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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龙记论文题目

发布时间:2024-07-02 07:59:46

倚天屠龙记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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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论文开题报告倚天屠龙记

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1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2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3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正是从“正义”二字出发,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便有机地、完全地联系到一起了。正义是侠义的交集,是共通的地方。金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 ⑤前文说过“侠”的基本要求就是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而“义”也正是以着一切为前提的。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赋予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以全新的内涵,使其升华到人性精神光辉的高度,也使这样的侠义精神拥有更多的道德、正面的光彩。加上金庸的妙笔生花,读来不觉枯燥,反觉真挚感人。 以上,我们从精神内涵的角度分析了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下面,我们就从具体的人物形象来看看,侠义精神是如何体现的。 在《飞狐外传》的后记中,金庸写道:“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的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喜欢的。”⑥其实,这也是金庸着力塑造的几个侠义形象。在下文中,拟分析一下郭靖和胡斐两个人物。 先说郭靖。这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三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人物。有人称他是“完美的近乎于假”的英雄。郭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家国仇恨,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金庸说“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的很稳。”只要是关乎民族大义、国家存亡的大原则,他是从来不含糊的。他自小在蒙古长大,对蒙古人有着极深厚的感情,包括与拖雷结拜,与华筝订婚,替成吉思汗西征等等。但是当蒙古覆灭金国之后,又欲吞并大宋的时候,他是毅然襄助宋朝的将领抵抗蒙古南侵。在《神雕侠侣》中,他与黄蓉共守襄阳,鞠躬尽瘁;在《倚天屠龙记》中,襄阳城破,他夫妇二人双双自尽殉国。直到这里,郭靖“大侠”的形象终于是塑造完成了。他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被引为经典,他本身也是在实践着这句话。他对杨过说过:“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⑦以郭靖的武功,在城破之日自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最终他选择自尽,正是在履行自己的那句座右铭。为国家、为百姓、不惜牺牲自己,这是我们在前面论述“侠”的内涵时提出的观点。郭靖赴难,就是如此,,所以无愧于江湖上人称“郭大侠”。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评介道:“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应该有更大的肯定。”⑧ “侠”还应具有的品格是仁和义,在郭靖身上,这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射雕英雄传》中有这么一个细节,郭靖和黄蓉在牛家村密室中疗伤,为不让人知晓,黄蓉欲杀傻姑灭口,书中写道-------“黄蓉向外走了两步,回过头来,之间郭靖眼光中露出怀疑的神色,料想是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了出来,心想:我杀傻姑不打紧,靖哥哥好了之后,定要跟我吵闹一场,又想:跟我吵闹倒也罢了,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回事,心中却老是记恨,那可无味的很了。罢罢罢,咱们冒上这个大险就是。。。。”⑨ 这里从黄蓉的心理活动展示了郭靖平时的做人准则“坏人可以饶恕,好人决不能错杀。”侠只能损己利人,而不能损人利己。傻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女,为了自己的安危杀之灭口,这等事郭靖杀了头也作不出来的,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仰皆是。 还有对于欧阳锋,郭靖三番几次的相救,他却反生相害之心,但最终到了危机的关头,他还是相救了。洪七公说的好:“乘人之危,岂是我辈侠义道所为。”郭靖一生秉承的正式洪七公的这句话。最后在小说尾声,他还是三擒三纵了欧阳锋。“忠恕之道,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这是儒家的观点,无怪有些研究文章把郭靖称为“儒侠”。 可以这么说,郭靖身上体现的是金庸对于“侠义”的理想,是侠义精神的化身。在往后的小说中,金庸对于“侠义”形象的塑造渐渐走入了“无为”的境界。除了《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可以和郭靖相比之外,对于侠义的阐释就无法超越郭靖这个形象了。杨过邪气十足;张无忌缺乏大侠气概;令狐冲注重个性;胡斐侠气有余而在为国为民的觉悟上有所不足。仔细观察一下,金庸小%C

太多了吧黄蓉\小龙女都是啊还有,那个梅超风算不算

朱元璋 《倚天屠龙记》 郭靖勇,杨过智,张无忌仁。 射雕三部曲中的三位主角,张无忌的仁,虽另有光彩,却显力量不够。 所以张无忌将《武穆遗书》赠与徐达,可谓所托得人。从这一点看,张无忌还是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智。 朱元璋用奸雄之奇计,逼退张无忌,让张无忌自动让位,退出政治舞台,这只是一个恰当的契机给张无忌以退路而已。 西方哲人所言,性格即是命运,张无忌的性格已经决定了他必将退出政治舞台。仁、智、勇三个方面,仁不适宜担当政治和权力的大事,所以即使没有朱元璋对张无忌玩弄奸雄之奇计这一事件,张无忌还是会找机会退出的。 奸雄真能成事。大仁大勇的张无忌,最后却敌不过自己手下的大将朱元璋,只好眼巴巴把教主之位拱手相让给了朱元璋,让朱元璋一统天下江山成为皇帝。朱元璋、徐达等人的几场戏,又俨然是明《英烈传》的通俗版,草莽英雄的豪气,虽粗糙却另有一种慑人的壮美。

LS用点自己的话啊……

南京大屠杀论文题目

918观后感 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创造了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据我所知,柳条湖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日本人想侵略中国,想出了一个诡计,日本人准备了好多的炸药,放到南满铁路一段路轨上,等到时机一来,立即引爆。然后日本人还摆放了三具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给中国军队,由此为借口来进攻。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日本人的可恶,没有人性的强奸,让我的眼泪从我的眼角落了下来,心里充满了恨和悲伤,我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我在想:要不是那时的中国不算富强,才被日本人欺负,他们惨无人道,连妇女小孩子都不放过,更别提刚出生的婴儿了。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我们苦难的历史。但并不是要我们去复仇,我们应以史为鉴,不要再重蹈覆辙。以历史为自己的激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担负起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是最好的。勿忘国耻,我们不要把时间与力量消耗到仇恨上。 “祖国,我永远忠于你,为你献身,用我的琴声永远为你歌唱和战斗"求点赞哇!!!!!作者:陶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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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论文题目真霸气

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立论性的毕业论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毕业论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毕业论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毕业论文。驳论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按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宏观论文和微观论文。凡届国家全局性、带有普遍性并对局部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称为宏观论文。它研究的面比较宽广,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反之,研究局部性、具体问题的论文,是微观论文。它对具体工作有指导意义,影响的面窄一些。

生猪屠宰检疫论文答辩题目

一般不提问关于检疫规程方面的问题。重点在一些常见必检病的临床症状、剖检变化上。比如问你:屠宰检疫口蹄疫的典型病变?产地检疫新城疫的主要症状?等等还有就是一类传染病包括什么?生猪产地检疫的必检病有哪些?等等我参加面试的时候,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猪瘟的临床症状,还有一个是在屠宰检疫过程中需要重点检疫哪些部位。

面试形式一般为结合专业命题答辩。主要出一些与动物卫生防疫有关的问题。我2012年9月8日参加新乡动物卫生监督所面试时的题如下:1、《动物防疫法》规定动物卫生监督所的职责是什么?2、叙述三种一类动物疫病?3、开《产地检疫证明》需满足什么条件?

屠宰检疫工作是一项科学性、管理性都很强的系统工作,人们对食品安全认识不断增强相应法律法规的实施,为我国动物防疫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其中提出对屠宰检疫实行全过程管理,是防止病猪肉流入市场的一个重要举措。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时期,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对猪肉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生猪屠宰检疫工作任重而道远。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述屠宰场生猪检疫质量的提升措施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欢迎你的阅读。     在我国人民的餐饮结构中,猪肉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猪肉的质量和安全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但近些年来多次发生了猪肉的食品安全问题,威胁了人民的身体健康。检疫部门要加强对生猪屠宰环节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控制猪肉质量,提高检疫措施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为人民的食品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本文将对屠宰场生猪检疫质量的提升措施进行分析和研究。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猪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餐饮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些年来却屡次发生猪肉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些猪肉的相关食源性安全问题严重威胁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因此卫生检疫部门要高度重视生猪的检疫质量问题,树立食品安全的责任意识,深入研究相关的检疫措施,掌握技术发展动态,积极应用先进的检疫方法,严格遵守相关的各项检疫规范,按照规定的检疫程序和检疫标准对屠宰场加强检验检疫,有效监督控制猪肉的质量,为猪肉的质量和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让人民可以放心的购买猪肉食品,从而为国民的健康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条件。         1 对屠宰场生猪进行检疫的程序和标准          加强对入场生猪的检验检疫工作         屠宰场在调入外地生猪前,应由检疫人员严格核对调入生猪的各项记录,并认真核实生猪的实际数量,确保数量和记录信息相一致。检疫人员要全面了解和掌握生猪在运输途中的健康状况,对运输途中生猪是否曾经受到过污染等情况要进行严格的检查。此外,检疫人员还要检查生猪是否有免疫耳标,以及耳标的真实性。如果发现耳标有问题,或者在检验过程中发现疑似病猪应立即进行隔离并做好相关的清理工作,对同一批次调入的生猪都要进行详细的检验检疫。          对屠宰前的生猪加强检验检疫工作         要保障猪肉的质量还要做好屠宰前的各项管理工作。生猪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会产生应激性反应,从而导致大量乳酸累积在生猪的体内,会严重影响猪肉的质量。因此,生猪在到达屠宰场以后要休息一段时间,屠宰工作应在相隔一天以上后进行。另外生猪在屠宰前半天要开始断食,但饮水应保证充足,以便于屠宰时的放血,并减少生猪的胃容物,减慢猪肉腐败的速度。         屠宰前要对生猪状态加强观察,了解所有生猪的生命体征以及食欲情况,如果发现有生猪的状态异常时要及时进行隔离处置,同时要打上相应的标记。对隔离的生猪要重点观察其运动形态,精神状态,生猪的呼吸情况,生猪皮肤的色泽和温度,生猪鼻腔、口腔以及眼角的分泌物以及其粪便形态等几方面的情况,从而判断生猪是否发生疫病等问题。如果发现异常情况要立即进行相应的处置。根据病猪的不同特点,判断其应缓宰、禁宰或者急宰。如果排除了可疑问题且检疫合格后,应在一天之内宰杀生猪,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有进行屠宰就需要重新复检。          对屠宰后的生猪加强检验检疫工作          对猪头位置进行检疫的要点         重点是观察猪的鼻端,如果存在破脓、斑痕或水泡的,必须立即进行检疫,以判断该猪是否患有口蹄疫。另外还要观察猪头的外咬肌和颌下淋巴,如果发现存在红色病灶也要及时送检,判断其是否为病猪。          检验猪的皮肤的要点         主要检查猪的皮肤表面是否存在出血、充血、坏死或疹块等现象,以判断其患病情况。          对猪的内脏进行检疫的要点         检验检疫猪的内脏时重点要检查其肠系膜以及支气管的淋巴结,并检查各个脏器的弹性、色泽以及大小。检查猪的肺部时要重点检验其纵膈膜的淋巴组织,观察其是否存在硬块、结节或者炎症。检查心脏时要重点检查血凝状态,检验其是否存在心肌坏死、出血或纤维素以及其二尖瓣等情况。检查肝脏时要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脂肪变性、瘀血以及槟榔肝等情况。砸检查脾脏时要进行切开,然后检查其是否存在急性脾肿或梗死等情况,检查肾脏时要需要切开再进行检验。在检查胃肠道时要确认其是否存在淋巴结、浆膜或者黏膜等。此外,还需要检查猪的生殖器官。          完成检疫后要进行妥善处理         对各项检疫合格的生猪要盖章确认,并在保证所有检疫证明都齐备后才能准许生猪进行流通市场。对于有轻微病状的生猪必须在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后才能上市或用于工业用途。对于患有严重的传染病,特别是对人体健康会产生重大威胁的必须进行销毁,在销毁时目前主要采用的是深埋或者焚烧方式。         2 对屠宰场要进行定期的消毒         屠宰场要定期进行严格的消毒,消毒时应选择药效比较强,且操作使用方便的药剂,也可以同时用几种药剂配合使用,这样消毒的效果会更好。每隔两到四天要进行一次定期性的消毒,以清除各种病原体,保证屠宰安全。如果发现屠宰场内有传染病发生时应立即隔离,并进行紧急消毒,消毒液的浓度也要适当加大,以提高消毒的效果。         3 对检疫人员加强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         检疫人员的职业素养将直接影响检疫的质量。因此要加强对检疫人员的培训工作,帮助他们更好的掌握检疫知识,提高检疫技能。还要求他们加强岗位责任的教育,提高他们对检疫工作的责任感和职业操守。另外还要制定相应的奖惩机制,促进检疫人员提高工作质量。         4 总结         在猪肉流通的各个环节中,屠宰场是猪肉进入市场的最后一道程序,因此在这一环节进行严格的管理控制对于猪肉的质量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相关的检疫部门要高度重视对屠宰场的检验检疫工作,严格按照检验的程序和标准,进行规范化的检疫操作。检疫部门要加强对检疫人员的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检疫技术和水平,树立食品质量安全的责任意识。为了进一步提高检疫质量还可以采取对检疫规程进行公开,对发生的生猪食品安全事件要公开处理,引入社会监督力量对检疫工作加强监督。另外要不断完善相关的检疫法规和检疫标准,提高检疫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相关的管理部门也要加强相互的协调合作,共同对检疫工作加强管理,加大对检疫工作所需的各项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提高检疫能力,为我国人民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可靠的保障。

发射动力学研究所屠天雄相关论文

目前来说,芮莜亭先生评了3次院士。国家的高等人才。

屠呦呦在学术期刊发表了108份论文。

拓展:简介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宁波  ,汉族,中共党员,药学家。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

毕业后接受中医培训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期间晋升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 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 ,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多年从事中药和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1972年成功提取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2011年9月,因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拉斯克奖和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

郑州机电工程研究所(郑州713研究所) 不区分院系所 (082602)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 (01)水下发射技术研究 郑州机电工程研究所 (000)不区分院系所 (082602)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 (02)水面发射技术研究 郑州机电工程研究所 (000)不区分院系所 (082602)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 (03)发射动力技术研究 郑州机电工程研究所 (000)不区分院系所 (082603)火炮、自动武器与弹药工程 (01)舰炮总体技术研究 郑州机电工程研究所 (000)不区分院系所 (082603)火炮、自动武器与弹药工程 (02)舰炮控制技术研究 郑州机电工程研究所 (000)不区分院系所 (082603)火炮、自动武器与弹药工程 (03)舰炮新概念技术研究 专业课:(501)机械综合(含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濮良贵著,《机械原理》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孙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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