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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小论文题目

发布时间:2024-07-03 22:40:31

中国近现代史小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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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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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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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15个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

比如写中国近代民主进程标题;文化气息版:1.皇权的没落(清朝没落)2.革命的烟火(中国民国一系列革命)3.多歧路,今安在(十年国共,军阀并起)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究版:1.封建帝国在近代民主进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西方启蒙及中国民族意识的唤醒3.意识形态的矛与盾

你可以去看下(历史学研究)~里面已经发表的论文你可以看下论题,好好学习参考下

中国近代史小论文题目

有关近代史的论文选题有很多方面,如:太平天国与中国人口的变化;平天国与江南城市的崛起;洋务运动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意识"对中国改革的影响;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逻辑关系等等,更多的历史类论文选题事项和对论文创作中的问题,你可以来58期刊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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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 ,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至计 ,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一种手段 ,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 ,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

中国近代史历史小论文题目

围绕以下问题,题目自拟:一。有一种观点认为:亚洲的古老社会没有“内在的自我变革力量”,必须靠“外来的破坏力量”来推动它的发展。殖民主义则以暴力的方式在亚洲落后国家传播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此观点你怎样看待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二。对比日本明治维新思考如下问题: 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率先“脱亚入欧”,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都失败了?三。结合孙中山生平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思考如下问题: 孙中山为什么被称为20世纪以来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人?四。五四时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这种选择对当代大学生精神信仰的启示。我学的就是要求写这些话题老师出的 我写的孙中山那个 肯定行 采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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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小论文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高考历史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1. 清政府的屈辱外交。清政府实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无论军事上是失败了,还是取得了胜利,都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结束。1901年的《辛丑条约》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2. 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三民主义缺乏明确的反帝主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增加了反帝内容。1924年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3. 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前期是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期是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出卖中国主权比前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4.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1)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总的来说对外依附,投靠英美帝国主义。统治前期提出“改订新约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取消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治外法权。抗战胜利后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面出卖国家主权。(2)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不断扩大的侵华战争,经过了“绝对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自卫抵抗——消极抗日等四个阶段。新中国的外交一、新中国的外交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1.第一阶段:50年代开拓外交新局面时期。形势:①美国确立霸权地位,拒绝承认新中国,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包围;②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③战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出现冷战对峙局面。方针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特点:一边倒外交成就:①第一年和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③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日内瓦会议;④积极参加并推动亚非会议圆满成功,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影响:使新中国的外交逐步走向成熟;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有利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2.第二阶段:60年代外交环境恶化时期。形势:①中苏关系恶化,甚至发生武装冲突;②美国继续执行排华政策,并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③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方针政策:“两个拳头回击”、“一大片”。.之特点:一大片外交成就:与二十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交。影响:使中国外交环境恶化,影响到国内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改善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3.第三阶段:70年代外交重大发展时期。形势:①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守势,谋求改善对华关系;②苏联继续威胁中国安全;③为改善自己的外交处境,中国也需要改善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④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方针政策:“一条线”、“一大片”。重大成就:①尼克松访华;中美结束对抗;70年代末中美建立外交关系;②中日建交;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影响:推动中国外交出现重大突破,国际上出现了同中国建交的浪潮;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展开;使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推动了第三世界的崛起。4.第四阶段:80—90年代开展全方位外交时期政策(重要调整)。形势:①美苏争霸互有攻守,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②第三世界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③国内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的外交政策作出了重要调整。方针政策:①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②不结盟政策③重视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④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⑤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特点:“无敌国外交”。重大成就:同苏联及周边的其他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积极参与重大的国际活动。影响: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正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古老的中国在与周边民族和国家接触和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等“驭夷”方略。这种外交策略一直持续到清末。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一次次外敌入侵、一次次割地赔款,传统的“驭夷”方略再也显现不出往日的“神威”。在这种冲击之下,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与外邦的关系。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围所处的国际新格局进行了再认识,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对手,已不是昔日的蛮夷之邦,而是拥有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远方强国,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逐步摸索慢慢地确立了“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外交方针,为确保这一方针的实施,就必须讲究外交策略。当时国际上盛行的外交策略种类繁多,有均势主义、同盟外交、国际孤立、泛民族主义、门罗主义等等。李鸿章主要采取了“诚信待夷”和“以夷制夷”两外交策略。这两种外交策略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有积极也有消极。一、诚信待夷即诚信外交,它既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对外交涉的一种手段。随着对洋人交住的增多,李认为既不能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抗夷,“失之过刚”①,应该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所以他将传统的儒家学说应用于近代外交,主张待洋人以“诚”、“忠”、“信”。“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 “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同时认为“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②,所以诚信待夷就是主张以诚信待洋人,不能存有丝毫的欺诈之心,欺诈之言,乃至欺诈之行为,“凡中外交涉之事,总以必诚必信为主”。李诚信待夷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首先,与洋人交际要坦诚、谦抑、礼让。李鸿章认为“谦抑二字先从自家身心做起。再就是对洋人要礼让。李鸿章认为对洋人要“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哪怕是洋人有刁难之处,也应“婉言慰藉” ①。(二)其次,与洋人交涉时要信守条约、循理等。他认为,凡事应“依约而行,接之以信,驭之以诚,断之以理”,从而能较好地处理中外交涉,“亦不至大有龃龄”。李鸿章希望以此策略来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在这一和平环境下着手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①,其主观愿望是不错的。但是“诚信”等道德原则与志在扩张、掠夺、奴役中国的西方列强交往,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其结果必将是列强借势要挟,从中国攫取大量的权益。因此在李的这种外交策略下,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不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二、以夷制夷在确定了一定的目标之后,外交策略的运用,则在于“发现国际间之罅隙而有以图之” ③。李认为给中国带来灾难并构成极大威胁的西方列强,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内部有利益冲突,存在与列强进行周旋,从而达到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目的。这就是“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可以说贯穿于他外交活动的始终,是其最主要的外交策略。其主要表现有三:(一)令各国均沾李鸿章令“各国均沾”的制夷策略,主要表现在处理清帝国周边地区与列强的外交交涉中,特别是在处理台湾、朝鲜等问题时表现突出。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被杀一事,武装侵略台湾,清政府责成李鸿章处理此事,他主张同日本讲和。认为不能因此事同日本发生战争。讲到制日之策,李鸿章认为:“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奠若令各国均沾。”即主张台湾向各列强开放通商,使各国在台湾均有自身利益,让他们在台湾逐鹿,相互牵制,达到借机控制他们的目的,借以保存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与其签订《江华条约》,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为寻求制日之策,1879年8月26日,李鸿章亲自写信给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说服他对朝鲜宫廷施加影响,让朝鲜同各国通商订约。李鸿章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还说:“若贵国在与英、德、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札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在这里,李鸿章是想让朝鲜与各国通商。使各国在朝鲜均有自身特殊利益,若日本或俄国想独占朝鲜,其他各国必加以干涉,这样可避免朝鲜为一国所灭,从而可保中国的宗主国地位。1881年,美国谴使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让马建忠协助朝鲜签订了朝美通商条约,此后,德英等国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同朝鲜签订了商约。这便使欧洲各国均在朝鲜获得商业利益,而令日本侵霸朝鲜的野心遭到强力遏制,这是典型的引虎制狼,即“以夷制夷”策略的实施。(二)与日、俄联盟李鸿章在处理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存在着一种联盟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联日与联俄活动中。起初,他试图与日本联合,建立所谓的“东方战线”,在日本步步进逼之下,希望逐渐破灭,转而依靠俄国,企图借俄国的力量来达到遏制日本及其他国家过分侵略的目的。然而联合日本无异与虎谋皮,不但没有给大清带来太平,反而引狼人室。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促使李鸿章从联日转向联俄。日本吞并琉球,中日进行交涉之际,正值俄国侵扰新疆边境。中俄交涉伊犁问题之时,在当时士大夫中有“联日制俄”和“联俄制日”两种趋向,此时,李鸿章力主放弃联日,改为联俄。他认为在中俄、中日交涉中,中俄关系更为重要,认为“日人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得俄以慑倭。”他建议清廷以“延宕之法”拒绝批准中日分岛改约的草案,使日本妄图以分琉球南部两荒岛换取清政府承认“利益均沾”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阴谋归于失败。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俄国联合德法成功地使日本“还辽”,并且使赎辽费由1亿两降至3000万两。清廷及一些地方督抚大员对俄国另眼相看。在朝野一片“联俄”的气氛中,李鸿章充当了清政府联俄的使者。1896年,李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建立了针对日本的表面上的军事同盟,至此李鸿章的“联俄”行动达到顶峰。但是,义和团运动以后俄国在东北的侵略扩张证明,《中俄密约》并未给中国带来好处。相反,却便利了俄国势力大举侵入东北地区,东北实际上成为了它的势力范围。(三)寄望于国际“调停”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还表现在他每遇中外重大冲突,便请求列强“调停”,把化干戈为玉帛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预上。这种“调停”,一般来讲,是想以较小的让步换得“和局”,避免中外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以此尽可能保全中方利益。李鸿章争取“调停”的活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当李的“调停”愿望与列强利益一致时,也起到过一些效果。如中英在交涉马嘉理案时,英公使威妥玛曾坚决要求处分云南巡抚岑毓英,但李鸿章借设宴各国公使之机,借其帮助,使威妥玛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再如“三国干涉还辽”,也使清政府至少名义上暂时性地收回了辽东半岛。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在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矛盾,周旋于他们之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但这种策略无疑是步险棋,在自己国家无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时,片面依赖一“夷”的矛盾,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不是“制夷”,而是被“夷”所制。虽然在有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得了些成功,但与其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不论如何,李鸿章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策略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驭夷”方略,加入了一些现代因素,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由此开启。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的,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参考文献:①李鸿章全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4.③刘达人.民国丛书:外交科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7.④栾兆鹏.李鸿章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⑤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七编(上)[M].东京博物馆,1897.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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