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社会研究论文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建国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直是古史学者所重视的课题，且分歧甚多，陈连庆不盲从成说，认为西周和战国封建说都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奴隶社会发生、发展到衰亡的特点，因而表示赞成异军突起的魏晋封建说，撰文《论汉代的社会性质》，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同希腊、罗马相比，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判定汉代的社会性质正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东汉末期是奴隶制衰落时期，在小农不断没落的同时，出现了封建制的萌芽。70年代后期，因为古史分期问题的重新提出，陈连庆对西周、春秋、战国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奴隶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西周奴隶考》、《春秋奴隶考略》、《中国古典社会中的债务奴隶问题》、《秦代的奴隶问题》、《从<周礼>中所见的奴隶》、《南朝奴隶考》等论文。这些论文密切结合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中国奴隶社会早期、发达期以及封建社会初期奴隶的来源，工作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详实的考证。为说明中国封建制度具体发生和形成的途径，陈连庆对自由农民农奴化和奴隶农奴化问题十分关注，而撰写了《试论魏晋时代的奴隶农奴化问题》。陈连庆一直认为奴隶社会的阶级构成是复杂的，注意克服把奴隶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的研究倾向，因而连庆对汉代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作了许多细致的考察，而发表了《西汉时代的宾客》，文中对宾客的来源、主客关系和宾客走向都做了很好论证。对汉代的法律和军事制度，他也作了多方面的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汉律的主要内容及其阶级实质》、《汉代兵制述略》、《西汉新莽时期少数民族士兵》等论文，进一步从法律和军事制度方面论证了汉代奴隶制的特征。 陈连庆还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问题作了多方面探索。在《汉代的国有土地及其经营》一文中，陈连庆认为，井田制瓦解后，私有土地出现，但国有土地仍大量存在，并以详实的史料考证了汉代国有土地的特点和汉代国家对国有土地的管理体制。东汉的屯田制度，由于史料零散，前人很少问津，而陈连庆在《东汉的屯田制》这一力作中，明确提出，东汉的屯田地区分布十分广泛，东汉一朝无时不有屯田，屯田的组织机构完善，且多为军事性质的屯田，屯田制下的直接生产者，是一般士兵、弛刑徒及其家属和私人的宾客等三种。三国时期各国都实行过屯田，而吴、蜀屯田，因材料缺乏而成为研究的难点。他发表了《孙吴的屯田制》，详细地考证了孙吴屯田的分布，管理机构的特点以及屯田的兴衰。晋代的占田制是重要的土地制度。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对于占田制的实施多有分歧意见。在《占田制的形成及其存续问题》一文中，他首先分析了占田得以实施的社会背景，认为屯田地区是占田制首先推行的地域，从事占田的客户、军户和官奴婢是占田制度下当然的受田者，占田面积是从屯田实践中的可靠数据。占田制并不剥夺私人占有的土地，但不论国有土地或私有土地，都要纳入占田制的体制中。占田制的实施，在西晋收到良好的效果。后赵、成汉、东晋、南朝对丁男征收的定额地租，都是占田制的变种。长江上下游各国都认真地执行了占田制。他的这些看法，不同于流行的观点，是自成一家之言的新说。陈连庆研究魏晋经济史的精辟见解，都寓于不久前问世的《<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这部遗著中。本书名为校注，连起来实际上是一篇篇独立成章的好论文。如对曹魏屯田的论述，对西域入贡条的注，对司马氏在淮河流域屯田的考证，对永嘉乱后北方人口的论述，关于衣食客荫客的注，关于魏晋时期在南北朝各地所修建水利工程的考证、关于拓跋氏封建化的论述等等都有独到见解闪烁其间。正如何兹全教授在序言中所云：连庆的注，实际上就是他的作，在《<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中蕴含着连庆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学问。此外，陈连庆对汉代的农民起义，汉代的物价以及魏晋南北朝的胡姓问题都有撰述。《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史记·货殖列传>所记的两汉物价》、《东晋南朝胡越出身将帅考》等，均是有独到见解的论文。陈连庆的又一部力作《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的问世填补了民族史、姓氏学研究的空白，书中所收少数民族姓氏，时间断限上及秦汉，下至隋统一，民族则包容南北，兼及胡夷蛮越，其编排方法以姓系事，先考证姓氏及族属源流，次引事例，颇具宏丰，反映了先生的治史功力。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陈连庆发表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对大秦、拂菻的名称作了透辟的考证，并论及了中国和罗马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他发表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对这一历史时期西域贾胡的活动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填补了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空白。他还撰写了《<魏书>本纪中地望不详的西域诸国考略》、《<魏书>本纪中所见印巴次大陆诸国考实》，确定了有关国家的地望，证明了北魏后期中国同萨珊王朝、*哒、眧武九姓诸国、印度以及拜占廷帝国的往来是十分密切的。对南海交通的研究，陈连庆注意到为前人所忽略的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出使扶南。先生在《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扶南之行》一文中，对朱应、康泰的出使目的、出使的路线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情况作了详实的考证，认为他们出使扶南的活动，可以与张骞通使西域先后媲美。《<大德南海志>研究》和《<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是先生研究元代在《永乐大典》中发现的一些佚文。通过对这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先生发现，元初广东港的商品贸易，已经具有世界规模，进口商品种类繁多，应该对元代的海外贸易做出重新估价。另外，关于日本邪马台国的地望问题，陈连庆撰写了《邪马台地望考》，根据我国大量文献的记载，指出邪马台位置应该在日本的畿内，而不在九州。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陈连庆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古文献的辨伪、断代、校勘、辑佚、目录以及版本都有很多独到见解。他发表了《〈周礼〉成书时代的探索》，文中认为《周礼》是兼综儒法的一家之言，全书贯穿着以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它同《吕氏春秋》、云梦《秦律》《日书》有许多相同的用语。《周礼》制作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它的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周礼》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之世。《〈禹贡〉研究》一文认为《禹贡》和禹的关系不大，它不是夏代，也不是殷商、西周或春秋的作品，而是地道的战国作品。他还发表了《<列子>与佛经的因袭关系》一文，把《列子》的成书，同佛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题名为晋嵇会著的今本《南方草本状》，一直被认为是晋代的作品，而且被看作是我国第一部植物志。余嘉锡先生发现了此书的作伪痕迹，在此基础上，陈连庆写成《今本<南方草木>研究》，对《草木状》一书84条，证明其中有60多条均自其它古书稗贩而来。今本《草木状》不是晋人作品，它的作者也不是嵇会，而确确实实为南宋作品，至少在南宋初年已经成书。陈连庆于断代、校勘、辑佚和文献研究方面的著述宏富。《<管子·问篇>制作年代》、《<轻重>等篇所见物价及其年代》、《<通鉴>的战国史学》、《<曹瞒传>辑校》、《<三国志·华佗传>研究》等，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古文字学的研究。陈连庆不仅常于利用古文字来考证史实，而且对古文字的考释，也是有很深切功力。在金文和简牍研究方面多有著述发表。《兮甲盘考释》、《敔簋铭文浅释》、《晋姜鼎新释》等。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居延汉篇札记》是陈连庆主要的研究成果。在《札记》中，他指出，汉简中记载了历史上最早一次海上人民起义，即所谓的临淮海贼。东汉建武初年。窦融据有河西，复五铢钱事，也只见于汉简中。依据汉简，考证出文献中所不见的史实，是先生治汉简的重要特点。
最初奴隶的来源是掠夺异族为卖身的奴的。分官奴婢和私奴婢两种。官奴婢为国家所有，多为工奴。私奴婢为官僚、地主、高利贷商人等所有，除从事各种主人家内杂役外，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所谓耕当问奴，织当为婢。奴婢是社会最低的一层，和牲口一样，供买卖和赏赐，受主人的役使和虐待。家长与奴婢之间有严格的主仆名分，其主仆关系不仅是终身，而且延及子孙。奴婢在奴隶社会是奴隶，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依附民。1. 旧时指丧失自由、为主人无偿服劳役的人。其来源有罪人、俘虏及其家属，亦有从贫民家购得者。通常男称奴，女称婢。后亦用为男女仆人的泛称。《史记·汲郑列传》：“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 晋 袁宏 《后汉纪·质帝纪》：“或取良民以为奴婢，名曰‘自卖民’，至千人。” 唐 韩愈 《柳子厚墓志铭》：“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 康有为 《大同书》丙部：“又有鬻卖人口者，收为奴婢以供富贵者之用。”2. 宦官对帝、后的自称。元 无名氏 《抱妆盒》第二折：“[ 刘皇后 云] 陈琳 ，你那里去？[正末云]奴婢往后花园采办时新果品来。” 明 郎瑛 《七修类稿·国事六·刘瑾》：“ 瑾 等遂号诉：‘ 岳 等交通害我，明日奴婢不能见天颜矣！’” 清 洪升 《长生殿·定情》：“奴婢 高力士 见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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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提供大量劳动力，为美国资本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政治上：南北2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导致南北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扫除了 美国封建势力，使美国巩固统一思想上：种族歧视至今仍是现代美国重要的问题之一
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它生产的产品，使北美殖民地发展了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是大工业的一个必备条件。对于美国来说,北部的航运业和纺织工业是靠南部奴隶制经济发展起来的；中西部农民生产的猪肉、谷物和威士忌酒在南部找到了市场，获得了农业的繁荣。
英国殖民主义者和美国资产阶级在北美复活早已过时的奴隶制度，充分说明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酷、野蛮的剥削本质。万恶的种植园奴隶制，是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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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质：奴隶制种植园由种植园主所经营,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行生产,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这是它具有的资本主义特性。但是,从经济实质说,它是奴隶制经济，因为它排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自由雇佣劳动，而具有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
这就是，奴隶是种植园主的财产，没有人身自由；奴隶在直接的暴力驱使下从事强制的劳动；奴隶主从奴隶劳动中剥夺的不仅是剩余劳动，而且包括相当大的一部分必要劳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美国种植园奴隶制
范文1. 碧绿的大海里，鱼儿在自由自在地遨游；蔚蓝的天空下，鸟儿在无拘无他们为自己付出多少？他们给予了自己多少？当我们不爱惜自己时，可明白这束缚
追求生命的自由8月的一天下午，天气暖洋洋的，一群小孩在十分卖力地捕捉那些色彩斑斓的蝴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时代发生的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那时我才12岁，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常常把一些野生的活物捉来放到笼子里，而那件事发生后，我这种兴致就被抛得无影无踪了。 我家在林子边上，每当日落黄昏，便有一群美洲画眉鸟来到林间歇息和歌唱。那歌声美妙绝伦，没有一件人间的乐器能奏出那么优美的曲调来。 我当机立断，决心捕获一只小画眉，放到我的笼子里，让它为我一人歌唱。果然，我成功了。它先是拍打着翅膀，在笼中飞来扑去，十分恐惧。但后来它安静下来，承认了这个新家。站在笼子前，聆听我的小音乐家美妙的歌唱，我感到万分高兴，真是喜从天降。 我把鸟笼放到我家后院．第二天，它那慈爱的妈妈口含食物飞到了笼子跟前。画眉妈妈让小画眉把食物一口一口地吞咽下去。当然，画眉妈妈知道这样比我来喂它的孩子要好得多。看来，这是件皆大欢喜的好事情。 接下来的一天早晨，我去看我的小俘虏在干什么，发现它无声无息地躺在笼子底层，已经死了。我对此迷惑不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想我的小鸟不是已得到了精心的照料吗? 那时，正逢著名的鸟类学家阿瑟•威利来看望家父，在我家小住。我把小可怜儿那可怕的厄运告诉了他。听后，他作了精辟的解释：“当一只雌美洲画眉发现它的孩子被关进笼子后，就一定要喂小画眉足以致死的毒莓，它似乎坚信孩子死了总比活着做囚徒好些。”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捕捉任何活物来关进笼子里。因为任何生物都有对自由生活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匈奴文化研究论文
匈奴民族军事文化论析摘要:匈奴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匈奴族实行军民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相统一。源于匈奴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其军事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关键词:匈奴;军事文化;游牧文化匈奴民族纵横驰骋在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数百年,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控制着周边的弱小民族,成为秦汉时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支强大力量。匈奴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军事文化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匈奴历史的许多领域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匈奴军事文化方面的研究迄今仍是空白。本文根据所见文献材料作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探索。一、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1.匈奴政权的建立和统治的维系无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冒顿单于当政时,匈奴达到了鼎盛。冒顿单于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依靠过人的胆识和强悍的军事武装成就了北疆第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而后,凭借强盛的武装四处扩张。首先,东破东胡,大肆掳掠其民众及畜产,致使东胡四分五裂为乌桓、鲜卑等多部;不久,向西击走月氏,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中原楚汉相争,匈奴又乘机“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服施。”[1]2890不仅如此,匈奴在冒顿单于的果敢指挥之下,还北上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形成了“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2]3751的局面。之后,匈奴乘胜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进犯,击破大月氏,武力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2896使诸引弓之民成为匈奴一家。至此,匈奴统治的疆域,东起辽东平原朝鲜边界,西至天山南北,向北远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北疆的一代霸主。匈奴之所以能在北方草原上所向无敌,主要是因为有强盛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撑,并对被征服的各部族或部落实行武力管制。由此可见,匈奴政权本身就具有“军事联合性”,[3]113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军事甚至渗透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2.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在匈奴族的制度规定中,单于既是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事首领,军国之政统于一身,掌握着军政、外交等统治大权。与中原王朝的一些非开国君王相比,匈奴单于不止是运筹帷幄和发号施令的政治家,而是同时具有军事谋略和战术技艺,并且往往亲自参加战斗的军事将领。如前所述,冒顿单于便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的民族首领。他只身从月氏的刀口下逃回匈奴,以鸣镝训练士兵的骑射,最终使部队令行禁止,唯其马首是瞻,达到了夺取单于位的目的。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匈奴军队东征西讨,征服周边弱小民族,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并给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也是匈奴首领的一位典型代表。汉文帝时,老上单于曾亲率十四万大军进入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斩杀北地都尉孙卬,掠夺大量的人口和畜产,并烧毁回中宫(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骑兵直达雍(今陕西凤翔县)、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等地,[4]12给汉朝的边疆统治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都体现出匈奴单于的政治野心和调兵遣将的指挥才能。再如,汉宣帝时的匈奴五单于争立,虽然是匈奴统治集团的内讧,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匈奴统治阶级的领兵作战能力。3.作为政治主体的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候等中央官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每万骑又设置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统辖若干大小部落。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其所领部众的多寡而定。匈奴实行领主分封制,自单于至各万骑长都各有分地。他们不仅要定期参加单于组织的庭会“议国事”,参与处理整个社会的政务,如较大的战争、单于位的继承、祭祀、课校人畜、接见使臣等,而且要在各自的驻牧地管理境内属民,裁定辖区的大小事务,更要统领部队作战或跟随单于出征。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曾领兵进入河南地,侵犯上郡,遭到汉军的痛击,败走出塞。后来,右贤王又向西攻破月氏。汉武帝时,汉匈关系进入战争状态,匈奴各王所率军队与汉军交战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如: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匈奴右贤王数次进犯边境,侵扰朔方。汉政府遂派遣车骑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右北平迎击,掳获右贤裨王十余人,畜产数千百万。元狩二年(前121),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出陇西击匈奴,杀折拦王,斩卢胡王,执拿浑邪王子以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骑,收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在与匈奴的战斗中,匈奴左贤王将四万余骑围困李广,幸亏张骞率军如期而至,匈奴军才不得不散去。霍去病将数万骑过居延、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匈奴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归附者二千五百人,俘获裨小王七十余人。鹰击司马赵破奴斩杀匈奴遬濮王,捕获稽且王。校尉高不识捕虏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出塞千余里,与之接战的匈奴人也是由单于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左贤王战败逃亡。[4]23-27从汉军捕获的匈奴将领中,可见参战的匈奴各王将的广泛性。二、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匈奴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5]160匈奴民族“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2]3743他们人人自为“甲骑”,平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则为士兵,冲锋陷阵。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匈奴人天然的一种生存方式。汉朝有些政治家说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1]2955“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1]2923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张和污蔑,但匈奴经常挑起战争,侵犯别国,掠夺外民族的人口和牲畜,却是事实。“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2]3743也是匈奴人为保存壮年人实力,抵御外敌,保护部落或部族的生命财产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生活习俗。正如汉朝降臣中行说所说,匈奴“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2899由此可见,匈奴的“明以攻战为事”[2]3760在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同样表现明显。狩猎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居于重要地位。“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1]2879从小的狩猎生活和不断训练提高了匈奴人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为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军事生活,成为合格的“甲骑”。因此,匈奴人能够“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1]2900匈奴骑兵不仅善于放牧游猎,而且有时还参与农业生产。《汉书·匈奴传》记载:地节四年(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2]3788同书《西域传下》记载: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2]3905又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2]3922由此可知,匈奴“甲骑”一方面要承担驻防和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生产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后方的供给压力。三、其他领域的军事化倾向法制体系的军事化明显。匈奴的法制体系很不完善,法制设施也很不健全,没有专设的制定法律的机构,更没有明确严密的法律条文,仍以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法作为对人们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他们的法制意识很淡薄。军事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特性,易于将军法融入日常生活中,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制约准则和惩戒标准。反之,军法与习惯法的合用更加密切了军事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的统一。冒顿单于当政之初,匈奴受到东胡的不断挑衅,于是冒顿亲自上阵出征,并下令“国中有后者斩”。[2]3750严酷军令的束压之下,匈奴军队所向披靡,大破东胡。在攻战中,匈奴规定,各兵士“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并且“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因此,人人在作战中争先恐后,以求能得到更多的俘获物。这种规定同时也促使了家庭奴隶制的发展,各家庭中拥有奴隶进行生产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匈奴的这些军纪、军法都是本族内通行的法律准则,有社会法律的效力。宗教与军事的密不可分。匈奴人拜天地,祭祖先,敬鬼神,这种宗教理念也体现在军事活动中。单于一年三龙祠,每次都“祭天神”,“会诸部、议国事。”[6]2944商定军政大事,打着神的旗号,动员、组织部众。匈奴行军作战,常借助自然力量,崇拜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侯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2]2892他们认为太阳给人们光亮和温暖,月盈月亏昭示着战事成败。匈奴有“胡巫”,出兵必占吉凶。匈奴人认为鬼神可以祸福于人,人亦可以通过巫者将信息传达给鬼神,以巫术影响鬼神,既可以驱邪避害,又可加害仇敌。汉军出兵讨伐匈奴时,匈奴使胡巫将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各条陆路和水路上,加以诅咒。又有“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缚马者,诅军事也。”[2]3913“祠兵”则是匈奴人早先的一种习俗,专为军队祈告平安和胜利。《汉书·匈奴传》记卫律因嫉恨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而串通胡巫,装神弄鬼进谗言,称先单于发怒:“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祠”,结果遭天谴:匈奴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2]3781另外,匈奴人还信仰灵魂不灭,重视人的躯体。认为人死后将如生前一样的生活。因此约定“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在西汉初,冒顿单于大发精锐部队围汉高帝时,摆白、青、赤、黑四色骑于西、东、北、南四个方向。有人说这是受了华夏五行说的影响。有的人认为马色反映匈奴不同部落的方位,四色分别代表白狄即白匈奴,青狄即青匈奴,赤狄即赤匈奴和黑狄即黑匈奴。可见,匈奴的排兵布阵也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的。四、对匈奴军事文化的基本认识从以上对匈奴军事状况所作的粗略梳理中,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1.匈奴族的军事生活与其经济特点和生存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放牧和打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动,牲畜则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宽广的牧场,成群的马匹,种类多样的飞禽走兽,为匈奴人骑马射箭的生活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因此,他们因地制宜,组建了一批批的骑兵队伍,背弓负箭,以精良的骑射技术驰骋沙场。由于匈奴人逐水草而四处迁移,流动性特别强,没有固定的游牧地、居住地,更无固守的城池可言。因此,他们的军事作战也多以游击战为主,没有明确的攻守阵地的概念,形势有利则强势进攻或肆意进犯,形势不利则立刻撤退,四散逃窜。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使匈奴人善于野外作业,他们的求生能力,适应能力,进攻性以及防御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都特别强。而且战争一般发生在他们较为熟悉的塞外或边塞地区。因此,匈奴军队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顽强战斗力,很少因为地理条件的改变而出现强烈的不适应或因食物短缺、疾病瘟疫导致大规模的溃败。2.匈奴的政治文化体现出明显的军事化痕迹,军事攻略不仅是他们惯常的状态,而且作战的随机性和机动性特别强。匈奴人在日常的游牧或射猎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劫掠或者被劫掠的情况。他们对战争既没有事先的充分准备,也没有专门的防御措施,对战役不做详细的运筹和谋划,对粮草供应,地形地势,敌我实力,利弊形势也不做具体的探察和分析,一般是不宣而战,相遇则战,以他们的主动侵犯引起的争战居多。但如果针对性和目的性很明确,匈奴也会派兵驻防,如屯田车师,侵逼乌孙。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3.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人的军事活动又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相比,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农耕民族,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加脆弱,他们的文明更缺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7]水旱、虫灾和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导致匈奴生产的萎缩和人畜的大量伤亡。在基本靠天吃饭的强大生存压力的驱使下,如何获得生活资料维持生计,保护自己的财物不被侵夺,是他们要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无法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原传统的礼义观去衡量匈奴频繁侵犯汉境,劫掠物产的行径。在匈奴人看来,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和最高原则,所以匈奴士兵可以为得到更多的俘获物和俘虏而奋勇杀敌,可以为得到更多“死者家财”而将战死的士兵扶回。而且他们出征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攻城略地,而首先是为了掠取财物和人口。征服其他民族最终也是为取得更多的贡赋和畜产。因此,匈奴士兵的功利性是他们的生存本能使然。4.从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方面而言,匈奴民族也体现出优势与局限并存的特点。汉朝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对此都有一些评论。汉文帝时的晁错对匈奴军事的优劣做出了明确的分析,他指出,匈奴在具有“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自若、“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自若和“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三大优势的同时,又指明“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2]2281武帝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云:“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2]2398“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风,去如收电。”[2]2401主父偃也指出:“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2]2801昭帝时,《盐铁论》中记录了大夫和文学的不同看法。大夫说:“匈奴无城郭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文学则认为:匈奴“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食廪。”[8]156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也对“戎狄之长短”作了精辟的分析:“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6]2961总之,基于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它的军事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同样,匈奴的军事活动又为它生产的发展、生活秩序的稳定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3]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4]林W.匈奴历史年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7]高恒天.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J].伦理学研究, 2007, (5).[8]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他们认为匈奴人是非常野蛮的，所以文字以及文化都不值得借鉴。史家记载。他们的历史是从繁盛走向衰败的。
匈奴(Hsiung-Nu或Xiongnu)人是来自蒙古大草原一带的游牧民族 的总称，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称雄塞北，公元前1世纪时被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击溃，匈奴或内服(南匈奴)或西迁西域(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脱离北匈奴的统治,北匈奴主被迫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而鲜卑人以后绝大部分都融入了汉族.匈奴人非常熟于马背作战，并且善于使用长矛和弓箭。常常，他们一家大小带着成群的牧马和牲畜到处迁徙，寻找可以安身的新牧地。他们在军事上剽悍精练，全民皆兵。不过，他们之所以会发动一波波西迁的浪潮，是因为他们本身也受到其它民族的攻击和赶离的缘故。这个骨牌效应，让庞大的人口往西方涌进，在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甚至多瑙河与莱茵河地区，造成难以解决的问题。最后在公元476年，终于推翻了西罗马帝国。匈奴人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理想居所，后来就定居在东欧洲的匈牙利大平原上，以依傍提苏河的斯基特城为他们的大本营。由于他们需要非常辽广的草地，为马匹和牲畜提供足够的饲料，匈奴人就以结盟或征讨的手段，控制了大片的平原，范围从俄罗斯的乌克兰山地，横跨到法兰西的莱茵河。匈奴人是优秀的骑手，他们从孩童开始就接受训练，有些人更认为马镫是他们发明，因为它可以让骑手平握着枪俯下攻击，从而增加作战能力。他们的机动性高，可在一天之内多次替换马匹，好让他们不断前进，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们另一个利器就是复合弯弓，它比西方所使用的弓更胜一筹，可踩着马镫前后左右开弓。他们战术的特色就是令人震惊而且让人丧胆的闪电攻击。他们是一支轻骑部队，而其政治组织需要有一位强大的领袖，才能带领他们去达到目标。在阿提拉的统治期间，匈奴人的势力达到了巅峰。在公元433年，他就成为匈奴人的领袖，并开始往俄罗斯的南方和波斯，发动一连串的攻击。在两次重要的攻击中，造成极大的恐慌和破坏之后，他就接受了贡金，然后把注意力转往巴尔干。公元450年，西罗马帝国成了下一个目标，他带领10万大军，横过梅因斯北部的莱茵地区。在往前推进100里的途中，掠夺在今天法国北部许多的城镇。当阿提拉围攻奥尔良城的时候，罗马将军阿哀契乌斯，就率领由高卢人和罗马人所组成的军队对抗阿提拉。在最重要的萨隆一役，阿提拉虽被击败，但一息尚存。萨隆的战败被认为是史上至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就此在西欧消失，并且由亚洲的民族来统治这个地方。阿提拉后来入侵意大利，寻找新的掠夺目标。当他进入意大利之后，很多难民纷纷往沿岸的岛屿逃难，根据过去的说法，威尼斯就是由这些难民所建立。尽管罗马的力量已经衰败，而且他们的重要部队仍然在高卢，但由于匈奴人在意大利征战连连，再加上疾病和饥饿，使得他们的力量也同时衰退。在一场十分重要的会议中，阿提拉与教皇李奥一世会谈，并同意撤退。阿提拉在公元453年逝世之后，因为没有一位强大的领袖能够统一匈奴各部落，匈奴帝国也就随之瓦解。帝国所统治的民族起来反抗，匈奴的各部落之间为了争夺领导权，时有冲突发生。最后，他们终于消散在另一波由亚伐人主导的入侵浪潮之中，也同时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是的 你说的对 蒙古人的直系祖先应为室韦。到了后来内迁中原的匈奴人在十六国时期成立地方政权，如汉赵、北凉、胡夏等北匈奴从漠北西迁，中间经历了约三百年锡尔河是中亚的内陆河，流经今天的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国，注入咸海。在汉时，这里是康居国。北匈奴在西域遭到汉朝的反击，已无法立足，大约在160年左右，北匈奴的一部分又开始了西迁，来到了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至于北匈奴人在康居的活动，因为缺乏史料记载，就不得而知了。也有说的 现在的土耳其祖先其实也是匈奴人 还有以前俄罗斯帝国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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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赤壁怀古论文研究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是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此词通过对月夜江上壮美景色的描绘，借对古代战场的凭吊和对风流人物才略、气度、功业的追念，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功业未就、老大未成的忧愤之情，同时表现了作者关注历史和人生的旷达之心。全词借古抒怀，雄浑苍凉，大气磅礴，笔力遒劲，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曾被誉为“古今绝唱”。下面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赏析，欢迎阅读。
【原文】
版本一
念奴娇·赤壁怀古⑴
大江东去⑵，浪淘尽⑶，千古风流人物⑷。故垒西边⑸，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⑺。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⑻，小乔初嫁了⑼，雄姿英发⑽。羽扇纶巾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⑿。故国神游⒀，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⒁。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⒃。
版本二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版本三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版本四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版本五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注释】
⑴念奴娇：词牌名。又名“百字令”“酹江月”等。赤壁：此指黄州赤壁，一名“赤鼻矶”，在今湖北黄冈西。而三国古战场的赤壁，文化界认为在今湖北赤壁市蒲圻县西北。
⑵大江：指长江。
⑶淘：冲洗，冲刷。
⑷风流人物：指杰出的历史名人。
⑸故垒：过去遗留下来的营垒。
⑹周郎：指三国时吴国名将周瑜，字公瑾，少年得志，二十四为中郎将，掌管东吴重兵，吴中皆呼为“周郎”。下文中的“公瑾”，即指周瑜。
⑺雪：比喻浪花。
⑻遥想：形容想得很远;回忆。
⑼小乔初嫁了(liǎo)：《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载，周瑜从孙策攻皖，“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乔，本作“桥”。其时距赤壁之战已经十年，此处言“初嫁”，是言其少年得意，倜傥风流。
⑽雄姿英发(fā)：谓周瑜体貌不凡，言谈卓绝。英发，谈吐不凡，见识卓越。
⑾羽扇纶(guān)巾：古代儒将的便装打扮。羽扇，羽毛制成的扇子。纶巾，青丝制成的头巾。
⑿樯橹(qiánglǔ)：这里代指曹操的水军战船。樯，挂帆的桅杆。橹，一种摇船的桨。“樯橹”一作“强虏”，又作“樯虏”，又作“狂虏”。《宋集珍本丛刊》之《东坡乐府》，元延祐刻本，作“强虏”。延祐本原藏杨氏海源阁，历经季振宜、顾广圻、黄丕烈等名家收藏，卷首有黄丕烈题辞，述其源流甚详，实今传各版之祖。
⒀故国神游：“神游故国”的倒文。故国：这里指旧地，当年的赤壁战场。神游：于想象、梦境中游历。
⒁“多情”二句：“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的倒文。华发(fà)：花白的头发。
⒂一尊还(huán)酹(lèi)江月：古人祭奠以酒浇在地上祭奠。这里指洒酒酬月，寄托自己的感情。尊：通“樽”，酒杯。
⒃强虏：强大之敌，指曹军。虏：对敌人的蔑称。
【白话译文】
大江之水滚滚不断向东流去，淘尽了那些千古风流的人物。在那久远古战场的西边地方，说是三国周瑜破曹军的赤壁。四面石乱山高两岸悬崖如云，惊涛骇浪猛烈地拍打着对岸，卷起浪花仿佛冬日的千堆雪。江山如此的美丽如图又如画，一时间涌出了多少英雄豪杰。
遥想当年的周郎名瑜字公瑾，小乔刚刚嫁给了他作为妻子，英姿雄健风度翩翩神采照人。手中执着羽扇头上著着纶巾，从容潇洒地在说笑闲谈之间，八十万曹军如灰飞烟灭一样。如今我身临古战场神游往昔，可笑我有如此多的怀古柔情，竟如同未老先衰般鬓发斑白。人生如同一场朦胧的梦似的，举起酒杯奠祭这万古的明月。
【创作背景】
这首词是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谪居黄州时所写，当时作者四十七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两年余。苏轼由于诗文讽喻新法，为新派官僚罗织论罪而被贬，心中有无尽的忧愁无从述说，于是四处游山玩水以放松情绪。正巧来到黄州城外的赤壁(鼻)矶，此处壮丽的风景使作者感触良多，更是让作者在追忆当年三国时期周瑜无限风光的同时也感叹时光易逝，因写下此词。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载东坡语：“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道，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蒹葭，若使纵火，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因以小舟载酒，饮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赏析】
清代词论家徐轨谓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词苑丛谈》卷三)。在《东坡乐府》中，最具有这种英雄气格的代表作，首推这篇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苏轼游赏黄冈城外的赤壁(鼻)矶时写下的，是北宋词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
此词上阕，先即地写景，为英雄人物出场铺垫。开篇从滚滚东流的长江着笔，随即用“浪淘尽”，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卓荦气概，更可体味到作者兀立江岸凭吊胜地才人所诱发的起伏激荡的心潮，气魄极大，笔力非凡。接着“故垒”两句，点出这里是传说中的古代赤壁战场。在苏轼写此词的八百七十多年前，东吴名将周瑜曾在长江南岸，指挥了以弱胜强的赤壁之战。关于当年的战场的具体地点，向来众说纷纭，东坡在此不过是聊借怀古以抒感，读者不必刻舟求剑。“人道是”，下字极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词题，又是为下阕缅怀公瑾预伏一笔。以下“乱石”三句，集中描写赤壁雄奇壮阔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地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扩，精神为之振奋。煞拍二句，总束上文，带起下片。“江山如画”，这明白精切、脱口而出的赞美，应是作者和读者从以上艺术地提供的大自然的雄伟画卷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结论。“地灵人杰”，锦绣山河，必然产生、哺育和吸引无数出色的英雄，三国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横槊赋诗的曹操，驰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周公瑾……真可说是“一时多少豪杰!”
上片重在写景，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紧缩集中到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身上。但苏轼在众多的三国人物中，尤其向往那智破强敌的周瑜，故下片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腕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作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挑选足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集中、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据史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正在皖城战役胜利之时，而后十年他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在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小乔初嫁了”这一生活细节，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见出周瑜的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乃是使东吴据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的保证，否则难免出现如杜牧《赤壁》诗中所写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严重后果。这可使人意识到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从肖像仪态上描写周瑜束装儒雅，风度翩翩。纶巾，青丝带头巾，“葛巾毛扇”，是三国以来儒将常有的打扮，着力刻画其仪容装束，正反映出作为指挥官的周瑜临战潇洒从容，说明他对这次战争早已成竹在胸、稳操胜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精切地概括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场景。据《三国志》引《江表传》，当时周瑜指挥吴军用轻便战舰，装满燥荻枯柴，浸以鱼油，诈称请降，驶向曹军，一时间“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词中只用“灰飞烟灭”四字，就将曹军的惨败情景形容殆尽。可以想见，在滚滚奔流的大江之上，一位卓异不凡的青年将军周瑜，谈笑自若地指挥水军，抗御横江而来不可一世的强敌，使对方的万艘舳舻，顿时化为灰烬，这是何等的气势。苏轼如此向慕周瑜，是因为他觉察到北宋国力的软弱和辽夏军事政权的严重威胁，他时刻关心边庭战事，有着一腔报国疆场的热忱。面对边疆危机的加深，目睹宋廷的萎靡慵懦，他是非常渴望有如三国那样称雄一时的豪杰人物，来扭转这很不景气的现状。这正是作者所以要缅怀赤壁之战，并精心塑造导演这一战争活剧的中心人物周瑜的思想契机。
然而，眼前的政治现实和词人被贬黄州的坎坷处境，却同他振兴王朝的祈望和有志报国的壮怀大相抵悟，所以当词人一旦从“神游故国”跌入现实，就不免思绪深沉、顿生感慨，而情不自禁地发出自笑多情、光阴虚掷的叹惋了。仕路蹭蹬，壮怀莫酬，使词人过早地自感苍老，这同年华方盛即卓有建树的周瑜适成对照。然而人生短暂，不必让种种“闲愁”萦回于心，还不如放眼大江、举酒赏月。“一尊还酹江月”，玩味着这言近意远的诗句，一位襟怀超旷、识度明达、善于自解自 慰的诗人，仿佛就浮现在读者眼前。词的收尾，感情激流忽作一跌宕，犹如在高原阔野中奔涌的江水，偶遇坎谷，略作回旋，随即继续流向旷远的前方。这是历史与现状，理想与实际经过尖锐的冲突之后在作者心理上的一种反映，这种感情跌宕，更使读者感到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这首词从总的方面来看，气象磅礴，格调雄浑，高唱入云，其境界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通篇大笔挥洒，却也衬以谐婉之句，英俊将军与妙龄美人相映生辉，昂奋豪情与感慨超旷的思绪迭相递转，做到了庄中含谐，直中有曲。特别是它第一次以空前的气魄和艺术力量塑造了一个英气勃发的人物形象，透露了作者有志报国、壮怀难酬的感慨，为用词体表达重大的社会题材，开拓了新的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据俞文豹《吹剑录》记载，当时有人认为此词须关西大汉手持铜琵琶、铁绰板进行演唱，虽然他们囿于传统观念，对东坡词新风不免微带讥消，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首词的出现，对于仍然盛行缠绵悱恻之调的北宋词坛，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名家点评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
后山诗话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子瞻佳词最多，其时杰出者，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词，……凡此十馀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之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盖其谬耳。(《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
曾季狸《艇斋诗话》：东坡“大江东去”词，其中云：“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陈无己见之，言：“不必道三国。”东坡改云“当日”。今印本两出，不知东坡已改之矣。
元好问《题闲闲书赤壁赋后》：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余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
俞文豹《吹剑续录》：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黄苏《蓼园词选》：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口“大江东去”二句，叹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故垒”句至次阙“灰飞烟灭”句，俱就赤壁写周郎之事。“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折到自己。“人生似梦”二句，总结以应起二句。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已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不可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活》：东坡赤壁怀古念奴娇词盛传千古，而平仄句调都不合格。词综详加辨正，从容斋随笔所载山谷手书本云：“大江东去，浪声沉、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孙吴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掠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人生如寄，一樽还酹江月。”较他本浪声沉作浪淘尽，崩云作穿空，掠岸作拍岸，雅俗回殊，不仅孙吴作周郎，重下公瑾而已。惟谈笑处作谈笑间，人生作人间，尚误。至小乔初嫁句，谓了安属下乃合。考宋人词後段第二三句，作上五下四者甚多，仄韵念奴娇本不止一体，似不必比而同之。万氏词律仍从坊本，以此词为别格，殊谬。(《听秋声馆词活》卷十三)
【作者介绍】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进士。累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曾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颖州等。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以谤新法贬谪黄州。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宋徽宗立，赦还。卒于常州。追谥文忠。博学多才，善文，工诗词，书画俱佳。于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题材丰富，意境开阔，突破晚唐五代和宋初以来“词为艳科”的传统樊篱，以诗为词，开创豪放清旷一派，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有《东坡七集》、《东坡词》、《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