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编辑

文史资料书刊是文史资料的重要载体，公开出版的文史资料书刊是面向政协委员和广大读者的大众媒体，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因此，努力做好文史资料书刊的编辑工作，向政协委员和广大读者提供优质的文史资料书刊，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者尤其是文史资料书刊的编辑者光荣的社会责任。文史资料书刊是指主要刊登文史资料内容的书刊。政协出的文史资料书刊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不定期出版的集纳式的选编；一种是专题性图书，或称专辑；一种是定期出版的期刊。近几年，各地还出了一些精选类套书，如全国政协文史委选编的《文史资料精华》、北京市政协与区县政协协作编选的十八卷本《北京文史资料精选》。公开出版的文史资料书刊和其他公开出版的书刊等出版物一样，也是属于大众媒体，都是要和广大读者见面、具有一定的直接的社会影响的。因此，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的政策、规定对它也是同样适用的。同时，政协文史资料书刊又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它的内容范围主要是反映我国近现代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撰写方式要求体现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特色并遵循存真求实原则；它的作者主要是政协委员和统一战线内外的各界人士；读者群虽不宽但相对稳定，一般为喜爱中国近现代历史、关心文史资料工作的人士，等等。因此，对文史资料书刊的编辑工作也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二、文史资料书刊的编辑工作1.编辑要求文史资料书刊的编辑工作是一项思想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政协的文史编辑除了要做一般编辑都须做的选题策划，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并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或一套作品外，还必须十分重视史料的征集工作。此外还需注意解决作品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对装帧设计、成本核算及宣传发行工作给予必要的关注和配合等。2.征集、策划与选稿征集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基础。政协文史委的征集与出版社的组稿目的不尽相同。出版社组稿主要是为了出书，而政协征集文史资料的主要目的在于存史，抢救历史。文史资料征集到以后，有的能发表，有的暂时不能发表，有的永远无法发表。但是，发表与否并不能说明史料的价值，不发表却很有价值的史料在工作中经常可以遇到。由于征集是另一个大题目，这里就不多讨论了。策划，主要指书稿的选题策划或选题构思。对于集纳式、期刊类的文史书刊，选题策划应把握住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活泼性，如果说专辑是一道道大菜或小菜，那么选编和刊物就是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拼盘。对于专辑的选题策划，根据政协文史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方针，以及北京文史工作多年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点：一是要注意选题的历史价值，二是要突出统战特色，三是要突出地方特色，四是要与文史委参政议政的选题尽量衔接，如北京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名人与老房子》，就是与我们保护名人故居的题目相呼应和配合的。需要强调的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提高书刊质量、出精品求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我们策划选题应遵循的原则。编辑在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资料、形成某类或某个选题的初步考虑后，应对该选题出版物的稿件性质、主要内容、读者对象、主要特色、定价、宣传发行、所需投入及预期效益等进行全面的策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组稿和选稿。此外，还需及时就以上工作要求，同作者和出版社进行联络、沟通，及早达成共识并不断完善之。3.审稿和编辑加工审稿和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的工作中要着重把好三关。一是严格把好政治关。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对与党和国家现行政策相悖、内容明显失实以及其他不宜公开发表的内容，要注意严格把关。对可能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段落和语句要在不损伤原意的基础上作适当处理。涉及对人物的历史评价尤其是批评性的评价一定要十分慎重。对一些人政治运动中的结论，须核对是否已经更改或落实政策。二是认真把好史实关。对史料涉及的重大史实要有准确的把握。对时间、人名、地点等方面的问题要进行必要的考订，防止出现同一件事前后矛盾、人物张冠李戴等问题。对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活动，做好事的尽量不要漏掉，做错事或坏事的尤其不要弄错。另外，对史料来源和作者的身份及相关经历要作必要的交代。三是注意把好文字关。为保持文史资料的原真性、准确性，原则上不对原稿作大的改动。对文字较长的篇目可适当节选。注意疏通语句，改正错字，核对引文，不可妄改成语和专用名词，不随意使用简称。注意删节空话、套话、罗嗦话以及节外生枝、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和重复的记述。大的和重要的改动一定要和作者进行沟通。4.发稿和装帧设计与版式要按照出版社的要求进行齐、清、定发稿。发稿时除完成图文稿件的全部编辑加工工作外，还要对书稿的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等提出设想。由于种种原因，个别零件和项目稍后完成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必须及时抓紧完成，以免影响整部或整套书稿的有序运行和按期完成。5.校对工作校对工作对于保证图书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单纯的校对工作主要是对原稿负责，检查并消灭一切编排上的错误。文史资料书稿编辑不仅要依靠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有关校对人员进行校对，还要组织和督促作者对书稿校样进行校对，自己也要对书稿校样进行认真的通读、校对。在校对中要注意发现并纠正原稿中留下的一些错讹。在逐字、逐句的校对中，应注意防止对封面、书名、作者署名、大标题及各类标题等的忽略。6.宣传发行工作现在图书市场品种繁多，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老话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准确了。由于文史资料图书读者范围的局限性，如何做好宣传工作，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们的书，是文史编辑不能不关心和重视的一个问题。所以，要努力配合出版单位，组织对所出图书的宣传评价，在政协系统的报刊上，在其他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上进行可能的必要的宣传。三、文史资料书刊编辑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政协文史资料的特点要求编辑人员应具备多方面的素质，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文史资料工作是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做文史编辑不可忽视政治使命。要有政治头脑、政策水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以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统战政策、国家的外事纪律和宣传出版纪律等，作为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和尺度。同时，文史资料编辑人员要有很好的职业道德，要有自觉的奉献精神。2.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客观是文史资料科学性的体现，也是文史资料的生命力所在。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作者或当事人个人的局限性，文史资料常会出现片面、误记甚至歪曲、臆造等情况，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做到不溢美、不贬损，并善于把伪史料和错误史料鉴别出来。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就是有的话、有的事可以不说或暂时不说，但决不能乱说和瞎说。3.要有较全面的文化修养文史资料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艺术等等各个方面，因此，编辑人员仅仅依靠已有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注意加强学习，通过读书看报、学习文件和网上浏览等途径，不断丰富自己，掌握更多的知识，尤其要多学点历史知识，包括近现代史、民国史、当代史、统一战线史等方面的知识。对其他文化知识、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也应多方汲取。要注意学习编辑出版方面的业务知识（包括版权、成本核算、装帧设计、出版印刷等），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文字整理加工能力。还要注意多收集相关信息，比如当前文史研究的成果、图书出版的动态、政协委员及重要征集对象的经历和专长等。信息工作做得好，就会发现更多线索，征集到更多更好的文史资料，编辑出版就有了好的基础。4.要有善于团结、广交朋友的本领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各行各业的人，如政界要人、文人学者、艺坛名流、工商人士、宗教人士等，其中还有不少历史老人，要学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首先要尊重人。尊重，不仅仅是客气、礼貌，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尊重他们的知识与经验。只有用真心、诚心、虚心和耐心与人交往，才能交到真友、诤友和挚友，才能较好地完成文史工作任务。作者工作单位及职务：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与《新建设》杂志合作创办了《文史》杂志，第一任编辑是沈玉成。第一辑《文史》出版时，编辑部原拟写一《编后记》，经齐燕铭、丁树奇(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何其芳、冯定、吴晗及中宣部科学处等多人审订，方才最后定稿。最后出版时，这篇《编后记》被改为《编者题记》。《编者题记》确立的办刊宗旨是：我们要求《文史》具有这样一种鲜明的性格：崇尚实学，去绝浮言。我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乾嘉以来朴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如果剔除其逃避现实和释事忘义的一面，他们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的治学方法，仍然是一份有益的遗产。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重视资料，对资料作细心的考订，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或有针砭和药石之效。正是这篇《编者题记》奠定了《文史》此后的风格与方向。在具体工作方面，《文史》自第一辑起就建立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至今保留的档案表明，每一篇来稿编辑部都曾认真审阅，并附详细的审稿意见。编辑部还拟定了“特约审稿人名单”，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学和其他共五类64人，学术界扛鼎人物基本上都在此名单中，审稿意见至今仍保留在档案中。有些文章，不但请社外专家审，还要请不同的编辑室的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最初四辑《文史》中发表了很多重要学者的重要文章，比如段熙仲《礼经十论》、江世荣《有关〈庄子〉的一些历史资料》、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唐兰《〈刘宾客嘉语录〉的校辑与辨伪》等。张政烺在回忆文章中说：“《文史》是在这种气氛中出版的，保全了一部分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写出并印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可惜到第四辑在1965后6月出版的时候已经被纳入等待批判之列，‘文革’中齐燕铭被揪到中华书局来斗，设计并支持出版《文史》是大罪一条。”其实在1964年12月28日，第四辑发稿之后，沈玉成呈送金灿然、萧项平、徐调孚的一份《汇报》中，除请示了几个稿子的意见外，第五条就说：《文史》办不办的请示问题，一农同志说干脆开次编委会，请各位编委正式表示态度，友渔同志也必定要有正式意见。届时大家如觉得需要请示，再正式写报告。如大家觉得可以出，也可以在会上谈谈怎么出法。会拟在明年一月上旬开。这份汇报上几位领导均圈阅。看来《文史》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能否坚持编下去的难题。但第四辑还是正式出版了，第五辑也开始了审稿工作。第五辑第一批稿于1965年9月7日发稿，1966年2月18日，《新建设》杂志社编辑部给中华书局的专函称，《文史》第五辑的目录(初稿)已编出。档案中保存的最后两份发文稿，是1966年2月7日沈玉成拟，一份送冯家升的“请校《突厥文祝愿辞》”，另一份送黄品兰的“送《说话札丛》等校样四份”。送黄品兰文封发时间为1966年2月9日。此后，关于这份杂志便再没了声音，直到“文革”结束。 1978年，《文史》正式复刊，是复刊较早的一种杂志。“文革”前，《文史》是依附于《新建设》杂志社的。可是“文革”后，《新建设》杂志早已停办，中华书局就独立承担了编辑出版工作。《文史》一复刊，使得文史研究者又有了一个发表成果的阵地。陈高华在回忆文章中说：“《文史》复刊，仍然坚持‘崇尚实学’的精神，对于学术界的拨乱反正，起了有益的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二十多年来，一以贯之，坚持自己的方针，不受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在中国的刊物、论丛中，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至于《文史》三十辑中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对于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那是有目共睹，就用不着多说了。《文史》对中青年作者的重视，也是有口皆碑的。今天活跃于古典文学、历史学界的许多中青年学者，都在《文史》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文史》上开始自己的著作生涯的。”复刊之始，那些在“文革”期间承担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工作的重要学者还都聚集中华，顾颉刚、罗尔纲、张政烺、启功等学者都给予《文史》以极大支持。顾颉刚积极倡导，带头赐稿，还热情帮忙组稿。先生去世后，他的助手王煦华秉承遗志，源源不断地将遗稿整理加工送给《文史》发表。罗尔纲也格外偏爱《文史》，八十多岁高龄时仍孜孜不倦地为《文史》撰稿。在这些大家带领下，学界许多学者，如谢国桢、俞平伯、林庚等先生都曾惠赐大作。后来成为学术中坚力量的裘锡圭、金开诚、李学勤、陈高华等等，都是《文史》的重要作者。《文史》选用稿件的唯一标准是稿件本身的质量，中青年学者的文章只要是有见解有质量也会受到青睐;名家的文章如果名不副实，也不会勉强录用。李零1979年在《文史》发表《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时只有31岁，接着第十七辑又发表了他的《〈孙子〉篇题木牍初论》。著名学者林悟殊1981年研究生刚刚毕业，其进行的古代摩尼教研究在当时是鲜有人进行深入系统探讨的研究课题。当他最初把自己关于这一课题的论文寄给国内一些刊物时，不是被默默退回就是被视为论题冷僻而不被采用。率先接受这些文章的便是《文史》。林悟殊在《文史》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刊在第十八辑，题为《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之后，有关摩尼教研究的若干篇考释性文章，亦相继在《文史》刊出。甚至，林悟殊的论文集《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也是由《文史》编辑部推荐，由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文史》复刊十年，出版三十辑之际，林悟殊曾撰文《我与〈文史〉》，深情怀念这段与《文史》的渊源。复刊初期的《文史》得益于老一辈学者的鼎力支持，也得益于中青年学者的支持。胡道静曾说：“复刊后的《文史》就明显地呈现三代人济济一堂共同耕耘、研讨的学术园地这一特色，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藉此培养起继武的人材。”王素曾回忆说，1983年，自己与父亲王冀民联名、主要由父亲执笔的《文中子辨》发表在《文史》第20辑上。“这是一篇用文言文写成的两万多字的大文章，当时盘点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也只有《文史》有胆识、有版面刊发，于是投了过去，很快就刊出了。”此后到1992年间，王素另有三篇论文是在《文史》刊发的。可以说，《文史》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学术追求，也帮助一个时代的学者圆了学术梦。正因为顺应了时代潮流，杂志很受读者欢迎，这样一本专业范围很窄的杂志，每期的印数都在一万册以上。但是，作为纯学术杂志，《文史》也遭遇了市场经济的冷遇，后来印数直线下降，经营状况非常艰难。在这个时候，中华书局内部不曾动摇过继续办《文史》的决心，大家说：“《文史》是中华的一块牌子，不能丢。”赵守俨曾说“只要求《文史》保证学术质量，使它成为学术界了解中华书局的一个窗口”。所以，即使在中华书局最艰难的时候，《文史》也没有停办。从1978年复刊，到2002年《文史》成为季刊，24年的时间，共出刊54辑，其间经历了“文革”结束之初对学术的井喷需求，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潮对一份纯学术期刊的冲击。但是《文史》始终坚守的崇尚实学、注重考证的风格没有变，《文史》秉承的专家审稿、严格把关的要求没有变。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都发生了巨变。怎样在越来越艰难的经营环境和浮躁的学术氛围中保持传统、保证高水准的学术质量，怎样在坚持《文史》独有的“崇尚实学，去绝浮言”个性的同时有所创新，都是《文史》的后继者与作者、编者们所要面对的关乎生存的现实问题。2002年，《文史》恢复为季刊，每年四辑定期出版。经过一段时间酝酿，2004年，《文史》调整编委会成员，改变原先由本单位领导担任主编的做法，组建新的编委会，延请学者裘锡圭出任主编，王邦维、李家浩、辛德勇、陈来、葛兆光、荣新江、刘跃进、阎步克等担任编委，集中了当代中国古代文史哲各学科的中年骨干学者。裘锡圭表示，接受中华书局的邀请，一是出于对中华书局和《文史》的感情，一是希望通过《文史》这一学术园地，来提倡一种扎扎实实的学术风气。《文史》的主编与编委，并非只挂虚名，每一位都认真行使职责。主编裘锡圭在每期出刊前必审查刊发的文章，大到文章的立意主旨，小到一个字一个标点用的是否正确，都会提出严格的要求。出刊之后，裘先生又会认真阅读，一旦发现错误，就要求在下一期中刊登勘误，如是编校中造成的错误，更要求向读者与作者道歉。各位编委则主要承担了每年大量的外审工作。为了保证高水准的学术质量，《文史》继续坚持所有刊发的文章都严格执行编辑部三审与外审专家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各位外审专家每次的匿名评审都认真客观、直言不讳，无论是否建议刊用，外审专家都会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有的外审意见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新时代的《文史》作者中涌现了大批中青年学者。此外，海外学者的论文也时有发表，既体现了“开放”的精神，也使得内容和阵容更加充实、扩大。《文史》不仅在香港、台湾学人，而且在日本、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汉学家中也享有崇高的声望。

组织部是管人的，编辑部是做事的，你说为什么呢

史学月刊编辑明史

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

一生独爱《文史知识》

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历史系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国史学会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档案学通讯《档案学通讯》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近代史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年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抗日战争研究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清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史学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史学史研究北师大史学所北师大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世界历史北京·世界历史杂志社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文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社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中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中国农史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中国科技史料北京中科院自然学史研究所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中国党史研究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百年潮北京中共党史学会历史学国家级期刊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发行杂志社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档案学研究北京·该刊编辑部中国档案学会历史学国家级期刊东南文化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历史学国家级期刊敦煌研究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历史学国家级期刊故宫博物院院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故宫博物院历史学国家级期刊胡适研究丛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考古学报北京·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主要著作《当代中国思想探索中的“责任”观念》（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0万字。《咖啡：黑色的历史》，翻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3万字；《当代中国的“人——自然”观》（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9万字；《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38万字；《明代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36万字；《全球文明史》，主译、校对，中华书局，2006年版，2010年再版，110万字(原著:Peter N. Stearns, Michael Adas, Stuart B. Schwartz, MarcJ. Gibert,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3rd edition. New York: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1.)；《当代文明的困惑与追求——解读<人类责任宪章>》（主编），团结出版社2006年，25万字；《学史丛录》，中华书局，2005年，28万字；《李洵先生纪念文集》，与罗冬阳共同主编，东北师大出版社，2004年，40万字；《克林顿弹劾案与美国政治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33万字；《中国古代史》，（国家九五、十一五重点教材），与赵毅共同主编，高教出版社，2002年第1版，2010年第2版，94万字。《钦定八旗通志》，李洵等主校点，校点者，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共12册；《中国与印度：两个文明的对话》，主编，吉林摄影出版社，2001年，14万字；《历史理论基本问题》，主持合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3万字；《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蒋大椿主编，参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1307页；《千秋功罪:君主与中国政治》，与何宛英合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18万字；主要论文史学理论《关于学术史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11年1期。《关于中国史学研究国际化语境建构的几点看法》，《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全球文明史》与“世界史“概念的再思考，《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全球文明史>的独特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看法》，《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设计方案的意见》，《李洵先生纪念文集》，东北师大出版社，2004年；《历史分期的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东方与西方历史观的对话：与美国学者萨米尔·皮尔逊教授就历史观的探讨》,《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科学哲学与历史学的观念》，与赵毅合撰，《长白论丛》，1993年第1期；《历史发展动因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探源》，与杜文君合撰，《时代论评》，1989年第1期；《卡尔·波普的科学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论的再思考》，《求是学刊》，1988年第2期；《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历史比较研究的观念》，《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趋势评析》，《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关于史学方法论对象及其结构关系的探索》，《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应用史学的提法有待商榷》，《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史学理论”讨论》（张亦共、王和、赵轶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3期；明清史“Great Divergence or Great Convergence?A Civilizational View of the Historical Trend in Ming-Qing China”，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美国《中国历史研究》）,, , 2011.“Testamentary Edicts of the Ming Dynast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美国《中国历史研究》）,, , Spring, 2011.“The Historical Trend of Ming China: An Imperial Agric-mercantile Societ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No. 1, 2008.《奢香的遗产——明初政治文化外缘区域秩序建构的一个案例》，《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古代文明》，2011年3期。《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求是学刊》，2011年1期。《明史以外看明史：明史研究范式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10年6期。《新华文摘》2010年18期转载。《明代的遗诏》，《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1期。《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初稿），《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度牒制度与清前期社会变迁》，《求是学刊》，2008年第4期。《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种新解读》，《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2期。《明代僧道度牒制度的变迁》，《古代文明》，2008年第2期。《明朝宗教政策合论》，《古代文明》，2007年第2期；《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东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1期；《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求是学刊》，2006年第1期；《“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明太祖的国家宗教管理思想》，《暨南史学》第二辑，2004年；《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十七世纪前后中国北方宗教多元现象初论》，《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儒家思想与十七世纪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伦理实践》，《明史研究》，2001年第7期；《儒家传统与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山人与晚明社会》，《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悍妻”现象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与赵毅合撰，《明史研究》，1995年第4期；Concubina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Study of Xingshi yinyuan zhuan Past Imperfect,1995:4, 《太监魏忠贤与天启帝》，与Jennifer Jay合撰，《史学月刊》（台湾），1993(65)；《票拟制度与明代政治》，《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李洵教授学术评介》，与赵毅合撰，《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沉沦感》，《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黄宗羲思想三议：读留书札记》，《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论清统一的局限性》，《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通论《新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对当代文明基本处境的一种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5期。《和平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北华大学学报》，2010年6期。《责任文化的苏醒》，《文景》，第64期，2010年4月。“The Meaning of Peace in Chinese Culture”(和平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in Henri Bauer and Nathalie Cooren edited, Visages de Paix: Dans la Tourmente, Paris: Irenees Institut de Ressource pour la Paix, 2010.《寻找与自然平衡的生存方式》，《中国教育报》，2009年1月12日。《中欧论坛与中欧知识共同体》，《文景》，第41期，2007年12期。《荣辱观与当代中国伦理建设》，《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4期。“Le sol dans le confucianisme”(土德：儒家土地观念的现代诠释)，sols et societesregards pluriculturels，Paris: Edition Chales Leopold Mayer, 2001,；中文翻译版为《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土壤与社会》，[法]拉巴·拉马尔、让-皮埃尔·里博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介绍一部新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大学教育》，2003年第4期；《历史是生活：游学加拿大散记》，《文明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评任爽新著<唐代礼制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论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光明日报》，1984，7，11其他《克林顿弹劾案中的权力与权利冲突》，《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清史稿>勘误一则》，《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2期。《<清史稿>勘误》，《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2期。

党史文苑编辑

井冈山会师纪念馆共分六个展厅，即序室,坚实的基础；引兵井冈山；千里苦转战；井冈大会师；会师后的发展和一个肖像长廊。陈列内容主要是介绍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引兵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暴动农军到达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创建红四军的历史，以及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到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合的艰难过程。陈列室着重再现了当年红军在新城战斗、七溪岭战斗、黄洋界保卫战等大量历史文物和图片资料，展出革命文物130余件，其中国家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11件，三级文物20件。遗址照片、纪念地照片、人物照片、文字照片、油画、国画等300余幅。井冈山会师纪念馆下设行政组、资料组、讲解组、安全保卫组，全馆上下能严格按照博物馆QE作业文件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的相关内容各负其责。为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馆主要领导亲自抓业务培训，聘请党史专家先后举办了“历史上的宁冈”文物保护单位基本情况、井冈山斗争史和井冈山精神等专题讲座，参与了《题解井冈山》和完成《井冈山会师文集》的相关编辑任务，同时在《党史文苑》、《摇篮》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每年馆里都选派部分讲解员参加各种培训和请有关专家前来授课。通过各种培训、学习，讲解员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对井冈山斗争史和井冈山精神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确保了日常接待讲解和大型活动的顺利进行。会师馆现已免费对外开放。我馆能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好服务接待工作为前提，不断提高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以观众游客的满意为标准；加强基础建设，做好日常维护工作，挖掘红色资源内涵，充实陈列展览内容。井冈山会师纪念馆馆藏文物十分丰富，除展厅陈列的百余件外，文物库房还保存着一、二、三级文物50余件，待定等级文物千余件。纪念馆还管理着“八角楼毛泽东旧居、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会址、红军士兵委员会旧址(含陈毅旧居)、茅坪红军医院旧址、前委、特委旧址、朱毛会见旧址(含红军教导队旧址)、红军建军广场旧址、古城会议会址、柏露会议会址”等十余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洋桥湖红四军军部旧址、洋桥湖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等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60余处县级及其以下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革命文物集中反映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战斗风采和光辉历史。井冈山会师纪念馆建成对外开放三十余年来，共接待中外游客近六百万人次，并且先后有国防大学、中国文联、浙江大学、上海宝钢集团、国防科技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中山医院、南昌陆军学院、江西医学院等二十余所军政院校和地方单位部门在馆挂牌建立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一九九四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公布“井冈山会师纪念馆”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九九七年六月中宣部公布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管辖的“八角楼”、“龙江书院”、“红军建军广场”等旧址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功能，我馆每年都把馆舍的日常维护、安全管理等项目做好年初经费预算，确保了会师纪念馆正常对外开放。

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在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计算机软件专业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霍英东基金青年教师奖（研究类），1997年中创软件人才奖，1998年中国博士后基金会“国氏”博士后奖（现更名为中国优秀博士后奖），现任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软件研究所所长。同名的有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编辑处处长兼《党史文苑》杂志主编梅宏（）江西省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人。

文史杂志编辑部

纪念《古典文学知识》出版200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古典文学知识》从1986年创刊，大概说，三十年，二百期，走过了平凡而又非凡的岁月。说它平凡，那是作者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编辑一篇一篇编辑出来的，是出版社一期一期出版出来的，那些都是默默无闻的事情，再平凡不过了；说它非凡，三十多年，不论什么条件，不论碰到什么困难，不论人事更替，世事沧桑，出版社都能始终如一，坚持做这一件事情，200期了，实属不平凡。所以，必须为出版社点赞，为《古典文学知识》点赞，为三十多年来一代一代默默无闻辛勤劳动的编辑点赞！三十余年200期如一日，坚持方向，坚守专业，经年累月的平凡中凸显了坚定的信念和精神，平凡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值得大大的点赞。我作为创始人、创刊人之一，曾经陪伴《古典文学知识》走过了初期的整整12年，深知其中的甘苦。所以，当小青社长让我为《古典文学知识》出版200期写一篇文章时，我的脑海中顿时蹦出了王安石的诗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坦率地说，当时的江苏古籍出版社（现凤凰出版社）是不具备条件创办这样一份刊物的。江苏古籍出版社是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基础之上，于1984年独立成社的，在古籍出版领域是一个新兵，在学术界尤其是古籍出版界可以说默默无闻。实际上，当时除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老字号古籍出版社，地方古籍出版社也都是新建社，都是新兵，但有几家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了，比如巴蜀书社、岳麓书社、齐鲁书社等。当时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建社伊始，学术资源、作者资源都很匮乏，自身的编辑资源也很匮乏。我是1985年1月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出版社的，工作证上的编号是5号，也就是说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第5名编辑。那时出版社的全体员工，包括领导班子成员、编务室、办公室、印制室、财务室等在内，大约也就是二十人，我记得我是出版社的第21名员工。人家一个杂志要一二十个人呢，你一个出版社才这么多人。我听说《文史知识》的编辑就有十来号人。再说文学编辑室，当时江苏古籍出版社称为第一编辑室，连室主任在内才4个人，室主任是学古文字出身的，还有3人就是我们刚刚研究生毕业分配过来的新手。不但编辑力量远远不够，财力也严重不足。出版社建社伊始，到处需要用钱；办一个杂志更需要用钱；而且，古籍出版自身就是赔钱的行当，办古典文学类的杂志，可能永远赚不了钱的。但是，我们几个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办杂志的热情很高，不断地建言献策，鼓动领导办一份专业性的杂志。必须说，我们碰到了有事业心的、有远见的、有决断力的领导，他们都十分支持这样一个想法。这里首先要提到古籍社首任社长高纪言同志，当时他已经年过六十，肩负着创建一个出版社的重任，事业心特别强，特别支持创建这样一份刊物。他不但首先支持这样一个创意，积极地为创建工作开疆辟土，解决了创刊初期的很多大问题，出版社内更是一路绿灯。还必须提到当时的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江苏省出版总社社长（相当于今天的出版集团董事长）蒋迪安同志，他十分支持古籍社创办《古典文学知识》，百忙之中亲自听取汇报，创刊初期每期必看，不断提出改进意见。重要的是，蒋局长一锤定音，有效地解决了古籍社办刊的刊号问题、编制问题、经费问题等等，让我们一线具体干活的编辑特别有奔头。还有当时的副总编辑薛正兴同志，他是古文字学专家，不同专业，但也非常支持创办《古典文学知识》，他后来当了社长更是给了《古典文学知识》不遗余力的支持。可以说，正是这些良好的机缘和环境，《古典文学知识》投入了那个伟大的时代，顺应了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学术事业迎来的春天，顺应了“书荒”时期广大学子求知若渴嗷嗷待哺的愿望，顺应了广大的专业工作者亟需的展现成果、普及知识、交流心得的平台的期待，应运而生了。

创刊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作者的资源问题，也即稿源问题。这样一份专业性很强的普及读物，必须要有一大批专家学者长期的、定期的撰稿，是大专家写小文章。而且，期刊一旦出版，必须连轴转，发稿日期，每月都是确定的，必须要有充沛的、定期的稿源作支撑，误期、“开天窗”那可是大事故。那时江苏古籍出版社建社才一二年，我们还是刚入行的新手，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借用外脑，聘请外编。我们成功地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专家，以刘世德先生为主，石昌渝、尹恭弘、胡小伟、陶文鹏、韦凤娟等九位专家，以他们为主组成了编辑班底。刘世德先生与高纪言社长组成双主编，其他专家担任特邀编辑（后来改为编委会）。编委会首先决定了刊物的办刊宗旨、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定期或不定期开会，商量决定刊物的栏目设置、组稿思路和重点作者重点文章；编委会成员实行栏目负责制，每人负责一二个栏目的组稿、审稿，分别汇总到出版社编辑部责任编辑的手上，由责任编辑最后统稿、合成一期期稿件。这个办法，很好地解决了杂志创办初期的稿源问题、稿源的档次问题、稿源的质量问题。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凝聚力、专业化很强的编委会，他们站得高看得远，熟悉学术界的行情，他们自己就是专家学者，与学术界与专家学者可以说是无缝对接，他们及时掌握学术界动态，联系作者、组织稿件比我们这些刚刚入行的年轻人更有号召力、影响力，组稿效果非常好。这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灵活高效的编辑团队，围绕着既定的办刊宗旨和思路，根据栏目要求，大家职责明确，分工负责，很快团结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主动积极地为杂志建言献策，撰写稿件。这些特邀编辑自己的科研任务也很重，组稿、编刊是分外之事，但他们像分内事一样认真负责，每期稿件都是按时组织到位。有时候计划中的稿件不能按时到稿，而发稿时间又不能延误，他们常常自己动手，夜以继日赶写稿件，以保证期刊按时发稿。这也是一个友好合作、充满快乐的大家庭，组稿、编辑当中难免碰到困难、问题，尤其是北京、南京编辑工作的衔接，那时候电话不普及，一个出版社也就两三部电话，没有传真、Email这些先进通讯工具，完全靠写信、邮寄来通联，很不方便且不说，最大的问题是跟不上杂志的编辑出版节奏。尤其是随着刊物影响不断扩大，业务量成倍增加，全国各地的稿件、信件纷至沓来，编委会与编辑部的沟通就更加困难了。但是无论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友好地协商，愉快地解决。他们的睿智、友善和通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的合作，也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很好的朋友。刘世德先生年岁较长，总是一副长者的笑容，和善地对待我这个晚辈。其他几位则像大哥大姐一样帮助我关心我爱护我。那时候到北京出差，常常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他们几位的家里我几乎都去过。我记得我平生第一次吃肯德基，就是韦凤娟大姐请我的，在前门的一家肯德基店，那时候感觉很开了一把洋荤。陶文鹏兄对《古典文学知识》非常钟爱，多年来一直坚持给《古典文学知识》撰稿，应该是写稿最多的专家了。后来我们因为《文学遗产》的六年合作，接触更多了，我总是不能忘怀于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神。尹恭弘兄是我们江苏镇江人吧，他那间地处朝内大街背后的大杂院的小居室，我去过不止一次，在文学所办完事情，常常到他那里吃面条。能够融入这样一个大家庭，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入行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幸运。

我们把通俗地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知识，培养读者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提高读者欣赏古典文学的水平，作为刊物的办刊宗旨和主要任务。根据这一定位，在栏目设置上给予了充分的安排。一些别具特色、深受欢迎的栏目一期期推送了出来，比如“我与古典文学”“学者列传”“治学门径”“怎样读”“文学史话”“文苑人物”“名作欣赏”等，这些栏目及其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与古典文学”栏目，设置的目的就是邀请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大家、名家，来谈谈在他们成功的道路上古典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回头翻翻前三年，就发表了丁玲、刘白羽、苏叔阳、刘心武、马少波、戴敦邦、新凤霞、徐玉兰、资华筠、姜昆、蒋大为、袁阔成等人谈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这些术业有成的作家、艺术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修习古典文学的重要性，拉近了古典文学与一般读者的距离，吸引并激发了广大读者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再比如“治学门径”，就是邀请古典文学界卓有成就的大家，来谈治学的路数。仅创刊的前三年，就邀请到王季思、程千帆、聂石樵、曹道衡、金开诚、敏泽、陈贻焮、何满子、罗宗强等一二十位先生，为青年读者指点迷津。还有“怎样读”栏目，陆续发表了唐圭璋、钱仲联、钱南扬、胡国瑞、王运熙、周振甫、金开诚、曹道衡、邓绍基等著名专家学者的文章，就他们所专长的治学领域，谈怎么样研读古典文学。这些文章，不但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今天来看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由此，《古典文学知识》迅速扩大了在学术界、读书界乃至社会上的影响，很快立住了脚跟，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从出版的角度看，当年创办《古典文学知识》是一件很有远见的事情。江苏古籍出版社因为创办《古典文学知识》而在出版界、读书界、学术界迅速崛起，影响日渐扩大。因为我们与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的良好合作，牵出了与《文学遗产》的合作；由此，江苏古籍出版社迅速融入了学术界，与广大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很多专家学者从《古典文学知识》的作者变成了出版社的作者，有的已经成为终身作者了，三十多年来坚持为《古典文学知识》撰稿。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有条件争取到了一些高端的出版资源，有优势酝酿策划了一批优质的选题。我在多个场合讲到，没有刘世德先生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室的一批专家学者，就没有《古典文学知识》的成功创办，没有《古典文学知识》的良好基础，就没有江苏古籍出版社与《文学遗产》合作的缘分，也就没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来的一批批优质项目的出版。

就编辑工作而言，我要说，编刊物是一份很锻炼人的活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社的编辑每年的发稿量也就是60万字，编辑考核也是以此为依据。那是个什么概念呢？第一年发稿60万字，一般是一至三种书稿，经过一二三审之后，进入排版环节。那时候都是铅排，要靠排字工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排出来，然后转入一二三校；校样上校改容易，下厂改样很费事，工人要把错别字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把改正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填进去，特别费工费时。这样三校下来，半年时间没有了。核红付印之后，首先要在出版社排队，经常会碰到各种因素而不能及时付印的；真正进入印厂付印了，还得排工期，赶上忙季还得躺几个月。所以一般情况下，书稿从到责任编辑手上开始编辑到出书，一个流程下来走上二三年时间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是个新编辑，也就意味着忙上二三年还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果。编刊物就不一样了，刊物的编辑流程就非常快，每一期的发稿时间是确定的，因为每一期的出版时间是确定的，到时点必须出刊交邮局向全国邮发，读者到点也在等着。误了那个时点，邮局就可以不接受，或者罚款，那就是事故。所以，刊物的一二三审时间、一二三校时间，都是精确到某月某日的，一天都不能延误，节奏非常快。这就对编辑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创刊，当年带有试刊性质，出了9期，每期10万字，也就是90万字；第二年开始定为双月刊，每期12万字，每年72万字。也就是说每年七八十万字是当年发稿当年见书的，整体节奏比图书快了二三倍。当年，出版社只能拿出我一个人担任《古典文学知识》的责任编辑，也就是说，两年15期一百六七十万字的工作量，责任编辑就是我一个人。我1985年1月入社，经过短期专业培训就赶上了《古典文学知识》创刊，这种快节奏高效率，对一个年轻编辑而言，压力非常大，但十分锻炼人。可以说我的编辑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后来我在出版社、集团走上了管理岗位，有机会我就会跟年轻人说，编期刊一年，相当于编书三年，很锻炼人。当然，很锻炼人不仅仅是指工作节奏工作量，编辑期刊还必须善于与作者打交道，善于与读者打交道，善于与发行单位打交道，甚至还要善于与印厂工人打交道（紧张的时候我们编辑必须下到工厂排字车间，与工人一起改样，即改即付型），如此等等，对编辑都是很好的历练。所以说，我的编辑生涯始于《古典文学知识》，我是伴随着《古典文学知识》的成长而成长的，是《古典文学知识》锻炼了我培养了我。我从《古典文学知识》的普通编辑，到副主编，从出版社的总编辑助理、副总编，到总编辑，整整陪伴它12年。即便后来到了集团做管理工作，专业荒疏了，但《古典文学知识》是我每期必翻的刊物之一。看到杂志一期期正常出版，闻到那熟悉的墨香，感到特别欣慰。看到上面熟悉的作者名字，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

真心希望《古典文学知识》再办30年，再出200期。

（作者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原总经理）

问题一：投稿时的自我介绍怎么写笔名、邮箱地址，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例如QQ、手机只要能及时联系你的就行。如果自己对自己的文有信心的话可以把自己的银行卡号留下。总之稿子好的话只留下笔名联系方式就行了，编辑会追着向你联系的，到时候一通电俯什么都有了不是吗？问题二：邮件投稿怎么写自我介绍？不一定要写自我介绍.如果你上稿较多,为使编辑对你有个是个写手"骇的印象,可作简单自我介绍,文字不要多,以免编辑烦啊. 格式可以是: 稿件题目作者姓名 (约****字) 正文你的个人资料(含通信地址,邮编,电话) 个人简介问题三：投稿怎么写投稿信，是个人或集体(写作集体)向报刊、电台或电视台投送稿件时写的专用书信。它一般随稿件同时寄发。投稿信，主要是介绍作者自己和稿件的有关情况，给对方考虑是否采用稿件时作参考。 2．投稿信的写作格式投稿信的写作格式与一般书信相同，只是内容侧重点不同，所写事项更明确、更单一。 (1)第一行顶格写对方的称呼，如“《××× ×》杂志编辑部、“编辑同志”、或“×× ×编辑同志。 (2)开头。另起一行，空两格写问候语，如“你好”、“您好或“你们好。 (3)正文。正文的内容应根据具体情况来写，主要是介绍自己稿件的有关情况。一般应反映出以下几方面内容： ①表示对对方刊物、栏目的关注之情，并作出诚挚、中肯的评价，切忌措辞唐突或过分溢美之词。 ②如实介绍自己的有关情况。 ③写明投稿的缘由和稿件的有关情况。 ④希望对方对稿件提出宝贵意见。 ⑤希望对方采用稿件，并适当表达谢意。 ⑥希望对方及时复信，表明是否采用稿件的明确态度。 (4)结尾。另起一行，写祝敬语，如“顺问编安之类。 (5)署名和日期。问题四：给人民日报投稿要写详细的自我介绍吗萧乾（），蒙古族，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42--194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专攻“英国心理派小说”。曾任职于《大公报》。复旦大学教授。采访过欧洲战场、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纽伦堡战犯审判。1986年获挪威王国 *** 授予的国家勋章。出版有著译作品43部。其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长篇小说《梦之谷》，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译著《好兵帅克》（捷），以及《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等。笔名：塔塔木林、佟荔性别：男出生年月： 1910-1999 民族：蒙族后改名萧乾。北京人。民盟成员。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天津、上海、香港《大公报・文艺》编辑及记者，伦敦大学讲师，剑桥大学研究生，《大公报》驻英特派员、随笔记者，1946年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人民中国》(英文)副总编，《译文》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人民日报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民盟第五届中央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名誉顾问，全国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及第七届政协常委。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篱下集》、《北京城杂忆》、《书评研究》、《红毛长谈》、《栗子》、《落日》，《人生采访》、《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创作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选集》(10卷)，译著长篇小说《好兵帅克》等。译著诗剧《培尔・金特》获1986年挪威王国 *** 国家勋章，《尤利西斯》(合译)获全国第二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散文集《北京城杂忆》获中国首届散文奖，《倘若我是日本人》获1996年雪津杯杂文征文一等奖，《抗老哲学》获1998年杂文一等奖。)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在萧乾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年夏天，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信，邀请他到该院中文系任讲师。当时的欧洲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所笼罩，去还是不去呢？经过再三考虑，萧乾还是去了英国，这一去就是7年，直到战争结束。在英国，他先是做教师，后来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3年，他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战火迷漫的欧洲，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柏林。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报道过。每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历史，这位老人总是感到很自豪。正是他使当时的中国及时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正象人们熟悉的那样，萧乾同时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位重要作家。早在30年代初，他就因长篇小说《梦之谷》而名噪一时，还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落日》等。他非常珍惜自己早年所写的小说，觉得这是他人生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正是写小说使他开始了创作生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萧乾返回祖国，先后从事报刊编辑和文史研究工作，并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他的译作有《莎士比亚故事集》，曾销售近一百万册，此外有捷克作家哈谢克（HASEK）《好兵帅克》（THEGOODSOLDIERSCHWEIK），英国作家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他还因为翻译易卡生的《培尔．......>> 问题五：诗词投稿的个人简介怎么写姓名（或笔名），性别（可不填），年龄（可不填），自我介绍，作品（可不填）问题六：简介的投稿介绍 20分一、电子邮件投稿应该用什么格式？主题：投稿栏目、文章名、发表笔名。内容：文章的全部内容。落款：您的真实联系地址、邮编、姓名、邮箱地址、固定电话、手机、QQ号码（注明QQ名）、其他您觉得有必要留的联系信息。除了以上内容，一概不欢迎。二、为什么不欢迎使用附件？（水果果提示，只发附件不行。如果正文与附件一起发则非常欢迎。）大家知道，很多病毒是通过邮件附件传送的，就我知道，很多杂志社的电脑上都装了病毒粉碎机这个软件，就是说在处理电子邮件的时候，有附件的系统一律删除。这意味着您辛苦的文字永远不会被编辑看到。另外，附件来稿格式不同，往往因为软件问题而打不开，或者，打开是乱码。所以，为了您自身利益，别使用附件投稿。三、来稿之前知道自己的文字适合什么栏目吗？每个杂志都是由无数个栏目组成的。你在来稿之前，必须确定自己的文章适合哪个栏目。这样，在邮件的主题里列出来，编辑在看稿的时候，也有更强的目的性。此外，这么做，也代表着你对杂志的熟悉程度。编辑在文章归档的时候，也方便。编辑都很懒，喜欢省事省心的作者。 …… 以上摘自天使论坛浮云殿，楼主可以加入天使细看 ps：一共三十六个新手投稿须知，太多，窝就不一一贴了窝总结一下，就是邮箱主题写好，联系人填好（编辑邮箱），正文贴投稿内容，贴完后在文章下贴联系地址，姓名……（约稿函中让填的，废话什么抱编辑大腿的尽量别发，编辑反感），然后除非明确标明不要附件的，否则一律一式两份（正文and附件），其余的都是内容技巧的，与投稿格式关系不大，故不一一细说。问题七：本科生投稿，简介怎么写本科生投稿，简介怎么写简介就是你对这篇文章的简单介绍用概括性语言写就好本科生投稿，简介怎么写简介就是你对这篇文章的简单介绍用概括性语言写就好本科生投稿，简介怎么写简介就是你对这篇文章的简单介绍用概括性语言写就好本科生投稿，简介怎么写简介就是你对这篇文章的简单介绍用概括性语言写就好问题八：网络小说投稿时的内容简介怎么写首先，你要构思好你的小说内容，在写简介时，按照你的思路将整篇小说浓缩，尽量体现出它的特点，以及人物关系的发展，而这个在你的小说通过审核之后，还能修改，所以也不必太着急，千万记住，你的小说简介要精炼，能够充分吸引读者，因为这就像一个门面一样，一定不能马虎问题九：投稿说明怎么写? 编辑您好，很荣幸能向贵刊投稿，感谢您的辛勤工作。本文从……角度出发，探索……方法研究……问题……。有胆您审阅，请批评指正！问题十：新人作者在投稿小说时作者介绍该怎么写？没资历真的难写，一般写发表经历，或者你在哪个网站连载，人气如何之类，出过书的要写合作的出版社，要是什么都没有，很多出版社都不搭理新人的。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党史博览总编辑

党史办与党史研究室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设立的两个机构，它们在党史研究方面有着不同的职责和职能。党史办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设立的一个机构，主要负责编撰和编辑党史研究资料，宣传党史，推动党史研究工作，组织党史研究会议，组织党史研究论文的发表，组织党史研究的研讨会，发布党史研究的文献，推动党史研究的发展，指导党史研究的实施，组织党史研究的实践，组织党史研究的培训，组织党史研究的考察，组织党史研究的编辑，组织党史研究的报告，组织党史研究的出版，组织党史研究的指导，组织党史研究的推广，组织党史研究的研究，组织党史研究的报道，组织党史研究的评论，组织党史研究的宣传，组织党史研究的活动，组织党史研究的研讨会，组织党史研究的展览，组织党史研究的讲座，组织党史研究的讨论会，组织党史研究的论坛等。党史研究室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设立的一个机构，主要负责研究党史，编撰党史资料，收集党史资料，编辑党史资料，编写党史资料，编纂党史资料，发表党史论文，发表党史书籍，发表党史论著，发表党史文章，发表党史报告，发表党史评论，发表党史研究论文，发表党史研究书籍，发表党史研究论著，发表党史研究文章，发表党史研究报告，发表党史研究评论，组织党史研究会议，组织党史研究论坛，组织党史研究讨论会，组织党史研究展览，组织党史研究考察，组织党史研究讲座，组织党史研究培训，组织党史研究实践，组织党史研究研讨会，组织党史研究编辑，组织党史研究出版，组织党史研究推广，组织党史研究报道，组织党史研究宣传等。总之，党史办主要负责党史研究的编撰、宣传、推动等工作，而党史研究室则主要负责党史研究的研究、收集、编辑、编写、编纂、发表、组织等工作。

194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叶挺、邓发。

1946年4月8日，和国民党谈判的ZG代表回到沿延安的过程中，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坠毁。博古和叶挺、王若飞等人一起遇难。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