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诗歌研究论文
元稹《连昌宫词》有句云：“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陈寅恪、周相录先生先后对“六皇帝”的“六”这一数字提出质疑。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推断：“自玄宗不到离宫之后，顺数至‘今皇’即宪宗，只有五帝……颇疑微之于本朝君主传代之数，似不应伪误至此，而诿为野老记忆不真之言。”周相录在《元稹生平与作品考索》《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辨正》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六”为“三”之讹误，他通过考证元稹《沂国公魏博德政碑》中“五纪四宗，容受隐忍”之“四宗”具体所指，结合《连昌宫词》前后语境，提出元稹诗中“尔后相传”的“六皇帝”实际上应该是代德顺“三皇帝”。至于“三皇帝”何以在流传过程中成为“六”，周先生从书籍流传历史解释为其“以抄本流传，抄写之时，草体之‘三’本已近‘六’，再益以年久漫漶，如末笔中缺，更与‘六’真假难辨”。
究竟“尔后相传”几“皇帝”？陈、周二位先生见仁见智，提出不同见解。笔者经考证分析，认为“六皇帝”之“六”，并非是“五”或“三”的讹误，“六”字本身并无误，有误的是《全唐诗》中此诗的小注，从而带来后世读者不必要的歧解。
一、 小注乃后世误解之根源
笔者翻检目力所及有关《连昌宫词》的研究资料，陈寅恪先生应是提出“尔后相传六皇帝”诗句有误的第一人，而这一问题之所以会引起陈先生的注意，原因即在于他发现《全唐诗》卷一九元稹《连昌宫词》此句下的小注是“肃代德顺宪穆”。卞孝萱《元稹年谱》中未涉及陈论“六”应为“五”之说。周相录先生同意陈文中“六皇帝”之“六”有误的看法，又指出元稹创作《连昌宫词》的时间为宪宗朝，既然李纯当时尚在，注中“宪宗”这一驾崩后的庙号和其后的穆宗又从何谈起呢？于是，他顺着这一思路对“六皇帝”进行再思考。
本文试图换一种思路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文学史中有关文体及文论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诗与注孰先孰后的关系上，先有诗后有注是不争的事实。陈寅恪先生“尝遍考诸本，俱作‘六’，无作‘五’者”说明此诗流传一千余年，可以见到的版本均一致为“六”，未曾有差别。至于“肃代德顺宪穆”这一小注的来源，“非元稹手笔至为明白（卢文弨校宋本、宋蜀本、明杨循吉抄宋本、四部丛刊本等《连昌宫词》均无此注文）”。既非元稹亲笔所注，其他可见版本亦无此注文，那么极大可能最早出现于《全唐诗》，而这正是引发陈寅恪先生对“六皇帝”数目之讹误提出质疑的文本依据。
1960年中华书局重印本《全唐诗》卷首“点校说明”云：“然而这样一部近千卷的大书，却只以十人之力，不足两年的时间编成，这就必然会有许多伪舛疏漏之处。当时朱彝尊已有‘业经进呈，成书不说’之叹（见《晨风阁丛书·潜采堂书目四种》之一《全唐诗未备书目》后冯登府记），这也是过去一般官修书不愿深究的积习。我们认为，这部《全唐诗》的缺点，约而言之，有下列几类：一、误收、漏收……二、作品作家重出……三、小传、小注舛误……四、编次不当……五、其他……以上仅举其大端而言，其他细节伪舛处尚多。”可见，《全唐诗》中“肃代德顺宪穆”这一小注存在错误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应该对小注进行刊误辨正，而不是循此回溯原诗，纠结诗句本身是否舛误。其实，周先生也指出了小注中的“‘宪穆’存在无据”，但他并没有沿着已有质疑深究其因，而是另辟他途，并得出“‘尔后相传六皇帝’之‘六’也就注定是错误的了”这一结论，令人难以认同。诗在前，注在后；诗是因，注是果。小注存在伪谬就推论出原诗是错误的，颠倒了诗与注的先后关系和因果关系，以此为出发点的论证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
二、 解读“尔后”一词
再次回到《连昌宫词》诗歌本身，前两句是作者所见连昌宫今景（或为依题悬拟），自第三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句，借“宫边老翁”之口讲述昔日连昌宫繁华雍容、令人流连忘返的盛景，其真伪陈寅恪、卞孝萱已作过充分考证，不再赘述。接下来元稹诗句笔锋一转，写道：
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
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
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
《元稹集》“明年十月”句下注云：“《全唐诗》注：天宝十三年（‘年’当作‘载’），禄山破洛阳。按：安禄山破东都当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元稹所记与同上所注均误。”据史料记载，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755年）起兵反唐，非十三载。此注一则再次印证了前文《全唐诗》小注多谬误的说法，二则可确定诗歌是以“宫边老翁”的视角为线索展开，以他“小年进食曾因入”的所见所闻为讲述开端，那么，此诗的叙事时间基点就是“明年”的前一年，即天宝十三载（754）。“尔后相传六皇帝”亦与这一时间基点相关。“尔后”既不是陈寅恪先生认为的自肃宗后，也不是周相录先生认为的自代宗后，而是叙事的时间基点即天宝十三载之后。天宝十五载（756），肃宗于灵武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玄宗依然是“皇帝”。至此即可明了，“尔后”的“六皇帝”即指天宝十三载之后依然在位的玄宗和其后的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六人。至于周先生所谓元稹写当时见在的宪宗“不到离宫”尚属未知，不可用已然语气，故“尔后相传”之皇帝不含宪宗，笔者认为“不到离宫”只是陈述截止写诗时的事实而已，并未言其终身“不到”，借此排除宪宗在“六宗”之外未免牵强。
三、 释义“相传”一词
笔者认为，对“尔后相传六黄帝”之“相传”一词的理解，亦是解决本问题的又一关捩。
《全唐诗》中“相传”一词共出现50次（不包括重出诗在内）。根据诗歌前后语境，将其释义归纳如下：
（一） 传递、传送、传达、传授
银河半倚凤凰台，玉酒相传鹦鹉杯。
（李适《侍宴安乐公主新宅应制》）
彩衣行不废，儒服代相传。
（权德舆《送韩孝廉侍从赴举》）
昔年曾遇火龙君，一剑相传伴此身。
（吕岩《得火龙真人剑法》）
旧语相传聊 *** ，世间七十老人稀。
（白居易《感秋咏意》）
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
（刘禹锡《杂曲歌辞·踏歌行》）
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
（李白《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
公侯终必复，经术昔相传。
（杜甫《奉送苏州李二十五长史丈之任》）
（二） 流传、传说、传闻
虞世巡百越，相传葬九疑。
（宋之问《桂州黄潭舜祠》）
历阳旧事曾为鳖，鲧穴相传有化能。
（元稹《遭风二十韵》）
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
（杜甫《石笋行》）
相传羽化时，云鹤满峰恋。
（元结《登九疑第二峰》）
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
（白居易《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竞渡》）
上有一岩屋，相传灵人宅。
（杨衡《游陆先生故岩居》）
潏潏寒光溅路尘，相传妖物此潜身。
（罗隐《野狐泉》）
元稹所作的《遭风二十韵》一诗中，“历阳旧事曾为鳖，鲧穴相传有化能”的“相传”即意为传闻、传说、据说。陈寅恪、周相录二位先生对“尔后相传六皇帝”之“相传”的理解均为古代君主传代或传递皇位之义，但由以上例证可看出，这并不是“相传”的唯一解释。而且，陈、周二人对“相传”的理解也是引起究竟“尔后”几个“皇帝”之争的又一原因，那么，此处“相传”的用法和意义应另作他解为传闻、传说、据说，与“鲧穴相传有化能”之“相传”的用法相同，不但更加符合“宫边老翁”的叙事语气，而且也能对“尔后”的“六皇帝”进行正确解读。
四、 “省略”的修辞方式
“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句之所以引起陈、周二位先生的误读，除“尔后”的具体时间不确定、对“相传”的理解有偏差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此处运用了省略的修辞手法。省略是“依靠语言环境的帮助，省用某些成分以使语辞简洁”，诗歌语言中的省略好比中国水墨画的“留白”，既具有一定引发联想的弹性之美，但也会使原本就已含蓄、精练的诗句具有一种语法关系的不确定性，读者在阅读时对诗句做多向度的、不同意义的理解也极为可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平定，“两京定后六七年”即唐代宗广德年间，“宫边老翁”在战乱过后回到连昌宫前“寻家舍”，见到“庄园烧尽有枯井”，战乱使百姓家园遭劫，一片萧索。视角转到连昌宫前，看到“行宫门闭树宛然”，“树宛然”照应诗歌开头“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簌簌”句，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物是人非之感。需要注意的是，前文已经写到“行宫门闭”，此处再次提及“门久闭”，诗句意义上有重复。这并非作者疏忽所致，而是省略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连接句，即作者的疑问：“行宫门闭因何故？”因听闻“宫边老翁”描述昔日连昌宫歌舞升平，几年之后却大门紧闭而引发疑问。“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就是“宫边老翁”对作者的解答：传闻（在那年之后）玄宗和其后的几位皇帝都没再到连昌宫来过，所以才宫门久闭。“往来年少说长安”暗指邻近连昌宫的东都洛阳政治地位江河日下，李唐王朝的政治又以西都长安为主，“玄武楼成花萼废”用玄宗时建的花萼楼之废、德宗时建的玄武楼之成两个意象代指几代君王政事变迁和玄宗开元盛世的结束，是对“行宫门久闭”的补充解释，与“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元稹《连昌宫词》中“尔后相传六皇帝”句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因读者对个别字义、上下文关系、原文与注释的解读等出现偏差，以致出现文本误读。本论文对误读之处进行一一梳理辨正，重新考证字句含义，确定相关时间节点，挖掘“意不浅露，语不穷尽”的诗歌中省略掉的关键语句，以解答此前读者存疑的若干问题。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元稹经典诗词赏析如下：
六年春遣怀八首（其二）。
检得旧书三四纸，高低阔狭粗成行。自言并食寻常事，惟念山深驿路长。
元和四年（809）七月，元稹的原配妻子韦丛去世，死时年仅二十七岁。韦丛死后，诗人陆续写了许多情真意切的悼亡诗。《六年春遣怀》是他在元和六年春写的一组悼亡诗，原作八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
头两句说，一天在清理旧物时，寻检出了妻子生前寄给自己的几页信纸。信上的字写得高高低低，参差不齐，行距也时阔时狭，不大匀称，只能勉强成行罢了。但这字迹行款，对于诗人来说，却是熟悉而亲切的。
睹物思人，自然会唤起诗人对往昔共同生活的深情追忆，浮现出亡妻朴质淳厚的面影。这两句如实描写，不加修饰，却正见出亲切之情，感悲之意。
三、四两句叙说“旧书”的内容。信中说，由于生活困难，常常不免要过“并食”而炊的日子（两天只吃一天的粮食），不过，这种清苦的生活自己已经过惯了，倒也视同寻常，不觉得有什么。
自己心里深深系念的倒是你这个出外远行的人，耽心你在深山驿路上奔波劳顿，饮食不调，不要累坏了身体。信的内容自然远不止这些，但诗人转述的这几句话无疑是最使他感怆欷歔，难以为怀的。
那旧书上自言“并食”而炊，又怕丈夫为她的清苦生活而耽心、不安，所以轻描淡写地说这不过是“寻常事”。话虽说得很平淡、随便，却既展现出她那种“野蔬充膳甘长藿”的贤淑品性又传出她的细心体贴。
自己“并食”仿佛不值一提，而远行于深山驿路的丈夫才是真正让人挂念的。真正深挚的爱往往是这样朴质而无私的。
诗人写这组诗的时候，正是他因得罪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特别需要得到精神支持之际偶检旧书，重温亡妻在往昔艰难生活中所给予他的关怀体贴，想到当前孤单无援的处境，能不百感交集，黯然神伤吗？悼亡诗是一种主情的诗歌体裁，完全靠深挚的感情打动人。
这首题为“遣怀”的悼亡诗，却通篇没有一字直接抒写悼念亡妻的情怀。它全用叙事，而且是日常生活里一件很平常细小的事：翻检到亡妻生前写给自己的几页信纸，看到信上写的一些关于家常起居的话。事情叙述完了，诗也就收住尾，没有任何抒发感慨的话。
但读者却从这貌似客观平淡的叙述中感受到诗人对亡妻那种不能自已的深情。关键原因就在在于：诗人所叙写的事虽平凡琐屑，却相当典型地表现了韦丛的性格品质，反映了他们夫妇之间相濡以沫的关系，情含事中，自然无须另置一词了。
元稹的诗平易浅切，这在其他题材的诗歌中，艺术上往往利弊得失参半。但就这首诗而论，这种平易浅切的风格倒是和诗所表达的内容、感情完全契合的。悼亡诗在感情的真挚这一点上，比任何诗歌都要求得更严格，可以说容不得半点虚假。
而华丽雕琢往往是会伤真的，朴质平易倒是表达真情实感的好形式。特别是当朴质平易和深厚的感情结合起来时，这样的诗实际上已经是深入浅出的统一了。鲁迅所说的白描“秘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似乎特别适用于悼亡诗。
六年春遣怀八首（其五）。
伴客销愁长日饮，偶然乘兴便醺醺。怪来醒后旁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
元稹对亡妻韦丛有着真诚执着的爱恋，这首“伴客销愁”，深情缱绻，读来沉痛感人。起句叙写诗人在丧妻之痛中意绪消沉，整天借酒浇愁的情态。伴客销愁，表面上是陪客人，实际上是好心的客人为了替他排遣浓愁而故意拉他作伴喝酒。
再说，既是“伴客”，总不好在客人面前表露儿女之情，免不了要虚与委蛇，强颜欢笑。如此销愁，哪能不愁浓如酒呢？在这长日无聊的对饮中，他喝下去的是自己的眼泪。“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透出了心底的凄苦。第二句妙在“偶然乘兴”四字。
这个“兴”，不能简单地当作“高兴”的“兴”，而是沉郁的乐章中一个偶然激昂的音符，是情绪的突然跳动。酒宴之上，客人想方设法开导他，而诗人一时悲从中来，倾杯痛饮，以致醺然大醉。可见，这个“兴”字，溶进了客人良苦的用心，诗人伤心的泪水。
“偶然”者，言其“醺醺”大醉的次数并不多，足证上句“长日饮”其实喝得很少，不过是借酒浇愁而意不在酒，甚至是“未饮先如醉”，正见伤心人别有怀抱。
结尾两句，真是字字泣血，读诗至此，有情人能不掩卷一哭！醉后吐真言，这是常情；醒来但见旁人啜泣，感到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自己在醉中忘记爱妻已逝，口口声声呼唤妻子哩！凄惶之态，凄苦之情，动人心魄。绝句贵深曲。
此诗有深曲者七：悼念逝者，流泪的应该是诗人自己；现在偏偏不写自己伤心落泪，只写旁人感泣，从旁人感泣中见出自己伤心，此其深曲者一。以醉里暂时忘却丧妻之痛，写出永远无法忘却的哀思，此其深曲者二。
怀念亡妻的话，一句不写，只从醉话着笔；且醉话也不写，只以“错问”二字出之，此其深曲者三。醉里寻伊，正见“觉来无处追寻”的无限空虚索寞，此其深曲者四。
乘兴倾杯，却引来一片抽泣，妙用反衬手法取得强烈感人的效果，此其深曲者五。“时时错问君”，再现了过去夫妻形影不离、诗人一刻也离不了这位爱妻的情景，往昔“泥他沽酒金钗”（《遣悲怀》）的场面，如在眼前，此其深曲者六。
醉后潦倒的样子，醒来惊愕的情态，不着一字而隐隐可见，此其深曲者七。一首小诗，如此曲折有致，委婉动人，至为难得。
苏轼和元稹悼亡诗的对比研究论文
江城子 苏轼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结合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忆念。 作者写此词时正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他的妻子王弗在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死于开封。到此时（熙宁八年）为止，前后已整整十年之久了。词前小序明确指出本篇的题旨是“记梦”。然而，梦中的景象只在词的下片短暂出现，在全篇中并未居主导地位。作者之所以能进入“幽梦”之乡，并且能以词来“记梦”。完全是作者对亡妻朝思暮念、长期不能忘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开篇使点出了“十 年生死两茫茫”这一悲惨的现实。这里写的是漫长岁月中的个人悲凉身世。生，指作者；死，指亡妻。这说明，生者与死者两方面都在长期相互怀念，但却消息不通，音容渺茫了。作者之所以将生死并提，除阐明题旨的作用之外，其目的还在于强调生者的悲思，所以，接下去立即出现“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词句。“不思量”，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恰好用它来表明生者“自难忘”这种感情的深度。“千 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二句，马上对此进行补充。阐明“自难忘”的实际内容。王氏死后葬于苏轼故乡眉山，所以自然要出现“千里孤坟”，两地睽隔的后果，作者连到坟前奠祭的时机也难以得到。死者“凄凉”，生者心伤。“十年”，是漫长的时间；“千 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漫长广阔的时间空间之中，又隔阻着难以逾越的生死之间的界限，作者又怎能不倍增“无处话凄凉”的感叹呢？时、空、生死这种种界限难以跨越，那只好乞诸于梦中相会了。以上四句为“记梦”作好了铺垫。上片末三句笔锋顿转，以进为退，设想出纵使相逢却不相识这一出人意外的后果。这三句有很大的含量，其中揉进了作者十年来宦海沉浮的痛苦遭际，揉进了对亡妻长期怀念的精神折磨，揉进十年的岁月与体态的衰老。设想；即使突破了时、空与生死的界限，生者死者得以仍然“相逢”， 但相逢时恐怕对方也难以“相识”了。因为十年之后的作者已“尘满面，鬓如霜”，形同老人了。这三句是从想象中的死者的反映方面，来衬托作者十年来所遭遇的不幸（包括反对新法而乞求外调出京的三年生活在内）和世事的巨大变化。 下片写梦境的突然出现：“夜来幽梦忽还乡”。就全词来讲。本篇的确是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此句则悲中寓喜。“小轩窗，正梳妆”，以鲜明的形象对上句加以补充，从而使梦境更带有真实感。仿佛新婚时，作者在王氏身旁，眼看她沐浴晨光对镜理妆时的神情仪态，心里满是蜜意柔情。然而，紧接着词笔由喜转悲。“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两句上应“千里 孤坟”两句，如今得以“还乡”，本该是尽情“话凄凉”之时，然而，心中的千言万语却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好“相顾无言”，一任泪水涌流。这五句是词的主题：“记梦”。正由于梦境虚幻，所以词的意境也不免有些迷离惝恍，作者不可能而且也用不着去尽情描 述。这样，反而可以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结尾三句是梦后的感叹，同时也是对死者的慰安。如果联系开篇的“十年”，再加上无限期的“年年”，那么，作者对亡妻的怀恋，不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么？本篇在艺术上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便是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由于作者对亡妻怀有极其深厚的情感，所以即使在对方去世十年之后，作者还幻想在梦中相逢。并且通过梦境（或与梦境相关的部分）来酣畅淋漓地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既无避忌，又不隐晦。“不 思量，自难忘”，“无处话凄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等句，都反映了直抒胸臆与吐属自然这样的特点。另一特点是想象丰富、构思精巧。作者从漫长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之中来驰骋自己的想象，并把过去，眼前，梦境与未来融为统一的艺术整体，紧紧围绕“思量”、“难忘”四 字展开描写。全词组织严密，一气呵成，但又曲折跌宕，波澜起伏。上片八句写梦前的忆念及感情上的起伏，下片前五句写梦中的悲喜，末三句述梦后的喟叹。情节，有起有伏；用笔，有进有退，感情，有悲有喜；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再一特点是语言爽快，纯系白描。由于这是一首抒写真情实感的词作，语言也极其朴素自然，真情实境．明白如话，毫无雕琢的痕迹。这样质朴的语言又与不同的句式（三、四、五、七言）的交错使用相结合，使这首词既俊爽而又音响凄厉，恰当地表现出作者心潮激荡、勃郁不平的思想感情。具有一种古诗和律诗所难以产生的内在的节奏感和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唐五代及北宋描写妇女的词篇，多数境界狭窄，词语尘下。苏轼此词境界开阔，感情纯真，品格高尚，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词来悼亡，是苏轼首创。在扩大词的题材，在丰富词的表现力方面，本篇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本篇完全可以同潘岳的《悼亡诗》，元稹的《遣悲怀》以及南宋吴文英的《莺啼序》前后辉映，相互媲美。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作者：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大胡子断弦后思念亡妻，午夜梦回，坟头独处，年年如此，但明月千年照旧人，此思念绵绵无绝期，多凄凉的情景！不是不知愁的少年能够体会的，只有历经沧桑，才能够共鸣，虽是直白的描写，已是让人潸然泪下。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首词运用分合顿挫，虚实结合以及叙述白描等多种艺术的表现 方法 ，来表达作者怀念亡妻的思想感情，在对亡妻的哀思中又糅进自己的身世感慨，因而将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得深婉而挚着，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动情而感叹哀惋。下面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宋代：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肠断 一作：断肠)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译文
你我夫妻诀别已经整整十年，强忍不去思念可终究难忘怀。孤坟远在千里之外，没有地方能诉说心中的悲伤凄凉。即使你我夫妻相逢怕是也认不出我来了，四处奔波早已是灰尘满面两鬓如霜。
昨夜在梦中又回到了家乡，看见你正在小窗前对镜梳妆。你我二人默默相对无言，只有泪落千行。料想你年年都为我柔肠寸断，在那凄冷的月明之夜，在那荒寂的短松冈上。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注释
乙卯：公元1075年，即北宋熙宁八年。
十年：指结发妻子王弗去世已十年。
思量：想念。
千里：王弗葬地四川眉山与苏轼任所山东密州，相隔遥远，故称“千里”。
孤坟：其妻王氏之墓。
幽梦：梦境隐约，故云幽梦。
小轩窗：指小室的窗前。轩：门窗。
顾：看。
明月夜，短松冈：苏轼葬妻之地。
短松：矮松。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赏析
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出现“悼亡诗”。从悼亡诗出现一直到北宋的苏轼这期间，悼亡诗写得最有名的有西晋的潘岳和中唐的元稹。晚唐的李商隐亦曾有悼亡之作。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而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苏轼的这首悼亡之作与前人相比，它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但虽说是“记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记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
开头三句，排空而下，真情直语，感人至深。“十年生死两茫茫”生死相隔，死者对人世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人对逝者，也是同样的。恩爱夫妻，撒手永诀，时间倏忽，转瞬十年。“不思量，自难忘”，人虽云亡，而过去美好的情景“自难忘”怀。因为作者时至中年，那种共担忧患的夫妻感情，久而弥笃，是一时一刻都不能消除的。作者将“不思量”与“自难忘”并举，利用这两组看似矛盾的心态之间的张力，真实而深刻地揭示自己内心的情感。十年忌辰，触动人心的日子里，他不能“不思量”那聪慧明理的贤内助。往事蓦然来到心间，久蓄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奔腾澎湃难以遏止。于是乎有梦，是真实而又自然的。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到爱妻华年早逝，感慨万千，远隔千里，无处可以话凄凉，话说得极为沉痛。抹煞了生死界线的痴语、情语，极大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孤独寂寞、凄凉无助而又急于向人诉说的情感，格外感人。接着，“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种.种忧愤，包括在容颜的苍老，形体的衰败之中，这时他才四十岁，已经“鬓如霜”了。明明她辞别人世已经十年，却要“纵使相逢”，这是一种绝望的、不可能的假设，感情是深沉、悲痛，而又无奈的，表现了作者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把个人的变化做了形象的描绘，使这首词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
苏东坡曾在《亡妻王氏墓志铭》记述了“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的父训。而此词写得如梦如幻，似真非真，其间真情恐怕不是仅仅依从父命，感于身世吧。作者索于心，托于梦的确实是一份“不思量，自难忘”的患难深情。
下片的头五句，才入了题开始“记梦”。“夜来幽梦忽还乡 ”写自己在梦中忽然回到了时常怀念的故乡，在那个两人曾共度甜蜜岁月的地方相聚、重逢。“小轩窗，正梳妆。”那小室，亲切而又熟悉，她情态容貌，依稀当年，正在梳妆打扮。这犹如结婚未久的少妇，形象很美，带出苏轼当年的闺房之乐。作者以这样一个常见而难忘的场景表达了爱侣在自己心目中的永恒的印象。夫妻相见，没有出现久别重逢、卿卿我我的亲昵，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正是东坡笔力奇崛之处，妙绝千古。“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之胜，全在于此。别后种.种从何说起，只有任凭泪水倾落。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但当年的美好情景，并不存在。这是把现实的感受溶入了梦中，使这个梦也令人感到无限凄凉。
结尾三句，又从梦境落回到现实上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料想长眠地下的爱侣，在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为了眷恋人世、难舍亲人，而柔肠寸断。推己至人，作者设想此时亡妻一个人在凄冷幽独的“明月”之夜的心境，可谓用心良苦。在这里作者设想死者的痛苦，以寓自己的悼念之情。东坡此词最后这三句，意深，痛巨，余音袅袅，让人回味无穷。特别是“明月夜，短松冈”二句，凄清幽独，黯然魂销。这番痴情苦心实可感天动地。
这首词运用分合顿挫，虚实结合以及叙述白描等多种艺术的表现方法，来表达作者怀念亡妻的思想感情，在对亡妻的哀思中又糅进自己的身世感慨，因而将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得深婉而挚着，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动情而感叹哀惋。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创作背景
苏东坡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二人一直相敬如宾，恩爱情深。可惜天命无常，王弗二十七岁就离开了人世。这对苏东坡是绝大的打击。公元1075年(熙宁八年)，东坡来到密州，这一年正月二十日，他梦见爱妻王氏，便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悼亡词。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作者介绍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苏轼《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凉北望。 念奴娇 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诗歌中爱情诗歌的研究论文
感受古典的爱情美内容摘要：如今的语文教学中已无法回避“爱情”这个词语，如果能引导学生正确解读，去领悟，去发现这一玫瑰色的最美的乐章，对学生形成健康的爱情观和培养健全的人格是有益的。关键词：古诗 爱情 探讨 情感体验近日，听了大众工业学校韦琴老师的一堂内容丰富，教法新颖的探索课。韦老师在讲授过程中大胆挑战爱情这个敏感的话题，通过让学生自由探讨有关的爱情诗歌，引导他们面对不同的感情和爱恋，如何去领悟真爱。这也是在学习古代诗词中关于爱情篇章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这是否也意味着对于语文二期课改，我们应投入不一样的元素呢？由此我从本篇《迢迢牵牛星》谈起。“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经典的爱情诗。读来令人感慨不已，虽然它是个神话故事，可是那何尝不是世间的百态人生呢？那浅浅的天河，定然不甚宽广。可是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却不能骑着牛儿来往。咫尺之间，却无法倾诉衷肠，只能无言凝望。唯一可做的只能用一年来守望一日的相聚。若是无法相见是因为隔了万水千山，那么这种悲伤总还有个理由来消释，但是明明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边，这种无奈才更加令人刻骨铭心。牛郎与织女惟有把爱深埋在心底，用无尽的泪水诉说着天上的悲情。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 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在牛郎与织女的眼中，那浅浅的天河，却要用两人的一生去渡过了。世间还有这样的苍凉么？我们一直感动着牛郎织女的爱情悲剧，但是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二人虽然历经重重磨难，但始终不离不弃，也正是这样的坚贞感动了王母，打破了神仙和凡人不能相爱的定论，争取到一年一次的相聚。谁能说这样的爱情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呢？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为追求自由的婚姻而双双殉情，他们的死是对世俗礼仪的抗争，更是对忠贞爱情的捍卫。爱情是生活的多层面反映，对一首诗歌的别样理解，也是让学生不拘泥于爱情本身，而是从中透视社会，更全面的了解自身的心理素质，更深刻的理解爱情的价值的一种非常有益的探讨。翻开开启我国现实主义之先河的《诗经》，其首篇便是一曲爱情咏叹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些诗句极细腻地展示了青年男子追求爱情的心理和为了得到爱情的淳朴可爱的行为。汉乐府《上邪》中“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和，乃敢与君绝！”青年女子对爱情的誓言为天地所动容。唐时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表达了青年恋人之间至上的爱情境界，不用言语却可以自由沟通。 宋时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都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相思之苦。当然透过秦观的《鹊桥仙》，可以看出这位士大夫全新的爱情观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一反常人都渴求的耳鬓厮磨，长相厮守的心态。苏轼的《水调歌头》也有诠释不同的爱情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讲述了积极的人生追求。可见，诗人们用他们特殊的方式表达不同的爱情观和对情感不同的理解。爱情真是人间的一个难以破解的谜：有的人谈“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有的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的人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翻阅爱情经卷，品味爱情百味，就连以豪放坦荡著称的苏东坡居士也有首《江城子》，写尽了伉俪之间生死不渝的人间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每次品读东坡追忆亡妻的这首词，总是肝肠寸断，潸然泪下。十年后的某夜忽然梦到妻子正在小轩窗前梳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可是只能幽明相隔，“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似乎在倾诉生离死别后的无限哀痛，后三句设想亡妻长眠于地下的孤独与哀伤，实际上两心相通，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更是惓惓不已。李清照是南宋女词人，她的许多诗词秀丽中而略带几分悲凉，泪水漫溢词头诗尾，《武陵春》就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夜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诈艋舟，载不走许多愁。”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因避乱江南而死，到如今，时光流逝，景物依旧，可是亲人早已不在，忆往日夫妻恩爱，想日后孤单凄凉，欲哭无泪，欲语无言，如此心情，怎么不发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慨呢？尽管作者想寄情双溪春水，以解惆怅，但那满腹忧愁，区区一叶扁舟，怎么能装得下？李清照的伤心泪不同于多情女的相思泪，多情女泪洒为情人，待到相遇之日，还可化悲为喜，了却相思之苦。而李清照是为亡夫流泪，就是等到天荒地老，也不可能再见到丈夫，这番泪水，人世间的相思泪怎么能与之相提并论？可见，引导学生品读诗歌中的爱情篇章，使学生徜徉在情感的历程中，留下一次难忘的爱情体验，并从中到一次人文主义的熏陶，也为解读更复杂的人生打下基础。爱情是人间最美妙的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创作长盛不衰的主旋律，离开了爱情，许多文学作品就会黯然失色。对爱情题材的诗歌注意引导学生品读，带领他们了解不同时代的作品所揭示的爱的真谛。因此，在解读爱情题材的作品时，我们透过情感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接受更深刻的人文主义教育，最终形成健康的人格。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肩负着塑造人的神圣使命。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创设一种民主的教学氛围，去引导学生探讨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生和社会问题。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并使之最终发展健康个性，拥有健康心理，形成健康人格。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即使天神降下甘露，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并不只为把你仰攀，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叫它此后永不凋残。由于你嗅过的香气，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又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然而，姑娘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请读下面两首词：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论文诗经中的爱情的现代观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小论文研究诗歌
鉴赏诗歌形象（转） 教学目的：提高诗歌鉴赏能力 教学内容：诗歌的形象、意象、意境 教学重点：通过示例形成理解积累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 教学难点：对概念的理解 教学方式：讲授和练习 ※ 人物形象：A、 诗中的诗人形象“我”，一般指抒情主人公，即诗人自己；B、作品中其他人物。 ※ 自然景象或意象：诗人感情的载体。意象是诗歌中浸染了作者感情的东西。 1.对抒情主体形象的认知理解 例①读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答问题： 问：诗中第一、二句是如何概括出作者久客他乡的事实的？ 答：第一句“少小离家”与“老大回”在句中自对；第二句以“鬓毛衰”具体写出了“老大”之态，并以不变的乡音映衬，这样就写出了作者久客他乡的事实，也为下两句作了铺垫。 例②读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回答问题： 问：诗人的形象是如何通过诗句展现的？ 答：苍茫的烟雨和孤峙的楚山，烘托出诗人送别时凄寒孤寂之情，更展现出诗人的开朗胸怀和坚强性格，诗人这里以晶莹透明的冰心自喻，表明了诗人为官清白，心地纯洁。 例③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人 物 形 象 周瑜 小乔初嫁 羽扇纶巾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诗人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 一樽还酹江月 为什么诗人要想到周瑜呢？ 2.对诗歌意象的识别理解 意象是诗歌中浸染了作者感情的东西。鉴赏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诗歌的意象：有单一的比喻性意象，烘托性意象，象征性意象，还有组合的意象等。 意象之情感：杨柳—惜别 圆月—思念 落叶—失意 春风—得意 大海—开阔 流水—叹惜 古迹—怀旧 梅花—傲视 审美的习惯：“望月怀远”“伤春悲秋”、“见流水则思年华易逝”、“梧桐细雨则凄楚悲凉”等等。 ◎比喻性意象 例①读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然后回答问题 问：这首诗用豆萁、豆子分别比喻什么？ 答：用豆萁比喻曹丕，用豆子比喻曹植，含蓄地指出了曹丕对同胞兄弟的迫害。 ◎ 烘托性意象 例②读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回答问题 问：精美的酒杯和美酒衬托什么？ 答：将士将畅饮时，战事告急。用美好的事物衬托战事的悲壮。 ◎ 象征性意象 例③读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回答问题 问：“朝雨”“柳色”除了写春色外，还表达了哪些言外之意？ 答：“朝雨”还烘托出诗人送别友人时的忧伤之情；“杨柳”象征离别，折柳相赠表示留恋之情，增加了浓厚的离别情意。 ◎ 意象之情感 望月怀远 [唐]张九龄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怀远：思念正在远方的亲人。遥夜：漫漫长夜。竟夕：通宵。披衣：表示出户。露滋：露水打湿。还寝：回卧室再睡。 皎洁的明月从海上升起，远在天涯的亲人与我同样望月，思念对方。多情的人，埋怨漫漫长夜，整个晚上想念亲人。屋里光照耀眼，于是将烛熄灭，披衣步出门庭，月明夜深，露水湿衣，寒意袭人，此刻，恨不能捧一把月光送给远方亲人。但是月光又怎么能抓在手里呢，还是回去再睡吧，也许能在梦中与亲人相会。 这是一首望月怀人的诗。由望月引起相思，竟彻夜难眠，月光是引起相思的原因，又是相思的见证。诗人通过写主人公的动作表达主人公的内心情感。 ※意境 是诗人的主观思想感情与诗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枫桥夜泊》 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幅枫桥夜泊图的情调是孤寂的，但由于作者丰富、浓烈的设色和兴致盎然的景物描绘，并不引人进入“愁”境，反而能使人得到一种美感。 《登鹳雀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首诗不仅可以使人们看到一幅登楼远眺的无限广阔的艺术图画，而且能够有力地激发人们“更上一层楼”的思想愿望，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虚实相生，哀思无限——苏轼《江城子》赏析 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苏轼的《江城子》是一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主要通过记梦来抒写对亡妻真挚的爱情和深沉的思念。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显著特色就是实中有虚，虚实结合。 以实带虚——一样情思，两面抒发。妻子王弗病故到苏轼作这首词时正好十年，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诗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十年生死两茫茫”，“茫茫”二字，传达出一种莫可名状的空寂凄清之感,而“茫茫”前加一“两”字，意味着不仅传达了诗人这一面的心情和感受，同时也包含了九泉之下的妻子在内。诗人在十年里日夜思念杳无音讯的亡妻，而妻子又怎不日夜思念着同样音讯杳无的丈夫呢？生者和死者虽阴阳相隔，却一样情思，一样哀绪。词人以实带虚，既写自己长久郁结于心的悲叹，又将无知作有知写，却更见得夫妻二人生前相知相爱之深，死后刻骨相思之切，以及相思而不得相见之痛。“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词人客居山东，亡妻之坟却在眉州，遥隔千里。两者之间，谁对谁也无法诉说各自的凄凉境况，这两句直承开首“两茫茫”句意，同样是将无知作有知写，概括了生者与死者两个方面，真是孤寂凄清到了极点。 虚中见实——想象铺写，现实观照。词人在极度思念之中忍不住假想了一个虚幻的境界：“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相逢而不相识，这比之不能相逢，更加使人不堪。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朝中受到排挤打击而出外,先是通判杭州，三年后又移知密州。仕途坎坷，转徙外地，艰辛备尝。“尘满面，鬓如霜”看似想象，却蕴含了词人跟妻子死别十年来的痛苦经历、感情。同样“小轩窗，正梳妆”看似梦境记实，实际是恩爱夫妻过去生活的真实片断。往日不知有多少次，爱妻在小轩中临窗梳妆，诗人一旁端详，是多么赏心悦目啊！在此基础上再虚写“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纵有千种哀愁、万种凄凉要向对方倾诉；然而再次相见，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百感交集，却不知从哪里说起。真是无言胜过有言，四目相视，两心相印，万千思绪尽在“泪千行”里了。 实因虚果——现实梦境，情之所切。词人在上片写尽了相思之苦，下片才转入写梦。因“思”而成“梦”，自然成章。“思”是“梦”的基础，“梦”是“思”的幻化。恩爱夫妻，撤手永诀，时间倏忽，转瞬十年。十年忌辰，正是触动人心的日子，往事蓦然来到心间，久蓄心怀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奔腾澎湃而不可遏止。如是乎有梦，真实而又自然。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但当年的美好情景，并不再存在了。这是把现实的感受溶入了梦中，使这个梦境也令人感到无限的凄凉！结尾又从梦境落到现实上来。在“明月夜，短松岗”这个凄清幽独的环境中料想爱侣眷恋人世、难舍亲人，也该会是柔肠寸断吧？！这样实成虚之因，虚又强化了实，词人曲折复杂的思想感情，才得以自然、真实、深刻的表达出来。 总之，词人不管是虚拟还是实写，都情真意切，真实的表现了夫妻之间生死不渝的恩爱之情及生死相隔的悲凉之感，读后自然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摘要：《二十四诗品》历来被视为以诗评诗的典范，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更加重大。虽然其是否为唐末文学家司空图所作尚不能确定，然而其中对诗歌的感悟与理解的确与司空图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见于《司空表圣文集》中的“论诗杂作”）与《二十四诗品》进行比较分析，即可见二者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司空图 诗歌理论《二十四诗品》“论诗杂作”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汪涌豪先生在《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一文中,认为《二十四诗品》通篇充盈道家气息,而司空图一生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进而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实际上，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共同影响了司空图的后半生；另一方面，从《诗品》内在精神来看，它应是道心、佛性、禅理、儒思的统一，前三者无需赘言，至于儒家思想的体现则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说前三者都表现为对尘世的一种超脱的话，那么儒家则崇尚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在《诗品》中的“幽人”、“高人”、“畸人”都是不拘束于现实而能够实现真正审美精神的主体形象，然而在这些形象的背后我们又隐约可见另一个灵魂，它在慨叹“大道日往，若为雄才”（《悲慨》），感受着“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同上）——这种发自心底的悲痛，足见其并未全然忘却世事。所以朱东润先生在《司空图诗论综述》一文中这样说：“《诗品》所能表现者，适为诗人当国破家亡之际所造之幻境，其目的在于自慰，其结果则转成幻灭而使诗人深堕于怅惘之境地……”而这样的心情，在当时又有谁比司空图更深有体会呢？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到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司空图的“论诗杂作”。按照与汪文同样的思路研读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与尚不能确定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之间，恰恰有着许多惊人的同趣之处。 一、“品”与“味”的契合 24首四言诗构成了这部《二十四品》，由于最早见于《虞侍书诗法》、《诗家一指》等著作，所以被后世称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我想先从这个名称说起，这里的“品”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它不同于南北朝时期钟嵘所作《诗品》之“品”，它不是品级的“品”， “《诗品》，品诗也” （杨振纲《琐言二则·一》），是对艺术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既有对诗歌韵味的咀嚼，也有对诗人心境的解读，生动凝炼地道出了各种创作体验与内心感受。作者从“雄浑”到“流动”细细地品味，从而完成了一次对艺术人生的巡礼。“品”的是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既指不同诗歌所呈现的不同的格调韵味，也指这种格调韵味中潜藏的诗人的创作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与“品”相关的“格”、“韵”、“味”，与司空图的诗论体系是相通的。司空图曾在他的《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诗味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来，并指出“味在酸咸之外”，进一步要求诗歌能表现“味外之味”。还是在这篇文章里，谈及王维和韦应物的诗作，司空图赞道：“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又赞道：“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在《题柳柳州集后》一文中更有这样的表述：“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从以上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司空图是惯于以品味的方式去探寻诗美的，这与《二十四诗品》对各种形态的美的咀嚼玩味又不谋而合。虽然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司空图就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但至少可看出二者对诗学研究的视角是一致的。 其次，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30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 二、对“全美”的追求 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的，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诗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可以说，二十四品各则名目都是在一定美学基准上选定的品格用语，曾有研究者把它们纳入到“素美、壮美、华美”三个范畴内（参见成复旺、黄葆真等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第四章），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也正与司空图“以全美为工”的诗学主张相一致。实际上，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24则意见罢了。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三、两相呼应的诗学理论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以散文为主（其中《诗赋》一篇为四言韵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 用“思与境偕”来概括诗歌创作的意境理论，是对前人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唐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对陶渊明以来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实践的总结。具体来讲，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每一则几乎都是一首精致的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出这种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劲健》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具有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等等，都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在此不必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对元白诗风的称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散见于其“论诗杂作”中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见司空图《与极浦书》）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告诉我们含蓄的艺术效果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境界，但同时要想做到含蓄，又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对于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综上，通过《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比较，从中确实找到了许多可以相互生发之处，在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到底是谁之前，我觉得尊重历史上的判断，还是可取的，毕竟，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确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所称：《诗品》“理熟言弥粹”，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而从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品评诗坛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样一段唐代诗歌小史： “国初，主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通观司空图一生的诗文创作理论主张，正是在追求主观世界与自然界的默契，人与艺术的和谐，而《二十四诗品》正体现了人的心灵与艺术世界的共鸣，这不能不被视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我们并没有牵强地生拉硬拽，只是作一种客观的展示，而诸多“偶然”的“遇合”则有力地证明着一个必然的存在，也期待着能有更多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来为我们拨开迷雾。但不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这两个点是否可以连成一条线，他们各自的存在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天哪，还有比我懒的……
宋代苏轼诗歌与诗歌对比论文研究
苏轼，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一名政绩显耀的官僚。他是中国士大夫完美个性和人格的化身，他的诗词更是流芳千古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赏析：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哲理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在局中者看这个世界，就像庄子笔下的井蛙与夏虫一样，永远看不清事情的真相。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十年（1077）苏轼从杭州到密州，告别了风景秀丽、生活舒适的杭州，来到地处偏远环境艰苦的密州，更多的接触到了下层的老百姓，对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期间，他的创作也进入到了成熟时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密州写的两首江城子，《江城子·密州出猎》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词牌相同，但内容、情感、手法、风格完全不同。本文试图从不同角度进行比较。 第一，塑造的形象不同 《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作者是一个鬓染微霜，英气勃勃，希望能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英雄形象。 出猎时，全副武装，威武豪迈，队伍精锐，千骑如飞。“卷”字形象的写出骑兵疾驰奔腾，犹如疾风暴雨一般席卷山冈而过。围观时，千人追随，万人空巷，太守亲自射虎，群众激动万分，打猎归来，剖胸开胆，饮酒畅怀，“又何妨”三个字写出了太守暂时忘却年龄，忘却处境，恣意狂放的心理神态，也希望能拉开满弓向西北射去。“挽雕弓”“射天狼”两个动作表现太守射敌的雄姿英发和豪迈气魄。表现了作者乐观豁达，不惧生活挫败失意，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像这样主题深刻，艺术完美的词作，在当时实属首创。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的作者是一个缠绵悱恻，用情至深的痴情丈夫的形象。 苏轼所在的密州离王弗坟地四川眉山相隔千里，他担心妻子远在千里之外，孤独凄凉；他害怕夫妻相逢妻子会认不出他；他回想妻子梳妆的美好情景，过去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似乎触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令人不忍卒读。 第二，表达的情感不同 《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写出猎，下片写请战，表现了词人渴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狂”字贯穿全词，写尽了太守内心的豪迈雄壮，外在的狂傲自得。将词人的狂放狂傲和极度膨胀的政治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出了对妻子的思念，也写出了宦海沉浮，仕途坎坷的身世际遇。在悼亡中揉进世路奔波的艰难，令人动容。 第三，表现的手法不同 《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运用了两个典故，恰到好处的表现了词人英雄胆识和渴望重返朝廷大干一场的决心。 一个是周郎射虎，一个是冯唐持节。建安22年，孙权射虎，坐骑被虎所伤，孙权投以双戟，虎被打退。词人借孙权自喻，希望能勇猛杀敌，报效国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云中太守魏尚，守边有功，战绩卓著，但因虚报战果而被降职，冯唐为魏尚说情，澄清了事实，汉文帝派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官复原职。词人在这里希望也能受到朝廷的重视，委以重任，建功立业。当时西北边事紧张，他愿带兵征讨西夏，到边疆抗敌。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词人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梦前现实与梦中情景结合起来，最后以景结情又回到现实，对妻子孤独长埋于地下感到痛心疾首，肝肠寸断啊。 他思念妻子，他设想即使两个人有机会相逢，妻子也会认不出自己，他似乎看到妻子坐在窗前，梳理秀发，回想到妻子曾在“来风轩”陪伴自己读书，在屏风后面听自己与别人谈话后，提醒自己交友谨慎，想到他们曾经幸福的种种过往，恍然妻子还在自己身边，还是那样的端庄贤淑，惠心兰质。这种将现实的感受融入梦中，真幻交织，催人泪下。 第四，写作的风格不同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豪放刚健，慷慨昂扬。词媚诗庄的格调变为激昂豪迈，开拓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内容，“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为词的创作开拓了崭新的道路。作者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得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掌以为节，颇壮观也。”表明这是他有意创作“自成一家”的豪放词。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婉约细腻，幽微深曲，细节描写生动逼真，缠绵悱恻，令人哀伤悲痛。以悼亡入词，不仅拓宽了婉约词的题材，唐圭璋先生评曰，“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陈师道）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 一个词牌却写出完全不同的两首词，且风格迥异，可以看出，密州时期，是苏轼有意于传统词的革新创作的时期。他既着力于创作豪放词，又革新了婉约词，使婉约词的题材开阔了，格调提高了，而豪放词又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