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论文参考文献

加缪的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

1932年，他在《南方》（Sud）杂志上第一次发表随笔作品。1933年，他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

1937年，加缪就出版了随笔集《反与正》，第一次表现出自己思想的锋芒。他的随笔涉及到了人在被异化的世界里的孤独感、人面对自身的罪恶和死亡威胁时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等等。1940的冬天，加缪带着妻子离开沦陷的巴黎，来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教书，在这里一共住了18个月，正是这一段生活，使他酝酿出《鼠疫》。

1942年，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开始为《巴黎晚报》工作，然后在伽里马出版社做编辑，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

1954年春天，《夏天》出版。10月4、5、6三天，他前往荷兰作短暂旅行。这是加缪唯一一次访问这个成为他的小说《堕落》（Lachute）发生地的国家。

1955年3月，《一件有趣的案件》上演，改编自Dino Buzzati的作品。4月，访问希腊。5月到转年2月，为《快报》写专栏文章，评论阿尔及利亚危机，所有文章以后，以“ActuellesIII”为题结集出版。

1956年，阿尔贝·加缪发表了中篇小说《堕落》，还出版了包括6个短篇小说的集子《流放与王国》。

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44岁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加缪因此成为了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959年《鬼怪附身的人》上演。同时，加缪千方百计想实现一个渴望了许久的梦想：成立自己的剧团。

1960年1月4日，加缪搭朋友的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去巴黎，途中发生车祸，加缪当场死亡，年仅47岁。在他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还有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第一个人》。

[法]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

《局外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的长篇小说，是这位法国存在主义作家的代表作之一，也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流行度最广的文学作品之一。《局外人》通过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位寻常的年轻职员，终日麻木地生活在漫无目的惯性中，某日去海边度假，卷进一宗冲突，犯下杀人案，最后因“他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流一滴泪”的理由，被法庭判处死刑的故事。

加缪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局外人》《鼠疫》《堕落》（《坠落》）《快乐的死》《第一个人》（未完成）。短篇小说：《成熟的女人》《困惑灵魂的叛变》《沉默之人》《宾客》《石头在长》《乔那斯或工作中的艺术家》。戏剧：《卡里古拉》《修女安魂曲》《误会》《围城状态》《义人》《附魔者》。散文、评论集：《反与正》《婚礼》《反抗者》《夏天》。

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1913年11月7日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法属阿尔吉利亚，父亲是欧洲人，母亲是西班牙血统，自己却在北非的贫民窟长大。1942年，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他开始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在这个时期，加缪不躲避任何战斗，他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也援助西班牙流放者，又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如小说《局外人》、《鼠疫》，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和长篇论著《反抗者》都在这个时期出世。1957年，他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年）、《卡利古拉》( 1945年）、《戒严》（ 1948年）和《正义》（ 1949年）等。除了剧本，加缪还写了许多著名的小说。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该作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在欧美产生巨大影响。I960 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

导语：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阿尔贝·加缪简介，最后与萨特决裂。

导语：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阿尔贝·加缪简介，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

关于加缪的毕业论文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法国巴黎的富裕阶层家庭。父亲让-巴浦蒂斯特·萨特是海军工程师。在萨特1岁零3月去世。四岁时萨特由于角膜翳导致右眼斜视。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来有些丑陋。母亲是安-玛丽萨特(婚前姓史怀哲)在萨特父亲去世后带着萨特前往阿尔萨斯，在做法文教师的外祖父家里生活，尽管他日后排斥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里的知识氛围让萨特在写作和文学上受益很多。而据说他读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萨特最初在蒙田公立学校上学，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长让萨特直接上8年级(最低年级是10年级预备班)，但很快以基础太差而被要求从10年级开始就读。祖父则在一气之下让他退了学。请老师在家给他上课。这使得萨特接触同龄人的时间被推迟了几年。10岁萨特进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学校，后来转到了拉罗舍尔公立学校，3年后，他又随外祖父重新就读亨利四世学校。在就读了2年后家里让他转到了路易大帝学校。因为后者的文科预备班可能要好。不久萨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攻读哲学。在这期间，萨特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这对他后来有了不小的影响。巴黎高师每年的戏剧演出活动，这使萨特开始重新对戏剧喜好起来。并写了他的第一个独幕剧《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萨特在大学期间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在巴黎大学就读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后来被称为萨特的“终生伴侣”。当时他们都在准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1929年，萨特萨特在一个气象台里服兵役，为期1年半。1931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La Havre)，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1933年，萨特前往柏林，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或译《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1936年又发表了《影像论》(或译《想象》)(《L'Imagination》)这是萨特对现象学研究后的论文。1936年萨特完成了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稿。萨特将它定名为《忧郁》，起初这篇稿子被出版社拒绝。后又几经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出版社终于又重新接受了这份作品。但名字建议改为《恶心》（Nausea）。1938年4月，《恶心》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虽然不是特别畅销，但评论界反应不错。有人把萨特和卡夫卡相提并论。称他为法国的卡夫卡。萨特认为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书。在小说《恶心》出版之前，萨特得到了出版社的几个短篇的约稿，于是《墙》、《艾罗斯特拉特》和《不自在》相继发表。而《房间》和《亲密》也都接近完稿。伽利玛出版社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艾罗斯特拉特》、《墙》等其他几篇已经发表的小说合在一起，作为小说集《墙》出版。这本小说集非常受欢迎。萨特也真正的开始有名气起来。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萨特在波尔伏的陪同下到指定地点集合。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被派到布鲁马斯，成了气象兵。他的工作是把观测到的风向通知炮兵连。其他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写作，1940年6月21日，萨特随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时被德军俘虏。那天是萨特35岁的生日。在萨特被俘几个小时后，法德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这种偶然性和荒诞戏剧般的在萨特身上重演。萨特开始被关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的巴卡拉。8月中旬时，他们被运到德国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战俘营期间，萨特读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撰写、组织了话剧《巴理奥纳》。最终他以眼睛有疾病根本不可能打仗为理由，使德军军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并逃出战俘营。萨特回到巴黎后创办了一个抵抗组织。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起初萨特想和其他抵抗组织联合起来，但却被当作是是德国奸而拒绝。1941年萨特解散了这个组织。但在这两年后萨特又获得了信任，重新加入了抵抗组织，为《法国信使报》和《法兰西文学》做工作。

一、关于我与加缪说起加缪，最大的光环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了。年轻时也曾拜读过他的小说，总觉晦涩，导致我至今感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阅读之艰难，不得大段清闲，不敢轻易翻看。等年纪稍大，又喜猎奇，对于加缪和萨特之爱恨别有兴致，至于当读到加缪《西西弗神话》才觉思考之事，当时时勤勉方得根底，追奇逐异乃本末倒置之事。特别对于哲学，哲学之美不在八卦抑或吹嘘，而在于某一刻顿悟的感动，是一个求是和求所以是的过程，以上是一点我自己的浅显见解，来源于读加缪作品百思不得解时的感触。二、关于《西西弗神话》《西西弗神话》讲了一个故事。在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得罪了诸神，诸神罚他将巨石推到山顶，然而，每当他用尽全力，将巨石推近山顶时，巨石就会从他的手中滑落，滚到山底。西西弗只好走下山底，重新将巨石向山顶奋力推去，日复一日，陷入了那永无止息的苦役之中。《西西弗神话》和加缪的其他作品一样，我们仅仅把加缪的文学家面具放在眼前，总会觉得艰深，难以理解。此时，如果我们把加缪的哲学家面具拿来一并看，便会发现读加缪，要知道他的哲学前提——人生是荒谬的。三、关于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加缪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我并不喜欢这么称呼他。所以在此不讨论存在主义，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我只想谈论关于我感动的一个句子。首先，我们要把人生是荒诞的这个大前提放进去。这是我们理解所有的关于加缪一切文字的根本。我们可能不理解，关于死这个话题。其实关于死亡，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思索，我们每个人会有各种不同的人生路要走，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每一步都在走向坟墓。但是死亡很遥远，我们很少会去想各种恐怖的飞来横祸夺走我们的生命。我不想定义死亡，它是如此神圣。人类之所以区分于动物，是我们可以意识到有一天我会死去。只有了解到人生的有限性和短暂，我们才开始思考所谓意义和价值。人一旦无限，便什么也不存在了。所以，死亡是一切思考的基础。而哲学是思考思想的思想。然后，自杀作为一种特殊的死亡，他是那么的迷人与神秘。自杀为什么会成为最严肃最唯一的哲学？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荒诞的世界中，唯一的权力就只剩下自杀。四、自杀关于自杀的论述太多了，其中涂尔干的《自杀论》像一颗天空的启明星一样一直闪烁和照耀着哲学之路，虽然它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任何或许疏远于社会的人会觉得生命毫无意义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任何过于看重自己与社会之间纽带的人会失去自己独特的个性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加缪从来未曾去催促人们自杀，而是讲关于如何否定“死亡”，来寻求生的思考，颇有向死而生的意思。是想更好的生，所以死。五、关于抗争加缪最可贵在于他在那个时代中并没有落入宗教的深渊。他知道当时所以一切现实的苦难彷徨迷茫，可是他没有求助于来生和彼岸，宗教注定是一条弯路，并不拯救人，只是搁置争议而已。加缪自杀作为他的哲学信念当中最重要的主线，是他本身把自杀作为一种对抗他理解的荒谬世界的最直接办法。就好像庄子忘了自己的存在，化作蝴蝶。但《西西弗神话》中却给我们了一种基于自杀不同的尝试，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的一生都在把巨石推到山顶，可是它会滚下来，但是我还会把它推上去，我知道他会滚下来，我不在乎。我用我的方式拯救世界，而原点是自杀的哲学。我想，我们的世界和加缪的世界虽然在不同的时空，但是荒诞的本质相同，除了自杀属于我们自己，还有什么？那么，让我们从这个远点开始，抗争。哲思&人物征文2018

加缪论文的研究方向

一个纯粹诗性的人，拉美的文学家通常都是很有诗性的。六个诺贝尔文学家得主，三个是诗人。加西亚.马尔克斯虽不是诗人，但他的作品是有诗意的，更像诗，这是拉丁美洲所特有的文学。加缪的文学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马尔克斯的，想更好的理解加缪就先深知马尔克斯吧。

法国二战后有两位号称"精神领袖"的人物，一是萨特，一是加缪。在这两个人中，中国人更熟悉萨特，在八十年代，他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而加缪则知道了解的人要少得多，其实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加缪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不多，而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和魅力仍然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加缪的小说最有名的要算《局外人》，《鼠疫》，哲理随笔有《西西弗斯神话》，《反抗者》。1913年，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工人家庭，是家中的次子，一岁的时候，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母亲和外祖母养大，家境贫寒，在他的随笔《反与正》中，对童年生活有不少描述，自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从事过各种职业，主要是记者，青年时参加过共产党，后因不满党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被开除。二战期间来到法国，出版了《局外人》，一举成名。而后，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参与《战斗报》的编辑工作，成为法国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拒绝了法国政府颁发的勋章，因为他觉得死去的战友更应当取得这样的荣誉。战后，他出版的《鼠疫》引起轰动，成为法国销量最大的书籍之一。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他死于车祸，年仅47岁。人道主义思想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斯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斯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二元对立加缪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直接作为书名如反与正，流放和王国等，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拯救，阳光和阴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加缪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阳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加缪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从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但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成为意义之源。在美学的意义上，则是用简单，毫不修饰的语言产生让人困惑的效果，这在《局外人》和《堕落》中最为明显。存在主义加缪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吗？加缪一贯反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存在主义的标签，但是，在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颁奖词中依然称他为存在主义者，这说明存在主义绝非空穴来风。我认为加缪是存在主义者。理由如下： 1、存在主义不是一种理论体系严密的流派，而是一种包容了各种各样思想的一种思潮，在各种公认的存在主义思想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那么判断某种思想是否属于存在主义就不应该看它们是否有相同的方法论和公理预设。存在主义反映的是人面对世界感到的一种情绪，孤立无援，个人承担无意义的世界，荒谬而没有尽头，人处于一种"被抛"的境地，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别只在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就象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的，"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1，星期2，星期3，星期4，星期5，星期6，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样的节奏周而复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浮现在意识中，一切就都从这略带惊奇的厌倦中开始了。'开始'，这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在机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开启了意识的运动。"⑴在加缪的作品中，对于存在的恐惧，荒诞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存在主义的重大主题在加缪那儿都有表现，而且用的是存在主义的方式。 2、加缪不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不是萨特的专利，况且萨特也曾经拒绝过存在主义这个标签。加缪反对存在主义这个标签主要也是为了和萨特划清界限，因为当时的舆论界基本上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就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加缪与萨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点，尤其是荒诞的思想，和面对荒诞的态度，虽然加缪不强调自由选择。俩人的分歧主要是对待革命和历史，以及对苏联的态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萨特战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加缪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主义。萨特是个哲学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缠绕，抽象得多，加缪的哲学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直接体验，这一点在加缪的散文里体现的最为明显，他深深热爱的阿尔及利亚对他而言就是这种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话和存在与虚无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这种不同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分歧上，而是表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同样是荒谬，萨特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说明你不可能不荒谬，而加缪却说，我就在这儿，这就是荒谬，萨特的荒谬意识来源于书斋，加缪可能则来源于山顶上的一阵风。 3、两者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萨特强调行动，而加缪老在犹疑不定，在他的小说中，除了鼠疫外，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局外人》中，更为明显。这本书在二战中出版，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本书出得是不是时候的疑问，莫尔索和加缪亲自投入的抵抗运动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而强调了行动的《鼠疫》，我却认为写得不好，和《局外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在深刻性上差一些，虽然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缪和萨特都反对虚无，宣扬反抗，然而加缪的反抗和萨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缪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怎么想，有点精神胜利法的味道，但这种办法使反抗成为一种绝对可能的东西。而萨特恰恰相反，不在于你怎么想，而在于你怎么做。加缪的英雄西西弗斯和萨特的英雄奥莱斯忒（Oreste）⑵是两种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人几十年的友谊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后，加缪和萨特的矛盾发展到顶点，以后他们至死未再见面。加缪离开人世已经有三十七年，当年的纷纷扰扰不再，我们也能以更超脱的方式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方式，回答他在近半个世纪前提出的种种问题，我们也会对他那些谜一般的作品有种种猜想，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想象将加缪置于我们思考的视野之外。 ⑴加缪，《西西弗斯神话》，《加缪全集》，随笔卷，七星书库丛书，伽利玛出版社，106－107页。 ⑵萨特的戏剧《苍蝇》中的主角。

加缪的思想的思想主要是存在主义思想.我个人认为《局外人》写的好一些,主人公莫尔索是天才或疯子,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但是他是一个反抗社会,反抗常理的人.如开片“今天,妈妈死了。”紧接着就是一转:“也许是昨天……”多么生动的描写啊!我认为加缪是一个唯我的人.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斯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斯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他还有一本自传性小说《第一个人》译林也出过,你也可以看看,对于了解他也有帮助.

生平简介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之一。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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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整个艺术就是迫使读者再读一遍。他的作品，结尾，或结尾的缺失，都包含了某些缘由。但这些缘由并不是以明晰的语言写在书中，读者需要从另一个视角重读故事方可体会这些看似合理的东西。有时，同样的文本还可能有两种不同的阐释，进而需要读者阅读再三。这是作者想看到的。然而，如果有人竭力咀嚼卡夫卡作品中的种种细微之处，那就走上了歧途。象征总是泛泛而言，无论它的字面翻译多么精确，艺术家也只能还原出它的动感而已：逐字逐句的释义是不存在的。而且，最难理解的某过于一部象征作品。一个象征往往超越了使用者，并且事实上让他在无意识中表达了更多内容。这一点上，要抓住象征意义，最确定无疑的办法就是不要去触发意象，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态度阅读作品，更不要试图寻找文中隐藏的暗流。卡夫卡的作品尤为如此，因此不如接受他的种种规则，一如由形式理解戏剧，从表面理解他的小说。

对于较为随意的读者而言，这些戏剧小说乍一看，似乎描述了种种令人不安的游历，那些浑身战栗却不知疲倦的人物随着故事的发展，试图求解一些作品尚无明确阐述的问题。在《审判》中，约瑟夫·K获了罪，但却不知罪名如何。毋庸置疑，他希望为自己辩护，但却不知从何说起。律师们也觉得他的案子棘手难办。在此期间，他没有漏过任何一次恋爱、吃饭或是读报纸的机会。然后，他便站在了被告席上，但是法庭非常黑暗。他一点也不理解。他只是推测，他被认定了有罪，但是几乎想不起具体的罪名。他也时常也在怀疑，并带着这种疑惑继续生活。一年以后，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找到了他并很有礼貌地邀请他一起散步。他们更是殷勤地把他带往了一个废弃的郊外，并抓住他的脑袋往石头上磕去，割开了他的喉咙。临死之时，这位有罪的人仅仅只是说了一句，“像条狗。”

你会发现，这很难称得上是故事中的象征，象征最显见的特征恰恰就是自然性（naturalness）。但是，自然性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范畴。有些作品，故事情节读者看似很自然。也有些作品（确切的说，是极少的作品），其人物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极为自然地。一个古怪而又显而易见的对立矛盾就是，故事人物的经历越异乎寻常，这个故事的自然性就越容易为我们所发现：它与我们所感到的离异成正比，这种离异是一个人对生活的陌生和他接受这种生活的率直程度之间的矛盾。似乎，这种自然性是卡夫卡式的。准确地说，有人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审判》的意义。我确信，有人提到过人类境遇的意象。然而，这种概念既简单又复杂。我指的是，对卡夫卡来说，这本小说别具深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那个一直在说话的人，即使他倾诉的对象是自身。他活着，他犯了罪。在小说的前几页，他就了解到了这一点。这个世界中，他也一直在追寻这一点。然而，一旦他力求适应，他丝毫不惊奇自己能够做到。对自己缺乏惊奇之感，他从来也没有表现过足够的诧异。正是通过这种矛盾，我们捕捉到了这部荒谬作品最初的种种迹象。心智投射在实体世界中的是它的精神悲剧。它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一个永恒的悖论，后者赋予了色彩表达虚无的能力，给予了日常行为转化不灭壮志的力量。

同样，或许《城堡》一书就是某种信仰的实践产物，但它首先是一个灵魂追求它的优雅而走过的历史，也是一个人向世界万物追问他们高贵的秘密，向女性们诘问沉睡在她们心中诸神的记录。当然，《变形记》进而代表了清醒的某种准则所具有的恐怖意象。而当人意识到他可以轻易变成野兽时，他所产生的这种难以预料的错愕和震惊也成就了这本书。在这种本质的模糊之下就隐藏了卡夫卡的秘密。在自然和超然之间、个人与宇宙之间、悲剧与日常生活之间以及荒谬与逻辑之间，人在其中的犹豫和摇摆贯穿于这部作品之中，并回应和赋予了这部小说以意义。为了理解这部荒谬的作品，我们必须一一历数这些似是而非的悖论，强化其中的对立矛盾。

诚然阿尔贝·加缪简介，象征具备了两面，形成了两个由观念和情感组成的世界以及一本联系双方的字典。这字典纷繁复杂，不便查找。然而，觉悟到这两个世界对峙的存在就相当于走上了揭开他们秘密关系的道路。在卡夫卡的书中，这两个世界，一方就是平日的生活，而另一方就是超自然的焦虑。[1]这里，我们又看见了尼采之语的无休止重现：“伟大的问题总是出现在街上。”

这里，人类的境遇之中彰显了一种本质的荒谬和与之难以共处的高贵（所有的文学都是如此）。它们不期而遇，则谓之自然而然地发生。我要再次强调，这二者包含在了我们精神上的放纵和肉体上短暂愉悦间的荒唐背离之中。这荒谬就在于身体必须超越灵魂。任何想表征这种荒谬的人都必须给与荒谬以生命，让它历经一系列相似的对比。于是卡夫卡用日常生活诠释悲剧阿尔贝·加缪简介，用逻辑比照荒谬。

一个演员灌注在悲剧角色的努力越多，他越是谨慎小心，不去夸大它。他的举止越是克制，那么他所激发出的情绪就越难以克制。在这一方面，希腊悲剧富于教训。在悲剧作品中，命运总是伪装在逻辑和自然性之中并自我感觉良好。我们预先就得知了俄狄浦斯的命运。他将犯下杀人和 *** 之罪，这在冥冥之中就已经决定了。而戏剧则努力展现了其内在的逻辑架构，即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引诱主人公走上灾难之路的。仅是告诉我们他的命运异乎寻常，这也不吓人，因为我们知道故事是不合常理的。然而，如果在每日生活、社会城邦以及熟悉的情感框架中表现出了故事的必然，那么这种恐惧就值得我们顶礼膜拜了。在那反抗命运的斗争之中，人们会被震撼并高呼：“那是不可能的。”而绝望的一丝必然就深藏在“那”里。

这就是希腊悲剧的全部精髓，至少反映了它诸遭面貌的其中一种。因为，它还存在另一种与之相反的风貌，这种风貌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卡夫卡。人的内心中还有一种讨厌的倾向，即只把所有压倒命运的东西标识为命运。幸福同样是莫名的，因为它不可避免。然而，现代人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便对幸福大加赞赏。反过来，希腊悲剧中那些高贵的命运和那些传说故事中的宠儿是他们无以复加的焦点。如尤利西斯，无论环境有多么的险恶，他总能化险为夷。只是归返伊萨卡岛[2]却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我们都必须牢记，每一个故事都是逻辑推理、日常生活与悲剧的秘密合谋。这是为什么《变形记》的主人公萨穆沙（Samsa）是一个推销员的原因，为什么在他的奇异之旅中让他惶惶不安的是他老板对他的愤怒而不是变化成虫。他长出了许多小腿和触角，他的脊椎高高拱起，肚子上浮现了白色的斑点——我不敢说这不让他感到诧异，因为这样的话就冲淡了艺术性——但这只是让他“稍稍有些烦恼”。卡夫卡的艺术作品在此与其他小说有了区别。他的核心之作《城堡》中，每日的生活细致入微，让人眼前一亮，而是这本怪异的小说却没有给出任何结论，一切又周而复始，回到了起点。这本小说本质上展现了高尚灵魂因为有所追求而必然的冒险。将问题转化为行动，特殊与一般的巧合，这些小把戏也出现在了每位大家之作中。《审判》的主人公或许曾被称为施密特或弗兰兹· 卡夫卡，但现在他是约瑟夫·K。他只是个普通的欧洲人。他和大家别无二异。但是他也是实体的K，是这个肉体等式的未知数x。

同理，如果卡夫卡要想表现荒谬，他就会利用前后一致性。你一定知道疯子在浴缸里钓鱼的故事。一个精通心理治疗的医生曾问他，“是否有鱼儿在咬钩呢？”，结果却得到了一句刺耳的回答：“当然不会了，你这个笨蛋，这是浴缸！”这故事有点巴洛克式[3]的风格。但是这个故事中，你可以清楚地发现荒谬的渲染与过度逻辑之间的联系。卡夫卡的世界是一个难以表述的真实宇宙，在此之中，人可以在享受到明知无所得、却依然在浴缸里垂钓的痛苦。

因此这里，我认识到作品其荒谬也体现在了它的创立原则上。比如，就《审判》而言，我确实要承认这是一大成功之作，因此肉体胜出了。

书中不缺乏任何荒谬的元素，有无法表露的反抗（这显现在文字之中），有清醒的神志和无言的绝望（这表述在内容之中）。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均展示了各种自由的风尚，他们把这些风尚一直保持到了终极的死亡来临之时。

然而，这个看似封闭的世界并不是滴水不漏的。卡夫卡正打算向这个停滞不前的宇宙中引入另类的希望。这一点上，《审判》和《城堡》的方向不尽相同，它们互为补充。这两本书，从一本到另一本之间希望的转变几乎是察觉不到的，这一点代表了人们在逃避领域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审判》提出了问题，而《城堡》欲与了解决。前者以一种半科学的方式进行描述但未能给出结论。而后者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者。《审判》进行诊断，而《城堡》则设想了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它所提出的补救措施却无法治愈前者的疾痛。它仅仅是将这种疾病送还给了正常的生活，从而帮助人们接受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想想克尔凯郭尔），它使得人们把这疾痛视为珍宝。土地测量员K想象不出此外其它的任何焦虑能让他如此痛苦。他周围的人对这种虚无和无名的痛楚情有独钟，仿佛这里苦难是享有特权的人才有的。弗丽达（Frieda）对K说，“自从认识你以来，我感到多么需要你。没有你的日子，我非常的孤单。”这种难以描述的疗法把爱情当成了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东西，并在平和的世界中让希望一跃而起，使这种突如其来的“飞跃”改变了万物的原貌，于是这既成为了存在主义革命的秘密，也成为了《城堡》本身的核心所在。

就小说的建构而言，很少有小说比《城堡》更为严谨的了。K是以土地测量员的名义来到了村庄，准备丈量那个不知名的城堡。但是村庄和城堡之间并无沟通。在数百页的小说中，K不屈不挠追寻着他的方式，不断地向着目标前进。他机关算尽，依然微笑如常。他有些不安，但是保持着善意，并极力完成他人托付的责任。每一个章节既是一个新的挫折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小说的逻辑欠佳但写作手法却一致连贯。坚持不懈构成了作品的悲剧性。当K向城堡里打电话时，他听到的是疑惑且混杂的人声、模糊不清的笑声以及远处的挑逗声。这足以挑起了他的希望，就如同夏日天空中些许迹象或夜空种种憧憬给了我们以生的理由一样。这里，我们会发现卡夫卡特有的秘密忧郁。事实上，普鲁斯特的作品或普罗提诺的风景画中也均有相同的发现——对失落天堂的留恋之情。“当巴纳巴斯（Barnabas）今天早上告诉我他将去城堡的时候，”奥尔加（Olga）说到。“我非常地沮丧：这可能是趟徒劳的旅行，可能又浪费了一天，可能希望又要落空。”

在“可能”——在这一个词上，卡夫卡赌上了他的所有作品。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追寻永恒的旅程依然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卡夫卡笔下的这些人物们，形如机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如果我们失去了娱乐消遣[4]，完全被置于神明的羞辱之下，我们也会和它们别无二致。

《城堡》，屈服于每日的生活成了一种道德准则。K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城堡能够接受他。由于无法独自完成这一心愿，他便极力迎合上，努力成为了村庄的一员并失去了陌生人的地位，这原本是他从每一人身上感觉到的东西。他想得到的是一份工作、一间房和一个健康的寻常之人所拥有的生活。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疯狂。他想变得通情达理些。他想打破那个专门为他所施的咒语，不想成为村中的陌生看客。在这一点上，他和弗丽达的故事就显得意义非凡。这个女人认识城堡中的一位官员，因此如果他把她纳为情妇，那么这完全是因为她的过去。这使得我们想起了克尔凯郭尔对雷吉娜·奥尔森(Regina Olsen)的秘密爱恋。对某些人来说，耗尽他们生命的永恒之火足以灼伤那些他最亲近的人。这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给了上帝一些不属于上帝的东西，而这个主题同样包含在了弗丽达的故事之中。但是在卡夫卡看来，这似乎并非是一个错误，而是一种学说和一个“飞跃”：没有什么是不属于上帝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土地测量员为了接近巴纳巴斯姐妹而与弗丽达分了手。因为，巴纳巴斯一家是村里唯一一个同时被城堡和村庄彻底冷落的人家。大姐阿玛丽娅（Amalia），回绝了城堡里一位官员的猥亵请求，随之便被一种不道德的诅咒缠身，失去了上帝的宠爱。因为人无法将人的尊严完全依托给上帝，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与他的高贵优雅不相称。这里，你会发现一个存在主义哲学熟悉的主题，即真实与道德的对立。从这一点上看，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无论是弗丽达卡还是阿玛丽娅、这些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所追寻的道路正是那条从相信爱情到把荒谬奉若神灵的道路。卡夫卡的思想于是再次与克尔凯郭尔的交汇到了一起。所以作者把“巴纳巴斯的故事”置于了书的最后，这一点毫不奇怪。土地测量员最后一次尝试就是想通过否定上帝的方式来发现上帝、取信于他。他没有通过我们概念中的美德和善行打动上帝，而是以发掘上帝空洞而鲜为人知的一面，如他的冷漠、偏袒、愤恨，以此来认识上帝。此时的他已被疯狂的希望支配，为了竭力进入那神性优雅的荒漠，对自己不再忠诚如一，并放弃了道德、逻辑和知性。那个曾要求城堡接受他的陌生人在他旅程的尽头反而离他的目标更加疏远了。[5]

“希望”一词用在这里并非荒诞不经。相反，卡夫卡把人的境遇描述得越富有悲剧色彩，希望也就变得越坚定越具积极性。《审判》愈是真实荒谬，《城堡》的 *** “飞跃”就愈是看似让我们动容并感到不可思议。然而，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存在主义思想悖论的纯粹体。例如，克尔凯郭尔对此曾有所表述：“尘世间的希望必须湮灭；而那时，人们才会被真正的希望所救赎。”[6]在这里，这种观点又转化成了：“他必须先写下《审判》来承担《城堡》。”

诚然，那些提到卡夫卡的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把他的作品定义为“人类走投无路时所发出的绝望呼喊”，但是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其实，他的作品中存在无数的希望。在我看来，亨利·波尔多[7]的乐天派作品看起来独有一种沮丧。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对万物皆无所区别。而马尔罗的思想则相反，它一扫阴霾之气。但他们二人作品所争论的希望（或绝望）却不尽相同。我只是发现荒谬作品本身可能导致我极力避免的不忠。荒谬作品曾为人类无果遭遇的苍白再现，并明确颂扬了短暂之生命，而在这里，它化身为摇篮，孕育了种种幻念。它对此的解释是它赋予了希望以形体。创造者无法将其置之度外。它也并非那个昔日的悲剧游戏。它使卡夫卡的生命具有了意义。

奇怪的是，卡夫卡也好，克尔凯郭尔也好，甚至是舍斯托夫——简言之，这些旨在揭示荒谬之神和它诸遭影响的存在主义小说家和哲学家——他们相关的灵感之作就长远而言，均不约而同地高呼希望的出现。

他们拥抱这位即将吞噬他们的神祗。正是他们的谦卑召唤了希望。因为，这一荒谬的存在向他们多少显现了超自然的现实。倘若这一生命之旅将通往上帝，那么这毕竟也是一种结局。而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和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在他们各自的人生之旅中所展现出的不懈与坚持，便是为提升那种必然提供了担保。[8]

卡夫卡拒绝将道德、实证、美德和连贯托付于他的神，只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后者的怀抱之中。认识荒谬、接受荒谬，然后委身于它，然而我们知道，从那一刻起，荒谬就不再是荒谬了。鉴于人类境遇的种种局限，又有何种希望比那允许人们逃出生天的希望来得伟大呢？正如我再次看到的那样，在这方面，存在主义思想宛如浩瀚的希望之海中的一叶孤舟（这和当今的观点恰恰相反）。在早期的宗教时代，正是这希望随着佳信的频传，点亮了古代世界。然而，若以一切存在主义思想所独有的飞跃，以他的不懈与坚持，人在纵览已无遮掩的神性之后，怎么会看不到其中清醒自我否定的标志呢？他仅仅把这称之为是人的高傲，而为了自我救赎走下了王座。这种自我否定应该有所产出，但这却改变不了人高傲的本性。在我看来，仅仅是像一切高傲一样，说清醒的道德价值是无效的，这样是无法使之磨灭。因为，真实，就其定义而言，同样是无结果的。所有的事实也是这样。在一个万物皆已给出而却不加以解释的世界中，价值或形而上学的多产性只是个意义尽失的概念。

无论如何，你在这里都会发现卡夫卡的作品在何种思想传统中具有了一席之地。若是把从《审判》到《城堡》的这一转变看成是不可避免，那么这倒不失为是明智之举。约瑟夫·K和土地测量员K不过是吸引卡夫卡的两个极点而已。[9]我应该模仿他的口气说，他的作品可能并非荒谬之作。但这不应阻碍我们看到它的高贵和普遍性。他成功地表现了日常中人们从希望到悲伤，从绝望的智慧到刻意迷茫的过程，而高贵和普遍性这二者也自此而生。他的作品具有普遍性（真正的荒谬之作并非如此），在于作品描绘了感情丰富、令人动容的场景：他们逃避人性，从诸遭对立矛盾中获得信仰的理由，从内涵丰富的绝望中汲取希冀之光，他们并且带着恐惧高呼，生乃死的过渡。这就是普遍性，因为它的灵感来源于虔诚。正如笃信一切宗教信仰一般，人们摆脱了自身生命的重荷。但即使我知道普遍的存在，即使我可能甚至对它顶礼膜拜，我也很清楚，我之所求并非普遍，而是真实。二者或无法同时出现。

若如我所说，真正无可救药的思想仅是碰巧被与之相反的准则所规制而悲剧作品可能是一部描写人类放逐一切未来希望之后的快乐生活，那么以上这种特别的观点就更好理解了。生活越是激动人心，那失去这种生活的想法就越荒谬。这也许就是我们在尼采作品所感到高傲和无望的秘密之所在。以此看来，尼采似乎是唯一从荒谬之神获取了某种极端美学并加以演绎之人，因为他的最后之语充斥了他的无望却又带着征服者的清醒并以此坚决否定了任何超自然的慰藉。

然而，以上的论述足以说明了卡夫卡在本文架构中的关键地位。这里，他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思想的局限之处。就其完全的字面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他作品的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如何，它提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若是把这些结论与我们起初的论述、内容与形式、《城堡》的隐含意义与使其成型的自然艺术以及K的 *** 高傲之旅与每日生活的场景，把这些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将意识到它可能的伟大之处。因为，如果对往日的留恋之思是人类的印记，那么或许无人给过这些悔恨的幻影以血肉之身。但与此同时，我们将会感觉到荒谬作品所需要的那种独特的高贵，可能这里也无法找寻到它的身影。如果艺术的本质是一般与特殊的结合，一滴水珠落下的瞬间永恒与其光影之美的依恋，那么以他所展现出的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来判断这位荒谬作家的伟大，这种方式将更加真实。他的秘密在于他能够捕捉到这两个世界极度不成比例之时所交汇那一点。

老实说，心底纯净之人到处都会发现这种人性与非人 *** 汇的几何轨迹。如果说浮士德和堂吉诃德是艺术创作的杰出代表，这是因为他们用尘世的双手向我们指出了无限崇高之处。而总有一刻，心智将否认这双手所触及的真实。那一刻起，这一创作就不再被看成是悲剧之作：人们仅仅会严肃地对待它。于是人们思考希望的存在。但这并不是他应该做的。他应该远离欺与谎言。然而我在卡夫卡对整个宇宙发出强烈诉求的结尾之处发现的只有这么多。卡夫卡的裁定也难以置信：在这个丑陋而颠倒的世界，即使是鼹鼠也敢去希望。[10]

注释：

[1]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作品亦可以从社会的角度予以合理的剖析（如《审判》）。甚至我们可能都没有必要去刻意去选择文本。这两种分析皆可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荒谬的角度上讲，反抗人类也是针对了上帝：伟大的革命总是形而上的。——原注

[2]伊萨卡岛（Ithaca），希腊西海岸附近爱奥尼亚海中的一个岛屿，为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故乡。——译注

[3]巴罗克风格（baroque），17、18世纪欧洲盛行的一种建筑、音乐和艺术风格，以华丽的细节为著称。——译注

[4]《城堡》中，帕斯卡式的“消遣娱乐”是由K的助手们所展现的。他们想让处于焦躁之中的K“娱乐”一下。如果弗丽达最终成为了其中某个助手的情妇，那么这是因为她想过上每日真实的生活，与人共同分享痛苦。——原注

[5]考虑到卡夫卡在《城堡》中给我们留下了尚未完结的故事，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但让人不解的是，这样做，作者在终章部分就破坏了小说的统一性。——原注

[6]心灵的纯粹。——原注

[7]亨利·波尔多（Henri Bordeaux），1870-1963，法国作家，传统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兰西学院院士。——译注

[8]阿玛丽娅是《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她和土地测量员K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原注

[9]就卡夫卡思想的这两个方面而言，比较一下在《南方杂志》(Les Cahiers du Sud)（以及美国《党派评论》——英译者注）上发表的《在流放地》：“毋庸置疑，（人是）有罪的”和小说《城堡》的片段（莫墨斯的报告）：“土地测量员K的罪行难以成立。”——原注

[10]很明显，上述的内容便是对卡夫卡作品的阐释。但为了不失公允，我们还有需补充一点：在种种其它的阐释之中，也完全可以从纯粹的美学角度分析这部作品。例如，B·格罗图森（B·Groethuysen）要比我们巧妙许多，他给《审判》写了一篇相当出色的序，而文中，他仅仅阐述了他称之为无限憧憬之人种种痛苦的幻想。这本小说描述了一切却没有因此而加以肯定。这是命运或许也是小说的伟大之处。——原注

鼠疫加缪论文研究

阿尔及利亚一个约有廿万人口的小城「俄兰城」中。

《鼠疫》人物形象：

1、贝尔纳·里厄大夫：

三十五岁，中等身材，黑发，黑肤，常穿一身深色衣服，像西西里农民。他敏锐预感到鼠疫来势凶猛，果断防范，全身心投入，团结一大批志愿者与疫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斗争。

2、让·塔鲁：

奥兰城的短暂居客，体魄健壮，为人宽厚。志愿者队伍中挑大梁的，里厄大夫的得力助手。他坚持写的纪事，成为记录疫城每天情景的鲜活材料。他本是个社会活动家，身世之谜最后才解开。

3、约瑟夫·格朗：

市政府职员，长期临时工，里厄大夫免费收治的病人。生活近似苦行僧，妻子雅娜跟人走了。志愿者之一，救了邻居科塔尔，任劳任怨，“真正代表了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这种笃定的美德”。

4、雷蒙·朗贝尔：

巴黎一家大报馆的年轻记者，因出差奥兰而滞留疫城。疫情开始时把自己视同局外人，千方百计想要脱身回巴黎与恋人团聚，后受到里厄大夫和塔鲁等人的精神感召，加入了志愿队，表现出他的果敢和才干。

扩展资料：

《鼠疫》创作背景：

《鼠疫》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

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

“这本记事中所描写的异常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几年，地点在俄兰城……”这就是《鼠疫》的开头。加缪以一种编年史家的笔调开始了他的这部作品。隐现在叙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李尔医生，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这一身份到小说的最后才透露出来）。以他为线索，并通过他的记述，读者得知一场可怖的疫情从春天到来年二月在“俄兰”的发生、肆虐和消退的过程；又看到一个个人物，每人在这场灾难中出场，并显露出不同的态度，而他们或死或疯或良心发现或坚持下来的命运，都给读者以某种触动，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震动。显然，加缪通过一个见证人和“治疗者”的眼光（他的李尔医生），不仅是记录一场疫情，而且对人类处境、对人类内在的冲突、危机和创伤，对人生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和探讨。换言之，这不仅是一份“记事”，还是一个寓言，一部具有某种史诗和神话性质的艺术作品。正如加缪在小说卷首所引用的一句话：“通过一种囚禁来表示另一种囚禁，通过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来表示任何确实存在的东西，这两者都是合乎情理的”。 “不幸”的是，在2003这个异常的春天，加缪的小说正在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场景。加缪和他所要抵抗的一切都再次来到我们中间。难道我们经历这一切，是为了加深对一部作品解？二处在一场疫情浓重的迷雾中，加缪对“鼠疫”、对人类“与黑死病天使的角斗”的讲述首先吸引了我。从一只只死耗子无端暴露在人们脚下，到灾难不可阻止地发生；从黑死病的神出鬼没（“像撒旦一样容光焕发”），到焚尸炉冒起浓烟，城市在一夜间变成一个地狱；从旷日持久的封城，身心衰竭的隔离（“所有车辆都绕开城市离去了”），到瘟神突兀而可疑的消退——“一边撤退一边抓住几个似乎命定的牺牲者”。这一切，真像是一场恶梦。然而问题在于，“鼠疫”是邪恶的化身吗？在小说之外，加缪本人似乎倾向于这样认为，他曾谈到“鼠疫”主要影射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肆虐。我相信《鼠疫》在它的时代语境中，会被赋予这样的寓意的。小说在1947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很可能是这样来读的。好在这样的意义在小说中从来没有直接地表露过。因为在小说中，加缪所主要依据的是李尔的视角，而李尔首先是一位医生。李尔与潘尼洛神父的冲突颇耐人寻味。对于这场带来可怖的灾难和死亡的瘟疫，潘尼洛神父完全是从“天谴”、“神的惩罚”来看的；在他狂热的布道中，人们为了某种不可知的罪已被宣判，黑死病被比喻成“上帝之鞭”；人们要做的，是跪下来忍受它的抽打，而拯救就在其中。潘尼洛神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美国作家梅维尔的《白鲸》中就有这样一个布道者，告诉人们白鲸是上帝的可畏的使者，体现了冥冥中的神意。而在更早，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就写到流行瘟疫，这出古希腊最有名的命运悲剧把它和弑父娶母罪联系起来，对凶手的追查变成了对自身罪恶（哪怕它是无意间犯下的）的追究。悲剧合唱队那感叹人生盲目、命运无情的合唱，至今听来仍是那样震颤人心。看来灾难总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当灾难突然无端地发生，即使在世俗的“无神论”者们那里，也往往涌起“天谴”、“报应”这类让他们浑身打颤的念头。这是一种古老的恐惧，而它源自深不可测的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然而李尔与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知道人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苦难，但他无法把鼠疫看成是神的意志的神秘体现，他也不可能听天由命地接受强加于人道的一切，因为这与他个人的理性不容，而且使他深感屈辱。李尔与神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能接受“牺牲”和高高在上的“拯救”这类想法。当检查官的孩子忍受黑死病的可怕折磨，神父居然这样祈祷“我的上帝，饶了这个孩子吧”时，李尔再也听不下去了。“至少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在后来他忍不住这样对神父说；当神父转移话题，说李尔和他一样都是在从事“拯救”时，李尔这样回答：“对我来说，‘拯救’这两个字太重了些。我的目标没有定的那么高。我关怀的是人的健康……” 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李尔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人道的救助者、治疗者而不是审判者。加缪最认同的是这种态度，然而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由单一的视角来建构的。正如人们已注意到的，在《鼠疫》中，加缪由他惯用的内心独白转向了不同声音的对话。小说中的李尔是一个视角，神父是一个视角，李尔的朋友、助手塔霍同样是一个视角，对这位替父负罪，不信神但却致力于自我拯救的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疫”，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把“这种细菌喷在别人脸上”；因而他感叹“害了瘟疫是一件让人疲倦的事，但拒绝害瘟疫却让人更疲倦。”李尔对此默然，他深知人心中的这种艰难。甚至对神父后来的死（不是死于和别人一样的症状，而是死于某种更痛苦、更“形而上”的“可疑症状”），小说中也有一种同情。《鼠疫》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一人李尔不能替他说话，此人是罪犯，他希望局面更混乱（“地震！大地震——把一切毁灭！”），他便可逃脱惩处。但加缪有意没有说明他犯下了什么罪。也许，他犯下的正是逃避自身的罪的罪？这就是加缪的《鼠疫》：一种人类存在的隐喻，一个关于灾难和救治的神话。对于这部作品，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视角去看它，然而，把纳粹的兴起比作一场致命的鼠疫是一回事，把《鼠疫》简单理解成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却又是另一回事。在今天看来，《鼠疫》有着它不可简化的丰富性和启示性。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位人物，从一开始的自杀冲动到最后从窗口射杀无辜，难道不是一种疯狂？这在欢庆解禁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件，让李尔“觉得非常不真实，像是在梦里”。但这就是存在。《鼠疫》为我们保留了某种超出理解之外的东西。三因而不必再问“鼠疫”是什么，在这个异常而又正常的春天，我要说：鼠疫就是鼠疫。它已不再只是历史上的黑色文献，也不再是一件遥远的和我们无关的事情。“鼠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的一种处境。我更认同加缪在1942年《记事》中的一句话：“我想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曾遭受的压抑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威胁和流亡的气氛。同时，我想使这层含义扩大到一般意义上讲的生存概念”。的确，重要的不是事件，是对其描述所透出的存在本身的血肉本质，是一个作家对这种人生境况的态度。据传记材料，着手写《鼠疫》时的加缪——这位《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的作者，已厌烦了“荒缪”这个词，它已由“可怖”所代替。然而对加缪来说，无论发现世界的荒谬、无意义，或是感到生活的可怖都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起点。在《鼠疫》中，他更关注的是人对自身的拯救。他要创造“一种在灾难岁月生活的艺术”。这正是加缪最可贵、也最感动我的一点：“他由一种真诚的道德感所激励，将整个人生奉献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之探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因为人要在苦难和沮丧中活下去，就必须从自身中找到这活的勇气和意义；“白天和夜里，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时辰，人的勇气落到最低潮，而这是他唯一惧怕的时辰，” 塔霍在日记里这样写到。加缪总是这样洞悉人物的秘密，洞悉那些对人生来说最根本的问题。然而，苦难与救治同源。恰恰是灾难的到来，“将精神重新带回其冲突的渊源”，使原本对生活淡漠的人因此而奋起；正是“生之绝望”，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对生活的爱。李尔母亲的形象，在小说中着墨不多，然而却十分重要。在等待儿子归来的时候，“那操劳的一生在她脸上所留下来的沉默的自我否定，这时候似乎突然发出了一点光辉”，而已疲惫不堪的李尔，“突然感到一种已被遗忘的情感涌上来，那是他童年的爱”。正是这些“被遗忘的情感”，恰恰在对灾难岁月的叙述的字里行间涌上来，它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书中的人们。它唤起的是对人类灵魂的赞颂，对人性尊严的肯定，而这正是激励人们承受苦难的力量。对于母亲这样一个形象，后来寄住在李尔家的塔霍也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她自己是幽暗沉默的，却在任何光亮之前都不畏缩，甚至在那黑死病的异光面前都是如此”。感动我们的还有对疾病折磨、肉体痛苦和与死亡搏斗的讲述，这一直是《鼠疫》的重要内容。塔霍的一直持续到天明的“与黑死病天使的狰狞摔角”，检察官儿子在病魔手中的让人不忍目睹的无辜挣扎，甚至神父孤独痛苦的、备受身心折磨的死，都是让人难忘的章节。在这些叙述中，加缪无疑融入了他本人多年来忍受肺结核折磨的痛苦经验（因而他会这样评价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说这部伟大作品“体现了一位病人所付出的努力”）。“发自内脏的咳嗽震撼病人的躯体”，也震撼着人们的灵魂。是的，这些都不单是肉体上的磨难，在加缪笔下，它具有了所有悲剧艺术中那种深刻感人的净化力量。对此，加缪自己在关于《鼠疫》的笔记中也这样写到：那些被隔离的人“再次发现身体上的疾病从来不是单独而至，相反总是伴随着道德上的痛苦（如家庭、失落的爱情等），正是这些痛苦使疾病有了深度”。最出乎意料、最具有悲剧性质的是塔霍的死，这个最有希望坚持到最后的人就像他自己死前所言——“输了”，就在李尔和李尔母亲彻夜的守候下。“就像一个儿子阵亡或在战争期间埋葬朋友的人再不可能有停战一样”，塔霍的死去，对李尔来说，“使得随之而来的和平成为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疾病”。然而，也正是这贯彻全身的悲痛，这“战败的沉默”，这些死去的不肯安息的魂灵，在让人活下去——用加缪的一句话说，活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而这正是净化和复活之源。塔霍最终“输”了，李尔也并没有“赢”，然而他却使我不时想起那穿行在地狱中的但丁，正是他对俄兰城中男女老少痛苦的分担和悲悯，在将一切升华为感人的艺术。四加缪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小说家”吗？加缪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不如说，我是一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这句话道出了他写作的实质和内在本源。这样的作家从来不多。这样的作家甚至会受到指责（昆德拉不是嘲笑帕斯捷尔纳克不会写小说吗），但正是这样的作家让我感到了文学的真正意义。发生在俄兰的这场“鼠疫”，就是加缪创造出的一个神话。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加缪就在笔记中写到：“发生了鼠疫”。1940年底，巴黎被占领后，加缪被迫流亡到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俄兰。此后两年间，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方流行斑疹伤寒（从病理上看，它十分近似于鼠疫），这促成了《鼠疫》的写作。从构思到查找、研究历史上关于鼠疫的各种文献，到创作和修改，加缪用了七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直到它于1947年出版。这样来看，貌似的编年史叙述，不过是一场“虚构”。它体现了加缪本人卓异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只不过这样的虚构却出自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深切洞察和忧患。在谈到他所推崇的《白鲸》的作者时，加缪这样说到：“梅维尔首先是一位神话创造者……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梅维尔是根据具体事物创造象征物，而不是在幻想中创造的。” 而加缪本人也正是这样来创造的。他借助于“史述”笔法和“鼠疫”这个在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象征物”，深切地触动了一种集体经验，一个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噩梦。《鼠疫》的巨大成功（该书出版后三个月，加缪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鼠疫》已出版96000册。它的受害者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唤起和复活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它触动了千百年来欧洲人对瘟疫古老的恐惧，还有纳粹时期被占领、囚禁、剥夺和逃亡的创伤经验，还有战后对新一轮极权主义的忧虑（在加缪以古罗马为题材写的剧本《卡利古拉》中，皇帝叹息他的统治过于幸运，既无战争也无瘟疫的流行，甚至连政变也没有，因此他决定：“那么，替代瘟疫的便是我”；因而，一个暴君成为一个国家的瘟疫）。正因为这一切，《鼠疫》才成为一个具有充分的原型意义的“神话”。这就使我想起了“奥斯维辛”。按照意大利学者恩佐·特拉弗索在《碎裂的历史》中的说法，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之前，欧洲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奥斯维辛”是20世纪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主要是因为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的著作出来，“奥斯维辛”才成为一个需要从哲学、历史、伦理、艺术等方面重新审视的话题，才成为一种“原创性话语”。这就是说，纳粹德国制造了这一事件，而人们需要经由更深刻、更有历史眼光的反省和追问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神话。加缪的贡献也应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如果说生活和历史都有赖于一种独到的艺术表述，而艺术语言只有进入有效的象征秩序才能对公众讲话，加缪以他的《鼠疫》实现了这一切。他提供了一种可被人们不断谈论的“原创性话语”。他笔下的“鼠疫”指向人类生活的种种症状。更重要的是，他谈论的是“鼠疫”，但我们却从中感到：“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目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五《鼠疫》的独特不凡，还在于它朝向“史诗”的努力。这不仅指它叙述的是一种包括了所有人的集体经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在试图确立一种把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史诗的情感。这大概是现代艺术中少有的一种冲动。这一切，与萨特《禁闭》中的“他人即地狱”式的阴郁是多么地不同！的确，如果说《局外人》写一种对世界不屑的冷漠，《鼠疫》则体现了一种重新确立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冲动。李尔、塔霍等人物与故事的关系，就是个人与公众历史的关系。他们当然对世界有着独特的个人视角，有时甚至是一种有意拉开距离的旁观者的观照，然而，正如小说中所说：“不幸的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属于这里了，像每一个人一样”。个人既是历史的不由自主的参与者和承受者（“人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但又出自他们自己的选择——不仅出自职责和道义，更深刻地看，是出自一种与人类休戚与共的那种内在的情感。正是这些，使他们“站在牺牲者一边，而努力去分担市民唯一共同确定的东西——爱，放逐和痛苦。”李尔是这样做的，塔霍也这样留下了，而另一个不愿留在俄兰的外地新闻记者蓝伯，一次次发了狂地试图逃离这个“裹尸袋”里的围城，但在成功之际却突然决定不走了。他在内心里经历了什么？是什么奇迹让他留下来和这个灾难中的城市守在一起？解禁后的火车站站台上的情景让人感动：“每个人都在返回他个人的生活，然而那休戚与共之情仍旧坚持不去”。这虽然只是人们内心里的一阵情感涌动，但却是加缪要通过整个作品努力去发现和确定的东西。正是这种“史诗的情感”的呈现，使作品中的一切景象都在渐渐改观，也使我理解了为何有人用艾吕亚的诗句“苍天空无又何妨，我并非独自一人”来形容李尔这个人物。的确，这是一种境界。而这，并非出自个人的孤傲。六同样耐人寻思的，是李尔这个人物。在1943年的日记中加缪写到：“对事件感到绝望的是懦夫，可对人类境遇抱有希望的是疯子”。这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可见它不仅体现了加缪本人的“两难”，也体现了那个时代某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状况。要真正理解《鼠疫》的主角及整个作品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背景下来。比起《局外人》的主角来说，李尔的形象看上去要“英雄”多了。但加缪显然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英雄，相反，他从英雄主义后撤。既然瘟疫已蔓延到自己的城市，李尔所做的便是尽自己所能来治疗，这是他的职责。即是在最沮丧的时刻，李尔也从未放弃，纵然他看到的并不是“胜利”。因为他无法接受那把一切变成痴呆的死亡的气味，更无法接受那有失于身份的懦弱。当一些人被送到浓烟滚滚的焚尸炉，而另一部分人相互躲避、惊恐万状，他仅仅凭的是“人之常情”、人应有的尊严和良知来对抗历史的荒谬和可怖。只不过他更冷静，更为克制，更有耐性。他从不许诺，也不习惯于对事物作绝对的判断，他只是尽力去做。对于那些愤世嫉俗或四大皆空的人物，也只是“听听而已”。这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批判者、充满激情的反抗者，而是一个更有耐性的承担者、治疗者和观察者。对于这个人物，加缪曾这样写到：“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有罪。如何从中摆脱出来？李尔（我）想说的，就是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这是一种等待的姿态，李尔说：‘我不知道。’” 李尔的“我不知道”可谓意味深长。可以说，它体现了一代人在乌托邦幻梦破灭后的一种理性的退守和选择。面对历史的混乱和变幻莫测，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但我们读者知道：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推诿。在5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加缪曾这样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在别人从事毁灭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去创造。正是这种漫长、耐心、默默无闻的努力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这正是对《鼠疫》主角的一种总结。朴实无华，但富有内在的力量，他抛弃绝对的幻想，选择了理性、耐力和等待，以古希腊的明智来对抗历史的疯狂和人性的脆弱。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加缪寄托了克服他那一代人的精神危机、重新确立其人生哲学和态度、在艰难岁月中生活的希望。这样的人物不是高大的橡树，更像是加缪用诗一般的语言所赞美过的海边的杏树林： “我住在阿尔及尔的时候，等待冬天的过去，总是非常耐心。我知道某一个夜晚，仅仅一个清冷的夜晚，康素尔山谷中的杏树林就会覆盖上雪白的杏花。一觉醒来，我就看到这片柔弱的白雪经受着海边狂风暴雨的肆虐。然而，年复一年，它都在坚持，准备着果实。” 七正因为这一切，当欢庆的焰火在解禁的俄兰升空，李尔医生决心整理出他的这个记事，以便他自己不成为那保持沉默的人，却成为证人，不仅是纪念那些死者，记住人们忍受的不公和暴虐，而且记着：“人类里值得赞美的事情比值得卑视的事情更多”。赞美原本对生活已经淡漠或颓丧的人，由于一场致命的灾难而奋起，他们“不能够成为圣徒”，但“致力于成为治疗者”，以此重新赢得人生的希望。这是一群世俗的圣徒，他们不是反抗者。他们无非是在一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怖考验中坚持了作为人的底线。即使那些在灾难中死去或崩溃的人，在一种挽歌般的叙述中，也都闪现出某种人性的尊严和光辉。这是加缪在他所不屈服的上帝面前为人类所作出的辩护。随着作品由开始的平缓持重，到最后的激情充溢，李尔与加缪、作者与叙述者也在渐渐接近。此时的李尔，在“深深释然”之后，虽然不能认同那些即使疫情过去还是要坚持“按照黑死病的标准来生活”的人们，但他作为一个医生，知道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战争。他知道什么将与人类共存。他也永远有一只警觉的耳朵，在听着木头后面“那熟悉的悉嗦声和啃噬声”。而作者加缪，也深知文明的深重症状和精神的艰难，深知在灾难过去之后，也许正是对苦难的可怕遗忘，是旧秩序的全面恢复。因而他的李尔医生知道从俄兰城中升起的欢呼声是“朝不保夕”的，因而在这欢呼声中，李尔为他所热爱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黑死病的病菌不会死灭或永远消失；它们可以经年累月潜伏在家具和衣橱里；在卧室里，地窖，箱子和书架里等待着；而有一天，为了给人类带来苦难和启发，它可能再把耗子轰起来，让它们死在一座快乐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就这样，加缪以此结束了他的这部作品，或者说，完成了一个寓言的自我循环，一个神话的永恒的复归。 2003．5．北京昌平（《鼠疫》，孟祥森译，台湾远景出版公司《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卡缪卷》）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解析: 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 *** 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 *** 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 *** 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法西斯撰写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加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曾轰动一时。1960年春，加缪乘坐伽里玛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鼠疫》这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发表）问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战国时儒分为八，孟、荀两派较重要。汉武帝独尊儒术，遂，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已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鼠疫》的作者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划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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