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临时监护制度的研究论文

在立法上，我国法律中只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缺少对子女在家庭中权利的规定，因此，子女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被漠视。在这方面，有些国家的法律比较完善。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不但专门规定了“未成年子女的权利”，还将子女的权利规定在“父母的权利和义务”之前。该部法律特别规定：子女有权从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上获得生活费；应付给孩子的抚养费、抚恤金、补助金交由父母支配，并由他们用于孩子的生活、培养和教育的支出；子女对获得的收入、获得的赠与或者依照继承方式获得的财产以及用其资金购置的任何财产享有所有权；子女对父母的财产没有所有权，父母对子女的财产也没有所有权。共同生活的子女和父母，经相互同意可互相占有、使用财产。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财产不得随意处分”的规定，只是在《民法通则》中有一些规定。其中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所以，我国未成年人在家庭中也是有财产权的，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包括其特有的财产和依法应当取得的财产。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其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财产享有三种权利。第一，财产的管理权。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妥善管理。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其财产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收益的使用权。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所得收益，归未成年子女所有。第三，享有一定条件下的处分权。各国对于父母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均有严格限制，处分财产的前提必须是为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和要求。监护权虽然名为“权利”，但它不是利己的，是一种具有关心照顾特点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一种义务。子女有权要求父母对他们予以尊重以及全面考虑他们的生理、心理和人我国《民法通则》把监护制度作为调整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基本制度，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了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代理被监护人进行诉讼。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主动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长，而不是被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也有少数父母没有尽到这种监护义务，有虐待、遗弃子女等现象，因此法律对监护职责做出强制性和指导性规定并非多余。父母在行使监护权时，应遵循以下规则：一、应当按照有利于子女利益的原则。“为了子女的幸福”、“保护子女最优利益”是各国法律对于监护权行使的基本要求。二、父母在行使监护权时，应尊重有一定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见，但未成年人意见与其根本利益相抵触的除外。三、父母不得滥用监护权，不得借监护权的名义侵害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否则给未成年子女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当父母不履行监护义务或滥用监护权时，各国法律均规定其丧失监护权。当然，怎么认识“儿童的最大利益”这一标准，中外还有一定差异。此前，美籍华人熊晶在美国讨要监护权案件，也反映了这一差异。熊晶1998年与纽约律师克雷格·克利结婚，生子毛毛。后熊晶与丈夫感情恶化，经常争吵并打斗。在一次打斗中熊晶报了警，纽约儿童局的工作人员以“孩子的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强行带走了毛毛。熊晶欲强行将毛毛带回国而被捕，法院认定熊晶犯二级违反监护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我国法律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也有剥夺监护权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因此，不履行父母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或滥用亲权，造成未成年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害，情节严重的，将丧失监护权。解析三丧失监护权也要养子女丧失了监护权，对于有些父母来说，可能更高兴或更轻松，因为他们或许本就不想抚养孩子。但是，从法律角度讲，父母丧失了监护权，并不意味着今后就不用再承担经济供养义务了。监护和抚养的法律意义并不相同。抚养是指父母从物质上、精神上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和照料，如负担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在生活上给予子女以养育、帮助和照管等。抚养义务反映人类个体的生命成长和延续的规律，也源于社会保障不可能代替家庭中的养育子女的职能。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因此，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一种法定义务，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免除，并且这种义务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随着子女的出生而产生，父母应无条件地履行。父母的监护权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有明显区别的。父母的监护权是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育、照顾、保护的权利、义务，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而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义务仅指父母对于子女的生活保障义务，是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父母的监护权涉及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抚养义务仅是经济上的供养。在监护权丧失的情况下，抚养义务也照样存在。比如，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往往随父或母一方生活，父或母一方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合法财产的保管、日常生活的照料、平时行为的管束、民事行为的代理、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思想道德的教育等监督保护的职责，而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和保护，实际是一种监护不能状态，但其仍然要尽抚养义务，如向未成年子女支付一定的抚养费等。父母因为虐待、遗弃或其他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而被剥夺监护权时，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义务仍然存在，父母不能以监护权被剥夺为由而不履行抚养义务。

从法律到规章，从国家，企事业单位，到家庭，任何需要监护制度的人事找出其中的矛盾都可以进行研究

关于监护制度研究论文

法政系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参考选题一、经济法类：1. 试论企业集团的法律地位2. 企业集团反垄断问题探讨3. 企业兼并法律问题探讨4.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问题探讨5. 试论我国自由贸易区立法6. 浦东新区土地有偿使用的法律问题探讨7. 浦东开发中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法律问题初探8. 税收担保问题探讨9. 反避税的法律对策10. 出口退税问题探讨11. 社会保险税问题探讨12. 证券税收问题探讨13. 加强证券市场管理法律对策14. 资产评估立法中相关问题探讨15. 论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的若干法律问题16. 涉外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初探17. 试论我国出口加工区立法18. 建立我国涉外反倾销法律制度探讨19. 略论经济犯罪案件的查账20. 论论审计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作用21. 我国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探讨22. 试论我国劳动保险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23. 完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法律思考24. 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思考25. 加强和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思考26. 加强和完善我国环境执法的思考27. 论建立我国的技术开发区法律对策28. 商品销售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29. 期货立法若干法律问题探讨30. 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31. 试论反暴利立法的必要性32. 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的法律思考33. 房地产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研究34. 我国投资立法初探二、商法类：1. 论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管理原则2. 论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3.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4.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探究5.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6. 论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7. 论公司瑕疵设立制度8. 论公司内部监督制度9. 论控股股东的义务与责任10. 论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11. 论公司股份回购制度12. 论保险的功能 --兼论与侵权损害赔偿功能的比较13. 论保险合同中的代位求偿权14. 保险业现金运用法律监督的问题研究15. 论强制保险制度16. 保险费管理法律问题初探17. 论消费保险合同18. 论信贷合同的担保19. 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法律问题探讨20. 试析票据制度中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21. 试论我国破产制度的完善22. 论自然人破产制度三、民法类1. 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2. 关于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思考3. 论法人越权行为性质及效力--评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第十条4. 论尸体的法律地位--兼评我国遗体及其器官捐赠与移植立法5. 论表见代理的制度价值6. 浅析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7. 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8. 由“借腹生子”所引发的思考--论民法中的身体权9. 试论名誉权--兼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10.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11. 不动产物权预告登记及其价值研究12. 不动产物权顺位登记及其价值初探13. 论公信原则及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14. 简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15. 简论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及效力16. 试论我国拾得遗失物制度的完善17. 添附规则与其相关规则的比较研究18. 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19. 试论商品房抵押及效力20. 商品房预售法律问题初探21. 在建工程抵押若干问题思考22. 共同抵押及其效力探析23. 最高额抵押的设定及效力24. 股份出质的设定及其效力实现25. 商品房按揭与让与担保制度的比较研究26. 论代位权的效力：兼评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0条27. 关于我国代位权与代位权执行制度整合之研究28. 债权人的撤销权与破产法上撤销权的整合研究29. 债权人撤销权要件中的善意分析30. 论保证合同的无效及其责任的承担31. 试论担保物权与保证的竞合32. 论悬赏广告的性质及效力33. 浅析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34. 论无权处分合同：兼论《合同法》第51条35. 合同变更与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比较研究36. 论预期违约责任--兼谈与不安抗辩权的区别37. 论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38. 论可预见性规则及其在违约损害赔偿中的作用39. 论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40. 转租的性质及效力思考41. 浅论租赁权的物权化及其法理依据42. 浅析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43. 浅议租赁物上增设物的归属44. 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法定抵押权分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45. 浅议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安全保护义务46. 货物联运合同中的责任承担初探47. 见义勇为的报酬请求权--从完善无因管理相关规定谈起48. 雇主责任浅析49. 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保险与赔偿50. 医疗风险防范与损害赔偿的协调51. 试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52.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53. 简论分家析产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54. 关于遗赠扶养协议中的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55. 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56. 论人格权的法律保护57. 试析违约责任中的可预见规则 58. 论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构建59.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60. 浅议精神损害赔偿制度61. 网络音乐著作权问题探析62. 论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63. 试论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64. 略论“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65. 论发行权穷竭原则66. 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限制制度67. 网络言论自由及其法律规制68. 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探析69.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四、诉讼法类：1. 论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的不足与完善2. 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发展3. 试析民事诉讼的第三人制度4. “陷阱取证”引发的法律问题探究5. 审判监督程序利弊谈6. “小额消费诉讼”的法律问题探析7. 关于公益诉讼的立法保护8. 民事诉讼保全制度探究9. 论民事诉讼中的抗辩10. 地域管辖中的若干问题探究11. 举证妨碍问题探讨12.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探析13. 浅谈行政听证制度14. 论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15.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16.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17. 民事诉讼陪审制度改革初探18. 论民事诉讼中调解程序制度的完善19. 论遗产继承中的共同诉讼人20. 民事诉讼中本证与反证辨析21. 关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若干问题探讨22. 论刑事诉讼的监督机制23. 论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制度的改革24. 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与作用25. 试论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26. 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探究27. 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探讨28. 沉默权问题研究29. 试述非法证据的证明效力问题五、刑法类：1. 论特殊主体犯罪2. 论挪用公款罪3.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及不足4. 论罪刑法定原则5. 商业贿赂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罪之比较6. 略论正当促销手段与贿赂罪7. 安乐死问题探究8. “非法经营罪” 探究9. 网络犯罪问题探究10. 新型金融犯罪问题探究11.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12.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问题研究13. 论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14. 论不作为犯罪15. 浅谈股票贿赂案犯罪数额的确认问题16. 论投案自首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17. 试论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18. 结果犯及其形态探究19. 浅析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不足及完善20. 死刑存废问题探究21. 论我国罚金刑制度的完善22.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23.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探究六、宪法、行政法、法理、法史、国际法类：1. 试论罗马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影响2. 浅析中国近代宪政立法3. 论沈家本修律与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4. 试析汉代法律的儒家化5. 论君权、父权、夫权与中国古代法律6. 谈无讼与息讼7.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调适8. 论法律职业化与司法改革9. 行政执法难成因探究10. 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思考11. 论宪法诉讼制度的构建12. 我国宪法司法化探析13. 司法审查制度探究14. 法律移植问题探讨15. 论法的时代精神16. 论国家主权豁免17. WTO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探究18. 试析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19. 对反倾销立法及其适用的法律思考20. 论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21. 试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的方法22. 论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解决23. 论我国涉外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三、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与一物一权主义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突变都会使既有的制度体系受到冲击和挑战，因为绝对所有权分离与裂变而直接受到冲击和挑战的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一物一权原则。在这场变革中，不乏学者挥洒笔墨质疑一物一权原则，认为，一物一权的原始涵义是一物之上只存在一个所有权，因此，自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产生之后，尤其是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产生，在任何一个不动产上都可能存在多个物权，甚至是多个所有权。一物一权原则在历史上也许很必要，但现在已经彻底过时了。而且，作为法学的概念，一物一权原则非但不科学，还常常对实践发生误导。故应当废除。也有学者站在相对的立场上以否定双重所有权为基点坚决捍卫一物一权原则，认为近代大陆法的所有权制度之所以选择了罗马法的模式，而没有选择日尔曼法的模式，即从西欧中世纪的双重所有权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物一权，是人类社会摧毁以身份等级为特征的封建制度清除财产上的封建身份束缚所做的重要努力。如果今天我们承认双重所有权，就会使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制度或观念死灰复燃。这种二元结构的所有权制度一旦建立，现存的所有权制度即会因所有权的肢解而丧失其逻辑支撑以至崩溃。没有一物一权精神的物权决不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物权，否定一物一权，即否定物权概念、物权制度本身。当然也有学者采折衷的态度，认为股东和公司两种形态的所有权的分离是以公司的存在为根据的，公司有可能因为法定原因发生终止，一旦发生终止，权利分离的根据丧失，清算后的财产要返回股东，从而使所有权的权能完全复归于股东，这种返回正是所有权弹力性的表现。因此，多重所有权的存在与一物一权主义并不发生矛盾，在法人存续期间并存的两种所有权仅仅是一物一权的例外现象和特殊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从大陆法上所有权发展的轨迹来看，其确实经历了从日尔曼法的双重所有权到罗马法的绝对排他所有权的变革历程，而且确实通过确立所有权制度废弃了封建的身份关系的束缚，张扬了所有权人的人性与自由。但如果仅以此作为论据，就导出“承认双重所有权，就会使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制度或观念死灰复燃”，便是历史的倒退的结论，这一结论其实是欠缺必要的前提而不能成立的。因为绝对所有权的分割与碎变并非由封建身份关系所致，亦非导致封建身份关系束缚之结果，恰恰相反，它是绝对所有权人对其权利的自由表达，表明基于契约关系而各司其职的所有权主体各方地位完全平等，不受任何身份关系的束缚，决不是简单地向封建所有权制度的回归。肯定所有权自由分割的这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法制的倒退，而是法制的前进。物权具有排他性，这也是物权法的本质属性所在，否则，物权法就不称其为物权法。但是，物权的排他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同一物上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并存、所有权与担保物权的并存、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担保物权与用益物权的并存，以及担保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并存就是相容性的最好例证—物权兼具排他性与相容性双重属性。如果片面夸大物权的排他性，而否定物权的相容性，同样就如同否定物权的排他性一样，将使精心构筑与设计的大陆法物权体系遭致毁灭性的灾难。经过分割而在同一物上存在的多重所有权同样具有排他性与相容性，相容性决定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多重所有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在买卖标的物上存在的出卖人法定所有权和买受人的实意所有权即所有权相容性使然;而排他性又决定在同一物上不可能存在性质相互冲突的两个所有权，出卖人保留的法定所有权只能为出卖人一人所有，在同一出卖物上，不可能存在两个以上保留的法定所有权，同理，在同一出卖物上也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实意所有权。物权的排他性与相容性是对立的，但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二者的统一构成物权的完整属性。因此，只要我们依然坚持物权的排他性，尽管承认物权的相容性，承认在同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双重所有权，反映排他性的一物一权原则仍然可以在物权法中占据重委的地位。易言之，承认双重所有权与捍卫一物一权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大可不必谈虎色变，诚惶诚恐。一物一权原则的核心内容是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正视所有权的当代发展与变革又坚持物权法的一物一权原则，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对此应该有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其一，在保持原有一物一权概念的基础上，将双重所有权解释为一物一权的例外或特殊表现;其二，在现代法的语境下对于一物一权予以全新的阐释。国内外学者在阐释法律原则时颇有共识:“法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是法律制度的原理和机理。”任何一项规则、制度及规范都不得和法律原则的精神相悖，因此，法律原则是对各项制度、规则和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原则可能互相冲突，所以原则有份量，就是说，互相冲突的原则必须互相衡量与平衡。”每一项原则均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它所追求的价值，当某一个具体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原则将有不同的结果时，就需要在不同的原则之间进行平衡和衡量，适用价值最大者。原则之间可以相互冲突或相互衡量，但原则项下不可以有例外，否则，法律原则不称其为法律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也不称其为对法律制度、法律规则与法律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有例外或特殊表现形式，很难想象那应当是怎样的例外或怎样的特殊表现形式。一物一权原则既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同样不应该有例外。显然，第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本意在于解决矛盾，却又将自己陷人新的矛盾之中。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谈及概念之演变时，以德国学者的名句作为论据:“法律必须随时间经过而演进，始能符合因时间之经过而变更之社会，应无疑义。其结果，构成法律规定之概念，自与法律同样常有历史性的时间结构，必须随历史之变迁而演进。”[41]“没有一个法律概念，在教条上是完全不变的”，[42]现代法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使得一物一权等物权法上的概念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这样一来，第二种方法似乎才是最符合逻辑的。中外学者对一物一权的界定，文字的多寡不同，但就其所揭示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互冲突的他物权。[43]实际上，我们无须浪费太多的文字，只要将“内容、性质相互冲突”这一修饰语放在更准确的位置上，传统的一物一权概念便会有相当大的改观:在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互排斥的物权。这一概念具有两重含义:1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多个物权，包括一物之上可以存在两个所有权、所有权和他物权，或所有权和若干他物权。就是说，物权可以竞存，前提是，各种物权之间具有包容性，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包容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当潜在的物权排他性终于按耐不住物权的包容性而从骨子里进发出来时，竞存的物权便发生生死存亡的激烈冲突，解决冲突的手段是物权与生俱来的，或法律后天赋予的优先效力。物权优先效力的价值就存在于物权排他性取代物权相容性的变革之中，这场变革也造就了物权的优先效力;当然，所有权(母权)与自所有权中分离出去的他物权或自所有权中分割出来的它种意义的所有权(子权)[44]之间竞存的解体与优先效力无关，而由子权最终要向母权回归的本性所决定。2.性质或内容相互排斥的物权，即不相容的物权在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这是一物一权原则的本质内涵所在，是物权的排他性使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任何物权相互之间只要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就不可能在同一物上竞存，一个权利在某一实在物上生成了，另一相斥之权利则自始不能生成:取得质物占有之人成就了质权，未取得占有之人不可能成就质权。当然，转质可以生成另一质权，但是转质权必须以原质权的有效存在为前提，依附于原质权而存在，原质权消灭，转质权随之消灭，转质权实际上是原质权的衍生物，在质物上存在的原质权与转质权并不是两个独立的质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一经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买受人的实益所有权即产生，同一标的物上不可能同时存在另一实益所有权。这期间，如果由于出卖人一物二卖，抑或买受人将自己的实益所有权出让他人而导致再行转让的实益所有权成立，那么，原实益所有权将于次实益所有权成立之时自行消灭。[45]这种天然的排斥性来源于物权本性与内容的同一性，正所谓“同性相斥”。典权可以与抵押权并存，但不可以与另一典权并存，因为两个典权同以占有为要件，并具有相同的使用、收益之内容。同理，基于信托关系而产生的法定所有权可以与受益人的实益所有权并存，但在信托财产上决不可以再设定他人相同内容的法律所有权。总之，无论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会给所有权，乃至于整个物权体系带来怎样的变化，一物一权原则不容置疑。注释:尹田:《论一物一权原则及其与‘双重所有权’理论的冲突》，载《中国民法学精萃》2003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 241页。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美〕托马斯·C.格雷:《论财产权的解体》，高新军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5期。参见欧阳坷:《人性光辉下的所有权》，吉林大学2004年民商法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陈华彬:《外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参见前引〔5〕，陈华彬书，第11页。梅夏英:<当代财产的发展及财产权利体系的重塑》，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参见前引〔5〕，陈华彬书，第11页。参见前引〔7〕，梅夏英文，第80页。前引〔2〕，王利明书，第286页。前引〔5〕，陈华彬书，第9页以下。参见前引〔2〕，王利明书，第289页。前引〔5〕，陈华彬书，第16页以下。肖厚国:《所有权的兴起与衰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参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页以下。 GottfriedDietze，InfnseofproPer，ThejohnsHOpkinsPress，1971，. 参见【日」我妻荣:《物权法》，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页，转引自前引〔2〕，王利明书，第294页。宋刚:《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及其担保意义—从大陆法系责任财产角度》，清华大学2005年法学博士学位论文。谢哲胜:《台湾物权法制发展》，《财产法暨经济法》2005年第2期。申卫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诸种形式的所有权保留做了详细论述。简单的所有权保留指卖方将标的物交付给买方，在买方支付该特定标的物的价款前，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仍由出卖人保留，其保留所有权的客体仅限于根据本合同占有的特定的标的物;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购买标的物不是用于消费或自己使用，而是为了将标的物转售他人，或者是对标的物进行加工、添附后再行出售，为了保证卖方的价金债权，卖方保留所有权的客体可以延长到买方的转售所得或加工物之上。在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中，买方在完全支付价金后方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全部价金交付之前，买方有权对标的物进行处分。扩大的所有权保留，是指当事人约定当买方不仅清偿了全部价金，而且清偿了出卖人与买受人基于其它生意而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债务后，买方才可以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参见申卫星:《期待权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8页以下。沈达明:《法国/德国担保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参见前引〔20〕，申卫星文，第51页。转引自前引〔2的，申卫星文，第91页。转引自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页。笔者曾经主张，所有权保留中存在双重所有权，卖方所保留不是实益上的所有权，只有在买方没有按照约定交付价金时，这种所有权才具有意义，成为出卖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权利基础;买受人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使用标的物的权利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只是这种所有权于买受人未按约定交付价金时终止而已。故可以借鉴英美法的经验，将两种所有权分别称为取回所有权和附条件的所有权。参见马新彦:《美国财产法上的土地现实所有权研究》，《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王利明:《论公司所有权的二重结构》，载前引〔2〕，王利明书，第78页。前引〔l〕，尹田文，第249页以下。梅夏英教授在他的论文《当代财产的发展及财产权利体系的重塑》中也认为:“法人可以享有所有权所包含的一切权能，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因为所有权是就个人对物本身权利义务的描述，法人作为一个法律构建的实体，本身便是一个团体的概念，这种由团体占有形成的法律上的主体本身便与’绝对所有权’的个人主义隐喻相悖”。参见前引〔7〕，梅夏英文，第82页。前引〔7〕，梅夏英文，第84页。以所有权保留为例，买受人未按约定支付价金的，其所有权终止，并回归于出卖人，出卖人的所有权由法律所有权转变为完整意义的所有权，有权利向买受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买受人依约支付价金的，价金一经交付，出卖人的法律所有权自行终止，买受人的所有权转变为完满状态的所有权。前引〔1〕，尹田文，第252页。121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这种抽象的所有权的结果”。 GyorgyDiosdi，nersnPinAneetanre一classcazRomaLaw，、133、134.转引自前引〔2〕，王利明书，第275页。傅静坤:《论美国契约理论的历史发展》，《外国法译评》1卯5年第1期。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前引〔1〕，尹田文，第249页;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参见前引〔2〕，王利明书，第79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第72页。同上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年版，第13页。 [41]Laren:，Meth记enlehrede:Reehtswissenschaft，，;GerhartHusserl，Reehtundzeit，1955，s一off.，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42]前引〔41〕，黄茂荣书，第83页。 [43]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所言:一物一权主义是指一个物权的客体仅为一个独立的有体物，在同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物权，尤其不能设立两个以上所有权。我国学者对此也有同样的表述，一物一权原则指一物之上只能设定一个所有权;一物之上不得设定两个以上内容相冲突的他物权。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44]为行文方便，我们在此将所有权称为母权，分离或分割后产生的物权称为子权。 [45]实意所有权指不具有所有权的法律责任，但具有所有权本质属性的所有权，亦称实质意义上的所有权，或实质上所有权，英美法上相应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与此对应的是法律所有权，指由法定公示方式表征的所有权，又称为法律上所有权，或形式上所有权，英美法中相应为普通法的所有权。另外,站长团上有产品团购,便宜有保证

论监护权变更的法律效果监护制度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关于监护的性质在我国民法上长期存在不同的认识，学说主要有三类，一是权利说，认为监护是一种权利，属于身份权；二是认为监护是一项义务，监护对监护人而言是负担，而不是利益；三是认为监护是一种职责，认为监护是法律要求特定的人承担责任。三种学说都有自己的理论根据，因为我国法律对监护的规定既有体现权利的，比如，对于监护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可以剥夺其监护人的资格；又有体现义务的，如对于未成年人（或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监护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还有体现职责的，《民法通则》第18条明确规定了监护人的职责。即使在民法典的草案中，我们也能看到围绕这个问题的变化，民法典（草案）第19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人暂时无法行使监护权的，可以委托他人进行监护”。这样的规定说明，关于监护是一项权利的观点，理论上不再有什么障碍性的认识，但是，监护的职责性并不因为权利的确定而被否定，因为该草案第27条明确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职责同时也反映了义务，所以，笔者认为，对监护而言，将其视为是权利义务的统一，则较为完全。从某种意义上讲，监护不仅具有私法上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更显示出它的公法上的意义，人们在认识监护的性质时，更注意到监护的设立有着稳定社会秩序，调整良好的社会关系的功效。人们关注监护的性质，还因为它会涉及监护的设立、变更和消灭。从现有法律规定看，法律注重监护权的设立和消灭，但对监护权或监护职责的变更（在此的变更是指监护权的主体和监护权的内容发生变动）所作的规定尚少，对于监护权变更后引起法律的效果（在此的法律效果是指法律的后果和效力）论及则更少，比如，民法典（草案）提及可以委托监护，但没有说明委托监护后的法律效果，原监护人的权利或职责如何状态？委托人的监护权利或职责又是什么状态？如果立法不明确，将会给监护权的行使带来障碍。一、监护权的变更是客观存在在实践中，监护权或监护职责发生变更是种客观存在的现象，监护权可以因监护人间权利移转而发生权利主体的变更，还可以因监护人主体范围或其他原因变化而在权利的内容、范围、及其他方面变更。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由于未成年人的成长是伴随着养育和教育，因此，诸如抚养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出现的法定监护和委托监护就会产生，目前在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是否负有监护职责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为肯定说，认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监护职责；一种是否定说，认为学校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因而其责任不是监护职责。在关于监护权的移转问题上，有的观点认为，学校的监护职责基于监护职责的自然转移，认为家长把未成年学生送到学校，则学校就应对学生承担一定的监护职责，也就是说监护职义务随被监护人的转移而转移。也有的认为，是基于监护人与学校之间的默示的委托关系，将家长将未成年学生送到学校，视为家长将监护职责部分地委托给学校承担，故学校因受委托而负有监护职责。这些学说存在，说明有关监护权的变化所生效果因法律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实际存在争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言，监护可能反映在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委托监护的各类形式中，为他们设定监护，监护人范围比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范围更广（未成年人主要是父母亲为监护人），由此产生的监护权（实践中主要反映的实践中主要表现的是监护职责），其变更的内容更为复杂。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未成年人还是已成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随着法律规定的监护权得失的理由的发生（如离婚、委托、对监护人提名的撤销、抚养、教育、管理环境的变化），监护权的移转是不能回避的问题，随之的权利内容和职责范围的变更也就发生。监护权的变更在目前的实际生活中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情形：1、因委托监护而发生。委托监护是指监护人委托他人代行监护的职责。委托监护是一种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是被监护人的监护人与受托人之间关于受托人为委托人履行监护职责、处理监护事务的协议，须有监护人委托与受委托人接受委托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受托人得履行的监护职责决定于委托监护协议的内容。2、因约定监护而发生。约定监护是法定监护人之间确定监护人的协议。约定监护不同于委托监护，因为委托监护是监护人与非监护人之间确定非监护人代行监护职责的协议，而在约定监护中，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所确定的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负监护人责任，其就是被监护人的监护人。在委托监护中，尽管委托人可以将监护职责全部委托给受托人，但即使在此情况下，受托人也不是监护人。也就是说，监护人不能依照委托监护的协议将监护人的资格转让给他人，他人也不能通过委托监护的协议来取得监护资格。因此，在委托监护中即使监护职责全部由受托人行使，监护人的监护资格也不丧失。委托监护和约定监护的发生所产生的法律上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对监护责任的担负。所以研究其中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实践意义。二、监护权（包括监护职责）变更法律效果的认识1、关于委托监护引起的法律效果在实践中的问题是，委托监护形成后，委托人是否可以因此免除自己对监护的责任。在学理上存在不同的观点，观点一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22条规定，如果当事人有由受托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约定时，应当从其约定。因此，委托人当然可作此委托，并且在委托监护的当事人之间有此约定时，委托人对被监护人造成的他人损害，不承担责任，而应由受托人承担责任。观点二认为，监护人对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并不是一种过错责任，也就是说，监护人即使没有过错，也不能不承担责任。因此，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即使全部委托给受托人，也只能说明其对于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上没有过错。但没有过错，并不能免除责任。监护人对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是监护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该侵权行为之债中，监护人为债务人，受害人为债权人。按照债的一般原理，债务的移转须经债权人同意方能发生效力。因此，监护人作为债务人未经作为债权人的受害人的同意，就将其应负担的债务移转给他人承担，不能发生债务移转的效力，监护人的责任不能免除。委托监护的约定是一种合同关系。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原则上不能对第三人发生效力。所以，监护人与受托履行监护职责的受托人之间关于由受托人对被监护人的损害行为负责而监护人不承担责任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委托监护不产生原监护人资格的消灭（笔者认为，由于资格反映了一种“地位”因素，因此不应当用变更的概念，资格只应存在“有”或“无”，而不应当存在“多”或“少”的概念），而仅发生增加监护人的效果，这不应当存疑。不论从民法的代理理论还是委托关系理论作分析都应当是这样的结果。从这方面讲，前一种观点是存在问题的，委托人还是监护人不能免除监护职责。另外从法律上看，监护人有权将自己的权利转移给他人，权利的转移也是监护人的权利。从这方面讲，第二种观点也存有问题。如果权利转移了，还要其承担全部责任，转移又能产生什么实际意义？监护权的委托是伴随监护职责的一并委托，虽然具体委托的内容可以是全部或一部分，但是，应当看到委托形成的既有职责的承担，也有权利的移转。如果委托不发生权利的给予，委托是没有意义的。上述两种观点都忽视了监护问题上权利与职责并存的情况。另外，上述第二种观点认为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对监护人的无过错归责认识也存在问题。因为，对监护人归责原则是以严格责任来论的，即原告在请求时不需要以监护人过错或无过错为条件起诉，而只要以监护人所监护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了不适法的行为为由就可以提起诉讼。由于不是以主观因素，而是以法律的直接规定提起诉讼，因此，对于监护人而言，其如果以自己的主观因素主张免责也是无意义的。免责的事由往往在于受害人本身的过错。因为分析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归责原则，它不仅是相对于过错而言，同时，无过错原则的形成也是法律依据公平原则推定行为人存在其有过错，而无须证明有过错的一种对主观认定应承但责任的一项原则。由于各国对监护人的责任一般不以主观来确定归责原则，采用的是民事责任中的严格责任来归责（严格责任是以结果来判断责任的标准，而不强调主观上的形态），所以，监护人的监护权因委托的发生变化，监护的权利发生全部或部分的转移，而相应的职责也随之转移，如果发生因监护人的过错而使得监护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受委托的监护人应当为此承担责任。如果是不可归责于受委托人的过错，而法律上要求监护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受委托的监护人可以不承担责任，而由监护的委托人依照严格责任承担，因为基于代理理论，代理的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承担。2、关于约定监护引起的法律效果约定监护是在法定监护范围内的监护人约定设立监护人。由于可能在多个符合法定监护人条件的监护人中确定监护人，也会产生监护人的权利和监护人职责的矛盾问题。比如，对于约定确定监护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免除其他没有被确定监护人的责任？又比如，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后，监护人的监护权利和范围是否发生变化？等等。约定监护由于是在法定监护的条件下所作的选择，因此，认识法律的规定是认识约定监护权（或监护职责）变化的前提。为此，笔者通过以下几点来讨论约定监护的问题。（1）如何看待监护人的人数及其共同监护权？监护人的人数在法律上并没有限制，所以，没有理由认为监护权不能被数人共同享有。关于数人享有监护权，法律也没有规定对权利应当作如何的分配。法律的这些“未规定的事项”，作为一般的法理解释可以被认为：一是监护权利可以被数个监护人共同享有，其中的任何一个监护人都可以主张对被监护人的监护权，同时又共同承担着对被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比如，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监护权，父母在监护权利与监护职责上应当是同一的。二是法定监护人之间可以对各自的监护权和监护职责进行划分，由监护人具体落实各自的监护职责。然而，如此认识并不能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如监护人为数人时，对共同行使监护权利或职责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监护人之间的责任是否受到连带责任的约束？应当说，我国的法律目前对此的规定是不明确的，这就使得实践中为此出现的纠纷无法得到明确的回答。德国民法典第1797条规定：“数名监护人共同行使监护职责。意见不一致时，如果任命时无另外规定，由监护法院裁判。” 从我国的实践看，数个监护人出现监护的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纠纷现象，关键是这种纠纷现象出现后，如何用法律予以调整？笔者认为，我国的一般基层法院可以做到对监护意见分歧纠纷的处理，但在法律上应当确立一些原则性规定。关于监护人之间的责任是否应当是连带责任问题，从法律理论上而言，连带责任应当是有法律明确规定，或由当事人事先约定的才能成立。目前关于共同监护人之间的监护责任是否为连带责任，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从监护制度的一定公法性质特征以及监护具有一定的人身特点出发，笔者认为共同监护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应当是明确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一些特殊情形下的共同监护人的责任问题。（2）如何区别对被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与抚养义务？监护职责与抚养义务在法律上是两个不能等同的概念。监护职责主要是指对被监护人的保护其身体健康、照顾其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保护和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监护人民事活动及诉讼，对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承担法律规定的民事责任。抚养义务是指与需要被抚养的人有一定的身份关系的人，依照法律其必须为被抚养的人履行的抚养照顾的职责。对于有抚养义务的人并不一定是监护人，我国民法典（草案）第25条规定：“父或者母中止或者丧失监护权的，不免除其抚养子女的义务。”说明监护人不能等同于抚养人。对此，实践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对于离婚的不负责直接照顾义务的人是否丧失监护权？如果说丧失监护权，没有见法律的明确规定，如果说不丧失监护权，那么，其不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难道还应当让其承担监护职责？人们在论及此问题时，遇到了难题：如果说不共同生活就不具备监护权，离婚就剥夺一方对子女的监护权的做法就过于残酷和不近人情，因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而否定父亲或母亲对子女的监护权似乎没有道理；如果说离婚不否定监护权或监护职责，那又有可能陷入不合理的境地，因为可能出现因实际照顾一方的过错而出现被监护人致人损害而让与照顾方解除婚姻关系的人，为照顾方承担责任（实际的连带责任）。从这一问题中，我们能够发现目前的监护制度存在一些规则不明的缺陷。依笔者观点，婚姻关系的解除，不与子女共同的生活的一方实际已经丧失监护职责，因为其不与子女共同生活就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但是，没有监护职责并不免除其抚养的义务。也并不剥夺其探视权利。一些国家的监护制度中规定，父母应当与子女共同生活才享有监护权的规则是有一定的道理。如法国、意大利和卢森堡，法律明确要求孩子与父母亲共同生活居住，作为确定父母责任的要件，比利时法院曾数次判决孩子在他人监督之下时父母亲解除监督责任。我国有关人士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从规定可知，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无困难，则无需另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可以责令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需要指明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因此，未成年人侵害他人权益的，离异夫妻可共同承担责任。但是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此项解释在理论上是难以服人的。而婚姻法的规定并没有否定监护权与抚养义务是两个概念的事实。（3）监护资格能否抛弃或转让？监护作为一种资格，可否抛弃？从德国的民法规定看，拒绝担任监护人可以分为有理由的拒绝担任和无理由的拒绝担任。前者不承担民事责任，后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理论上阐述，作为一项权利没有理由不准权利人抛弃或转让，但是作为一项职责，则不能不受约束的抛弃或转让。我国法律只规定了一般的监护人设立和丧失制度，没有明确监护权的抛弃或转让的规定，要完善我国的监护制度，使之尽量少发生纠纷，应当明确这样的抛弃或转让的限制。在资格问题上，由于法定监护突出的身份和法定因素，监护权利和义务的联系上也更为紧密，所以，因法定监护而形成的监护权利的抛弃要比其他更为严格。指定监护和委托监护，由于不是直接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因此权利抛弃和转让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以上是笔者对监护权变更产生的法律效果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其中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并未能解决，因为我认为，有些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作充分研讨后才能形成和健全制度，另外文中有些观点并不成熟，望读者批评指正。

第八章监护制度一监护的概念和目的二监护人的设立（一）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设立（二）精神病人监护人的设立三监护人的职责四监护的终止五监护人的责任一监护的概念与设立监护的目的1、监护的概念监护是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2、监护制度设立的目的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民事行为能力的欠缺，不能很好的实现自己的民事权利，监护制度有利于弥补该被监护人能力的不足，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由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法律上认为其意思能力和控制能力有欠缺，因为容易造成对他人的损害，从而影响社会秩序。监护制度要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进行管束和监督，防止其违法行为的实施。一旦被监护人实施违法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这样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3、监护和亲权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亲权定义为:“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教养保护为目的之权利义务之集合[1]”；其要点为:其一亲权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其二亲权权利两端对象分别为父母和子女;其三亲权是以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为目的;其四亲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父母不得抛弃其权利,也不许滥用[2]”。其要点为:第一监护是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设置的制度,目的在于弥补其行为能力之不足;第二监护亦可分为身体上之监护与财产上之监护。这样看来,针对未成年子女亲权和监护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作用颇为相似,然细分析之则不尽然，两者有诸多差别。两者的区别，一是亲权是基于亲权是基于亲子血缘关系产生，法律对其限制较少，而监护则在亲权之外，因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亲疏远近受国家的严格控制。二是从权利义务内容上看，亲权人享受比监护人更为广泛的权利，如亲权人对子女的财产有无偿用益权和处分权，而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使用其财产等等。可见，父母作为亲权人与作为监护人存在很大不同，其权利义务内容相差甚远，人为地消灭亲权制度，将父母由自由的亲权人降为受限制的监护人地位，是将基于亲子关系生而享有的亲权的立法剥夺。[3],“在现代各国亲权立法中,亲权已由原来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统治关系转成为父母照顾监护子女为主的法律关系,亲权一词具有了浓厚的义务色彩.”[4]4、监护的性质监护制度之设立，目的在于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不构成对监护人的权利，因此监护是一种责任。有人认为监护是监护权，并入了身份权一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认为监护的本质是职责而非民事权利。二监护人的设立有代表性的监护人的设立方式有三种：一是法定监护，法律直接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二是指定监护，是指没有法定监护人或遗嘱监护人时，由法院或有权指定监护人的机关指定监护人；遗嘱监护，是父母通过遗嘱的方式为未成年人指定监护人。我国没有规定遗嘱监护制度。（一）为未成年人设定监护人1、父母为未成年人的当然的法定监护人。子女一出生，这种监护关系就成立，父母分居和离异对监护人资格不受影响。下列情况下，可以取消父母的监护权。民通意见21条：“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但是，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该子女有犯罪行为、虐待行为或者对该子女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取消的除外。”但是就目前的法律而言，对于父母没有离异的，是否可以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尚未有法律规定，学理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2、除父母之外的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若父母不在人世或丧失监护能力的，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1）祖父母、外祖父母；（2）成年的兄、姐。他们担任监护人有先后顺序，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3、未成年人的其他亲属、朋友担任监护人没有法定监护人或者法定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可由其他亲属朋友担任监护人。他们担任监护人不是法定义务。担任监护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具备监护能力；二是他们必须是自愿的，三是必须经过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的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同意。4、协议确定监护人民通意见15条：“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协议确定监护人的，应当由协议确定的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对于不同一顺序的监护人，是否可以协议？5、指定监护人当对未成年人父母以外的近亲属就监护发生争议（一）争当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二）都不愿当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首先由未成年人父母所在的单位指定监护人，如果其不适合指定的，可以由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指定。当事人不服上述单位指定的，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关组织和人民法院在指定未成年的监护人时，考虑监护顺序，监护能力及是否对被监护人有利等三个因素。首先根据民法通则16条考虑监护人的顺序，其次，根据民通意见14条规定，如果“前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无监护能力或者对被监护人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从后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择优确定。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的，应视情况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还可以指定一人或数人。如果擅自变更的，则由原指定监护人和变更后的监护人共同承担责任。6、委托监护人民通意见第22条：“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7、组织监护人没有上述监护人时，可以由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居住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单位监护人。不分先后，按方便原则确定。组织监护，特别是父母所在的单位监护，及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监护是比较有问题的，在实行上比较困难。不利于最终将监护职责落实到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利益。个人认为，应当进行有偿监护，由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职责的公民承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国家给付适当的报酬。民政部门的监护，一般为福利院的监护，对于父母都健在的，似乎并不适用。（二）为精神病人设定监护人这里说的精神病人是成年的精神病人，未成年的精神并人由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解决。其监护人的顺序依次为：（1）配偶；（2）父母；（3）成年子女；（4）其他近亲属。这些人单位精神病人的监护，属于法律义务，不可推委。其他亲属朋友愿意单位监护人的，经过精神病人所在的单位或其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也可以担任监护人。对于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单位指定，不服向民法法院起诉。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规则与为未成年指定一样。组织担任监护人，由精神病人所在的单位或精神病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单位监护人。三、监护人的职责民通意见10条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一）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二）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三）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民通18条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四）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五）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六）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四、监护的终止监护的终止有如下原因（一）被监护人获得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二）监护人或被监护人死亡（三）监护人丧失行为能力（四）监护人辞去监护（五）监护人被撤消监护资格五、监护人的责任（一）监护人的一般责任1、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民通18条第三款）2、监护人的补充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承担如下：1、如果本人有财产的，从财产中支付。2、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承担。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3、单位监护人没有过错时，不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二）父母离异后责任的分担父母离异以后，双方仍然是监护人。但是承担责任不是平行的，而有先后顺序之分。1、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独立承担；2、唯前者不能承担时，另一方承担补充责任。（三）委托监护时的责任承担，委托监护情形下发生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有关当事人应如何处理？1、原则上仍有监护人（委托人）承担2、双方有约定的，仍应由监护人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而后监护人可依约向委托人追偿。3、委托人在履行监护职责的时候确实有过错的，由委托人与受托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民法通则意见160．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四）监护人不明时的责任承担顺序在先的，有监护能力的人承担。民通意见11．认定监护人监护能力，应当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确定。相关法条民法通则第十六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 祖父母、外祖父母；(二) 兄、姐；(三) 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第十七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 配偶；(二) 父母；(三) 成年子女；(四) 其他近亲属；(五) 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第十八条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第十九条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人民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根据他健康恢复的状况，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宣告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一百三十三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民通意见（二）关于监护问题10．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11．认定监护人监护能力，应当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确定。12．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13．为患有精神病的未成年人设定监护人，适用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14．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时，可以将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中（一）、（二）、（三）项或第十七条第一款中的（一）、（二）、（三）、（四）、（五）项规定视为指定监护人的顺序。前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无监护能力或者对被监护人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从后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择优确定。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的，应视情况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数人。15．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协议确定监护人的，应当由协议确定的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16．对于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三款或者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由有关组织予以指定。未经指定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17．有关组织依照民法通则规定指定监护人，以书面或者口头通知了被指定人的，应当认定指定成立。被指定人不服的，应当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起诉的，按变更监护关系处理。18．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自行变更。擅自变更的，由原被指定的监护人和变更后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19．被指定人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意见第十四条的规定，作出维持或者撤销指定监护人的判决。如果判决是撤销原指定的，可以同时另行指定监护人。此类案件，比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前的监护责任，一般应当按照指定监护人的顺序，由有监护资格人承担。20．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21．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但是，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该子女有犯罪行为、虐待行为或者对该子女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取消的除外。22．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23．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将子女送给他人收养，如收养对子女的健康成长并无不利，又办了合法收养手续的，认定收养关系成立；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不得以收养未经其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158．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159．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明确的监护人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不明确的，由顺序在前的有监护能力的人承担民事责任。160．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161．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十八周岁，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十八周岁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扶养人垫付，垫付有困难的，也可以判决或者调解延期给付。民法通则》第20条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根据本条规定，非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不得主动宣告失踪。《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一、下落不明满四年，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满二年的，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

《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关于监护制度研究论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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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度上输入“法学论文”一搜就可以了，选择那些资料多的写，把四篇拼成一篇就行了！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值是依靠货币这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头衔”。这两条规定均可看作是对律师广告宣传的限制。此外，作为我国律师的行业管理规章，1900 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7条第3款规定:律师不得“利用新闻媒介或其他手段炫耀自己，招揽业务，排斥同行”。稍加分析，我们就可发现上述规定存在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对律师业务广告宜传作出明确、肯定的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业务广告宣传具有必然性，我国立法对此采取回避态度，这种做法欠妥。二是上述规定在内容上缺乏完备性。由于立法者的回避态度，使有关规定仅仅局限在对某些特定的不当广告行为的禁止上，而没有形成对一般的律师业务广告行为进行规制的完整体系。如在广告的内容方式、审批、非法广告的惩戒等方面均缺少明确、具体的规范。三是某些条文存在明显的不妥之处。比如，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宣传”都是应该禁止的不正当行为。但司法部的规定都单把“招聘启事”“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列举出来，是因为这几种方式更具普遍性，还是危害更大呢?显然都不是，相比较而言，通过媒介的广告宜传更为普遍，引响也更大，但该条款对此却避而不谈等等不容赘述。还有其它一些规范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对律师惩罚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不易操作等等。由此可见，对律师行为规范体系不完备，也是我国一些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下降的重要原因。三、促进律师职业道德和谐的基本对策 (一) 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完善。如果不完善的话，会大大影响我国律师执业道德素质的提高。具体说来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执业法律规范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1、把为无能力交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律师的义务，那么律师心理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尽接一些法律援助案，自己的生活保障问题谁来解决?这又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帮助。有些律师便问:律师为无能力缴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那么国家应当为他们承担什么责任呢?所以，笔者建议，在市场体制下，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制度，鼓励广大律师多办法律援助案。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兢兢业业，不求回报的律师，要给予高度的表扬和适当的物质奖励，给其他律师树立榜样。促进整个律师业职业道德的进步与发展。 2、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不得向上述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行贿，也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条规范不完备。一是“礼”一词有点用词不妥。我国新华字典将礼解释为三种含义:①由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行的仪节。②表示尊敬的态度或动作。③礼物，用来表示庆贺或敬意.向法官等司法人员送礼物是礼节性的行为，表示庆贺之类，似无违法和道德原则，反而符合我国礼仪之邦的道德规则，再加上该规范当中请客送礼和行贿是不是有点重复之嫌?规范中的“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一规定也有缺憾。影响执法部门和人员的不正当手段难道只有行贿一种吗?远不止，比如律师暗示当事人走后门，走关系等即是.所以规范不完备，有些律师便就对自己的约束不严，开始走歪门邪道，律师职业道德水准下降。 3、在律师业务收费方面，尽管中国已有这方面规定，但缺乏职业特色，以致在实践中很难起规范作用。我国律师收费制度存在问题:一是收费标准不合理。比如统一定价收费，将不同能力和律师收费标准限制在同一水平线上，无法体现“优质优价”公平原则，影响了律师的服务质量。二是收费标准过低，西方国家律师收费比较高。所以他们在办案之时全力以赴，尽心尽力。我国收费比较低，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所以应予以改律师收费制度，要尽快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提高律师的积极性，更好的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二)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我国对律师的管理监督模式仍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一套。目前，虽然我国建立了律师协会，确立了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管理的制度，但从各地的做法看，律师协会大多设在司法行政部门之下，直接隶属司法行政部门，其领导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兼任，律师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这种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当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对律师的管理体制不再适应现时的要求。因而必须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律师管理体制，要冲破政府直接控制律师工作的传统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律师协会的管理、监督作用。然而律师协会要真正能履行这一职责，必须赋予律师协会一定的权限。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的法律并未赋予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方面实质性权力。按照《律师法》第4条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工作的管理体现在“监督”和“指导”这两个方面，这与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的“宏观管理”是吻合的。“监督”“指加强制度建设，全国的地方律师协会，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让协会会员自觉的遵照执行。对于遵守比较好的律师，大家都赞扬他，通过道德评价这个杠杆转化成为律师的内心品质，逐渐提高律师业道德素质的整体水平。 (三) 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对律师执业行为要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给律师以外在的力量，让律师在执业中更好的约束自己。所谓外部监督体系指的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对律师的各种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所构成的多层次的系统或网络。目前，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体系还没有形成。笔者认为，在市场体制的新形势下，应当尽快建立起对律师执业行为的外部监督体系，该体系所包括如下四大系统:国家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 1、国家机关应当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国家机关监督，具体又分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对实施《律师法》等规范律师行为的法律制度的活动监督，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律师法》活动监督，并监督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律师遵守《宪法》《律师法》的情况。权力机关对《律师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现行的律师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从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历程。一旦发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违法行为，要及时的处理。而且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时常应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对律师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更好的督促律师自觉遵守律业的道德规范.三是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如果发现律师在执业中有严重违法行为，触犯国家刑律，应当及时立案、审判，绝不手软，以树立社会正气。 2、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主要是指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话等新闻媒介，将律师在执业过程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和违法现象公之于众。这种监督具有反映快、影响广、震动大的特点。这种监督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促进律师遵守道德规范却起着有力的作用。这种监督体系的存在，让律师就有了更强的约束力。如果在执业中职业道德差或有违法行为，报纸、电台一曝光，那么律师形象无疑会大打折扣，这就损害了自己在律师路上的发展前景。一个品德好的律师，一个极有“口碑”的律师，才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其业务的发展才会拥有广大的空间。要想使律师在执业中遵守道德规范，还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有对律师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人民群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当某律师有向司法人员或行政领导行贿行为时，可向国家机关的信访机关写信或面谈;也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设立的举报中心举报；或者直接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控告等。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有力的，这样就督促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自觉遵守律师业的道德规范。 3、当事人的监督。笔者认为应建立当事人监督体系。当事人对律师的执业活动最为了解。如果律师在执业中有向司法人员行贿之行为，当事人可以举报；如果律师乱收费用，当事人可以投诉；如律师在案件的代理过程中有伪造证据行为，当事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控告。但当事人是否愿意承担监督的责任，是我国有关部门应予以考虑的。笔者建议，国家设立一项奖励基金制度。当事人对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加以检举、揭发，可以给予奖励；或者国家免除应承担的有关诉讼费用，甚至可以代为交付聘请律师所需费用。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当事人监督的积极性，这就更好的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总之，只有对律师建立比较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才能更好的约束律师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③]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补充：您说的脚注是结尾注释的一种，而脚注为每页的结尾注释，你可以把每页的脚注统计到文章结尾处，则为注释即可。如需其他范文，请直接联系百度HI。回答者：冰凌妮妮 - 试用期一级 3-26 13:07回答：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摘要：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其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但当前我国律师的职业道德存在很多非和谐因素。欲促进律师职业道德的和谐，我国必须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以及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关键词：职业道德律师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弱化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律师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加关注律师，因为这一职业角色的兴衰和荣辱将直接关系到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法治，关系到广大公民正当的权利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基于此，强调律师的职业道德就尤为显得重要了。一、律师职业道德的界定（一）律师职业道德的涵义在探讨律师职业道德涵义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职业道德的涵义。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各行各业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不同职业有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①]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在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体现。职业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相比，有明显的职业规范性。这些职业规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断的纳新除旧，形成若干条“戒律”，成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从事有关业务活动所遵循的规则或纪律。职业道德的另一特征，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本职业的本质属性有密切联系，体现了从事职业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律。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有的国家将律师职业道德又称为律师执业行为操守)，称之为律师职业道德。具体的讲，它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二）律师职业道德的特征 1、律师职业道德具有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道德是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使人们生活在正常、健全的社会环境中最必须、最有效的手段.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除了靠法律调节以外，还有不可缺少的手段——道德调节，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一个国家的秩序得以良性运行。在一个国家里，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也有被统治阶级道德，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统治阶级道德，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要求被统治阶级，来保证本阶级的利益的实现。就律师职业道德来讲，其阶级性更为明显。步入21世纪的中国，将迎来法治时代的春天，而律师则是法治的使者，是法制的守护者。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尊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的神圣职责.作为一名律师必须竭尽忠诚的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作为一名律师应当敢于爱恨情仇，敢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敢于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明确了制定目的是“……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国家法制建设，对社会和公众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从以上看出，律师职业道德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 2、律师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律师职业道德有明显的职业属性，它只为律师这个职业群体所遵守，并且只有律师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本行业的公德加以遵守。律师职业道德的制定或形成是以社会公德为基础，以律师的职业性质和职务活动的特点为根据，以律师的职业行为为调整对象。律师职业道德的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只对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产生约束力。 3、律师职业道德具有继承性。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与之相适应具有相对稳定性质的道德意识也就会具有一定的连续继承性.律师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意识，继承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律师职业道德内容之一“忠于法律和事实”，在我国古代就有之。不过，在我国清朝之前，没有律师的称呼，那时叫“讼师”。作为“讼师”如不忠于法律和事实，将会受到严惩。如《唐律疏议·斗颂》规定，“诸如人作词赚，加增其状(将罪情夸大)，不如所告者(与事实不符)答十五，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按诬告罪减一等)。”[③]唐、宋、明、清都有类似规定。到现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更加强调这一点。如《律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律师歪曲事实，为当事人伪造证据，将负刑事责任。从以上可以看出，律师职业道德，是对以往历史上遗留下的道德思想资料进行批判的吸收，把其中尚有生命力的道德观念范畴等用来不断地丰富自己职业道德内容的。二、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 (一)“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拜金主义是商品拜物教的变种。在发展市场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是依靠货币这一特殊商品作纽带，通过市场而实现的。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崇拜金钱，向往金钱，“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当前为数不少的律师“唯钱是图”，甚至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向法庭提供虚假的证据，引诱当事人规避法律。因而，我国的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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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缓刑制度的研究现状论文

2006年8月26日，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在日照召开。会议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主题是“刑事法律制度研究——以刑罚为视角”，来自全省部分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的代表40余人参加了会议，交流论文43篇。省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泽沅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刑罚基本理论、刑事审判制度、检察制度、侦查制度以及刑事执行制度，审视我国现阶段立法与司法中的不足，并就完善上述制度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构思路。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刑罚基本理论有学者对刑罚目的的通说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说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回避了把处罚犯罪作为刑罚的目的，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冲突和脱节，导致刑罚在实践中出现盲目性。而刑罚的惩罚功能就是使犯罪人得到惩罚，惩罚作为刑罚的本质属性，当然也是刑罚的目的。因此惩罚犯罪的目的应该是刑罚目的。有学者对我国刑罚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设想。认为我国刑罚结构系属重刑结构；各刑种之间轻重不协调；监禁刑过多。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以及“轻轻重重”的原则，我国刑罚体系应减少、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废除死缓执行制度代之以终身监禁刑；废除无期徒刑、延长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废除管制刑，设立社区服务刑；为适应社区矫正的需要，增加非监禁刑。有学者认为在刑罚制度创新上应当尊重本土法律文化，培育社会组织，鼓励公民参与，为社会服务刑和社区矫正创造条件。关于刑种的设置，针对我国单位类型繁多而刑罚种类单一的情况，指出应科学而有针对性地设置单位刑种，并提出应增设新的刑种，如避免单位转移财产，使判决难以执行的没收财产刑；使单位暂时丧失犯罪能力的停业整顿和限制从事业务活动刑；降低犯罪单位的商誉的公告判决刑以及具有补偿功能的和强制向社会履行一定义务的社会服务刑。有学者认为随着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发展，资格刑的作用愈加凸显，但我国的资格刑却因单一性、零散性等弊端使其遭到旁落。因此应首先完善我国刑法典中的资格刑，将其变称为“剥夺或限制一定的权利”，取消剥夺政治权利中的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以使刑法不与宪法相冲突。在附属刑法中增设资格刑，除律师法、教师法、银行法、公司法已作规定的之外，其他行业如商业、娱乐业、行医、驾驶等都可纳入资格刑范围。关于刑罚裁量。有学者在比较了中外量刑基准的立法和理论研究现状后，针对我国刑法第5条和第61条的规定，认为我国刑法量刑基准是建立在犯罪的严重性上，而没有规定量刑应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而中外学者皆认为量刑应同时考虑报应与预防两个因素。我国的量刑基准应以责任为主，兼顾特殊预防。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量刑时必须坚持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统一，量刑的标准不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是行为人的责任，既要考虑犯罪的手段、方法、时间、地点和造成的后果，又要考虑行为人的认识能力、目的动机、犯罪后的态度及行为人的年龄、性格、生活经历和环境等，在选择刑罚的种类和执行方式上应以预防犯罪和促进犯罪人的改造为目的。有学者分析了我国量刑中同罪异罚的原因系刑法和有效司法解释的自身缺陷、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管理行政化和司法权的地方化、刑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未恰当对待新闻媒体、“民意”所致。有学者阐述了确立单位自首制度的根据，指出确立单位自首能贯彻我国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单位自首在成立条件上与自然人自首基本相同，不同处主要在于单位自首应体现单位集体意志而自动投案，而是否以单位名义投案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自首人能否代表单位自首，其投案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缓刑制度是本次年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针对学术界关于缓刑制度性质系量刑制度说、执行制度说、双重属性说、刑罚运用制度说的聚讼，提出了缓刑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附条件的刑罚制度，具有刑罚裁量与执行两方面内容，同时也是一种以刑罚裁量为主的刑罚运用制度的折衷观点。有学者从我国缓刑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出发提出完善缓刑的措施；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学者们较为一致地指出了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缺陷，主要有：立法对缓刑考察的主体规定不明确；监督措施过于原则，如“报告活动情况”不具可操作性；仅规定了监督，而无保护、教育、指导等实质性规定；没有体现出对未成年人倾斜适用缓刑的特殊保护；在司法上存在因人而异，标准不统一导致不能人人平等适用缓刑；将罚金刑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缺乏必要的监督考察，使某些被宣告者因没有得到有效监管而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缓刑官”制度，设立专门的缓刑考察机关，充实考察内容。建立宣判前的人格调查制度，以提高再犯预测的准确率，降低缓刑适用的风险。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设立罚金刑缓刑制度，以消除罚金刑难以执行的弊端。增设缓刑种类，对未成年犯罪人，增设可以导致犯罪记录消灭的缓刑判决缓刑制度；对符合一般缓刑适用条件的过失犯罪人，增设使原罪宣告失效的缓刑执行缓刑。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对外地执行的缓刑犯实行学习考察制度，由法院和外执犯所在单位或村委会签订双向管教责任书，对其监督、帮教，为完善缓刑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二、审判制度中的刑罚问题有学者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提出我国的刑事政策应当在“社会保护优先，兼顾人权保障”的方针指导下，继续坚持依法严打和“轻轻重重”的政策，在死刑政策上应坚持少杀、慎杀的方针。严打实践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应当实行轻刑化政策，处理好当前效果和长治久安的关系。慎用死刑体现在，应将死刑限制在谋杀、强奸杀人、抢劫杀人这类恶性犯罪行为之中而非所有有人命的案件中；应适当地多适用死缓，并注重办案效果，力求使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真正收到杀一儆百，办一案教育、震慑一片的作用。来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相关法律问题的调研报告，针对大量财产刑无法执行导致“空判”的现象，详细分析了财产刑在罚金刑的量刑准则、“预交罚金”、法定罚金数额、罚金刑处罚幅度、财产刑设置的科学性、没收部分财产与没收处分的区分、罚金刑在数罪并罚时的绝对相加、共同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财产刑适用以及财产刑执行中的若干问题，共十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应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以发挥其作用；罚金数额应明确限定在犯罪数额的3倍以内以能够有效执行；对未成年犯罪人应不适用或减免适用罚金刑以避免将责任转嫁其亲属；完善财产刑的执行程序。有学者就缓刑撤销中的审判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刑法第77条规定的撤销缓刑的条件，认为对违反民商法规定的，不能导致撤销缓刑。由于刑法的第77条的规定未对撤销缓刑罪犯犯新罪的发现时间予以限制，故无论何时发现其犯新罪都应当撤销缓刑。对在缓刑期限内犯新罪或被发现有漏罪的，如犯罪已过追诉时效则不应当撤销缓刑。如果新罪或漏罪为自诉案件，即使自诉人不提起诉讼的，也应撤销缓刑；新罪、漏罪为过失犯罪的以及对于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的均应撤销缓刑。有学者从审判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法律规定的合议制、陪审制与实际办案制度存在的冲突，提出了化解冲突完善刑事法官制度的建议。在法官制度的改革上，可直接任命法院院长为同级政法委的副书记或常委，提高法院院长在同级常委的地位；实行法官分类制度，突出庭审法官的地位，避免非审判部门对审判业务庭法官的各种形式的管理；实行国际上通行的“法官之上无法官”制度，废除法官的行政职级；确保庭审法官的职业保障，建立庭审法官的逐级选拔制度。在刑事合议制改革上，扩大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在中级以上的一审法院的普通程序中，增加合议庭组成人数，提高合议庭的规格，使之成为法院的中层机构。三、检察、侦查制度中的刑罚问题关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在本质上属于公诉权范畴，是其组成部分，而非超越法律的标新立异的认识。量刑建议的实践应把握：量刑建议的主体现阶段应采个人建议、集体研究、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做法；量刑建议可适用于任何犯罪性质的公诉案件和任何公诉案件的审判程序；量刑建议应在公诉人发表出庭意见时并以书面形式提出。有学者不赞成“量刑建议权”的提法，认为“刑罚请求权”更能体现检察机关的权能，并能限定审判范围，对审判有制约力。有学者针对我国有限的公诉裁量权而致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率低、不能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效用最大化的缺陷，提出应增设暂缓起诉制度，发挥其特殊预防的作用；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对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可放宽适用条件；建立不起诉的听证程序；建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有学者提出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的概念。这是检察机关在现行检察体制模式下，建立的以上级院为“龙头”，以基层院为支点，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统一协调，指挥有力，运转高效的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这一机制符合优化检察机关整体侦查的需要，特别是符合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和规律。机制建设的重点是侦查指挥中心，应明确职责，规范运转。有学者从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主体、方式、范围，对国外侦查中的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比较考察，比较出各国的共同和相似之处，可为我国建立侦查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借鉴。如司法审查的主体皆为中立的、不参与此案审理的司法官；皆设立了司法救济的司法令状制度；皆羁押分离和针对羁押的正式的程序性听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学者对诱惑侦查从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了多视角审视，在分析其合理性的同时，也提出了诱惑侦查在实体上存在的侦查人员是否成为共犯；在程序上通过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的效力，以及从宪政的角度看，诱惑侦查是否悖逆人权保障趋势，其道德意义如何等问题。提出在主体、行为和前提条件上限制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并确立最后选择原则。四、行刑制度中的刑罚问题有学者对刑事执行的涵义进行了界定，认为刑事执行既包括主刑的执行，也包括附加刑的执行；既包括监禁刑的执行，也包括非监禁刑的执行，还包括刑法规定的其他刑罚方法的执行。刑事执行权本质上是兼具有司法与行政双重性的独立的强制权力，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下位权力。有学者阐述了现代监狱的特征。现代监狱应具有监狱职能的纯化、行刑理念现代化、行刑主体专业化、行刑对象主体化、行刑手段科学化、行刑模式多元化和行刑机制规范化的特征。有学者通过对教育刑思想内涵和科学性的考察，提出应贯穿教育刑理念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将社区矫正法律化、制度化；行刑社会化应既包括社区矫正，也包括狱内行刑模拟社会化；建立累进处遇制度，将自由刑分为若干阶段，按受刑人的行刑成绩，渐次改进其待遇，以达到激励罪犯改过自新的目的。有学者从我国减刑制度在实体和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出发，提出了完善减刑制度的建议。认为进一步细化刑法和监狱法规定的“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适用条件，将符合减刑条件获得减刑作为罪犯的一项权利；设立减刑考验期和撤销制度；将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有机结合，将减刑作为假释的前置程序，适用于原判刑期5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的罪犯；将减刑决定权和考验权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赋予罪犯行政复议权和司法救济权。有学者探讨了假释制度的刑罚本质，认为教育刑理论是其最直接、最基本的基础。从假释与教育刑关系看，教育刑理论认为罪犯是可以被改造的，这为假释制度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罪犯再社会化是教育刑理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假释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假释与刑罚个别化的关联看，假释是刑罚执行的一项基本制度，既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存精神，又是刑罚个别化的结果。关于社区矫正。有学者论证了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认为刑罚人道主义原则；所有罪犯皆可复归，监狱不是一个惩罚罪犯、剥夺犯罪能力的场所的复归理论，认为判刑带给罪犯降低自我评价的标签理论，刑法谦抑性和给予刑事受害人补偿的补偿理论，是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总结了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诸如执行效率低，设施落后，无专门化矫正队伍等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建议。认为在立法上应制定《社区矫正法》，正确为社区矫正定性，社区矫正是一种特殊的行刑方式，最终将演变成一种刑罚。应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扩大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财政给予经费支持，完善适于社区矫正的刑种和行刑约束项目。关于恢复性司法。有学者认为恢复性司法具有司法社会化的特征，可以成为我国刑事法治的第二条道路，不同阶段设计为不同的做法：对未然犯罪，以社区为基础的人民调解制度解决民间纠纷、预防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各类社区通过调解民间纠纷，将各种可能的犯罪隐患消除于未然。在侦查阶段，通过警察转处，将犯罪人从整个刑事司法系统转移出去，不由刑事司法部门处理。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依法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暂缓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在审理阶段，由特别组成的“审判”组织以调解、协商等方式办理特定案件，弥补损失，恢复关系。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刑事被害人可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补偿，但这种途径并不能确保及时有效的补偿，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或可弥补这一缺陷，但这种国家的救济仍是有限和有条件的，因此，刑事和解等恢复性司法措施则更有利于满足刑事被害人的需求，也有利于犯罪人的教育改造。

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合理性探讨内容摘要：假释是附加条件地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释放：是对逮捕，拘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解除刑罚的制度．无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人的终身自由，并对起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无期徒刑剥夺了犯罪人终身自由，是一种无期限的刑罚．如果说在假释中存在释放，那么这个被释放的刑罚在理论上就必须是有期限的，很难想象一个原本在理论上没有期限的刑罚在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程序的前提下而被宣布释放．如果存在，那么这样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合法至少是一种不和程序规范的行为．假释适用的是有期限的刑罚而无期徒刑在理论上是无期限的，当假释适用条件的有期限性与无期徒刑刑期的理论无期限性相矛盾之时，探讨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合理性问题在我看来尤显必要！关键词：无期徒刑，减刑，假释，合理性．假释适用对象传统(也是主流)观点认为: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都有适用的可能性.相关著作中对假释的概念是这样鉴定的:我们刑法中的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刑法>地81条第一款: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份子在执行原判刑法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在实际执行原判刑罚10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从上诉法条和权威著作来看,都毫无疑问地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无期徒刑可以直接适用假释.至于这样的主流观点的真确度似乎还没有被人们置疑过.刑法中对于无期徒刑适用假释是这界定的,下面把无期徒刑分为三方面来分别加以探讨．其一：因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但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刑法>第81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假释适用的两种例外情况:累犯和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不得假释.从而我们可以直接而明确地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而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排除在适用假释的对象之外,那么我们进一步要探讨除上诉暴力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能否适用假释的问题.其二：按无期徒刑的执行结果来探讨．其执行结果有二:其一是犯罪人不认罪不悔罪,确实在监狱中服刑终身.(虽然极少但不能排除,这也正是无期徒刑的正真形态和意义所在.)由于犯罪人不认罪不悔罪,当然地也就不会有适用假释的前提所必须的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法定情节,也定不能保证其不再危害社会,所以这类无期徒刑不能适用假释.其二:是犯罪人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而被减为有期徒刑．所以我们最终要探讨的就是这类因非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在执行中认真遵守监规,确有悔改表现的犯罪能否适用假释的问题.如前所诉，下面仅就已得出的非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在执行中认真遵守监规,确有悔改表现的犯罪作以下两方面的探讨.其一:从假释的本意出发试探假释与无期徒刑的矛盾性.我们知道假释是附加条件地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释放：是对逮捕，拘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解除刑罚的制度（1）．如果说存在释放，那么这个被释放的刑罚在理论上就必须是有期限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原本在理论上没有期限的刑罚在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程序的前提下而被宣布释放．如果存在我想这样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合法至少是一种不和程序规范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期限的刑罚才能适用假释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必然．无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人的终身自由，并对起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2）虽然刑法法条未对无期徒刑的概念直接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根据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基于前诉权威专家著作所诉，我们有理由相信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是一种无期限的刑罚．假释适用的是有期限的刑罚而无期徒刑在理论上是无期限的，当假释适用条件的有期限性与无期徒刑刑期的理论无期限性相矛盾之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坚信无期徒刑能直接适用假释呢/其二:从实际司法实践和现实中对无期徒刑犯罪的处理来看．且如承认假释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则无期徒刑的宣判在行刑实务上无异与等同10年或20年之有期徒刑,将使其失去手段的严厉性,影响刑罚抗制犯罪的功能.加以顾虑终身自由刑之排除假释会导致受刑人自暴自弃,乃属多余,因终身自由刑尚有减刑,大赦特赦制度可兹运用,从而主张宣告无期徒刑非在适用假释着列,而应属减刑大赦特赦领域(陈兴良<刑法疏议>中饭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_假释适用之前都要先减刑,减为一定期限的有期徒刑后,再根据其减刑后的表现决定是否适用假释,而不是直接就对无期徒刑犯适用假释.有趣的是,祖国大陆刑法虽肯定无期徒刑受刑人亦属假释适用之对象,但在执行实务上,无期徒刑受刑人多半经由法院减刑为有期徒刑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假释,甚少由无期徒刑直接办理.(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310页)实践中不也恰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期徒刑不能直接适用假释,而减刑,减为有期限的有期徒刑才能适用假释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一个正当途径就是减刑,先减为有期徒刑,我们可以进一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减刑是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前置程序和先决条件!进而我们可以说无期徒刑是不可以直接适用假释的.综合对三种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分析和对因非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无期徒刑是不能直接适用假释,不能直接成为假释的调整对象.无期徒刑只有在被减诶有期徒刑后,以有期限的有期徒刑的身份来适用假释,故:减刑是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一个前途,应该作为前置程序在法律中加以明确的规定.在法制日益深入的今天,任何程序上的不当必然导致其结果受到人们的置疑(即使结果是正义的),程序上的任何不当都会使法理陷入不合理境地的尴尬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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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缓刑制度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现状的一些看法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国刑罚的科学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的具体实施及如何去实施、如何监督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使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缓刑成为有钱、有权人的避难所，大大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我给人认为有必要完善缓刑制度和相关监督机制。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2008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 2009年则为15%，2010年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1、职务犯罪。据统计，某市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其本身与适用缓刑无必然的联系，但不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法律知识欠缺的人民群众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还有一方面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也是原因之一。（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2009年上半年，某市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转，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本不该适用缓刑的罪犯适用缓刑，对一些应当适用缓刑的罪犯却没有适用缓刑。（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对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1、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由于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的警力严重不足，工作任务繁重，无法安排专人从事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2、交付监管脱节。法院在缓刑判决后，只送达执行通知书给公安机关，而不负责将执行落实到位；有的作出判决后，让缓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有的在判决生效后迟迟不交付监管文书送达执行机关；还有的缓刑犯有意或无意不去报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和未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影响了监管和考察工作的开展。3、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1、缓刑适用条件要详细、明确、具体。缓刑适用条件，即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这在判处刑罚时对是否适用缓刑起着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于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条件。犯罪情节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对他人的攻击性，以及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损失，因而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深而且造成了较大的客观危害，仍然对其适用缓刑，则可能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考察犯罪情节的主要内容是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程度。基于这一标准，成为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时的考察对象有：（1）能够理解和宽容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如，因经济困难而盗窃的犯罪人主观恶性要小于出于贪图享乐和敛财为动机的犯罪人。对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但对后者考虑适用缓刑时，则须慎重考虑适用缓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2）过失犯罪。过失犯其实其主观上并不想犯罪，其并不支持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对其实际执行刑罚，其也不会再去实施犯罪行为，对此类犯罪同样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3）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而造成的犯罪。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的，其行为人本身主观恶性较小，适用缓刑一般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4）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虽然是在故意心态的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他在犯罪过程中，心态已经发生转变。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观危害不严重，同样可以考虑去适用缓刑。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主观心态的外在反映。犯罪行为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行为人对这些事实持何种态度，这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犯罪行为人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这种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现，才能够说明犯罪行为人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悔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类：（1）以积极的行为减少因其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积极进行协助抢救、退赃、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积极赔偿等等；（2）愿意接受处理、积极配合侦查工作。这包括主动投案自首、揭发同案犯、提供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等情形。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后，还应考虑到若对其适用缓刑，将来是否会危害社会。社会危害性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将影响到犯罪行为人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和刑罚执行方式，对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预测结果关系到缓刑的适用。所以，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缓刑预测制度，内容应包括：（1）犯罪历史。（2）个人经历。（3）生活环境。（4）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过得到缓刑机会来痛改前非，这种犯罪人一般都会十分珍惜缓刑这样的机会，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努力去证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对这类犯罪人适用缓刑能取得较好的效果。（5）一贯品行。（6）犯罪人身体和精神条件。像患病或残疾而丧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虑适用缓刑。相反，那些心理变态、情绪难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瘾癖的犯罪人，则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绪的驱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瘾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2、明文规定应当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个人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1）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5）被胁迫、被诱参加犯罪的；（6）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1）累犯；（2）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3）同时犯数罪的；（4）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5）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6）犯罪后拒不认罪的。3、支持、鼓励法官依法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标准，实际上是由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作出宣告缓刑的法官，极有可能要面对被判处缓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归咎于法官的判断失误，就可能会影响到法官对犯罪人宣告缓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缓刑功能的发挥。因此，鉴于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当支持、鼓励法官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断失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规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犯罪人进行审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宣告缓刑，致使被判处缓刑的人在缓刑期间再次危害社会的，就应当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责任。这样可以监督法官滥用缓刑，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法官依法大胆地去适用缓刑。（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缓刑适用程序的规定，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现笔者提一些粗浅的建议：1、提高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凡判决缓刑的案件，审判人员应从犯罪情节、犯罪危害、社会影响、主观性等在判决书中全方位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论证，结合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在法律的准绳下将证据列举分析论证适用缓刑的理由，杜绝暗箱操作。2、采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各级领导要重视缓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制定有关适用缓刑案件的监督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既要加强对个案审理的监督、指导和把关，确保个案质量，也要强化宏观管理，切实控制好缓刑案件的总量和质量。不但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同时还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发挥本院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缓刑案件定期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3、增设缓刑听证制度。经开庭审理后，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可适用缓刑的，应举行缓刑听证会。引入缓刑听证制度，使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公诉人、侦查人员及被告人单位、学校、社区管理人员、村民居委会等参与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们与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被告人平时的表现甚至犯罪的基本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被告人能否适用缓刑的意见也比较客观，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作为缓刑适用的参考，能提高缓刑适用的客观性和依据性。缓刑听证参加人来自被告人辖区的不同地方，是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者，他们可以在对法律负责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实发表意见，这样可能做到有理当面讲，极大地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进而可以保证实体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观公正，也更能体现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有利于对缓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过缓刑听证，使被告人所在辖区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适用缓刑与否的原因，极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被告人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使之自觉地参与到对缓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从而改变过去对缓刑考察不好执行的窘况，是对缓刑制度的有益完善。（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为了充分发挥缓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监督考察组织。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和专职从事缓刑监管工作，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对具体缓刑的考察，可由县级考察机构直接委派考察人员，专职负责考察工作，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联系，积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对缓刑犯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了解其表现情况，联合组织对辖区内的缓刑犯进行法制教育等，同时，我个人认为还应该联系缓刑犯所在地的村居等基层组织做好缓刑犯的安置工作，预防缓刑犯因为无所事事再次产生犯罪的念头。这样既能做到掌握缓刑犯的实时动态，又能做到防止缓刑犯再次犯罪。2、加强对缓刑执行的监督。缓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脱节，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因此，应尽快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缓刑犯监管工作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自身要对缓刑执行的监督高度重视，对公安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将此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列入对监所部门的考核范围。3、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交付执行前对在押的缓刑犯采取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交付执行前对缓刑犯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建立执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上附加执行回折，此回折不是为了证明执行文书是否送达，而是让执行机关将缓刑执行是否落实的情况及时以回折的形式回复给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确定执行已经落实后完成执行交付手续。另外，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缓刑犯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缓刑犯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缓刑犯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帮教。4、在缓刑犯所在地进行公示。将缓刑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在被告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对缓刑犯的监督和帮教。并在缓刑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5、建立考察联动机制。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四、结束语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份子适用缓刑的原因明显存在瑕疵，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细化缓刑适用条件，规范缓刑适用程序，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参考文献：1、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2、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3、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4、王作富：《刑法完善专题研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5、万选才、李海荣：《不断更新缓刑观念，依法扩大适用范围》，《法庭》2004年第1期；6、赖达军：《适用缓刑须防误区》，《法庭》2003年第8期；7、阮方民：《对改进我国缓刑制度的两点思考》，《法学》2000年第10期；8、冉容著：《设立我国缓刑保护观察制度的构想》，《人民司法》2002年第12期；9、赵小丽：《浅论缓刑的执行》，《江门审判》2004年第10期；10、郑占杰：《对缓刑人员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江门审判》2006年第5期。

监护制度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这方面的文章不太好写，你可以去找别人帮你写一下。我知道一家，他们的文章写的不错，完成文章,满意再付款的.(QQ)加为好友就行：一零三七二五二六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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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生玩英雄联盟

临近毕业了，大家的论文写好了吗，下文是护理开题报告，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一、题目(标题、文题)

论文题目是全文给读者和编辑和第一印象，文题的好坏对论文能否利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好的题目应尽可能在一完整的的句子中囊括三个基本要素，即研究对象、处理方法和达到的指标，使读者和编辑对论文研究的内容一目了然。例如：对心肌梗塞病人(研究对象)溶栓治疗(处理方法)监护指标的观察及护理(达到的指标)，这三个要素并无先后之分，可根据文章偏重介绍的内容进行调整和取舍，但无论怎样调整，必须直接反映论文所表达的内容。要用有限的文字表达数千字的论文内容，使题目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就必须学会概括、准确、新颖、精练地表达主题的技巧，具体要求：

l.概括：即用简短的文字囊括全文内容，体现全文精髓，使人一看就能对全文含义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引人入胜，便于记忆。

2.准确：用词应符合医学词语规范，准确表达论文的特定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做到文要切题，题要得体，防止题大文小或用过时词语，例如“肺癌护理”，肺癌治疗可用多种手段，如果此文是关于肺癌化疗期间预防化疗药物反应的护理，用此命题就显得题目过大，不够具体和准确。又如乙肝表面抗原在国际文献检索中已普遍用hbsag表示，再用“澳抗”就不够适宜。

3.新颖：题目一定要有特色和新意，不落俗套，避免与已有文献的题目雷同，亦能引起编辑和读者的注意。例如“白血病化疗的护理”，白血病化疗已形成常规，缺乏新颖性，而文章观察的内容是有关白血病化疗期间出现细胞溶解综合征的护理，如改为：“白血病化疗期间出现细胞溶解综合征的护理”，则较为明确、新颖。

4.精练：标题用词应力求简短精练，一般不超过20个字，切忌冗长繁杂，用词要字斟句酌，尽量省去一些非特定词，如“的观察”、“的研究”等，不需写成有主语、谓语、宾语的完整句型。但也不应过于笼统，过于简短，例如

5.基本格式：文题应居中书写，一般不设副文题，确有必要设时可用破折号与主题分开，亦应居中书写。长标题需回行时应注意词或词组的完整，并居中书写，使之匀称美观。

二、署名

1.单位署名：单位一般指作者从事本文工作时的单位。单位署名应标明所在省市的全称，便于编辑、读者与作者进行联系。单位署名的数量一般不超3个，署名位置应居文题之下，作者署名之前，居中书写，并与作者署名之间留空一格。单位名称前还应标明邮政编码。

2.作者署名：作者署名必须遵守科学道德，实事求是，署名不仅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表示对文章内容负责。论文作者一般指下列人员：(l)课题的提出者及设计者;(2)课题研究的主要执行者;(3)进行资料收集并做统计处理的人员;(4)论文的主要撰写和修改者;(5)对论文主要内容能承担全部责任，并能给予全面解释和答辩的人员。

3.署名注意事项：(l)每篇文章作者署名数量一般不超过6个人，并以参加主要工作者为限;(2)作者署名顺序，视其在工作中贡献的大小而定。通常第一作者应是研究工作的主要设计、执行及论文的主要撰写人。署名时不应搞无劳挂名或照顾关系。当作者署名顺序有异议时，应征得主要作者的同意方可改动。指导者一般列于最后，或在文末注上“致谢”，但均需征得本人同意;(3)在论文发表之前，参加研究者如已调往其他单位(如进修人员等)，可在署名末尾右上角加注符号，并在同页脚注中说明;(4)署名必须用真名.不得用化名、笔名和假名，以示文责自负，如为集体成果，应在文末参考文献之前，写上执笔人或整理者姓名，便于读者咨询和联系。

三、内容提要

提要一般置于正文之前，主要作用是提供信息，便于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论文内容做大致的了解，以决定有无必要阅读全文，同时也便于进行文献检索。 1.提要内容应扼要概括地说明本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宗旨和解决的问题)、基本步骤和方法(研究对象、研究途径、实验范围、分析方法等)、主要发现(重要数据及其统计学意义)和结论(关键的论点)以及经验教训和应用价值。着重说明研究工作的创新和发现，将研究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和最独到之处反映出来。

2.写提要不宜列表、附图或引用文献。一般不分段落，内容能独立成章，文字一般以 100—200字为宜(占全文的 5%)。一般性护理科技文稿，如工作经验总结、个案报告、短篇的报道等一般不写提要。写提要后文末不再写小结。

3.提要应置于署名之下，正文之前，书写时与正方相区别，“提要”二字顶格书写，留空一格后接提要内容。

一、设计(论文)依据及研究意义：

婴儿抚触是通过医护人员或父母对婴儿非特定部位肌肤施以轻柔的爱抚，它是一种爱的传递方式，可增加新生儿的情商指数，同时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气氛，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证。抚触可以增加胸腹肌锻炼、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加心肺活量。其成本低、易掌握，已广泛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认可。

1、主要研究内容：

了解婴儿抚触护理的研究进展，通过医护人员或父母双手对婴儿进行科学的温和爱抚，让大量温和良好的刺激，通过皮肤的感受器官传到中枢神经系统。从而产生良好的生理效应，使婴儿感到安全、舒适，情绪安定，减少焦虑和烦躁。在舒适的抚触过程中，母亲微笑的面容，亲切的语言，愉快的情绪，母子亲情的交流与传递使这种良好的刺激作用于新生儿，使婴儿得到感情上、生理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安慰，使身心发育更健康。

2、预期目标：

三、设计(论文)的研究重点及难点：

1、研究重点：

了解婴儿抚触护理的研究进展，促进婴儿身心健康发展。

2、研究难点：

能够运用科学的婴儿抚触方法进行按摩，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全社会婴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

一、立论依据

(包括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并附主要参考文献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