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神话的比较研究论文
哈哈，看看这些吧，也可以做下参考的哦1、 [日语毕业论文]中日文化近代化的比较研究(以梁启超和福泽谕吉为中心) [日语毕业论文]中日文化近代化的比较研究(以梁启超和福泽谕吉为中心)目次要旨2はじめに4一梁启超と福沢谕吉の时代的背景の特徴の异同について.5二梁启超と福沢谕吉の思想の形成及び、福沢谕吉が梁启超に...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90 KB 日期：2008-09-27 2、 [日语毕业论文]岩井俊二の映画(极端な美学の魅力) [日语毕业论文]岩井俊二の映画(极端な美学の魅力)目次１．はじめに．１２．「唯美」から岩井式の极端な美学を见る３２．１「唯美」を表す代表作品．３２．２「唯美」を表す色彩．４２．３细い点の描写について．...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127 KB 日期：2008-09-27 3、 [日语毕业论文]山部赤人の叙景歌における「静と动」の世界 [日语毕业论文]山部赤人の叙景歌における「静と动」の世界はじめに第一章、山部赤人の叙景歌第一节山部赤人の叙景歌第二节「静と动」という角度からの考察の可能性第二章、赤人の叙景歌における「静と动」の世界第...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132 KB 日期：2008-09-27 4、 [日语毕业论文]日本语における外来语の発音と元母音の発音に関する研究 [日语毕业论文]日本语における外来语の発音と元母音の発音に関する研究はじめに1.外来语の歴史外来语の定义外来语の由来室町时代から江戸时代初期まで江戸时代の後半...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82 KB 日期：2008-09-27 5、 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けるポライトネス�9�9ストラテジーの考察(日本语と中国语の対照を中心に)[关于礼貌的日语毕业论文] 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けるポライトネス�9�9ストラテジーの考察(日本语と中国语の対照を中心に)[日语毕业论文]要旨ポライトネスは、人间が円滑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行うために使う重要な手段である。カ...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245 KB 日期：2008-09-27 6、 [日语毕业论文]日本漫画の影响について(中国に対する影响を中心に) 日本漫画の影响について(中国に対する影响を中心に)[日语毕业论文]要旨本论文は、日本现代文化を代表するものの一つである日本漫画の影响力について総合的に検讨する。特に、日本の漫画事业とその関连事业がわれ...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147 KB 日期：2008-09-27 7、 暧昧语から见る日本人[日语毕业论文] 暧昧语から见る日本人[日语毕业论文]目次はじめに1．暧昧语の言语表现日常会话の类言外の意味の类多义语の类婉曲法の类省略形式の暧昧さ2.暧昧语と日本人...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122 KB 日期：2008-09-27 8、 中日両国は神话に対する研究[日语论文] 中日両国は神话に対する研究[日语论文]目次0.はじめに11中国と日本の「创世神话」中国の创世神话盤古女娲伏羲と女娲の创世神话日本の创世神话2中日両国创世神...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56 KB 日期：2008-09-27 9、 日本の英语教育(口语能力育成について)[日语论文]开题报告+任务书+文献综述+正文 日本の英语教育(口语能力育成について)[日语论文]开题报告+任务书+文献综述+正文目次0.はじめに11.先行研究と本研究の立场英语教育に関する従来の研究本研究の立场2...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240 KB 日期：2008-09-27 10、 [日语专业毕业论文]日本のドラマから日中の文化の差别を见る [日语专业毕业论文]日本のドラマから日中の文化の差别を见る要旨私の小学校の时、日本のドラマは中国でとっても流行でした。课も知れなくてこともの好きだったでしょう。第一回が异国のドラマを受けるのはとて... 类别：毕业论文 大小：122 KB 日期：
それとも自分でやることの方がいいですよ
日本民族の文化は中国、韩・朝鲜半岛から多大な恩恵を受けている。また东南アジアも含め、环日本海文化圏での交流など岛国という环境上、多种多様な民族の交流から形成されたと思われる。 「日本」という名称は、中国侧の文献で670年顷のことを记した文书の中に见えるのが现在、最古のものであるようだ。662年顷の白村江の戦の后、外交面も含め、日本国内の政治に変化があって国名が変わったととらえる见方もある。一般的にも大化顷から国名に用いられたとされる。読みは「やまと」「ひのもと」等だったが、奈良、平安时代に「にほん」「にっぽん」と音読されることが多くなったという。 日本神话を伝える文献に「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などがある。 古事记が最も早く书かれたもので、神话をふることぶみとして物语っているのに対し、日本书纪は天武天皇の発意で舎人亲王のもと、养老4年に完成した官撰の歴史书で记录性を重视したものであるようだ。 なお日本书记には、同じ话が复数书かれていて、内容が少しずつ违う。详しくは関系各项参照のこと。 また古事记と日本书纪で汉字表记が违うものについては(记)(纪)で示す。 冲縄については、资料がそろい次第、ひとつの文化圏として解说したい。 你好，这是我在一个网上抄下来的，这里面有许多你想要的资料，本来我不想发在这里的，可是为了帮助你，就这样啦，嘿嘿，一旦你的问题被解答，我会隐藏我的答案的：这个网站是：希望你一切顺利。
几个字的论文？多少钱呢？
中外神话比较研究论文
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1]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 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古代社会》、《原始文化》、《金枝》、《神话、仪式与宗教》、《文化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英国文学史》，开始对安德留·兰( andrew lang, 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3] 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4]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 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 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 lang)。……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二 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展开的。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以茅盾为例。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三 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可以以点代面么？我曾经写过一篇宙斯和玉皇大帝的比较．．不知道可以不？我感觉希腊的神更人性化点．其实人性具有邪恶！在那时的人类在互相争夺底盘，食物等东西都是需要智慧和力量的．所以他们崇拜这些！是人的理性！ 而且我感觉希腊人比我们更懂得人无完人！所以他们创造出来的神都会有缺点．其实同与不同都是创造人的原因！地位 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第三任神王，是奥林匹斯山的统治者,天神之父,地上万物的最高统治者。 玉帝:诸天之帝、仙真之王、圣尊之主，三界万神、三洞仙真的最高神。 其地位,不分伯仲,都是各自的主神! 出生环境 宙斯:克洛诺斯之子。克洛诺斯是时间的创力和破坏力的结合体，他的父母是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他的妻子是掌管岁月流逝的女神瑞亚。瑞亚生了许多子女，但每个孩子一出生就被克洛诺斯吃掉。当瑞亚生下宙斯时，她决心保护这个小生命。她用布裹住一块石头慌称这是新生的婴儿，克洛诺斯将石头一口吞下肚里。于是，宙斯躲过一劫，他被送到克洛诺斯的姐姐宁芙女神那里抚养。 玉帝:据明刻本《搜神记》载:按圣纪所载云:往昔去世有国名号光严妙药,其国王者名曰净德。时王有后,名宝月光。王乃无嗣,常因每日作思惟;我今将老而无太子,身若崩灭,社稷九庙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敕下诏诸道众,於诸宫殿依诸科教悬诸盖,清净严洁广陈,供养六时行道,偏祷真圣,已经半载,不退初心。 忽一夜,宝月光皇后梦太上道君,与诸至真金姿玉质清净之,驾五色龙舆,拥大景旌施荫,明彩霞盖。太上道君安坐龙舆,抱一婴儿,遍身毛孔放百亿光照,诸宫殿作百宝色,幢节前道,浮空而来。 是时,皇后心生欢喜,恭敬接礼,长跪道前曰:君言今王无嗣,愿乞此子为社稷主伏,愿慈悲哀愍听许。尔时道君答皇后曰:愿特赐汝。皇后礼谢。道君后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从梦中归觉而怀孕一年,于丙午岁正月九日午时诞于王宫。当生之时,身宝光穆,充满王国,色相妙好,观者无不赞赏。 宙斯出生与高贵之家,但是有这悲惨的命运,是由生母瑞亚,暗中调换才救起性命,是个悲剧人物.注定他要为自己的今后而奋斗;而玉帝乃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是在期待与乞求中出生,也就注定要被父母喜爱!正符合自己的传统历史,其古希腊人最基本的命运观是:人的命运是天定的。他们的命运观有很强的悲剧意识。而中国呢?我们中国是典型的乐天派也就注定宙斯和玉帝出生后的不同命运! 但是中国也有句古话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也注定了我们的玉帝也必须要经受一翻磨难后才可以赋予大任!请看下面他们所受的磨难! 爱情 宙斯：按现在来看就是个花花公子，智慧女神墨提斯(Metis)、正义女神忒弥斯(Themis）、海洋女神欧律诺墨（Eurynome）、丰产、农林女神德墨忒尔(Demeter)、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Mnemosyne）、暗夜女神勒托（Leto)、天后赫拉(Hera) 这是前七位。 外遇：风雨女神迈亚、忒拜公主 塞墨涅、阿尔戈斯公主 达娜亚、阿尔戈斯公主 阿尔克墨涅、河神阿索波斯之女 安提俄佩、河神阿索波斯之女 埃吉娜、腓尼基公主 欧罗巴、斯巴达王后 勒达、河神伊那科斯之女赫拉女祭司 伊俄、吕基亚公主。其私生子无数，另外他还很有方法去追求女性而不仅仅是利用自己的权利。他时而化身为兽，时而化身为俊男，引诱无数美貌女子 。比如他在追求姐姐赫拉时，经常变成一只杜鹃接近她。所以说他是花花公子决不是冤枉。 玉帝：到没什么详细的记载，只是从对牛郎织女和三圣母下凡能体现出来，在牛郎织女中是这样的：织女和牛郎成亲的事被天庭的玉帝和王母娘娘知道后，他们勃然大怒，并命令天神下界抓回织女。 而在蟠桃盛宴上三圣母和金童只不过是互看一眼，玉帝发现之后，大发雷霆，把三圣母贬到西岳庙去了，金童却打下凡间。最后事情继续发展直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关进华山！可见这样的一个人是不会有什么浪漫的传奇。最多是那些以为挑选的妃子。 总之还是文化的不同，希腊人那种敢爱的精神真是让人羡慕，宙斯突破了一切常理在他的妻子中，姑妈，姨妈甚至还有两个同胞姐姐!在加上他众多的外遇，可知希腊是一个敢爱的国家，他们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就好；而中国深受封建思想的迫害，那种有自己恋爱被视为错的一方面。子女的婚姻要掌握在父母的手里 。而且一顶要门当户对，所以说这样思想上的主神也必然是传统观念极强的一个人，也就必定不会有着自己的爱情观! 危机 宙斯:宙斯战胜父亲克洛诺斯后。他们的父亲和许多泰坦神被送进了地狱的最底层。伟大的胜利之后到了决定谁来作王，宙斯和他的兄弟们都互不相让，眼看他们之间又要开战，这时普罗米修斯提出用拈阄来决定。结果，宙斯做了天上的王，波塞冬做了海里的王，哈迪斯做了地狱的王。单从最后他们决定的方式上看，宙斯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在他成为主神后还是要有着危机。 玉帝：玉皇大帝是诸天之帝、仙真之王、圣尊之主，三界万神、三洞仙真的最高神。玉皇有制命九天阶级、征召四海五岳之神的权力。万神都列班随侍其左右，犹如人世间的皇帝和公卿。 宙斯是有危机感的，就想他的父亲一样。这也就难怪他的父亲会恐其子女动摇他的对位而吃掉自己的儿女。事实上也正是自己那六位地母之子的非凡力量将其推倒。并且宙斯何尝不是这样智慧女神墨迪斯在怀孕时便感觉到她将生下一个非凡的女儿，她告诫宙斯即将出生的孩子将对他的权利构成威胁，于是宙斯毫不犹豫的把墨迪斯吞入了腹中。但是雅典娜并没有死，反而吸收了其父的力量和其母的智慧。雅典娜是从宙斯的头颅中诞生的。这也看出他们都在保护这自己的地位不被动摇，他们的至高荣耀中充满了危机；而玉帝不一样，他是中国的神中国的封建思想就是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其地位不容动摇，所以当玉帝成功的经历了磨难后，就不用在担心谁会去和他争。而只需他作好自己本质工作就好了!这也是希腊神话的特点之一便是神仙凡人化。他和中国的神化的明显不同 。在起希腊神化中就可以有父杀子，子弑父（当然有的是无意的）。但是中国的传统就是虎毒不食子。希腊神话赤裸裸的体现了人性恶的一面，而中国的神话是对生活希望的憧憬，是人们的希望所在。所以只要是大家尊重的就一定要是善的。就象我们现在的国家体制一样，外国的总统上面总会有国会管着，他不敢出半点差错。但是中国的主席是要选其人格高尚能够在原则事情上有这高度的辨别能力。让人民相信。所以这样的人也就不用我们去反抗了，更不用说是地位不保了。 希腊的神还是有规范的．就象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由于他的过于残暴就一定会让被人推翻．上面的资料我还在一个叫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的区别中回答过．补充：正如弗洛伊德认为认为人类男性天生具有弑父娶母的欲望和恋母情结，女性天生具有弑母嫁父的欲望和恋父情结一样．他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是由性欲所支配．这都是西方与我们不同的文化．不能说成乱伦．是他们对当时现象的一种了解．个人感觉开始大地女神盖亚时代是由于他们要是不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延续．可以说是没办法．而后来比如说奥狄浦斯的罪名就是弑父娶母．先不提弑父这方面．预言家提瑞西阿斯在说奥狄浦斯的时候也说了”奥狄浦斯，是你自己玷污了你统治的这个国家．你自己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凶手！知道不知道，你同自己的母亲结了婚．上面的算是无意之过．但是奥瑞斯忒斯为了给自己的父亲报仇便杀了自己的母亲．最后在判决的时候由与雅典娜投了他一票才使他免遭一死（雅典娜的原因是他只有父亲，没有母亲）．而复仇女神没有原谅他．疯狂的要对他进行报复．要说明的是他们是两方面的代表．宙斯，雅典娜，阿波罗是代表新生的父系氏族．而复仇女神们还是坚持要维护母系氏族．奥瑞斯忒斯的母亲杀了没有血源的丈夫．但是奥瑞斯忒斯杀了和他血缘最近的母亲．上面都说明那些决不是简单的乱伦一类．
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想不想
西方神话系统并且整理过，每个神祗都有各自的神格，也可以说各司其职，有名的宙斯-天界，波塞顿-海，哈德斯-冥界，不太出名的：赫怀思托斯-火焰工匠，马瑞斯-战争混乱，赫尔墨斯-旅行通信。中国的神话太杂，参杂了道教，佛教和图腾原始崇拜，又没有系统整理过，整个神话框架没有头绪，神格混乱，干活的神仙不多，吃干饭的一大堆，及其不顺眼。
中西方创世神话的比较研究论文
中国神话比希腊神话还复杂————神话故事大全网
神话，是一种人类早期的文学形式，虽内容多为虚构，但其故事的背后，反映出的却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故此，研究一个文明的神话，可有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的作用。而比较古时世界文化核心的中西方，对于了解今天中西文明的差异与发展，或许也能充当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罢。神话、创世、中西、历史、体制、道德题目 摘要 主题词 引言 第一章：零散与完整 第二章：更改与保持 第三章：道德与自然 第四章：集体与个体 结束语 参考资料 人类，作为智慧的生命，拥有语言是其一大特质。而有了语言以后，因为劳作、战争、情感等等各类因素，使得平日里的对话逐渐变得富有艺术性。此时的语言，就渐渐不再普通，而升华成为了文学。虽不同地域的文明各有不同，但拥有文学却是一种不约而同的现象。人类的文学发展史，就像是由幼儿逐渐成长为大人一般。在早期，当人类的生产能力及科学发展水平有限时，由于对自然力量有着诸多不解，又对自身归属等存在诸多疑惑。在没有更好解答方式的情况下，“把诸多自然现象，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对其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就成了各个文明的共识。此即为后世所言的文学起点——神话。 神话是文学分类的一端，在其之下，又有细分诸如创世神话、英雄神话、战争神话等等的具体分支。而创世神话，则是关于自然与人类起源的神话。在西方文明中，神话大至有几大体系，分别为：古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与北欧神话；而在中国，神话体系则由汉族神话、苗族神话及藏族神话等相辅相成。 从中西对比的出发点来看，挑选西方的希腊和中国的汉族这两个文明来做对比最具代表性。因为此二者都是其本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说到汉族的神话，虽历史悠久，但内容多为碎片化，在“经、史、子、集”四大书目分类中都能或少或多找到关于神话的记载，但却没有一部专门系统整理神话的经典【1】。即便是中国神话界的瑰宝《山海经》，其所记载的神话许多本身也是独立而没有互相关联的。同时，一个相同话题的神话故事，却也可能同时存在多个版本。比如关于人类的来源，《淮南子·经审训》说，人类是由天地间的“精气”转变为人的；《太平御览》说，人类是由女娲捏造而成的；而《独异志》则说，人类是由伏羲女娲交合而生下的【2】……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点和西方的希腊神话有所不同，希腊的神话则有保存完整的神话出处，如经典《伊利亚特》、《奥德修纪》和《神谱》等等。神与神的关系有如家谱一般明了，成严谨体系。关于同一内容的神话，几乎不存在版本有差异的问题。 究其原因，大致有几种： 其一是，其实在早期，汉、希的神话都是群体创作。但古时中国对于神话文化并不太受重视，因而并没有专人对其进行系统整理；而希腊则有赖于赫西俄德和荷马等人的整理与分类，最终有如散珠的希腊各地民间传说神话等等有如项链一般被串联成了一体。 其二是，或许与两种文明之间的体制不一样有关。希腊以及之后的西方文明，多是出于一种权力互相制衡的状态，因此对于古籍文化等等东西，能够更好得以保留。而中国相较西方文明而言，处于大一统的时间很长。如果国家政治混乱等等，那么对于文化典籍等等，也会遭到“殃及池鱼”般的牵连。历史中的例子，就有东周战乱、秦时焚书以及项羽燔宫等等，对于文化的传承造成了惨重的打击。学术界也有意见佐证，中国现传的诸多神话，多是在战国以后再创作或者对原著有所损益【3】。有如顾颉刚先生所言的“堆雪球”，即越到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著作越多是后人增加的内容。 上述所说的“神话再创作”也是汉、希的一个显著不同。不同于希腊人对原始神话的忠实，汉族人的神话内容上则有过多次更改。 一方面，是因为在典籍遭到焚毁以后，可能各家对于神话故事所保有的记忆不一致，所以以至于对神话的解释说法各有不一，而又空缺的地方则可能是靠想象等形式用再创作进行补充，这是属于被动因素，因为战争的影响难以避免；还有一方面，则是主动因素。有的，是对神话加以篡改，以说明或支持自己的某些学说；有的则是被史官对神话进行了“历史化”【4】，如人化或道德化；还有的则是被后世的价值观进行了“筛选”，有“价值”的被留下，没有“价值”的则被剔除。后者可能被遗忘，也可能流落到民间成为诸多故事或野史。 我们可能会常听到这样一句说法：“中国人没有信仰”。说这句话的人，多数是西方人。这里所指的信仰，也大多指宗教信仰。此话有对有错，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反映出我们文明的一个特色：汉族虽没有官方宗教信仰，但却有神的存在。这一点，在希腊也很类似。然而神对于两种文明的意义却不一致。汉族的神，是一种道德的楷模，会扬善避恶，主持公道，对人类多有帮助。在创始之初，女娲抟土造人以后，有伏羲教人类渔猎，有神农教人类播种，有黄帝一统天下，成命百物等等……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当我们再反观希腊，我们一定会惊叹：他们的神怎会这般的恶劣！弑父、食子、乱伦、仇恨等等，可以说几乎和世俗的原始人类并不两样，人类的七情六欲等等也是兼备于己。当然希腊的神里面也有好的神，比如普罗米修斯，他同样是通过捏土，创造了第一代的“黄金时代”的人类，并且教会人类知识和技艺，还宁可自己被刑罚也要为人类带去火种。然而这样的神只是少数，大多数则是这种情况：比如作为主神的宙斯，因为出于个人恩怨，所以对帮助人类获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进行了刑罚；因为不满第二代、三代人类对神不恭敬且不献祭，所以毫无“天理”地索性用洪水等形式把地面的人类都给灭绝了。大多数神对于人类的事情几乎漠不关心，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时不时还会干涉一下人类的社会，比如促成了希腊和特洛伊的战争，还要进行站边互相对抗等等。 如此看来，希腊的神话，神明们更像是拥有了不死之躯且有着高强力量和智慧的人类。但同时也依旧保持了人类的诸多缺陷等等。不过这也更接近神话最初始的样子，因为在人类原始社会，诸如伦理、善恶等等还没有随着文明发展到相应高度而产生。又结合上文所说，希腊人因为忠于原始神话，所以在神话系统化以后，神的性格等等都未作变动。而汉族的神，其实并非没有道德有所“缺陷”的神，也有诸如触山造成天塌的共工等等。但不同于希腊神无善恶之分的，汉族的神性格和品德区分十分鲜明。所以如上所说，造成这般的不同，与汉族神话被后世所加工过有很深的联系。但有时也是必然，因为神对于两种文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试想，如果把我们两个文明的神进行对调，那想都不用想，肯定会乱了套。但实际上，希腊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神而一团糟。之所以如此，实际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神，并不是他们的最高信仰。神也不是他们的万物主宰。在神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那就是命运。而希腊人信神，更信命，但与此同时，也更看重人的奋斗精神。因此在希腊神话中，会出现半人半神的英雄也依然难逃命运的束缚；又或是面对神的较量，英雄不畏艰难甚至将神击败的场面也会存在。 而汉族的神，则是有着一种模范的作用，拥有着诸如无私、智慧、英勇、高尚等等的品质。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汉族文化所提倡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而有着这样的神护佑着人间，因而人们可以以神为榜样，去修行自己的品德。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时候，依然能够有上苍把持公道，让正义不受歪曲。因此，有“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等等的格言。也有“德不孤，必有邻”这样的箴言，鼓舞着汉族的人坚定对道德的信念。 那么，两种文明的对于神明所寄予的追求，为何有这般不同呢？以下，本人对此妄自作出一些理解与猜测：神话，是人类文明早期对世界的认知。而人类文明的不同，则由地形、气候等等的不同而产生。纵观汉族与希腊文明所发迹的地理位置。汉族文明起源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中原一带，有良田沃土、平地千里，非常适宜农耕，因此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因为粮食来源稳定，所以多聚居，族群、社会也就庞大。这样的社会就有着复杂且多样的人际关系网。在这样的社会下如果人人都强调个人的私欲，那么显然是会乱成一团麻的。因而道德这样一种发挥人积极向善、爱人敬物力量的事物就被积极地提倡，所以汉族人把理想寄托于道德完备、品行完美的神明中。 而希腊的地理位置，处于欧洲地中海的巴尔干半岛。土地贫瘠但环海，且与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各文明古国的距离都不遥远，可以航海抵达。希腊人不同于汉族人有得天独厚的环境可以自给自足。为了换得诸如金属、粮食等等，就需要时常通过航海贸易等等出海冒险。而希腊因为是民主制，由城邦联盟组成，所以社会不像是中国那样的垂直结构的大社会，而更像是一种相互平行的结构。因而在这种环境下，希腊人更追求自由、独立，对个人的能力有很高的追求。所以把理想寄托于形体完美、有着无比智慧与力量的诸神中。 或许事实未必如此，笔者也希望能抛砖引玉，以此引发诸读者对中西的文明之别，能产生更多不一样的认知与独具智慧的观点。 曾经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中心的东西方，在神话方面也多存在异同。而神话虽为虚构故事，却也反映着一个文明内在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现等等。对比中西神话之不同，我们却可以以小见大，进而对中西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有个大概的认知。 中西的神话之别，也并非能直接代表其好坏。对于文明而言，事物实则没有最好，而只有最合适一说。所以在不同的外界环境下，中西文明，都分别走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道路。 时代在不断变化着，文明或兴衰、或沉浮。有的文明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财产，有的文明则成为人类史的一页篇章。在如今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我们是生而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汉族文明依然如同一条稳健的巨轮一般经得起时间那风吹浪打的考验；一方面我们又是应该忧患的，因为如此长时间的运转，巨轮也总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存在。巨轮的未来会驶往何处，或许我们谁也无法下定论。但至少那像镜子一般的历史，就摆在那儿。让我们在汪洋之中，不至于毫无准备地去面对着未来吧。· · · · ·【1】鲁迅言：“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 ·【2】《神话与中西建筑文化差异》王娟著 ·【3】《华夏上古神系》朱大可著 ·【4】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言：“中国的史家把神话和史前的故事也都算做完全的历史”
差异点：
一、中西方信仰不同
1、中方
（1）中华民族只有价值信仰，没有宗教信仰。任何宗教，只要与中国炎黄尧舜的价值观不一致，就会被视为异教邪说，相反，如果与炎黄尧舜的价值观一致，即便是外来宗教，也会有人信仰。中国有许多不同民族的人，进佛庙就磕头、进道观就算命，进教堂就祷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不必奇怪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多宗教和平共处、大融合的奇观。
（2）中国的上古神话是一个由圣人、贤者构成的无私干净世界，世界大同是民族理想，所以人们对神的褒贬也以道德为标准，将结果与过程置于同等地位。过程不高尚者必受鄙视，只能成魔，不能奉神。
（3）众多的中国古神，鲜见嫉妒、自私之类的人类缺点，更看不到神肆意报复、残害生灵、发动战争。神与人之间没有欺诈，神也没什么享受，有的只是勇猛顽强、不辞辛劳的与自然界斗争，以及无私奉献生命的牺牲精神，充满了道德表率的力量。
2、西方
（1）西方以宗教信仰代替价值信仰，对神的褒贬多以智慧、力量为准绳，在大多数情况下，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只要能取得最后胜利就是英雄。许多神人挑起人类战争来满足私利，自私、淫荡、邪恶，却也被人们顶礼膜拜。从神话故事中，就不难理解当今西方某些国家为何如此喜欢在别国挑起战争。
二、历史文献
1、东方
历史文献中所记录的中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远远早于本土宗教的产生时间，而且道教教义中所增加的“故事性”神话内容，更多的被看成是某一宗教故事，而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不是宗教，而是神话精神的传承。这就是西方人所不理解的：为何中国人不信奉宗教，却有精神信仰。
2、西方
除了古希腊神话，后来基督教的《圣经》，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圣训》，神话的本身就是宗教教义。而这些神话既是宗教的基础，也被看成是西方民族或伊斯兰教民族的历史，宗教与神话共同形成了这些民族的传统价值观。
中国上古神话与道教神话是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神山体系，一个是蓬莱仙岛体系。道家的蓬莱神话对昆仑神话实行了“拿来主义”，并有所发展。
三、历史长度不同
1、东方
（1）中国和西方不同，没有一本为神话故事而创作的上古专著，上古神话都只言片语的散落在《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礼记》、《楚辞》、《吕氏春秋》、《国语》、《左传》、《淮南子》等古代经典中。《山海经图谱》不知道产生于何时，相传为四千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图谱，是大禹的助手伯益在完成治水工程后所绘出的，记录中国地理、物产的百科全书，后人用文字进行解图，然后1700年前的西晋学者郭璞进行了校注。
（2）《山海经图谱》的出现，可能比西方《书库》提前了两千年左右。而春秋时代的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根据当时古籍整理出来的《尚书》，被今人认为是印证神话故事为历史存在的权威古籍，这也比西方没有文字的《书库》图画书籍早了几百年。
2、西方
最早的神话绘图手稿叫《书库》，被认为是生活于公元前180到120年的阿波罗多洛斯的作品。而古希腊口耳相传的《荷马史诗》，相传作者是盲人诗人荷马，记录下来的是2800余年前的，西方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的社会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神话并不由名叫“荷马”之类的某一个人创作出来，而是通过全民族的记忆集体传承下来。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记忆，记录下的是五千余年前的中国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的社会场景，这个时间也比荷马史诗所记录的神话历史时间，长了两千多年。
从人类语言文字的发展历史过程看，如果不是有时间上的远近，西方上古之人的神话语言文字，也未必就能达到情节生动、描写精彩的文学水平。相对而言，中国古人用只言片语所记录于地理、历史书籍中的图画和文字，使中国上古神话成为中国历史的可信程度反而大些。
四、艺术水平不同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希腊艺术“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一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确如此，古希腊神话：人物性格丰富，故事与故事之间逻辑联系严密，形成了完整的神话叙事体系，可读性非常强。
而中国上古神话，不同书籍中对同一事件人物，只作只言片语的记录，不仅几乎没有故事情节，人物几乎没有性格，而且事件之间鲜有联系，甚至人物、事件自相矛盾，不构成故事体系，逻辑性非常差，枯燥无味。
如果不以神话出现的时间作同期比较，单就神话故事的艺术水平而言，中国上古神话远远不及西方神话，但这绝不说明中国神话没有艺术性。中国神话的艺术性更多表现于静态描述事物的想象力上，充满了与西方神话不一样的浪漫色彩。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一样，都是本民族文化、艺术和精神的起源。
这样的猜测是有依据的，因为中国上古神话时代，是黄帝的时代，已经是具备亚细亚社会结构的“国家”，与今日中国的国家形态没有过多区别，古人与今人的智慧和思维方式，也没有本质变化。
拓展资料：
1、研究中西方国家神话的不同，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不同民族的神话，造就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造就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任何民族精神都不是一天形成的，读懂了中国神话，也许就读懂了中国人……
2、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华上古之神，是中华祖先的化身。中华先民将始祖的活动、民族形成的历史，经天长日久的口耳相传之后记载下来，保存于上古典籍之中，使得祖先的想法、精神和思维方式深深注入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成为在逆境中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源泉。
3、这样一种民族精神和智慧，春秋战国时代被各种学术流派发扬光大，之后几千年，儒家成为中国主流思想，道家成为中国本土宗教，儒道结合，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中国社会。
4、神话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化又是世界重要文化之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中国文化让某些西方国家害怕。当代美国政治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居然把儒家文化视为等同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视为今天和未来世界的“三大文明冲突”。他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儒家文化圈和伊斯兰国家联盟，各文明之间互相存在暴力征服问题。
5、上古经典神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和精神灵魂，那种不为个人私利，追求真善美和均贫富的德精神，几千年来始终影响着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现实领袖人物的期望，决定着社会教育内容与教育目的，甚至也影响了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
6、笔者也许因为接触文化教育多了，发现中国文化历史正在被别有用心的篡改，东方中国文化正在被西方普世文化所取代。现在已越来越难以看到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就连学校教科书也都有鱼目混珠的文章，很难说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不产生深刻影响。
7、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周人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只有一种声音就没有听头，只有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有一种味道就不成其为美味，只有一种事物就无法进行衡量比较。
8、担心将来世界只留下一种所谓西方普世文明，了然无趣！担心崇尚快餐文化的时代，脚步匆匆的人们没有时间和耐心停下来看一眼中国文化的老古董！担心后人看不见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历史文化！这些都是我写作本书的真实原因……
9、当年美国从非洲掳掠了许多黑人当奴隶，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美国黑人在获得了做人权力之后，立即着手“寻根”活动。所谓的“寻根”，就是去寻找属于本民族的那一份独特的文化，人人都有自己的根，所以美国黑人作家亚里克斯·哈里发表长篇小说《根》，很快便成为畅销书。
10、中国人无论走得多远，走到哪里落地生根，黄色皮肤所决定的华夏人种不会改变，从黄土大地里生长出来的先天基因不会改变，流淌着的黄河长江之水的血液也不会改变。在开放的中国、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后代的足迹已经遍布全世界，作为一名中国人，在接受现代教育、汲取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如果不了解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就如同放弃了自己的根，在半空中飘荡一样。
毁灭一个国家民族，必须同时毁灭民族文化！祖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是中华儿女每个人的昨天，也将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未来！
中西方神话的异同：一、相同点
中西方神话都有自己崇尚的内容。中国和希腊两种神话一个崇“德”，一个崇“力”，这一点从不同神话中神祇形象也可看出。
二、不同点
1、表现形式不同
中国神话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传统神话，反映了早期华夏儿女淳朴的思想以及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幻想，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说，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西方神话解释世界的本源和讲述众神和英雄们的生活和冒险以及对当时的生物的特殊看法。
2、特点不同
中方神话生存博大，响彻着劳动创造的回音，它是劳动创造的生动记录，更是劳动业绩和首创精神的赞美。
西方神话神、人同形同性。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在形体上和人一样，且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品质和行为，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也有正直、勇敢、残忍、嫉妒等各种品质，只是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能长生不死。
3、主要内容不同
中方神话为创世神话、伏羲神话、女娲神话、俈帝神话、日月神话、动植神话等。
西方神话为超神与原始神、泰坦神族、奥林匹斯众神、癸干忒斯和其他巨人、概念神和法则神等。
4、体系不同
中国神话零碎混乱，各体系之间相互渗透影响，虽然有过整合的意图（比如将天界分为几个方位，将佛教的佛祖和道教的玉皇大帝以及其他体系中的众神融合在一个体系中），但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各体系主神之间关系地位混乱矛盾。
西方神话各体系大多比较集中统一，围绕一个中心（比如希腊神马便是围绕奥林匹斯诸神展开），有着内容集中完整，系统化程度非常高，主神作为最高领导的神的地位明确清楚。
扩展资料：
中西方神话的历史文献：
1、中国神话的历史文献
历史文献中所记录的中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远远早于本土宗教的产生时间，而且道教教义中所增加的“故事性”神话内容，更多的被看成是某一宗教故事，而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不是宗教，而是神话精神的传承。
2、西方神话的历史文献
除了古希腊神话，后来基督教的《圣经》，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圣训》，神话的本身就是宗教教义。而这些神话既是宗教的基础，也被看成是西方民族或伊斯兰教民族的历史，宗教与神话共同形成了这些民族的传统价值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方神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神话
中希神话比较的论文题目
古希腊神话的论文 题目：古希腊神话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摘要：古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是它的土壤和武库。古希腊的戏剧、建筑、绘画、雕塑等都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养料。所以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百用而不厌其烦的素材，这已是人所共知的。本文重在试图探索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的两钟重要的精神血液即人本和理性，这两种精神恰是整个西方近代文化的两个主要精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说，神话是“通过人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所以神话是人类对自然与自我以及自然与自我关系的探索。神话应该是氏族的、部落的、民族的，乃至某一人群团体原初的自然观、世界观真实的理性的表现。 神话反映人的思想和理念，而且“神话作为一个民族足迹的最早记录，因为较少受到传统文化的熏染，或当代文明的压抑，它直接的表现了人性中接近底层或本质的东西。” 古希腊神话作为有丰富体系的神话，当然也表现了古希腊人性中最本质的精神。 绪论：背景：通过古希腊神话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人们卓越的天性和不凡的想像力。也通过许多人神交织的民族英雄故事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的生死。这些众人所创造的人、神、物的故事，经由时间的淬链，就被史家统称为“希腊神话”，它充满着神秘浪漫色彩将现实生活与幻想交织在一起，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瑰丽世界，生动地描绘了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图景，是值得一读的著作。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也会接触到这些典故，例如十二星座的由来。时至今日，我们虽不必“言必称希腊”，但对希腊神话作一系统的了解是每一个现代人所必需。目的：通过研读加强我们对古希腊文化的了解，在丰富我们的知识的同时也让我们在业余时间中放松自己。鲜明的人物与神奇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希腊神话对整个西方乃至人类的宗教、哲学、思想、风俗习惯、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的重要性。正文：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个部分。我们现在所知的所有古希腊神话的故事都来自《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和《工作与时日》。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形成时期很早，是远古一代代人集体创作的结晶。神话起初口传，后来见之于书面文字。它的最早的传世书面文献当推荷马史诗。史诗中除了主体故事外，还提及了许多其他的神话故事，那些故事显然在当时已是广为流传、普遍知晓的。在荷马之后不久有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长诗《神谱》，扼要地记述了许多神话故事，并立力图把那些故事谱系化。古希腊悲剧的题材基本都是取材于神话，是作家对那些神话故事的现实理解的戏剧体现。希腊神话在人类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始终光彩夺目，经久不衰。人类童年时代的自尊、公正、刚强以及秩序，在此展现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一直延伸至今…… 古希腊神话的优美、动人是举世闻名的。古代希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包括现今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各岛屿。此外，他们很早便与黑海沿岸地区的居民交往，向意大利半岛南郢沿海和西西里岛等地区移民，足迹远至西地中海和北非。古希腊人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建了璀璨多彩的文化，传下丰富的遗产，神话传说就是其中之一。古代神话的产生历史久远，它乃是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时期的远古人类借助想像征服自然力的产物。由此，古代神话必然包括神的故事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冲突的故事，即英雄传说两个方面。神的故事更明显地反映了古代人类把强大的自然现象形象化的丰富想像力，英雄传说则主要是对可能具有某种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及相关事件的崇拜和理想化，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和与自然进行的顽强斗争。古希腊神话也是包括了这两个方面。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形成时期很早，是远古一代代人集体创作的结晶。神话起初口传，后来见之于书面文字。 神话的传播是靠希腊神话的遗迹、遗物。著名的帕特农神庙、拉奥孔群像、考古出土的希腊画屏上常绘狄俄尼索斯遇第勒尼海盗的场面。腊神话有众多的诸神形象，每个神都有复杂的个性，这些贴近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更有浓厚的现实意味。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这类歌唱诗人编辑的神话剧作。古希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曾几经变迁，他们的神话观念也在这种变迁中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特点是由自然崇拜转向人性崇拜。人们所熟悉的这一时期的希腊神话的基本特点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赋予神以人形、人性，甚至人的社会关系。神和人的基本区别在于神强大，常生不死，生活闲逸快乐；人类弱小，会死，生存艰辛，不得不经常求助于神明，但也常常诅咒神明作恶。古希腊人崇拜神，但同时赞美人，赞美人的勇敢和进取精神。古希腊人批评骄傲、残忍、虚荣、贪婪、暴戾、固执等人的性格弱点，并且认为往往正是这些性格弱点造成人生悲剧。古希腊人崇拜神，但并不赋予神明过分的崇高性，也不把神明作为道德衡量的标准，而是把他们作为人生的折射。古希腊神话正是以这种人本精神，以动人的故事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历来吸引了广大读者，发出魅人的力量，令人百读不厌，成为后代文学艺术创作丰富的材料源泉。 结论：古希腊神话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神话的影响程度较深，范围是世界性的。它的主体部分属次生态深化，主要表现的内容有：折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作品居多。古希腊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持久的。希腊神话内容集中完整，系统化程度非常高，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完整最庞大的神话体系。后世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也常常征引希腊神话其中的材料，艺术家特别是雕塑大师们更以神话人物或情节为范本，创作出享誉天下的佳作，在美术方面，达·芬奇、伦勃朗、卢本斯都有取材于希腊神话的名画，对希腊神话相继做出精神研究推动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奥维德的《变形记》是希腊神话稍加修改后的复述，西塞洛、恩尼乌斯、维吉尔的作品中也留有希腊神话的印记。现代主义的人文思想家们又惊喜地从希腊神话中发现一个自由、明快、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世界，借鉴古希腊神话和戏剧，写出文学史的新篇章。从古罗马时代起，无数文人便把古希腊文学看成了他们不可企及的却试图攀援的高峰，古老神话中的诸神以及史诗、悲剧中的英雄在抚慰他们心灵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 古希腊神话对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古希腊神话中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使人们从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 后记：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无死亡期；后者生命有限，有生老病死。希腊神话中的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希腊神话的美丽就在于神依然有命运，依然会为情所困，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坏事。因此，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文学的土壤，而且对后来的欧洲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小组体验与收获：：通过研究古希腊神话的发展史，开拓了我们的知识面，感受到了希腊神话对世界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使我们为之赞叹。个人体验与收获：通过研究古希腊神话的发展史，了解到了神话的奇特，让我懂得了古希腊人渴望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和顽强意志。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人们总是爱听故事的，尤其是著名的希腊神话故事。相比于中国的神话故事，希腊文明的起源更晚一点，也正因为如此，希腊神话有了深厚的文学发展做基础，故事表现的刚好更加生动。相比于中国神话，希腊的神话更加注重系统性、故事性和对人的崇拜，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的区别。一、希腊神话比中国神话系统性更强1、以太阳神话为例，希腊神话有两位太阳神，围绕着两个人，不同的作家、画家和歌手写了不同的故事来歌颂，他们都可以团结在一起。神谱也梳理得很顺畅，系统性很强。2、中国神话相对来说比较零散，很难相互验证。有的书说太阳是帝后所生，但也有书说是盘古的眼睛变的。故事相关性不强，以至于很难像希腊神话那样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二、希腊神话重故事性，中国神话重实用性1、以太阳神为例，传说中太阳由太阳神驾驶的太阳车承载，太阳车由四匹神驹牵引，太阳神驹精神茂盛，奔驰时喷出火焰，背生双翼，经过一天时候，晚上抵达西海岸，而后搭船渡到东面。2、中国神话在这里非常相似，说太阳神驾龙车载日。乍一看，双方非常相似，但它们的用途却大相径庭。希腊神话围绕着太阳车展开了许多的故事，都是很好的文学。但在中国神话中，却不是这样的。三、希腊神话中神的地位很高，中国神话强调人类对神的反向征服1、虽然希腊神话中的神也有坏的和狡猾的，但总体的形象是非常高的。在希腊神话中，凡人常常需要向上帝祈祷才能得到祝福，必须听神谕，强调绝对服从。2、中国的神是非常悲惨的，在夸父追日里被人追、在后羿神话里被人射。事实上，关于人与太阳和自然之间的斗争的故事，不仅在希腊神话中罕见，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的区别总的来说，应该是两国的经济模式和文明发展造成了这些差异。希腊学术氛围发展好，剧作家和诗人大批涌现，丰富了希腊神话的体系并加以传承。中国地域较广，民族成分复杂，缺乏系统性。此外，中国文明起源远远的早于希腊，文学发展没能跟上，所以中国神话的文学故事性都不如希腊神话。
你可以去三味书屋看看 网站百度上可以搜得到
、神人同形与人兽同体在对神和英雄形象的塑造上，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希腊就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是神人同形同性的，而中国神话的神则多半是半人半兽形的。希腊神话中的神具有人的形态、人的性格、人的情感。古希腊人是按照人的形象创造神的。他们把神和英雄看作是最美丽、最健壮、最聪明和最有力量的人。无论是在赫希俄德的《神谱》和荷马的《伊利亚特》，还是后来悲剧作家的作品中，希腊诸神，尤其是主要的神祗，已经历了相当彻底的“人化”。神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也有吃喝、恋爱、生育等生活需要，品性有的正直、勇敢，有的奸诈、胆怯。奥林匹斯诸神，不仅是自然力量的象征，而且是人性戏剧化的表现。比如战神阿瑞斯与爱神阿芙洛狄忒私通，被爱神的丈夫火神赫维斯托斯发觉，于是把他们围在一张网里，送到众神那里，引得他们哄堂大笑。而后爱神阿芙洛狄特又爱上了美少年阿多尼斯，这本非少年的罪过，但是爱神的情人阿瑞斯却大为嫉妒，用法力使野猪咬死了少年。后来诸神怜悯少年的不幸，让他每年复活6个月，与爱神团聚。反映出希腊神话是从社会生活中真实的人的欲望、爱憎出发去想象，并借这些想象以解释自然，因而具有特别浓厚的生活气息，也更加亲切动人。中国神话则具有人兽同体的特征，其诸神大多是半人半兽形状。有人统计《山海经》所出现的四百五十多个神中，人形神与非人形神约1：4。如河神“冰夷”，水神“天吴”，海神“禹京”和“禹 ”，沙漠神“长乘”等，都是人面兽身，人面鸟尾或人头蛇躯。另外，教人播种五谷，为民尝百草而丧生的炎帝神农也是牛头人身；和黄帝打仗的蚩尤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而伏羲、女娲在中国神话中的地位，尽管不同于宙斯与赫拉的主神身份，至少也近于人类的始祖。这两位与人类关系极密的尊神，到了文明已高度发展的东汉末年，依然保持着半动物化形象：他们腰身以上通为人形，穿袍子、戴冠帽；腰身以下则为蛇躯或鳄龙躯干。2、神本与人本希腊神话是以神为本的，而中国神话是以人为本的。在希腊神话中，神是整个庞大思想体系的中心，一切都围绕神展开、运转。在古希腊人们眼中，神主宰万物，即使连风雨雷电、日月运行、昼夜交替、四季循环这些不可抗拒现象也是由神操纵。神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长生不死的，即宇宙存在，神便存在。因此，神左右人们的生活，甚至主宰人们的感情世界。人类不过是用细绳牵在他们手中的木偶。人间的悲欢离合、事态机缘巧做不过是他们上演的一出出木偶戏。如：宙斯手中的天平和他门前分别盛着幸福与灾祸的两只坛子，天平的倒向决定着人的生死，那些只从灾祸坛里分得一点的人“任凭他走遍大地，到处都是忧愁攻心。”⑥俄底修斯的“胜利”不过是“听天安命，默默感谢神祗”⑦的人类和神之间达成的妥协。总之，神是独立的，他们主宰一切，控制着一切，不为人的意志和需要所左右。而中国神话则不同，人类的意志和精神力量是占主导地位的。宇宙上的万物皆为人而存，连神都是为人类服务的。盘古为人类开了天地，又在其间支撑了一万八千年，等天地构成牢固以后，便颓然倒下，躯体化作人间万物。女娲造人，又补天排洪，斩除恶龙猛兽，使人间变成无忧无虑的乐园。伏羲为人类发明了记事符号八卦；炎帝教人播种五谷，辨别药草；黄帝教人类盖房取暖……人类的种种方便，这些神灵们都考虑到了，也都替人类做了。他们修身养心，立人立已，既不好色，也不好战，不是万能，也不是万劫不死的。炎帝在给百姓除病疗伤时，尝断肠草而死；颛顼死后身体变为鱼形……神不是摆布、统治人类、凌架于人类之上的，而是与人和谐相处，且为人类服务造福的。3、清晰与模糊希腊有一个以主神宙斯为核心的清晰神际关系网--奥林匹斯神系，这一神系有十二个主要神祗和无数中小神祗，几乎所有的著名神祗都与宙斯有血缘关系，如希腊雅典城邦守护神、战神、智慧女神雅典娜，神话中说她是宙斯的第一个妻子所生的女儿；日神阿波罗是宙斯的第六位妻子所生的儿子等。宙斯一生有七位正式妻子，与每一位妻子都有后代，这些后代都是希腊神话中的重要神祗。如时序女神，是宙斯与第二位妻子所生；珀尔塞福涅是宙斯与第三位妻子所生，九个文艺女神缪斯是宙斯与第四位妻子所生等。希腊神话通过这种婚姻关系和血缘繁衍关系，将众多的、彼此本无什么联系的神都纠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以宙斯为核心的庞大的神的谱系。中国神话中神们的世系不完整，尤其是神之间跨越区域的联系比较少，不能抽绎出一个明确的诸神世系。中国神话中能充当“主神”的至少有三位：（1）是伏羲，（2）是黄帝，（3）是帝俊。⑧但与伏羲相联系的只有女娲，只是一个“光杆”和“绝后”的“主神”⑨；对皇帝的记载不多，显不出他的特别重要的身份；《山海经》中所说帝俊之后人，在别处也见到，却是属于别人的子孙了。⑩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能获得宙斯在古希腊神话中那样的地位 ，成为联系众神或神族的纽带。4、世俗与崇高古希腊神话中，我们所看到的大大小小的天神都是世俗的，是满身人间烟火味的形象：众神之王宙斯狂放不羁，拈花惹草，在神界与人间留下了一大串风流债，更严重的是他任意行事，不讲原则，充满嫉妒和个人爱好；神后赫拉，本是众神的表率和人间的神母，但她却经常为嫉妒和仇恨而迷失了本性，做出一些残酷和无神格的蠢事来，没有丝毫让人类敬重的地方。主神如此，他们手下的众神也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品性。如，阿波罗因同玛耳绪比赛吹笛子而失败，便残酷地剥了玛耳绪的皮，并把它挂在树上；又如月神与阿波罗兄妹，因尼俄泊嘲笑了他们的母亲提坦巨人勒托只生下一子一女，并禁止忒拜妇女向勒托献祭，他们便射杀了尼俄泊众多的儿女。可见，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除了力量上的差别外，在情感上却是相同的。当神们脱掉神的外衣之后，个个就都成了世俗的凡人。翻开中国上古神话，一个圣贤的世界扑面而来。“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平凡人的情欲”，这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主要大神们神格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的很多经史典籍中，中国上古的主要大神们，诸如伏羲、女娲、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等，都是崇高和圣洁的。他们不苟言笑，从不戏谑人类，更不会嫉妒和残害人类。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们从来都是十分规矩和检点的，十分注重小节、注重品行和德操的修养，并且尊贤重能。几乎每一位神王都没有“红杏出墙”或“乱播爱情种子”的现象。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神圣的光环、纯洁的品性和高尚的情操。当人类向他们看过去的时候，只会仰面向上，顶礼膜拜，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恭不敬。5、崇力与尚德希腊神话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得力于经济的、力量的、技术的聚合力。希腊是城邦制文明，而其城邦起源的典型是：先出现一个军事要塞，然后围绕要塞，渐渐出现并形成了市场，最后二者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城市，这个城市既是军事重镇，又是经济中心，但不论是军事性的还是经济性的中心，其目标都在于追求物质力量，而这些只有通过技术才能有效获得，可见“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城邦文化强调从自身的经济技术实力战胜其他城邦，得以生存和繁荣。因而在整个希腊神话中，崇尚的是透露着强烈的非伦理倾向的奥林匹斯诸神们强大、神奇、分工细致的力量，所赞美的是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有“力”者。这种注重个性、力量至上的精神，在希腊完整、清晰的神界故事幻想图景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表现。而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得力于礼仪的、伦理道德的聚合力。这种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当周人取代殷人统治中原地区的时候，他们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周人的“殪商”的战争是否正义，周人新的统治秩序是否合理的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统治者对殷商原由的宗教进行了改革，强调“以德配天”，将血统继承让位于道德继承。这样在古代中国的社会意识里，值得崇拜的不是“力”，而是“力”所体现的道德性质。“知识就是力量”无形中就让位于“道德就是力量”。因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确切地说是经过史官文化浸染过的中国神话中，提倡的是三皇五帝式救苦救难、律已甚严的高尚“圣德者”作为以文化向心力为纽带的庞大稳定政治实体的统治者，以礼仪、道德和仁义来治理国家、团结人民。这种注重和谐的、伦理至上的精神，在中国神话中得到了最为充分、十分自然的表现。
中日文化比较研究论文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相距并不是很遥远，但是却也是隔海相望。由于中国是属于大陆，而日本四面环海，在气候与地理以及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在饮食文化上却相去甚远。 气候（干冷地区重油腻，潮湿地方喜辛辣）地理（内陆地区喜食猪牛羊，沿海区域鱼贝海物大善）历史（中国是以内陆汉人为主在不断和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综合了各家所长，日本是四面环海以海产为长，并在明治时期受到了美国的饮食文化侵袭......）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0UAR1(gb Rh,kb(_ 对神灵的信奉 *7&6E1v zN 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它们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 K FPmU% (1)涉成园 O&OEa < 非常著名,因其就处在JR京都站附近,不行10分钟足矣.往往是游客到达京都后的第一站.在这里有日本平安时代的诗人/贵族 源融(げんゆう)的墓地.在传说中,源融是因为"生灵作祟"而狂性大发吞食宫女.其实这和世界上第一篇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里的描述是完全一样的. Ki; E3 (2)仁王堂/清凉寺 (1gi?^@ . 以寺内出售的年糕饼(あぶり饼)闻名,相传是菩萨的灵验(ご利益); ,]cI-]& (3)源光庵 [#v@?O 以战国时代石田三成率众自杀,鲜血飞溅的地板作成的血天井闻名的源光庵,庵内更有2扇有名的窗"徘徊之窗"(迷いの窓)和"明镜之窗"(悟りの窓),传为上苍每天考验庵内尼姑是否厌倦尘世的东西; bKh&rhm (4)曼殊院门 wcJIQKCvQ 以寺内的"幽灵女"而出名.据说是妖怪中的"大和抚子"; :P9=| (5)化野念佛寺 ) 以寺外的水母地藏王石佛为名.水母地藏王为神话中掌管妇女生产的神.传闻因不伦之恋而堕胎的女子会在这里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tk8!Ix1 (6)贵船神社 "/Bp9z< 京都著名神社,以祈福牌(绘马)闻名.神社内另有700年树龄衫树一棵,被视为神灵在人间的明眼. o coCkq\4 以上列了几个京都的名胜,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之处. EUD. 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地理环境导致其农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远远低于大陆国家，而商业的比例较大。有数据显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商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就达到了50%之多。这种经济结构的国家，其文化价值核心与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必然差别巨大。因为商人是逐利的，边沁主义较为灵活的价值原则方便他们收益最大化，同时鼓励世俗生活可以极大地增强消费，因此虽然没有测量，但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国和日本在“传统价值vs世俗价值”维度上的差异也应该是比较大的。从质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诸多人类学著作指出“耻感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而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仁”。一切以“仁”为最终评价准绳。比较典型的对比是中日两国近几年内都曾出现过比较重大的论文剽窃事件，我个人觉得尚且不论事情的来龙去脉，即从当事人应对的差别上就能看出两国文化的差异。日本涉事的当事人，一个辞去职务，去拍AV养活自己，另一个则自杀了。但中国的当事人，虽然生活上肯定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但并没有听说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因为“耻辱”对日本人是天大的事情，为之去死也比较容易被社会所理解。但我们中国文化的最高标准是“仁”。“仁者爱人”，杀伤生灵而于事无补的行为自然是不易被接受的。另外，有人认为“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 日军军纪败坏滥杀无辜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过程中军纪优良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外国人在看。因为单独对华作战，容易掩盖罪行，没有了“有碍国际观瞻”的羞耻感使得其军纪容易败坏，我个人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另外，如果长官下达杀戮的命令，如果没有“仁者爱人”的道德指导，那么为了获得荣誉士兵就会争先恐后地干出罄竹难书的罪行。这一点从中国的历史当中也可以看出来。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军战俘40余万，即使坑杀具体数字并不见得准确，但屠杀行为已经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秦军屠杀行为之令人发指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秦国以“法家思想”为其立国的指导思想。因此，自“商鞅变法”起，秦人只知“遵纪求荣”不知“温良恭俭”。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人只知道“耻辱有别”而不知道“善恶有别”，每一个文化都不是单一价值观的，只是在两者有所矛盾的时候，哪一个更容易在群体中达成共识并用来作为决策的依据。日本社会因为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耻感文化”、“法治文化”、“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是比较和谐地共同发挥作用的，这一点了解日本社会的人肯定比我有更深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