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藏族民居雕刻艺术研究论文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一、题材差异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四、造型手法的差异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改造对藏族民居特征的影响优秀论文

甘孜的土筑平顶中掺合一定的牛粪作为调合料，而巴塘地则用白泥、锈石、青桐叶汁等掺合其中，相当特别。康巴地区的传统民居建筑特点是：平顶、墙体厚实、内框架均采用柱顶梁结构形式，一般是多层建筑，底层均用以关牲畜，顶层堆放草料，楼下不开窗，楼上开小窗。注重檐、门、窗的装饰，火塘或厨房一般都在一楼居室，厕所在楼层居室附近设外露吊脚高厕，设有独立的经堂。[1]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往往会显得特别渺小，凡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以道孚依山而建的民居为例，外观的色彩基调是相同的，房屋的朝向也基本相同，但是各家各户的房屋内设计却大有差别，特别是通过在不同的位置设置晒台以调节建筑群的空间，远远看去显得错落有致，不会觉得呆板。

在内部陈设上，人们喜欢如寺院建筑雕梁画栋那样进行装饰，图案大多采取传统佛教艺术图案，蕴含着藏民族传统的宗教观念、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起居室往往是民居中最重要的部分，中间置有火灶，一般朝向东、南，中心立柱，不但支撑顶棚，也是重要的装饰构件，北侧摆设藏柜、床铺、柜子、书架等日常家具，围绕火灶沿墙布置。关系主人家脸面的门的设计更是不遗余力，自然是显得大方、庄严而华丽。康巴地区藏族民居门的款式多样而且独具特色，该地区的门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即实用价值、装饰价值和文化价值。[2]

改造对传统藏族民居特色的影响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对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都造成了巨大损害。为推进灾后重建有序进行，国家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与法规，当然这也给我们川西藏族地区的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里面也包括了牧民定点居住工程建设以及旧民居的改造和升级。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重复以往建筑的样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设计规划上势必引入与现代科技和生活相适应的元素。尽管在规划时强调了保持地方特色，但从已改造的项目看还是有不少变化，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首先，民居布局相对集中，使原先松散的村落初具现代社区样貌。在川西藏族地区，新建的建筑风格基本尊重当地风格和传统习俗就地取材并改进传统建筑工艺，要提高防火和抗震能力。同时，要求道路、交通、卫生等条件得到改善，以更加适宜人类居住。

其次，住房的材料和结构发生了巨变。现在，原有的土木、砖木结构的房屋普遍变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砖混结构。以道孚的传统民居为例，一般较为低矮，多为两层。传统“崩科”的营造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将半圆木两头直接搭交，使四面墙体连成整体，在木墙体上挖洞作门窗；另一种是将房屋四角的圆木搭成灯笼架，然后在角柱上挖槽，再将半圆木两端插入柱槽内，层层横叠成墙。在建筑材料上，道孚民居以木材、石材、泥土为主要原料，1998年以来，国家禁止采伐天然林，新民居修建时就多采用更为坚固的钢混结构，还可以增强抗震性。传统上的屋顶多用桦树皮或硬杂木条垫底，再铺防水的“阿嘎土”，而现在的民居融入了现代建筑的防水技术，省去了每两三年换“阿嘎土”的麻烦。传统民居用夯土筑墙方法建造的'，顶、门、窗、过梁多采用木构件，现在也采用砖混结构。

再次，室内空间、功能分布、装饰特色的变化。以道孚县的箱式建筑为例，传统的民居底层一般不住人，用作养畜或贮藏，二楼是一家老小衣食起居的主要场所，有独立的经堂，挂有平面的佛龛——唐卡，有的设置了七色小彩灯，可举行一些小型宗教活动。而现在的新民居，一般设立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圈舍，使得民居的室内空间、功能分布全面现代化，有的还设计类似普通商品房的客厅、饭厅和卧室，放置有电视机等现代化电器。原来装饰的窗扇也一改传统田字式样，有的仿制了各种汉式的花格窗扇。内部装饰除了传统藏画艺术的八吉祥图案外，也有传统汉族龙、凤、仙鹤、麒麟等吉祥图案，有的配合画面使用了金箔，显得富丽堂皇。另外，修房造物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一些政府工程往往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也遵循现行的一些建筑规范。而传统藏族民居修建的习俗尽管有些还保留着，但有所减淡。

对传统藏族民居改造的建议

无疑，康巴藏区不少重建或改造项目解决了那些无力凭借自身能力拥有住房的民众的实际困难，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民众是非常支持的。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设计者能够考虑到项目的规划和施工保留其民族特色，无疑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从部分新建民居来看，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风格稍显单一。特别是在一些新建的主要聚居区，房屋的主结构还类似城市里的商品房，只是在门窗设计和外墙等方面有一些符号性的东西。一些新建筑在材料、结构以及室内空间功能分割方面的整体规划，出于环境保护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加之要考虑建筑的设计与施工等成本，这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使得民居的民族特色在减弱。有的设计类似汉族地区不少马路边的砖混平房，往往要画上一些干栏式的木头串架图案，感觉有些假。因此，可以适当地进行不同户型、门窗的差别处理，甚至在整体统一的基础上，留出一些局部让居民按照自己的审美与传统风俗动手设计。

其次，应注重民众的文化参与，不要统一规划。建议在做建筑设计和装饰时也听听民众的想法，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积极参与是保持民族文化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基础。科研从艺术学、建筑学、民俗学和文化学多学科进行深入讨论，形成合理可行的建设方案。同时，在设计中要为民居预留自建加建的可能性，使有特色的村落民居风貌能继续自然生长。

再次，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原汁原味的传统民居村落，留住文化之根。现在这个世界无可奈何地变得越来越相似，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汉族地区曾广泛分布的粉墙黛瓦民居基本消失殆尽，而只有周庄、宏村等少数地方还能依稀看到，这些地方往往会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康巴藏区的康定、丹巴、雅江、德格、理塘等县，现在还留存有一些防御性的高碉建筑，其中以丹巴最为密集。在民国以后，高碉逐渐失去作用，现在其实可以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

结语

应该说，康巴藏区建筑的改造、升级和灾后重建，是恢复和保护藏族民俗文化的契机。在规划和修建过程中应将抢救、保护、改进和传承等因素有机结合，好事要办好，才能留住这些弥足珍贵的活态建筑文化。显然，过分强调物质会导致人类精神贫乏，民族地区的民居建设与改造并非完全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更有文化留存和文化产业建设的问题。各地区应根据自然地貌、传统文化和建筑风格，设计出不同的建筑方案向民众咨询并谨慎决定，才能让建筑和环境、历史和文化更加协调。

精细、复杂等。精细，需要很精细的手工才能雕刻；复杂，图案复杂花费时间长。

该雕刻需要有着足够的耐心和细心，这样才能雕刻出精美且复杂的图案和样式。而且看过的朋友都感叹其雕刻栩栩如生。

家具雕刻工艺研究论文

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摘要:明清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家具时代,不仅是我国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在世界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制作工艺精细合理,用材考究,选型朴实大方,风格鲜明;清代家具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技艺精良,材料精细。明清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和陈设品,应用于民居、园林和宫廷,是中国古代追求家具完美和恬静生活的反映。关键词: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中国家具家具作为室内陈设的主要设施,是生活中的日常用具,同时也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明式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它也代表了中国家具的个性和特点,同时它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与发展。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过一种闲逸优雅的恬静生活,这或许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明清家具散发出来的细腻感与艺术感染力中,可以明显看出,它得益于其独特文化特质的形成,同时也是基于当时的家具使用环境和家具使用者。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正值明朝市井文化的繁荣时期,虽然当时北方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战乱不断,但在远隔硝烟的南方地区,却在大肆兴建民居、园林、宫庭,而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与陈设品,需求量大增,苏式家具与广式家具的设计制作水平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就造就了明代家具的辉煌。尤其是苏州私家园林的建造,其建筑艺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在建造园林、制作家具中,他们往往亲自出马,按照文人士族的审美理念参与园林的家具设计。清代早期的半个世纪里,清廷仰仗恢复和发展明代优秀传统,家具保持着明代的一贯作法,并且有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如漆家具中的康熙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纹平头案,是这一沿革的典型。一、明代家具──家具的昌盛时代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前提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各个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成型研究。明代的家具,也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苏州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的要求到顾客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和工艺,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山柳等制作的民间家具,还有用陶、瓷、石料等制作的家具。明代的漆饰家具五光十色,国内最早的有宣德时期的戗金细钩漆龙纹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填的工艺,比单纯填漆的漆家具更加华丽。明代中叶以后,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花梨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要用材的硬木家具,并迅速发展成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又一高峰。明代的竹制家具,在当时广大的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其中尤以斑竹所制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代家具风格,把中国古代家具推向顶峰时期。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明式”民族风格。明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北京皇家的“御用监”,民间生产中心苏州与广州。明式家具的品种十分丰富。保留至今的,主要有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塌类、台架类等。此外尚有作为屏障之用的围屏、插屏、落地屏风等。明式家具多用花梨、紫檀、鸡翅木、钱梨等硬木,也采用楠木、樟木、胡桃木、榆木及其它硬杂木,其中以花梨中的黄花梨效果最好。这些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而又富有弹性。这种材料对家具造型结构、艺术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木质坚硬而有弹性,且硬木是比较珍贵的木料,所以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制作很小。为此,造型也就显得线型简练、挺拔和轻巧。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用髹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以充分显示木材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美。选材,也是设计意匠的重要部分之一。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大平板则以攒边方法嵌入边框槽内,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装饰以素面为主,局部饰以小面积漆雕或透雕,以繁衬简,朴素而不俭,精美而不繁缛。通体轮廓及装饰部件的轮廓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及用线的一气贯通而又有小的曲折变化。家具线条雄劲而流利。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的来看造型已趋向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由于繁缛的雕饰破坏了造型的整体感,触感也不好。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程式,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二、清代家具──斑斓华丽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书斋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工艺的漆制家具色彩绚丽、纹饰华美,具有斑斓瑰丽的艺术效果。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又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在中国漆器工艺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其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形成了“清式”家具的风格。清式家具作坊多汇集沿海各地,并以扬州、冀州(河北)、惠州(广东)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产品分别称为苏作、京作、广作。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清式家具工于用榫,不求表面装饰;京作重蜡工,以弓镂空,长于用鳔;广作重在雕工,讲求雕刻装饰。装饰方法有木雕和镶嵌。木雕分为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镶嵌有螺钿、木、石、骨、竹、象牙、玉石、珐琅、玻璃及镶金、银,装金属饰件等。装饰图案多用象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官运亨通之类的花草、人物、鸟兽等。家具构件常兼有装饰作用,如在长边短抹、直横档、肓板脚柱上加以雕饰;或用吉字花、古钱币造型的构件代替短柱矮老。特别是脚型变化最多,除方直腿、圆柱腿、方圆腿外,又有三弯如意腿、竹节腿等;腿的中端或束腰或无束腰,或加凸出的雕刻花形、兽首;足端有兽爪、马蹄、如北京时间砂、卷叶、踏珠、内翻、外翻、镶铜套等。束腰变化有高有低,有的加鱼门洞、加线;侧腿间有透雕花牙档板等。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式家具的精粹。家具种类为坐卧类家具有太师椅、扶手椅、圈椅、躺椅、交椅、连椅、凳、杌、交杌、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圆桌、半圆桌、方桌、琴桌、炕桌、书桌、梳妆桌、条几(案)、供桌(案)、花几、茶几等;贮藏类家具有博古柜架、架格、闷芦橱、书柜、箱等;其他家具还有座屏、围屏、灯架等。清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家具由继承、演变到发展,在形制、材料、工艺手段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其独特之外。现分述如下:第一,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清式家具在造型上与明式家具的风格截然不同,首先表现在造型厚重上,家具的总体尺寸比明式家具要宽,要大,与此相应,局面尺寸、部件用料也随之加大。比如清代的太师椅、三屏式的靠背、牙条、腿步等协调一致,造成非常稳定、浑厚的气势。这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第二,清式家具在结构上承袭了明式家具的卯榫结构,充分发挥了插销挂榫的特点,技艺精良,一丝不苟。凡镶嵌方面的桌、椅、屏风,在石与木的交接或转角处,都是严丝合缝,无修补痕迹,平平整整的融为一体。第三,家具的主料木材,选料极为精细,表里如一,无节,无伤,完整得无一瑕疵。硬木家具的部件和零部件,如抽屉板、桌底板及穿带等,所用的木料都是硬木。第四,清式家具的样式也比明朝繁多,如清朝新兴的家具太师椅,就有三屏风式靠背太师椅、拐子背式太师椅、花饰扶手靠背太师椅等多种。用材广泛,装饰丰富。清式家具喜于装饰,颇为华丽,充分应用了雕、嵌、描、堆等工艺手段,雕与嵌是清式家具装饰的主要方法。雕漆在清代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福建雕漆享有盛名。嵌有瓷嵌、玉嵌、石嵌、珐琅嵌、竹嵌、螺钿嵌和骨木镶嵌等。清代除继承了明代原有的形式外,又发展了螺钿嵌,产生了骨木嵌、珐琅嵌和瓷嵌。骨嵌的鼎盛时期是乾隆中叶,其艺术特点有: (1)骨嵌工艺精良,拼雕工巧。工艺制作上保持多孔,多枝,多节,块小而带棱角,既宜于胶合,又防止脱落,虽天长地久,仍保持完整形象。早期和盛期是高嵌和高平混合嵌,后期都是平嵌。(2)骨嵌用材多为红木、花梨等贵重木材,因其木质坚硬细密,镶以骨嵌更显出古拙,纯朴。(3)骨嵌题材大致可分为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鸟静物和纹样四类。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具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之一,中国家具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家具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也是珍贵的家具设计文化资源,西方一些著名的设计师都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明清家具文化的研究和借鉴,他们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明清家具同中国古代其它艺术品一样，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底蕴，而且具有典雅、实用的功能，令人回味无穷。明清家具的收藏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国人开始大量地搜集、收购中国明清家具，并运往海外。在后来的几十年间，西方人将中国明清家具提升到了与中国其它文物等同的地位。我国的家具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取决于人们起居方式的变化。从商周到秦汉，是以席地跪坐为中心的家具;从魏晋到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交替的家具;北宋以后，是以垂足坐为主家具。其总的趋势是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发展。但真正将中国家具推向艺术顶峰的，还是精工细制的明式家具。优良的材质，纯朴的纹理，舒适的造型，简洁的雕饰，这些都是其它时期的家具所无法比拟的。而明式家具中夹杂着文人化的意趣，体现着古人求真崇朴的思想，这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中国传统家具多以较名贵的优质木材做成，这些木材均有不同的色彩和纹理，因此很少雕刻花纹，而且材质坚硬，木性稳定，能制出复杂的榫卯，以及刻出各式各样的装饰线条和花纹。所用木材有: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铁梨木、红木、楠木、乌木、椐木等。清代家具有不同于明式家具的独到之处。其总体尺寸要比明式家具宽大，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而样式也十分丰富:有床座榻，屏灯笼，箱橱柜，椅凳墩,桌几案等。例如新兴的太师椅就有多种式样，至于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装饰上求多、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而在家具的作工方面，又有京坐、广作、苏作之分，使清代家具完全系统化、风格化。

家具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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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浅谈人机工程学在家具设计中的作用

二、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下秸秆家具设计的创新训练

三、探讨中国家具装饰纹样演变

四、意必吉祥的清式家具装饰纹样分析

五、探析竹文化对现代家具设计的影响

六、SOHO办公家具的多功能化设计研究

七、基于感性工学与价值工程的家具设计评价

八、满族传统民居建筑中家具的研究

九、信息技术与家具专业课程整合模式的探讨

十、基于人体工程学的家具造型设计

十一、探讨纸质家具设计和家具材料的创新

十二、造型元素在家具设计中的情感表达

十三、基于儿童心理特征的幼儿家具设计原则探析

十四、室内空间设计与定制家具的关系探析

十五、从整体厨房家具造型设计看包装的创意设计

十六、论先秦美学思想对现代家具审美的启示

十七、儿童家具的可持续设计研究

十八、家具意象的认知机制研究

十九、基于家具余料利用方向的木质文化产品的分析

二十、中国家具创意产业艺术价值与构建核心竞争力对策研究

二十一、户外家具用遮篷的质量标准研究

二十二、明式家具结构造型的摄影表现分析

二十三、家具白乳胶中苯系物含量测定

二十四、明式家具的审美特征与现代中式家具设计

二十五、旧家具可持续生命周期设计探索

二十六、互联网时代的家具产品设计创新方法

二十七、软体家具在设计中的制造工艺研究

二十八、城市定制家具市场现状与发展前景分析

二十九、试论绿色家具产品设计概念的创新

三十、板式家具运输包装设计研究与探讨

三十一、以人为本理念下家具产品设计研究

三十二、智能家居对现代家具设计的影响探究

三十三、现代青少年家具的设计方向研究

三十四、浅论基于传统文化符号的当代家具设计

三十五、定制家具产品规划管理

三十六、高职院校家具设计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模块的研究

三十七、寝室小家具设计浅谈

三十八、废旧木家具回收性能评估体系的构建与分析

三十九、试论明式家具榫卯结构的艺术之美

四十、壮族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新材料家具中的应用研究

四十一、茶室设计中的明式家具与文人情怀

四十二、家具造型方法研究

四十三、明朝家具的设计及艺术特色

四十四、家具适应性设计在公租房空间的应用探议

四十五、浴室柜类家具质量水平研究及风险监测

四十六、多功能书房古典家具的创新设计

四十七、多功能新古典家具设计

四十八、漆艺镶嵌工艺在家具设计中的作用

四十九、气相色谱法测定木家具中五氯苯酚的含量

五十、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室内及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五十一、家具中有害物质来源及标准化研究

五十二、明式罗汉床元素在现代家具中的表现

五十三、基于JSP和MYSQL家具销售网站的设计

五十四、高职家具专业微课程建设对专业建设的影响

五十五、家具设计评价中的功能与成本分析

五十六、简析文人对明代家具的影响

五十七、地域文化差异影响下的家具设计

五十八、废旧家具再利用研究

五十九、家具行业现状及质量状况分析

六十、3PL家具物流金融风险评价

六十一、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具在绘画中的体现

六十二、我国家具行业电子商务物流的应用模式

六十三、智能化家具形态包装的创新研究

六十四、基于工业设计的原竹家具造型研究

六十五、木制家具表面装饰层及其检验

六十六、城市家具对城市形象的显现与影响

六十七、家具的可拆卸性及其设计研究

六十八、软体家具中软垫物的形态与配置探讨

六十九、家具设计教学的有效性研究

七十、谈室内家具设计与绿色生态的结合

七十一、浅谈现代家具设计材料的色彩美

七十二、试析家具设计中龙凤图案的装饰艺术

七十三、家具设计教学中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七十四、明式家具设计中虚实相生意境美的体现

七十五、物联网时代的智能儿童家具设计浅析

七十六、对现代家具把手设计要素的'再思考

七十七、家具设计中的环境因素研究

七十八、木工测量对家具生产与制造的影响

七十九、城市户外家具及其审美研究

八十、浅谈室内家具与陈设设计

八十一、家具的民族审美研究

八十二、关于室内设计风格与家具造型的相关性研究

八十三、初探家具对室内装饰风格的影响

八十四、基于符号学理论的家具意象构建研究

八十五、试分析现代红木家具的榫卯结形式

八十六、城市家具的趣味性设计探析

八十七、明式家具雕刻装饰图像与人文意义研究

八十八、基于物联网技术小户型组合家具的研究

八十九、基于多功能理念的厨房家具设计

九十、多功能家具的设计理念及设计方法

九十一、探讨明代家具的类型及用材内涵

九十二、从传统徽派家具看当代地域特色生态家具的设计开发

九十三、面料翻新旧家具效果与工艺探究

九十四、逆向工程方法在家具复杂零件曲面设计中的应用

九十五、对红木家具表面打磨处理的对比分析

九十六、基于有限元法的刚性结构家具框架仿真分析

九十七、浅析木家具表面漆膜的理化性能

九十八、基于秸秆板的板木家具关键制造工艺研究

九十九、养老院社交区域的家具设计研究

一百、轻量化拆组式绿色家居设计探索--以瓦楞板家具设计为例

一百〇一、中国历代古典家具风格特点探析

一百〇二、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家具探析--以高榻为例

一百〇三、中国明清家具装饰纹样的研究

一百〇四、乡村家具设计的地域性文化思考

一百〇五、针对儿童家具设计的安全性研究

一百〇六、中国传统红木家具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一百〇七、老年人家具的造型设计与原则的研究

一百〇八、虚拟现实技术在室内及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一百〇九、浅析红木家具结构工艺与装饰工艺

一百一十、可视化木家具生产车间全程监控系统的构建

一百一十一、实木框架异型家具构件封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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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论文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

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

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

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

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

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

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

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

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

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

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

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

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

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

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

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

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

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补充：

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

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

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

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

补充：

感觉。

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

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

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

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

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

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

补充：

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

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

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

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

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

《艺术收藏与鉴赏》

是的，这个杂志是北大和CSSCI双核心，很权威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民族艺术简介2008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10-2011年CSSCI来源刊《民族艺术》刊发各类关于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文章，尤其欢迎选题独特、材料丰富、方法新颖、视野开阔的文稿，提倡立体性跨学科研究。专业学术性刊物。发表中国各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方面的论文及调查报告。刊名：民族艺术主办：广西区文化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周期：季刊出版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语种：中文; 开本：国标32 ISSN： 1003-2568 CN： 45-1052/J 历史沿革：现用刊名：民族艺术创刊时间：1985 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刊名：民族艺术(Ethnic Arts Quarterly)ASPT来源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核心期刊中国期刊网来源刊主办单位：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主管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社长：廖明君周期：季刊出版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语种：中文开本：国标32创刊年：1985办刊宗旨：《民族艺术》刊发各类关于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文章，尤其欢迎选题独特、材料丰富、方法新颖、视野开阔的文稿，提倡立体性跨学科研究。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3-2568国内统一刊号：CN 45-1052/J邮发代号：48-58单价：地址：广西南宁民主路11-4号邮政编码：530023电话：电子邮件：欢迎广大读者通过邮局订阅《民族艺术》( 邮发代号： 48- 58, 2008 年每册定价元）。如在当地订阅有困难或需破季订阅、单册购买，可汇款到《民族艺术》杂志社发行部邮购。本刊尚有少量1987 年、1988 年、1989 年1- 4 期，1990 年2、3、4期、1993 年1、4 期、1994年1、3、4期、1995 年第2 期、1996 年2、3、4期、1997 年1、2 期，每册元( 含邮费）。1998 年3、4 期，1999 年、2000 年、2001 年1- 4 期，每册8 元( 含邮费）。2002 年、2003 年、2004 年、2005年、2006 年1- 4 期，每册10 元( 含邮费）, 2007 年1- 4 期，每册元( 含邮费）。欢迎购阅。地址：广西南宁市民主路11- 4 号邮政编码：530023《民族艺术》杂志社电话：(

汉传佛像雕刻的艺术风格研究论文

汉传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历史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中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初传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三国时期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枷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l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屁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隋唐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方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3）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明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沼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宫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入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奖、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士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两宋北荣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继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并使张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佑(l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l101-l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士，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元明清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闹、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经典传译与编纂随着佛教的传人，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证的印度在华僧入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大乘经典的传译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盘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大藏经的编纂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僧伽制度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2、憎徒必须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4、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普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佛事活动与节日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运，历代相沿。孟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憎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输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盘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文化佛教自传人汉地以来，即与中士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质世称为“曹农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太的艺术宝库。唐代盛行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台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鱼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人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人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超过一些促进作用。

汉传佛像的早期主要是西北印度犍陀罗佛像，经由西域（中亚和今新疆地区）在凉州形成的样式，进入公元6世纪后逐步向中国化发展。宋元以后外来的影响日趋淡薄，除肉髻等显著的佛像特征外，已经改造为中国式的佛像形象：造型简单，宽袍大袖，面相圆润丰满，没有了犍陀罗造像的鼻直而高、薄唇等西方人特征，造像与东方人轮廓相近，形象敦厚温和。藏传佛像造型复杂，既有源于印度晚期佛教的密教金刚乘、时轮乘诸神，也有西藏原始苯教神、汉地神祗、蒙古神祗，以及众多的女神像、男女双身像、凶愤像等，远比汉地佛像丰富多彩。怪诞神奇的密教内容与复杂多变的造型是藏传佛教造像的突出特点。相对而言，汉传佛像内容题材要简单得多。南传佛像早期主要是南印度的风格，进入12世纪后，深受临近的泰国、缅甸和柬埔寨影响，尤其与泰国佛像风格接近，形成了独特面貌。佛像身躯瘦长，脸型秀丽，肉髻高耸；披着极薄的圆领袈裟，通常全身没有衣纹或满布细密的衣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