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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历史散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

发布时间:2024-07-03 16:50:39

先秦历史散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

先秦诸子散文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即指各家的代表人物,亦指他们的代表作;百家即指各学派。

《汉书·艺文志》作者根据刘歆的《七略》一书,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在〈诸子略〉中,又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同时,还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小说家 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杂家 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

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 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

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

《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纵横家 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

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

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

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 ·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

《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

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

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墨家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

「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

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

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道家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

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儒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

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

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

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 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

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

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

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

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

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中国儿童教育经典诵读网 。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集,是我国记言文字之祖。《春秋》据传为孔子所作,开启了私人著史的先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尚书》和《春秋》为我国史书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

第二个时期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前者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史,后者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左传》和《国语》分从记言、记事两方面将《尚书》、《春秋》的文字简约古奥变为繁富通畅,这样就使先秦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第三个时期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是一部国别史,其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标志着先秦历史散文的语言运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代表了先秦的最高成就。

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 《国语》 《战国策》等历史着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 《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 等则为本人的着作。古代中国是散文大国,也是出现这种文体最早的国家。后代散文源于先秦散文,它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先秦的历史散文,文学性不强的《尚书》、《春秋》可以不论,而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其代表。《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与之并存的还有齐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鲁人谷梁赤的《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仿照《春秋》用鲁国国君的世次编年,是一部自成体系的独立完整的历史着作。成书于战国初期,据说作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全书近二十万字,全面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的活动。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3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汉族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 《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 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古代中国是散文大国,也是出现这种文体最早的国家。后代散文源于先秦散文,它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

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

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理论文。

先秦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

左丘明所著《左传》是为阐释《春秋》而写的,详细叙述事件本末,以及有关的逸闻琐事。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使历史事件故事化,引人入胜。

《左传》能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出当时头绪纷繁、波澜壮阔的战争过程与场面。 如《秦晋毅之战》中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孟明谢赐三段,委婉得体,曲折尽情。

《左传》的艺术成就受到后世的高度推崇,被刘知几推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中国叙事散文的初步成熟。《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记言多于记事,文学性不如《左传》,但也有很多精彩的部分。

如《越语》中关于勾践发奋图强、雪耻报仇的记叙,《晋语》关于晋献公杀子和重耳走国的描写都具有吸引力。《战国策》主要记录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策谋,以记言为主,塑造了一系列“士”的形象,如苏秦、张仪、冯谖、鲁仲连等人,莫不情态毕现。

其中有不少出于虚构想象的文学性描写,如苏秦夜读引锥自刺时的慨叹之语,邹忌见徐公时的心理描写,显然出于揣想或传闻。 《战国策》铺张扬厉,议论纵横,文辞瑰丽,是战国纵横裨阖的时代特征的体现,后代政论文深受其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汉族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 《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 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古代中国是散文大国,也是出现这种文体最早的国家。后代散文源于先秦散文,它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先秦的历史散文继《尚书》《春秋》之后,主要有《左传》、《国语》、《战国策》三部典籍。《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既是古代汉族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 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 《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 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古代中国是散文大国,也是出现这种文体最早的国家。后代散文源于先秦散文,它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关于研究先秦散文的论文

也说先秦文学 1、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期。 《诗经》与《楚辞》是先秦诗歌的代表。《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和舞曲。《诗经》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诗经》反映了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大部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硕鼠》、《伐檀》等诗讽刺了腐败的者,表现了反抗的心声;《采薇》、《君子于役》等诗反映了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忧伤;《氓》等诗表现了妇女爱情婚姻方面的不幸遭遇;《七月》等诗反映了初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表现了天人谐和的意识;《静女》、《蒹葭》等诗颂扬了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诗经》格式以四言为主,是四言诗的高峰。楚辞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是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为特点的新体诗。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名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运用楚辞的诗歌形式创作了大量杰出作品,《九歌》是根据楚国祭神乐歌创作的,其中,《湘君》、《湘夫人》是取材神话传说的爱情诗篇,《国殇》是颂扬为国捐躯的战士们的英雄颂歌;《九章》大多抒写流放后的悲愤,其中,《哀郢》写于郢都沦陷之时,《怀沙》是自投汩罗江之前的绝笔;《天问》就自然、历史、神话等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构成先秦散文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大变革的时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里,各诸侯国当政者需要借鉴历史,总结经验,于是大量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先秦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著名作品有编年体史书《左传》、国别体史书《国语》和《战国策》等,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再现了纺织阶层家庭内部的相互残杀,揭露了统治者残忍而虚伪的面目,叙事写人生动传神;《秦晋肴之战》生动记述了战争的史实。《国语》名篇《召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为民者宣之使言”的主张,设喻引事,独具匠心。《战国策》中人物形象个性更为突出,描写了技巧更加高超,在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更高,如名篇《燕昭王求士》生动描写了燕昭王招贤复国的历史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的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警策,《孟子》雄辩,《墨子》谨严,《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庄子》汪洋恣肆。诸子散文中,《庄子》的文学性最强,《逍遥游》、《秋水》等名篇,想象奇幻,文笔夸张,成就很高。 仔细看你的要求,大概是要原创的论文,楼主看清,是200分,而不是200元,即便200元又或有人看得起?网上无非找些资料罢了,学问还是应该自己做才是~

先秦散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史哲三位一体。你可以从这方面下笔

以走进先秦历史散文为话题作文 邓仲祥整理诗歌是语言的皇冠,散文是极富诗性的文字。然而做为四大文学体裁之一的散文却有着比诗歌更加久远的回忆,它们安静地在逐渐老去的时光里坐着散发出一股股幽香----沁人心脾。做为中国文化创始与奠基的先秦散文更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与优越性。半年的学习与研究,除了踏进那绿林一角外更多的我得到的是震撼是折服。走进古老的历史,拜读上一段古人优美的文字,我已经开始和文字对话了,也只有在此刻才能让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愉悦。仿佛,在心灵的荒漠中甘霖突降,万物瞬间由枯黄转为墨绿。我也准确地找到了生命的颜色。先秦诸子散文为先秦散文的一支流派,另一支被同样辉煌耀眼的先秦历史散文所占领。由于写者才学疏浅,能力有限,本篇只从先秦诸子散文为切入点窥视先民那博大,圣洁,亲切,灼人的思想。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诸子,百家的一些基本常识。“诸子”:西周王朝覆灭了,打破了对“天道”的崇信,使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更多地转向了对人事治理得失的探讨。“庶人不仪”的观念被打破,兴起了“处士横议”的活跃气氛。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人民的探讨中,逐渐形成了不同主张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称为诸子。“百家”:主要是儒,道,墨,法等影响最大的几家,围绕着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诸子百家各抒己见,到处游说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的观点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字的派别,主要是散文的不同派别。对诸子百家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作品的了解,让我们体会到了和而不同的感觉。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儒,道,墨,法,阴阳家的散文著作。这些巨著从根本上体现了诸子散文经久不熄的文字艺术魅力。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在这里我们主要对庄子散文的特色做进一步的阐释庄子散文所包含的深邃的哲学思想,不是以直接的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而是以其独特的形象加以含蓄而明确的寓示表达出来的。以《庄子》内篇为例,通览各篇,我们不难看出,庄子散文几乎是包罗万象。上下古今,谈锋所至,无不令人叫绝。思想的野马,在无边无际的时空中自由驰骋,看似荒诞,实则有迹可寻。归结起来,庄子的思想始终围绕着一个“虚”字,所以他便运用了一系列的形象从不同侧面来予以发挥,形成了他那种似真似幻的浪漫主义风格。庄子虚构了许许多多的动物、植物来为他的思想服务,并且都具有人的性情。《逍遥游》中凭风而徙的鲲鹏,目光短浅的蜩与学鸠、斥鴳,《齐物论》中“朝三暮四”、为名实所蔽的众狙,《养生主》中啄饮自如的泽雉,《人间世》中不自量力的螳螂,知晓无用之用的栎社树,《大宗师》中相濡以沫的鱼,等等。这些形象成了庄子阐明哲理的媒介,在庄子的散文中放出奇异的光彩,仿佛自然界的一切都有灵魂。这在先秦其它典籍中是不多见的,不能不称为庄子的创造。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往往被刻画和描绘得栩栩如生,在庄子散文的形象体系中也占很大比例。列子“御风而行”,轻妙无比,却“旬有五日而后返”;许由不受尧的禅让,无用于天下,以不愿越俎代庖为喻,婉言陈志;特别是想象中的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而且,“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这种形象和境界纯属臆造,却寄托了庄子逍遥游的理想;言虽玄虚,但意旨深远。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总之,先秦散文(含历史、诸子散文)到战国末期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它出现了众多的体裁;逐渐积累了诸好如记叙、抒情、描写、论证、分析、实录、虚构等等较为成熟的艺术表现方法,且涌现了一批不同风格的作家和典范作品。这些成就,为后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无论是历史还是思想,文章,都是很丰富的,建议你以专题来写,那样范围不是很多,例如解析诗经,九首古逸歌谣九首也是很能反映当时社会民风的,历史散文方面,从尚书,左转,国语,到战国策,在到史记,汉书,这些史家经典是很值得研究的,写起来范围内容也都很丰富,诸子百家是我最喜欢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是没的说的,美学方面,建议你看些辞赋吧,两汉时期的赋文是很多的

先秦史论文题目

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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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散文论文题目

以下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供你参考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6 柳永词的雅和俗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14 《水浒传》主题辨析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42 论二晏词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50 贾谊论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53 汉乐府诗分析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62 《西厢记》的传播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68 牡丹亭》的传播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91 论归有光的散文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97 《金瓶梅》人物论98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99 “三言”“二拍”中经商题材的时代特色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101 论纳兰性德词102 苏轼词的主导风格103 《桃花扇》人物论104 秦观词的婉约风格105 《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106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107 论易安体108 论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109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110 论晴雯形象的人性内涵111 论林黛玉的人生悲剧112 关汉卿性格浅析113 王维诗中的禅趣114 浅析王熙凤的理家才能115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116 试析《红楼梦》人物——惜春117 浅谈《莺莺传》的写情艺术118 论《窦娥冤》的艺术特色119 论苏轼元佑时期的创作特点120 浅论范进中举121 浅论林黛玉的性格122 苏轼词浅析123 浅析古人交友之道及现实意义124 浅析陶渊明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125 论陶渊明的矛盾思想126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127 浅议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128 浅谈王维诗中的禅趣129 杜甫诗浅论130 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131 论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的艺术特色132 论苏轼的“以诗为词”133 论晴雯134 论李清照南渡前后词风变化135 薛宝钗形象塑造浅析136 论李白的山水诗137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研究138 陶渊明与鸟(酒、自然等)139 王熙凤形象浅论140 浅析辛弃疾词中的豪壮之气141 论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精神142 浅析唐代诗人笔下的闺怨诗143 浅谈《金瓶梅》的讽刺艺术144 浅论李贺的诗风及成因145 浅谈陶渊明的人生价值观念146 浅析薛宝钗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147 浅论王维诗中的禅趣148 浅析鲁智深形象149 论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150 浅论苏轼诗中的自然美151 浅论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152 平儿形象分析153 浅析大历诗风154 浅论魏延的性格悲剧155 浅论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思想156 论范成大的田园诗157 论陆游作品中爱国思想的一贯性158 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159 《诗经》燕飨诗的场面描写160 《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161 《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162 《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163 论《诗经》中的婚恋诗164 《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165 《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166 《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167 宋玉赋试论168 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169 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170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171 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172 论蔡邕的碑体文173 曹植诗风的衍变174 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175 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176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177 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178 《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179 《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180 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181 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182 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183 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184 宫体诗的女性描写185 论《文选》对诗的分类186 论南宋雅词187 《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188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189 王维诗中的禅趣190 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191 论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192 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193 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194 岑参边塞诗初探195 论李白的梦诗196 论白居易的感伤诗197 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198 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199 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200 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201 论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202 论苏轼诗203 论陆游的爱国诗204 论辛弃疾词对清词的影响205 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206 柳永词的语言特点207 苏轼对词境的开拓208 贺铸词的艺术个性209 论诚斋体210 宋末逸民诗初探211 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212 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213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214 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215 《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216 《水浒传》的忠义观217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218 猪八戒形象分析219 论唐僧与孙悟空的矛盾冲突220 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221 《金瓶梅》的家庭生活描写222 《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223 《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224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225 论词在元明时期的衰落226 宋江形象分析227 《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228 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229 “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230 李贽“童心说”的文学价值231 论《西游记》的成书232 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233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234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235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236 大观园的文化意义237 《红楼梦》的梦幻描写及其意义238 《长生殿》的爱情观239 《桃花扇》的结构艺术240 《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241 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242 论清诗的宗唐宗宋之争243 论桐城义法244 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245 花间词的艺术成就246 《红楼梦》中的丫环群象247 论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248 论归有光的散文创作249 论清词中兴250 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251 论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252 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253 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254 论明清小说题材的嬗变255 《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256 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257 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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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散文曲折C文章有辞令之美②《国语》是一种国别体史书,分别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国之事,所以故名为国别体,是分国记录的散文,相传是左丘明所作,它所反映的进步思想没有左传鲜明,但也有意义。在文学影响上远不如左传。但国语记叙之文有风趣,堪称绝佳者。3《战国策》,长于记事,人它是现代散文的源泉。1先秦诸子包括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政治观点。(〈汉书艺文志〉记载)①儒家②道家③阴阳家④法家⑤名家⑥墨家⑦纵横家⑧农家⑨杂家⑩小说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主要著作有〈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2先秦诸子散文发展的阶段:①《论语》与《墨子》。《论语》是纯语录体散文,《墨子》是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②《孟子》《庄子》,《孟子》基本上是语录体,但亦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论文。《庄子》已由对话体香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③《荀子》与《韩非子》是议论文的最高阶段。3先秦诸子百家的作品:①孔子及其《论语》,其中心思想位“仁,礼,智,信,孝,啼②墨子及其《墨子》。墨子名翟,鲁人,年代略后于孔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许多问题上同儒家尖锐对立。造孟子的反对。他的中心思想是兼爱,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暴力),所以有成语叫:“墨守成规”。《墨子》是其弟子所记录,故多称“子墨子,文章质朴,少文彩,但逻辑性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来说理。③孟子及其《孟子》,孟子,字子舆,名柯,但受业于孔子之孙孔及的门人,被称为亚圣。《孟子》是记录孟子言行的书,核心思想是仁义,是孔子学说的发展。《孟子》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有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④庄子及其《庄子》庄子名周,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与老子(老聃,又名李耳)并称老庄。又朴素的辩证观点。其主要思想为“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庄子》吸收深化创作的精髓,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依据,以此想象奇幻,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另外善于运用修辞,比喻用韵,声调铿锵有力。⑤荀子与《荀子》荀子名况,又称荀青,是战国后期儒家的代表人。韩非与《韩非子》。⑥韩非是韩国公子,他与李斯同学与荀青,它是法家的代表人。法家的思想核心是:“任法术而尚功利,信商必罚,排斥仁爱,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地制宜。

先秦诸子散文(1)《论语》:儒家经典。孔子弟子编纂。反映孔子思想(礼治),20篇。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儒家创始人。(2)《孟子》:儒家经典。孟子著,反映孟子思想(仁政),7篇。 孟子,名轲,字子舆,鲁国人,儒家重要人物。(3)《荀子》:儒家著作。荀子著,反映荀子思想(唯物主义),32篇 荀子,名况,后人尊称“荀卿”,赵人,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墨子及弟子著,反映墨子思想(兼爱),53篇 墨子,名翟,鲁国人,墨家创始人。(5)《老子》:即《道德经》,道家经典。老子著,反映老思想(无为)81章 老子,名耳,字伯阳,道家创始人 。(6)《庄子》:即《南华经》,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清净无为),33篇 庄子,名周,宋国人,道家学派重要人物。(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韩非著,反映韩非思想(法治),55篇。 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8)《孙子》:即《孙子兵法》,孙子著。我国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13篇。 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人,我国古代军事家。(9)《吕览》:即《吕氏春秋》,杂家代表著作。吕不韦集门人编写,160篇。 吕不韦,韩国商人,曾为秦的相国。先秦诸子散文 (1)《论语》:儒家经典。反映孔子思想(孔子,名丘,儒家创始人。)(2)《孟子》:儒家经典。反映孟子思想(孟子,名轲,儒家重要人物。)(3)《荀子》:儒家著作。反映荀子思想(荀子,名况,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反映墨子思想(墨子,名翟,墨家创始人。)(5)《老子》:道家经典。反映老子思想(老子,名耳,道家创始人 。)(6)《庄子》: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庄子,名周,道家学派重要人物。)(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反映韩非思想( 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8)《孙子》:我国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 孙子,名武,我国古代军事家。)(9)《吕览》:杂家代表著作。吕不韦集门客编。(吕不韦,曾为秦的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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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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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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