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达瓦小说研究论文
多识：多识·洛桑图丹琼排，简称多识，笔名多识·东舟宁洛，生于1936年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寺第六世朵什活佛。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1992年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7年获得第二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奖”。多识教授系雪域当代深孚众望的的藏学家、藏传佛教学者，兼任甘肃省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西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等多种社会职务。顿珠杰：顿珠杰也称端智嘉（安多话的音译）(1953—1985)，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人，1971—1974，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藏语文专业，获学士学位，1978—1981，为中央民族学院古藏文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藏族文学，学位论文《藏族道歌源流》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他在文学上的活动，一是用藏文翻译汉文名著，二是对藏文原著进行注释和评介，三是用藏文进行文学创作。
（1）多识·东舟宁洛（多识仁波切），第六世多识，西北民族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著作就比较多了，知名度很高（2）顿珠杰（安多语端智嘉），他在文学上的活动，一是用藏文翻译汉文名著，二是对藏文原著进行注释和评介，三是用藏文进行文学创作。端智嘉被藏学界有当代藏族文坛的一颗明星美誉。（3）根敦群培，西藏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藏族著名的学者、诗人、翻译家、画家、历史学家、旅行家、散文作家。他的学术成就在藏族文化史上，独树一帜，享誉海内外。在藏区藏文课本上它的文章都是重点内容，有佛门奇僧的外号，晚年有妻儿。也是在闹市里折腾了很久后辞世的。还有，久格桑，东噶仁波切，齐阿培次丹平措等有非常多的知名作家，文学家。多数为僧侣。
扎西达瓦是我们在香格里拉遇见的一位司机。 初次见他，是在香格里拉开往普达措的大巴上，他穿着黑色的T恤，一条很普通的藏族黑裤，微微卷起的头发下是藏族人特有的黝黑脸庞，其中一双热忱又精明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右手无名指上有一个金色的大戒指。 上车后，他先是用藏语问候我们，甚至带着全车的人一起学了几句藏语，车子启动时，提醒我们不要睡觉，到站后没让我们马上下车而是事无巨细地给我们讲了许多注意事项，包括要不要租衣服，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再上去，甚至走哪条路的风景更好，还邀请我们有空去他家喝酥油茶。 总之，他成功让让我们感到舒心自在。 返程时我们也坐他的大巴，他还是很热情地向各位乘客道别。 乘客都走完后，我们还在商量接下来的行程。 我们想去依拉草原。 他主动说可以载我们，而且只要5块钱一个人。我在网上查过，滴滴快车要接近50块，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决定坐他的车。 “你们一共三个人的话，我用小车载你们把，小车停在那边，我去开一下。” 我们跟在他后面，脚步却显得很慢。 正准备上车，他却从后备箱拿出一些东西问“你们是要吃瓜子还是零食？” 我们忙说“不用了，不用了”，然后一窝蜂挤进后座。 “前面还可以坐一个人”他也上车了 我们连忙说“我们想坐在一起” 上车后我马上打开导航，关了声音，另一位朋友则大声打起电话来。 乘车期间，我们努力维持点对话，比如问他藏红花怎么卖啊，之前有个司机说是你爸爸，怎么那么年轻啊！他说他有两个爸爸，他们这里可以一妻多夫还可以一夫多妻，接着又说他15岁就结婚了有点早。 聊着聊着，他又拿出旺仔牛奶给我们喝。 我们齐摇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坐车的时候不想吃东西” 他没再说什么，继续开车。 没多久，他打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听不懂的语言，我们都安静地听着，他说得越久，越让人浮想联翩。 电话打完了，他把车停在一家小商店面前，停了车。 车内的我们面面相觑，谁都没说话，却都默契地保持着最高警惕，随时准备在最危急的时刻自救。 隔了一会儿，他从车窗外递进几瓶矿泉水，还有一盒口香糖。 我们把矿泉水拿在手里，没拿口香糖。 他则自己嚼起来。 “这怎么好意思呢，还让你给我们买水” 他则说“你们什么都不吃嘛，喝点水是可以的嘛” 我们笑着道了谢，却还是不敢打开水。 我们继续漫不经心地跟他聊着，终于到了目的地。 我们准备给车前，他说不着急，回来一起给吧。 我们下车后，他还跟着我们一起，说有他带着我们去买骑马的票可以便宜些，我们去的话只能按标价上给。 他的行为让我们难以拒绝。 买票的时候发现他们只收现金。他二话不说先帮我们付了钱，我们准备微信转给他时却发现微信里面没那么多钱，一阵折腾，有些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见状说不着急，待会再给也没关系，我们坚持先把钱转给他。 骑马时我们遇到了同是重庆人的游客，顺道问了一下她们的票价，是按照标价收的。 心里的大石落下了一点。 骑马回来，对在草原上驰骋的场景念念不忘，满心是下次再来的想法。却全然没注意到那个司机还在等我们。 注意到他时，发现他脸上的笑容竟是格外的淳朴。 我们说了一番客套的话，却从心底感激起这个司机来。 返程路上，我们敞开心怀跟他聊天。 他说你们开心最重要，这样将来带着家人来，还找他，想去哪里都能带我们去，甚至住宿都可以在他家里。 我们一路上都在感谢他，说他服务多么周到，是我们遇到的最贴心的的司机了。 他还是说我们开心最重要，还说“一辆大巴上那么多游客，一般只有三四个人愿意相信我嘛，你们就是这样的嘛！我叫大家去我家喝喝酥油茶，脑子转得快的都想我要收钱，我们不是那样的嘛，我们是不会人的，因为我们有信仰嘛！” 道别的时候，我们找他要了名片，上面写着扎西达瓦。 第二天离开时，我联系他能不能帮忙带点藏红花，他在开大巴，但欣然应允，托人从家里带到客运站让我们直接去取，拿到了再转给他钱。 离开的时候，我们都说，将来一定会再来的，来的时候还找这个司机，他叫——扎西达瓦。
与扎西达桑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1］蒋正冶：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述评2007(1)［2］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3］陈 辽：智谋精粹古为今用--读《“三国”智谋精粹》1993(4)［4］边 勋：论《三国演义》中智谋描写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价值［5］郭百秋：《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菊与刀》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却教会读者剥离看似匪夷所思的表象，将主观想法抛却一边，而通过日本文化的外在细节、表面现象，深入其肌理来观照日本的人生观。我们不妨将此看作欣赏日本文化图景的全新方式——不是把文化中菊和刀对立分开，区别对待，而是要站在远处，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看，互补地来看，那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并且显得那么自然而情有可原。一应该说，日本文化之所以然，都可以在其岛国地理环境的框架内得到隐约或间接的暗示。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论断，却为我们提供一丝理解其文化渊源的线索。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岛国，土地的有限、物资的贫乏，使那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为了生存，就要奋斗。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人都无法孑然一身，独立于群体而生存，合作分工比矛盾冲突更有可能生存下去。是故，日本民族的集体凝聚力由此产生。这似乎是一个人口与地理位置均不占优的民族所能摆出的一种反抗与自持的姿态，其背后或许隐藏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忧患意识。于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也就建构起来了——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即对于控制、命令与服从的信仰。在恶劣的外界环境中，这种等级制带来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秩序与安全：“日本人将这个严密等级体系视作安全和稳定。只要人们位于已知的界限范围内，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义务，那么他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 下同）这个民族就仿佛努力试图抓住手中的流沙般不确定的命数，将其固定、沉淀下来，让不可捉摸的世界（尤其是充满不可捉摸的灾难的世界）变得尽在掌控之中。这是日本民族的意志与强力。于是，日本式“各安其位”的社会等级观念，便是我眼中日本文化的“内核”。应该说，等级观念本身即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本，等级制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对客观外部环境适应的结果。所以，等级制的存在便有了合理性，甚至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等级即代表伦理，等级等价于正义。等级制不再仅仅是统治阶层的专制工具，它还许诺了秩序与安全，带来一套“正义”逻辑，并获得了合法性说明。而日本文化的其他枝节就催生依附于这种“各安其位”的理念，并渗透于日常礼节、辈分、年龄、性别等具体生活层面。故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社会高于自我。“集体力量是强大的”犹如一个信念，在集体社会的万丈光芒下，自我被照射得渺小、苍白而微不足道，自我精神空间亦被压缩。在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的集体中，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机器上的小部件，做着分内的工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集体意识”、“服从意识”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被社会所接纳，才会被自己的所属群体所认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界认可来实现的，他们借社会这面“镜子”看见自己。正因如此，日本人操持着过于严苛的自我监督，且尤其重视别人（尤其是强者、上级）对自己的评价。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本“耻文化”的思路了。“耻文化”有一个前提，即对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被其同化，而羞耻感就产生于对社会体制“越轨”的那个瞬间。如果所做之事不合规矩，就会被视为是“丢面子”。可见，它亦打着社会等级制的底色，“一个人培养自重是因为有社会的存在”（），这种外部约束具有权威性、绝对性。此外，日本人对集体如此看重，以至于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履行社会义务而存在的。而对于“情义”的看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一条锁链——他们自小便这条锁链套住，它划定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界限，并在意识萌动之初便加以灌输。就像“裹小脚”一般，长大后即使放了脚也无法复原成天然的大脚；日本人默认了这层枷锁的合理性，认为生来就应戴着这副镣铐，心安理得地被约束、被牵制。这是社会对个体的规训，日本人的集体价值观，犹如在新生儿的身上打下烙印，伴随着他的下半生而不曾消褪。“情义”便是等级制所滋润的伦理观，它弥散在日本民族沉重的人际关系中，如他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理所应当。而“情义”在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细节中，为日本人的人生观罩上了限制性的藩篱，在一些“情义”与“正义”的冲突较量中（如在战争中，屠杀行径被认为是对天皇的效忠），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在“道德困境”里作着困兽之斗。我们甚至可以透过等级制度这面棱镜，来分析日本看似“精神分裂”的民族性格。《菊与刀》中就有这样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描述——“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乍一看，日本人的性格确实自相矛盾，但不同的态度取决于不同的情境——而日本人所面对的是强者还是弱者，才是决定其态度的关键。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却在日本式等级观念的投射下，显得情有可原，有根有据，再正常不过了。二虽然日本人选择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有其合理性，但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实在太重了，就好似一片薄薄的面包上涂抹着一层厚厚的奶酪。这就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在恰当的时机给过紧的社会机制松松绑。在《菊与刀》中，作者罗列了日本人好酒、洗热水澡、性关系等日常生活片段，借以说明日本人乐于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对欲望不做过多的节制，“把肉体享乐当做一种艺术来加以培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是自我放纵的哲学，本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满足感官欲望的前提是要承担更重大的义务。这类“润滑剂”增加了严密体制的灵活性，而同时，肉体享乐与履行义务之间又是互不妨碍、彼此独立的“两个世界”，恰似天平的两端，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而除了艺术化的肉体享乐之外，日本文化中更重要、更具精神性的解脱之法无疑是自我修练，该书作者则将其比作“磨掉自己‘身上的锈’”。也许，正是贫乏的物质条件，使这个民族的生存智慧转向了精神领域，这种修炼具有强调精神的反物质主义倾向。可以想见，日本民族强大的自我克制能力一定需要对意志的修练。对于日本人来说，履行社会义务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也“感受不到自我怜悯和自我正义”（）；相反，他们对“诚”十分看重，认为如果一个人怀着诚心主动去履行对社会的“情义”，便被视为一个道德高尚、极有修养的人。这是完全认同社会体系、被其完全同化的结果，当人与社会的步调一致，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心境归于平和。此时，自我修炼的初衷也就达成了。我们可以设想，在人未受自我修炼之初，其内心想法与外界定位存在着某种“错位”，人的精神在进退两难的矛盾中游移着，因被撕扯而痛苦。于是，他们以禅宗为寄托，主张灭欲及消除自我，而其关键在于“专心”，也就是“心守一点”。人在专注于一点时，身心全然沉湎其中，也就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自我”就此泯灭，物我两忘，而臻于“无我”境界——这便是修道之人所渴求的境遇，“人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p373）。这更像是对外界强制力发自内在的巨大反弹，修道之人希望通过禅宗做到“心如止水”、“波澜不兴”，全然不受外界干扰，“像死人一样活着”；他们起码可以暂时卸下自我监视的千斤重担，不复受到“羞耻心”的胁迫，回归内心的宁寂。然而，我们亦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修身之法也黏附在严密的社会等级网之中。它默认了外在的社会强制力，而转向自我的重新塑造，不管是全身投入的诚意，还是“活死人”的心境，都是为了寻求在一个体制框架内“更好地生活”、“使心境归于平和，不再痛苦”，力图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非冲破、撕裂等级制这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于是，它本身也成为了体系中的一部分。三传统日本文化的等级观念在给日本带来稳定与秩序的同时，也具有潜在的、致命的危险。其中就包括与等级观伴随而来的强者逻辑，以及对个体的过度压抑与伦理观的弱化。日本人太注意社会对其个体所投来的目光。个人依赖于社会，同时被其繁杂交错的网缚住了，逃离不得。更可悲的是，日本人既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又离不开整套社会机器，被既定、成熟、僵化的社会体制所包围、吞噬。这里有一个“养鸟”的例子：“喜欢养鸟的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笼中的鸟儿即便放出去，也往往会飞回笼子。”（萨苏评注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遵守规则带来安全感，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个体就是一个无用的螺丝钉，丧失了自我定位能力，可轻易地被命运之轮碾碎。然而，当自我被过度压抑，其自身反思能力就相应减弱，而有赖于外界价值观的约束。在日本人看来，“耻是道德的根本”（），“非正义”来自于耻辱而非罪恶，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这种判别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解决这些恶的问题。”（），也许日本人认为，社会会代替他们思考，帮助他们解决“恶的问题”，而不需要渺小个体做出无谓而艰难的道德抉择——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社会体制本身也可以制造罪恶。而日本等级观念所造成的罪恶，在其对外战争中以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世界的“强者”们信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又怎会错过这一学习机会？日本人为其侵略活动所寻找的理由，不是“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而是“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也就是说，他们渴望在整个世界的“等级金字塔”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以“成王败寇”的逻辑力争上游，成为强者。“大东亚”共荣圈便是日本人精心策划、为自己“度身订制”的等级框架，在这一体系中，日本人自然作为最顶端的上等民族居高临下，而被其侵略的民族成了金字塔底层的“小弟弟”们，他们可以被任意践踏，因为他们是弱者。这符合日本的等级正义观。同时，日军士兵在战争中残忍杀害战俘与平民，不仅能在藐视弱者的等级观念中找到依据，而且在“绝对服从”的权威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士兵早已完全丧失了个人自我意识的反省与觉醒。有学者曾言：“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合”（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最终，日本沿着战争的轨道发疯似地前行后，驶进了自我毁灭的死胡同。结果与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与开始“赢得世界尊重”的愿望适得其反，日本连同被侵略的民族一样，受战火蹂躏后，终落得两败俱伤。而今天值得我们反思的，不单单是战争罪行与法西斯军国主义，还要重新审视渗透于日本文化肌理的等级观念。《菊与刀》的最后一章名为“投降后的日本人”，作者曾粗略地构想出日本可能的未来发展图景。在她的诠释下，“菊”与“刀”被注入了新的观念与生命力——“菊花不经线圈支撑和人工修剪照样可以保持秀美的姿态”，它象征着“一套比较自由、宽松的伦理体系”；“刀”的形象则暗示了“对自己‘身上的锈’负责，擦干净它……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它成为了“理想和自我负责者的比喻”（）。作者看出了文化的两面性，并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力图找到新的“平衡点”，而非将所有日本价值观与等级制度捆绑在一道，沉入历史的深渊。从这里，我们亦可感受到，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作者发自内心地相信“普世价值”的力量：她力图搭起一块平等的基石，以取代原先以不平等为代价的社会运转机制。四《菊与刀》的评注者萨苏，曾将此书比作新版美、日、中“三国演义”。中国人与日本人，在部分文化层面具有默契与共性，比如在“社会”与“自我”的关系、“好面子”等问题上，中国人与日本人往往能心领神会；而作为一个美国人，《菊与刀》的作者面对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往往要大费周章地分析研究，才能捕捉到一些头绪。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劣势反而会转化为优势，这位美国作者可以敏锐地捕捉到东方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或细节，同时站在新鲜、客观的角度，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解读，产生一种陌生化效应。于是，比较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而《菊与刀》带给我的启示还远非如此。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是一位人类学家，她开出了审视异质文化的两个条件，“硬心肠”（tough-mindedness）与“宽容心”（generosity）：前者表示要尽可能地抛弃偏见，去贴近异质文化，客观承认文化之间的不同，并且尊重差异的存在；而后者则要求包容这些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就能够产生一个动态的世界”（）。这个声音，回荡于二战后满目疮痍、遍地疾苦之声的世界，自有一种感化人心的撼人力量；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掷地有声。她展示给我们一种可能的姿态——即对待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或看法，可以不理解，可以不认同，但首先要尊重其存在的价值。正如书中所言：“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异乎寻常地宽容……对于其他生活方式的理解，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使自身获得愉快和丰富的经验。”（）这亦是本尼迪克特女士写作此书时的信念。
沈从文湘西小说研究论文
以前写过沈从文的论文，但是我觉得写沈从文的很难出新意，他的作品被研究的很多了，比如人性美、水意象等。如果按好写得话，我觉得可以从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着手，这方面比较好搜集资料，写得范围很广，相对来说比较好写。可以把重点放在他的一部小说（他的作品太多）探究它的悲剧根源，这样就比较深了。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四、结语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幅湘西特有的生活画卷，营造了一个个美丽的却被无情撕碎的梦境——这使得他的小说有较为浓郁的幻灭感。小说中的幻灭感主要体现在：理想的幻灭、爱情的幻灭、信仰的幻灭和美的幻灭，甚至是一个小小渴望的幻灭。这种无处不在的幻灭感与沈从文的出身及人生经历有关，他认为这源于生活中的偶然。这种幻灭感弥散在朴实清新的文字中，裹挟着巨大的悲剧冲击力，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 （一）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沱江镇人。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中出版各种作品70多种，500多万字。代表作包括《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代表作家，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文学大师文库”还是“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排行榜”，都将沈从文排在位于鲁迅之后的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及文学大师的行列。他也是一位享誉中外的中国作家，他的文学作品《湘西》、《边城》、《从文自传》等在国外有重大的影响，被译成外文在四十多个国家出版，并被美国、日本、英国等十多个国家选进大学课本。他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大师。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使其饮誉中外。在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小说中，他用梦呓般的语言描绘他所熟悉的世界，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幅湘西特有的生活画卷。这幅画卷是美的，山美、水美、人情人性更美，美得让人心醉；这幅画卷也是让人不安、痛苦甚至心碎的。正如何立伟先生所说：“他是要让人在这美丽的画图之外倾听到岩缝中生灵的叹息，正如在一帘秋色之外听到季节的悲风同落叶的低泣。”他用心营造了一个美丽的梦境，来寄放他对故乡、对自然、对生活的无限挚爱和眷恋。但他又清醒地看到了他所挚爱眷恋的一切正在迅速地崩溃消散，于是又不得不无情地将它撕碎，有些残忍，又有些无奈。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写道：“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阮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颓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士观。”他洞悉生活中的真善美假丑恶，洞悉生活中的变幻无常不可把握，这很自然地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在《三三》、《会明》、《贵生》、《灯》、《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阿金》、《夫妇》等小说中，我们都能感觉到充盈在字里行间的这种幻灭感。 （二） 沈先生湘西系列小说中的幻灭感，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理想的幻灭、爱情的幻灭、信仰的幻灭和美的幻灭，甚至是一个小小渴望的幻灭。 理想的幻灭：理想能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动力，给人以勇气。没有理想的人生是可悲的人生，有理想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最终又在现实中幻灭了则更可悲。沈从文很残忍：他让他笔下的人物去承受去经历了这种理想幻灭的痛苦。在《会明》这篇小说中，农民出身的老兵会明在讨袁战争中蔡锷的一次训话中树立了自己的理想——平时流汗，战时流血，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即“一面垦辟荒地，生产粮食，一面保卫边防。”于是，他将每一次战争看成是通向他的理想的途径，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战争警觉性和责任感。每当临战前夕，常常半夜醒来；战事一起，“他当真随了许多样子很聪明的官冲上去了”。然而，战争早已经蜕变成了一种军阀间的交易，其结果只是“流一些愚人的血，升一些聪明人的官“。会明的理想不但无法实现，他本人还被人当成呆子戏弄。他的理想也只能像他的三角旗一样，藏起来，“从不给人提及”，只“自己玩味”。因此，在凌宇先生的《想起了堂·吉诃德》一文中，凌先生将他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相提并论，认为他“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会明是可敬的，也是可悲的。在那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在那群世俗不堪的军士中，他的理想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幻灭。在《灯》这篇小说中，那个旧军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中兴一个军人世家，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他也无力改变现实。老主人的颓败、大少爷的消沉和小少爷的沉落让他经受了一个又一个理想破灭的打击。于是，他把希望转向了不是军人的二少爷身上，屈身为仆，悉心伺候，一心想在这个知识分子身上重新激发起昔日的豪华荣光，可最终这点理想又被二少爷给击碎了___仅仅满足于做点文章教点书的二少爷非但不能给他想要的豪华荣光，反常常认为他严重地干扰了自己的生活，对他心生厌恶不说，还老想将他逐出自己的生活。这个旧军人的理想终于彻底地被幻灭了，他离开了二少爷，到南京后再无音讯了。这个军人一辈子都想中兴一个家庭，可惜没有谁能够体察他的苦心，更没有谁能够圆他的梦，他、他的理想，也就只有在不断的幻灭中消散，不知所终。 爱情的幻灭：爱情无疑是这世上最让人心动的东西，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份甜美的爱情，渴望沐浴在爱的光芒之下，渴望享受爱带来的幸福。可沈从文又一次残忍地让我们缘着他的文笔感受了爱情的另一面：爱情幻灭的痛苦。《边城》中翠翠的母亲与屯防军人深深地相恋着，可由于不合于风俗最终只能以死亡代替爱情。同是湘西自然造化的翠翠也重复了母亲的不幸命运：在她与大佬二佬的感情纠葛中，爱情已失去其高贵的独立性，成为兄弟二人互表亲情的牺牲品：大佬托人说媒要翠翠不成后驾船下辰州淹死了，二佬念着哥哥的死亡不能释怀，加之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又赌气下行。只留下翠翠一个人孤寂地似有希望似无希望地等待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和翠翠母亲的美丽的爱情最终都无果而终，因这样那样的一些事幻灭了。在沈先生的小说《三三》中，我们也能感受这种幻灭：单纯可爱的三三带着懵懵懂懂的爱情的憧憬去看望住在堡子里养病的城里少爷，隐隐约约地做着成为城里人的梦，不曾想看到的却是病少爷的丧事，她“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她心中对爱情的隐隐的憧憬随着城里少爷的病逝幻灭了，虽然这种痛苦比不上翠翠的痛苦，但也足以让三三体味到梦醒时分的无奈、惆怅和挥之不去的失落。这种爱情的幻灭感在沈先生的行伍生涯中，也曾经经历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沈先生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是将自己的感受移至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通过这些形象来传达自己对爱情的幻灭的痛苦体验。 信仰的幻灭：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心理和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东西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识。在历史演化的进程中，统治者对统一和稳定的渴望常常会让他们想办法通过武力征服其他民族，而后又通过种种手段让被迫屈服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悲剧：某些弱小的民族往往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民族，被迫放弃自己的民族信仰，以求得自身的保全。在沈先生的小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七个苗人反对阻挠政府在苗村设官，失败后便躲进了山洞做野人。他们不交公款、不纳粮税、不属地保管辖，自食其力，以歌以酒以情爱为娱乐，以勤劳、忠实为道德，以公平公正为法则，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香格里拉和乌托邦。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维护苗人的特有的生活习俗和信仰，可不幸的是在最后一个迎春节和村人野性狂欢之后，他们的洞天福地最终被摧毁了，七个野人的头颅被挂在了税关门前的大树上了。其他苗人很快就忘记并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因为地方进步了”。信仰幻灭了，苗人的灵魂失去了依附，这个民族也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沈先生有四分之一的苗人血统，对苗人信仰的丧失有着最为沉痛的感受。这些民族信仰的幻灭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我们无法去估量，它带来的民族心灵的无依无傍大约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美的幻灭：曾有人说过：“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沈从文的小说就是这样来阐释悲剧的。他笔下湘西世界，山美，水美，人情美，人性更美。可这些美总耐不住世俗的摧残，最终消散幻灭了。在《边城》里，作者描写了湘西茶峒的青山绿水，古朴淳厚的世风人情，有“世外桃源”的意蕴，有“牧歌式”的优美情调。而在这美丽的山水人情中，翠翠的爷爷死了，大佬死了，二佬远走他乡，翠翠独自承担着痛苦的记忆和很可能没有结果的等待。《菜园》中，女主人玉太太“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的，富有林下风度”，儿子玉少琛“把诚实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儿媳妇更是美丽的“不适宜于做媳妇，住到这小城值得忧心”，还有那菜园，一年四季都栽种着各种菜蔬，后来还种上了许多菊花，很美丽。可这一切到头来都没能逃过地方上的戕害——儿子媳妇命丧黄泉，玉太太在痛苦孤寂中也最终选择了死亡。连那菜园都未能幸免于难，被“有势力的绅士”和“名士伟人”当成了寻欢买醉的“花园”。创造美的人死于践踏美的人的刀下，而残忍无赖的人享受着田园之趣。这种美的幻灭竟如此让人心痛。一个民族如果缺少对美的鉴赏能力，如果缺少对美的追求和向往，那这个民族将毫无希望。因此，沈先生用心用意地将自己笔下的东西雕琢的尽善尽美后，又用凿子将它击碎，让读者激愤不已。这样做就是把美的东西撕碎，以激起读者对美的追求和依恋，激起对撕碎美的恶势力的憎恶和痛恨。唯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理解美，欣赏美，维系美。 小小渴望的幻灭：沈从文真的很残忍：他让笔下的人物不仅要经受爱情、理想、信仰和美的幻灭，更要经受小小渴望的幻灭。仿佛唯有这样，才能让读者们深切地感受到生活中处处存在的幻灭感。在《阿金》这篇小说中，阿金怀中揣着“值六只牯牛的银钱”，想“换一个身体肥胖胖白蒙蒙的年纪二十二岁的妇人”。这是一个小小的很容易实现的渴望——只要将银钱交到妇人的婆家，就可以拥妇人在怀了。可阴差阳错，他受了地保的阻挠后，无意中走进了赌场，输的精光。那个“在本地出名的美丽”的妇人就被一个远方的绸缎商人给买走了。他的这个小小的渴望化为了泡影。《夫妇》中的新婚的小两口返回女家去看岳丈，因天气好，在一片花香鸟语想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享受一下夫妻间的快乐，却被好事的乡人当成奸夫淫妇捉住，受尽了羞辱折磨，连这样小小的愿望也未能得偿所愿。那些好事者把他们捉来，兴奋地围观，汉子们“俨然有一种满足”，女人们发泄着“极不甘心”的妒意，连小孩子也从“打人”中补偿了“挨打”的损失……人们毫无感情的戏弄和践踏着这对可怜的夫妇。他们的小小愿望没能实现，反招来如此的羞辱，唉，不得不让人唏嘘。 沈先生写这些幻灭并不是要将我们推向绝望，而是想借此让我们反观自己的生活，从而去创造美、维系美。 （三） 沈从文湘西题材系列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幻灭感跟他的出身和人生经历有关。沈从文出身与一个湘西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曾做过云南昭通镇守史和贵州总督，而后来家道衰弱，十四岁即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描述了他二十岁以前在湘西的生活环境：“清乡”士兵遭当地人冷枪袭击，大量乡民旋即被抓来砍头示众；杀人不眨眼的山大王转眼间在世界上消失，而下令杀他的司令官三年后即被其部署用机关枪击毙；沈从文的部队在怀化杀了几千人，一年后又在湘鄂边境全军覆没……他所经历的青少年时代处处充满了人生的无常与幻灭感。后来，他走进都市，求学失败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由此走上了文学道路。可都市不容他这个“乡下人”，文学界更不容他这个以“第三条路线”逍遥于主流之外的作家。在重重的阻碍和深深的绝望里，正处于创作高峰的沈从文永远地停止了他在文学天空的翱翔，退出了文坛，改行从事文物工作。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中，沈从文经历了许多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次次地感受的了人生的荒唐、无奈和无常。因此，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创作中，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也笼罩上了这种幻灭感。他在晚年对自己的人生也曾这样感慨：“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①沈从文认为正是由于人生有许许多多的不可预知、不可把握的偶然，才有了那么多的逃避不了的幻灭感。沈从文有“偶然”＋“情感”的人学模式，“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② 《边城》中处处充满了偶然：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而翠翠却对二佬情有独钟；出乎老船夫意料，那让翠翠梦中浮起灵魂的歌不是大老而是二老所唱；大佬因爱情失意坐船去下游，虽水性极好却被淹死；雨夜里白塔突然倒塌，老船夫静静死去。这不经意的一个个偶然最终让翠翠的爱情理想陷于虚无幻灭。《贵生》中的贵生一生想娶金凤为妻，金凤对他也有意，就连杂货店铺老板也对他暗示过：“贵生，你想不想成家？你要讨老婆，我帮你忙。”贵生也“热米打粑粑”，上城里同舅舅商量终身大事。舅舅极高兴，把“连年积下的二十块钱给贵生接亲用”，二人还上街置办了一大堆礼物准备返回家向金凤求亲，眼看金凤就要是他的人了，然而这期间，城里来的四爷无意间瞥见了金凤，说动了五爷找个“原汤汁”来冲一冲运气，结果五爷就先他一步将金凤娶走了，就要到手的幸福又成泡影。《阿金》中的阿金本来可以顺顺利利的将那个妇人娶到手的，可遭地保阻拦了一番后就溜进了赌场输个精光。一个小小的偶然使他丧失了一个美妇人。《菜园》、《三三》等一些湘西系列的小说也都充斥着各样的“偶然”，正因为这样那样的“偶然”，才有了那无处不在的幻灭感。 （四） 尽管沈从文小说中有较强的幻灭感，展示着人生的苦痛与无奈，但表达方式却是沈从文式的温和。他曾经说过：“写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要有一滩血一把泪”。于是，他使生命之重化为一唱三叹的轻，将人生沉重的透不过气的悲哀和难言的苦痛化作梦一般的美丽轻盈，将自己的人生幻灭感连同悲悯、愤怒和谴责都沉潜弥散在朴实清丽的文字背后，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美的东西被摧残毁灭的强大的悲剧冲击力，心灵受到强烈地震撼和叩问，从而更深刻地审视我们的生活，审视生活中的悲剧。《菜园》这篇小说便是如此：这个故事显然是一个悲剧，然而，在沈先生的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鲜血和眼泪，更看不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哭哀号，甚至对儿子媳妇惨遭杀害的场面也不忍心向读者呈现，只是寥寥数语轻轻的带过。写母亲的悲痛也只有一句：“主人对花无语，无可记述”。文字显得从容、平淡和清丽。这并不是感情的麻木和冷酷，也不是对这种血腥的回避和掩饰，在这不露声色的叙写中，实际上奔涌这作者强烈的悲愤和悲悯的。在《夫妇》这篇小说中也是如此：作者将自己沉潜在文字背后，只是很客观地写了这对夫妇被村民捉住后村民的种种反应，没有谴责，没有愤怒，连有明显感情倾向的一句话也很难找出来。但我们在阅读中能处处感受到这没有爱，没有童心，没有人情的乡村的无聊、世故与残忍。这篇小说实现了沈从文先生的“用矜慎的笔，做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感情”③的写作原则，以人物自身的性情心态言行举止去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避免了作者品评、打乱甚至扭曲叙事的节奏，使作品保存了那份“朴素的美”。这种沈从文式的温和表达，使得文章更富有个性色彩，更富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也成就了沈先生在文坛上的大师地位。 （备注）这是我在西北大学参加论文答辩的一篇论文，稍微改编了一下，发在这儿，愿和喜欢沈老先生的文友切磋！
小说研究论文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扎染研究方法论文
染色是扎染制作技艺中的最后工序，直接关系到扎染作品的成败，扎染艺术的独特韵味和魅力取决于染色中出现的“偶然”效果。正是由于染色中“偶然”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扎染艺术产生其独特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则造成染色困难，使得扎染染色成为扎染技艺中的最大难点。本文通过对扎染的染色方法，纹样控制，套色色彩控制三大技术与方法问题的研究，力图控制扎染染色效果，使染色“偶然”转变为可控制的“偶然”。 扎染又称为绞缬，撮缬 。作为最原始 手工 印染方法之一的扎染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扎染制品色彩绚丽斑斓，而不俗气，造成型朴素自然，又极富韵味。 扎染的魅力在于其表面效果的偶然性，色彩的色块与色块之间的偶然，造型的完整与不完整之间的偶然。 所有的一切似乎均出自于信手拈来的偶然，任何一件作品都无法复制。因而扎染及扎染技巧对于普通欣赏者来说具有一定神秘感。 然而扎染毕竟是一种简单的 手工 印染技艺，其 染色原理是通过绳，线等对织物采用紧固的扎结，系捆，缝缀等手法进行“防染”，由于扎结施加给织物外力的“防染”作用，使织物产生奇异的染色花纹。 扎染 手工 操作的特性决定了其与工业化机器印染的区别，即生产周期长产量少，纹样难以控制，特别是染色控制困难较大。对于扎染这种纯 手工 操作的染缬技艺来说，可谓三分功夫在半成品的扎制，七分功夫在于染色的控制。在扎染制作中，因染色不当而导致成品报废的事情是数不胜数的，是每一位扎染制作者所经常遇到的头疼问题。因而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扎染制作成败的关键。 尽管扎染染色控制的困难较大，问题较多。实际上通过深入的观察探索和认真的研究总结，扎染的染色仍然是具有规律可循的。扎染染色过程中不外乎出现这样一些问题： 1、染色深浅不一，色牢度不够。 2、纹样染色难以控制，破坏纹样的视觉传达。 3、套色的色彩关系难以控制，色调不够统一和谐。 针对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在扎染实践中积极开动脑筋，不断积累经验，寻找对策，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染色规范化，提高染色质量 扎染染色实际上由染料的选用与染色的方法两方面构成。 A、染料的选用 医生用药须对症下药，扎染染色同样必须根据扎染的面料及扎染的扎结方法来选择合适的染料。随着现代化学工业飞速发展，染料的新品种不断出现，质量也不断提高。这也给扎染染色带来了更多的选择。现常用染料有：直接染料，酸性染料，活性染料（K型，X型，KD型等），纳夫妥染料，植物染料，涂料等。扎染染料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扎染染色的成败。现列下表以资参考： 扎结技法采用面料染色工艺选用染料 针缝扎法棉；麻织物；粘纤织物冷染活性染料，纳夫妥染料 针缝扎法真丝；羊毛织物冷染活性染料 自由扎法，折叠扎法真丝织物；羊毛织物；锦纶织物热染直接染料 自由扎法，折叠扎法真丝织物；羊毛织物；锦纶织物热染酸性染料 综合扎染法棉织物；麻织物，粘纤织物冷染，热染结合。活性染料，直接染料 综合扎染法真丝织物；羊毛织物冷染，热染结合活性染料，酸性染料 B、 染色的方法 现代染料工业发展迅速，新染料层出不穷。限于篇幅现仅介绍扎染染色工艺最常用的三种染料：直接染料，活性染料，酸性染料的配制与染色法。其它染料的染色工艺请参阅有关专著。 染色中均需做到以下几点： 1. 染色前应将扎染半成品用清水浸泡5～10分钟。直接染料染色前需用脱水机均匀压干备用 2. 浸染中应不断搅扎染半成品，使之染色牢固均匀 3. 加染色助剂（食盐，磷酸三纳，纯碱等）时应将被染物捞起，以免染色不均匀。 染色工艺流程： 1、用温水调和染料，加热溶解后投入已加纯碱的染锅中搅拌均匀，加热至30度。 2、将清水浸泡过的被染物稍加脱水后投入染液。 3、10分钟内升温到60度，加入一半元明粉溶液，加热到90度，续染20分钟后加入另一半元明粉溶液，最后在15分钟内降温到50度。 染色完毕，清水淋洗被染物，拆结整理。 控制纹样染色，艺术的传达纹样的视觉效果。 染色时几乎是“盲人摸象”，只能是染到哪儿算哪儿，染好染坏全靠运气，当然能否使不可控制的“偶然”和“运气”，变成可以控制的“偶然”和“必然”？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只要在制作步骤中的“扎结”前加上一个小小的步骤“标记”即可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扎染制作的全部的过程： 创意设计 草图缝缀 系捆抽紧 扎结配制 染液局部 套色漂洗 浮色拆结 固色漂洗 浮色熨烫 整理 不要小看小小的步骤，它将确保你的劳动取得应有的回报。否则没有这个步骤你所做其他一切努力可能都会随着染色的开始而淹没在染锅中。那么如何操作这个步骤，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在需要套色的纹样局部做上“记号”即可。如图： 如图所示，只需在“蝴蝶”A、B、C、D、E、F部位用铅笔标示ABCDEF做上“记号”或用彩色粉笔在对称部位作出“标记”。这样在扎结好半成品后进行染色时，我们便能依靠这些“标记”识别纹样的每一个细小的局部。染色中，先对这些局部进行套色处理，然后根据需要对局部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最后把其投入染液统一色调。 通过这样的处理，我们便能够完全控制纹样的染色，使纹样完整地传达其视觉形象，展现纹样的艺术表现力。使我们不再为染色的“偶然性”所控制，而是我们完全控制纹样染色的“偶然性”的发生。 当然，对于“蝴蝶”这类完全对称的图案，也可以通过处理取得完全对称的扎染纹样。方法是：扎染扎结前，根据纹样的对称轴折叠纹样（面料），然后对双层面料进行扎结。通过染色便能取得完全对称的扎染纹样。 扎染的染色好比是一场“智力竞赛”，既需要扎染制作者掌握牢固的染料染色工艺知识和全面的扎结技巧，又需要制作者在染色过程中灵活机动，勇于探索， 处理好染色中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问题。扎染染色在我看来应该是一场在制作者控制之下的人与染料的染色速率与扩散速率的较量。
一、白族扎染是传承了千年的民族民间手工艺，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商品属性，更在于它的文化属性和历史属性。扎染的商品属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受到了国内外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交换价值在稳中呈缓慢上升趋势；使用价值也是有口皆碑的，不仅在大理在云南的公共场所，例如各级政府、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厅、会客厅，机场码头车站大厅、候机候车候船室，大型展览（播）室等都能见到白族扎染美丽雅致的倩影，而且在首都的许多重要场所，例如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都有白族扎染的古朴典雅的装饰。不仅在大理几乎家家都有扎染的布帛制品或是布画，而且用白族扎染缝制的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在国外早已风靡，有一件白族扎染的衣物，是国外人们的一种时尚，人群穿着白族扎染衣物成了一条靓丽的风景线。二、白族扎染既然是传承了千年的手工艺品，既然是代代相传的手工艺品，那么，扎染就可以说是一幅艺术作品，它的制作者就是这艺术作品的作者。任何艺术家总是要将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心态倾注到作品中去的。从总的情况上看，扎染是白族千年传承的作品，它就承载着白族千年来的理想和喜爱，承载着白族，尤其是白族妇女的心理状态及其发展轨迹。从各别个例的扎染看，因为扎染者的不同，她们的理想、心态，以及对自然的取舍，取舍后对图案图样的设计处理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每一匹（一件）扎染都不可能完全雷同。所以，每一幅（件）扎染，都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都是一件研究白族千年心理理想的实物，都是研究此件扎染作者艺术思想和心态的珍品。三、白族扎染的布料历史上一贯使用的是农村妇女自织的土布（虽然现在已经很少纺织和使用了），它的扎花是唯独白族才有的，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手工工艺，它的浸染流程从染料的采拮、制作、浸染、漂晾又都是唯独白族别具一格的制作法。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白族扎染是白族民族性的一个载体，它寄托着白族的民族理想和情趣，它是了解白族民族性的一道靓丽而明亮的窗口。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白族扎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一种具有文化价值和民族价值的商品，它的文化和民族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传统，丢失了传统，也就失去了它值得珍重的价值。四、用文化剖析扎染上的图案图样。先说扎染图样的底版，也就是扎染的基调。白族传统扎染的底版全都是靛蓝色，这一方面是与扎染的染料取自苍山有关，但苍山上还有许多其它色彩丰富的自然染料，白族的先民们却偏偏选择了靛蓝色，这决不是一种偶然。蓝色的天，蓝色的海，蓝色的山，宁静而和平，造就了世世代代在苍山洱海生活的白族人民宁静和平的心理素质，也造就了白族人民对蓝色的特别喜爱。可以这样说，蓝色是白族传统审美意象的基调。蓝底上起白花（花式、花样、图案、图样）是扎染的特色。这白色固然是扎染工艺所决定的，但也决不是一种偶然的选择。洱海碧波荡漾，浪花绽放；天宇苍空浩渺，白云悠悠；沙鸥海鸟同浪花嬉戏，苍山雪峰与长空共舞，白云、白雪、浪花，陶冶着白族人民的情操，喜白、爱白，以白为净，以白为尚，以白为美，成了白族人民的又一传统审美意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天地陶冶一方人的情操，一方山水培植一方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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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传统扎染工艺与现代数码技术结合的创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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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浅谈酶催化技术在印染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61.西南少数民族染织艺术中的色彩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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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河北民间传统染织工艺现状及发展策略
64.台湾花布与山东民间彩印花布的艺术特色对比及应用研究
65.浅析唐代织锦装饰纹样的艺术表现形式
66.洗礼中重生--谈传统染织艺术的现代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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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中日染织花卉纹样研究
77.民间染织遗产：就地保护就近研究
78.地域文化背景下高校旅游纪念品设计教学探索--以湘西染织艺术为例
79.湖南传统染织艺术融入室内设计主题空间的教学探讨
80.湖南传统染织艺术资源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运用与创新
81.高等院校染织纤维专业教学模式设置与设计大赛互动实践研究
82.天门蓝印花布设计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83.佩兹利纹样在现代家纺设计中的装饰研究
84.中国民间图案色彩的抽象表现
85.染织专业实验教学创新探索
86.我国印染织物产品标准与服装产品标准的差异
87.后申报时期民族传统工艺保护与传承的忧与思--以海南黎族纺染织绣工艺为例
88.丝织物印花中仿蜡染图案设计及工艺的研究
89.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植物染料及其文化内涵
90.从敦煌藻井图案谈现代染织纹样设计
91.服装面料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仿生设计
92.手绘技法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使用
93.蜡染的审美特征及其图案构成特征研究
94.医院社会化洗涤污染织物收集转运过程中医院感染质量控制
95.基于数学图形的染织图案设计研究
96.国际旅游岛背景下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海南黎族纺染织绣工艺为例
97.理性色彩与感性色彩在染织设计中的统一
98.软雕塑艺术语言对我国纤维艺术教育的启示
99.海南纺织史若干问题的探讨
100.可溶PVA伴纺高支纯棉色织面料的生产工艺路线
101.关于纤维艺术设计教学的思考
102.论佛教文化影响下的我国古代染织纹样
103.地域文化主题的染织旅游纪念品设计探讨
104.浅议市场需求对高校染织设计教学的影响
105.基于数字化技术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工艺为例
106.染织排水对日本青鳉幼鱼和胚胎的毒性效应
107.染织艺术设计专业素描教学改革的思考
108.染织艺术设计专业色彩教学改革的思考
109.地域文化主题的染织设计研究
110.论苗族服饰中龙纹图案染织绣技艺之美
111.染织艺术设计新论
112.关于染织专业学生手工台板印花实践的思考
113.染织美术教学中设计要素浅论
114.从材料的运用看中国染织工艺的发展
115.齐国染织工艺及对后世的影响
116.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117.浅论中国传统染织中的生命树纹样
118.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119.染织设计中的中国画元素
120.作业成本法在染织业的推广与应用
121.手工染织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