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愈论文范文资料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

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

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1]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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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之路：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其间韩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族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

贞元三年（787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是年，韩愈在长安落第，生活无所依靠，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约在此年末，韩愈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得到他的帮助。韩愈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五年（789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次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都洛阳。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韩愈则与之不同。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对此，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著《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兹不赘述。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美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萨姆纳（1840 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著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1l）。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对之。（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著名。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17）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20）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3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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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输入日期、车次和地区等信息，即可查询到对应行程是否与已披露的确诊患者同行，做到早预防、早隔离、早救治。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防控疫情硬仗中，我们切实体会到了我们国家在医疗科技，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硬核”攻关的实力，充实资源，保障到位，既全力救治患者，又构筑坚实堤坝，保护民众免受感染。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在创纪录的短的时间内甄别出病原体并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阻止疫情蔓延。中国体制之有力和中国举措之有效，世所罕见，令人敬佩。

此时此刻，虽然我们正处在严峻复杂的疫情之中，正处在疫情防控的紧急关头，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万众一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痛苦是一个人的影子，它忠实地伴随着人的一生。男人有男人的痛苦，女人有女人的痛苦，孩童有孩童的痛苦，老人有老人的痛苦。平民百姓有痛苦，大腕明星有痛苦，帝王将相亦有痛苦。贫困潦倒，饥寒交迫是痛苦；遭人排斥，怀才不遇是痛苦；存亡之危，身处绝境是痛苦。一个人可能一无所有，但不会没有痛苦。痛苦强烈如天崩地裂，微弱若袅袅梵音。痛苦大如浩浩宙宇，小似点点雨滴。面对痛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采取拒绝、积压、妥协的态度，痛苦可能会变成恶魔，把鲜活的生命吞噬殆尽；有的人采取吸纳、分解、转化的办法，利用精神的炼金术，把受伤的灵魂盛在由痛苦转化的蛋壳里，孵化出新的生命。痛苦是孕育成功者的温床。造物主常把高贵的灵魂赋予卑*的躯体，把它的宠儿放在下等人中间，让他们操持卑*的职业，使他们远离金钱、权利和荣誉，令他们在痛苦中生存。孟子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皮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痛苦造就人，使其在某个意义、有价值的领域脱颖而出。痛苦是智慧之花的根蒂。人之心灵深度，与其忍受痛苦之量成正比。上帝赐予你痛苦，是在衡量你心灵之深度。痛苦之锄挖掘你的心，在你的心上印下道道深深的锄痕，在你心田之锄痕处播洒智慧的种子。在痛苦中审视生命本身，青春茁壮的幼芽自锄痕深处，日渐萌发，蓬勃成长，你的智慧之花定将傲然绽放。文学是生活的苦果。谁曾是生活的不幸者，谁就有条件成为文学的幸运儿；谁让生活的苦水一遍遍地泡过，谁就有可能成为亮光乐的福将。生活把你肆意掠夺一番，才会把文学才能馈赠给你。《离骚》、《庄子》、《史记》、《草堂诗集》、李后主之词，都是痛苦的产物。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福克纳把人们带进痛苦中，又牵引着人们的精神从苦难中拔脱。福克纳用他所能传达的人物从各个角落发出声音来拯救人类。他的太多太深的生存不幸中，发现了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那便是他一生苦苦追寻的彼岸。他告诉读者，你无论怎样被压在最底层，但精神应该永远支撑着，这样你才可能不倒。福克纳要的不是生存的质量，而是生命的力量。痛苦里面包藏的是钢铁，安放在痛苦上的灵魂必然是倔强的生命。最坚硬的东西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与灵魂较劲，灵魂比剑更强。自古而今的仁人志士都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中国知识分子自屈原以来皆“哀民生之多艰”。中国之外的罗素也说过：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他的一生。那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爱情和知识把他向上导往天堂，但怜悯又把他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人寰反响、回荡。因为无助于人类，他感到痛苦。痛苦充实了每个富于感情、善于思想的人生。缺乏痛苦，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当痛苦袭来，别拒绝，别害怕，只要学那珍珠贝，把痛苦紧紧咬住，就准能把它变成美丽的珍珠。痛苦对人类而言，是一种神圣的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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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骨科常见病、多发病[1]。目前对该病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包括保守治疗(手法推拿、牵引、中西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等，而多以保守治疗为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颈椎病护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颈椎病逐渐升高的发病率和向年轻化发展，使得青年人就开始出现了颈椎病的症状，如果不加以注意，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控制，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危害，其病程长，疗效慢，易复发，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颈椎病;中医;临床护理

1 颈椎病的定义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征、颈椎间盘脱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主要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椎间盘脱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表现为颈椎间盘退变本身及其继发性的一系列病理改变，如椎节失稳、松动;髓核突出或脱出;骨刺形成;韧带肥厚和继发的椎管狭窄等，刺激或压迫了邻近的神经根、脊髓、椎动脉及颈部交感神经等组织，引起一系列症状和体征。属中医学"痹证"范畴。

2 颈椎病的临床表现

主要表现为颈肩痛、头晕头痛、上肢麻木、肌肉萎缩、恶心、呕吐、严重者双下肢痉挛、行走困难，甚至视物模糊，心动过速，吞咽困难，四肢麻痹，大小便障碍，出现瘫痪等。颈椎病的临床症状与病变部位、组织受累程度及个体差异有一定关系。

3 颈椎病的辨证分型

颈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交感神经型颈椎病、食管压迫型颈椎病。

4 颈椎病的中医临床护理

情志护理要详细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尤其是对长期患病或有心理恐惧的患者，要让其放下思想包袱，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饮食调护加强营养，适当食用甲鱼，猪腰及核桃，腰果等坚果类食物。按照中医证型配合中药饮食调理食膳。气滞血瘀证：症见头颈部不能俯仰转侧，压痛拒按，或痛连肩背、胀痛，或痛有定处，日轻夜重，痛如针刺，舌质有瘀斑瘀点，脉弦紧或涩，治宜活血行气，通络止痛，食清淡，易消化食物，新鲜蔬菜瓜果等还可食田七青蛙汤，木耳，金针菇，蒸瘦肉;寒湿证：食温热祛风寒食品，瘦肉，猪牛蹄筋，羊肉炖生姜，当归等;湿热证：症见颈部关节或肌肉僵硬，疼痛，口渴不欲饮，溲赤，头晕头沉，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或濡数，治宜清热利湿，通经活络，食清淡食品，如薏仁，冬瓜粥，卧床休息期间防止腹胀和便秘，以免加重病痛。寒湿痹阻型：见颈部关节或肌肉僵硬，疼痛，遇冷痛增，得热痛减，舌质淡胖，苔白腻，脉弦紧或弦缓，宜温经散寒，祛湿通络。阴虚型：食绿豆，百合，沙参，冰糖炖银耳或海参，白鸽，甲鱼，蜂房等滋阴补肾，强筋壮骨。肾虚痰瘀痹阻，症见颈部关节或肌肉僵硬、疼痛，难以屈伸，伴腰膝酸软，舌质暗淡，苔白腻，脉细弱或细涩，治宜补肾化痰，活血通络，食海带，淡菜，猪肾等补肾化痰。

功能锻炼各型颈椎病症状基本缓解或呈慢性状态时，可开始做医疗体操以促进症状的进一步消除及巩固疗效。症状急性发作期宜局部休息，不宜增加运动刺激。有较明显或进行性脊髓受压症状时禁忌运动，特别是颈椎后仰运动应禁忌。椎动脉型颈椎病颈部旋转运动宜轻柔缓慢，幅度要适当控制。锻炼原则是循序渐进，以患者耐受为宜。

左右旋转取坐位或是站位。双手叉腰，头轮流向左、右旋转。动作要缓慢。当旋转到最大限度时，停留3～5min。使肌肉和韧带等组织受到充分的牵拉，左右各旋转10次。

提颈缩颈取站位，肩部自然向上提，同时颈部向下缩，停留3～5s，再自行放松，重复10次。

环绕颈项取站位，颈放松，呼吸自然，缓慢转动头部，顺时针与逆进针方向交替进行重复10次。患者站位，两手叉腰，头部向左侧偏，再向右侧偏，动作要缓慢，幅度勿过大，重复20次。

前后活动颈部取站位，两手叉腰，头尽量向前屈，低头看地。在仰头看天，头尽量后仰，动作缓慢

体操方法双手侧平举，像钟表指向9点15分一样，然后两臂向上抬，举到10点10分处，连续做100～200次。注意全身挺拔、双臂像飞鸟的翅膀一样上下扇动，手臂尽量向后贴每天做一组。

用药指导中药汤剂宜温服1剂/d，分2次口服，间隔4～6h，服药期间忌生冷及寒凉食物，同时外避风寒，以免加重病情，随时观察用药后的效果及不良反应。

康复指导

注意颈肩部保暖，避免头颈负重物，避免过度疲劳，坐车时不要打瞌睡或低头玩手机。

饮食宜补益肝肾，气血之品，如：黄芪煲鸡汤，参芪龙眼粥，参枣粥等，忌食生冷瓜果之品，中药汤剂宜温服。

按摩颈肩疼痛部位，加强颈肩部肌肉的锻炼，在工作空闲时，做头及双上肢的前屈、后伸及旋转运动，既可缓解疲劳，又能使肌肉发达，韧度增强，从而有利于颈段脊柱的稳定性，增强颈肩顺应颈部突然变化的能力。

树立正确的心态，掌握用科学的手段防治疾病，配合医生治疗，减少复发。

纠正不良姿势和习惯，避免高枕睡眠，不要偏头耸肩、谈话、看书时要正面注视。要保持脊柱的正直。

及早彻底治疗颈肩、背软组织劳损，防止其发展为颈椎病。

劳动或走路时要避免挫伤，避免急刹车时头颈受伤，避免跌倒。

自我治疗及预防

摇动上肢：肩部放松，左肩画圈摆动、右肩也画圈摆动。次数一般为20次。

抓空练指：两手臂向前平伸，双手五指做屈伸作用，次数可50次。

提揉两耳：用手提拉耳朵，然后进行按摩、揉搓，直至耳部发热。

局部按摩：在颈部、大椎骨、风池穴附近寻找压痛点、硬结点或肌肉绷紧处，对这些部位进行按揉。颈部运动：颈部运动主要包括头部前仰、后仰、左倾、右倾，四个方向慢慢的转动颈部。颈部转动，可在短时间内缓解颈部的酸痛。

远道点穴：在手背、足背、小臀前外侧、小腿外侧寻找压痛点。然后对其进行按揉。

掐捏踝筋：两手变替掐捏足踝后大筋。

预防措施

告知患者卧低枕休息，侧卧时颈部与躯干成一条直线，尽量减少颈部活动。

戒烟限酒，避免风寒潮湿。避免在入睡前洗头，或午夜、凌晨洗澡。避免头发未干就入睡，否则会使潮湿入侵颈部，诱发颈部疾病。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对颈部保暖，温暖的颈部环境对防止颈椎病复发很重要。

避免头颈部负重及过度疲劳，减少刺激有利于颈椎病的恢复，保持情绪稳定，积极向上，开朗乐观，正确对待颈椎病。

纠正生活中不良姿势，生活中的坐、卧，看电视的不良姿势是形成慢性劳损的主要原因，当工作或其他劳动需要持续低头或仰头1～2h的时候，一定要抽空适度活动颈部，以放松颈部肌肉，减轻肌肉的持续紧张度和颈椎的疲劳。避免做颈部过伸或过屈活动。

选择合适的枕头。人一生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挑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对防止颈椎病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枕头不宜过高或过低，枕头高度以一拳为宜。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的调节，多摄取一些强筋壮骨的食物。如深绿色蔬菜、西兰花、牛奶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D，有助于骨骼营养。大蒜、洋葱、芦笋和鸡蛋等食品中都含有丰富的硫，硫有助于骨骼、软骨和结缔组织的修补和重建。

5 结论

我科根据中医辨证原理采用中药熏蒸，微波，隔物灸，氦氖激光等物理治疗，可以达到舒筋活血，祛风止痛的作用，通过中药的渗透作用起到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加速组织修复的作用，同时对其进行情志护理，合理指导饮食，正确的功能锻炼，缓解患者局部肌肉紧张，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持之以恒，还能够强健筋骨，使疾病长期得以缓解，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夏治平.中国推拿全书[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罗平，马建，余好.中医辨证施膳在颈椎病患者中的运用[J].中国医药指南，(33)：164-165.

摘要：目的：探讨和分析综合护理在颈椎病综合康复的应用，总结其临床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具有完整临床资料的2012年1月至2012年10月来我院就诊的颈椎病患者10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患者有50例，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的对症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心理、饮食等综合护理。观察和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种护理方式对颈椎病患者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疗效具有显著性差异(P<)。

结论：综合护理有利于提高患者的舒适程度，促进患者尽快恢复，值得临床借鉴和推广。

关键词：综合护理颈椎病临床效果

【中图分类号】R4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879(2012)12-0267-02

颈椎病是颈椎的一种劳损退变疾患，与长期的屈颈动作有关[1]。主要包括颈椎骨性关节炎、颈神经根综合征和增生性颈椎炎以及颈椎间盘脱出症等。近年来颈椎病的患病率呈现出增长的态势[2]。颈椎病较为严重的患者甚至会压迫神经根导致臂至指尖的酸麻痹痛或眩晕，有的颈椎病甚至会压迫神经中枢-脊髓。临床研究表明，颈椎病的发生原因多是由于颈椎过度劳损，骨质增生以及韧带增厚所引发，有的甚至是由于交通事故所引起的颈椎骨折，导致颈椎脊髓、神经根以及椎动脉受到压迫所致，从而引发多种功能障碍[3]。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手段有牵引，物理治疗以及针灸等，为让患者能够积极配合临床治疗和护理，对患者尽心更有效的护理不仅可以降低治疗风险，还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4]。为探讨和分析综合护理在颈椎病综合康复的应用，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具有完整临床资料的2012年1月至2012年10月来我院就诊的颈椎病患者，采用综合康复护理措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2012年1月至2012年10月来我院具有完整临床资料的颈椎病患者100例，年龄38-63岁，平均年龄岁。随机分为观察组和治疗组两组。观察组50例，男33例，女17例，年龄在38-63岁，平均年龄为岁，对照组50例，男32例，女18例，年龄在39-62岁，平均年龄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的发病部位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具有可比性。

治疗和护理方法。对照在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措施，主要包括：注重观察注意患者的呼吸、心率、血压、脉搏等，观察患者有无并发症以及诱发因素等。协助患者完成相关检查，在无相关禁忌证等。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取综合护理措施，主要包括：

(1)心理护理：颈椎病属心身疾病范畴，本病病程长，症状复杂，诱发闲素多，难以根治，给患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因此，应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并将心理护理贯穿患者在院期间各项治疗及护理操作的始终，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是患者的首选。入院时因为身体的不适、接触陌生的人和环境，患者易发生紧张、焦虑、恐惧等心理反应，发生角色缺失。护理人员应做到主动热情地接诊患者，妥善安置好患者的床位。详细介绍病区的环境及主管医生、护士等人员配备情况，以及住院期间的有关注意事项，使其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全面仔细地了解、评估患者病情、家庭情况和心理顾虑等，采取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并对其讲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例举已经成功治愈的病例，使其放松心情，消除恐惧心理。同时与家属、单位等社会支持系统进行协调，避免患者因为治疗费用产生压力。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从各方面使患者增加安全感，增强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使患者能够正确对待疾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对治疗和护理的依从性，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2)饮食护理：合理的饮食可以保证机体的营养供应，使脏腑功能旺盛，气血充实，抗病能力增强。指导患者进食低盐、低胆固醇饮食，进食宜清淡、易消化、不食油炸食物以及溶氧仪引起腹胀的食物，可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多食富含纤维的食物和水果。

(3)康复指导，指导颈椎病患者进行康复锻炼，可以使颈部相应的神经肌肉得到有规律的牵拉，有助于恢复颈部功能。锻炼颈部肌肉功能时，先长收缩练习，增加肌肉力量，再进行颈保健操练习，做操时要全身放松，循序渐进;出院后可以适当进行太极拳等运动以调和气血，修身养性。

(4)加强宣传教育应积极教育和指导患者对颈椎病的认识，教育患者对自身疼痛的判断和描述以利于了解病情情况。通过提高患者对颈椎病的认识，有利于治疗时提高患者的顺应性。

疗效评价标准。为评价护理效果，患者的满意程度分为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进行分类，依此评价不同护理方法在颈椎病患者的应用效果。

统计学处理方法。采用统计软件对统计学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统计学数据进行X2检验，P<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对照组满意15例，基本满意20例，不满意15例，满意度为70%。观察组满意20例，基本满意25例，不满意5例，满意度为90%。经X2检验，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程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具体情况见下表。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护理科学的发展，护理人员应更注重“以人为本”的护理观念[5]。综合护理已经成为目前护理工作的重要方向。本文通过综合护理有利于提高患者的舒适程度，促进患者尽快恢复，值得临床借鉴和推广。

参考文献

[1]任科梅.颈椎病病人综合护理干预效果观察[J].全科护理，2010，2(8)：382-383

[2]施子珍.综合性护理对颈椎病手术患者的影响观察与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18)：119-120

[3]赵晓萍，宋玉萍.椎动脉型颈椎病的综合护理[J].河北中医，2010，8(32)：1249-1250

[4]姜淑波.颈椎病的康复指导及护理[J].中外妇儿健康，2011，7(19)：332-333

关于韩美论文范文资料

10月韩美签署相互

韩美于1949年1月建交。朝鲜战争后，1953年10月韩美签署相互防御条约，确立军事同盟关系。目前美国在韩有万驻军，掌握韩军战时指挥权，对韩负有安全防卫义务。还有一个很长的内容：一、朝鲜半岛冷战体系的一块基石：《停战协定》在整个世界都进入到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朝鲜半岛上的冷战阴影挥之不去。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交战双方签署的《停战协定》是半岛冷战体系中的一块基石，它维系着半岛不战不和的军事对峙局面。虽然协定至今有效，但是依据协定设立的半岛军事对峙监督管理机制早已处于非运转状态。这一局面造成朝鲜半岛停战结构的动摇。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一方和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另一方，在“三八线”小村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协定的目的是要结束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痛苦和人员伤亡的战争，并保证在最终实现朝鲜半岛问题和平解决之前，完全停止敌对行为和一切武装行动。由于《停战协定》维持的是一种不战不和的军事对峙关系，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交战双方建议：在《停战协定》缔结后的三个月内，双方各自派出代表举行高级别的政治会议，商议外国军队撤军问题和半岛问题的和平解决。虽然这一建议作为第四条款被写入《停战协定》之中，但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并未能够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事实上，《停战协定》的签署反而使半岛冷战体系进一步稳固，协定本身成为半岛冷战体系中的一块基石。首先，《停战协定》是一个国际性协定，这使朝鲜问题较之战争爆发之前更加国际化、复杂化。如果要改变《停战协定》所规定的军事对立局面，必然涉及协定各签署国。在《停战协定》上的签字双方，实际上代表的是美国及其领导下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朝、中、苏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背景下，朝鲜问题的解决与国际大国关系息息相关。其次，《停战协定》有关国家围绕朝鲜半岛构筑起两个对立的军事同盟集团。一方是美日韩南方三角同盟，另一方是苏中朝北方三角同盟。美国是南方三角同盟的核心，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是其中的两个轴。在朝鲜战争初始，美国就着力构筑在东亚地区的同盟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美、日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使美国拥有了在日本长期驻军的权利，并使日本成为美国进行朝鲜战争的远东基地。《停战协定》签署后，美国进一步与日本签署了《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最终确立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同盟国家的地位。美国与韩国缔结的《韩美相互防御条约》，使得美国陆、海、空军将驻守韩国及其附近。这样，以韩国为前线的南方军事三角同盟确立。另一方面，朝鲜也于1961年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署了《朝苏友好合作与相互援助条约》以及《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两个同盟条约明确规定，如果朝鲜受到威胁，苏联、中国将竭尽全力予以援助，这就是北方三角同盟。《停战协定》以及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使国际力量介入半岛安全事务制度化。由此，一个稳固的朝鲜半岛冷战体系确立起来。其中，《停战协定》是维持双方军事对峙的国际准则，是长期以来朝鲜半岛冷战体系中的一块基石。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受全球范围冷战结束和东北亚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的巨大影响，以《停战协定》为基石的半岛停战结构正在发生动摇。根据停战协定设立的停战监督管理机制，即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因其中朝鲜及与朝鲜相关方面代表团的撤回，基本处于停止运转的状态。其后果是朝鲜半岛上的对峙双方缺乏交流与协商机制，致使半岛停战结构处于危险状态之中。二、冷战后朝鲜国家安全的关键：美国东欧突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全球冷战格局的结束。朝鲜半岛冷战体系在此巨大冲击下严重失衡，但是继续残留着。对于朝鲜来说，失衡的半岛冷战体系继续存在造成其国家安全处境急剧恶化。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政府迫切希望拉近与中苏两国的距离，力求在半岛南北对抗中掌握主动。同时，韩国企业的资金、技术对于正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苏联和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苏、中也希望改善对韩关系。这样，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对抗后，两对国家相继建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外交关系。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汉城，与韩国签署了《韩俄基本关系条约》。与此同时，中韩关系也在快速发展。1991年开始，双方举行外交部长级会谈，并终于在1992年8月发表建交共同声明。声明提到，两国将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以及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存的原则，发展长久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注：《朝鲜日报》，1992年8月25日。)苏中两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与韩国的最终建交无疑极大影响了朝鲜。在朝鲜看来，针对南方的朝苏、朝中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名存实亡，苏中朝北方三角同盟濒临解体。朝鲜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由此变得极其冷淡，双边高层交流几近断绝。而且，奉行市场经济的苏中两国还改变了传统的对朝经济交流模式。从1992年起，俄罗斯对朝鲜的原油供给采取国际价格和通货结算；中国也从1993年开始要求朝鲜依据通货进行贸易。朝鲜外贸体系由此陷于崩溃状态，能源和粮食紧缺。90年代，朝鲜出现前所未有的连续10年经济负增长，其安全危机因经济危机而加剧。尤为不利的是，美日韩南方三角同盟并未对上述变化作出相应调整。相反，美国从其冷战后东亚乃至全球安全战略出发，加强与日韩的军事合作，维持在日韩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并且，美国为提升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关系，1997年美、日又推出新《美日安全合作指针》。新指针扩大美日安全合作范围，将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日本周边地区事务也纳入双方军事合作范围。与此同时，美国继续重视与韩国的关系，将美韩安全合作视为 “韩半岛和东北亚稳定的中心”。(注： of Defense,United States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1995,“Engagement:Modernizing and Strengthening Our Alliances and Friendships”.)这样，东北亚的局势虽然因为全球冷战的结束而大大缓和，但是美国继续保持了在东亚地区的10万驻军。其中，驻韩美军约万，驻日美军约万。在美日韩三方同盟中，美国是领导和核心。日韩两国国防高度依赖美国。在对朝问题上，美国明确将朝鲜作为本国重要的防务内容。克林顿政府提出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战争的构想，其中之一就是针对朝鲜半岛。首先，驻韩美军是一线作战部队，他们被部署在朝韩交界的“三八线”南侧。美国认为，“美军需要部署在第一线以使朝鲜清楚认识到美国将自动和立刻卷入任何冲突”( 注：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1995,“Sustaining Deterrence in Korea”.)，这样有利于美国有效控制半岛形势。其次，韩国军队受美军统帅。驻韩美军与韩国军队共组韩美联合军司令部，驻韩美军司令兼任韩美联合军司令，这使韩国军队长期受美军统帅。虽然韩国军队于1994年末恢复了和平时期的军队控制权，但其作战指挥权始终归属美军。再者，朝鲜半岛一旦发生战争，美军将动员规模庞大的增援部队。驻韩美军和韩国军队用于维持第一阶段的战事。紧接着，将有大量的驻日美军、美国太平洋舰队乃至本土美军迅速增援半岛。增援部队包括陆、海、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总数可达万。(注：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the Republic of Korea,Defense White Paper 200 0(English Version),p81.)综上所述，随着冷战的终结，朝鲜半岛冷战体系发生严重失衡。北方三角同盟濒临解体，美日韩三角同盟却继续存在并且加强，朝鲜国家安全受到极度威胁。曾经是国际冷战前沿的朝鲜开始独立承担来自美日韩三方军事同盟的压力。由于美国是美日韩三方中的领导和核心，美国成为影响朝鲜国家安全中的关键因素。三、朝鲜关于缔结朝美“和平协定”的构想在上述朝鲜安全处境不断恶化的过程中，朝鲜提出了缔结朝美和平协定构想。最初是在1974年，当时，中苏分裂，中美、中日关系缓和，受其影响，1974年3月20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5届3次会议提议缔结对美和平协定。但是，朝鲜将缔结朝美和平协定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则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当时，中国已分别与日美恢复邦交，苏中两国都在推行改革开放。随着1988年汉城奥运会临近举行，苏中两国都有意派团参加，韩国与苏中之间的关系呈现逐步和解的迹象。在此背景下，朝鲜迫切需要改善对美日关系，以平衡半岛冷战体系结构中出现的失衡。鉴于美国在美日韩三国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朝鲜将安全战略的核心置于对美关系上。朝鲜希望缔结朝美和平协定，废除《停战协定》，突破残存的半岛冷战体系对国家安全的束缚，在体制安全的前提下融入国际社会，并取得与韩国对等的国际地位，尽可能主导半岛形势。1984年1月10日，朝鲜召开中央人民委员会和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的联合会议，会上提议举行朝美韩“三方会谈”，协商和平协定等问题。提议主要内容是：(1)为了缓和紧张、结束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状态，举行朝美韩三方会谈；(2)在三方会谈中，朝美之间讨论缔结和平协定问题，朝韩之间讨论北南互不侵犯宣言问题。和平协定中将包含驻韩美军的撤离问题，互不侵犯宣言中将包含朝韩互不使用武力和两国的裁军问题；(3 )在分别缔结朝美和平协定和达成朝韩互不侵犯宣言之后，朝韩之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创设“高丽联邦国家”。(注：《南北对话》，第34号，韩国汉城：国土统一院南北对话事务局，1984年4月30日发行，第39页。)这一建议与以往的不同在于提议同时举行朝美、朝韩会谈。其中，朝鲜一贯坚持的由朝美双方缔结和平协定的立场并未改变。朝鲜的变通在于朝美和朝韩关系同步改善，即在改善对美关系并解决驻韩美军问题的同时，协商北南和解问题。实际上，朝鲜的对美和平协定建议长期遭到美国冷遇，且为韩国坚决反对。韩国指责朝鲜试图将其排除在外的朝美协商，是意在迫使美军撤离，最终颠覆、赤化韩国。韩国要求南北直接对话缔结和平协定。朝鲜的三方会谈建议是对美韩反对作出的妥协，希望由此将美韩吸引到谈判桌前。朝鲜的三方会谈建议仍然遭到坚决反对。美国对此作出反应，指出半岛问题须在南北之间解决，在为半岛统一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中必须包括《停战协定》签署国中国。(注：《南北对话》，第34号，韩国汉城：国土统一院南北对话事务局，1984年4月30日发行，第59页。)韩国国土统一院长官孙在植也对朝鲜三方会谈提议作出反应。他发表对北声明，表示半岛统一是韩民族内部问题，通过南北对话恢复相互的理解和信任非常重要，要求南北直接对话。(注：“孙在植国土统一院长官对北声明”，《南北对话》，第34号，韩国汉城：国土统一院南北对话事务局，1984年4月30日发行，第32—34页。) 对于美韩的立场，朝鲜政务院总理在1984年3月7日给韩国国务总理的书信中加以反驳： “美军强占着南朝鲜，美军司令官拥有对南朝鲜国防军的统帅权，在此条件下，南朝鲜当局和我们无法解决诸如停战协定转化为和平协定、美军撤离、达成互不侵犯宣言、裁军、消除军事对峙等等问题；贵方提议的半岛问题相关国家参加会谈并不妥当，因为除美国外并无其它国家对半岛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注：《南北对话》，第34号，韩国汉城：国土统一院南北对话事务局，1984年4月30日发行，第66，67页。)尽管始终遭到反对，朝鲜关于缔结朝美和平协定的立场此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相反，随半岛冷战体系的日益失衡以及国内经济的不断恶化，朝鲜对于缔结对美和平协定的要求更趋强烈和急切。朝鲜关于缔结朝美协定的提议不断，包括1994年4月28日的《朝鲜外交部关于确立朝鲜半岛和平保障体系的声明》、1996年2月22日的《朝鲜外交部发言人关于缔结朝美暂定协定的谈话》、2000年再度发表的《朝鲜外交部关于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保障体系的声明》以及2002年的缔结朝美互不侵犯条约等等提议。其中，1996年朝鲜建议的“暂定协定”，是朝鲜认识到缔结和平协定将涉及美朝关系正常化、半岛和平机制建立等一揽子复杂问题，难度颇高，故欲先易后难，以“暂定协定”将美国拉到谈判桌前。当时朝鲜表示：“我们始终一贯地坚持，如果要在朝鲜半岛建立起全面、广泛而长久的和平机制，必须在朝美之间缔结和平协定”；“但是，考虑到美国的对朝鲜政策以及目前朝美关系的水准，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再起武装冲突和战争，需要尽快准备，即使在最小程度上建立制度性设置也行”。2002年，朝鲜提出缔结朝美互不侵犯协定，这也是朝鲜要求缔结对美和平协定的另一种表现。由于朝鲜核危机不断升级而美国态度日趋强硬，10月25日，朝鲜提议朝美缔结互不侵犯协定。四、朝鲜力求缔结对美“和平协定”为缔结对美和平协定，结束《停战协定》所维持的军事对立，摆脱半岛冷战体系失衡状态下的朝鲜安全困境，朝鲜一手采取日趋灵活的积极姿态谋求朝美协商，另一手则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美国施加压力。在外交领域，朝鲜展现积极姿态，以期改善对美关系。1974年朝鲜正式提议缔结朝美协定时，其构想是首先改善对美关系，在取得较为有利的国际地位后再拓展外交空间。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美国始终不与朝鲜对话，朝鲜转而展开与韩日协商，以期侧面推动朝美会谈。1984年提议三方会谈后，朝鲜主动向韩国灾民伸出援助之手，以后，朝韩对话逐步提升。在经过多次总理级会晤后，两国于1991年末达成《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与交流合作协议书》。协议书宣布南北和解，互不为敌，共同努力将停战状态转变为和平状态，组建南北共同军事委员会，开通军事热线电话等等。朝鲜意在促进朝美协商同步展开。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曾这样表示：“朝鲜北南已经缔结了互不侵犯协议书，连北南共同军事机构都已产生，朝美间如果能够缔结一个暂定协定，将意味着和平新时期的到来。”事实上，由于朝美一直未能就和平协定进行协商，南北协议书签署后，朝鲜回复消极态度，协议书条款未得履行。20世纪90年代末，上述情景再度上演，朝鲜比上一次更加大胆。朝鲜不仅快速热切与中、俄关系，与欧盟、亚太诸多国家建交，而且在2000年与韩国举行首脑峰会。这一次，朝鲜多方位外交攻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美会谈，但还是未能突破敌对关系。在经济领域，朝鲜表现出趋向改革的积极意向，尤其在朝鲜与诸多国家建交并与韩国实现首脑峰会后，这一意向更趋明显。2002年，朝鲜在经济领域连续采取重大举措，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7月，朝鲜废除了实施已久的粮食配给制，提高工资；9月，朝鲜将与中国交界的新义州指定为特区，颁布类似香港基本法的《朝鲜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朝鲜与韩国同时启动两国东海沿岸铁路和公路以及新义州至汉城之间的铁路和公路连接工程；10月，为搞活金刚山旅游，朝鲜颁布允许国际社会自由投资开发金刚山旅游区的政令。这些具有开放和改革意向的重要举措，意在改变朝鲜的国际形象，朝鲜希望由此促进对美和解。另外，对于美国所关注的驻韩美军问题，朝鲜暗示将作让步。一直以来，朝鲜主张驻韩美军撤离半岛，北南自主解决统一问题。这意味着朝鲜所追求的对美和平协定将导致驻韩美军撤离半岛。随着冷战后美国明确表示将维持在东亚地区的10万驻军，朝鲜调整其立场。1996年，朝鲜“亚洲太平洋委员会”副会长表示，如果美军能够改变与韩国的关系，在半岛扮演和平维持军的角色，朝鲜可以考虑美军的继续存在。(注：Kim Keun- sik,“Changes in Pyongyang's Attitudes Regarding Peace on the KoreanPeninsula afterSouth-North Summit,”Vantage Point, 2002,p. 46.)这一信息在2000年6月朝韩首脑会晤时通过韩国总统金大中再次传递给世界。在积极姿态的另一方面，是朝鲜加速研制核、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此为手段向美国施加压力。朝鲜一直将和平协定问题与美国密切关注的核、导弹等问题挂钩，指出惟有缔结朝美和平协定才能消除紧张。1994年4月28日，朝鲜中央通讯发表外交部声明：“现在停战协定已不能保障半岛和平”，“一定得将停战协定转化为和平协定，成立代替现在的停战机构的和平保障体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美利坚合众国提议，就能够遏止朝鲜半岛上的武力增强和制止战争再发，能够实际而可靠地承担起巩固和平与安定的新的和平保障体系举行协商”。2000年，《朝鲜外交部关于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保障体系的声明》表示，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等一系列复杂而尖锐的问题是因为继续存在着停战体系。朝鲜《劳动新闻》评论，朝鲜核问题是由于美国推行对朝敌视政策而产生的，朝鲜核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必须举行朝美磋商。(注：《劳动新闻》，2002年11月9日。)同时，朝鲜不断向国际社会表明，《停战协定》及其运作机构已不再有效。朝鲜认为，在美国肆无忌惮地往南朝鲜运输武器装备之下，停战协议根本发挥不了它的制约功能，停战协议早已失效。朝鲜外交部1994年这样表示：“由于美国不正当的处理方式，现朝鲜停战协定已不能保障半岛和平，军事停战委员会事实上已成为没有主人的有名无实的机构”；“朝鲜停战协定和停战机构，在安定朝鲜半岛形势、遏止武力增长上，不能提供任何的支持”；“我们不能再期待这样的协定和机构”。该年5月，朝鲜撤回驻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朝鲜代表团。同时，另组“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团”取代其功能。同年 8月，朝鲜派特使访问中国，向中方指出朝鲜半岛需要建立新的安全保障机制，要求中国撤回代表团。中国考虑到朝鲜方面的要求，并根据朝方已召回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朝方代表和军事停战委员会已停止运转的现实状况，接受朝方建议，于12月召回了驻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方代表团。(注：陈峰君，王传剑著：《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另外，从1993年至1995年，朝鲜分别让捷克和波兰成员离开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注：Lee Jong-sun,“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of North Korea's Demand for a Peace Treaty with the .,”Vantage Point,Vol .23 2000,;Kim Keun-sik,“Changes in Pyongyang's Attitudes Regarding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a after South-North Summit,”VantagePoint, 2002,.)这样，监督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都处于不完整状态。五、结论在冷战走向终结的过程中，以《停战协定》为基石的半岛冷战体系严重失衡，朝鲜安全处境急剧恶化。朝鲜必须独自承担来自美日韩三方军事同盟的压力。由于美国是美日韩三方同盟中的核心，朝鲜力图缔结朝美和平协定。朝鲜希望和平协定的缔结能够结束《停战协定》所维护的军事对立，彻底摆脱残存的半岛冷战体系，在体制安全的前提下融入国际社会，并取得与韩国对等的地位，尽可能主导半岛形势。由于遭到美韩两国的反对，朝鲜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加以推进。朝鲜既采取积极姿态推动朝美协商，又利用核、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美国施加压力。但是，朝美和平协定鲜有进展，相反，核、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半岛危机不断。目前，小布什政府推行强硬的对朝鲜政策，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家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象。朝鲜半岛形势更加严峻。

汗，世界杯哟

1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27日在加拿大多伦多落幕。会议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强调采取下一步行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会议宣言说，二十国集团迄今的合作努力取得良好成果。前所未有和全球协调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在恢复个人需求和贷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 根据工商总局6月1日出台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通过网络从事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自然人，应当向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提出申请，提交其姓名和地址等真实身份信息。根据这一办法，通过网络从事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既可以是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也可以是自然人。3 由于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发酵，社民党5月30日退出联合政府，鸠山内阁支持率跌至17％。6月2日，鸠山宣布辞职。4日，菅直人当选46月1日起，食品标识内容和形式要符合新修改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5 6月11日，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行，本届是首次在非洲举行的世界杯。7月13日报道，韩国政府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因为中国强烈反对韩美在黄海进行军事演习，所以韩美正在研讨在日本海（韩国称东海）和黄海同时进行军演，而美国航母等核心战力不参加黄海军演，只参加在日本海（韩国称东海）军演的折中方案。6 中新网7月12日电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消息，住建部有关负责人回应了近日部分网络媒体称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关政策可能取消的报道，强调将坚定不移贯彻国发[2010]10号文件——“国十条”及相关配套措施。针对近日部分网络媒体称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关政策可能取消的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下发后，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整体上呈现积极变化，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了遏制。7 中广网北京7月10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16时40分报道，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地区的暴雨进入最强时段，今天，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由于持续遭受暴雨袭击，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抗灾形势严峻。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天气查询】8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截至7月1日16时统计，此次南方暴雨洪涝灾害过程已造成11省万人受灾，因灾死亡266人，失踪199人。此次洪涝灾害灾情明显偏重，与2005-2009年6月份南方地区发生的洪涝灾害相比，直接经济损失增长3倍以上。9 6月13日至29日，中国南方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导致严重的洪涝灾害。截至7月1日16时统计，此次暴雨洪涝灾害过程已造成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1省(自治区、直辖市)万人受灾，因灾死亡266人(含雷击致死)，失踪199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千公顷；倒塌房屋万间，损坏房屋76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亿元。其中，福建、江西、贵州、湖南、广西受灾较为严重。10.法制晚报》记者独家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内部获悉，除去今年1月17日和6月2日已经发射的第三颗和第四颗北斗导航卫星外，我国还将于今年8月份后再发射三颗北斗导航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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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韩语论文里需要放调查问卷和数据分析，就放在上图的“文章主体”部分即可。关于每章应该放哪些内容，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今天用更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一篇韩语论文怎么写？接下来是可支撑资料少的问题，解决方式当然是继续找资料，当看了足够多的资料，思路自己会涌出来，挡都挡不住。足够多的意思一般是指10篇+知网上下载的论文，可以直接复制吗，但为什么数字和英文复制不下来，要么是乱码的？首先要明确，知网上下载的资料，可以复制下来，可以编辑。打开界面左上角的大写T字位置，点击后，就可以实现复制；编辑比较简单，主要注意使用CTRL+F调出查找替换功能，用替换“段落标记”，的方法，就可以使编辑效果事半功倍。数字和英文复制效果不好的问题。两个有效方法，一是在右下角点击网页，放大显示倍数，提高识别清晰度，一是识别后的英文和数字处要进行手动错字排查。识别效果太差还可以用ocr软件识别，推荐。ABBY fine reader12，中文韩文都可以识别。每次去找导师都很快进入尬聊，不想去了怎么办？教授指导也是论文过程中的一部分，不去见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提高每次见导师的效率，就可以少去很多趟。第一.多做内容。比如，去确定选题时就不要只带一个题目，把除了题目以外，大纲内容也都带过去，可以节省教授的主题理解时间，也可以让他更快的判断这个选题的可行性。大纲和题目定完后，主要任务就是写正文。所以如果一口气写好初稿，再去找教授，中间就能省下很多趟。第二.为指导过程录音。这样回来之后可以反复听，不会因为没听清要求再去问。去之前打开手机录音就可以。此外，多与别人交流。不是一有问题就去找教授问。因为你遇到过的问题，别人几乎都遇到过，前人已经都有现成的答案，你只需要拿来用。别人可以是上届前辈，可以是同期同学，也可以是论文交流的社群群友。如果没有上届的电子版，找到学校下发的论文要求文件，对照着挨个项目进行排版。先行研究太难了，我的韩语又不是特别好，很多资料看不懂，怎么办？先行研究的基本样式：分段总结别人的同主题文章+适当归类+最后概括。概括可以摘取重点内容，用表格的方式展现。直接看韩语有困难，先找类似主题的中文资料看，了解该主题的主要内容和背景知识，再看韩语会简单些。写句子有困难，不确定的地方先用中文来替代，把整体思路先誊写下来，剩下别的困难都是浮云。我还有20天就要参加初审了，全篇可能写不完，怕到时候没有资格，现在还没开始，怎么办？问题很笼统，看初审标准是什么，对症下药。提高效率，参照前一篇推文的资料整理方式，节约时间。

一、韩语教学作为一个新兴课程要着眼于全面发展高职高专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学生。作为教师，在韩语教学中要尊重学生，注重情感教学，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就尊重学生而言，首先要承认，学生之间是有差异的，有个性的。应该给每个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针对他们的差异性提供切合实际的学习指导。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霍华德•加德纳博士在他的《心智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这种理论对于我们转变教育理念，重新认识学生的差异和发展很有帮助。实际上，在韩语教学中，我们也会发现学生在韩语学习中表现出来的差异：女生擅长于记忆单词、规则，男生擅长于阅读思考；有的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很强，有的学生擅长于书面表达。作为教师在教学中就要根据所教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指导，尤其是韩国语教学。韩国语是近年来发展成长的一门新学科，也是小语种，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与空缺。这就更需要教师针对韩国语的特点进行精心设计和认真研究教学。二、韩语教学要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1.掌握语言技能是语言学习的主要目的。所谓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技能以及这四种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听和读是语言的输入，也就是吸收的技能，说和写是语言输出，也就是表达的技能。一个人运用语言的能力必须在吸收信息与表达自己的交际过程中得到提高。在韩语教学中，听、说、读、写既是学习目的，又是学习手段。所以，我们在韩语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通过大量的听、说、读、写的实践，提高他们综合运用韩语的能力。 2.学习必要的语言基础知识对于韩语学习是有帮助的，它是形成能力的基础。我们赞成把韩语课上成语法课，是因为韩语以40个字母组成各种字，而字的组成最少不少于两个字母，最多不超过四个字母。这就决定韩国语字数有限，而正因为字数的限量，使得韩国语以不同的时态、不同语言环境下的不同表达。正因为以上特点，韩国语的语法与一字多义的解释，一词多义的解释及语法的解释相当重要。学习韩语掌握必要的韩语语言基础知识是必要的。语言基础知识是语言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发展语言技能的重要方面。但问题是不要把学习语言基础知识作为课堂教学的唯一目的，不能把韩语课上成语言知识课。目前的认识误区之一便是一提到培养学生的运用韩语的能力，有人就认为是不学习语言基础知识，把知识与能力对立起来，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对的。 3.学生运用语言能力的高低是与他们的情感态度、文化意识和学习策略相关的。韩语教学一定要注重心理因素和韩文化背景，不仅是影响韩语学习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只有对韩语文化背景感兴趣才能抱着积极的情感，主动参与，善于配合，乐于进取，把韩语学好，才能对韩语学习保持一股持之以恒的热情与动力。同时还要指导与国际接轨的韩国语水平考试纳入到韩语学习的策略之中。学习方法就是充分运用智慧和智谋，也就是讲究学习策略。现在我们教学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本，提出备课要备学生，提出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实质上就是要讲究韩语学习策略，以便在韩语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学习的效率。三、韩语教学要采用科学的评价体系提高学生的韩国语水平 1.在韩语教学中，我们多年来采用的评价方式是单一的，主要是笔试。我们注重终结性评价的结果，却忽视了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评价。这样我们就没有及时掌握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适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我们往往都是由韩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而忽视了韩语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和学生对教师的教学的评价，忽视了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所以，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陈玉琨教授指出，“我们外语教学实用性不强，效率不高，与我们的外语教学评价有关。我们评价的方法比较单一，评价的观念比较落后，从而必然会制约外语教学，制约外语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他同时提出，“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外语教学评价的问题，通过评价的改革促进整个社会进步。” 2.实施韩语课程评价应遵循的原则。（1）多元化原则。根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的精神，高职高专的教学中建立新型的评价体系必须体现多元性，它包括评价目标多元、评价主体多元、评价工具多元。其中，评价主体多元显得尤为重要。以前，我们总是把教师作为唯一的评价者，而他们的评价对象也仅是学生。实际上，教学的管理者、韩语教师、企业管理人员、学生和家长都应该是评价的参与者。（2）激励性原则。实施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教育观念的偏差，以前我们把评价与考试等同起来。结果，学生从开始学韩语就不得不进入残酷的分数竞争。现在，我们要实施科学的韩语评价体系，一定要体现评价的激励作用。多元评价的目的，就是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调整教学。现在我们教学评价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也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求，为学生提供最大的发展空间。（3）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原则。实际应用能力与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应用能力与科学的教学评价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韩语语言本身就是表达感情的工具。语言与社会的发展、文明发展相联系。另外，教师与学生从事教与学之中也离不开社会，也就是因为韩语教学脱离不了实际应用。进行韩语教学评价时，我们更要注意实际应用能力，要注意实用性。评价学生时，不仅看他是否掌握了必要的韩语基础知识，更要看他是否会用韩语来表达自己的丰富感情。同时，在评价学生时，教师要带着积极的情感来工作，关注学生的进步，善待学生，让学生从评价中获益，而不是受罚。四、构建新型韩语教学方式是一个完善性的提法我们提出新型韩语教学并不意味着我们把以前的韩语教学斥之为传统韩语教学而一概否定，这如同我们讨论素质教育一样。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并不意味着现行教育就是应试教育，现行教育有着许多优良的传统与好的作法，但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弊端。提倡素质教育是一个完善性的口号。探索新型韩语教学也是一个完善性的口号，而不是一个否定的批判性的口号。新型韩语教学是现行韩语教学的进步与发展，它不否定现行韩语教学的优良传统和富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它是在总结多年来我们韩语教学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只有带着广泛的、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本文提出的新型韩语教学，才能真正实现韩语教学的更加完美。

关于韩起祥论文范文资料

韩起祥（1908～1989）陕北说书演员。陕西横山人。13岁学艺，30岁能说唱几十部书，会弹50多种民歌小调，是陕甘宁边区的盲演员。他自编自演了500多个新段子，热情讴歌新人新事新风尚。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间艺术特点。他还改革了说书的音乐伴奏，增加了梆子、耍板等乐器，并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等剧种的曲调融于说书中，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中，他克服困难，坚持深入农村，为广大农民演出，为曲艺界树立了榜样。代表作有《刘巧团圆》、《翻身记》、《宜川大胜利》等。韩起祥（1908～1989）陕北说书演员。陕西横山人。13岁学艺，30岁能说唱几十部书，会弹50多种民歌小调，是陕甘宁边区的盲演员。他自编自演了500多个新段子，热情讴歌新人新事新风尚。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间艺术特点。他还改革了说书的音乐伴奏，增加了梆子、耍板等乐器，并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等剧种的曲调融于说书中，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中，他克服困难，坚持深入农村，为广大农民演出，为曲艺界树立了榜样。代表作有《刘巧团圆》、《翻身记》、《宜川大胜利》等。

诗歌概念起源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诗体概说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只就一般的看法，简单地谈谈汉魏六朝和唐宋的诗体。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其中包括汉魏乐府古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的。《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作新乐府。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于五绝。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诗歌主要有以下几部分：（一）诗歌的起源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来源于古代人们的劳动号子和民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开始诗和歌不分，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西欧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尔吉、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二）诗歌的特点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三）诗歌的表现手法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1．比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2．夸张。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3．借代。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称著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称著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连翩的佳作。（四）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 1．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1）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①楚辞体：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创的一种诗歌形式，其特点是运用楚地方言、声韵，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东汉刘向编辑的《楚辞》，全书十七篇，以屈原作品为主，而屈原作品又以《离骚》为代表作，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体”为“骚体”。 ②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后变成诗体的名称。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成为乐府和拟乐府。如《敕勒歌》《木兰诗》《短歌行》（曹操）。一般来说，乐府诗的标题上有的加“歌”“行”“引”“曲”“吟”等。 ③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到了唐代，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虽辞为乐府，已不限于声律，故称新乐府。此类诗歌，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2）近体诗：与古体诗相对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分为两种，其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 ①一种称“绝句”，每首四句，五言的简称五绝，七言的简称七绝。 ②一种称“律诗”，每首八句，五言的简称五律，七言的简称七律，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或长律）。律诗格律极严，篇有定句（除排律外），句有定字，韵有定位（押韵位置固定），字有定声（诗中各字的平仄声调固定），联有定对（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例如，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的律诗，每首四联八句，每句字数必须相同，可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如果在律诗定格基础上加以铺排延续到十句以上，则称排律，除首末两联外，上下句都需对仗，也有隔句相对的，称为“扇对”。再如，绝句仅为四句两联，又称绝诗、截句、断句，平仄、押韵、对偶都有一定要求。（3）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阕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阕、上阕、上片，第二段叫后阕、下阕、下片。（4）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按内容来分类：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谕诗。（1）怀古诗。一般是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扭结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年过半百，功业无成。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诗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2）咏物诗。咏物诗的特点：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3）山水田园诗。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先河，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发展到唐代，有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4）战争诗。从先秦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发展到唐代，由于战争仍频，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5）行旅诗和闺怨诗。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6）送别诗。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因各人的情况不同，故送别诗所写的具体内容及思想倾向往往有别。有的直接抒写离别之情，有的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写离愁别恨，有的重在劝勉、鼓励、安慰，有的兼而有之。（五）现代诗歌的分类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六）白朴《天净沙·秋》赏析一提到“秋”，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那首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马致远作）。殊不知，元曲当中写到关于“秋”的作品甚多，最为传神的当属白朴的《天净沙·秋》。如果说，马致远被称为“秋思之祖”的话，那么，白朴应义不容辞地被推为“秋意之圣”。本曲首二句白朴用如椽之笔，在不着一个谓词的情况下，巧妙地并列六组名词来描摹了一幅地面与天空的和谐画面：日头平西，落霞满天，小村披拂着斜晖；炊烟袅袅几如凝止，老树枝丫不动纹丝，乌鸦树羽辍立枝头。第二句，则是在前两句描摹的大范围中的一角特景。在这一片宁静的秋景当中，突然掠过一只大雁，飞下地面。这一动态的骤然出现，打破了静景的观感，使人心为之一动。“一点”说明“飞鸿”的距离之远，“影下”更显速度之快！第三句是最能传秋意之神的句子。首先是视角上的远近结合，远处是秋山和秋水，并且具有特征的色彩——青与绿；近处是秋天的植物：草、叶和花，白、红、黄更是和谐烘托，五彩纷呈，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之画卷”，渲染了秋景，传达了浓郁的秋意。其次，全句未著一个“秋”字而处处见“秋意”，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综观全曲，其结构新颖别致，即“铺排静景——中介飞鸿动景——铺排静景”，规范而不呆板；其次，章法上动静结合，变化而不单调；再次，如果说此曲前两句秋景不免显得清寂、清冷，那么到了第三句，则意境转换，更显清疏、清和了。这些足见作者的高超的炼意本领和构思技巧。（七）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赏析郭沫若的诗一向以强烈的情感宣泄著称，他的《凤凰涅》热情雄浑；他的《天狗》带着消灭一切的气势；他的《晨安》《炉中煤》曾经让我们的心跳动不止。但这首诗却恬淡平和，意境优美，清新素朴。诗人作这首诗时正在日本留学，和那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心中有着对祖国的怀念，有对理想未来的迷茫。诗人要借助大自然来思索这些，经常在海边彷徨。在一个夜晚，诗人走在海边，仰望美丽的天空、闪闪的星光，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诗人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在诗中将这种理想写了出来——那似乎是天国乐园的景象。诗人将明星比作街灯。点点明星散缀在天幕上，那遥远的世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街灯则是平常的景象，离我们很近，几乎随处可见。诗人将远远的街灯比喻为天上的明星，又将天上的明星说成是人间的街灯。是诗人的幻觉，还是诗人想把我们引入“那缥缈的空中”？在诗人的心中，人间天上是一体的。那缥缈的空中有一个街市，繁华美丽的街市。那儿陈列着很多的物品，这些物品都是人间的珍宝。诗人并没有具体写出这些珍奇，留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带给我们心灵宁静、舒适的东西。那不仅是一个街市，更是一个生活的场景。那被浅浅的天河分隔的对爱情生死不渝的牛郎、织女，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还在守着银河只能远远相望吗？“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诗人这样说。在那美丽的夜里，他们一定在那珍奇琳琅满目的街市上闲游。那流星，就是他们手中提着的灯笼。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颠覆了流传千年的神话，化解了那悲剧和人们叹息了千年的相思和哀愁。这首诗风格恬淡，用自然清新的语言、整齐的短句、和谐优美的韵律，表达了诗人纯真的理想。那意境都是平常的，那节奏也是缓慢的，如细流，如涟漪。但就是这平淡的意境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让我们的心灵随着诗歌在遥远的天空中漫游，尽情驰骋美好的梦想

中国诗歌发展史概述 :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头绺瘛U庖皇逼诿窀枳艿奶氐闶瞧��绦。�闱槎嘤谛鹗隆D铣�指�4嫦吕吹挠?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