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史林杂志历任编辑

很多，如《世界军事》，《兵器知识》，《轻兵器》，其中世界军事肯恩较符合你的胃口，里面有关于世界格局的分析，不同国家同种武器的对比。

“三大知识”《兵器》《兵工科技》《坦克装甲车辆》《世界舰船》《世界军事画报》《轻兵器》以介绍战史为主的：《较量》我们可以从名称上看出这些杂志的侧重点要说的是，较量由于种种原因，其出版一直是不定期出版，而且较贵，15元另外市场上还有几种封面比较好的杂志，如《中国尖端武器》《世界军事》等，都是没有内涵的书，不推荐看（《世界军事》已经变成了一本宣传性质的书）另外还有本杂志，最近一段时间世面上没有看到了，名字我忘了，是台湾的《军事家》杂志的大陆版，非常好《世界军事画报》和《兵器》是同时创刊的，其实挺不错的，不过不知为什么没有象兵器那样发展起来一般菜鸟迷恋军事会有个狂热期，只要有钱，就不管什么杂志都买，过了这段时期后就会冷静下来的长时间看军事杂志容易陷入“武器致胜论”的思想中，推荐本书，张召忠的《打赢信息化战争》，可以帮助你从更高的角度了解现代战争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笔名茅盾，生于1896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和翻译。1921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并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同年接编《小说月报》，该刊自第12卷第1期，内容大加改革，除发表大量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外，并经常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的方法，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建设有杰出贡献。1923年在上海大学教授小说课，还任教于上海大学等校。1925年8月，与陈云等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要求承认职工会和改善生活条件，取得基本胜利。年底被选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执行委员，1926年赴福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3月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北伐时期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后又兼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四一二政变后被通缉。1927年9月后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幻灭》等小说，1928年赴日本，1930年回上海，与鲁迅一起参加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完成长篇小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应生活书店邀请创办《文艺阵地》杂志， 1938年冬，任新疆大学文学院院长，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后到重庆，任文化工作者协会常委，皖南事变后，一度赴香港主编《笔谈》。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回上海主编《文联》，并撰写话剧《清明前后》。1947年到香港任《小说月报》编委，1949年2月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学改造者协会主席。建国后，在周总理建议下出任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主持日常工作、出访、写评论、扶持文学新人。在政务繁忙之际，他对文学创作仍念念不忘，曾写成反映新时代干部形象的小说《锻炼》等。后又着手撰写一部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黎明》，作为《子夜》的续集，但未发表。他于1981年去世。发表有《动摇》、《追求》、《文艺阵地》、《虹》、《三人行》、《茅盾散文集》等小说和散文著作。小说《子夜》在建国后曾被拍成电影。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是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毗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触。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亦即时局稍稍平稳时，他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辞世。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亲陈爱珠养育长大。他本姓沈，名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7岁时，茅盾随父亲进了家塾，由继母亲自指导，学习新学。8岁时，父亲病重，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值材高级小学，从他的留存作文中就可见得他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13岁的时候，在母亲帮助下，踏上到湖州的火车，结束童年时代，开始了中学生活。1909年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16岁时中秀才，通晓中医，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新学。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茅盾接编并全面革新了老牌的《小说月报》，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也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茅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8年7月，茅盾赴日，1930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行政书记。积极开展革命文艺运动，在鲁迅及其作品研究方面有开创性贡献。他的学识和才能被总经理和编辑所所长发现，被调到国文部，帮助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文。茅盾在一个月内译完面向青年的通俗读物，取名《衣》，后又译了《食》和《住》，后又帮他编《童话》一刊，这是茅盾开始文学创作的第一站，1918年，写出了童话《寻快乐》，他的童话作品还有《大槐国》《负国报恩》《树中饿》《驴大哥》《金龟》《飞行鞋》《怪花园》《风雪云》。就在这时候，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毛泽东。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创造》、《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剧本《清明前后》等。他还创作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森林中的绅士》等散文，以象征手法表达自己复杂的情感。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辰，他的声名日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了文学奖金（后定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军事历史研究编辑部主任

彭玉龙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大校军衔。长期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课题组成员。

肖裕声，祖籍衡阳，1950年生于贵阳。他是一个有着三个弟弟的大哥哥。学生时代的肖裕声特别喜欢的就是读书和无线电，一有时间就摆弄一些电子元件，拼装个收音机什么的。1968年，肖裕声中学刚毕业，就走进了贵阳市塑料二厂，当了一名工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虽然年龄不大，但是肖裕声早早地就懂得了尊重老师傅，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厂里的学习宣传活动，因此上上下下的领导、老师傅们都很喜欢这个聪明灵气的小伙子。1969年，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得知贵阳市征兵的消息后，立刻赶去报了名，尽管厂领导舍不得让他离开，但终究耐不过他的软磨硬泡。至今肖裕声还记得：“到武装部报到的那天，天已经很晚了，黑压压地站了一操场的人，等喊到我名字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我和同入伍的一批人上了一辆大卡车，被编到了贵州省军区独立师。车子开到部队时，只是觉得没多远，没想到，第二天天一亮，跑出营房一看，原来就是小时候玩过的东山后边，如果走着回家的话也就是15分钟的路程。”这个时候的肖裕声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明白一个道理，参军入伍就是为了磨练自己，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自找苦吃”。他暗下一个决心，既然当兵，就要以部队为家，越是离家近，越是要严格要求自己。“我是来当兵的，是来锻炼自己的，为的就是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将来回想起往事来，不会懊悔”。在当战士的两年期间，逢年过节，他除了一次利用年初一回去两小时外，再没有回过家。说来很有意思，听肖裕声谈到他的中学、入伍、上大学的每个阶段的故事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他的每个阶段的进步都是由坎坷成就的。肖裕声是1966年的老初中生，在学校里是个班干部。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干部，可是没想到的是，入团的时候竟然好几个同学表示不同意。这对他一个15岁的孩子来说，刺激很大，由此他学会了反省自己和换位思考。“哦，当时仔细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年轻，爱憎分明，要求自己严格，同样要求别人也严格，是方法不对，得罪了同学。”肖裕声回忆说，“从那以后，我就悟出了团结的重要性，与人为善的重要性。”直到1968年赶上“四个面向”，进入工厂，肖裕声的与人为善都做得非常好，“在入团这个问题上，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挫折。”1969年入伍，肖裕声被分配到警通连，半年后又被调到放映队。除了完成好下团放映电影的任务之外，他的业余时间用在了练字和画画上。因为他发现，部队出墙报和搞其它宣传活动都需要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肖裕声就是这么一个善于根据工作需要而不断调整自己学习方向的人。在他的心里，始终牢记着入伍前父母对自己的叮嘱：“一定要做一个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人。”“几次拉练，我发现部队宣传员在行军途中特别需要一个扩音器，但是当年的条件很艰苦，师首长讲话时用的还是需要用发电机的那种很老式的扩音机。于是我就动脑筋，到处搜罗无线电元器件，结果真让我找到了几样，比如线圈，大功率三极管什么的。声音输入输出的匹配完全是靠我在变压器上一圈一圈试出来的。”肖裕声回忆当年，“拉练的时候，我们宣传员要比别的战友辛苦很多，要提前跑到队伍的前面，唱歌、打快板，鼓舞部队的士气。等队伍走过去了，我们再追上去，超过他们。我当时身上除了背着拉练需要的背包、枪、米袋子、铲子以外，还比其他人背包上多出一个15W的高音喇叭，胸前多出一个装着8节电池的木头盒子‘半导体扩音机’。”尽管贵州的冬天寒冷难耐，尽管肖裕声和战友们的脚上水疱加血疱，尽管累得行军途中经常睡着走路，但是他依然咬紧牙关，目的就是要磨练自己。没有想到的是，肖裕声发明的扩音器在师首长给全师同志们做讲话的时候，给他们团争了大光。“那次拉练到娄山关山顶，部队集合等待师首长讲话，但是因为发电机太重，没有拉到山上来，所以，我做的扩音器有了用武之地。”可以想见，当年站在师首长身后，胸前挂着木头盒子，两手高高地举着扩音器，站在全师人面前的那个小战士，心里会有多么的自豪啊！这一年，肖裕声被评为省军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种很高的荣誉称号了。由于表现好，肖裕声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了干，军装也从两个兜改换成了四个兜。1971年部队派肖裕声到昆明军区电影放映师资干部培训班学习，他成绩名列前茅。其实去之前，肖裕声就听到省军区要调他去电影工作站当教员的消息，但是学习结束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肖裕声依然按部就班地工作，依然把刻意磨练自己当作首要的任务。直到1974年，肖裕声被部队选派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没有被调到军区电影工作站，是因为有人背后打他的小报告，说他的学习成绩很差。作为穿军装的工农兵学员，从走进南京大学的那一天起，肖裕声就被选为副班长和校学生会副主席。但是又是一个没想到，在“文革”特殊背景下，竟然有几个“造反派”同学串联，企图把肖裕声的校学生会副主席、副班长的职务统统换掉。对此，肖裕声看得非常明白，他当机立断，“急流勇退”，向学校提出了辞呈。因为他深知，部队送自己来学习极为不易，许多战友还在第一线工作，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学习，回去更好地为部队服务，不是来搞“政治运动”的。这一年，肖裕声正好24岁。“其实人生的道路有两种走法，一种是先天头脑聪明，后天积累丰富的人，经过努力成了科学家。而我属于脑子聪明，但是前期积累不够，必须抓紧时间补课的那种人。”肖裕声总结说。就是这样，肖裕声在大学期间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在了学习上。大学毕业后不久，他被调到中央军委政治学院工作。1978年肖裕声被分配到北京，在中央军委政治学院政治机关秘书处工作，一个月后，学校成立政治工作教研室，肖裕声被调到教研室的资料室工作。“我一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干部，能来到北京，每天能见到那么多的高层军事领导，还能涉及到很多党和国家的高层卷宗资料，我连做梦都没想过。所以我当时对这个工作非常地珍惜。”肖裕声说。“资料室的工作是一个辅助性的工作不是吗？”我问。“的确是，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很单纯，就是两个字，干好！”事实证明，肖裕声确实是把资料员的工作干到了极致，并且从不自觉直做到自觉。工作环境变了，但是肖裕声对于工作的执著与认真踏实的作风没有丝毫的改变。资料室的工作看起来好像不太重要，但是在当年，肖裕声负责的工作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保存看管资料，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大量的工作是为一线（授课的教授）查找资料，甚至替学员准备资料。在肖裕声的身上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话：“怕就怕认真二字！”而肖裕声不但认真并且非常的执著。工作没多久，无论是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还是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包括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和国家部委的档案馆、资料室，他都跑遍了不说，还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就是在无意识的忙碌工作中，肖裕声有机会接触到了许多尘封多年的历史卷宗和档案。这时的他就像遇到了一位深藏不露的历史老人一样，既神秘又充满了好奇，于是便一步一步地向前靠了过去，强烈地被那朦胧的面容吸引着，召唤他前去探访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由于肖裕声把党在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的资料提供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中央军委政治学院专门开设了这门课程。后来参加学习的各军区领导这样评价说，这门课程的开设，为粉碎林彪、“四人帮”后的军队政治工作教学打响了第一炮，是我军早期军事工作的系统探索，填补了一个空白。对肖裕声而言，如果把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习经历比做文化补课的话，那么资料室的工作经历则是他对党史、军史、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积累过程。1979年底，当日历即将翻到新的一年的时候，肖裕声想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因为不久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一个选题逐渐地在他心里形成，这便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军队政治工作的活动》。“对，就以此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最好纪念吧！”肖裕声和他的一个同事吴启炎一起，共同完成了这篇文章，标题定为《功著南天铁流千里》，然后投寄给了解放军报社。“我记得很清楚1980年1月5日，解放军报社的一位编辑打来电话，通知我稿件已经被选用，三天后见报。”肖裕声说，那个时候，就他们这么两个小年轻，在解放军报刊发一整版文章，在政治学院引起多大的反响可想而知啊！这之后，他们便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发表了好多篇文章。“当时军报的理论处处长是邵华泽同志，再后来，我们就直接接到军报的约稿了，比如《刘少奇同志在新四军的三年》等文章都是那一年撰写的。”谈到整理资料，肖裕声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那就是他无意中的一个发现：1944年毛泽东在审定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亲笔写下了十多段精辟的论述，计3000来字。这个曾与“古田决议”同被党中央规定为全党整风文件和军队固定教材的谭政报告，却被林彪以剥夺谭政“政治工作权威”等“莫须有”罪名、无端地删除原作者谭政的署名，并被打入冷宫达20多年之久。当他把这个情况向当时的教研室副主任、老红军阎稚新报告后，引起了教研室领导陈耶、阎稚新和姜思毅首长的高度关注。经过这几位领导和首长的努力，1984年中央军委批准恢复《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署名篇名并将这个报告重新印发全军学习。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不仅成为彻底纠正林彪诬陷谭政的冤假错案的重要部分，而且成为继续肃清政治工作领域“左”的影响、政工领域拨乱反正的有力思想武器。回想这件往事让肖裕声十分感慨：“当时还很年轻的我没有想到自己在工作中不经意的发现，会得到领导如此重视。如果不是姜思毅、阎稚新两位老首长的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历史责任感，就不会产生如此大影响。”肖裕声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据说当年他们得到了许多单位和领导同志的鼓励，但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当时，“文革”的遗毒未尽，“名利思想”的大帽子还令人不寒而栗，再加上那论资排辈的年代，他们俩当时的境遇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也不难想象。但是，初出茅庐，他们竟然闯了开去。他们的大名一时间引起了军战史学界的关注，甚至军事博物馆设立新展区时，特别邀请肖裕声做他们的顾问。此刻的肖裕声还没有察觉到，自己对学术的追求已经逐渐地从不自觉阶段过渡到了自觉阶段，他给自己确立了三个原则：首先，业内研究的最新动向自己随时要掌握；其次，党和国家、军队需要解决的问题自己必须了解；第三，自己研究的成果一定要能够有创新、有价值。由此决定自己的选题。其实这也是肖裕声文章发表的命中率极高的重要原因。俗话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在与许多同志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总是有理有据，毫无保留。也正因此，一些曾经误解他的人对他的印象逐渐改变了。人们发现，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一个很单纯并且执著认真的好苗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领导开始注意上了这个年轻人，当时学院的副政委乐时鸣就常把肖裕声找去帮助起草文稿，可见对他很是欣赏的。更让肖裕声没有想到的是，他受到了刚解放出来、暂时担任学院副教育长的姜思毅的关注。我在肖裕声的办公室里看到过当年（1982年）他在政治工作教研室工作期间参与编就的《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共13册1300万字。一本本发黄了的书籍，无声地讲述着所有编辑人员付出的巨大劳动。1983年5月的一天，也就是在被誉为军中“一支笔”的姜思毅平反后出任政治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时，他点名要肖裕声担任自己的秘书。肖裕声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虽然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但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总结出了做个好秘书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首先是全心全意对首长负责。第二就是在处理日常事物中不断地摸索经验，有意识地了解各种情况，为首长提供最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第三即是要跟得上首长的思路，抓紧时间学习，多学习。”这就是肖裕声，经得起任何环境的磨练。谈到老首长姜思毅，肖裕声的语气中充满着感情和敬佩：“他是一个大学问家，军内外有名的笔杆子，老革命，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在他身边，我学到了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尤其是首长的战略思维能力、决策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确，如果没有在姜思毅身边工作的这段经历，肖裕声的个人成长之路也许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式。在跟随这位受人尊敬的首长、学者、长者工作的日子里，肖裕声的各方面得到了很快的提高。首先是没有耽误学术研究，协助首长编辑出版了15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同时在日常工作中的协调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作为秘书，肖裕声把首长既当作长辈更当作导师，尤其善于学习首长的长处，善于学习其他秘书工作中的优点，从来没有耽误过一件首长交办的任务。有一次，我看到一篇采访肖裕声的文章，他很有感慨地对记者说：“人生需要战略思维。”工作中，肖裕声掌握了许多哲学道理。1990年，考虑到肖裕声的个人发展，组织上安排肖裕声担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研室副主任。1993年，姜思毅首长退居二线，当时的秘书提出要离开，首长身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接替人员，首长想让肖裕声回来继续担任秘书。已经当了三年副主任的肖裕声二话没说，立刻回到了首长身边，兼任秘书工作。这一年，首长已经73岁了。在肖裕声的思想里，首长就像自己父辈，只要首长需要，随叫随到。在首长秘书中间，肖裕声的口碑很好，几乎是众口一致地说他是一个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的人。由此，肖裕声无论在军界还是地方都有很多好朋友。“人都是相互的。以心换心，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么对待你。”这是肖裕声悟出的道理。1996年，副师职的肖裕声面临着提职，但是部里有一位同志也面临着同样问题，尽管那位同志任职没有他长，条件也各有优势，但肖裕声仍然主动向部领导提出，自己年纪轻，还有机会，这次就让给老同志吧。这件事在院内影响很好。一年后，当部里再度调整正师职干部时，肖裕声几乎是得到了所有人的呼吁。忠诚的“军内高参”2001年是肖裕声人生获得重大突破的一年，由于他倾心竭力于国家安全战略、军事理论、军战史等领域的研究，经常为中央和军委提供重要的决策咨询和建议，并且发表和出版了众多政治、军事、战史论著，贡献突出，肖裕声迈出了他人生重要的一步，组织决定由他担任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2003年肖裕声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2004年他又出任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从此，在共和国将军的行列中更增添了一位军战史专家。肖裕声是一个忠诚并且值得信任的人，无论是他的领导、共过事的同事都这样评价，他的爱人当然也是一样。“老肖最大的优点就是诚恳、热情、关心人。”她平淡的语言中，透出的是无限的深情。正是因为信任，毛泽东主席的次子毛岸青首长和夫人邵华将军，把自己唯一的儿子毛新宇交给了肖裕声，由他一直担任毛新宇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培养工作。肖裕声凭着他优秀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不仅如此，这些年来，随着事业的进展，肖裕声的工作越来越忙碌，除了本院的研究工作以外，还经常地给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中央部委讲大课，并且更加频繁地到各地参加调研，为高层领导建言献策。2005年和2006年，军科院接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课的任务后，院长政委亲自点将肖裕声，由他担任授课班子的顾问。而肖裕声依旧是保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守着党员的党性和学者的良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前年上半年，国家领导人访日前，针对中日钓鱼岛存在的争端，肖裕声直接向有关领导同志呈报了一个建议。建议应当尽快调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提法，新的政策应该体现：主权在我，存在争端，以和平方式解决。“我上午十时送到，领导同志很快就作了批示”。难怪有媒体把他称做“军内高参”。肖裕声对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善于听取各种意见的工作作风充满着敬意。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军队组织军事理论学习，肖裕声受命为军委领导和驻京各大单位领导讲授了世界军事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趋势。不仅如此，肖裕声还作为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和平年代》的主讲，先后讲授了“大国的战争思维”等专题十几讲。前年，中央电视台“激情广场”曾经播出了军事科学院组织的一场节目，其中最为振奋人心的一个场景就是院长、政委和所有的军科院研究人员共同合唱《我们是自豪的军科人》，而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肖裕声将军。我相信，这首歌蕴涵了肖裕声对军科院和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深厚感情，同时也代表了所有为军事科学研究奉献过心血的军人们的心声。

西克特退役后曾有一些著作，最主要的是：Gedanken Eines Soldaten（一个士兵的思考)，1935年修订版。他的很多文件可以在弗赖堡Freiburg的德国军事文献中心找到。一本较旧的两卷的传记“Hans von Seeckt汉斯·冯·西克特”: Aus Meinem Leben,（1866-1917) andAus Seinem Leben, （1917-1936), 由他的助手弗里德里希·冯·瑞本将军General Friedrich von Rabenau在1938和1940年完成，而且他当时使用的一些材料在二次大战中丢失了。2013年比较权威的西克特传记由汉斯·米尔-沃克Hans Meier-Welcker在1967年撰写，书名“Seeckt西克特”。米尔-沃克先生是德国军事历史研究室的主任。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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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四卷）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7-07-01

内容简介：

1:战争促进科技的发展2：是人们更加的珍惜和平，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0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相关研究至今仍是国际史学界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这方面的著作约有3万余种。在我国，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前夜，就已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 1944年6月，湖南群社出版了文元钰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空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百花竞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充分掌握历史文献资料，努力提出一些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比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在充分掌握和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认识的一些观点：战争开始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为时很短，只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1940年4月德国进犯丹麦、挪威时期；到了6月，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开始活动，这时战争已具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本着“博采众长，刻意求真”的精神，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比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9年版）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强调“帝国主义制度全面危机的加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根源”；“西方民主制国家的绥靖政策，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的加速剂”。关于引起广泛争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针对“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和“1940年说”等多种说法，该书基于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战争发动者不同的情况和战争发展轨迹的差异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先后爆发的。1931年9月，日本在中国挑起“九一八”事变、在东方揭开大战序幕后，又于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战由此在东方爆发。1935年10月，意大利在西方最早挑起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以后，又经过德意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不流血征服，到1939年9月德国大举进攻波兰，大战由此在西方爆发。应该说，这些分析多有新意，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我国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特点。具体来说就是，尊重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进行综合研究，而不是仅仅作为军事史来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自觉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重视探求和揭示大战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世界影响。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阐述抗日战争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经过我国学者的多年研究，中国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比如，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专章阐述“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该书指出，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中国抗日战争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方向。中国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比如，王振德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指出：中国6年的局部战争、8年的长期抗战，迫使日本的一切军政施策均以解决侵华战争为中心，无力与德军呼应，致使德意日三国军事条约形同废纸。这样，同盟国无后顾之忧，才顺利执行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取得大战的完全胜利。如果低估了中国战场在大战中的战略地位，就不可能写出科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比如，韩永利著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通过对抗日战争对战时美国大战略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论证了中国战场承担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战略责任，有效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其他主要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战略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而非美国的单向支持。既注重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史料发掘，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在不断深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起点、性质、分期以及绥靖政策、法西斯主义、大战中的中国战场、大战的影响等问题研究的同时，我国多数学者努力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揭示法西斯专政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离不开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国史学界早就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三部专著先后问世。《法西斯新论》分析了种种法西斯主义现象，并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法西斯体制研究》分别探讨了德、意、日的法西斯体制。陈祥超著的《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着力研究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与现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西斯专政和二战期间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致力于防止法西斯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在现实生活中，法西斯政权虽然早已覆灭，但法西斯思想并未根除。半个多世纪以来，新老法西斯分子一直企图卷土重来。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尚未肃清，军国主义分子依然在活动。他们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试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现，出现了以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翻案为主要目的的“修正学派”，即“翻案学派”。我国学者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对于防止法西斯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以及史料发掘等方面取得进展。比如，王捷、杨玉文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等单位近百名中青年学者花费10余年时间编纂而成的。全书共收集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外交事件、战略战役、军事组织、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和历史人物等1万余词条。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一些出版社也出版或修订再版了一批著作。如《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22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版）、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4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2版）、刘启安著的《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和李蓉著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都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合作）《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载《世界历史年刊》1997年号《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载《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合作）《关于斯大林与蒋经国谈判的俄国档案文献》，载《近代史资料》1998年3期《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条约》，载《中共党史资料》总67辑，1998年9月《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会谈》，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关于苏芬战争的俄国档案文献》，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关于苏日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俄国档案》，载《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合作）《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载《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2期《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俄国档案文献选编）》，载《中共党史资料》，总82、83辑，2002年《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执行总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003年7月《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俄国档案文献（1953-1959）》，载《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3年《关于溥仪引渡回国的俄国档案文献》，载《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3年《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如何出笼的——俄国解密档案》，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王亚志回忆、沈志华和李丹慧整理），《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2、3期和《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4期连载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驻朝军政府：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10卷，CZD，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6年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27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1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译作《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与非洲的社会主义》(英文)，《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6月第36期《克瓦米恩克鲁玛与非洲革命》(英文)，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6期《苏联史学中的新经济政策问题》(俄文)，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2期《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英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6期《对此应该畏惧吗？——朝鲜战争内幕》（俄文），载《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朝鲜战争问答录》（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朝鲜战争与斯大林的外交》（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进攻还是不进攻？——1949年的朝鲜局势》（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的朝鲜战争》（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消除朝鲜的分裂》（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俄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合作）编写教学、资料北大教材：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冷战在亚洲的兴起北大教材：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北大教材：情报局史料北大教材：1948年苏南分裂的原因和结果北大教材：苏南分裂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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