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发布李鸿章

这本书没看过，但我可以知道的是，＂乱世出英雄＂这句话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能够逐渐浓缩成如此精辟并含有深刻哲理的俗语自有它的道理。历史上，每个平凡而普通的人们因为诸多原因阻碍着内心的欲望和冲动，外界的压力是巨大的，但在乱世中，当一个人能够异军突起，为了某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缺乏但必须的要素而揭竿的时候，人们会看到内心欲望和冲动的喷薄，从而对这个带头人，即领袖的行为表示无限仰慕和钦佩之情。因此，英雄离不开乱世，成为一个领袖不可缺少的是他的激情情怀。

评价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国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这位秘书结束访谈时还发表了一通感慨：……中国的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以上资料出自同时代的《纽约时报》）————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和。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座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而且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Tradition）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参考百度:

清朝时，李鸿章签订了30多个不平等条约，之前有没有收回扣？（回扣是西方贯用的贿赂手法，暗中回扣给代表之人让他让利），尤其是不平等条约《中法越南条约》，但李鸿章的巨额财富说不清，道不明。礼部侍郎上奏了一份供词。李鸿章曾串通日本间谍。无风不起浪，因此联想，李鸿章遭遇日本人枪击，子弹入骨，这情节跟台湾总统陈水扁非常像，用苦肉计转移视听，尺度刚好不致命。然后日本配合减白银一亿两，天衣无缝。因此李鸿章再次坐稳宰相之位。后来跟俄国签1896年《中俄密约》时，沙皇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最后只付50万卢布，从收买合作关系变为打赏了，因为清朝已经不值得尊重了。李鸿章气愤难耐，临签约时，拒绝与俄方签约。李鸿章甲午战争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管海陆军，任用手下非船政大学毕业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总司令），理由陆军比海军勇猛，必须由陆军之人带领海军，其私心之重，可谓司马之心路人皆知。因为丁汝昌的原因，北洋水师成了李鸿章的私家军。丁汝昌不但没有基本海战常识，还把陆军的歪风带到海军，舰队在平时训练中弄虚作假，水手纪律松懈。舰艇机器维护极差，煤炭用的是劣等货，钱到那里去了？军火采购也存在严重问题，李鸿章亲戚包办军火采购，炮弹质量问题很大，根本就不能用来发炮。在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严重错判局势。看看北洋陆军豪无气节，未打争先恐后逃亡，致使北洋海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北洋陆军跟北洋海军比，有天壤之别，不说就知道谁之错。窃钩者诛，盗国者侯，淋漓尽致！问题是，李鸿章成立北洋水师处心积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那算什么功劳？那只能算掠夺他人之功，那懂得珍惜水师成立之不易，没有亲身经历，那知道培养水师人才之辛酸。北洋水师一步到位，班底全部来自福州船政，除了水师提督（总司令）丁汝昌之外，他本身海军知识和管理一片空白。国内舰船也是来自福州船政造船厂，李鸿章不过是借用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功劳，来标榜自己洋务的成就而已。不要忘了，福州船政创立人是左宗棠，经营人是沈葆桢。李鸿章本身没有知耻近乎勇的隐忍，没有与时俱进的触角，更没有为宰相的胸襟，显而易见是，争权夺利，诿过于人，粉饰洋务，粉饰贪赃，这些才是李鸿章的真能力。否则北洋水师怎么可能全军覆没。除了私心之外，中国随便任何一位庸碌之才也不可能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是有才，因其私心过重成了低劣之才，连庸碌之才也不配。

人称卖国贼，我不认为，为国出力不少啊

李鸿章研究论文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腐朽王朝的忠臣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独特的性格特征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我提供一篇，希望能采纳！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多方面写出对李鸿章的看法。

作为清末重臣，中兴元老，中国工业革命当之无愧的先驱——李鸿章。甲午战争后，穷兵黩武的明治维新成了文明的代表，而你推动的以民生为本的洋务运动反而被国人贬为“维护腐朽制度的尝试”，不知道那时你的心情如何。

封建王朝日趋末落，中国早已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独自做着离心运动。多少灵魂在无奈中麻木，而你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面对动荡不堪的政局，你完全可以逃之夭夭，亦或以死明志，得一精忠爱国的芳名，但你没有，是说你太天真还是太蠢，偏偏要在兵荒马乱的时局中“逞强”。

也许你知道，死亡对于一个落后的民族而言无济于事，拨开民族的阴霾才是重要之事。于是你操练海军，创建北洋舰队，用微弱的力量与外敌抗争，开启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上天并不怜悯你，甲午战争成了你的滑铁卢，让你声音狼藉。不久后，朝廷需要你了，任你为“议和全权大使”，赴日商定协议。

难道你不知道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会让你成为百姓的“公敌”吗？你的付出最终换来的是满天唾沫，声声刺耳的“卖国贼”、“亡国奴”将你骂得无处遁形。其实当时的晚清如同一间“破屋”，而你就是那裱糊匠，东补西贴，既不能将破屋推倒重建，也不能将其修好，最后那残局还是需要你来收拾。问问历史，过客匆匆，多少人懂你？

梁启超评价你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之遇……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美国总统格兰特称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我不了解你的过去，不敢随意评价你，但我知道议和主意起于慈禧，割地赔款也经朝廷同意……最后你却要承担如此深重的责任。

真的，太多的无奈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太多的伤痕让你体无完肤，拨开历史的迷雾，依旧可见你铮铮的爱国忠魂。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或褒或贬？或悲或喜？这一切早已化作缕缕青烟，可历史的那片星空却因你变得纠结、美丽。

李鸿章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范文一：论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引用百度知道)

李鸿章，是近代史中一位很出名的人物，其一生几项事迹对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今日：发起洋务运动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但是洋务运动有其局限性：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说起李鸿章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包括《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大大加深。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那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四次谈判后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1、中国赔款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亿两。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

5、中国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虽然签订了不少丧国辱权的条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无可奈何，他只是被推上台面的清朝高官而已。

总的来说，李鸿章一生有功有过，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已经尽力了，对于中国来说，他也对中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内部改革，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相对抵抗了外国列强的入侵。用孙中山的话来做个结尾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范文二：浅谈李鸿章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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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肇始之时，天人关系就是先哲们思考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对“天”与自然界的观察，不仅是思想家们的兴趣，更是古代先民一切物质活动的基础，由“天文”而至“人文”，人类文明也随天人关系的构建而创生、演变。天文学知识与观念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天文考古学研究价值何在？就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

起源于新石器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是什么促使我国古代先民思考并形成了天文学知识？

冯时：今天的考古资料和天文考古学研究证明，至迟在公元前五千纪中叶，中国古代天文学就已形成完备体系。发现于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约6500年前的原始遗存，完整地展现了先民天文观测以及基于这种观测所形成的天文观、政治观与宗教观等一系列丰富内涵。包括古人通过立表测影对空间与时间的规划，对北斗、二十八宿的观测与四象体系的建立，分至四气的测定及相应的文化理解，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论，早期王权以及以祖配天的原始宗教思想，这些知识体系与思想观念对探讨中国古代天文学起源乃至中华文明起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很明显，如此完备的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应经历过漫长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这意味着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年代一定大大早于这个时间。

较西水坡遗存或早或晚的考古发现，对解决中国天文学起源问题同样具有意义。在距今9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已经学会了律管候气，开创了后世律历制度的先河。在稍后的一千年，人们掌握了立表测影，并完善了有关空间与时间的知识体系。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先民建筑了祭天的圜丘与祭地的方丘，坛坎的设计不仅反映出中算学的极高成就，甚至成为晚世易学思想的渊薮。自此之后到夏王朝建立，古代天文学遗存极为丰富，不仅有相关观测仪器，而且更系统地展现了古人对天极的认识、对北斗的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政治、祭祀与宗教。天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它的起源实际就标志着文明起源，其起源时间已远远超出我们习惯接受的五千年文明史概念。

古人观测天象，除日月星辰、云雨阴晴之外，最重要的观测对象当然就是天体本身。先民认为，天的位置在宇宙之巅，而且形状呈圆形，这些知识便构成了古老宇宙论“盖天说”的主要部分。然而在古人看来，天并不是一个空旷的圆体，太阳于一年中在天上运行，夏至日出东北而没入西北，冬至日出东南而没入西南，春分和秋分日出正东而没于正西。因此，二分二至的日行轨迹可以在天上规划出三个同心圆，这就是“三天”思想的由来。辽宁建平牛河梁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祭天圜丘即呈现完美的三圆形制，已经具备了“三天”思想。这种观念上可追溯到更早的西水坡时代，晚则至明清两代天坛的圜丘、祈年殿和祈谷坛的三圆设计。甚至祭天礼器玉璧的设计也是“三天”思想的体现，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玉璧已见“三天”的形制。古人主张所祭必象其类，祭天必须象天，天为三环，所以祭天的圜丘和玉璧也就必须呈现出相同的形貌。这些事实表明，古人对天的认识不仅具体，而且深刻。

天文学的起源，缘自原始农业的需要。准确地说，先民观测天文，目的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这就是观象授时。显然，天文学是作为农业生产的知识基础而存在的，并最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考古证据外，有关中国古代早期天文学的代表性文献有哪些？上古神话对认识早期天文学有什么意义？

冯时：中国传统文献中的天文史料丰富且系统，尤其对于人类早期天文学的研究而言，更是唯一可资利用的材料。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和简牍、帛书，早期经学文献如《易》《书》《诗》《春秋》等，都载有丰富的天文史料。《礼记·月令》属于系统的政令时则文献，而正史相关志书以及其他文献同样不可或缺。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完备的史料宝库。

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从神话开始的。神话并非先民徒逞想象的作品。《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了共工与颛顼争帝的传说，其怒触不周之山，致天柱折，天倾西北。“天倾西北”的天文学解释就是真正的北天极并不在正北方，而是在正北偏西的位置。这则神话难道是在描述一种真实的天象吗？根据岁差的计算，我们知道，公元前5000年的赤纬圈确实向着西北倾斜。很明显，古人是在借神话传达一种天文认知。

《山海经》《天问》和《淮南子·本经训》载有十日神话和后羿射日的传说。古人认为，最初太阳本有十个，轮流值班。尧时十日并出，万物尽焦，于是尧请来后羿射落了九日，只留下一个太阳。如果我们回到原始思维的层面，这些看似荒诞的内容或许并不令人费解。对于原始先民而言，他们会懂得今天升起的太阳和昨天升起的其实是同一个太阳这样看似简单的道理吗？显然不会，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讲，人们每天看到的太阳都应是新的。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的事实只能靠先民自己去探索，这个认识过程一定经历了从一天一个太阳，到十个太阳，再到一个太阳的发展。中算学的十进制思想最初影响了他们对十个太阳的选择，并由此发展出十天干的传统。而人们长期的太阳观测最终会使他们懂得只有一个太阳的事实，于是借射日神话完成了这一认识的飞跃。事实上，如果考虑日晕和幻日现象，十日并出的想象也绝非没有依据。

《山海经》记有夸父逐日的神话，《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这则神话显然反映了古人立表测影的史实。中国古代先民通过立表测影以定空间时间，经历了从追日影到候日影的转变，这当然体现了观测方法的进步。这使“追”字成为古代测影的传统术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保训》载上甲微立表而重测地中，即以“追”字加以描述。因此，夸父逐日的神话其实反映的是人们掌握候测日影之前的原始测影活动。

古代神话使今人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早期文明。我们应以包容态度剥去神话的外衣，将历史真相钩沉出来。

奠定天人合一宇宙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天文学初创期有哪些特点和成就？

冯时：古人观天，其根本目的在于地载万物，尊天必亲地，于天取时间之法，于地才可能取材，所以观天的同时更要察地。事实上，古人对于天地的认识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中国先民秉持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对自然的观察与探索没有禁区。他们只需关心如何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分析获得真理，最终形成符合客观的知识体系。这使他们在科学与文明两方面都取得了广泛成就。比如对日月交食等奇异天象的系统观测记录，成为中国天文学的一大特色。这得益于中国文化以探求真理为初心的认知传统。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天文学体系形成之早是无可比拟的。先民对天文学问题关注之广，几乎涉及这一学科的所有领域。不仅如此，究辨天人关系更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不仅促使中国古代产生了独特的天文学，也产生了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

对早期知识体系的形成而言，人们首先需要完成的就是对空间和时间的规划，对时空关系的认识甚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基础。时空的精确化取决于观测手段的精确化，而从候气法发展到槷表测影，则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超凡智慧。在观测体系方面，古人重视天赤道和北极，并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北斗和二十八宿星官体系。而在宇宙论方面的思考同样具有意义。这些探索为中国天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天人关系是儒道哲学的核心议题。古代天文学对古典哲学和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

冯时：天文对人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阴阳五行观念体现了先民认识自然的独特智慧，这些作为儒道之前的思想体系不仅源出天文，而且至少在商周时代即已思辨完成，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而古人对于阴阳的思辨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8000年前。

儒家哲学的核心在于道德，而道德的核心则是诚信。诚信观念的产生源自古人对时间的掌握。数千年的时间测量使先民懂得，寒来暑往、春秋代序，时间诚而不欺。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如果立表测影，当天正午的表影最短，百年如此，千年不变，于是古人萌生了“至信如时，必至而不结”的思考，并由此产生了诚信观念。“以信为德”成为三代文德观的核心内涵，儒家哲学继承这一思想，将其作为修身根本。儒家哲学的最高道德是中庸。中的观念也源于立表测影。古人立表，首先需要将表垂直地立于水平的地面上，为校正槷表是否垂直，古人要自表顶引悬八绳，使八绳分别置于表的四正四维，当八绳全部依附于表体的时候，表便处于垂直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表不向东西南北任何一方倾斜，是恰到好处的，于是“中”便具有了其基本的义涵——中正。这一观念后被儒家哲学发展为中庸思想，其用以描述阴阳，则又产生了中和的思想。

天命是基于观象授时发展出来的政治观。古人认为，“知地者智，知天者圣”。圣者只有通过观象而颁授农时，才能确立其在氏族中的统治地位。因此，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天文历法知识具有首要意义，谁能把时间颁授给人民，谁就有资格成为人民的领袖，这就是王权的基础。《论语·尧曰》载尧舜禅让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在对天文蒙昧不知的氏族成员看来，圣者之所以能准确授时而致年丰有余，那是因为他了解天意，可以与天沟通，那么他的权力当然也就一定源于天之所赐，于是发展出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这一观念在三代政治中已成为人修德成功而终享王权的合法化标志。儒家哲学则继承了这一思想。

道家哲学的思辨体系简直就是借助天文学研究建构的。可以说，朴素的天文学研究其实就是其哲学研究的前身。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然而人们看到的却都是“有”，所以要想阐明“无为”，必须首先解决“无”的问题。这个工作是老子通过对宇宙起源的探索实现的，他使人们从熟知的“有”一步步反推出天地形成之前的“无”，最后建立起“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认识。这个“有”之前的“无”就是“道”，韩非子谓之玄虚。以“道”从事也就是以“无”从事，这就是无为而治，也即老子提倡的“德”。很明显，老子哲学的“道”其实是以天文学研究作为思辨基础的，甚至在称谓上也借用了天道。

除对古典哲学的影响外，传统天文学对古代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典章制度和科学观的影响也直接而深刻，这些思想最终构成了天人合一的独特宇宙观，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中西天文学传统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西方天文学发生史表明，中西方文明在认识论等知识体系上存在哪些差异？

冯时：中国人秉持的是格物致知，格物就是至物，也即人对自然的观察分析。人只有通过对自然万物的客观分析，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是格物致知。这种对自然的分析不预设前提，是客观唯物的。因此，中国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

西方认识论则为求知而求知。求知并不意味着求真，知识是从自然中来还是从头脑中来，结果完全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科学提倡“祛魅”，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否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冯时：祛魅是西方科学哲学的概念，对中国文化并不太适用，至少这不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我并不认为祛魅体现着文明的进步，因为中国文化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古人的认识或许与真理存在偏差，但这是伪而不是魅。

真正优秀的文明应该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包容才能深厚。人对自然的认识非常有限。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认识水平不同，对魅的定义也必然存在差异。如果我们把暂时不能了解的东西都归之于魅，这种认识论显然是狭隘的。面对传统文化，我们首先需要怀有虔诚之心，对于古代文明，重要的是拂去历史尘埃，揭示真相。“魅”的本义是老物之精。在我们不明是非的情况下，祛魅的结果可能正是在去除精粹。

人类文明并非只有所谓科学，还有哲学、艺术和宗教。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果极力排他，去除一切并不了解的所谓“魅”，我们离真理也就越来越远。显然，认识世界并非只有科学一条路可行，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胸襟，接受可以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和而不同，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回顾人类科学史和文明史，这样的例证太多了。西方科学轻视甚至否定经验，迷信仪器，这极大地限制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殊不知，仪器也是人靠经验和认知水平制造出来的。人类否定自己的观察而盲从仪器，貌似客观，其实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比如西方科学长期否定中国传统医学的“脉”，原因是仪器无法检测。然而今日他们通过改进的仪器测到了脉，于是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认识了脉，并行之有效地医病，维护国人的健康。难道数千年被事实反复证明的理论和经验还不及一架新仪器的价值吗？文明不应该有霸权，科学同样不应该有霸权。事实上，何为科学，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在专精基础上尽量博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代天文学研究比较“冷门”。对其研究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冯时：学术价值不能用冷热来衡量，学术是非也不能用共识来评判。古代天文学之所以成为绝学，并不是因为其价值低，而在于其难度大。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难度越大，学术价值也就越高。古代天文学研究是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钥匙，应该受到重视并得以发扬。从文化正本清源的角度讲，可以澄清学术是非。从重拾己身文明的角度讲，可以增强文化自信乃至民族自信。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这是非常优秀的观念。研究天人关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中国文化，而且可以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思考。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十分有限，在我们对自然不能充分了解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

从事历史学研究，无异于与古人较量智力。因此，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量丰富自己的知识。今天我们受西方学术影响，学科越分越细，但从中国史学传统来看，一部经史典籍包罗万象。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知识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心中无全局，是不可能做好史学研究的。研究天文学史首先要了解中国自己的天文学传统。像《史记·天官书》这样的著作，很多人避其难，弃之不读，但要有志于斯学，这个功夫是非下不可的。知识之外要重视史料，不能满足于二手材料。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的材料很丰富，每科都是专学，也需要下功夫，这些都是史学研究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当然，博通与专精始终都是学人讨论的问题，我们要在专精的基础上尽量博通，这样才能解决好问题。

人文社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

研究发现，图腾崇拜是远古时期不同地域和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的远古时期氏族部落中是否存在图腾崇拜？近日，就东夷先民的鸟图腾崇拜现象，本报记者采访了齐鲁师范学院副院长刘德增。《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东夷族人的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哪些文献与考古资料提供了佐证？刘德增：《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是关于商人起源的一个传说：阳春时日，一条河溪中，三个女子尽情沐浴。忽然，一只玄鸟（燕子）飞过，坠落一卵。三人中，名叫简狄的那位捡来吃了，竟因此怀上了身孕，生下了儿子契。这也是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关于“玄鸟生商”记载的版本，《列女传·母仪传》《史记·三代世表》、郑玄注《诗经·商颂·玄鸟》、王逸注《楚辞·天问》等，皆用这个版本。另一个版本说简狄将玄鸟卵放在筐里孵化而生子，这个版本见于《吕氏春秋·音初》《拾遗记·殷汤》等文献。嬴秦也有类似的传说：女修纺织，看见玄鸟产了一个卵，取来吃了，由此生子。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记载，西周初年，嬴秦西迁。许慎《说文解字》女部“嬴”条：“嬴，少昊氏之姓。”《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氏“以鸟为官”，这些“鸟官”以凤鸟为首，共有24种。这个凤鸟部落栖息在今山东中部泰沂山地的周边地带。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子羔》中也有“玄鸟生商”传说，且更为原始，还保留了一些图腾神话的痕迹。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鸟崇拜的内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还有一种独特的含球习俗。据推测，含球习俗应与图腾繁殖仪式有关。石球或陶球状如燕卵，含球乃是取象于简狄吃燕卵而生子。诸如此类的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英国人J. 朗格最先记述的图腾崇拜颇为相似。图腾崇拜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把某种动物、植物等奉祀为先祖，是图腾崇拜最基本的特征。“玄鸟生商”与“玄鸟生秦”的神话传说具备了图腾崇拜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界掌握的这些材料来看，东夷族人体现出何种样态的图腾崇拜？这种崇拜观念又是如何产生的？刘德增：东夷人又名“鸟夷”。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鸟夷”曰：“此东北之夷，搏取鸟兽，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说，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东夷人穿衣打扮、容貌举止都模仿鸟的样子。在《山海经》《史记》等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东夷人“鸟身”、“鸟首”、“鸟喙”之记载。大汶口文化有变头与拔牙两种奇特的习俗，当是东夷人容貌取象于鸟的两种手段：变头是模仿鸟的头部，拔牙乃是象征鸟嘴。远古先民崇拜鸟根源于物候崇拜。检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诸鸟，可以发现：它们大多是候鸟，如：玄鸟（燕子），春分来，秋分去；伯赵（伯劳），夏至始鸣，冬至止；丹鸟（黄莺），立春始鸣，立夏止；祝鸠（鹁鸪），天将雨，鸣声甚急；鸤鸠（布谷），谷雨始鸣，夏至止；鹘鸼（鹘鸠），春来冬去。而作为诸鸟之首的凤鸟，则是“知天时”之鸟。在远古时期，候鸟就是先民们的气候气象“预报员”，它们正是因此而受到先民们的崇奉。《左传》昭公十七年曾明确地指出它们掌管历法、节气的职能，如：凤鸟氏为“历正”，总管历法事务；玄鸟氏为“司分”，掌管春分、秋分；伯赵氏为“司至”，掌管夏至、冬至；青鸟氏为“司启”，掌管立春、立夏；丹鸟氏为“司闭”，掌管立秋，立冬。各种按季节来去、鸣止的候鸟构成一部“鸟历”。《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族群内部共有的图腾崇拜、宗教观念，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刘德增：少皞氏部落崇拜的24种鸟，可以视为24个氏族，24个氏族又组成“五鸟”、“五鸠”、“五雉”和“九扈”四个胞族，这四个胞族又组成一个以“凤鸟”为首的部落。鸟图腾崇拜构建了氏族—胞族—部落三级社会组织。鸟图腾崇拜与文字的起源也有密切关系。迄今为止，在山东宁阳堡头，莒县陵阳、大朱村、杭头，诸城前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六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刻划符号28个标本。特别是和两种刻划符号，出现频率最高，分布面积最广。据推测，这两种符号与鸟图腾崇拜有关，应为“阳乌”负日飞行。文字最初是祭司、巫师记录神灵语言、传达神灵旨意的一种工具。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的载体——陶尊，是一种礼器。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在原始宗教信仰中有“神的语言”的意味。鸟图腾崇拜形成的风俗习惯，造就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成为从部落到国家演变的基础之一。

中国首份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2009-07-01 新华网北京7月1日电(记者刘奕湛)中国首份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1日正式创刊。同日,以《中国道路:全球视野与历史维度》为第一版主要内容的《中国社会科学报》60版创刊号在全国正式发行。据介绍,每周二、四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报纸将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厚的学术积淀,积极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趋势,展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丰富内涵和研究成果。提倡学术争鸣,鼓励理论、观点和方法的创新,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报》,是时代的需求,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是全国新闻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说,要把《中国社会科学报》努力办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阵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不断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出席了《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揭牌仪式,并为报纸揭牌。据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学术报刊编辑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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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根学术、服务中国、面向未来，坚持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国际性、悦读性的有机统一，倾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精良的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坦诚、平等、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支持和扶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注重对国内外社会思潮、学术动态的分析和评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弘扬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强调实事求是，鼓励严谨治学，提倡深入浅出，注重由博返约。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术类报纸，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所以，我们在投稿之前不许遵守报社的投稿须知这一点很重要。当我们在某个领域有针对性的研究，而且成果不凡即可进行投稿，注意信息一定要是正确的哦！我们写好之后，就可以进入官网，联系他们进行投稿，一般审核都不是很快，这点大家要有耐心哦！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学术类期刊。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答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

期刊分为几类？

期刊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

非正式期刊是指通过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内部报刊准印证”作为行业内部交流的期刊，是一种合法的期刊。正式期刊是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家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和独特的方针。

周刊出版周期为每周一期的周末；双周刊出版周期为每两周一期；旬刊出版周期为10天；半月刊出版周期为15天；月刊出版周期为30天。

读报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术类报纸，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属于【周二刊】,审稿周期在【1-3个月】左右,具体周期以杂志社公布为准。《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第一份全国性的理论、学术专业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根学术、服务中国、面向未来，坚持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国际性、悦读性的有机统一，倾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精良的报纸。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报刊职能

内容不同，优先级不同。1、内容不同。中国社会科学报专版包括历史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美学等。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版包括经济、金融、文学、管理、信息技术等。2、优先级不同。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版会比中国社会科学报专版优先刊登重要课题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