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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小说家Mark Twain（马克吐温）在1907年的自传里，引用了曾任英国首相的Benjamin Disraeli的一段话：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由于Mark Twain的高知名度，这句话因他说了之后，便广为流传了。
大家都学过多年数学，对于为什么要学数学，原因之一当然是生活上，及专业上，会用到一些数学，也就是数学可视为一种工具。而一个数学精通的人，则往往具有逻辑性强，计算精准等特征。那么统计学呢？
统计学现在一方面越来越重要，人们在做决策时，非有统计不可，把统计当护身符。同时也有像Mark Twain这样的对统计嗤之以鼻。即使在学术界，不少人也都认为统计不过就是数学的一部分而已；但更多的统计学家则认为并一再强调，统计与数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感受到什么是具有经济头脑，什么是具有文学细胞，以及什么是具有音乐素养。那什么是具有统计头脑？统计细胞？以及统计素养呢？就不易讲得明白了。这篇文章就试图通过阐释统计思维的方式，来谈谈上述几个问题。
1、正确理解统计思维的重要性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1985年11月，一位美国学者Gary Taylor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图书馆找到了一首诗（姑且称为“Taylor诗”好了），引发了一场英美研究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学者们的口水大战，争论的焦点就是此诗是否为莎士比亚所作。
不少专家认为这首“Taylor诗”，不论是用字遣词，还是韵味风格，都迥异于莎士比亚其他作品。论战两个月后，1986年1月24日出版的Science 杂志刊登了一篇“莎士比亚的新诗：向统计学致敬”（Shakespeare's new poem: an ode to statistics）的文章，介绍两位统计学者Efron与Thisted如何以统计方法鉴定这首“Taylor诗”是否为莎士比亚所作的过程。
Efron与Thisted的方法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用字习惯，特别是对于生僻字，每个作者使用的习惯差异可能更大。在莎士比亚已知的总作品中，共有884,647个字，其中有31,534个相异字。这些相异字中，有14,376个字从头到尾只出现过1次，有4,343个字只出现2次。出现几次的字都被计算出来。那些在总作品中, 出现频率较低的，就是莎士比亚的生僻字。依据这些数据，假设这首共429个字的“Taylor诗”为莎士比亚所写，他们估计会有几个字，在总作品中从未出现（也就是新字），只出现1次，2次, ……，一直到曾出现99次，都给出估计值。实际情况与估计非常吻合。
这样做还不够，会不会当时代的诗人用字习惯都差不多？于是，两人又找了三位大致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诗人，各取其一首诗，及另取四首莎士比亚的诗，与这首泰勒诗做比较。经过3种统计检定发现对前三首，若假设为莎士比亚的作品，罕用字出现次数之实际值与估计值皆不吻合。而所挑选的四首莎士比亚的诗，虽偶有不合，但总的来说是可接受的。Efron及Thisted说，他们的分析并无法完全证明“Taylor诗”为莎士比亚所写，但在罕用字之使用情况，如此与莎士比亚的总作品吻合，确实令人惊讶。
一场文学上的争论，经统计学家发声后迅速平息，难怪要向统计学致敬了。运用统计方法来做决策，反映的是一种客观及合理的思维。与其主观的争论风格相同否，还不如以客观的统计方法来判定。但如何才算已经够客观？除了只检验“Taylor诗”外，Efron和Thisted还拿了几位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诗人来比较，这样做就更保险了。免得万一莎士比亚那个时期的诗人，有如时尚般，生僻字之使用习惯类似，则此检定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
统计正如我们的思维，客观至上，否则便是自欺欺人。反之我们的思维若是统计式的，便是极客观的。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苏斯伦德（William J. Sutherland）等2013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解读科学观点时应该知道的20个事实”的文章，阅后发现其中提到的科学事实都与统计思维有关。
现代科学研究中统计学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英国著名生物学家高尔顿曾说过：“统计学具有处理复杂问题的非凡能力，当科学的探索者在前进的过程中荆棘载途时，唯有统计学可以帮助他们打开一条通道。”运用科学研究结论辅助现实决策时，须具备良好的统计思维，才能对科学结论保持清晰认识，更准确地解读结论背后的科学真相。
大数据时代从信息不足转变为信息泛滥，信息匮乏的危机让位给信息甄别的困难，如此背景下科学方法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在日益依赖数据的今天，树立正确的统计思维，才能有效地开展数据处理与分析。当今世界正步入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统计越显重要，验证了英国科幻小说作家H·G·威尔斯的预言：“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像读写一样，成为一个有效率公民的必备能力。”
统计学被广泛应用于各门学科之中，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工商业及政府的情报决策。作为认识自然、社会的工具和手段，统计研究客观现象的数量关系，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科研证据对决策的作用。正如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费歇尔所讲：“给20世纪带来了人类进步的独特方面是统计学，统计学的普遍存在以及在开拓新知识领域方面的应用已远远超过20世纪内的任何技术或科学发明。”
马寅初曾说：“学者不能离开统计而究学，实业家不能离开统计而执业，政治家不能离开统计而施政。”统计思维是在获取数据、从数据中提取信息、论证结论可靠性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模式，对于人类提高认知起到巨大的作用。无论是解开自然奥秘的科学调查，或是考查早期匿名文学作品的作者、给出考古文物的时间年表，或是解决法庭争端以及做出最佳决策等，统计思维都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统计学是一种由经验到理性的认识，是一种运用偶然发现规律的科学。它不只是一种方法或技术，还含有世界观的成分——看待世界上万千事物的一种方法，人们常讲某事从统计角度看如何，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统计思维的养成不但需要学习一些具体的指示，还要能够从发展的眼光，把这些指示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清晰的图景，获得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正如德国的斯勒兹曾讲道“统计是动态的历史，历史是静态的统计。”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人们从经验或实验中所获取的知识是含有不确定性的，统计关注的是这种知识当中所含不确定性的度量问题，一旦能得到不确定性的量度，人们的知识就得到扩充，对世界的认知就朝前跨越，这个过程在人类知识积累的进程中不断重复。难怪有人总结道：
在终极的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 我们现在拥有的知识都是对过去发现的事物的归纳总结以及衍生；
在抽象的意义下，一切科学都是数学： 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归纳为对数学的推理和运算；
在理性的基础上，所有的判断都源于统计学： 所有的判断都是对过去的规律总结，也就是说，根据过往的数据简历概率模型，判断未来的趋势。
2、什么是统计思维及其常见方式
首先我们来看看，统计学究竟在做些什么？
从随机性中寻找规律性 ，是统计的基本思想，也是统计的魅力所在。
简单来说，统计学里所表达的两个核心理念就是：
我们在中学里面所学到的知识探讨的多半是必然性的问题。当它说1就是1，不会有任何误差。而一个命题一旦被证明是对的，问题就会一直对下去，不会有例外，除非你能找出证明的漏洞。而在统计学里面，则是处处存在随机性问题。它允许有误差，没有误差反令人怀疑其中有假。统计也会对一个问题拍胸脯保证，但它的保证都是基于概率形式的。而且所能保证的概率，不但不是百分之百，而且还附有误差。统计里则处处是“说不准”。例如，宣称某饮料的容量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概率介于425毫升至431毫升之间，就是一典型的统计上的保证。统计代表了一种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在随机的世界中，真相往往难以大白，一切都是假设，就看你愿意接受哪一个。而接受的含义，就如同在婚礼上，当新娘点头说“我愿意”，并不表示这位新郎就真正是最适合她的。只不过是“目前她愿意接受”。同样地，在统计里接受不表示为真，拒绝也不表示为伪。统计学家的判定，都会给出误差，是一种允许误差下的统计推断。
概率和误差，构成了统计思维的两大支柱。并发展出统计学里几乎所着的关键要点。
统计学里的方法，和人们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下面我们就来列举下统计学中常见的思维方式。
（1）要有善于利用数据的思维
“ Data! Data!Data! ” he cried impatiently. “ I can’t make bricks without clay. ” 这是著名小说中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说过的一句话。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黏土不成砖墙，没有数据则无法决策。
福尔摩斯可以依命案现场的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凶嫌可能惯用左手，或可能经过一片果园。算命看相者，所仰赖的也是资料。收集很多不同的面相及八字等的命运，当“阅人多矣”后，自然容易依据人的面相等，分析其前程。那些善于看透人性者，不也是阅人多矣吗？做决策要有数据，每一项数据，都可能是有用的信息。统计学家的本事要能发挥，就得善用信息。因此对于统计学家，数据有如老鼠所爱之大米。
（2）要有善于捕捉不确定性的思维
宇宙的运转，有必然性与随机性交错着进行。例如，我们知道哈雷慧星每76年接近地球一次（这是必然性）。虽然我们能知道76年后的事，但明天会不会下雨？就不是那么确定了（随机性）。又如，将手上的硬币松开，在中学物理课程里学过，如果忽略空气阻力，则在高度固定下，硬币落地所需时间，是个定值。但落地后那一面朝上？就无法预知了。这就是不确定性。
人们对未来，知道大致会发生哪些事，以及何发生，但又不能完全掌握。在随机世界里，必然性使人们愿意事先好好准备，而不确定性则使人们对未来，充满着盼望或者恐惧。光有必然性的世界，亳无变化，则对未来缺乏盼望，会让人们丧失努力的动力。而光有随机性的世界，只靠运气，将让人失去积极认真向上的决心。三分天注定，五分靠打拼，两分靠运气。这是造物者伟大的设计。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了解它，很多时候还要设法减少这些不确定性。因此，我们的先辈针对随机的世界，总结了一些所谓的法则来应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例如，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s），另一个重要的随机法则就是中心极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
在统计里做预测和估计，本质上是在做以偏概全的事。虽偏却能概全，这是统计学家的本领。
（3）要有相信概率的思维
数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曾说过“大部分生活中最重要的疑问, 都只是概率的问题”。在随机世界里, 概率一词大家琅琅上口, 但真正理解概率含义的人却不多。
概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诸如投掷骰子, 或抽签时, 我们通常以“相同的可能性”来解释概率。即骰子的6个面, 每个面出现机率皆认为是6分之1。该解释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适用的。当没有其他信息时，常假设每一可能的结果发生之机率都一样。
第二种方式，是以相对频率来解释概率。例如，如果一位职业篮球选手，过去的投篮命中率是，表示该选手在接下来投篮的时候，命中率大抵就是。这种常见的对概率的解释也算比较客观的。其背后之理论基础就是大数法则。针对的现象, 则是可以重复观测的。
最后一种方式是主观概率。例如，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最后夺冠的概率，追上某一女孩的概率等等就是主观概率，这些事件无法重复观测，是一次性的。
上述三种对概率的解释有时会交错使用，或彼此相验证。
还有小概率事件。原先你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只要观测次数够多, 就一定会发生。有人称此为law of truly large numbers。当小机率遇上大样本，其发生就不会太令人惊讶了。在随机的世界里，要相信概率，而不是要挑战概率。
（4）要有合理估计的思维
从前有一个卖油条的小孩，他一向把卖得的钱都放在盛油条的篮子里。某日由于尿急，于是把篮子放在一块大石头上，然后去厕所了。过一会儿回来，晴天霹雳，篮子里的钱全都不见了。他哭着跑去告诉县官。县官听了后, 叫人把石头抬来审问。虽一再恫吓, 石头一句话也不说。县官气了，叫人拿棍子来打石头。只是即使打到棍子断了，石头仍不说话。一旁看热闹的人都笑了起来。县官更生气，罚围观者每人拿两个铜钱，扔进一个盛满水的盆子里。突然，县官指着一个人说“偷钱的人就是你。”那人大呼冤枉，众人也不解。县官解释说：“那小孩是卖油条的，他的钱上都沾着油。别人的钱扔进水里都没有油浮上来，只有这个人扔钱进水后，有油浮上来, 可见钱是这人偷的。”那人俯首认罪，众人皆心服。
这种县官判案式的智慧，与教室玻璃破了，老师先从平常最调皮的学生问起的原理类似：当从几个可能性里做挑选时，优先挑最可能的情况。会不会出现错误？当然也是会的。凭口袋里的钱有油，就认定他偷了卖油条小孩的钱？如果有人收到卖油条者找的钱，不也就沾着油吗？
但是，这种人们在做选择时常采用的方法却又是有效的。从统计思维的角度看，就是著名的最大概似法（method of maximum likelihood），该方法就是依据发生概率最大者来确定估计值的。这个方法有很多好的性质，而且常常能得到不错的估计量。
美国NBA 职业篮球赛，各球队互有胜负，很难说那一球队才是最强。在常规比赛里，每支球队要赛82场，各区胜率最高的8队可打季后赛。所谓胜率，就是赢的场次除以比赛场次。为了维持比赛之可看性，NBA有一套选秀机制，使各队实力不会很悬殊。有时全季排名第一者，胜率还不到6成。以一个球季多场比赛后的胜率，决定谁是今年较强者，得以参加季后赛，是职业球赛经常采的作法。再例如，估计某项手术的成功概率，估计生三胞胎的的概率等，也是常采用这种以相对频率来估计的想法。
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种估计方法百各家争鸣。这些有道理的估计方法，往往有各自的优点，并且适用于某些场合，不会有哪种方法永远是最佳的。例如，有时我们觉得给个范围能更清楚的描述，这就是著名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估计方法。
（5）要有疑罪从无的假设检验思维
人们常求公平或公正。以简单的两人分蛋糕为例,，若双方皆不愿拿得比较小，那有什么好方法来分？你切我选应该是一个令两人都不觉得吃亏的办法。最好是连由谁切，都以抽签的方式。以免选方感觉他所得大于一半，而切方感觉他所得只有一半。
而疑罪从无推定原则便类似你切我选，属于能令检察官与被告，皆感到较公正的一种判决法。
1933年，波兰人Neyman及英国人Pearson给出著名的Neyman-Pearson引理，奠定了统计学里的无罪推定原则，这就是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
英文中的假设hypothesis,是由古希腊文hypotithenai 演变而来, 科学上的假说（或称假设学说）也是这个字。在数学里, 我们常在证明一命题是真或伪。但在随机世界中，很多现象都只能视为假设，就看更愿意接受哪一个。接受不表示就完全相信该假设为真，拒绝也不表该假设为伪。统计里的假设，经检定后，不论接受那一个假设，都无法让该假设成为定律，假设永远是假设。
3、结束语
陈希孺先生在其《数理统计学简史》的序中说道：“统计学不止是一种方法或技术，还含有世界观的成分——它是看待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一种方法。我们常讲某事从统计观点看如何如何，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统计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统计思想（或观点）的养成，不单需要学习一些具体的知识，还有能够从发展的眼光，把这些知识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清晰的途径，获得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建立起统计思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要说有什么诀窍，那就是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持续学习、持续实践。
参考文献：
专业祛斑技术，一次性根除各种色斑技术，雀斑，黄褐斑，真皮斑，褐青色痣，胎记一次终生根除！微信号，电话为什么祛斑后客人会色素回流.有的没有 祛斑是斑友们最大的心声，鹌鹑蛋是最生动的形象对比，女人都喜欢白净透亮的脸蛋怎能接受这样的称呼。 十个女人八个斑，战斑是女人的长久战，因此祛斑也会面临各种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祛斑后客人会色素回流。 为什么祛斑后有色素回流的现象？ 首先要解释一下大家所认为的色素回流是什么，一般对色斑和皮肤没有专业了解的人说出的色素回流，回流是因为用产品或者一些技术治疗后，色素没有被压到皮肤里层而被代谢到皮肤表面来，因为皮肤的受损，皮肤在自我保护的状况下会产品大量的黑色素来保护受损的皮肤，因此皮肤的色素面积大，颜色深。当出现在这种现象时，一些不专业认识开始慌抓，不知所措。无法控制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因此伤害了很多斑友，被人们认为是毁容。 那么这样和大家解释应该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按照科学和皮肤学的角度祛斑，祛斑是由技术提取和后期配合产品代谢的完美结合才能将色素彻底不反弹不复发。有些简单的色斑更能达到一次性祛斑的效果。 所以就这就是回答了大家的问题，为什么祛斑后客人会色素回流，有的客人没有呢？ 没有色素回流的做法： 祛斑流程 1、技术提取：用手法（产品/仪器）将皮肤层的色素分解，后成结痂的状态； 2、由皮肤自然代谢脱落痂壳，色素已祛除80%， 3、有的色素比较深会配合独特的草本精华产品将色素继续代谢出来，根据个人的代谢情况，恢复到正常肤色的时间不同。 4、若掉痂后色素去除100%，只需补水修复就可以。 有色素回流的做法： 1、技术提取：用手法（产品/仪器）将皮肤层的色素分解，后成结痂的状态； 3、色素开始反黑出来。 就是大家所认为的色素回流，色素回流一旦控制不住，皮肤会不断的排出黑色素到皮肤表面，后期在皮肤慢慢恢复的情况下会慢慢淡化，而有些色素则开始沉淀变成色沉，随着时间越长色素越来越深变成真皮斑。这就是色斑的演变。 所以在为大家解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更希望斑友们不要为了一点便宜，不了解而毁掉自己的门面。相信科学，运用皮肤学才能将色斑一网打净。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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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表了不当言论的话，可以罚款五百元以上，或者进行五天到十天的拘留。如果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言论自由不等于随意发布不实言论，网络空间不等于法外之地，公民在发表言论时要遵守法律法规、恪守社会道德、尽到社会责任。发布不实言论造成不良影响，相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责任。总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对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律师豁免权对于人权保障又具有如下意义：第一，律师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律师如果要充分积极的发挥这种作用，这种最基本的保障是不会因为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使自己沦为被追诉者。没有律师言论豁免权，就没有人与控诉方合法抗辩。也没有愿意担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其后果是刑事案件的辩护形同虚设。第二，律师作为刑事诉讼的诉讼参与人，是法律允许其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人权保障的应有之意。律师从事刑事诉讼业务中的权利保障状况将直接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因此，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充分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状况与司法的一个重要标志。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二)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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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园艺技术论文篇二 关于园艺绿化设计浅论 摘 要：园林建设成为了近年来建筑中发展较快的项目。园林的景观设计作为园林工程建设的核心内容，需要有良好的技术及管理理念做支撑，另外其养护工作在园林的使用中也相当重要。只有利用高技术建设出的园林，并用细致的养护工作进行后期的保护，才能保证园林的良好使用效果。 关键词：园艺绿化;绿化设计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景观园艺绿化工程对城市人们的日常休闲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是人们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加强景观园林施工设计和养护管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进行景观原理设计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最初设计理念，遵守大自然的生态法则，因地制宜，同时在景观园林施工过程中，要将施工和养护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提高景观园林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园艺绿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1、园艺绿化认识不够 目前，在园艺绿化中，城市发展对园艺绿化认识不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使得园艺绿化管理受到严重阻碍，导致我国经济效益增长受到极大影响。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园艺绿化的作用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导致园艺绿化建设与城市建设出现不协调现象，给园艺绿化管理带来许多困难。例如，工业厂房修建中，绿化面积非常小，使厂区环境得不到有效改善，导致园艺绿化管理得不到有效实施，致使城市环境变得更加恶劣。 2、园艺绿化管理法制不健全 我国园艺绿化管理中，由于园艺绿化概念是近几年提出的新型建设理念，导致园艺绿化管理法制不健全，在法律上得不到有效保护和支持。在实践过程中，执法人员不严格按照规则制度执行，出现了有法不依、以罚代法等现象，使园艺绿化管理失效，导致园艺绿化质量得不到提高，达不到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 3、园艺绿化机制不完善 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园艺绿化管理机制存在不完善问题，园艺绿化管理不统一、不协调等情况，使园艺绿化管理水平得不到提高，严重阻碍了园艺绿化管理的规范化发展。在园艺绿化管理过程中，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和责任制，使工作人员存在懒惰心理和侥幸心理，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有效制止乱砍乱伐、绿化面积侵占等现象，致使园艺绿化建设达不到预期成效。 4、园艺绿化规划不合理 现代化建设中，由于对园艺绿化概念缺乏深刻认识、管理机制不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较少等原因，导致园艺绿化出现规划不合理现象，给城市绿化建设带来严重影响。在园艺绿化中，经常出现盲目扩大草坪、种植单一品种和绿化面积过小等情况，使园艺绿化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给园艺绿化管理带来许多麻烦和困难，严重影响园艺绿化的经济效益。 二、园艺绿化的景观设计策略 1、按照环境效益配置植物 植物对环境及土壤具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植物对环境的效益不同，对土壤中的同一污染物的作用及土壤、水体的净化能力也不相同，因此，植物的功能对景观设计具有很大的作用，必须足够重视。在城市园林建设中，在对植物的种类选择之后，再选择不同的配置方式，使植物不仅发挥出美化环境的作用，而且在改善环境污染方面也发挥出其良好的作用。 2、将绿化养护工作贯穿于园林建设的整个过程 园艺绿化中，当然离不开绿色植被，因此需要严格保证树木植被的成活率，使其达到良好的绿化效果。还需要保证所栽树木充分的水分供应，需要对植物起挖、运输、种植过程中减少根系受伤及树冠失水，对其树冠进行及时的修剪、浇灌等。对树木进行浇灌时，要采取适当的遮阴 措施 及有效的喷洒技术，不但要保证树木都受到了良好的水分供应，而且需要保证尽量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减少由此对树木产生的危害。而且，在种植完毕之后，还要浇透定植水，确保树木根系与泥土的牢固结合，保证根系的恢复。 3、园艺绿化中植物配置方案 (1)多树多花少草，空间利用多元化。因其近年来城市园艺绿化大力提倡，但在绿化之中却是大面积种植草坪，虽然绿化面积提升上去，但由于草地的单一化，街边统一的行道树使得空间太过于单一与单调，因其要在适宜的土地上，多种植多种类型，多种花色与景观作用的花草树木。 (2)植物色彩趋向多元化。在拥有多种类型的花草树木的基础上，在在许多园艺绿化较好的城市，种植与季节转换，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的植物，使得不像之前的单一单调化，不仅缺乏色彩的多样性，还会使人感到视觉疲劳。 (3)植物功能多元化。作为一个植物独有的功能，便是能以天然的方式，对周边生态起着调节平衡的功能，比如植物具有观赏、遮阳、防尘、隔音、净化空气和保持水土等诸多功能，因其，在选取植物种类上，不仅重视植物的观赏功能，更要适当考虑植物对周边生态的调节平衡作用。 (4)突出层次性、秩序性。在绿化配置的初期，应当合理种植，在考虑规划密度合适的前提上，更要考虑到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后植物的生长，不求完美，但求合理。 (5)利用植物的化感作用。植物的化感作用指的是植物在分泌代谢过程中向体外产生的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植物的化感作用是植物群落演绎的重要内在因素，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受植物的化感作用影响，在构建稳定园林植物群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者根据观察和实验分析，已经对一些植物因为化感作用引起的生长不良做出了结论。如:薄荷、月季分泌的芳香物质对邻近花卉的生长有抑制作用;松树和接骨木栽植在一起会抑制松树生长;丁香与铃兰一起引起丁香萎蔫。植物的化感作用对形成稳定的园林植物群落有重要意义。探索植物之间相互促进或相互抑制的化感效应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4、构建群落的复层结构 群落(生物群落)是指生活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相互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生物的总和。在一个稳定的群落中，各种群对群落的时空条件、资源利用等方面都趋于互相补充而不是直接竞争，系统越复杂其稳定性越高，自我恢复能力越强。同时，良好的人工植物群落有利于吸引鸟类栖息，能给人们带来优美的视觉感受和悠扬的听觉享受。不同的植物对光照具有不同的适应能力，根据植物对光需要的差异，可以形成不同的植物层次。这种情况下植物群落对光的利用处于较高状态，竞争关系较小，植物群落较稳定。园林设计者必须了解各种植物对光的需求情况，合理进行植物配置。如广州兰圃公园的植物分为5个层次，上层植物包括小叶榕、棕榈和粉箪竹等;中层植物包括荔枝和棕竹等;下层植物包括龟背竹等;地被植物层包括卷柏和冷水花等;藤本植物层包括合果芋和瓜子金等。复层群落创建可以保证植物生长良好，并且景观层次丰富。 5、将绿化养护工作贯穿于园林建设的整个过程 园艺绿化中，当然离不开绿色植被，因此需要严格保证树木植被的成活率，使其达到良好的绿化效果。还需要保证所栽树木充分的水分供应，需要对植物起挖、运输、种植过程中减少根系受伤及树冠失水，对其树冠进行及时的修剪、浇灌等。对树木进行浇灌时，要采取适当的遮阴措施及有效的喷洒技术，不但要保证树木都受到了良好的水分供应，而且需要保证尽量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减少由此对树木产生的危害。而且，在种植完毕之后，还要浇透定植水，确保树木根系与泥土的牢固结合，保证根系的恢复。 结束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景观园林工程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园林工程设计时，要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设计观念，将园林工程的施工和养护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提高景观园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李帅远，任莹.超对景观园林工程施工与养护技术的探讨[J].大科技，2012，(16):125-126. [2]尹小艳，张丽.关于城市园艺绿化的几点思考[J].现代园艺，2011(13). [3]王明荣，宋国防.生态园林设计中植物的配置[J].中国园林，2011(5):86-88. 看了“关于园艺技术论文”的人还看： 1. 关于园艺技术论文 2. 关于园艺技术论文(2) 3. 大专园艺技术论文 4. 浅谈园林工程技术论文 5. 大专园艺技术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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