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土地革命

土地改革是1950年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农业合作化是1952年开始，国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

第一次是民族主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全国一致反抗日本侵略。

第二次是阶级斗争时期，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实行有阶级区分的土地政策，联合贫下中农对抗资产阶级。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措施，所以保留了富农经济，减少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阻力，为经济恢复建设提供稳定的保障。

扩展资料：

土地改革通常存在争议的社会安排或改造，其目的是使政府能够管理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土地改革通常由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房地产商发起并重新分配，改革目标一般为耕地。有时土改会变为一种更具有革命性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政府的强行拆除或接受。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搞好新农村建设，主要课题有三个：投入问题、组织问题和土地问题，新型合作化是农民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自发进行的制度改革探索。

由农民创造的各种新型合作组织，各有其不同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特点，经过不断的发展进步，很可能成为解决当前三农难题和谋求未来长期发展的一个新体制基础。

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既能适应分散经营的小规模经营，也能适应相对集中的适度规模经营，因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中国将继续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土地改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农业合作化

准确来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土地改革是我国建国初期实行的一次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废除了地主阶级；三大改造促进我国走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运动，促进手工业和农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只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我国当时的社会。呵呵，这是我们历史书上的，我直接抄的，别见怪哦。求最佳答案

一、土地革命（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分田的大体步骤是: (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土地革命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县(市)，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有数百万人。这些起义，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有力的回击。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来源。二、三次土改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意义：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意义：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意义：年底，全国土改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的农民分到了土地； 2.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 3.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 4.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5.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6.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 7 巩固了国家政权。三、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第一阶段 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余个。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又于3月26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次谈话，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12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第二阶段 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参加农户达170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形势，指出农村将相继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局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3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22．5万多个。 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到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到1955年4月，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1955年初发现了上述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为了贯彻三字方针，农村工作部于4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到1955年7月，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 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毛泽东原来的提议，会议提出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意见。6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来，主张修改计划, 加速发展。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发展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思想右倾。第三个阶段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农业合作化的起源可追溯到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时期，那时许多农村组织了互助组进行农业生产。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的矛盾，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如何加强农业发展问题。1953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1954年农业合作社的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15倍，已大大突破了原定的发展计划。1954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1955年合作社要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1954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在1955年春耕前将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于是，1954年冬、1955年春全国农村掀起建立合作社的浪潮，1955年3月全国农业合作社达到67万个，经过整顿仍然达到65万个。由于农业合作社短期内增长过快，不少新社在生产经营方面出现许多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整顿和巩固合作社。1955年3月，毛泽东同意农业合作社“停、缩、发”的方针。但他在1955年四、五月外出考察后，对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的发展合作化方针产生不同的看法。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政策，提出农业合作化不是下马的问题，而是赶快上马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一报告，推动全国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 1955年的土地集体化，变土地的农民个人私有为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分配，取消土地报酬。农民既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也失去了经营权。这种所有制的经营方式，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生产力也遭到破坏。四、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有利有弊。关于在我国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的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也是现行中国大陆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推行"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标志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是常被质疑和批判的。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1979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至1984年的8146亿斤。我国农业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农业的发展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利益的内在推动，使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从而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总之，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历史选择，该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与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大集体时期)相比具有较大的进步，在改变农村经济格局的同时，奠定了经济发展和后续改革的基础，调动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为我国农民脱贫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被邓小平同志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一、土地革命时期打击封建剥削、保护贫苦农民的税费政策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农村税费政策的萌芽和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即没收封建剥削者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农村税费政策与这一中心任务紧密相连，也是土地革命政策的一部分。土地革命的进行，使得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税费政策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在“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艰苦环境里，工农民主政府彻底否定封建剥削制度，实行阶级区别的农村税费政策，打击封建剥削，保护贫苦农民利益。（一）向剥削者征发和筹款的政策所谓向封建者征发，即是向苏区和白区地主富豪筹款”（注：《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3期，1934年1月26日。）。“为了根本消灭地主阶级一切经济上的根源，为了削弱富农的经济势力，用地主罚款、富农捐款的方法去进攻他们，是完全必要的”（注：《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的结论》，1933年6月21日。）。这种筹款筹粮方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普遍实行，是借助于武装力量和贫苦农民力量强制性实行的一种负担方式。向地主筹款，当时叫打土豪。“筹款的主要对象是地主豪绅，除没收其财产、田地、房屋、器具外，还可以罚款”（注：湘赣省苏区财政部：《筹款工作讲授大纲》，1932年1月6日。）。打土豪是土地革命初期财政上的重要收入。在井冈山，红军“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向富农筹款，当时叫捐款。在土地革命初期，把富农放在土豪之列打，同样实行没收罚款的方式。在土地革命中后期，纠正了初期的不当做法，执行中立或限制富农的政策，“不是消灭富农，只捐款不没收财物，捐款多少，按他的经济能力大小而定”（注：中国工农红军12军政治部：《筹款训练大纲》，1931年5月13日。）。1933年10月，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发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规定了富农的捐款数量，至多不能超过富农现有活动款总数的40%，并且明确指出，捐款是临时性质，与经常的土地税不同，捐款次数应有限制，向富农捐款之权限于国家财政机关，任何其他机关不得向富农捐款，从此对富农捐款者有了明确的具体政策。对向剥削者征发和筹款，毛泽东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严格贯彻阶级区别的原则，即，不可侵犯中农利益，吸引中农参加筹款工作；坚决消灭地主阶级的残余；反对消灭富农的倾向（注：湘赣省苏区财政部：《筹款工作大纲》，1933年10月15日。）。“打土豪一定要分清阶级，如果抓错了中农贫农，马上就要释放，并要特别优待他，拿些没收物品给他，向他宣布道歉，如果交了钱的，一文钱都要送还他，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群众的拥护”（注：中央财政人民委员会：《筹款方法》，1932年11月16日。）。（二）站在贫苦农民利益上的累进税土地革命前期，革命根据地刚建立不久，普遍采取向剥削者筹粮筹款的方式来解决军政需要。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经济发展了，广大农民在土改中得到了实惠，税收便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税在根据地又称为土地税或公益捐，苏维埃的土地税是直接为革命服务的。“为打倒反革命的需要（如为扩大红军及赤卫队，供给政权机关），及增加群众利益的需要（如设立学校，看病所，救济残废老幼，修理道路坡圳等），苏维埃得向农民征收土地税”。苏维埃的土地税坚持打击封建剥削、保护贫农的原则，“土地税，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须在苏维埃建立之后，而且群众已经得到实际利益，经高级苏维埃批准时，才可征收”（注：《湘赣苏区土地和商业累进税暂行征收条例》，1932年1月。）。为了实现打击封建剥削、保护贫农的原则，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实行按阶级征收的累进税。1932年1月通过的《湘赣苏区土地和商业累进税暂行条例》指出，“苏维埃政府为实现贫苦农民的利益，宣布过去反动政府所有之一切捐税、厘金完全无效，实行站在贫苦农民利益上征收统一的累进税。”（注：《湘赣苏区土地和商业累进税暂行征收条例》，1932年1月。）后来，到1934年，毛泽东总结了土地斗争的经验，完整地提出了按阶级征收的累进税政策。他说：“农业税依靠于农民的革命热情，使之自愿的纳税，同样是累进原则的征收法。家中人口少分田少的税轻，家中人口多分田多的税重。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被灾区域按灾情轻重减税或免税。”（注：《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3期，1934年1月26日。）这个原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税收问题上处理农民内部各阶级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三）阶级的免税政策为了保障贫苦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苏维埃还以阶级的原则实行减税或免税。“征收的原则，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阶级最苦的阶层的群众，免除纳税义务”（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1931年11月28日。）。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规定有起征点，“农业税率的规定，也只能以能维护必需生活费外为开始征收标准。……不足标准者皆免税”（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1931年11月28日。）。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起征点由各地按当前经济情况自定。譬如1932年湘赣省规定：“除去一年全家食用（以每年每人须食用干谷六百斤计算）外，……全家总剩余量，一百斤下免征。”（注：《湘赣苏区土地和商业累进税暂行征收条例》，《红旗周报》第31期，1932年3月11日。）赣东北省规定每人“全年收谷五石以下免收税”（注：《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征收法》，1932年8月27日。）。在规定农业税起征点的同时，还针对不同情况制订了详尽的减免税规定。根据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农业税的减免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对红军和公教人员的减免；对贫雇农的减免；鼓励生产的减免；灾欠减免及社会照顾的减免。对贫雇农的减免规定，雇农及分得土地的工人一律免纳农业税。贫农收入已达到起征点，但仍不能维持其全家生活的，得由乡苏维埃决定，给予个别减税或免税。

红旗杂志地址

上这个网站看看

这个太难了，年头太久了。图书馆也不可能有的了。联系一下《求是》杂志社吧，《红旗》已改名《求是》了，看看他们有没有，就算有我想也是文物级的东西了，呵呵。再就去旧书市看看。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

195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半月刊。在全国 15 个地区印刷，1984 年每期发行 330 万册。还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字的《红旗文选》。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阐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理论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评论。读者对象主要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1988 年6 月，《红旗》杂志停刊。本来它的发行量就大，存世量也大，而且它只不过作为消息的载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除了对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而外，没有太大的交易价值。很多《红旗》杂志在旧书市场像废纸一样被堆在地上可谓泛滥，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话说回来，收藏是一种情趣，正确的心态才能真正领略收藏的乐趣！价格只是作为衡量藏品珍惜程度的标准之一，不必过分地注意，而忽略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红旗杂志市场上地价格：3——5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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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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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红旗杂志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文期刊杂志。总期数《红旗杂志》三十一年完整一套全544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1958年6月1日创刊，1988年6月31日终刊31年共计出版544期 523本(总第1期至第544期)编辑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出版红旗杂志社页数31年总计页开本16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红旗杂志创建红旗井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红旗》情结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

：红旗可以指我们的五星红旗，也可以指红旗汽车，所以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你好，红旗牌轿车红旗这两个字是毛爷爷亲手书写的。

中国电视大事记 1958年 5月1日，北京电视台试播电视节目。 6月1日，首次播放记者拍摄的新闻影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创刊”，这条新闻是用16毫米电影反转胶片拍摄的。 6月15日，播出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标志着中国电视剧的发端。自此，中国电视剧以黑白、直播的形式走过了8年初创时期。 6月19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成功地现场直播了八一男女篮球队和北京男女篮球队的友谊比赛，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电视转播体育比赛。 10月1日、12月20日，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相继问世。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电视台。 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面向首都观众进行彩色电视的试播。 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大陆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养容酒”。它是用16毫米彩色影片摄制的，长度为1分30秒。 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开办新闻评论性的专栏节目《观察与思考》，庞啸作为中国首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它是《焦点访谈》的先驱。 1983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正式推出春节联欢晚会。自此，年三十看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中国新的民俗。 1990年4月18日，全国第一家省级有线电视台———湖南有线广播电视台开始试播。有线电视台的成立打破了无线电视一统天下的局面。 1994年10月1日，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建成，塔高460米，仅次于加拿大多伦多电视塔（米）和俄罗斯莫斯科奥斯坦丁诺电视塔（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