹码吸引人们暂时到农业生产中去。农民永远不会失业,尽管农业只是满足了农民1%左右的劳动需要。农业有科学吗洧。但是,是硬塞进去的,所以,它在不科学中旋转。特别是在农业中缺少了经济科学，使资金浪费了生命,难以变成生龙活虎的资本，因而也枉费了劳动,使劳动的效率非常低。农民就是在这样的几乎是冰冷的没有生气的一潭死水中拼命挣扎,争取生存的契机,越来越同现代化拉开了距离,被边缘化,成为本来不应该贫穷的贫穷人。

七、“三农”提法的不良后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确实存在着“三农”但是,不存在什么“三农”问题。当然,如果我们细致地去考察,在“三农”中，不只是“农民”存在着贫穷问题,“农业”也存在着发展问题,或者说存在着赶上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生产的问题;而“农村”昵,虽然贫穷可以说和“农民”的贫穷是统一的,但是,不是还存在诸如民主问题、社会和谐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优化环境问题等等问题吗？为什么说不存在“三农”问题昵？事实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认为，关于“农业”“农村”问题,是和其他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一样，不是应该提到重要地位必须下大力气作为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问题。就象城市,难道我们不能总结出诸如城市建设、城市市民收入等等几个城市问题吗？但是，这些问题,是日常的需要解决的正常工作问题，不是国家发展的当前最为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像提出“三农”问题那样提出“X城市”问题、“X文化”问题,“X工业”问题、“X服务业”问题、X等等其他问题。况且,在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使“农村”“农业”真正存在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农民太穷”引起的。例如医疗问题吧,如果农民的收入和市民的收入一样,那么,问题还会有那么严重吗？虽然说,我们在医疗问题上需要尽可能多给农民以帮助,但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要解决根本问题只有提高农民收入一个办法。所以,“三农”问题归结起来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太穷”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民太穷”只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问题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只是农民太多了。解决农民贫穷的办法有许多个,但是,我们的救济、反哺、免税、普惠等等只能或多或少地缓和一下农民的眼前困境,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是最为根本的办法。

把“三农”和“三农”问题等同起来,就含糊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使人们难以分清主次不能抓住重点,而把人们的认识约定到邪路上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用错力量,因而不是事半功倍而是事倍功半。“三农”问题的提法使人们紧紧地把农民、农村、农业结合在一起,难以使农民脱离农业、农村的约束。如果我们只是提出“农民”问题,就非常容易看到是农民的经济贫穷问题,就非常容易看到农民太多了,就会把解决农民太多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从而抓住问题的要害,把主要力量放在问题的要害上,就能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从而加速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

提出“三农”问题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是对“农民”问题的初步认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三农”问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同学，山轻工的吧

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研究论文

“三农”问题与当代大学生是一对孪生兄弟，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必须给予”三农”问题足够的关注与重视：一方面，“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日上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大国，而对于现代中国，着力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极端重要性。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素有深入农村，解民生之多艰，满腔热血为农业，农村发展和亿万农民服务的优良历史传统，尤其是我们农大学子，作为中国最好的农科院校的本科生，更加应该心系”三农”，作为中国农业事业的先锋力量，时刻关注”三农”问题，并努力在将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份子。而我们这些热血青年与新型农民的互动，必将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独特推动力量！为解决新时期的”三农”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我国的农业形势和”三农”问题的实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粮食与其它主要农产品由全面短缺走向总量基本平衡和结构性，区域性相对过剩，部分农产品销售不畅，导致农民收入增幅减缓，城乡差距大，农民负担重，农村矛盾多等经济社会问题进一步突显了出来。有人把”三农”问题形象地概括为三句话：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我们心中不禁有一种沉重感，但是，我们不会丧失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信心，我们会带着感情去体验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之艰难，更会从理性的高度强化责任，激发热情，不断坚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生计的总体状况：我们先看中国农业的总体状况，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中国粮食生产的基础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的扭转，从长远看，随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全国粮食需求增长量的趋势不会改变，耕地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趋势不会改变，而且粮食单产提高的潜力不容盲目乐观。在建设现代化农业方面，据测算中国目前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总体来说才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而所谓的”农村穷”，反映的就是现代化建设中广袤农村公共财政收入长期不足，农村发展面貌落后的不合理状况，而所谓的”农民苦”，从总体上看，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缺吃少穿，而更多表现在收入增长缓慢，因而缺钱花，买不起商品，经济负担比较重，那些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纯农户，收入增长就更困难。此外，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村户口劳动力，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都比较低，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地位和演化特点：一方面，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不断下降，但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始终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地位不变。另一方面，农业就业比重和农村人口比重在现代化进程中趋于不断下降，但农民群体和农业劳动者的权益应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再有，现代化进程中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逐步发生变化，正在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所以，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尽快促进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的根本转变，逐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从而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最后，让我们来分析几个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典型：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改革很快就从农村开始了。根据专家调研，中国长三角农村已经从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村落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相对迅速，城乡一体化景象初露端倪。比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经济实力雄厚，公司企业拥有国内外一流设备，热电，线材，面料，服装，化纤，烟，酒等主导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始终坚持共同富裕，家家住别墅，户户有存款，小汽车，中央空调，摄象机等走入寻常百姓家，而且全村无赌博，无封建迷信，无重大刑事犯罪，被人们誉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第一村”！又如浙江省绍兴市新风村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实施旧村改造，分别建成农业园区，工业园区，住宅园区，休闲娱乐园区，加强村庄绿化，农民公园，活动中心，义务教育，医疗服务和宽带网络等一应俱全，堪称”乡村田园，城市新区”，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典型。还有不少传统农业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跌爬滚打，积累了发展经验，走出了又好发展的新路，比如山东省寿光市三元朱村。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只要不失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增强信心，正视”三农”现实问题，深化经济社会等方面改革，不断加强农业，建设农村，支持和扶助农民，那么，建设小康社会，城乡更加统筹协调发展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分析完”三农”问题的现状，让我们来简单梳理中央所提出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及作出的一系列的重要工作部署，从而更好的认识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出台之前中央一贯的政策脉络，更好的理解党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思想：一，始终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等等。二，认真落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略；三，大力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四，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转变，即首先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其次推进农业区域布局调整和经营创新，最后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教育的投入，大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五，继续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和制度创新对”三农”问题具有一定了解后，现在来谈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话题，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实际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是党和国家关于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发展一贯的战略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多次使用这个提法。那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底新在哪里呢？我认为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与紧迫性，二是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新的更全面的发展目标，在这样的具体而实际的发展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可操作性，三是通过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新农村建设的近期阶段性任务，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远景展望，中长期规划与阶段任务相结合的系统工程。了解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概念以后，让我们来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以及其近期工作：首先来明确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覆盖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其主要目标可以简要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20字总体要求，具体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前景。其次我们了解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胡锦涛同志曾经强调，“三农”问题依然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不懈地做好“三农”工作，我们可以主要从三个层面阐述新农村建设的任务：首先是新农村建设的长期艰巨任务，其次是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实施任务，再有就是新农村建设的服务保障业务。最后来了解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近期工作：1，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突出发展生产这个首要任务，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转化；3，大力开展农民培训工作，树立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遵纪守法，反对愚昧的新风气，提高亿万农民科学种养水平和转移就业能力；4，切实加强农民工工作，更好地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5，重视发展县城经济，加快推进县级政府支农投资整合工作；6，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7，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土地管理，为粮食安全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可持续的土地载体；8，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没有市场，就没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9，抓住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重点，积极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新时期，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一方面为我们青年知识分子成长搭建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一方面为新型农民的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当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更加深入农村和农民，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建设新农村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而且，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只有深入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而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希望就在于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而建设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也正需要着我们这一代热血青年在历史的舞台上书写我们的青春风采。所以我们作为在校大学生同样需要关注“三农”问题，需要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紧密的联系起来，热火朝天地利用一切机会投身到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确实，我们广大青年作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舞台上书写当代青年当代大学生的青春风采，而这也预示了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明天！

同学，山轻工的吧

本文在对近年来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学术成果进行反复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深入分析了“三农”问题的现状和根源，强调解决“三农”问题不能或政、或经地实行“单打一”，必须以解决贫困化为核心，以政治改革为保证，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实施全民战略，走城市化发展道路，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一、“三农”问题现状及由来；二、“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火焰山”；三、坚持政经并重、文化辅助、系统持久的原则，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确保实现我国第三阶段发展目标。

中国三农问题600字小论文

今年以来，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调减农业税，取消部分涉农收费，农民负担得到减轻，粮食价格阶段性回升，种田效益明显增加，农民种田积极性提高，不少地方的农民向集体重新要求承包土地，进而引发了土地承包与流转中的一些矛盾、纠纷，并呈上升趋势。经调查，矛盾和纠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前些年，因农民负担重、种田效益差、耕作不方便、发展集体经济等原因一部分组的土地被交由村级经营发包，现在又回过头来要求归还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实行“两田制”的地方没有按规定纠正到位，群众要求将责任田的承包经营权重新落实到户；外出农民回乡务农的，要求归还以前抛荒弃耕、甚至当时自愿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个别农户要求归还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完备，或者存在强制流转现象的流出土地等。如何妥善处理当前土地承包流转中的矛盾与纠纷，是各级组织特别是乡（镇）村两级组织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笔者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处理此类矛盾与纠纷心须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江苏省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依据，以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稳定农村社会为目的，既要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种田积极性，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又要实事求是，妥善处理，防止引发更多更大的社会矛盾。 1、对外出农民回乡务农的，如果在外有稳定的就业，有固定的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鼓励其继续从事二、三产业。如果农户确实需要土地而原有承包地巳被专业承包的，原则上待专业承包合同到期后再予以返还承包地。如果已经将农户承包地平均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其它成员的，可在机动地中予以解决，没有机动地的要尽量帮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实在不能解决的，在下次土地小调整时解决，目前可以通过给予适当补贴的方式处理。对空挂户、口袋户等人员要求承包土地的，原则上在原户口所在地处理，如果原有承包土地巳经发包的，待承包合同到期后再予以返还，如果原有承包土地巳经平均分包的，原则上待下次土地小调整时再予以落实。返还、落实承包土地时要补交其承担税费的尾欠。 2、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没有与农户直接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要全部进行补签，或者完善委托流转手续。原来没有土地流转合同但有约定的，要依法补签；原有流转合同不规范的，尤其是群众意见较大、补偿标准低、流转时间过长的合同，要视情况商定调整补偿标准和办法。对强迫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首先仍然要做过细工作，钝化矛盾，征得群众理解支持后完善必须的手续程序，不能征得群众同意、确需要回土地的，原则上应当协商做好土地返还工作。集体经济组织或其它组织截留、克扣土地流转收益的要全额返还给流转农户。 3、对以划分“口粮田”“责任田”为由，收回农户承包地搞招标承包的，原则上要维护招标承包合同的严肃性，继续予以履行，但对招标收益从现在起根据情况分别处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追加投入改造的，原则上全部返还给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巳经增加投入改造的，要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在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如果已经将承包金一次性收取到位并已经用于还债、办事等方面的，要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可以不予返还。如果集体债务较高、确需继续使用承包金还债的，必须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在群众同意、签字盖章后方可进行。招标合同到期后必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确权到户。 4、对因农民负担过重，粮食价格过低，耕作不方便等原因而带来一部分组自愿将组级土地交归村级并相应扣减相关税费及劳务的，要实事求事加以处理。农户当时已经全部签字盖章的，按照规定办理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对当时农户没有签字盖章或者只由组长一人代签的，要完善手续，到位后再办理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当时大部分群众没有同意，现在土地仍为集体经营、农户又需要土地的，应当将土地返还给组级重新确权到户。若土地已经发包并且没有到期、暂时无法返还的，从现在起其承包收益要返还到组。如果集体经济组织追加投入改善生产条件的，经过协商，承包收益在村与组或农户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如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增加农田投入的，承包收益要全部返还到组或农户。如果承包金在发包时已经一次性收缴并已使用的，要逐年将组级应得收益记入该组积累，待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能力时再予以返还。专业承包合同到期后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返还到组到户或委托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发包。对“五老地”、荒地、废地等由村级集中统一开发并发包的，原则上要维护原有承包合同的严肃性，发包主体仍然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但要根据村级投入情况，在村与组之间进行利益的合理分配。

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

一、“三农”问题怎么了

二、农村在“三农”问题中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三、中国农业在正常发展着,不存在根本上的危险性

我们再来看农业。

最后，我们来看有没有足够的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就业。

四、“农民真苦”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耕地问题。

这样看来,“农民真苦”与农业的关系不大,关键的问题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五、农民自身的问题在于农民太多了农民自身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

因此,要解决好“三农”问题,重要的是农民所能耕种的土地数量问题。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昵？

六、农民太多致使农民贫困

或许有人说，我国9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自己的农业机器，所以，还不能说农业生产已实现机械化,他们所据有的生产力还是非常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能贫穷吗？

七、“三农”提法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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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论文

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女性主义思潮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弥沙1,李育红2(1.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2.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锦州 121013)[摘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MI Sha, LI Yu-hong(1.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2.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literature and art.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philosophy.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bring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ory.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serious limitation of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和“非社会性”。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方式和提问方式。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践。”[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个宇宙。”[4]()。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6]()。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7]()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的工具化”[8]()。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他批判“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0]()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11]()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卢卡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通过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判性的过度强调。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力的原因[14]()。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以检视和反思。

当代文学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一、现代主义：先锋的舞蹈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文革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十年文革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1、【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

我不想说了干嘛去讨论什么思潮呢看书看自己喜欢的书要写书就写自己喜欢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