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禧论文研究
这是明末清初魏禧写的，意思是写文章必须先确立中心，好像树木一样，它的根深，枝叶也就茂盛了。
主题是文章的主心骨，确定了主题后，一切素材和写作都要围绕这个主题来写作，这样才不至于跑偏。写文章时围绕要表达的中心意思，从不同的方面或则选取不同的事例来写，可以使这个意思表达的更全面，更充分。
扩展资料：
魏禧论文主张经世致用，积理、练识，他长于策、论等以广大胸怀而谋天下之事的文体，同时对其它文体的创作也都有所心得，并且写出了煌煌百万字的作品。 他的文章多颂扬民族气节人事，表现出浓烈的民族意识。还善于评论古人的业迹，对古人的是非曲直、成败得失都有一定的见解，著有《魏叔子文集》22卷，《诗集》8 卷，《日录》3 卷，《左传经世》10卷，《兵谋》、《兵法》各1 卷，《兵迹》12卷。 散文作品有《邱维屏传》和《大铁椎传》等。
魏禧散文中更著名的是传记文，通过作传涉及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他描绘过明季酷烈的朝政;对大吏贪纵、小吏肥俊削、细民无依、官逼民反的阶级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主要是他深抱亡国之痛，为抗敌殉国和坚持志节之士作传，如《江天一传》、《明御史何公家传》。
一、 如何突出文学硕士论文的学术性
毕业 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个重要的门类，学术论文则是最为常见的学术文体。学术论文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凭借，是反映学术成果、传递学术信息的工具。可以说，“学术性”是学术论文所应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也是学术论文区别于其他应用性 文章 特别是一般理论文章的本质特征之一。而从以往电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情况来看，恰恰经常在学术性方面有所欠缺。因此，这里专门强调一下学术论文的学术性问题。
要使学术论文的学术性得到突出，必须在从选题到行文的各个环节上都有所注意，而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则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环节的安排上多下功夫。
首先，研究课题的选择要注重学科意义。学术性是学术论文之本，而课题具有学科意义，又是使学术论文具有学术性的基础。每个学科都有每个学科的历史，每个学科也都有每个学科的体系，选题时要认真了解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考虑课题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以免把毫无研究价值的问题选作论文题目。
一般来说，要使研究课题具有学科意义，至少有这样两类问题是不宜选取的：一是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的问题。学术研究是一项探索性活动，独创性是学术论文的生命。虽然对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的独创性的要求，通常不像对专门用于学术交流的交流论文那么高，但毕业论文也毕竟不同于平时作业，应当写出一定的新意，如果研究的问题已有通说定论，自己的论文只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归纳或梳理，研究或写作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需要说明的是，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还有可能作为学士学位论文提出，而学位论文则应当包含新的研究成果，应当具有独创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 报告 、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明确指出，学位论文是指“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成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面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严格地说，所谓的独创性，是指论文的观点是新的学术见解，是与众不同或前所未有的看法。当然，拿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见解并非易事，因此，如果能用别人没有用过的材料，或者能以新的认证 方法 ，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对已有的理论观点加以阐释，论文也应当算是带有学术创新特点的。一是缺乏理论色彩的常识问题。学术论文所反映的不是一般的现象和过程，也不是浅显的 经验 法则，而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论认识。问题本身不具备任何理论探讨价值，是难以对其形成理论认识的，因而是不能作为学术论文的论题的。文章所探讨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对问题的认识能够上升至理论的高度，学术论文才有可能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其次，内容的表述要注重专业知识的含量。撰写毕业论文既是一项科研活动，同时也是学习过程的一个步骤，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是为了传播学术信息，促进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 总结 学习成果，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培养学生的专业研究素养。也正因为如此，毕业论文的选题一般要求以所学专业课的内容为主，而不应脱离自己的专业范围。同时，与纯粹的交流论文相比，毕业论文的知识含量较大，其中不仅要写入自己的研究成果，还要有背景知识的描述和评介，以便充分反映自己对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及其他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
最后，结构的安排要注重在逻辑框架之中，整篇学术论文应当自成一个理论认识系统，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缜密的论证体系。从文体归属上看，学术论文是 议论文 的一种，并且是比较复杂的议论文。说服性是议论文所应肯具备的特点，论题、论点、论据和论证则是议论所不可缺少的要素。论题即研究课题，是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论点即观点，是作者对问题的看法;论据是证明论点所用的材料;而论证便是运用论据证明观点，是作者对问题的看法;论据是证明论点所用的材料;而论证便是运用论据证明观点，从而把论点与论据联系起来的过程和方法。论证的过程也训是进行逻辑推理的过程，是形成逻辑框架的过程，各种逻辑推理形式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论文重在一个“论”字，论文作者的思路通常是循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程序展开的，这一思路外化为文章的结构，训形成了序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也即人们常说的“三段论式”。
二、如何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题目
有人说：选对了题目，等于论文完成了一半。这话可能有些极端，但也不无道理，因为选题确实在很大物程度上决定着论文的价值，也关系到研究的成败。所谓“选对了题目”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课题有研究的必要性，二是指课题有研究的可行性。关于前者，各位老师的文章中也有较多涉及，这里主要谈谈后者，而且所谈的只是一些比较具体的细节问题。
一个课题无论多么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不具备研究的可行性，也就是说自己不具备研究的条件，也是不能选作毕业论文的题目的。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考虑一个题目是否合适，是否可以选取，主要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首先，资料条件是最为重要因而也最值得重视的条件。
资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凭借，是学术见解产生的基础。撰写论文，从事研究不能没有资料，而资料又不是随手可取的，资料条件并不是对于每个人都相同的。科学研究资料的种类很能多，而对于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说，最常用的资料就是文献资料。每个人都处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之中，可以经常利用的图书情报机构有限，而任何一个图书情报机构都不能无所不包，为此，选题时就要考虑能否拿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经过努力之后，得到的资料是否齐全、够用。
其次，时间条件和导师指导条件也是选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论文的写作是一个过程，是否具备充足的时间条件，直接关系到论文能否完成以及完成的质量。毕业论文通常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这就更要求作者在选题时充分考虑时间条件，根据时间条件，衡量课题的大小是否适中及难易程度是否恰当。
为使论文写作的时间尽可能充裕一些，选题应当尽可能早一些。但是，这也并不是说越早越好。选题过早，对自已所学专业缺乏深入的了解，专业知识的储备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选题就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就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理想的题目。究竟在什么时候选择并确定论文的题目为妥，要视作者的专业课学习情况而定。以大学本科生为例，大多数人应从二、三年级开始考虑论文题目，至少应当先有一个大致的研究方向，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不断思索、不断积累，待准备工作成熟之后，再用二、三个月时间集中撰写、完成论文。很多高校都把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而且仅给十周左右的时间，如果从选题到写作的全部工作都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显然是不够现实的。另外，论文题目的选择并不都是一次到位的，有时会有变动或调整，这就更需要在时间上留出余地。
导师指导条件对于青年学生及所有缺乏研究经验的人来说，都是在选题时所应考虑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感到自己缺乏研究经验，没有独立完成课题研究的把握，就必须格外重视导师指导的条件。任何一个学科的专家都不可能样样皆通，无所不能，在导师所熟悉的专业领域内选题，容易得到更为具体、细致的指导。
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确定论文题目，开列参考文献目录，帮助学生制定写作计划，审阅开题报告及推广提纲，解答疑难问题，评审论文等等。有经验的指导教师总是能够非常到位地指导学生作好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使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最后，驾驭问题的能力更是选题时不可忽视的因素。这里所说的驾驭问题的能力主要是从研究题目的大小是否适中的角度着眼的。对不同级加紧的毕业论文的篇幅，通常有着不同的规定。而从总体上看，毕业论文的篇幅相对较长，为此，如果研究的问题太小，则难有展开的余地，写出的论文常会给人一种繁冗、庞杂，“小题大做”之感。相反，如果题目过大，而作者的研究能力及研究经验不够，则无法把问题研究得非常深入、透彻，写出的论文常会流于肤浅、空泛，给人一种“大题小作”之感。应当说，毕业论文的题目过大过小，都是不利于写出高水平的文章的。相比较而言，对于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甚至硕士研究生来说，“小问题”要比“大问题”更容易驾驭，“小题大做”要比“大题小作”更好一些。
为防止“大题小作”，作好课题的限定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课题的限定，把所要解决的问题集中到一点上，有利于深入分析，广征博引，把问题谈深谈透，把文章写得更有深度。
清人魏禧说过：善作者能于将作时删意，未作时删题。在论文写作中，“删题”就是删掉可有可无的的问题，把全部研究和论证都集中到一点上。有些缺乏研究经验的学生不懂得如何限定题目，常把一个大得惊人的问题作为论文题目。譬如，有一位学生只是对鲁迅 散文 的某一方面的特点感兴趣、有见解，但写出的文章却叫作《鲁迅创作论》，显然，在一篇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中，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是很不现实的。既然是《鲁迅创作论》，文章内容就要面面具到，对有关鲁迅创作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进行论述，至少要有所涉及，结果自己对问题的某一方面的独到见解反而得不到充分阐释，甚至被完全淹没，文章内容显得非常平庸。假如作者能对课题逐层加以限定，就可能会得到一个较为合适的题目：鲁迅创作论——论鲁迅散文——论鲁迅散文集《野牙》作为研究对象，最后把研究题目定为“论《野牙》深沉储蓄的艺术特色”，便于作者集中研究，写出有见解的文章。
三、文学硕士论文如何搜集文献资料
前面说过，撰写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所用的资料主要为文献资料。搜集文献资料，必须掌握合理的检索方法，检索文献资料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追溯法。这是以已掌握的文献资料后面所附的文献目录为线索，追溯查找其他文献检索方法。在缺少检索工具或检索工具不够齐全的情况下，可以分利用这种检索方法。但每种文献所附的参考文献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仅使用这种方法查找资料，漏检的可能性较大。
二是常用法。这是一种利用工具书查找文献资料的检索方法。如果在搜集资料时能够找到必要的检索工具，就应采用常用法，以便迅速、准确地找到比较齐全的文献资料。常用法还有顺查法、倒查法和抽查法之分。顺查法是利用检索工具，由远及近地查找文献资料的方法，即从研究课题产生的起始年代查起，按时间的先后顺序逐年查找。采用这种检索方法，即能防止漏检资料，又能摸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不过，如果问题产生的时间过久，研究历史过长，则工作量极大，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倒查法是利用检查工具，由近及远地查找文献资料的方法，即从近期的文献查起，逐年向前推移查找所需资料。后期的文献资料能够反映课题研究的最新水平，而且常常包含着前期文献资料的内容，能够集中体现已有的研究成果，所以，采用倒查找资料，有利于提高检索效率。但同顺查法相比，采用这种检索方法，漏检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抽查法是在全面了解本学科或某项课题研究的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选定其中研究最为活跃，文献发表得最为集中的重要年工，进行重点检索的方法。采用这种检索方法的好处是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较为丰富的资料，前提则是必须准确地把握学科发展或课题研究的情况，以便找准时期。
三是循环法。循环法也叫混合法，这是一种把追溯法和常用法结合起来使用，循环查找文献资料的检索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一般顺序是，先利用检索工具，也就是通过常用法找到一些文献资料，再利用这些文献资料所附的参考文献目录追溯查找资料。如果手中已有基本的检索工具，又占有了一定数量的资料，就可以采用循环法查找资料了。
很多学生一听到文学二字，就觉得其论文内容肯定很深奥难懂，论文必定难以完成好。其实，和其他论文一样，只要按要求写，写作过程中注意相关要点，运用好方法技巧，自然可以写好。当然，在内容论点上必须遵循文学专业特点，做到不跑题不空谈。文末，希望大家多写作多练习，都能够写出令人满意的文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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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题目 有人说：选对了题目，等于论文完成了一半。这话可能有些极端，但也不无道理，因为选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论文的价值，也关系到研究的成败。所谓“选对了题目”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课题有研究的必要性，二是指课题有研究的可行性。关于前者，各位老师的文章中也有较多涉及，这里主要谈谈后者，而且所谈的只是一些比较具体的细节问题。 一个课题无论多么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不具备研究的可行性，也就是说自己不具备研究的条件，也是不能选作毕业论文的题目的。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考虑一个题目是否合适，是否可以选取，主要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首先，资料条件是最为重要因而也是最值得重视的条件。 资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凭借，是学术见解产生的基础。撰写论文，从事研究，不能没有资料，而资料又不是随手可取的，资料条件并不是对于每个人都相同的。科学研究资料的种类很多，而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最常用的资料就是文献资料。每个人都处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之中，可以经常利用的图书情报机构有限，而任何一个图书情报机构都不能无所不包，为此，选题时就要考虑能否拿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经过努力之后，得到的资料是否齐全、够用。 其次，时间条件和导师指导条件也是选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论文的写作是一个过程，是否具备充足的时间条件，直接关系到论文能否完成及完成的质量。毕业论文通常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就更要求作者在选题时充分考虑时间条件，根据时间条件，衡量课题的大小是否适中及难易程度是否恰当。 为使论文写作的时间尽可能充裕一些，选题应当尽可能早一些，但是，这也并不是说越早越好。选题过早，对自己所学专业缺乏深入的了解，专业知识的储备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选题就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就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理想的题目。究竟在什么时候选择并确定论文的题目为妥，要视作者的专业课学习情况而定。以大学本科生为例，大多数人应从二、三年级开始考虑论文题目，至少应当先有一个大致的研究方向，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不断思索、不断积累，待准备工作成熟之后，再用二、三个月时间集中撰写、完成论文。很多高校都把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而且仅给十周左右的时间，如果从选题到写作的全部工作都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显然是不够现实的。另外，论文题目的选择并不都是一次到位的，有时会有变动或调整，这就更需要在时间上留出余地。 导师指导条件对于青年学生及所有缺乏研究经验的人来说，都是在选题时所应考虑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感到自己缺乏研究经验，没有独立完成课题研究的把握，就必须格外重视导师的条件。任何一个学科的专家都不可能样样皆通，无所不能，在导师所熟悉的专业领域内选题，容易得到更为具体、细致的指导。 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确定论文题目，开列参考文献目录，帮助学生制定写作计划，审阅开题报告及论文提纲，解答疑难问题，评审论文等等。有经验的指导教师总是能够非常到位地指导学生作好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使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最后，驾驭问题的能力更是选题时不可忽视的因素。这里所说的驾驭问题的能力主要是从研究题目的大小是否适中的角度着眼的。对不同级别的毕业论文的篇幅，通常有着不同的规定。而从总体上看，毕业论文的篇幅相对较长，为此，如果研究的问题太小，则难有展开的余地，写出的论文常会给人一种繁冗、庞杂，“小题大作”之感。相反，如果题目过大，而作者的研究能力及研究经验不够，则无法把问题研究得非常深入、透彻，写出的论文常会流于肤浅、空泛，给人一种“大题小作”之感。应当说，毕业论文的题目过大过小，都是不利于写出高水平的文章的。相比较而言，对于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甚至硕士研究生而说，“小问题”要比“大问题”更容易驾驭，“小题大作”要比“大题小作”更好一些。 为防止“大题小作”，作好课题的限定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课题的限定，把所要解决的问题集中到一点上，有利于深入分析、广征博引，把问题谈深谈透，把文章写得更有深度。 清人魏禧说过：善作者能于将作时删意，未作时删题。在论文写作中，“删题”就是删掉可有可无的问题，把全部研究和论证都集中到一点上。有些缺乏研究经验的学生不懂得如何限定题目，常把一个大得惊人的问题作为论文题目。譬如，有一位学生只是对鲁迅散文的某一方面的特点感兴趣、有见解，但写出的文章却叫作《鲁迅创作论》，显然，在一篇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中，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是很不现实的。既然是《鲁迅创作论》，文章内容就要面面俱到，对有关鲁迅创作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进行论述，至少要有所涉及，结果自己对问题的某一方面的独到见解反而得不到充分阐释，甚至被完全淹没，文章内容显得非常平庸。假如作者能对课题逐层加以限定，就可能会得到一个较为合适的题目：鲁迅创作论－－论鲁迅散文－－论鲁迅散文的艺术特色－－论鲁迅散文深沉含蓄的艺术特色，假如觉得鲁迅所有的散文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仍有一定的困难，还可以只把突出地表现这一艺术特色的散文集《野草》作为研究对象，最后把研究题目定为“论《野草》深沉含蓄的艺术特色”，便于作者集中研究，写出有有见解的文章。
“海内存知己”诗句出自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一、原文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代：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二、译文
巍巍长安，雄踞三秦之地；渺渺四川，却在迢迢远方。
你我命运何等相仿，奔波仕途，远离家乡。
只要有知心朋友，四海之内不觉遥远。即便在天涯海角，感觉就像近邻一样。
岔道分手，实在不用儿女情长，泪洒衣裳。
三、注译
⑴少府：官名。之：到、往。蜀州：今四川崇州。
⑵城阙（què ）辅三秦：城阙，即城楼，指唐代京师长安城。辅，护卫。三秦，指长安城附近的关中之地，即今陕西省潼关以西一带。秦朝末年，项羽破秦，把关中分为三区，分别封给三个秦国的降将，所以称三秦。这句是倒装句，意思是京师长安三秦作保护。五津：指岷江的五个渡口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这里泛指蜀川。辅三秦：一作“俯西秦”。
⑶风烟望五津：“风烟”两字名词用作状语，表示行为的处所。全句意为江边因远望而显得迷茫如啼眼，是说在风烟迷茫之中，遥望蜀州。
⑷君：对人的尊称，相当于“您”。
⑸同：一作“俱”。宦（huàn）游：出外做官。
⑹海内：四海之内，即全国各地。古代人认为我国疆土四周环海，所以称天下为四海之内。
⑺天涯：天边，这里比喻极远的地方。比邻：并邻，近邻。
⑻无为：无须、不必。歧（qí）路：岔路。古人送行常在大路分岔处告别。
⑼沾巾：泪水沾湿衣服和腰带。意思是挥泪告别。
四、赏析
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首句写送别之地长安被辽阔的三秦地区所“辅”，突出了雄浑阔大的气势。
第二句点出友人“之任”的处所——风烟迷蒙的蜀地。诗人巧用一个“望”字，将秦蜀二地联系起来，好似诗人站在三秦护卫下的长安，遥望千里之外的蜀地，这就暗喻了惜别的情意。“望”字不仅拓宽了诗的意境，使读者的视野一下子铺开，而且在心理上拉近了两地的距离，使人感觉到既然“五津”可望，那就不必为离别而忧伤。这一开笔创造出雄浑壮阔的气象，使人有一种天空寥廓、意境高远的感受，为全诗锁定了豪壮的感情基调。
颔（hàn）联“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诗人劝慰友人：我和你都是远离故土、宦游他乡的人，离别乃常事，何必悲伤呢？此次友人孤身前往蜀地，远走天涯，举目无亲，更觉惆怅，作者在这里用两人处境相同、感情一致来宽慰朋友，藉以减轻他的悲凉和孤独之感。惜别之中显现诗人胸襟的阔大。
颈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把前面淡淡的伤离情绪一笔荡开。诗人设想别后：只要我们声息相通，即使远隔天涯，也犹如近在咫尺。这与一般的送别诗情调不同，含义极为深刻，既表现了诗人乐观宽广的胸襟和对友人的真挚情谊，也道出了诚挚的友谊可以超越时空界限的哲理，给人以莫大的安慰和鼓舞，因而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尾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慰勉友人不要像青年男女一样，为离别泪湿衣巾，而要心胸豁达，坦然面对。足见情深意长，同时，全诗气氛变悲凉为豪放。 这首诗四联均紧扣“离别”起承转合，诗中的离情别意及友情，既得到了展现，又具有深刻的哲理、开阔的意境、高昂的格调，不愧为古代送别诗中的上品。
五、创作背景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写的。“少府”，是唐朝对县尉的通称。这位姓杜的少府将到四川去上任，王勃在长安相送，临别时赠送给他这首送别诗。
六、作者简介
王勃（649或650~676或675年），唐代诗人。汉族，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世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首。
一、知音者诚希
唐代：韩愈
知音者诚希，念子不能别。
行行天未晓，携酒踏明月。
译文：
世上能了解自己的人实在在太少了，正因我想起了你，使我不忍心与你分别。
离别前的夜晚，我们能携着手走啊走，夜深了，我们仍踏在满地皎潆的月光中谈心。
二、满江红·小住京华
清代：秋瑾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译文：
我在京城小住时日，转眼间就又到了中秋佳节。篱笆下面的菊花都已盛开，秋色明净，就像刚刚擦洗过一般。四面的歌声渐歇，我也终如汉之破楚，突破了家庭的牢笼，如今一个人思量着在浙江时那八年的生活况味。他们苦苦地想让我做一个贵妇人，其实，我是多么的不屑啊！
今生我虽然不能身为男子，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的心，要比男子的心还要刚烈。想想平日，我的一颗心，常为别人而热。那些俗人，心胸狭窄，怎么能懂我呢？英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磨难挫折。在这莽莽红尘之中，哪里才能觅到知音呢？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三、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
宋代：岳飞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译文：
昨夜，寒秋蟋蟀不住哀鸣，梦回故乡，千里燃战火，被惊醒，已三更。站起身，独绕台阶踽踽行。四周静悄悄，帘外，一轮淡月正朦胧。
为国建功留青史，未老满头霜星星。家山松竹苍然老，无奈议和声起、阻断了归程。想把满腹心事，付与瑶琴弹一曲。可可高山流水知音稀，纵然弦弹断，又有谁来听？
四、题诗后
唐代：贾岛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译文：
这两句诗我琢磨三年才写出，一读起来禁不住两行热泪流出来。
了解我思想情感的好朋友如果不欣赏这两句诗，我只好回到以前住过的故乡（山中），在瑟瑟秋风中安稳地睡了。
五、夏日南亭怀辛大
唐代：孟浩然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译文：
傍山的日影忽然西落了，池塘上的月亮从东面慢慢升起。
披散着头发在夜晚乘凉，打开窗户躺卧在幽静宽敞的地方。
一阵阵的晚风送来荷花的香气，露水从竹叶上滴下发出清脆的响声。
正想拿琴来弹奏，可惜没有知音来欣赏。
感慨良宵，怀念起老朋友来，整夜在梦中也苦苦地想念。
11.“少壮不努力，老大徒（2）”出自《汉乐府·长歌行》。
（1）悲伤 （2）伤悲 （3）忧伤 12.晏殊的《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下句是（3）。 (1)似曾相识鸟归来 （2）似曾相识雁归来（3） 似曾相识燕归来 13.《七步诗》的作者是（1）。
(1)曹植 （2）曹丕 （3）曹操 14.“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1）”。 (1)阴山 （2）边关 （3）燕山 15.杜甫的《春夜喜雨》中“晓看红湿处”的下句是（2）。
(1)花重绵阳城 （2）花重锦州城 （3）花重锦官城 16.“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出自叶绍翁的（1）。 (1)《游园不值》 （2）《春望》 （3）《春夜喜雨》 17.“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1）的诗句。
（1）王勃 （2）李白 （3）白居易 18.“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2）”是文天祥的诗句。 （1）汉青 （2）汗青 （3）汗清 19.“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中“坐”的意思是（1）。
(1)因为 （2）坐下 （3）座位 20？杜牧的《江南春》中“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下句是（3）。 (1)多少楼台烟波中 （2）多少楼台风雨中 （3）多少楼台烟雨中 21.“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1）的诗句。
（1）王维 （2）王之涣 （3）王勃 22.《天净沙·秋思》是一首小令，作者是元代的（2）。 (1)张养浩 （2）马致远 （3）元好问 23.“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出自（1）。
(1)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2）王昌龄《出塞》 （3）杜牧《江南春》 24.“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3）。 (1)春色 （2）梨花 （3）雪景 25.“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出自（3）的《无题》。
（1）李贺 （2）李清照 （3）李商隐。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 ）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知己知彼，将心比心。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
路遥知马力，事久知人心。
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
诗词：
《杜少府之任蜀洲》唐·王勃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送别》唐：贾岛
丈夫未得意，行行且低眉。素琴弹复弹，会有知音知。
【浣溪沙】宋：张孝祥
玉节珠幢出翰林。诗书谋帅眷方深。威声虎啸复龙吟。 我是先生门下士，相逢有酒且教斟。高山流水遇知音。
旧题苏武诗 / 别诗四首·其一朝代：两汉作者：佚名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
我有一罇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译文兄弟的亲密关系就像树叶长在树枝上，朋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相亲。四海之内都是兄弟，谁也不是互不相干的陌路人。
何况我们是枝干相连的骨肉兄弟，我和你同出于一个身体。从前亲近的如鸳鸯，现在像是居于西方的辰星与居于东方的商星彼此出没不相逢。
从前总是在一起，现在遥远的像北方的胡人与南方的秦国人。在即将离别之际，越发觉得情谊日益亲切。
麋鹿遇到好草总是嗷嗷呼叫它的同伴一起来吃，它可以用来比喻我宴饮嘉宾的心情。我有一樽酒，想赠给远行的兄弟。
希望你再多留一会酌饮此酒，以叙我们平日的亲爱之意。
关于知音的诗句1、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
——《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2、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旧题苏武诗》3、刎颈之交。
——汉书《诸葛丰传》4、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5、朋友切切思思。
——《论语·子路》6、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唐·王维7、朋友，以义合者。
——宋·朱熹8、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易·系辞上》9、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
——《淮南子》10、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唐·李白《赠汪伦》11、人生所贵在知已，四海相逢骨肉亲。
——《雁门集》12、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春秋·孟子13、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羌村·其一》14、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
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史记》15、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元曲选·争报恩》16、布衣之交不可忘。——唐·李延寿17、于患难风豪杰。
——清·魏禧18、友如作画须求淡，山似论文不喜平。——翁照《与友人寻山》19、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
——杜甫《徒步归行》20、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21、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贫交行》22、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祖咏《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23、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
——韩愈《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24、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西晋·付玄25、交情老更亲。
——唐·杜甫26、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战国策》27、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
——晋·陶渊明28、合意友来情不厌，知心人至话投机。——明·冯梦龙29、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汉乐府》30、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唐·白居易《琵琶行》31、乐莫乐兮新相知。
——战国·屈原32、已过才追问，相看是故人。——《遇旧友》33、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34、昨日屋头堪炙手，今朝门外好张罗。——《放言》35、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
——唐·李白36、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张九龄《送韦城李少府》37、以权利合者，权力尽而交疏。
——《史记》38、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宋·顾夏39、婴其呜矣，求其友声。
——《诗经·小雅》40、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题长安壁》41、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元二使安》42、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唐·高适《别董大》43、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三国·曹植44、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清·蒲松龄45、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战国·庄子46、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
——陈刚中47、礼尚往来。——《礼记——曲礼》48、投之以木瓜，抱之以琼瑶。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49、君有奇才我不贫。
——清·郑板桥50、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清·曹雪芹51、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
——明·冯梦龙52、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唐·李白53、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
——宋·欧阳修54、一贵一贱交情见。——唐·骆宾王55、人生乐在相知心。
——宋·王安石56、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春秋·子夏57、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抱朴子·交际》58、知音世所稀。——唐·孟浩然59、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赠范晔》60、人生结交在终结，莫为升沉中路分。——贺兰进明《行路难五首》61、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宋·欧阳修62、大丈夫处世处，当交四海英雄。——《三国志·蜀书·刘巴传》63、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论语·颜渊》64、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箜篌谣》65、君子上交不诌，下交不渎。
——《周易》66、君子淡如水，岁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转眼如仇人。
67、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已。——鲍溶68、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明·冯梦龙69、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汉书》。
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 （唐）李白投之以木瓜，抱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诗经》人生所贵在知已，四海相逢骨肉亲. 《雁门集》合意友来情不厌，知心人至话投机. （明）冯梦龙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易.系辞上》婴其呜矣，求其友声 . 《诗经.小雅》乐莫乐兮新相知. （战国）屈原刎颈之交. 汉书.诸葛丰传》知音世所稀. （唐）孟浩然朋友切切思思. 《论语.子路》礼尚往来. 《礼记.曲礼》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论语.颜渊》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 《战国策》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 《淮南子》以权利合者，权力尽而交疏. 《史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元曲选.争报恩》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唐）张九龄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 （唐）王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唐）李白交情老更亲. （唐）杜甫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抱朴子.交际》君子淡如水，岁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转眼如仇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张九龄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韩愈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祖咏人生结交在终结，莫为升沉中路分.贺兰进明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杜甫君有奇才我不贫. （清）郑板桥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 . （唐）王勃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唐）白居易友如作画须求淡，山似论文不喜平.翁照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 （唐）高适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 （清）蒲松龄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春秋）孟子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战国）庄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 （西晋）付玄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 （唐）李白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春秋）子夏布衣之交不可忘. （唐）李延寿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 （宋）欧阳修人生乐在相知心 . （宋）王安石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 （明）冯梦龙于患难风豪杰. （清）魏禧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 （清）曹雪芹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宋）顾夏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汉书》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已. 鲍溶大丈夫处世处，当交四海英雄.《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君子上交不诌，下交不渎. 《周易》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 陈刚中朋友，以义合者. （宋）朱熹衣不如新， 人不如故. 《汉乐府》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 . （宋）欧阳修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史记》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 （晋）陶渊明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 （唐）杜甫交心不交面，从此重相忆. （唐）白居易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沉中路分. （唐）贺兰进明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三国）曹植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明）冯梦龙一贵一贱交情见. （唐）骆宾王。
魏晋研究论文仇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
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魏晋散文研究论文
比较少哎题名： 魏晋南北朝散文 作者： 曹明纲 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魏晋南北朝历时约400年，社会分裂，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走上独立自觉的时代。而散文的发展，不仅有骈偶化倾向，更讲究遣词造句上的技巧。既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也有个人情感的抒发。 魏晋南北朝散文和这一时期的诗歌一样，分为建安时期、正始时期和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几个阶段。 建安时期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等。这些作家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 不只是诗歌，散文创作方面，曹氏父子依然有他人难以比拟的成就。 曹操，清峻简洁平易，代表作品有《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尤其《求贤令》，清峻通脱，质朴简约；曹植，豪情万丈，词采骈偶《求自试表》；曹丕，词采骈偶，隽丽流畅《与吴质书》《与繁钦书》；孔融的文章刚健锋利，陈琳的檄文铺张扬厉，阮瑀的符檄文思敏捷，诸葛亮的《出师表》，言辞恳切，被认为是章表类的一篇杰作。 总的说来，建安时期的散文，内容上，注重情怀，言之有物；形式上，注重问次啊，渐求骈俪；风格上，注重个性的抒发。 正始是北魏的君主魏宣武帝元恪的第二个年号，共计4年余。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竹林七贤又称“竹林名士”, 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 最尚。代表作，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嘻笑怒骂，新颖深刻，任气洒脱。 与建安的清峻、通脱一脉相承。 这个时期主要特色是思想新颖深刻，对传统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为人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为文勇于使气骋辞，缜密透彻，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以情被文，是真性情、真思想、真个性的大胆流露。 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散文特点，内容上，谈论玄学，注重现实；形式上，辞采瑰丽，骈散相间。 西晋散文以议论为主 。 代表作家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两晋之间的刘琨、郭璞； 东晋时期骈文开始盛行 代表作家是陶渊明和王羲之。王羲之的书信很出色，最为人称颂的是《兰亭集序》。其文笔清新自然，风格疏朗。陶渊明的散文最具真情实感，千古传世之作《桃花源记》寓意深刻，令人称奇。还有潘岳的《哀永逝文》和陆机的《演连珠》。 两晋时期的散文注重形式和技巧，西晋繁缛绮丽，东晋淡化文采。 南朝骈文的优秀作家有鲍照、江淹、刘峻、徐陵、沈约等人。代表性作品则有鲍照的山水风景的名篇《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的喻理动情的名篇《与陈伯书》，孔稚珪的讽刺假隐士的俳谐名篇《北山移文》等。 北朝文学成就不如南朝.北魏前期，几乎没有产生过什么作品，期间文人如温子升、邢劭等，作文大都受南方文人的影响。 两魏末年，梁代作家庾信、王褒最为著名，其实盛行骈文。庾信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骈文家，与徐陵齐名，号称“徐庾体”。风格苍凉悲愤，笔力刚劲，用典与对偶的技巧圆熟。代表作《哀江南赋序》被人们称为一首无韵的抒情诗。另外比较著名的有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氏家训》重说理，算不算纯文学，却颇有文采，被后人喜爱。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望能帮到亲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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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影响力逐步提升，而且这部剧是以清朝为背景的宫斗剧，情节复杂，人物形象刻画的饱满，CP感也非常的足，深受海外民众的喜欢。
是的，在这部剧中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色都非常明确，我已经连刷了好几次了。
因为这部剧的话，它里面不管选择的角色还是剧情的发展，都特别的符合很多90后的年轻人去追。
新”女性代表的是叛逆者，这些女性有独特的见解，而且爱情观是自由开放的。“旧”女性就是性格比较温顺，有固定的思维，不会为自己做主。
魏晋诗歌研究论文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文章就唐诗的情感贯通方式、意脉布置状态所形成的诗意结构及这种结构的艺术范型进行探讨。认为唐诗的诗意结构突破了先秦诗歌以复唱和多侧面铺排为主的静态型结构，发展了魏晋南北朝诗歌意脉、情感沿着一个方向平稳自然地直线流动的动态型结构，而追求在诗歌意脉、情感的推进过程中，具有腾挪迭宕、曲折变幻的流动之美，扩大了诗的意蕴容量、增强了情感张力，造成了浑厚气势。这种诗意结构的艺术范型主要有：语不接而意接的断续方式；情感流程大升大降的起落方式；诗意段落之间后段逆前段的在否定中向前推进的逆转方式以及诗意段落倒置方式等。一中国古代诗歌很注重诗的情感贯通方式、意脉布置状态所形成的诗意结构。清人贺贻孙的《诗筏》谈到古体诗的诗意结构时说：“古诗之妙，在首尾一意而转折处多，前后一气而变幻处多。或意转而句不转，或句转而意不转；或句换而气不换，或气换而句不换。不转中转，故愈转而意愈不穷；不换而换，故愈换而气愈不竭。善作诗者，能留不穷之意，蓄不竭之气，则几于化。”此言虽单就古体而论，但也说明了诗意结构艺术对诗歌的情感表达、意趣含蕴，乃至气度风貌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诗意结构艺术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诗经》中的诗意结构，主要的，有两种模式：一是以单一诗意的重叠来强化诗的情感力度，所以，“复唱”乃成为《诗经》诗意结构的重要艺术手法；一是就某一特定的诗意作多侧面的铺排，使诗意表达更为充分。楚辞则主要继承、发展《诗经》中铺排方式的诗意结构艺术，常常对一种诗意作规模更大、层面更多、回环往复的铺排。因而，可以说，先秦诗的诗意结构大体以静态型为主，诗的意脉、情感较少以发展变化的流动状态出现。魏晋南北朝诗，动态型的诗意结构则较为普遍了。诗中的意脉、情感往往具备一个从发端到收束，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在发展变化中向前推进的流动过程。不过，这种动态型之“动”，还处于自然平稳状态。诗的意脉、情感的流程，大都沿着特定的方向，按自然发展的顺序，环环相接而无巨大波折地完成，一般为直线流动。所以，魏晋南北朝诗的诗意结构虽呈示为动态型的趋势，但仍较少转折迭宕的形态。以下二诗即可见一斑，先看曹植的《送应氏诗二首》其一：登彼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诗开头写登上北邙山而望洛阳，接着即写所望洛阳因战乱而造成的荒凉残破景象，最后则直抒面对此种荒凉残破景象引起的沉痛心情。全诗意脉既层层推进，又自相连属，前一层为后一层的基础，后一层为前一层的接续，没有间隔，没有跳宕，联系自然，清晰完整，情感虽沉痛，结构却平稳。再看陆机的《遨游出西城》：遨游出西城，按辔循都邑。逝物随节改，时风肃且熠。迁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袭。靡靡年时改，冉冉老已及。行矣勉良图，使尔修名立。此诗诗意可分四层：由出城遨游而见物随节改；由见物随节改而想到盛必有衰；由盛必有衰又自然想到自己在时光流转中老之将至；又因老之将至而恐修名不立，故以良图自勉。全诗情感形成一个完整的流动过程，各情感段落依逻辑顺序自然衔接，层层递进，平稳地通向终极点。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诗意结构似更为清晰自然：或先咏山水田园景物，然后加以赞赏，表示留连，引出相应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的表达；或以议论人生哲理发端，再就人生哲理抒写对山水田园的赞赏、留连，表达与所议人生哲理相一致的山水田园的生活情趣。他们的诗，正是以意脉畅达，情感流程平稳连贯见长。到了唐诗，诗意结构的动态性则明显加强。杜甫曾以“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赠郑谏议十韵》）的诗句表达他对诗歌形象描写艺术和诗意结构艺术的追求。在他的古今各体诗中，确都以波澜起伏的意脉和情感流程取胜。他对诗意结构艺术的这种追求，可以说代表了唐诗在诗意结构方面的审美取向。唐诗中，诗的意脉和情感流程，往往突破平稳自然的推进状态，既一气贯注，又忽上忽下，忽离忽合，层层转折，步步波澜，呈现为腾挪迭宕，曲折变幻之势，使诗的情感气度更有张力。明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一中说：“七言歌行，靡非乐府，然至唐始畅。其发也，如千钧之弩，一举透革；纵之则文绮落霞，舒卷绚烂；一人促节，则凄风急雨，窈冥变幻，转折顿挫，如天骥下坂，明珠走盘；收之则如橐声一击，万骑忽敛，寂然无声。”即形象地说明了唐代歌行体诗意结构的这种新的特征。其实何止歌行体，本以“反复优游，雍容不迫”（元杨载《诗法家数》）为传统的五言古诗，唐人写来，也能“恣肆变化，忽来忽止”，“气脉笔势壮阔，亦非汉魏人所能及”（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至于近体诗，本唐代而兴，唐人更力求在它的短小篇幅内，以“一绪连文”而又转折迭宕的诗意结构，容纳和表现种种郁勃激荡或曲折幽奥的心灵世界，以至形成了近体诗中诗意起、承、转、合的常例。所以，后代诗论家正是依唐代近体诗的诗意结构艺术，指出近体诗“要处处打得通，又要处处跳得起，草蛇灰线，生龙活虎，两般能事，当一手兼之”（清刘熙载《艺概·诗概》）。唐诗的这种诗意结构艺术，是唐诗之成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高峰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后代诗歌的诗意结构艺术也有着重要影响，或者说，自唐而后，腾挪迭宕，转折变幻的动态型诗意结构，便成为历代诗人所注重和追求的诗意结构。那么，唐诗的这种诗意结构艺术，究竟有怎样的具体形态和构成方式？这则是认识它、探讨它的更重要的问题。二断续方式是构成唐诗诗意结构腾挪迭宕的重要艺术范型之一。此种方式，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一中称之为“语不接而意接”。“语不接”，是抒情语象所直接显现的意脉和情感流程的各段落之间距离颇大，彼此似无联系，呈断裂状态，往往一语所出，突如其来，形成巨大的跳宕；“意接”，则是由于这些“不接”之语的上下排列组合关系的限定，意脉和情感流程的各段落之间又有内在意绪一脉相承，断裂的深层又是接续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言与意应是统一的。但中国早就有“言意之辨”，从庄子的“言不尽意”到王弼的“得象忘言”，都强调了言与意矛盾的一方面。这当然与中国古代重体悟的思维方式有关，但是它对认识审美体验却有极重要的意义。它启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追求写出一种“言外之意”，在诗歌中尤重意象、意境、比兴等，形成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审美特征。唐代诗人似乎又发现，不仅意象的铸成、意境的营造，比兴的运用等可以表现“言外之意”，诗意结构艺术也是写出“言外之意”的重要手段：抒情语象的跳宕，诗意表层的断裂，一方面可以与内心激荡的情感对应，把非有尽语言所能表现的无尽的心绪波澜，在诗意结构中外化；另一方面，又可以在跳宕、断裂处形成艺术“空白”，以艺术“空白”含蕴“言外之意”；同时在深层把前后诗意连接起来。正是这种断裂与接续、跳宕与相承的统一，使诗歌的意脉和情感流程推进幅度更大，包容更广，意蕴更丰富，对诗人心灵深处的情感波澜更有表现力。李白就善于运用这种断续方式的诗意结构艺术，正如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中所言：“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我们可以看他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诗开始即直抒离别烦忧，句式重复，语气沉重。接下来，却突然以舒缓的情感节奏，写登楼欣赏壮阔的秋景和开怀畅饮。就抒情语象看，其情感、格调均显突兀，似与开始的直抒离别烦忧难以连属。但是，在沉重的别情中，设宴送别，要以饮酒赏景开阔一下自己的心胸，摆脱一下自己的愁情，又实属自然。这便是这两层特定诗意的距离间，抒情语象背后的联系环节。而愈要摆脱别情，愈说明别情之重。这又是这联系环节的一种“言外之意”了。既而，诗再宕开一笔，以更高亢的调子，咏族叔李云及自己的才能和理想，与上一层诗意更似完全断开，又是一大跳跃。而体会其内在意绪，实又一脉相承：沉重的别情并非赏景饮酒所能排遣，面对同处失志境遇而即将离别的亲人，自然会引起彼此都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于此，自赏才能卓越，抱负高远，正是针对遭受压抑，针对失意，抒发不平的心情。至此，离别的情怀与失意的不平融合起来，诗的情感气度更加激越沉厚。下一层诗意则以“抽刀断水”为喻，直抒无法摆脱的愁情，与上一层写得神采飞扬的自赏才能抱负，在抒情语象之间，亦全无联系。但这突然暴发的愁情，正来自才能受着压抑，抱负不能实现的处境和失意中与亲人离别的现实。其实并不突然，只不过把这种联系掩藏在两组抒情语象的距离中间，变为内在意绪罢了。诗意的最后，“人生在世不称意”才是全诗的情感的落脚点，诗中抒情语象先后呈现的沉重别情、登楼赏景饮酒、自赏才能抱负、无法摆脱的愁情，都集中在这一点上，都由此而发。因为它恰当地处于诗的最后，又成为全诗情感流程中核心情感的回射点，利用它的回射功能，更把全诗贯串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如此，全诗抒情语象的跳跃性，造成了诗歌情感激荡的外在节奏，并加大了诗歌的蕴涵空间；而内在意绪的连续性，又使诗歌的情感层层转深，步步扩展，浑融一气。杜甫诗以精深著称，但诗意结构亦往往在腾挪跌宕中“一绪连文”。宋人范温《潜溪诗眼》就曾指出其《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语或似无伦次，而意若贯珠”。所谓“语或似无伦次”，即抒情语象的断裂，跳跃，忽而言此，忽而言彼；所谓“意若贯珠”，即内在意绪的连接流贯，虽断亦续，外断内续。他的《秋兴》其四亦可为例：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诗的首联以长安朝市兴衰迭代领起，颔联以王侯文武皆为新人承接，连续感叹长安的世事变幻，诗意衔接尚属自然。颈联却转而写北、西边事警急，诗意一跳，造成与前二联的较大距离。尾联又是一跳，变而感叹个人飘零身世，合到思念长安上，抒情语象与上联亦呈断裂之势。但诗的内在意绪恰恰是在此种跳跃性的起、承、转、合之中一脉相承。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二中解此诗即谓：“‘百年’统举开国以来，今昔风尚之感也。三、四即衣马轻肥而推广言之，以映己寂寞。曰‘皆新’、曰‘异昔’则寓甲卒身贵，冠裳倒置之愤。是时朝局如此。‘鼓振’、‘书驰’，见乱端不已，归志长违，所以滞‘秋江’而怀‘故国’，职此之由也。”正是诗意结构的既跳宕又相连属，使诗中的忧国之心，身世之感表达得更为沉郁顿挫。李贺、李商隐诗，此类诗意结构则更为普遍。李贺的《梦天》、《天上谣》、《浩歌》、《秋来》、《秦王饮酒》、《金铜仙人辞汉歌》、《致酒行》等名篇即均明显以断续方式布置诗的情感流程。如《致酒行》诗，开始是抒写飘零作客之苦；转而却咏叹昔人马周在困顿中意外地受知于唐太宗；最后则写在神魂迷惘中雄鸡晓唱，天地清明，自己要坚持凌云之志。在抒情语象表层，这三个诗意单元之间是不连贯的，跳宕较大。但在其深层，在断裂的距离之间，却有内在意绪，把这三个诗意单元联系成为一个完整的情感流程。一、二单元的内在联系环节自应是：虽然现在零落栖迟，但只要有才能，终会有出头之日，昔人马周就是如此。二、三单元的内在联系环节则为：既然马周能够一朝得志，自己也可以摆脱失意远游的处境，有实现壮志的一天。诗中这种既跳宕又接续的诗意结构，不仅增强了不平静心情的表达效果，而且使情感流程的力度步步加大。李商隐诗《安定城楼》即较为典型。此诗首联写登楼望远，后三联抒登楼望远中所感，但各联抒情语象直接表达的所感内容，却有较大的跳宕。颔联是以贾谊、王粲自况，悲慨失意。到颈联，一变而为理想和志向的抒发：用范蠡的典故，写自己要回天撼日，旋转乾坤，然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至于失意中的抑郁激愤，对自己品格和才能的自信，不甘在被压抑中虚度年华等激荡的心情，都自然潜藏在两联的距离中间，并在深层把两联衔接起来。尾联诗意也出人意表，本来正在抒发理想和志向，却突然用《庄子》中惠子恐庄子取代相位的故事，揭露和讽刺利禄之徒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猜疑和忌妒自己。而就其深层与前二联的联系看，这既是失意的原因之一，照应了颔联所写的悲慨失意，又强调了功成身退的高洁品格，是颈联所写的功成身退理想的延伸与拓展。所以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卷十五中解此诗说：“言己长忆江湖以终老，但志欲挽回天地，乃人扁舟耳。时人不知己志，以鸱鸮嗜腐鼠而疑鹓雏，不亦重可叹乎！”至于最能代表李商隐诗风的那些“无题”诗（包括一些取诗中字面以为题而不起概括诗意作用的诗），更大都采用了这种外断内续的诗意结构艺术，而且断得更大，所续更多，成为与其他要素配合，造成诗的“深情绵邈”特色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唐诗中大量的绝句诗，因为每首只有四句，要做到言少而意不少，以少总多，诗人们就往往注意以外断内续的诗意结构艺术，在抒情语象的跳跃所形成的“空白”中，丰富诗歌的内蕴，扩展言外之意，加大情感张力，使诗以蕴藉含蓄，意味浑厚取胜。所以，唐诗绝句中，此类方式的诗意结构就更为常见。可先看一首五言绝句——司空曙的《金陵怀古》：辇路江枫暗，宫庭野草春。伤心庾开府，老作北朝臣。绝句前二句咏叹南朝旧都金陵已经荒凉。如沿此意顺势而下，则应接以世事变幻繁华如梦的感慨；但后二句却转出对庾信遭遇的感伤，前后语象直接表达的诗意不连贯。但正是在这不连贯的距离中间，南朝君主荒淫误国，社稷倾覆，导致庾信羁留北朝，今日自己在动乱的现实中飘泊流离，有同庾信一样的“乡关之思”等意都生发出来，并成为联系距离两端的内在纽带。杜牧的《初冬夜饮》是一首七言绝句，同样以断续方式组织诗意：淮阳多病偶求欢，客袖侵霜与烛盘。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诗中前二句与后二句之间，语象本身并无自然的逻辑联系，显然不接。其实，不接处正有“言外之意”：本欲借酒以释被排挤外任，作客他乡之愁，但夜寒烛昏，人孤多病，“举杯消愁愁更愁”，于是起而赏雪，而明丽雪景亦不能消解忧愁，反而更引起身世飘零，前途难料，何时再赏之感。在语象深层，变不接为接，使秉烛夜饮与明丽雪景及明年不知何在之叹联系起来，既丰富了蕴涵，又掀起了波澜，把愁情写得更深更重。三唐诗中，诗意腾挪迭宕，曲折变幻的另一种常见的艺术范型是起落方式。它以诗中情感流程的大起大落为特征，或悲喜交替，或冷热相宣，诗意各段落之间，既鱼贯而下，又有巨大的情感落差，忽而由低谷跃上高峰，忽而由高峰跌入低谷，使诗歌的情感容量和力度加大，形成浑厚气势。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十四中曾以杜甫诗为例说：“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初、盛唐，强烈的进取精神和人生意气，成为士人们的共同心态，到了中、晚唐，虽然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氛围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心态已经定型为一种文化心理传统，继续影响士人。而士人们的进取精神和人生意气愈强烈，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受到阻遏，所产生的不平之气也愈加郁勃激荡。当他们骨鲠在喉，把这种不平之气发之于诗，又在唐代诗歌创作艺术思维能力已有长足发展，艺术技巧有了充分积累的条件下，以诗中情感流程的高低起伏组织诗意结构，增强郁勃激荡情感的表达效果，便成了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这种方式的诗意结构艺术，在古体诗中运用较多。如王维的名篇《老将行》，诗意的第一段落写老将年青时英武无敌，业绩辉煌，情感基调乐观而豪迈；第二段落写老将被弃置后蹉跎白首，处境凄凉，情感降为悲愤而无奈；第三段落写老将在边情紧急时，仍志在报国，一战立功，情感又变为昂扬奋发。全诗的情感流程由大起到大落，再到大起。正是前后的乐观昂扬，使中间的凄凉悲愤更见突出，诗中的不平之气也更加沉厚。李白最长于在歌行体当中以起落方式的诗意结构艺术，来表现他那“壮浪纵恣，摆去拘束”的激情。《梁甫吟》一诗，即先以历史上的姜尚、郦食其为喻，抒发自己有才待遇，际会可期的自信心情，热烈高昂；然后以“我欲攀龙见明主”衔接，借《离骚》诗意，抒发面对君主昏庸，现实黑暗，自己被谗人壅蔽的悲愤心情，苦闷、压抑到了极点；最后又突然振起，相信终有一天会如姜尚、郦食其之感会风云，自己当安时以待，情感重新高昂起来。《将进酒》的诗情更为大起大落，大纵大收。全诗以悲慨开始，由悲慨而欢乐，由欢乐而狂放、激愤，最后一下落到“万古愁”上，如大河奔流，既一泻千里，又迭宕起伏。《行路难三首》其一亦复如此：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诗的篇幅不大，但情感流程同样波澜起伏。开始四句即直抒强烈的茫然、苦闷心情；五、六句更通过比喻写走投无路的处境，失望与悲愤齐发；七、八句则写不甘沉沦，恍然进入理想境界，希望与欢乐又陡然而升：然后，在短促的感叹和急迫的发问中，再度迭入苦闷、失望的谷底；最后二句，实现理想的信心，又把自豪和希望的心情，推上了高峰。其他如《襄阳歌》、《梁园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许多名篇，乃至短小的绝笔诗《临路歌》，都以这种大起大落的诗意结构，把诗人豪迈奔放的意气、复杂矛盾的心理、执着追求的精神、桀傲不驯的个性表现得情辞淋漓。在韩愈诗中，亦不乏此类诗意结构。比如，《岳阳楼别窦司直》是最能代表韩愈诗风的五古长篇。此诗在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奇硬的笔调写出岳阳楼上所见洞庭湖的阔大恢宏景象和“涤濯神魂醒，幽怀舒以畅”的感受之后，即直抒与窦司直相会饮宴的欣悦；但“欢穷悲心生”，诗情忽然由欢乐跌入仕途坎坷，命运多舛的悲凉；最后，情感又由低而高，写“生还真可喜”，“粗识得与丧”的心情，准备过挂冠归耕，自得其乐的生活。全诗在大幅度的情感起落中，加强了牢骚和不平的表现力度，气势也格外雄奇。此类诗意结构，在唐代近体诗中亦时有所见。尽管近体诗不象古体诗那样，情感流程可以有多次起伏的天地，但仍能形成巨大的情感落差，使诗意迭宕起伏。刘禹锡的《始闻秋风》即可为例：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五夜飕，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丧。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诗的情感流程显系由低沉的悲秋嗟老引向高亢的进取精神的抒发。因为进取精神由秋与老升华而来，便使全诗带上了悲壮的意味，既体现了诗人特有的不平静的心境，又避免了一般抒写壮思的空泛平直。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则更为明显：诗的前二联写长期被贬，流居荒远之地，如今归来，已世事变幻，年华蹉跎，情感沉郁凄凉；第三联以“沉舟”、“病树”自喻，与前“弃置身”、“烂柯人”暗接，但又用表示方位的“侧畔”、“前头”将其引入千帆竞发，万木逢春的气象中去，抒发了在身世寂寞，世途坎坷中的豁达胸怀，表现出一种“莫道桑榆晚，为霞犹满天”的喜悦和追求。诗情由沉郁凄凉遽然上升为昂扬达观。晚唐诗人郑谷的七言绝句《席上贻歌者》也运用起落方式的诗意结构艺术：花月楼台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壶。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前引刘禹锡的两首七律，情感贯通方式是由低到高，此诗则由高到低。前两句，诗人完全沉浸在歌酒的欢娱之中，后两句则从歌酒的欢娱引向诗人深深的思乡之愁。诗中的思乡之愁表现得如此蕴藉沉厚，先起后落的诗意结构当然起重要作用。四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一中说：“李、杜、韩、苏四大家，章法篇法，有顺逆开合展拓，变化不测。着语必有往复逆势，故不平。”唐诗许多诗的“不平”，即诗意的腾挪迭宕，曲折变幻，确实来自“着语必有往复逆势”。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唐诗诗意结构艺术的又一种重要范型——逆转方式。此种方式，在诗的意脉推进、情感流动过程中，各段落之间，不是一直顺势向前发展，而是后段逆前段之势，向回转折，后段诗意是前段诗意的“否定”，而每次“否定”，又都使诗意转深一层，转进一步。就诗的意脉推进、情感流程的终极点说，逆转正是前进。它与起落方式的区别在于：起落方式突出的是情感流程的高低变化，诗意的前后段落之间仍顺势而行，在起伏中前进，一般不存在前后段落之间在意义上的“否定”关系；逆转方式则是由进转退、由往转复的变化，突出的是诗意前后段落之间在意义上的“否定”，扬退抑进、扬复抑往，让诗意步步逆势而行，形成以退为进，以复为往。清人冒春荣在《葚园诗话》卷二中说：“形家论龙穴沙水，喜逆而恶顺，唯诗亦然。逆则力厚，顺则势走。”唐诗中的许多作品正是以逆转方式的诗意结构艺术，造成力之厚，势之劲的。如方东树所称，李、杜、韩的一些诗确可为运用此种诗意结构艺术的代表，但并不止李、杜、韩，其他诗人的作品中，逆转方式的诗意结构亦往往而是。在唐诗中，逆转方式的诗意结构又可分三种形态：一为层层逆转。高适的《封丘作》便属这种形态。此诗每四句一个诗意段落。第一段落写自己闲散傲物，不堪风尘作吏。其出发点当然是自己正在风尘作吏，未能实现所持人生态度。所以第二段落并未就第一段落顺势而下，写怎样闲散傲物，“狂歌草泽”，而是逆势而上，折回出发点，写自己反而误入公门，风尘作吏，令人生悲。这对第一段落自然是逆转和“否定”。到诗意的第三段落，又写以此求问家人，反遭嗤笑，故仍应忘情世事，躬耕田亩，不必违己心志而风尘作吏。这又是对第二段落的逆转和“否定”。第四段落又“否定”了第三段落，再逆转一层：尽管“梦想旧山”，心怀归隐，但因“衔君命”，还只能风尘作吏而徒劳尽忠。三次逆转，愈转愈深，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亦随之一泻而出。有些律诗更利用起、承、转、合的常例实现层层逆转，杜牧的《河湟》即是：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诗意的起、承之间即形成逆转：宰相元载对西北边事多所策划，宪宗皇帝也曾锐意收复河湟地区；但是元载主张不被代宗所用，反而被杀，宪宗皇帝也来不及收复河湟一带即责志以殁。首联把元载与宪宗收复河湟地区的努力并言，颔联亦将他们的努力最后落空并言，既相承接，又明显逆转。颈联写尽管河湟一带终未收复，但那里百姓却以屈辱之身，白发丹心，永为汉臣。这是在律诗诗意应转之处对前二联更大的逆转。到尾联，又逆转一层：百姓如此，但达官贵人却麻木不仁，只喜欢河湟地区传来的异族歌舞，过纸醉金迷的生活，把诗意落到针砭现实上。全诗在层层逆转，曲折变化的诗意结构中，忧国忧民的情怀亦层层深入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