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研究论文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和"后现代化"问题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题录总数重复发表论文有效学术论文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文学专业刊物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地方本科院校学报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地方社科综合刊物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教授副教授博士后讲师博士生硕士生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小说性研究论文

不能,中文系毕业论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包括不能少于一万字,参考文献不能少于10篇等等。小说不能算是论文。

是的，小说主题研究可以写成毕业论文。主题研究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分析方法，可以帮助你深入理解作品背后的情感和思想。毕业论文在研究主题的过程中，可以采取超越文本的方法，深入探究深层主题，如理论、文化、历史、社会、心理学等。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小说研究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一个空虚的作家》载1931年《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沈从文作品批判》《中国现代作家论》第2卷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沈从文作品批判》《中国现代作家论》第2卷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沈从文论》原载《文学》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第28页[9] 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沈从文情爱文学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小说研究论文范文

儿童文学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其早期的表现形式往往为寓言和民间传说。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儿童文学研究毕业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艺术教育价值研究》

摘要:我国儿童文学作品起步晚，由于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儿童文学作品都同我国政治命脉密切相关，具有十分浓重的时代特色，因而这也导致我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艺术发展缓慢。但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所提出的“真实即幽默”理念的影响之下，我国儿童文学创作者开始赋予作品更多的幽默艺术与教育意义。本文从儿童文学作品出发，解读了其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并就其所具有的深刻教育价值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儿童文学作品;幽默艺术;教育价值

幽默可以定义在美学范围内，它是文学作品应当兼具的美学品质之一。儿童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其中不可缺乏幽默的审美价值观。真实是幽默最宝贵的品格，典型代表作有张天翼的小说和童话，它们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样本，幽默之中夹带苦涩与讽刺。相对其他文学作品而言，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基础为现实的儿童校园生活，幽默依据为儿童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真实的内心世界。既保证了儿童快乐成长的幽默，又满足了儿童最基本的欲求，同时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幽默内涵，即作者对儿童教育的思索与探究，充分体现了教育家的深远智慧。真正具有高级幽默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形式而言，必须是不虚伪、不造作的幽默，是无修饰、不刻意的幽默。“能够使你在一段中，指不出究竟哪句惹你发笑，只是继续读下去，启发心灵，抒发胸怀而已”，这才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幽默。之所以借助于文本向孩子们传达此种幽默，作家的本意在于展现自我幽默的气质与未泯的童心，树立其儿童观及其文学观，同时，发挥作品应用的幽默艺术与教育价值。

一、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

下文以张天翼儿童文学作品为例，就我国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加以深刻挖掘。

(一)批判性的幽默

作为20世纪中期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所著作品都带有浓重而独特的幽默艺术特点，即批判性的幽默。张天翼站在成人的角度，“要将世界上一些鬼脸子揭露”，他认为幽默是较讽刺而言，更讽刺的一种东西。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存在，使得很多小读者阅读过程中，既被其诙谐而幽默的语言所逗笑，又被其中所描绘的黑暗社会所刺痛。例如，在其发表的童话作品《大林和小林》中，所展现出的奇幻色彩与夸张描述一时掀起了巨大反响，其涵盖了张天翼几乎所有作品的精华，他采用夸张得惹人发笑的语言，一反传统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模式，结合现实生活，打造了两款具有不同思想、性格的角色———大林、小林。对于大林而言，他好吃懒做，呆滞而愚蠢;而小林却勤劳、勇敢、机智、聪明。在两大人物的对比之下，为主人公创设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同时，将其同国王、四四格等角色相联系，将这两大截然不同的世界奇幻地联系起来，利用夸张的笔调描述了由于好吃懒做，最终不幸饿死在富翁岛的大林，并以大林为对比，赞扬了勤劳而勇敢的小林。

(二)温暖的幽默

在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并非只有批判性的幽默艺术，也有亲切、温暖的幽默艺术。作者从儿童视角出发，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创作了大批优秀的作品，饱含对孩子们的关爱。如《罗文应的故事》虽然同样受到“真实即幽默”理念的指导，但是，与其前期所著作品存在很大差别。一方面，张天翼将叙事的角度由成人成功地转向了儿童，开始站在孩子的视野对其童趣、情怀加以抒发，语言也更亲切、活泼，就像春光温柔地浮在每个孩子的头上，温暖着孩子的心灵。另一方面，其更关注编织不同的情节利用生动的情节彰显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发展，打造加以丰富性格特点的人物群。

在作品《罗文应的故事》中，张天翼试图从一系列极具生活气息的情节出发，采用活泼、诙谐的语言，描述了六年级学生罗文应一系列惹人发笑的表现。若非生动的情节和幽默的艺术特点，很难将罗文应的性格真实而形象地呈现在小读者面前，孩子在阅读时会感到乏味、无趣，更不会带来亲切之感。而《罗文应的故事》一经刊登，在小读者领域迅速掀起了一阵阅读热潮，这无疑离不开作者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也离不开其极具表现力的温暖幽默情结。例如，在小主人公准备应同学之邀前去温习功课之时，接到了爸爸所邮寄的画报，他难以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一而再、再而三地翻看，最终耽误了时间。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情节，即塑造了小主人公贪玩、富有好奇心、约束力有限的性格特点，虽然描述的是虚拟的人物，却也像是我们身边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形象。

不仅如此，在张天翼作品中，幽默的语言艺术处处显露，不仅反映了儿童真实的特点，还蕴涵着滑稽、幽默元素，极具童真和趣味性。作者善于采用儿童语言，从儿童思维出发，采用直观、具体的文学创作语言，赋予作品真实的生活气息与趣味性。依然是亲切、自然、通俗的幽默，却真实而不失活泼，传达了人物的心理、性格，使读者有如闻其声、见其人。如《宝葫芦的秘密》中的主人公土葆，他虽然是个好孩子，但却总是幻想不劳而获，当其获得宝葫芦后，张天翼采用细腻、通俗、幽默的语言，描述了他的内心、言谈及所表现的惊喜:“什么!”我将钓竿一扔，跳了起来:“宝葫芦?”，我跳了跳、捏了捏鼻子。在自己腮巴上使劲拧了一把，嗯，真疼!“这么看来，这不是在做梦。”当他知道自己真的获得了一个宝葫芦之后，就开始满地打滚，恨不得告诉奶奶、妈妈、爸爸，还说自己就像“得到了幸福”，这些诙谐语言突出了土葆得到宝葫芦之后的狂喜心态。当孩子读到此时，也不由拍手欣喜。

二、儿童文学作品幽默艺术中所流露的教育价值

建国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成为肩比成人文学的重要教学之一，目的在于培养新一代的儿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儿童文学逐渐步入“工具”时代，成为理论家评论作品好坏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儿童文学作家最基本的创作指导思想，过于放大了儿童文学的功能与作用。与建国以前相比，中国儿童文学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儿童真实的幽默与情趣正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作家们的视野范围。“当其和谐地融入故事之中，就会展现出独特的力量，让孩子们不自禁沉浸其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作品所流露出的教育思想。”对于儿童文学作品而言，其必须具备足够的趣味性，但趣味性必须健康向上，是有益的。幽默并非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严重吸引孩子充分发挥自我想象力，到达教育目的的途径。

猪八戒新传系列作品《猪八戒吃西瓜》《猪八戒回家》《猪八戒学本领》以及《猪八戒探山》是儿童文学作家包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短篇童话，成功地将教育意义融合在幽默文学中，起到了传达的作用。在上述系列作品中，主人公选择的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儿童们个个都十分熟悉的角色，题材借鉴原著的相关情节，增添了许多新颖事件，糅合了现代化的知识理念，使作品既保持原著的幻想特色，又不缺乏现代的儿童幽默生活，在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具有非常高的幽默艺术教育价值，对儿童的吸引力也很强。

懒惰、贪吃、自以为是以及爱吹嘘等是作品里猪八戒典型的人物性格，这些性格特征与儿童的某些特点相一致，作者从猪八戒不爱劳动、贪吃西瓜和懒惰不学艺的角度入手，着重描写生活细节，紧扣儿童的思维和想法。整个作品都充满了喜剧成分，题材的选择也非常贴近儿童的日常生活。

细致的心理描写是作者擅长的手法，例如在《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里，他手中有四块西瓜，将自己那块吃掉以后，又将其他三块陆续吃掉，过程中心理矛盾和内心想法被作者描述得十分精彩，先是因为仍然口渴吃掉了猴哥的那块西瓜，打算把剩下的两块西瓜留给师父与沙僧，有个交代;后来忍不住诱惑把沙僧那块西瓜也吃掉了，只给师父留下了一块，不怕猴哥再说自己;最后又说:“师父，不是俺老猪不给你留西瓜，实在是口渴难忍，反正已经多吃了两块西瓜，没有办法交代，最后一块俺也替你吃了吧”。剧中简洁的台词就将猪八戒贪吃、怕被猴哥骂、担心吃了西瓜对不起师父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在对猪八戒心理活动加以描写之时，采取的是自言自语的方式，生动表现出了孩子生活中明知不该做却忍不住做时内心的挣扎与对我对话，不仅生动地传达了猪八戒师徒的性格特点，还赋予了夸张的情节和诙谐的语言。但读过《猪八戒新传》的人几乎都可以看出，包蕾生动地塑造了老猪的形象，但也将孙悟空这一形象写活了，却是站在猪八戒对立面所塑造的，正如洞察儿童一举一动的成人。例如，为了揭穿八戒好吃、懒做、假学的嘴脸，孙悟空一次次“站在暗处”，看着八戒出各种洋相，在每个故事结尾，总有诸如“凡事多向他人请教，多查、多问、多思、多想，总是好的”等谆谆教导，如此兼具幽默艺术与教育价值方为作品的宗旨。

三、结语

正如贺宜在其所著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字、高尚的情操、惊险而夸张的故事、会使人发出会心一笑的幽默、生动而活泼的语言、脱离俗套的结尾，如此种种都是吸引小读者沉浸在文字中的魅力。”对于儿童文学作品而言，单纯的儿童情趣、幽默并不存在，其注定只能同教育意旨相结合。

[参考文献]

[1]王泉根.高扬儿童文学幽默精神的美学旗帜———兼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J].文艺评论，2010(03).

[2]钱进，张燕.冷峭、睿智的笑———浅谈张天翼童话的幽默特色[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03).

[3]陈道林.童话中的扁形和圆形人物———论张天翼的童话[J].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

《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价值意义》

【摘要】语文是一门基础教育科目，语言文化是它教学的内容。学习语文，可以使自己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因此，将语文称之为吸收文明结晶的工具一点都不为过。教育学习，要从小抓起，在所有学习阶段当中，筑基的小学是特别重要的，此阶段的语文教育是尤为关键的，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载体，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编排就必须要适应教育对象的特征，而小学阶段的教育对象是小学生，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所属的群体——儿童。由此，儿童文学化可以说是小学语文教材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关键词】语文;教材;儿童文学;价值意义

语文，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门基础和必修的学科，因为，语文是人类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甚至说它是学习一切的基础，也丝毫不算夸张。人类的交流，生存的技能，乃至文明的传承，完成这些全都是离不开语文的。小学教育是人们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初阶段，也是基础教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小学语文就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学作品是语文教材的极大组成部分，其内容涵盖的语言、文字、思想等都是具有教学意义的，小学语文教材也大部分是由文学作品编排而成的。文学作品很多，但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作为教材，更不要说作为小学教材。文学作品都是面向一定受众的，男性文学、女性文学、成人文学、儿童文学，这些分类的依据就是受众，“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一点。在我国，一般处在小学阶段的学生都是6-12岁的适龄儿童，人生在各个阶段，都会具有与其对应的思想特点和心理需求，儿童阶段也不例外。更加符合儿童受众的文学作品，自然就是儿童文学了。

一、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价值意义

顾名思义，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从根本的创作角度来说，儿童文学作品相较于其他任何类型的作品，都会更加符合儿童的特点和需求，因为这些作品创作时的出发点就早已确定，无论是主题精神、视角定位，甚至语言文字，都是为儿童这个特定人群量身打造，如此的“先天优势”，对于儿童的文字理解、语言学习、思维开拓、想象激发、精神愉悦等各方面，都具有其他作品无法相比的重要价值。既然有这般重要的意义，那么在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小学教育处于基础地位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必须被重视起来。

1.儿童文学的道德观念价值。黑白善恶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像成年文学那样思辨性太强，是非难断，惩恶扬善，培养美德对于处于明净单纯的儿童阶段的小学生来说，正是塑造确立道德是非观念的启蒙阶段，很大程度的培养需要外界环境的激发和引导，而儿童文学当中，这一点往往是非常鲜明的，在结构简单的故事中，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与美好的品德全部呈现具体，美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黑与白，好与坏，这些从来都是分的清清楚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赞美和唾弃，可取不可取，简单明了，这些对于儿童心理和品德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极其突出的。

2.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在教授学生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要培养提高其能力素质，儿童文学也是符合这一要求的。首先，儿童文学作品中，往往是具备许多基础常识的，受众在享受其带来的愉悦乐趣之外，也很容易被带入到作品的特定环境中，感受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进而产生一些生活经验感悟;其次，儿童文学通常是会涵盖许多想象成分的，如童话、寓言故事等，这些能够激发受众的想象力，随之拓展儿童的思维模式，对于他们的创造力会有很大的提升意义。

二、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注意问题

由于创作背景的不同，或者创作者能力水平的差异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再加上教材容量的限制，如何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选择和编排，也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1.符合现阶段的儿童需求。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切都在时刻发生着变化，社会生活越加的丰富多姿，学前教育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影响作用到儿童身上，就表现在其智力的发展速度提高，儿童越来越早熟，接触了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相应的心理需求也自然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应该与时俱进，不能以旧的固有眼光一成不变地对待他们，不要低估了儿童的思维学习能力发展速度，在教材的选编上一定要符合时代的特征需求，才能发挥恰当的作用。

2.选材多样性，采编多方面。教材的编纂和修订，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庞大冗杂的工程，是需要许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以做好的。现阶段，在我国，参与教材编修的人员主要是一些教育专家和研究工作者，恰缺少一些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参与，而这些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教学经验也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方面，而所有的事物，都是需要经过全方位多角度补充糅合，才可能真正做到完善。

三、结语

当然，儿童文学有其本身的优势和特点，但也不能否认其他体裁、作品的重要性，“兼容并蓄”教育理念的提出，是非常睿智和伟大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之中，要以人为本，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文化熏陶和精神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自从产生教育以来，教材的选用和编排就是一个从未停止过被讨论的话题，众口难调，尽善尽美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追求，但是，要做到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选择，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1]朱自强.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M].长春出版社,2012.

[2]毛蓓蕾.小学生心理辅导札记[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3](瑞士)皮亚杰著.傅统先译.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M].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

[4](法)安妮•夏莱-德布雷.儿童心理学[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儿童文学促进语文教育有效教学提升》

一、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掘儿童文学的魅力

首先，教师可以创新阅读课的形式和方法。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积极注重儿童阅读的渗透，实现“读———唱、读———思、读———疑、读———写”相结合，使儿童文学的魅力展现在学生面前，引发学生阅读的动机。在读唱结合法中，教师要创设丰富多彩的情境，充分发挥歌唱的作用，把儿歌、绕口令、经典歌曲、情境对话等引进课堂，不断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在读思结合法中，指导学生一边阅读一边思考，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大脑思维，让学生在阅读与思考中主动进行知识的意义建构。在读疑结合法中，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对已有材料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引导学生个性化的表达、自主的表达、真实表达、创意表达。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通过“以读促写”、“读写互动”，将学生的写作与阅读融为一体，同时，通过营造适合学生进行儿童文学阅读的最佳教育环境，通过“教育生态”的改变，来形成一个自由、民主、交流的教学氛围，充分对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挖掘，摒弃传统灌输式教学带来的“花盆效应”，积极优化教育生态价值链条，最大限度地使学生的阅读需求获得“解放”。例如:在指导学生阅读过程中，可对传统的“秧田式”学生座位分布，变为“双翼式”和“半圆式”，即将课桌椅排成二行，像一只鸟飞行的翅膀，或以教室的讲台为中心，学生的桌椅摆成一个半圆形，使学生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互动，为学生的合作探究搭建平台。

教师可将儿童文学作为素材，组织课堂游戏深化学生对语文知识和语言艺术的理解。也可通过召开和举行“读书汇报大会”，“故事大奖赛”;通过举行“角色游戏扮演”、“ 辩论会”等形式，为学生提供交流的平台。其次，改善对学生阅读的评价。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传统的阅读评价片面性较强，较多的定性评价，一切以学生的分数为纲，指导学生进行儿童文学阅读也是以“摘抄名言警句、完成老师布置的读后感任务”为主，严重打消了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从而失去了指导学生阅读的宗旨，使得学生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必须注重学生的成功体验，要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感受成功、感受喜悦，从而增强学生进行阅读的动机。

要通过儿童文学的阅读来提高小学生的综合语文能力，就必须对传统的单一教学评价方式进行改革，改变传统的“以分为本”为“以生为本”。要由“目标性”转变为“体验性”评价。教师在评价过程中，不再以“ 总结段意”、“写读后感”为重要的评价方式，而要能够使学生在阅读中主动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促使学生主动的应用各种工具去搜集、整理信息，想方设法解决自己在阅读中的疑问。

要由“数量评价法”转变为“质量评价法”。在对学生的评价过程中，应将学生的阅读的情感体验、心理发展、价值观的形成作为评价的目标，最终促使学生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体验成功，才能更好的激发自己阅读的积极性。学生在阅读中受到了教师的表扬时，就会从情感上激发学生读书的欲望，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地涉猎知识，最终使学生把儿童文学的阅读作为课余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科学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儿童文学

首先，教师要帮助学生选择课外儿童文学读物。一般来说，指导低年级的学生进行儿童文学读物的阅读时，必须以拼音课外读物为基础;指导小学中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阅读时，要循序渐进的选择纯文字读物。选择读物内容要健康、符合儿童各方面特点。课外读物要能符合学生的兴趣，要选择与学生兴趣相符合的书。小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很强，对感兴趣的事物会愉快地去探究，对于不感兴趣的事物就会视而不见。因此，帮助小学生选择感兴趣的课外读物就特别重要，学生只有对教师所选的读物感兴趣，才会主动去阅读，主动去思考。

大多数儿童喜欢读一些探险和科幻的书籍，就是因为其好奇心的驱使。可向学生推荐《海底两万里》、《吹牛大王历险记》等书籍。如低年级学生适宜读一些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等;中高年级的小学生知识面较广，阅历也较丰富，教师可引导他们读一些游记、传记、散文、探险、科幻类的儿童文学读物。其次，教师要指导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要通过指导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使学生形成阅读的“元认知”，授学生以“渔”，为学生的自主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根据学生特点、阅读习惯的不同，为学生进行“量身定做”的指导。在实践中，可以指导学生以下几种方法:一是选读法。根据学生的心理需要，有选择地阅读儿童文学。

大多男生喜欢看科幻、笑话类的儿童文学，女生喜欢看校园类的作品，这时可以为男生推荐校园类的作品，使其增加对生活的情感感悟，为女生选择科普类的书，扩大知识面，从而达到调整知识结构的作用。二是精读法。精读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最重要的手段。教师可以利用一些经典儿童文学读物，指导学生全身心投入，调动多种感官进行阅读和思考。

三是速读法。教师可采用限时的方法，为学生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阅读内容。通过速度的训练，则能够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涉猎更多的知识，有利于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信息。四是摘录法。教师要指导学生在儿童文学阅读过程中将文章中精彩词语、段落摘抄下来，摘录到自己的书本上，利用摘录增强学生的记忆和理解，为以后的作文准备丰富的语言积累。摘录后教师及时检查，并向学生提问，如:“你选择这句话进行摘录的理由是什么?”、“这句话(或这个词语)有哪些特点?”等，通过这种方式加深学生对好词好句的理解。

总之，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密切联系，儿童文学始终贯穿于学生课内、课外语文学习过程中，教师应从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寻找如何通过儿童文学促进语文教育有效教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儿童文学对语文有效教学的作用，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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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金庸侠义精神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金庸侠义精神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登录或注册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王朔小说研究论文

1、论王朔小说的大众文化特征2、论舒婷诗歌的人道主义情怀3、论汪曾祺小说的儿童视角4、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征5、论汪曾祺小说的“创新”与“袭旧”6、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7、论儒家文化在路遥小说中的体现8、论《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形象9、从韩寒或郭敬明或春树或张悦然小说看“80后”的创作特征10、论《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11、论顾城诗歌的童话色彩12、论余秋雨散文的人文关怀13、论莫言《红高粱》系列中的生命意识14、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15、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自审到现代都市的女性叙写——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嬗变16、论短信文学的审美特征

两个都是独居个性的作家。可以从作品对比，王朔的作品人物主要是都市青年形象，一代北京青年的时代背影，例如《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王小波的作品人物形象比较杂，不过《黄金时代》的上山下乡知青，王二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对比作品人物后，探讨一下作者的文学思考。他们都是大院子弟。

王朔，1958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至今，王朔也不愿讲他是北京人。相反，“我是东北人”这句话他却说得理直气壮，在他出生后不久，他便随著父母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个部队大院落户。在他居住的大院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志士，唯独没有北京人。王朔的理解是，可能那时北京这地儿参加革命的少。自我封闭的大院生活，使作为小毛孩子的王朔不知城里还有居民，以为那里除了商场就是公园。这也怪不得他，最远他才到过北京的西单，见识也就可想而知了。上中学后，王朔搬进了城，朝阳门的城根下，他和北京的语言发生了直接的交流。在此之前，他对北京文化几乎没什么认识，北京的语言对他来讲是陌生的。由此可见，今天王朔的语言，跟“老北京”是没有渊源关系的，那是和北京的语言交流后形成的一种独具个性的语言，只能算新北京文化中的一支。“调侃”，成为王朔语言是最大特色。而调侃本身则是一种不硬也不软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与其说王朔是把它当成了工具，还不如说王朔把它当成了武器，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小时候所面临的不是被尊重而是时时被侵犯。街头的流氓，严肃的老师，专横的父母都可以形成侵犯。你无力回击这种侵犯。但你也一定要采取一种自我保护措施。王朔选择了调侃，这样既能化解对方造成的侮辱，又有保护自身尊严的功能。应该说，这种调侃的形成是很自然的，并不是痞子的专利。但由于这种调侃对自认为很体面的人也无情地嘲弄，于是一种自尊和另一种自尊便抗衡起来，王朔成为人们眼中的披著文化外衣的“痞子流氓”。一种本能的反抗，和小孩调皮捣蛋差不多的把戏，却惹得大人们生气了。有人问王朔：“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名利了。”王朔答。就写作本身而言，王朔是个作家，但是他又不是人们心目中所设计的那种作家：人格多伟大，道德多完善，行为多文明，是人类的楷模，灵魂的工程师。他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尽管如此，他对文学的贡献仍不可抹煞。他写了社会边缘上的人，以往，游手好闲为社会不允许，每个人的社会位置都非常明确，新时期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生活的改善，社会空气的缓和，职业的划分已经不是“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简单的四大样，很多人生活在社会边缘。过去中国的中产阶级，依附在权力阶层，由政府、军队、官吏中的一些人士构成，改革开放前，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优越感，经济状况又是中等偏上。而改革开放后，这个阶层逐渐瓦解，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巨大的失落感，经济上的优越被私营者代了，政治上的优越感又很模糊，他们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又没受过太多的教育，社会位置急剧变化，青年中的佼佼者不再是他们，社会位置的提升和知识成正比了。初期是小商小贩打腰提气，现在是受过教育、有能力的人扬眉吐气，每个作家不可能写尽社会中的各色人等，只能写熟悉的人，就像有些人熟悉农民、知识分子一样，王朔对“边缘人”的了解，使他的笔下都是这一群人。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为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虽非是书香门第，但家境小康，他的家庭，正是北京典型的市民家庭（这种出身对与他以后在作品轻车熟路地描写北京市井生活有极大补益）。王朔幼时所住的是一个军区大院儿，孩子们每天所做的不过是分伙打仗一类的事情，但那个自由的时期给王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后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曾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写的就是那时的感受。王朔少年时就读于韶山中学，在学校并非一个顽劣的学生，甚至曾经怀着"匹夫有责"的信念参与了1976年的"四五"事件，在其中虽然算不上威武不屈的英雄人物，但也曾为此被关押了三个月时间。1976年夏，王朔高中毕业后到山东参军，像在《动物凶猛》中他所记述的那样，他渴望战争，希望成为英雄。然而在部队中他并没有成为一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操舵兵"、卫生员甚至帮厨。1978年在大学恢复招生的时候，王朔兴起了报考文科的欲望，于是开始练习写作文，期间偶然将习作投往《解放军文艺》，居然中选，这便是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等待》。《等待》是一篇时代印迹很浓并且颇为稚拙的小说，文笔还很学生腔。然而在1978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当时，它无疑是清新可喜的，而且它的一投中的，也分明显示了王朔的创作潜力。此后王朔又写过几篇部队题材的作品，但反响均不大。其间他曾经试图经商，但似乎流年不利，不但没赚到什么钱，倒是体验了许多的心情。这一段致力赚钱的经历，后来被记录在《橡皮人》（曾被改编为电影《大喘气》）和《许爷》等作品中。经商不成，无所事事之中他又开始进行创作。商人的视角使他知道什么东西适于出售，于是他挑选了在普通人眼中颇具神秘色彩的"空中小姐"为自己的描写对象，果然，在《当代》上一投而中。其自谓:「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1958年出生,1976年毕业于北京第四十四中，后进入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197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自84年初处女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后，迄今已创作二十二个中篇小说、三个长篇小说，大约一百六十万字，并创作了数十集电视剧。1997年1月赴美。1997年7月回国，从事自由写作。90年代成为以飞扬跋扈的文字横行文坛的痞子作家，一声我是流氓我怕谁，直如当头棒喝，劈手撕下所谓崇高的面纱，接下来几乎全部的媒体都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论战中去，加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等等电视剧改编的成功，王朔名符其实地火遍了大江南北。随着出书频率降低，王朔开始有些沉寂，〈看上去很美〉〈美人赠我蒙汗药〉似乎显得有些江郎才尽，真正重新引起媒体关注的，是他的一本拍砖杂文集〈无知者无畏〉，里面把金庸琼瑶并列成“四大俗”，从而引起一场大规模的金王论战，与以往不同，网络的参与使这场论战迅速升级和白热化，而无知者无畏，也跟当年“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等王朔名言一样，成为年度热门话语。最近又出新书《我的千岁寒》，收入了六篇文字。语言较以前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开篇《我的千岁寒》，文字简洁，富有诗意，还被赋予了时态。最后一篇《唯物论史纲》谈的是宇宙和物质，虽然有些常识性错误，但语言依然有着王朔式的霸气。【记事年表】1958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曾用名王岩。1965至1969年就读于北京翠微小学。1971年就读于北京东门仓小学。1972至1975年就读于北京一百六十四中学。1975年借读于太原五中。1976年毕业于北京四十四中学。1977至1980年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任卫生员。1980至1983年退伍后在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工作。1983年辞职从事自由写作至今。【作品年表】原著《我的千岁寒》(2007)《看上去很美》（2000）《永失我爱》 (1994)《消失的女人》 (1993)《痴男狂女两世情》 (1993)《无人喝彩》 (1993)《青春无悔》 (1992)《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1989)《顽主》 (1988)《轮回》 (1988)《浮出海面》 (1985)《空中小姐》 (1984)编剧《梦想照进现实》 (2006)《一声叹息》 (2000)《无人喝彩》 (1993)《青春无悔》 (1992)《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1989)《大喘气》 (1988)《顽主》 (1988)《轮回》 (1988)分类纯情卷·《永失我爱》·《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动物凶猛》·《浮出海面》·《过把隐就死》矫情卷·《懵然无知》·《刘慧芳》·《无人喝彩》·《人莫予毒》·《我是你爸爸》谐谑卷·《编辑部的故事》·《谁比谁傻多少》·《痴人》·《枉然不供》·《顽主》·《你不是一个俗人》·《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千万别把我当人》挚情卷·《我是狼》·《给我顶住》·《许爷》·《橡皮人》·《玩得就是心跳》其他卷·《看上去很美》·《无知者无畏》·《美人赠我蒙汗药》

读完《橡皮人》、《无人喝彩》、《给我顶住》、《刘慧芳》等作品后，我开始思考书中的女性了。这四部作品中的女人都是各具特色的，异样的风格，不同的性格，造就了自己不同的生活。《橡皮人》中的李白玲是一个在80年代人物比较吃的开的女性，爽快的性格、美丽的外形、乐于助人的脾气，看我这么描述，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一定生活的很幸福。然而恰恰相反。她只所以四通发达，是因为男人们禁不住“美人计”的围攻，出卖自己的身体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想她在当时的年代不是特例而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典型。尽管怎么强势，最后女人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时，总能放下自尊，为了维持在所爱之人的面前的形象，甚至欺对方，然而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候，所以她永远无法得到自己的真爱。像她这样不符合社会道德的女性，我们对她总是嗤之以鼻的，甚至鄙视瞧不起她。觉得她很低贱。但是尽管她很低贱，也有追求爱的权利。抛开一切伦理道德，一切世俗眼光，单看爱情，我们还是应该投来尊重的眼光。因为人人都有爱的权利。《无人喝彩》的女主角叫肖科平，是一位音乐家，是吹长笛的。也许是因为职业的影响，使她具有高雅脱俗的气质。她内心追求浪漫的爱情，渴望震撼心灵的撞击。在她和李缅宁结婚时，两人经常写信来表达内心中的炙热的爱，悄悄的细说这内心的情话。但是两人回归现实生活后，肖科平就受不了李缅宁的俗不可耐和平庸，经常吵嘴。最后在一次争吵过后两人协议离婚。婚姻的解放，并没有解放肖科平的内心，在碰到李缅宁的新女友时，她同样会生气、吃醋。就算她碰到有钱有地位的钱康后，仍然无法接受新的爱情。最后她还是选择李缅宁。文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写两人是否和好，但是文章最后写：在一个高档的酒店里，有一个高雅的吹笛子的音乐家不顾外界的混乱，仍然吹奏着自己的音乐，在嘈杂的人群中，有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透过混乱的人群，仔细聆听着笛手的音乐。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恋爱时是浪漫的，但一旦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后，就会被柴米油盐所围困，就会变得世俗平庸。此时的浪漫已经消失。但是当一切脱离了以后，你才会发现还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对你最好的人永远是那种默默无闻陪在你身边的人。所以这个典雅高贵的音乐家还是脱离不了平淡世俗的生活。《给我顶住》里的女主人公周瑾，是一个单纯的女人，安于过平淡的婚姻生活，同时也深深的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的玩世不恭和安于现状的俗气态度，总是让她想挣脱婚姻，追求浪漫的爱情。关平山的出现曾点燃了她平淡内心中的一些激情，两人发生了本不应该有的关系。周瑾虽然渴望这种浪漫但是最后发现自己还是深深的爱着丈夫，留下了无数悔恨的泪水，近乎失去自尊的渴求丈夫原谅。但是最后还是离了婚。很长时间她都不在找关山平，一直希望和丈夫和好，但是仍于事无补。最后在丈夫的怂恿下，和关山平结了婚。看到这的时候我几乎都在怨恨这个女人的背叛，可事情永远不能简单的去评价。就在周瑾幸福的生活后，一次和关山平的谈话中才知道，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原来都是自己丈夫和自己的好朋友精心策划的。故意让周瑾上当、背叛，从而达到离婚的效果，这样她的丈夫就不会受到谴责。真是太可怕了，这时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可怜。一个单纯善良的人竟然被自己最信任的丈夫玩弄于鼓掌之间，真是太可悲了。但是上天还是眷顾善良的人的，尽管受到了欺，但最后去找到了自己温馨幸福的生活。所以结局还是好的。《刘慧芳》中的女主人公不说自明，那就是标题中的人物——刘慧芳。她也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在婚姻中一直处于独身的她以为自己不会再遇到爱人，但是老天眷顾她，让她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爱。和夏顺开的相遇相知，使慧芳从生活的自卑中走出来。夏顺开的几次追求都遭到了拒绝，嘴上虽然拒绝，但是却管不住自己的内心。几个月后，夏顺开救火回来了，和他同队的几个人是竖着回来的，而他却是躺着回来的。他全身绑着绷带，一直住在医院里。此时的慧芳再也管不住自己的内心，对他说：“出院就结婚”。后来又说“现在就在医院里结婚”，夏顺开终于娶到了这个心爱的女人，然而命苦的慧芳却在说这话的同时永远的失去了夏顺开。他离开了。慧芳就在此刻才收起了笑容，换上了悲痛和伤心。这个女人真的很命苦，在婚姻面前永远是个小矮人，无法拥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婚姻。和前夫成为朋友，和心爱的男人阴阳两隔。我不知道这是造化弄人还是命运的无情，总之是熄灭了一个女人爱情渴望的火焰。这几个女人，都有执着追求爱情的劲头，但有的人经过折腾以后得到了幸福，有的人却永远的失去。在我们感受她们的辛酸历程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有所思考呢？我想说：如果你正在感受着爱情就要好好去珍惜，不要轻易就选择放弃。如果你有喜欢的人，现在就去告诉他，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如果你的爱情还没来临，那就要用心去寻找，不要错过拥有真爱的机会。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在发生变化，我们应该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余华小说研究论文

《活着》,写的一般啊,就是挺惨的.换个别的吧.

余华前后期小说创作比较研究论文目录目录内容提要英文摘要引言一与现实的抗争—余华小说的主题转型(一)直面与超越—苦难情节的变迁(二)对人性的关注—从揭露人性恶到表现人性善(三)反叛与回归—从忘父、轼父、寻父到恋父二、先锋的姿态—余华前期小说形式的探索(一)追寻“内心真实”，沉湎文体实验(二)反讽性叙述—精心营造的叙述策略(三)小说中时间的分裂、重复与错误—从物理时间到心理时间(四)余华前期小说的先锋性体现及探源三、告别虚伪的形式—余华后期小说形式的转型(一)消解形式，渗透温情—人间温情的弥漫和亲历的实录式叙述(二)反叛自我与文本重建—在传统故事中阐释存在命题(三)叙述语言的确切单纯和独特的人物对白(四)重复叙述的音乐表现(五)余华后期小说形式转型的历史诱因结语

《活着》的经历正如一条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始终会在浪尖与谷地起伏一样，前行在写作之路上的作家们的创作状态无疑不可能稳定如一。余华也不例外。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余华在1995年前后，也就他在那篇《活着》的创作前期，余华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首先，我们跨越对经过和原因的猜测和臆断，把目光直接投向1997年，我们会发现余华在那一年做出的一个对中国先锋文坛不啻为一个噩耗的决定：放弃先锋试验。然后我们再回眸身后。这时候就会发现，那实际上在1995年就已经是注定的事情了。这一年，另外两个著名的年轻作家苏童，莫言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余华的告别先锋小说的宣言是："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而这时恰恰是他继《活着》之后，另外一个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杀青不久。那么就让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这后一部被作者声称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实际上，它与余华早期作品之间相当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篇文章与余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完全是两种样子。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1995年，就会发现余华的唯一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就是那篇轰动一时的《活着》。这样说来，《活着》应该是余华创作的一个过渡。《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我们可通过《活着》继续一个真理：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余华在自己的创作风格转型期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同时，也因为另外一个真理，"写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赋的"，余华的先锋性写作在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陷入了低潮。事实上，这在中国文坛还是具有一定广泛性的。1980年以后露面的作者中，都曾经被先锋的这样的标签贴过，不过他们在90年代前后，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当然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甚至还要更久一些。从这个角度说，《活着》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不过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象孩子信手涂鸦一般写下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如果对照余华的自身经历的话，会发现惊人的真实性，事实上，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余华写作的最初动因）。作者在将这个作品雕琢之前，可能称不上是在创作。在余华的创作陷入低迷的时候，写作其实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活着》是一篇在随意中完成的小说，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与所有好作品一样，是一种偶拾，或者是一个运气。《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在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现实主义为标榜的中国主流文学评论，对《活着》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例如：认为作者将主人公富贵最终的活着类比为一种类似牲畜一般的生存，并予以唾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尤其是当海外市场对《活着》给予了高度的评论评价后，有关《活着》的另外一些见解渐渐出现。例如：《活着》是繁花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富贵的命运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一切不过虚妄而已，结尾那个与富贵同行的老牛暗示一个另高贵的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其实人真的只是一种存在，它和万物一样并无意义。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事实上，后一种可能是非常大的，因为余华在冰冷中叙述残酷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就象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慢条斯理地将生活的残酷本质从虚假仁道中剥离出来一样，《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打碎。这样就会有一个结局：人们就对此书留下深刻了印象。因为阅读是一次心理的恐惧经历。实际上，这又暗示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个事实：以现实主义做口号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最不敢面对现实的。比如：本质上，人活着本身除了活着以外，并无任何意义。那么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算作意义的，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活着》的伟大感可能恰恰源于这里。也正因如此，《活着》就明确了一个内容，活着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余华想告诉读者：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活着》：活着……寇延丁(12月6日12:20)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作者余华这样解释“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所以《活着》的主人公徐福贵在谈到死去的亲人的时候，“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欣慰。”徐福贵活着，好像就是为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在这出关于残亡的戏剧上演之前，他夜以继日地吃喝嫖赌，终于在一夜之间由阔少爷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在亲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之后，死于由老宅迁到茅屋的当天。破败前的少爷不懂得伤心而破败后的福贵没资格伤心，因为他已经成了佃农，佃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此后的日子里，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7岁的外孙苦根。他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了，而他却没有这种“幸运”，他只能活着，因为这是他的命运，一头牛在犁完所有该犁的地之前，一个人在挑足他应挑的担子之前，上天是不会让他的生命提前逃离的。在失去了其他的亲人之后，福贵与苦根相依为命，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攒钱买一头牛。钱终于攒够的时候，苦根却已经死了。福贵一人买回了牛。那本来是一头正要被宰杀的濒死的老牛，它已经干了很多活受了很多罪，就算不杀它恐怕也活不长了，但是，因为不愿看着老牛在哭，早已不再会哭的福贵买下了它。起个名字也叫福贵。一过10年，“两个老不死的”———徐福贵和老牛福贵———居然都没有死，他们活着。福贵赶着福贵去犁田，在吆喝福贵的时候嘴里也喊着所有死去亲人的名字，好像他们也都是些驾着轭正在埋头犁田的牛。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成长为一个希望。他们就是我们自己的驭手，不管身上承受着什么，不管脖子上套着什么，不管肩上负载着什么。

余华的小说的艺术特色：范美忠说：“《活着》里面基本没有对人生对人性对生活的独到发现，而唯一的写苦难又失败，这种身体性生命的毁灭是惨剧而不是悲剧。所以《活着》根本就缺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对我来讲的确是一本没有价值没有文学性的小说”。和范美忠英雄所见略同的是赵月斌。他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中短篇到三部长篇都有。他说，“余华小说以祸福无常的故事情节传达出一种‘贵生’的趋向，作为人，活命成为第一要着，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为此，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比较的角度，以西方的悲剧形象为对比，对余华的小说提出了批评。第一次读到赵月斌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是在他个人的一个网站上。初初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仔细再读之后，我觉得比较单薄。文章的中心是论述余华作品中的人物麻木的生存状态，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的句子，也用得恰到好处，但因为立意的平常，没有发掘出更深的作品内涵。整个文章显得比较单一。不够丰满。就思想性来说，有思想的外衣，但没有分析思想影响人物的复杂过程，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再一一细说。我比较欣赏的是关于“空心人”一说，虽然我曾经在九六年我的一位朋友评论先锋作家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个说法。再有，赵文的着重点在对于真实的人的寻找，而余华小说中的人都是抽离了人物重要本质，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这点上，我认为赵对余华的研究有前瞻性，可谓独辟蹊径。值得称道。此外，赵文在表达上比较松散，逻辑性不够强。这倒很合我的胃口。我佩服逻辑性强的文章，但我更欣赏自由散漫的文章。这和我的天生懒散有关。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喜欢自由的表达。感性一点。赵文的感性与理性相比，前者多于后者。总的来说，赵文是一篇不错的随笔性评论。有时候，我喜欢这种评论，胜过喜欢专业性强的。除了以上主要谈及余华作品思想性的评论外，过铁的《余华：妥协一种》，还特别细致地分析了余华小说的艺术及技术层面上的特色及存在的问题。比如，母语的失落，零度叙述手法的应用，对白与比喻的才华，对现实政治的过滤等，尤其对小说的语言缺陷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此文是那组评论中，最为独特的一篇。此外，还有两篇率真可爱的文章：悠晴的《死去活来的活着》和婉儿花的《浅读三观卖血记》。分别表达了作者读《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后的，真实而强烈的感动，感情充沛，语言流畅，值得一提。此二文对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余华作品的流行因素和大众魅力，有所助益。三、谢有顺的余华研究及其价值本文是我在余华研究中的偶然收获之一，收录在此，作为对《我看余华》一文的丰富补充。这是一篇文本分析式评论，以我所评论的文章之结构为主体，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结晶而成。而我个人的看法和思想就流露于字里行间，并体现在我的言说方式之中。在谢有顺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中，当代作家余华是他关注得最多的作家之一。早在1992年，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余华的研究，并于1993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他特别指出了余华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的独特价值和奇异文风。到后来，谢有顺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余华的评论（以1996年为例），都显示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从起初小说形式化的探求，到之后小说精神性的剖析，他对余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个步步进深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在后来的“余华论”中，所提出的“遭遇不是生存”，“消解苦难”等命题，对余华创作的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开出了有益的良方。而这些独特的命题，直接指向“终极关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艺术所欠缺的东西，在学术界，它正被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思想者所关注（比如任不寐、刘小枫、摩罗等），谢有顺和某些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他和那些思考“终极关怀”的学者一样，把天堂（神性）的伦理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他的文字中，这个意义是不同凡响的。这就是谢有顺那些犀利深刻尖锐非同寻常的文学批评的秘密。这是生命的秘密，人性的秘密。遭遇生存，消解苦难，不过是他广袤思想中的一棵小树而已。而这，正是谢有顺一系列“余华论”的中心思想。下面以其中一篇为例，具体分析说明。文章标题是：谢有顺《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此文又题：《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以下简称《余华论》）谢有顺的这篇《余华论》，一开篇就敏锐而大胆地猜测了写作搁浅了好几年的余华所遇到的写作难度。进而分析了其难度的几种表现形式。既例举了余华小说中的难度，还以此比较了卡夫卡、普鲁斯特超越巴尔扎克传统认知的革命性意义。在以下的五个章节中，谢有顺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导致这个难度的广度、深度，和内在危机。从广度上讲，是世界的恶劣环境，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悲剧处境”。并挖掘出这个悲剧处境的关键词：暴力。他分别阐述了余华几个中短篇小说所表达的暴力，在中国文化中的状态和实质。并肯定了余华这一发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意义（以《一九八八》年为其代表作），但也对余华的冷酷暴力美学提出了疑问。接下来，谢有顺进一步细致深究了暴力的内在结构。并对《一九八八》年为主的几部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之后，在第四节《苦难及其缓解方式》中，他探查了余华小说中关于暴力的精神性伤害。此章节主要研究了余华的三部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以这三部作品来回应此章节的小标题“苦难极其缓解方式”显然，他的着中点在“缓解”二字上。这是苦难过于深重的哭喊和求救。谢有顺是这样分析以上三部作品的。《在细雨中呼喊》的缓解方式是——回忆。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回忆是虚幻的，肤浅的。谢有顺独创而绝妙地将它称之为“皮相温情”。它只能部分地缓解苦难。比如一个孤苦孩子对童年生活天真烂漫的温情追忆——而人又怎么能永远生活在回忆中幻相中呢？《活着》——既然回忆是虚幻的，那么活着总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吧。眼可以看，手可以摸，脚可以行。然而即使是肉身的活着都是异常艰难的。在大自然的天灾人祸面前，人像一根稻草，不堪一击。主角福贵坚韧的生命力和求生的顽强意志使他一次次死里逃生。然而，他真的活出了温暖活出了幸福吗？谢有顺说，他不过是消解了苦难，是被动的——忍耐。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苦熬”有天壤之别。苦难就这样虚假地消失了。《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进一步消解。其方式是幽默（在我看来，说滑稽还更贴切些）。谢有顺说，余华企图用幽默与现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从而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化解。在评论完三部长篇之后，谢有顺总结到，回忆，忍耐，幽默，是余华缓解生活苦难的主要叙述方式。但这个方式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和局限。谢有顺在文章的第五节中，仍然以余华的那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余华只是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遭遇，并没有提出生存的存在性问题——即灵魂性精神性问题。许三观追求“平等”的形而下意义，《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中生活的形而下受难——都是起于遭遇。他们的抗争方式还是忍耐。苟且偷生之后的虚无，厚重，和麻木。最多，有一点点庄子似的自欺欺人的逍遥。谢有顺的《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的最后一个章节——“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在我个人看来，是本文最重要最新颖最具有警世力的思想。它像寒夜里的火炬一样，照亮了灰暗不明，暧昧不清的沉睡思想。谢有顺说，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是余华以及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他赞同李泽厚的观点，即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才能使中国走向人性化的新世界。而中国作家只注重表现事实，却忽于表达对事实的看法。即是说，他们缺少一种高度的精神性来关照现实。因而他们揭示的只是表层的事实。而事实后面还有事实。与此类推。事物的真相是深藏不露的。谢有顺说，要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即是说，要承担，要受难，要坚持。用精神穿透现实（事实）。因为真理大于现实。所以，谢有顺说，是卡夫卡赋予《变形虫》、《饥饿的艺术家》，《诉讼》予意义。指出，卡夫卡对“事实”的“看法”，影响了他身后的作家们。此外，谢有顺还指出余华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在只有事实没有看法（意义）的生存，是远离真理的悲惨处境。这也是作家余华面临的写作难题。在谢有顺的另一篇评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文章《绝望的判词》中，他还提出了“皮相温情”这一说法，他是指余华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微弱而易碎的人性温暖，它们的光芒和热度是很有限的（见谢有顺《绝望的判词》一文）；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重写爱情的时代》中指出的，“我们要清醒地拒绝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幻念，以及一切没有终极参照的相对性价值规范，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去除一切的遮蔽物，洞悉爱情的本性。”这里的爱情也可以引申为广义的爱——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之一。综上所述，谢有顺的《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逻辑严谨，见解独到，叙述流畅，语言生动，分析细致，结构完整，文风清新，是他的一系列关于余华作品的评论中，我个人较为欣赏的一篇。如前所说，对余华作品的看法，有些已经形成公论。谈余华的文章，有些甚至给人大同小异之感。也许，我们可以要求谢有顺，及其他评论余华作品的朋友，对他作品的研读更深入更独特，更上一层楼。四、总结综上所述，余华的作品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独特景观，或称“余华现象”，或称“余华研究现象”，值得祝愿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创作者、评论者和读者们，予以关注。对我的这篇闲谈之作，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问各位对余华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好！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