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财政教育预算支出的意义论文
近年来，各地出现政府财政规模膨胀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的怪现象，因此“政府的钱是如何花的？”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地方财政支出运行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于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间，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的协助下，以北京地区市区（县）两级政府为样本，走访了市财政局、市审计局，东城、西城、海淀、平谷等区县的人大和部分区县的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并对十余名行政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进行了访问调查，结合研究外省市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出目前政府财政支出的四大顽症。顽症一：过度公务消费已成集体性活动调查显示，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等巨大的公务消费已成为了政府的一种惯常的集体性活动。表征一，既得利益者对制度约束抵制或变相抵制。如出国考察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基本上演变成为一种福利待遇，当财政部门要求削减出国考察经费时，便遇到了一定程度的阻力。公车改革的阻力最大，甚至出现了改革后财政投入更多而不得不叫停的情形。虽然各地具体改革方案不尽相同，却具备同一个特征，即被改革的对象是主持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 改革政策过多的考虑了如何补偿既得利益者的损失， 而忽视了现行制度和“改革”结果给公共财政和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表征二， 对权力部门的约束无力。通常有能力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的都是政府、财政、税务、法院等权力部门。比如某地方财政局严重超标的办公大楼项目经过了当地发改委、规划局等四、五个政府部门正式审批。当地纪检监督部门分析，“因为财政局是一个权力单位”，相关部门都有“ 碍于面子、没有坚持原则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财政局怎么报就怎么批的状况。对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约束尚且如此，可想而知， 对党政“一、二把手”的约束自然更是无能为力。表征三， 由于现有制度的漏洞与不合理。行政事业单位常常出现“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情形。如某部门研究室的科研项目延期一年，但项目资金的使用期限并没能延长。那么根据制度要求，必须按原来的期限把钱突击花光，花不完只好安排境内外公费考察。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单位集体公款吃喝的起因，往往也是为了要把钱花掉。表征四，公共财政观念的普遍缺乏。朋友聚会抢着买单，最后一位站出来说：“我来付，单位能报销。”于是大家欣然接受，甚至达成共识：能花公家的钱就不花个人的钱,“他人的便宜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当公共部门、兄弟单位、上下级之间，彼此用公款热情招待成为一种时尚；当节假日前提醒下属 “别忘了表示表示”成为一种常态；当上级部门到下属单位，管吃管住管游山玩水成为一种习惯；当不同省份的同一系统单位间礼尚往来，互通有无，过度的公务消费就形成了一种集体性活动，加之“法不责众”和“从众心理”，公务消费问题难以治理。顽症二：年底突击花钱，愈演愈烈每年四季度， 各大商场、图书大厦的“团购卡”处于“热销”状态，前来购买的预算单位络绎不绝。这只是“年底突击花钱”的表现形式之一。“年底突击花钱”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利于财政资金的合理利用、造成浪费， 影响财政支出预期效果的实现。近年来，“年底突击花钱”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不同地区不同预算单位“年底突击花钱”的情形不尽相同，在财政资金流量不大的基层地方政府，这类问题也不太明显。但凡是急于在年底前将钱花完的“ 预算单位”莫不是一样的初衷：担心结余款若被“清零”，来年财政拨款数额可能会受影响。造成这样的操作结果，主要是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的几种情况引起的：第一种情况， 预算单位的预算编制不实。在项目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单位打出了太多富余，财政款拨下来后一时又安排不出去，只好年底突击花钱。此类虚报预算的心理很容易分析，不是担心未来不确定因素多、无法预测，必须留有余地；就是为了弥补公用经费不足；或者干脆是受利益趋动，财政资金多多益善、不要白不要。第二种情况，预算单位前期执行缓慢。预算执行“前松后紧”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或是计划做的较粗、前期工作抓的不紧；或是担心钱不够，前期不敢花；也有一些是客观因素，如因政府采购时间较长使财务支出时间后移；部分项目因为相关手续一时没能办全，使开工时间后移从而造成财务支出后移；因工程项目的检查验收周期，或一些修缮项目（如院校的学生宿舍）只能在假期开工等自身特殊性问题导致的后移等。第三种情况，部分财政资金拨付的时间较迟并且数额不确定。就预算单位而言，下半年还能从财政部门“要到”多少钱或者财政部门还能追加多少资金是一个未知数，有时部分财政资金拨付下来很晚（如十一、二月份才到位），从而致使年底突击花钱成为必然之举。顽症三：重分配轻效益，财政支出效率低下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向民生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呈快速增长之势，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问题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拨款缓慢、资金闲置、设备闲置、重复建设、重复拨款、财政投入的效益不高或者效果不明显等方面。从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层面来看，决策失误是导致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中不乏劳民伤财、中看不中用的工程，大量财政资金配置项目因为缺乏科学论证和法定程序，造成重复建设、重复拨款，如2006年北京审计局抽查昌平等7个区县的专项补助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发现6个区县有31个项目多头或重复申报， 涉及的补助资金达亿元。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由于条块分割，许多预算单位除了能从本级政府获得财政资金，还可从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获得二次分配。加上缺乏统一规划协调，以致经常出现“马路不断被开膛破肚”，就2006年4月14日至12月22日，北京永定路路段就先后被4个管线单位、分4次挖掘过。失误的决策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还造成巨大的损失浪费。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层面来看，资金闲置、设备闲置、工程质量差等问题，导致政府往往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财力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财政宏观调控和社会调整功能大打折扣，公共产品相对“昂贵”。如2006年北京市审计局抽查20所医院亿元设备购置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当年购置设备支出仅为亿元，新购设备中仅有3所医院的设备全部投入了使用；2005年北京两级财政在房山、怀柔、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等6个区县共投资亿元建设了1350个村卫生服务站，第二年抽查中，因缺乏医护人员、运转经费不足、前期选址不合理、未建设必要的工作生活设施等原因，有112个未投入使用（占抽查量的33%）。许多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不实，概预算很粗（甚至有的故意压低概预算以争取获得批准之后再追加）、招投标制度不健全、施工监理机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实际运作当中违法现象普遍，层层转包、偷工减料、赶工期等问题经常发生，如刚交付使用即漏洞百出的北京西客站就是实例。顽症四：屡审屡犯，法无威慑力目前我国预算执行方面的审计工作，不可谓力度不大。但在超预算支出、虚列支出、挪用、擅自改变资金用途、预算执行缓慢等审计内容上的“屡犯”，许多被审计单位仍然“有恃无恐”。调查中发现财政支出中存在一些特别现象，如“合法不合理”等值得关注。例如，为了改变预算执行缓慢的状况，北京市曾提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财政部门也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但在实际的财政支出过程中，却出现了单纯追求执行率而忽视了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为了合法而违法”的奇怪现象。如某单位虚列支出，将尚未开工的项目款提前打入对方帐户，然后再将款项打回来，以符合财政支出率方面的相关规定。为了解决“合法不合理” 的问题， 预算单位采取了一些“变通”做法，于是又出现了“合理不合法”的情况。如因长期未作调整的差旅费标准导致的住宿超标“常态”；“事出有因”或“情有可原”的擅自改变支出用途或将专项资金调剂或者挪作他用等等。在对审计部门的调查结果时还发现，科研项目的资金流向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科研项目后期往往需要花费较大资金，为了不影响支付进度，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项目资金提出来，用的时候再补上，从而造成帐面上显示的资金流向经常与实际使用情况不符。如将一笔资金通过购买商场购物卡等方式提出来，结项后通过支付印刷费、专家评审费、招待费（餐费）等费用又补了回去。利用项目资金购买日用消费品、甚至高档消费品的情况十分严重，有的项目餐费占比重较大，也有将项目资金“私分”的现象。一位承担社科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解释说，课题组成员不得提取劳务费的规定不切实际。现实中，项目负责人为了调动科研人员对申报项目和相关工作的积极性，一定要变相支付劳务费。同时，课题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需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支持和配合，为了课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餐费或招待费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符合“人情社会”、“饮食文化”的国情。| 点评 |重在制度建设熊英形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四种顽症的现实原因很复杂，其中制度层面值得关注。目前的财经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如法律制度缺位、法律规范之间有冲突、法律规定脱离实际、配套制度不科学或不严谨等。比如，为满足依法增长教科文卫和农业等方面的法律条款（即“法定支出”的要求），必须将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投入相关领域。而每年财政收入增长多少年底才能知道，因此超收收入难以纳入预算管理。政府编制的财政收入计划定得过低，致使年底财政超收部分过多，从而大大增加了财政突击拨款的总量（北京市2007年财政收入计划增长13%，但实际增长）；在专项转移支付问题上，因其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资金量较大、拨付时间较晚，每年各级人大召开时间的差异性（下级人大先于上级人大召开），使得下级政府难以将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支出方案。监督“软化”和问责 “缺位”更为突出。调查显示：“缺乏责任追究”是“屡审屡犯”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中，审计机关几乎不会动用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甚至连“处罚建议权”都难以启动。对尚未构成犯罪的个人行为，难追究责任，对单位行为的处罚更不易实现。缺乏“问责”的“监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虽写入审计结果报告，但最终“黑不提，白不提”，使得许多预算单位并不害怕被审出问题资金。已经花掉的财政资金（如违规发奖金），也是“泼出去的水”，一般难以追回。其次，是普遍存在的预算编制不科学。“高报”预算是财务人员的一种普遍心态，担心领导临时决定要做什么事，届时来不及做预算要不到钱。第三，在预算执行方面，或过失为之，或明知故犯。有的是为其生存发展所迫。如某中学多年没能给职工长工资，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将项目结余资金用来给职工发了奖金；有的是受利益趋动。如各级政府及其财政职能部门拥有财政资金支配权，同时又是一级预算单位，因此在财政资金分配上容易向本单位倾斜，并能够得到其他相关权力部门的“照顾”。在针对预算单位财会人员设计的调查问卷当中有这样一道题：“当领导的指示与财经纪律不一致时，您将如何做？”几乎所有的答卷人都选择了这样的答案：“提醒领导注意，如果领导一再坚持，按领导指示做。”显然，这也是一种明知故犯。此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传统做法、惯性思维以及陈旧的财政观念，也是不可忽视的成因。有些领导干部养成了“拍脑袋”做决策的习惯。领导“拍板”时通常没有“屡犯”的故意，经常还是在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由于忽视了决策程序和预算支出规则，其结果往往造成下属部门的行为违法。近年来预算改革进展很快，但一些单位仍然沿用预算制度改革前的做法，如某学校一直保持设立“校长基金”。一位资深审计人员接受调查时表示，现在的各预算单位负责人并非没有法律意识，只是其中许多人观念转变跟不上预算改革发展的形势。如目前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不能设“小金库”，但是对于预算外资金应当纳入预算管理缺乏正确的认识。事业单位的领导普遍认为，“既然资金来源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单位‘创收’，就应当由本单位自由支配。”■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和％；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亿元、亿元和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和％。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倍，年均增长速度为％，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 ％、％、％。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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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的意义有如下四点：第一，财政支出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第二，财政支出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巩固的和完善。第三，财政支出促进了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第四，财政支出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提供了物质保证。
财政支出风险预警机制研究论文
高校财务风险成因与防范措施论文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我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也越来越大，高校财务管理的形式和内容日趋多样化，使其资金运营过程中财务风险增加，财务管理工作面临巨大挑战。高校在筹措和使用资金过程中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再加上高校没有充分重视财务风险，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风险管理体系，财务管理工作不规范，最终造成了财务风险。本文主要研究了高校财务风险的成因，并通过分析相应地提出了高校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
关键词 ：高校；财务风险；成因；防范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国家重视对高校教育和科研的投入，高校规模不断扩大，财务管理模式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但是，由于我国高校众多，受地域影响和政策扶持的影响比较大，造成教育投入不均衡，很多高校在财政支持不足的情况下会采取借贷筹资的行为，由于高校财务风险管理意识淡薄，资金运转和经营缺少科学规范化的管理，所以就会面临财务风险。我国的高校众多，很多高校由于忽视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出现财务风险，风险失控造成高校经济危机，直接影响高校的办学质量。
一、高校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
（1）高校财务管理意识淡薄。由于高校财务管理的`特殊性，在国家政策保护和干预下，学校管理层没有充分重视对财务风险的管控，财务风险管理意识淡薄。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来控制财务风险。随着各地高校不断扩招，高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高校不断加大投入来改善办学条件吸引生源，但是由于教育投入的不均衡，很多高校不得不通过借贷筹资来提高高校办学实力，但是却没有充分重视借贷而带来的财务风险，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务风险评估和财务风险防范措施，很容易导致高校财务周转失衡，负债增加，造成财务风险。
（2）不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我国高校在国家政策的帮助和保护下，财务风险管理意识淡薄，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行之有效的财务风险防范措施。我国许多高校建立的财务管理系统由于存在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机构设置不合理、财务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从而导致高校财务管理系统缺乏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容易发生财务风险。有的规章制度及财务管理措施内容不完善，缺少涉及业务流程及工作流程的具体内容，在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从而造成财务风险。
（3）高校财务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高校资本中权益资本与负债资本的比例关系称为高校资本结构。受到高校经营运作模式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校资本结构不合理，发生财务风险高。高校财务管理的目的在于提高学校办学实力，促进高校持续稳定发展。不合理的资本结构很容易造成财务风险，使高校发展面临困境。根据现代财务管理理论，高风险可以带来高收益，但是高校盲目追求扩大办学实力来吸引生源，便会加大负债筹资，如果高校通过借贷筹集资本未能够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就很可能会陷入财务危机之中，负债累累，影响高校的正常运行。对区域性高校而言,由于资本结构的不同而形成的财务风险是一柄双刃剑，合理规范的资本结构能够提高高校的效益，提高竞争力，从而在激烈竞争中生存；不合理的高校资本结构会造成资金链断裂，投入的资本难以收回，财务运转失衡，从而造成高校财务风险，严重影响高校的发展。
二、控制高校财务风险的对策
（1）强化高校财务风险管控意识。高校管理层作为财务管理的决策者必须充分重视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强化财务风险管控意识，在思想上要充分重视，在财务经营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制定具有可实施性的财务管理方案，加强对于高校财务风险的预测和监控，警惕容易发生财务风险的环节，不可为了盲目扩大学校的办学规模而忽视财务风险。如：高校管理层要充分重视财务风险，安排具有财务风险管理经验的领导专门负责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建立财务风险责任追究制度，如果发生财务风险，责任到人。高校管理层还需要充分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全员参与到高校财务风险管控工作中，师生通过校园信息化平台和校长邮箱等形式反映高校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形成全员防范风险的氛围。
（2）完善高校财务风险管控制度。高校管理层必须充分认识财务风险，了解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趋势，改变传统的财务管理理念和模式，加大对财务风险的监管，完善高校财务管理制度，提高财务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水平，在财务管理上明确管理人员职责，重视对于内部财务环境的控制，完善高校财务管理制度有助于创建财务风险内部控制环境，将财务风险控制作为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完善财务风险管控制度，建立财务管理机构，由具有财务风险管控经验的校领导负责，加强财务管理专业团队建设，聘请优秀的财务管理人才，形成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能够有效降低高校财务风险，促进高校稳定健康发展。高校需要根据自身财务管理情况，针对性的制定高校财务管控制度，建立财务风险管控责任制，责任落实到人，做到谁管理，谁负责通过全面梳理高校经营业务的流程，根据财务管理的情况来分析、防范财务风险，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科学规范的财务风险控制措施，提高高校财务风险管控水平。
（3）建立财务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对高校财务运作情况的调查分析，了解高校资本的运作模式，对于资本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和判断。建立财务风险预警机制，能够有效地降低高校财务风险，与财务管理制度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对于高校财务经营的重点指标要进行严格监控，如:运营绩效能力指标、偿债能力指标、投资风险指标等要进行重点监控，提前预测财务风险，高校在进行风险决策过程中，通过财务风险分析选择风险较小的投融资方案，降低高校财务风险。如果高校在执行风险决策的过程中出现不利于高校经营的情况，高校需要及时调整或者终止方案。除此之外，高校还可以增加自身风险防控水平来降低财务风险，确保高校财务管理的稳定，有效的规避财务风险，促进高校稳定的发展。
（4）执行高校内部财务审计制度。执行高校内部财务审计制度能够有效降低高校财务风险，科学合理的建立内控组织架构，明确财务管理人员职责和权力，明确财务审计业务流程，建立运行高效的业务运行机制等。高校风险控制体系必须与高校财务资本的运作情况相协调，实现全员参与财务风险管理控制，把风险控制贯穿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从而使财务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实现全面控制。建立高校内部财务审计制度，实行财务审计责任制，责任到人，形成科学规范的内部财务审计体系，严把财务审计关，能够有效降低高校财务风险。
三、结束语
高校必须充分重视财务管理工作，树立财务风险控制意识，优化财务管理结构，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规范财务管理行为，降低财务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完善的财务审计制度，及时察觉财务风险信号，准确预测财务风险，从而建立行之有效的高校财务风险管理体系，将高校财务风险降到最低，促进高校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严真红.我国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其防范.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4).
2.唐晓云.略论高校财务风险管理.上海会计，2000（2）.
3.生育新.浅谈高校财务风险.财会月刊，1998(12).
由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极大的增长，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体制、社会阶层结构、物质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和精神文化层面上引起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更新。企业在筹资、投资、生产、经营、收益、分配、供、产、销诸环节、诸方面存在着财务风险和财务危机，这种“风险和危机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产物。”[1]可能造成企业因无力支付到期债务或费用，导致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甚至破产的各种情况出现。但是，“风险具有两面性，它是经济活力和人类创新，包括科学或技术创新的源泉。” [2]将家云：“多算胜少算，少算胜无算。”[3]所以财政部在二OO六年十二月四日颁布的《企业财务通则》第六十三条首次提出：“企业应当建立财务预警机制，自行确定财务危机警戒标准，重点监测经营性现金流量与到期债务，企业资产与负债的适配性，及时沟通企业有关财务预警的信息，提出解决财务危机的措施和方案。”[4]若不及时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财务困难，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财务危机，要解决企业财务危机，就必须建立企业财务预警机制，从而做到事前监测，事中诊断，事后治疗，做出制度安排，避免财务危机。“基于严峻的现实，企业高层管理者应本着不断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密切关注企业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及时洞察企业管理工作的特定需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才能来解决日常工作中碰到的各种困难，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把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客观规律，不断改革陈旧落后的条条框框，不断创建科学实用的理论与方法。”[5] 二、财务预警定性方法 财务预警方法分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两大类。财务预警定性方法的特点就是企业高层管理者根据职业经验对企业财务危机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出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财务危机一般具有潜伏期、发作期、恶化期和实现期四个阶段。 （一）财务危机潜伏期特征：企业销售额下降或销售额呈上升趋势，但利润额下降，企业资产流动性较差，资本结构不合理，财务信誉持续下降，财务秩序混乱。 （二）财务危机发作期特征：企业自有资金不足，过分依赖外部借入资金，财务费用负担过重，拖延偿付债务，缺乏偿还债务的信心。 （三）财务危机恶化期特征：企业经营者无心生产经营，整天忙于日常事务，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持续下降，到期债务不能按期偿付，影响企业偿还债务的信誉度。 （四）财务危机实现期特征：企业负债总额超过资产总额，造成资不抵债的局面，完全丧失偿还债务能力，企业处于倒闭边缘，无赖宣布破产。 三、财务预警定量方法 财务预警定量分析方法是“以现实数据和历史数据为基础，通过图形和表格的形式来反映变化趋势。”[6]财务预警定量方法有企业安全分析法、财务费用分析法、财务比率分析法、Z计分模型分析法、资产负债表分析法。 （一）企业安全分析法 安全分析法是指企业通过分析经营安全率和资金安全率作为判断标准的一种方法。 1、资产变现率=（资产变现金额÷资产账面价值）×100% 2、资金安全率=资产变现率-资产负债率 3、经营安全率=[（现有或预计销售额-保本销售额）÷现有或预计销售额] ×100% 资金安全率和经营安全率大于零，说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处于稳健状态，反之，在小于零的情况下，说明企业经营状况较好，但企业财务状况处于风险状态，若不及时改善财务状况，将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随时可能发生财务危机。 （二）财务费用分析法 财务费用分析法是指企业财务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有两类判断标准可供参考。 1、制造业：稳健型比重为3%以下；风险型比重为5%-7%；危机型比重为10%以上。 2、物流业：稳健型比重为1%以下；风险型比重为3%-5%；危机型比重为7%以上。 （三）财务比率分析法， 企业财务单一变量预警的“主要评价方法有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和社会贡献五个方面。”[7] 1、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包括短期偿还能力和长期偿还能力。①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100%；②现金流动负债比率=（经营现金净流量÷流动负债）×100%；③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总额÷利息支出；④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⑤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⑥到期债务本息偿付比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本期到期债务本金+现金利息支出）×100%；⑦不良资产比率=（年末不良资产总额÷年末资产总额）×100%。 一般认为，速动比率为100%时，说明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越强，低于100%，则说明企业偿债能力越差。现金流动负债比率越高，说明企业偿债能力越强；之反，偿债能力越弱。已获利息倍数越高越好；反之，企业的偿债能力将越来越差。流动比率若降到150%以下时，说明企业财务风险已经产生，资产负债率是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债权角度看，该指标越小越好。从债务角度看，适当的举债是有益裨的，我国一般认为该比率为50%比较合适，美国和日本的比率超过60%至80%。到期债务本息偿付比率若小于1，说明企业财务危机已经产生。不良资产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财务危机也已经产生。 2、盈利能力，是指企业投入一定的经济资源所获取利润的能力。①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②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100%；③资本保值增值率=（扣除客观因素后的年末所有者权益÷年初所有者权益）×100%；④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额）×100%；⑤总资产报酬率=（息税前利润总额÷平均资产总额）×100%；⑥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一般认为，以上指标比率越高，盈利能力越好；反之，盈利能力就越差。 3、资产营运能力，是指企业营运资产的效率。①应收账款周转次数=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②存货周转次数=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③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流动资产总额；④总资产周转次数=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一般认为，周转速度越快，资产营运能力越好；反之，资产营运能力越差。若周转速度大幅度下降，说明企业财务危机已经产生。 4、发展能力，是指企业未来生产经营的增长趋势和增长水平。①技术投入率=（当年技术转让费支出与研发投入额÷主营业务收入净额）×100%；②固定资产增长率=（本年固定资产增长额÷上年固定资产总额）×100%；③销售增长率=（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额÷上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100%；④净利润增长率=（本年净利润增长额÷上年净利润额）×100%。一般认为，发展能力指标越高，企业发展能力就越好；反之，企业发展能力就越差。 5、社会贡献，是指企业对国家或社会贡献水平的高低。①社会积累率=（上交国家财政总额÷企业社会贡献总额）×100%；②社会贡献率=（企业社会贡献总额÷企业平均资产总额）×100%。这些比率应该是越高越好，说明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此外还有企业职工人数，企业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分红和付息总额，企业到期偿还债务的财务信誉等指标体系。但是，美国学者威廉•比弗于1966年从79对样本中研究认为，预测企业财务危机能力最强的比率是现金流量与总负债的比率，其次是净收益与总资产的比率，最后是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若这三个指标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财务处于稳健状态。若这三个指标的比率越低，说明企业财务处于风险状态。若这三个指标呈现负值，则说明企业财务处于危机状态，应加强诊断与治疗。 （四）Z计分模型分析法 Z计分模型是美国学者爱德华•奥特曼于1968年提出来的，“是通过会计数据和市场价值的信用风险模型，用多种变量函数计量企业破产的可能性。”[8] 1、Z计分模型：Z= 其中：X1=（营运资本÷资产总额）×100%；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100%；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100%；X4=（普通股和优先股市价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总额）×100%；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100%。 2、判断标准：如果Z值大于属于稳健型财务状况，则企业发生破产的可能性较小；如果Z值小于属于危机型财务状况，则企业存在很大的破产危险；如果Z值在之间属风险型财务状况，说明企业财务危机初露端倪。“Z计分模型是通过五个特定的财务比率，将偿债能力指数X1和X4，获利能力指数X2和X3，营运能力指数X5结合起来，综合考察企业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五）资产负债表分析法 运用资产负债表分析法首先将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两个部分，将负债部分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两个部分。 1、稳健型财务状况是：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长期负债；非流动资产=所有者权益。 2、风险型财务状况是：流动资产=流动负债50%；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50%+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 3、危机型财务状况是：流动资产=流动负债25%；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75%+长期负债+未弥补亏损。 四、解决财务危机的措施 企业要根据财务危机发生的原因，采取不同的对策。 （一）当企业财务状况处于稳健阶段时，企业应具有趋前意识，主动做好新产品开发，巩固市场占有率，提升消费者需求，预先制定自保风险计划，平时分期计提风险补偿金。 （二）当企业财务状况处于风险阶段时，可以采取规避风险、分散风险、转移风险的策略，更换企业高层管理者，激励企业科技人员创造新工艺和创造新技术，加强对客户的信用等级调查，强化对销售部门的责任管理。 （三）当企业财务状况处于危机阶段时，必须及时与企业利益相关者沟通经济信息，尽可能得到相关者的理解和支持，企业职工要主动减少薪酬、延长工时，并且还要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支持，使企业摆脱困难，渡过财务危机。 教材建立企业财务预警机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思维、新观点、新方式、新方法，其财务预警方法及判断标准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也会逐渐趋同于国际潮流，其目的就是尽量避免企业财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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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和％；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亿元、亿元和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和％。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倍，年均增长速度为％，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 ％、％、％。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财政教育支出论文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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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教育的投入水平与发达程度也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文明程度、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作为基础产业的教育，正日益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明显。而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充分的政府教育投入，离不开合理有效的政府教育资金配置。在今年的两会上，教育改革成为会议期间的热点话题之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投入不公平”，“向偏远地区倾斜教育投入”，“扩大教育投入规模”等的呼声不绝于耳。这亦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的绝对数额在逐年上升，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但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确实还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一、政府教育支出的必要性一)教育是一种不完全市场下的准公共产品教育是集消费的排他性、一定竞争性、拥挤性和正外部性等特征于一身的准公共产品。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市场是不能有效供给的，若将教育全部推给市场去运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然会给教育带来灾难性的损失，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可以透过不完善的人力资本市场来看待这一问题：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善的，并且教育是一种有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受教育者为何不通过向资本市场借款去上学呢?分析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市场是一个不完善的资本市场。这一点在高等教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个市场中，没有个人或机构原意为投资对象作担保，并且由于该项投资的收益大小受个人的性格、健康、机遇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不确定的，因此，私人的信贷机构一般不愿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为他们提供教育贷款，这就使得那些没有存款或者低收入家庭的青年人无力接受高等教育。鉴于此，引导、规范、教育健康快速发展，肩负起提供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责任主体，应该是政府。二)教育具有正外部性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作“外部性”。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对外部性做了这样一个定义：“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externality)。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在存在外部性时，社会对市场结果的关注扩大到超出市场中买者与卖者的福利之外，它还要包括受到影响的旁观者的福利。”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投资。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教育也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首先，教育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技能，增强了人们在谋生过程中的竞争力，这些都有助于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全社会受益；其次，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法律知识、道德修养都得到普遍提升，人们会更加遵守社会公德，从而使得犯罪率下降，社会更加安定，社会治安成本下降。经济环境更加优化；最后，教育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为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当权者可以借助教育使公民树立起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公民更易于管理，政治更加稳定。(三)教育力求公平富裕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显然具有更高的支付能力，经济发达地区也因财力雄厚得以在教育方面率先步入“小康”；而寒门子弟很可能因为无力承担教育费用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也往往受到财政资金短缺的影响，对财政性教育支出力不从心。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很可能会再次导致收入不均，继而形成“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的恶性循环，使得弱势群体、贫困地区的人们失去对社会整体公平的信心。“教育公平”也因此成为今年两会期间的热议话题之一。鉴于此，基于社会公平的视角，贫穷的孩子应该有平等甚至优先享受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服务的权利，而政府也必须通过公共政策的倾斜，加大财政教育支出的扶持力度，尽力改善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结构。二、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的现状及主要问题一)财政性教育支出总量不足自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对教育的战略地位认识逐步提高，中央及地方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显着上升，各级财政部门对教育的支出迅速增长，然而从相对水平来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总量与预期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缺口。近年来，随着我国GDP的迅速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逐年上升，而同时期财政性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升反降，从最高峰年的20．69％降至2006年的15．7l％。财政性教育支出未能同步于经济增长或者优于经济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是政府更快速地集中大量社会资源，履行政府职能，但并未形成对教育的有利投资和支持，反而是作为教育接受者的个人和家庭承担了更重的教育成本。虽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在总量上不断增加，但相对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还是偏小，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严重偏低，且增长速度缓慢。虽然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了“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二十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1995年也把4％目标的具体实施策略“三个增长”写进了《教育法》。但遗憾的是，有关法规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落实，4％的目标迄今为止也未能实现。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时间里，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只增长了O．15％，即使到2006年，这一比重也只有2．98％，未曾突破3％，更与4％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而事实上，％的比例只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1999年<世界科技发展报告》统计，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5％，发达国家在6％以上。美国更是高达7．7％，成为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国家，从而为其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韩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6％，甚至达到7％。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也有4％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2006年，国家公共产品性质的高等教育中起辅助作用。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本末倒置，政府在教育支出结构上存在严重的缺位和越位现象。从表l我们可以看出，三级教育的事业费支出差距在逐年缩小，并且已由2000年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生均支出递减顺序转变为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初等教育生均支出递减顺序。这与我国近几年来全面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和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是分不开的。虽然自2002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有所下降，教育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12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l％，2006年上升到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法国的6．5％以及美国的9．9％。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l 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 000亿元。而在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达到历史最高点的近1 981亿，但这也只是行政事业公用经费的1／4不到[4／。教育的低投入必然带来其低产出，最终会造成教育水平的下降，资金的短缺也会导致大量人才流失，这些都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二)财政性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三级教育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比例不合理。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政府应该在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义务教育方面起主导作用，在具有准支出的级差有所缩小，但初等教育阶段的经费投入仍然严重不足。而事实上，多项研究结果均表明，初等教育的外部性是最强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教育支出应该根据这种特点在三级教育上进行合理分配。国际上也是根据这一特点普遍加大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支出。我国在三级教育上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不合理导致了基础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过剩，这种状况不利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者的协调发展，更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城乡之间财政性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的严重失衡。多年来，我国农村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直制约着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国家统计局2005年、2006年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普通初中、小学在校生分别占全国普通初中、小学在校生总人数的48．93％、65．61％，分别是城市学生的2．83倍和．03倍，但是农村普通初中、小学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只分别占到总投入的49．96％、62．81％。随着2007年全面推行的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2008年全国范围内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政策的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是，政府仅仅是负担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学杂费，财政性教育经费并没有对农村义务教育在师资、基础设施、教学条件等其他方面进行重点资助和扶持。从整体来看，我国农村的义务教育水平还是很低的，与城市相比仍然很落后。城市和农村的财政性教育支出不均衡导致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实现。区域之间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不均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财力状况也大相径庭，加之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致，导致不同地区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差异悬殊。2006年，我国东部省区平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为266．61亿元，中部为168．亿元，西部为172．23亿元，东中西部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额之比为1：0．63：0．65，其中最高的广东．02亿元)是最低的西藏(26．34亿元)的20．倍，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地区差异之大可见一斑。从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来看，中央政府只在宏观上掌握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总体规划和决策，以及对少部分部属大学进行管理；而大多数的教育事权都从属于地方政府，包括对基础教育的直接管理和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管理。从财政分权体制来看，我国实行的是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财政制度，上级政府无权直接干预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而只拥有对下级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或监督指导的权利。因此，地方的教育支出主要是由当地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而由于我国中、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直接导致其财政性教育支出的较大差异。而中央财政对此又缺乏足够的横向平衡与协调能力，导致教育经费支出的地区差异更显突出。三、调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对策建议一)加强教育事业的制度建设与立法监督工作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在总量、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制度、法规的缺失和不完善造成的。因此，要使财政性教育支出得到可靠保证，就必须从制度、法规建设上着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教育立法，建立健全教育制度体系。首先，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数量指标，即分别确定中央和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应承担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指标，并根据实际能力与需求，对教育经费实行最低限额的规定。关于这一点，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一些代表委员也提出建议，将《教育经费法》的制定纳入议事日程，以确保各项教育经费目标的如期实现。．其次，要加强对教育执法的监督工作，凡是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未达到法律规定指标的单位，均予以相应的惩罚，以保证教育经费的有效投入和有效使用。二)扩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增加教育经费总支出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一直维持在教育支出总量的80％左右，因此，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就成为增加教育总支出的关键。虽然今年初刚刚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已明确指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但这只是一个目标规划，而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是有限的，具体要如何增加财政性教育支出，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应该拓宽教育经费来源，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机制。发行教育公债，专款专用于教育事业。与政府的其他支出有所不同，教育经费支出不仅是一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活动。它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并最终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中，有一项是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建造学校、设备购置等。如果用发行教育公债的方式来拓展教育资金的筹措空间，并把它专款专用于教育基本建设项目，不失为缓解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一种现实且可行的办法。比如建一所学校，如果用发行教育公债的办法融资，既不会搅乱正常的支出安排，又能建好学校，而且随着学校的使用，若干代受益人也可通过纳税来偿付为学校建设积欠的债务。于是学校的建设费用便可在学校使用期间的几代受益人中分摊。用发行教育公债的方式来为教育事业开辟财源，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发行教育彩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据资料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的彩票业规模约占GDP的％一3％，2005年我国彩票的发行总规模为亿元，2006年达到818亿元，只占了GDP的．04％。这意味着我国的彩票业市场还具有相当大的潜力，有足够的能力吸收、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发展教育事业。发行教育彩票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投资渠道151。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如果说政府的财力有限，并且已将多数经费投放于义务教育，那么，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办学应该是个可行之法，即实现教育的民营化。如实行股份制学校，由政府牵头，以股份制的融资方式有效地集聚民间资金，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股份制把人股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投资者一旦入股，就会时刻关注学校的日常运行和发展，因为学校运营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利益。又比如公立学校的“一校两制”，即公立学校下设的非独立二级学院、公立学校举办的独立的“校中校”、独立的或非独立的教学园区等。这类机构的建设经费和办学经费主要是通过捐资、合资、银行贷款、合作办学等不同渠道吸纳的民间资金，学校的建设和办学通过市场方式来运作。三)调整财政教育支出结构．优化三级教育指出结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我国在三级教育上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不合理导致了基础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过剩的问题。面对当前教育经费紧张的实际情况，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明确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在各级教育经费支出中的优先地位，把有限的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入到收益率较高的基础教育中去，将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量主要用于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更好地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这一要求。而对于高等教育则应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实行全社会共同参与，并采取“以举办者投人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161的办学方式，从而合理安排财政教育经费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分配，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化地区和城乡的财政教育支出结构，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鉴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极不均衡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且单靠地方政府各自的财力又不足以保证对教育的充分投入，为此，中央政府应当通过平衡各地区间的财政及教育条件，来保证地区和城乡间合理的财政教育支出。一方面，完善一般性无条件转移支付制度：纵向上，中央财政从中东部发达地区适当调用部分财力支援西部地区，弥补贫困地区的财政性教育支出缺口；横向上，建立省际、县际之间的教育转移支付框架，努力缩短各地方政府间教育提供能力的差距。另一方面，建立专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用以改善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的办学、教学条件。此外，对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责任主体，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实行差别责任制：在经济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实施以县为主的财政投入体制；在经济条件一般的中部地区实施省、市县共同负担的投入体制；在经济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实施以省、市级政府为投入主体、国家负担一部分经常性的专项财政拨款、县级政府起财政辅助作用的投人体制171。建立弱势补偿机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目前，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奖奖学金)、贷(贷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勤工助学)、助(特殊困难补助)、减(减免学费)的助学体系。但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奖学金种类结构不合理、平均主义严重、管理权限集中等。因此必须在方法、手段乃至体制上不断创新，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中也已明确指出：要“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各地根据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情况，逐步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城镇低保家庭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予以资助。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改善中小学学生营养状况。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完善助学贷款体制机制。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完善研究生资助政策，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建立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嘲只有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实行倾斜政策，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直接资金补助，才能使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得到切实有效的政策扶持。四)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公平问题在财政教育支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效率来看，当每个人最后一单位的教育费用所产生的效益相同时，社会总产出最大化，基于这一点，能力较强的人因为能产生较高的效益而应该得到较多的教育经费；而从公平来看，享受最低标准的教育应该被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阐。作为政府，必须要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因此，政府应当向所有家庭均等地提供最低标准的教育，即我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而对于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助，只给予那些有能力的、贫困的个人，即切实实行前面所说的奖、贷、勤、助、减的助学体系。
毕业论文我国财政教育支出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1、财政职能界定不清，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偏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但是旧有的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仍然在思想上被保留了下来，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体制的惯性作用，政府对自身的定位不清楚，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所有者，其职能从生产到消费再到社会的再分配过程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同时政府的越位管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政府财政资金的浪费。我国的财政资金还存在着过于分散的问题，缺乏重点，这就造成了政府对一些大型公共项目的投资不足，进而会使让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减弱，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而且也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2、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尽管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在逐年快速增长，但是截至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只达到，仍然低于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之下，我国的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重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过高的教育私人支出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社会消费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教育投入上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公平。由于对“科教兴国”战略贯彻实施的理解不准确，导致近十年来高等教育支出加速扩大，而基础教育支出相对减少，教育支出的层级结构出现了严重颠倒，教育支出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分配不平衡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3、卫生医疗支出总费用支出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据统计，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而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能占用20%的医疗资源。同时，财政对卫生医疗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2010年全国卫生总费用19600亿元，仅占GDP总量的。就卫生费用的构成而言，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例持续下降，个人卫生支出比例急剧上升，居民卫生医疗负担较重。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机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4、社会保障支出严重偏低社会保障通常被称为和谐社会构建的“稳定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促进经济发展的“减震器”。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保支出就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30%以上，目前我国虽已建立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社保支出的比重还很低，仅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同时，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狭窄，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社保支出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广大农村和农民还很难享受到社会保障“阳光”的普照。5、行政管理费支出不断膨胀，且增长过快政府的行政资金是为实现其社会管理的职能服务的，这部分资金只能源自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上升到2006年的，规模呈现出一个不断增大的趋势，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行政管理费的增加有其必然性，但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费增长速度过快，有的时期甚至超出了同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GDP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对策建议：1、合理界定我国的财政支出范围，弱化经济建设的支出在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条件下，要求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的职能范围，明确财政应承担的事务和不应承担的事务，这是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该财政承担的，财政要积极予以满足；不该承担的要坚决退出，解决财政的“越位”和“缺位”，实现公共财政职能的“归位”。其中，重要的是进一步弱化财政的生产建设职能，减少经济增长对财政投资的依赖。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政府不应承担社会投资主体责任，财政要退出一般竞争性、盈利性领域，只进行涉及国计民生的公益性、基础性和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2、完善我国的财政预算与支出体制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快政府预算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不少。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解决预算编制时间不合理的问题，实行内外资金的统管，为综合预算提供保障。同时，还应进一步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避免某些干部与供应商相互勾结牟取国家财产的现象。最后，应该优化政府采购的形式，坚持招标为主，同时还应当针对采购内容采取灵活的形式。3、大力加强社会公共性开支社会公共性开支涉及的面很宽，包括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出中十分重要的支出。具体为：一、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我们要确保现有预算口径的教育支出稳定增长，逐步建立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同时重视研究增设教育专项资金的新渠道，开征教育税，取消现有的教育费附加，确保财政教育支出的可靠来源。二、增加医疗卫生投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三、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应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加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救助制度的发展，不断完善城镇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4、逐步压缩我国的行政事业费用行政管理费用是政府机构运行的成本，是政府正常运作的前提，因此一定行政费用的支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政府对此类支出规模不加控制，将导致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浪费公共财政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应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合理控制行政成本，制定完善一般性开支标准，推进服务型、节约型政府建设。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增长幅度，尤其是公务用车、会议经费、公务接待、因公出国等经费的增长，以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和信息化建设项目，推进机关节能减排工作。通过压缩一般性支出，腾出财力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和％；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亿元、亿元和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和％。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倍，年均增长速度为％，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 ％、％、％。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研究医疗支出目的和意义论文
医学科研的目的及意义。医学科研的目的及意义就是，医院承担着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四大任务，医学科学研究是促进医学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证并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培养医学人才、促进医院管理现代化的必要措施。医学科研的目的及意义就是，科研的进展，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的多寡及水平的高低，新业务、新技术的引进与应用，是衡量一个现代医院的医疗水平、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医学科研的目的及意义就是，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质量、增进人民健康的需要。医院科研旨在研究人类生命本质及其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消灭的规律，以达到增进人类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能力的目的。医学科研的目的及意义就是，社会不断发展，我国的医学模式和疾病谱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组织地开展医学研究，可以深入系统地总结以往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可以不断发展医学新理论，开拓研究新领域，攻克技术新难关，不断寻求维护人类健康和防治疾病的最佳途径和方法，不断提高医疗技术和医疗质量，满足人民对医疗技术日益增长的需要。医学科研的目的及意义就是，促进学科建设和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需要。学科建设是医院业务发展的主要环节，没有高水平的科研支持，学科建设将成为空谈。学科的水平、专家的知名度，是靠先进的课题及其后续的成果来体现的。现代医院应培养既掌握临床医疗技术，又能从事科学研究的高素质医学人才，通过科研工作，医学科研的目的及意义就是，不但可以巩固执业医师已有的医学基础知识，总结临床实践经验，掌握和跟踪国内国际最新医学发展动态和趋势，扩大知识范围，活跃思维方式，养成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培养出一批能刻苦钻研，敢于设想、敢于创新、敢于实践的具有较高科学素质的医学人才和优秀学科带头人。医学科研的目的及意义就是，承担培养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以及留学生任务的教学医院，开展科学研究更具有自我提高、教学相长的重要意义。医学科研的目的及意义就是，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和提高医院学术地位的需要。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科学技术的交流活动，学术交流是科学劳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和必需手段。学术交流来源于科学研究，反过来又促进科学研究和医院学术水平的提高，通过学术交流，可以使新的科学知识得以广泛传播，使医学科技人员互相启发，共同切磋，活跃学术思想，加快研究进展。特别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协作，对引进新技术，跟上医学科学发展步伐更显必要。医学科研的目的及意义就是，对医院管理的研究也是医学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互相交流，总结探索我国医院管理实践经验，研究现代管理学的有关理论、方法和技术，对实现医院管理的现代化、最优化很有帮助。医院的振兴、医院的发展、医院三甲、三特的创建和竞争，其实质就是科技实力的竞争。从战略的高度紧紧抓住医学科学技术进步，是振兴医院，发展医院，提高医院学术水平和地位的重要保证。
其实，我们为了搞科研的目的的话，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临床服务的这个很关键。
医院科研旨在研究人类生命本质及其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消灭的规律，以达到增进人类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能力的目的
医疗财政政策的论文篇二 医疗卫生保障公共财政投入:有效性与政策路径 摘要：当前，基本医疗卫生是改善民生的领域之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经济社会属性决定了对其保障的投入是民生财政的重要内容。在政府财力和投入规模的现实约束下，公共财政投入的有效性问题更应成为关注的重点。作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公共财政必须借力调整投入结构和实施有效政策措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确保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效率。 关键词：医疗卫生保障;公共财政投入;有效性;政策路径 中图分类号：FS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1-0089-05 一、问题的提出 医疗卫生服务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类是公共卫生服务，例如免疫预防、传染病防治等;另一类是普通的医疗服务，即对个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现代社会没有任何政府完全放任市场力量解决医疗卫生服务问题，而都通过公共财政在其筹资和保障领域加以干预，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共卫生服务具备显著的外部效应、规模收益递增和公共物品的特征;而普通的医疗服务具有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性、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可能发生的诱导性消费等特点，导致“市场失灵”和次优水平的供给。尤为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将接受必需的医疗卫生服务看做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符合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要求。这个观点通过多数国家的公共支出支持“卫生医疗系统的扩展以及个人以低成本获得医疗服务普遍化”得以证明。 虽然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能矫正“市场失灵”和增进社会福利，然而，也会存在着干预“失灵”。我国在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医疗卫生市场干预的“缺位”就是导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为了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病有所医”的民生目标，必须合理定位和有效发挥政府在承担全民医疗保障责任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干预主要通过政府卫生支出(即政府致力于开展医疗卫生活动所使用的全部公共资源)来实现，相应地，医疗卫生保障就转化为公共财政的投入问题。政府应当通过何种方式来承担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主导”?对此问题国内存在着“政府主导派”和“市场竞争派”的观点分歧。在“政府主导派”看来，政府增加的投入应当投向医疗服务提供体系，控制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并承担医疗部门的投资和医务人员的薪酬，促使其采用免费或降低收费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从而降低公众的医疗负担。在“市场竞争派”看来。政府出资应当投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通过向低收入阶层提供补贴的方式组织建设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同时要促进医疗服务提供体系的竞争以提高效率。 上述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注重从筹资的角度，对公共财政投入的规模以及投向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对投入的绩效研究。从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规模看，随着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对卫生的投入力度有所加大，全社会卫生筹资总额中，政府卫生投入所占比重开始回升。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某些关键指标已经接近韩国、并领先印度，说明在一致口径的比较下，政府卫生支出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出台的《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2006》显示，1978～2005年，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速为，增长略快于GDP增长速度。2008年1～11月，全国财政收入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全国财政支出亿元，增长;医疗卫生支出亿元，增长。 但是，在政府卫生支出规模扩大的同时，我国的医疗卫生保障并没有切实形成公平和效率的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及公平性均呈下降趋势，集中体现在医疗费用的超常快速增长、医疗费用负担不公平、低收入人群医疗可及性下降、医疗服务水平改善幅度有限，多数居民对医疗问题消极预期，以及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不能有效满足个人对医疗卫生的需求，等等。可见，为了实现“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在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增加的同时，公共政策的取向应逐渐从“扩大投入”转向“有效投入”，更加关注公共财政投入方式的有效性及其所产生的政策效应，提高政府医疗卫生资金使用的目标效率。 二、医疗卫生公共财政投入有效性的厘定 在医疗卫生的供求链条中，公共财政投入对供求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一方面公共财政的投入转换为公共卫生资源，形成医疗卫生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另一方面，形成对个人直接补助以及医疗保险机构的补贴，进而影响对医疗卫生需求的选择。由于个人对医疗卫生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获得医疗卫生服务是满足健康需求的一个根本途径，因此，合乎逻辑的供求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通过公共财政投入形成的医疗卫生供给能满足居民获得有效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实现预期的健康改善目标。 从供给方面看，公共财政投入的有效性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层面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应包含四个基本的维度：(1)从经济学的角度，确保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外部效应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提供和避免社会福利的净损失。(2)既定预算下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医疗卫生支出的边际产出最大化。即同质的医疗卫生服务或商品，应该以尽量少的成本获得，或者单位支出能够形成最大数量的医疗卫生服务。(3)医疗卫生资源协调配置。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不同医疗卫生项目之间，尽可能减少投入方向的资源配置错位问题，避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4)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能形成有效的医疗卫生需求。 我国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对居民健康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突出表现在医疗卫生资源主要投向城市的大中型医院，基层卫生机构资金匮乏，预防资源与医疗资源失衡。在投入的项目上，更多地投向固定资产，忽视了卫生人员素质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改进。根据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分析，1990～2005年，城市医院所占卫生费用比重基本保持上升趋势，从上升到;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占卫生费用比重均有明显下降，特别是乡镇卫生院所占比重从逐年下降到。这样的资源配置引起城乡之间、地域之间、预防与治疗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受益程度的很大差别。因为对医院(特别是高级别医院)利用程度高的人群主要是居住在城市的高收入居民，农村或低收入人群受各方面条件制约，不可能充分利用这部分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疗卫生投入的总体效果欠佳，对大多数人的健康影响比较小。 在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预算既定条件下，投入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公共医疗卫生部门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高效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投入与实现健康改善目标的传递和转化机制。如果医疗卫生机构管理效率低下，或者医疗卫生机构 和人员提供过度服务，政府投入就无助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居民对医疗卫生的可及性、可获得性、满意程度都会下降。从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现实看，尽管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基本上都实现了乡镇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所，但由于医疗设备条件差，医务人员素质低，不能满足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医疗需求，农民很难通过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增加自身的健康资本存量。此外，服务质量低还会引发医疗卫生的规避(Bypassing)行为(患者选择更高成本，如距离更远、价格更高的卫生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进一步降低了公共医疗卫生设施、资源的使用率。 从需求方面看，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对需求的有效影响是：通过降低居民需求的机会成本，提高其购买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最大程度地获得与其需求相耦合的服务质量。依此来设计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1合理确定政府和个人的费用负担比例 医疗卫生费用对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特别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它的影响更大。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居民医疗卫生需求水平与个人负担的医疗卫生费用水平成反比。个人医疗卫生自费比例越高，政府支出对个人需求的影响越小。如果政府支出不能减轻个人在医疗卫生需求上的负担，那么政府的投入就不能引致有效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尽管低收入国家个人负担的医疗卫生费用很大，但居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却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居民，这是因为后者能够免费或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公共医疗卫生部门提供的服务。我国卫生总费用构成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从1990年的下降到2007年的，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则从1990年的上升到2007年的。所以，尽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个人对医疗卫生需求的水平却在不断降低，居民对公共卫生医疗机构的规避行为有加剧趋势，这也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2适度界定医疗卫生保障的范围 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包括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不同医疗卫生项目的需求价格弹性大小与政府投入对个人需求的影响呈正相关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根据个人对医疗卫生需求的弹性而有目的的选择干预领域。一般来说，对于必需的医疗卫生服务而言，如大病或严重疾病，个人对影响购买这些服务的价格、可及性等因素的变化是不敏感的，而预防服务相对于治疗服务的价格和可及性而言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 从增加需求的角度，加大健康保健和预防性服务的投入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是，出于增加低收入人群需求的公平理念考虑，在政府财力和管理能力有限的制约下，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还应放在需求弹性小的项目上，因为低收入人群医疗卫生支付能力严格受到收入的预算限制，往往注重需求弹性小的项目。 3正确考量影响医疗卫生需求的因素 个人对医疗卫生的需求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其中主要因素包括收入水平、医疗保险制度和就业状况。此外，医疗卫生机构特征(医疗卫生可及性、可得性、医疗卫生人员、医疗卫生费用、等待时间等)因素也是影响个人医疗卫生需求的重要变量。收入水平高、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就业状况良好直接决定了对医疗卫生需求的程度高，获得医疗卫生资源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增大。相反，收入水平低、自费医疗和下岗无业人群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提高10%将会增加他们对医疗卫生机构的需求概率，降低自我治疗的概率(从下降到)，他们对市级以上医院需求的比例也会大幅提高，相对增长率大约为15%。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增加10%之后，患者选择县级和市级以上卫生医疗机构的概率分别增加15%和;通过增加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的比例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员的比例，个人对公立医院的需求都会明显增加，而对私人机构和自我治疗的需求都有所下降。但是，由于两种保险在范围、性质、补偿额度等方面仍有较大差别，因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个人医疗卫生需求的增加效应要低于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前者自我治疗概率降低，而后者降低。 上述分析表明，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只是影响个人医疗卫生需求的一个变量，在制定提高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有效性，或提供有效医疗卫生服务的政策时，还需要综合考量其他相关的公共财政政策，如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就业的 财税 政策等，把它们纳入到有效改善医疗卫生需求的政策系统，各项政策协调配合，共同实现优化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提供需求机制的目标。 三、公共财政投入结构调整与政策路径选择 在公共财政投入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解决公共财政投入的有限性与居民对医疗卫生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矛盾的可行途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共医疗卫生资源进行合理的结构性调整，彻底改变重投入、轻产出，重规模、轻绩效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这对于契合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保障基本民生、提高消费率、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必须由政府承担责任，政府应当保留甚至完善一些布局合理、可及性程度高、费用低廉、以社区为依托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解决贫困人口和一般居民大众的基本医疗问题。鉴于我国目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不合理布局，公共财政投入的政策取向应是“抓小放大”，重点支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和乡镇卫生院、中心卫生院的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城市居民初级卫生预防和医疗的核心，对于满足城市居民基层医疗卫生需求具有很大的作用，应力争在3―5年基本实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全覆盖。乡镇卫生院服务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地区，代表着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与农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息息相关。通过加大农村地区医院医疗设备、业务用房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民就医条件和医疗环境，切实改变乡镇卫生院建设的负增长状态，增强农村居民医疗卫生的可及性和可得性。 2促进地区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医疗卫生投入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途径，获取和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数量和质量具有均等性，而不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我国财政体制的变化和地方财政分权政策的实施，对不同地区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导致基本医疗卫生发展的地方差距也越来越大。为此，需要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使各级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职责与其财政资源相匹配。中央政府的职责是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通过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缩小各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差异。地方政府的职责是提高地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充分利用财政分权的优势，研究设立适合地方特色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标准。在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中，要充分运用科学的“因素法”，全面考虑各地税收能力、医疗卫生资源的稀缺程度、提供有效服务的水平、不同收入层次居民需求的程度和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改善情况等，确定各地区转移支付规模和对卫生机构、设施、人员补助规模的依据，从而改善地区间基本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能力，提高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性、公益性和福利性。 3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长效筹资机制 政府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将资金投入到供方，加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另一种是补贴需方，通过对参保者进行补贴建立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近年来，一些国家(典型的如英国)都纷纷实行了从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投资向对医疗卫生服务购买者转变的改革，目的是在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体系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根据医疗服务效果提供经费补偿，激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从营利导向转向保障居民健康导向，更好地尊重需求方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选择权利。同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补贴需方，便于利用财政投入更有针对性的照顾特定群体，如贫困人群，由此可以促进卫生公平。我国试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利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补贴引导居民参保而建立的一种自愿性、非营利性的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筹资机制的设计。按照“政府引导支持、集体扶持、个人投入为主”的筹资原则，各级政府重视和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补贴比例，是降低集体、个人筹资成本的重要保障。为了使财政补贴科学化、规范化，需要权衡当地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集体经济的承受能力，根据不同区域农村的经济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方式。如在贫困型农村中，应以国家和集体出资为主，并与个人出资相结合，采取半积累半现付制的方式;在富裕型农村，应采用基金制，以个人积累形成基金，建立医疗保障稳定的资金来源。与筹资机制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尽可能地扩大人群覆盖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选择是“隐性强制”推行这项制度，这样才能降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成本，增强资金统筹能力，提高补偿水平和农民抗大病风险的能力，使参保农民从中获得最大利益，进而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4规范公共卫生服务券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都是由公立卫生机构或国有医院有偿提供，服务对象不但要向这些机构缴纳一定数量的服务费，并且政府的公共卫生经费，也不直接补贴到人头，而是以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的形式定额补助到公立卫生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卫生机构之间没有竞争意识，居民也根本没有选择权，这也是造成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之一。公共卫生服务券是政府将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以“券”的形式补贴到“人头”，不仅使居民成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自主消费者，使卫生机构成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自主生产者，更重要的是，促进卫生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高医疗市场的服务效率。公共卫生服务券作为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其实质是从公共财政投入改为购买公共卫生服务，从投向供方改为投向需方，从“养人”改为“养事”，合理、高效和公正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