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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7 05:28:09

族谱研究论文

“家谱”的产生应该从姓氏开始产生后就开始形成了,同宗族的人聚居一处,避免族中辈序混乱及方便后人寻根朔源而编纂家谱,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血统观念的一个缩影,家谱一旦定下来则代代相传。 有你祖先的名字

某一“姓氏”家族的发展史。

“家谱”的产生应该从姓氏开始产生后就开始形成了,同宗族的人聚居一处,避免族中辈序混乱及方便后人寻根朔源而编纂家谱,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血统观念的一个缩影,家谱一旦定下来则代代相传。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1960年代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编辑本段]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编辑本段]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编辑本段]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编辑本段]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研究族谱断后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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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中的附注写在图或表的下方,小5字体,字母顺序编号。7、结论:结论应该明确、精炼、完整、准确。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应认真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在本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己的新见解的意义,也可以在结论中提出建议、研究设想、仪器设备改进意见、尚待解决的问题等。8、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一律放在文后,其书写格式应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M专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D学位论文,R研究报告,S标准,P专利。(1)只列作者阅读过,在正文中被引用过,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2)标题4号黑体;主体部分可按一般学报格式,5号宋体字,包括作者、题目、来源(出版期刊名称、年份、卷数、期数和页数。书籍须注明出版单位和年份)。段落倍行距。9、致谢:英文摘要之后。应以简短的文字对在课题研究和设计说明书(论文)撰写过程中曾直接给予帮助的人员(例如指导教师、答疑教师及其他人员)表示自己的谢意,这不仅是一种礼貌,也是对他人劳动的尊重,是治学者应有的思想作风。字数不宜超过300字。10、附录:最后一页。二、学位论文书写及印刷要求1、学位论文一般1万字内,用计算机双面打印,字迹要清楚,标点符号要正确。2、学位论文封面采用全系统一格式(见附件模板)。书脊应包含论文题目和作者姓名,要求用宋体字书写。3、提交的论文,应是根据评阅人和答辩委员的意见认真修改过的,正文中的错别字率不得超过1‰,标点符号一律中文状态下输入的。【如:,;。()】;图表清晰(最好是非复印件,尤其是彩图),以确保质量。2000字论文范文大学生论文撰写浅谈摘要:针对大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的文献信息需求特点和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方式的变化与发展,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在大学生毕业论文撰写中的服务路径。走进心仪的象牙塔,许多的同学就会发现:论文写作是常见的,但应该如何撰写一篇论文,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供参考。然而,无固定模式并不意味着论文的写作就无规律可循,笔者认为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应注重以下七个方面:第一方面,确定选题对象(确定论文的选题)。理论上来说,选任何本专业范围内的题目都能够写出东西来,只要你有新观点、新发现、新角度、新研究方法、新材料等。但是请牢记:Well begin is half done!一个好的选题等于论文成功了一半!在明确选题对象时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选择对象要具有实用性,一篇好的论文旨在对社会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果仅仅是空谈理论无异于镜中花水中月中看不中用;二是要具有新颖性,尽量选择比较新的对象进行写作,不要重复前人的工作。第二方面,明确选择对象的研究意义。大的方面来说一篇好的论文可以推动一个行业的发展,小的方面来说可以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或对问题的解决具有借鉴意义。论文的写作应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视野就会宽广看问题就会比较全面,并且更容易抓住事物的本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明确选题的意义:首先,注意选题的实用价值,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所谓论文的实用价值,就是指我们选的题目,应是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为干百万人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和阶段社会生活的重点和热点,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能使自己所学的书本知识得到一次实际的运用,而且能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要注意选题的理论价值。我们强调选题的实用价值,并不等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也绝非提倡选题必须有直接的效益作用。作为论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和工作总结、调查报告有着区别。一般说来,它由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构成,文章要以逻辑思维的方式为展开的依据,在事实的基础上展开严谨的推理过程,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它着重探讨和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自己对这些规律的了解与认识,给人以认识上的启迪。因此,选择现实性较强的题目,还要考虑其有无理论和认识上的价值,即有无普遍性的意义,能否能进行理论的分析和综合,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为抽象。第三方面,论文的整体结构。论文的撰写过程应该遵守基本的原则: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题部分应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理由、意义,这一部分要写得简洁,一定要避免像作文那样,用很长的篇幅写自己的心情与感受,不厌其烦地讲选定这个课题的思考过程。同时应注意,问题的提出要明确、具体,有时要写一点历史的回顾,关于这个课题,谁作了哪些研究,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这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本论文。分析问题部分是具体的展开论题,表达作者个人研究成果的部分,它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必须下功夫把它写充分、写好。有些论文,提出的问题很新颖、也很有见地,但是本部分写得却很单薄、论证不够充分、分析不到位,勉勉强强引出的结论也难以站住脚。这样的论文是缺乏科学价值的,所以一定要全力把分析问题部分写好。解决问题部分是对分析、论证的问题加以综合概括,引出基本论点,或是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这是论文要解决问题的答案。这部分要写得简要具体,使读者能明确了解作者独到见解之所在。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必须是论文分析论证后自然得出的结果,论文最忌讳论证得并不充分,而妄下定论。要首尾贯通,成为一个严谨的、完善的整体。第四方面,论文层次。作为一篇论文,从思想的发展来说,要一层一层地讲,讲透了一层,再讲另一层意思。开头提出的问题,文章中要有分析,结尾要有回答,做到前呼后应;章节内容的安排要合理,时间上可以从古至今、亦可由今溯古,空间上由宏观到微观、由国外到国内,尽量要全面合理。文章要有层次,有条理,这和材料的安排处理关系极大,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处理方式也就不同,不能错乱,错乱了,层次就不清楚,自然也不会有条理。论文总体结构成型后要看看 各层次是否明白清晰,有无重复或相互矛盾的地方,有无缺少或多余之处,意思上是否连贯通畅,是否达到了各分论点的证明要求。第五方面,论文逻辑。众所周知,人们要进行思维,就要使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这些思维形式既是人类用来反映客观现实的手段,又是构筑论文的基本材料。只有掌握了这些思维形式及其有关的逻辑要求,才能写出具有符合逻辑的论文来。因此,我们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应当遵守逻辑的基本规律,自觉地将这些基本规律,贯穿于写作的各个环节和整篇论文当中,具体说来,则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论文内容符合客观实际,能够令人信服;(2)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连贯;(3)论文的内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篇论文形成统一的整体;(4)各层次之间的过渡与照应要吻合,起承转合要自然得体,各段落之间的衔接要紧密。第六方面,语言表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论文写作尽管需要具备选题、取材、构思、技巧等多方面的能力,但这一切都必须也只能通过语言来体现,来完成。语言表达的水平直接影响论文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只有了解语言的特点,并且有比较丰富的语言储备,才能写好论文。语言的表达效果,直接关系着论文的质量。因此,过好语言关,也是写好论文的重要一环。各类文章尽管文体不同,各具特点,但对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是共同的,这就是准确、简练、生动。论文的语言表达同样要求做到简捷、明快、形象、生动、准确、科学。简捷就是造句干净利落。用语“贵乎精要”,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做到“文约而事丰,言简而意赅”;“准确”是从总体上要求语言讲求科学性和逻辑性,能准确地表达论文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论文在具备观点正确、鲜明,语言准确、简练的前提下,还要力求做到语言生动,让人读起来不枯燥乏味。第七方面,论文内容。论文成功与否、质量高低、价值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章是否有创新性。所谓创新性,即论文中表现出自己的新看法、新见解、新观点。有了较新颖的观点,文章就有了灵魂,有了存在的价值。对文章的创新性,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破旧”,对已有的观点、材料、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并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和看法,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启发人们重新思考问题。第二“补充”,对已有的观点、材料、论证方法进行全面的考察,发现其不足或者是过时之处并加以修改补充。第三“解难”,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把握问题的本质,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或建议,在理论上给实践以指导。第四“预知”,对现有事物进行前瞻性的预测,并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以上四个方面只是对“创新性”一个大体的概括,但只要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以认为文章的选题有了新意。总结:如上所述,关于大学生论文方面的范文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供您学习与参考,如果您有论文发表方面的疑问,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

1978《秦末农民战争的光辉历史不容纂改》(《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 四 期)1984《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阜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一、二期)1985《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安徽史学》1985年第一期)1986《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8年第一期)1987《从系统论和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一期《胡铁花年谱述略》(《安徽史学》1987年第四期)1989《阮弼评传》(《安徽史学》1989年第一期)1990《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明清徽商心理研究》(《纪念粱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1991《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明清徽商木商考》(《学术界》1991年第二期)《评臼井佐知子的学术思路》(《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争储失败、贬为猪狗的胤祀和胤礻》《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徽商及其网络》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1992《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四期)《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史学》1992年第三期》)《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二期)1993《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论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安徽史学》1993年第三期)1995《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社会转型期江南宗族的变迁》(《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江淮论坛》1995年第一二两期连载1996《关于〖日本碎语〗的碎语》(《安徽史学》1996年第四期)《胡适的商业观》(《开放时代》1996年五、六期)《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997《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也谈无徽不成镇》(《炎黄纵横》1997年第四期)《无锡人文精神的历史考察》(《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吴学研究专辑3,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1998《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历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1日1999《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苏州社会的变迁》,(《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评范金民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江海学刊》1999年第6 期)《徽州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史林》1999年第3期)《徽州方氏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略论新儒学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苏南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2000《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新安商人在江南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中国传统社会的群体——商人》,《中国社会史论》,湖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序》,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2002《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关于徽州古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之一》,《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4期。《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载《学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徽商在上海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从家谱与乡镇志的结合点重构社会生活的实态》,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史林》2002年第1期。2003《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庙会:神圣·凡俗》,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2003年6月11日.《徽商的绅士风度》,《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落宅坦》,载于《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版。2004《明清以来徽州、苏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2期。《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历史视野中的徽学——走出一府六县》,《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近世苏州徽州的互动及其经济社会变迁的差异》,《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育问题》2004年第5期《明清徽州古村落宗族生活实态——以徽州绩溪宅坦村为个案》,韩国《史丛》。《徽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载《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巨贾何负鸿儒——明清时期徽商的绅士风格》,韩国《史林》第22期,2004年12月2005《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上海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怎样的互动促成了江南的繁荣——以十六世纪的苏州与徽州为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5年5月23日。2006《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2007《“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史林》2007年第2期《不思量自难忘:我在十年浩刼中的遭遇》,《史林》2007年增刊。2008《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大学报》2008第1期《整体史视野下的学术新求索——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近代史研究》2008第二期《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一文的评点》,《学术月刊》2008第7期《超越地域的疆界——关于区域与区域比较研究的一点思考》,《史林》2008年第6期

长篇 word 文档排版,几乎是每个毕业生要面临的问题。网络上各种排版方法应有尽有免费的、收费的都有。本文将就最基本的 Microsoft Word 进行详细阐述排版注意事项。

当然 office 办公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但只要你跟着教程走一定会排好的!什么都是熟能生巧,技多不压身,下面开始表演了。

本教程内容主要以东北农业大学硕博毕业论文格式为例。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接下来就是详细内容。

开始之前请确保:Word 已显示所有格式

(Word 显示所有格式设置),图片来源于作者

1. 版芯设置

按照不同学学校的要求设置,在 word 中找到页面布局,选择纸张大小(A4),点来拓展栏,选择纸张大小,页边距,页眉页脚。

最后一定要记得选择应用到整篇文档!

(例上方和左方为距边界 30mm,下方和右方距边界 25mm;装订线在左侧),图片来源于作者

(例页眉页脚距离边界 25mm,奇偶页不同,应用在整篇文档;网格选择「指定行和字符网络」,字符数选择跨度为「11 磅」,行数选择跨度为「17 磅」,暂无需考虑磅数前的行数),图片来源于作者

2. 论文封面与摘要

没啥好说的,按照学校的要求,选择相应的字体、字号、行距,然后结尾,插入分页符转入下一页面,接下来再写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摘要的字体,大小按要求设置即可。

(学术型博士毕业论文封面为例,来源农大格式模板), 图片来源于作者

3. 标题设置

Word 选至视图 —— 大纲视图子菜单,分别设置为 1、2、3、4(如需要)级标题,然后关闭大纲视图。

1)如果未设置标题则均为「正文文本」,若之前设置过,则一定要选显示级别为「所有级别」,然后把标题设置为对应级别;最后检查一遍所有标题,防止遗漏。

2)关闭大纲视图,勾选导航窗格再次确认标题无遗漏。

(选择大纲视图),图片来源于作者

(设置标题级别,带「+」说明有折叠内容;图选中灰色部分点 2. 设置为二级标题),图片来源于作者

(勾选导航窗格,确认标题无遗漏),图片来源于作者

3)设置标题格式。设置好各标题大小、字体、段前断后距离后,批量更改对应标题格式。

(批量更改 1 级标题格式,其他各级标题相同),图片来源于作者

4. 插入分节符

这段之所以单列是因为它与页眉页脚设置,目录生成密切相关,也是大家最头疼的问题。

一般每一个大章节后加入一个分节符;像农大要求奇偶页不同的学校就分别选择插入奇数页或偶数页分节符。

为了方便编辑页眉页脚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奇偶页分开,记得取消与前一节的链接。极端情况下(实在整不明白)取消所有的与前一节的链接。

论文一般都具备六要素,但有的论文,如果其中某些要素是读者熟知的或者某些要素不交代不影响表达效果,是可以省略的。

四川周氏族谱探索研究论文

老派谱:登元曰国新,开宗庆文明。 先朝正仕大,德尚自天成。联族合派:广贤兴华廷,玉堂永昌平。 良才长发贵,礼义立家荣。 我是四川巴中人,祖先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现在孝感乡也被分解了。祖先五兄弟,陕西麦子坪留有两兄弟,三兄弟迁移至四川巴中,繁衍至今

作文思路:文章首先介绍了周姓的历史来源及发展,接着叙述了周姓现在各省市的分布情况及所占人口比例情况。

1、西周初年人周姓祖先们就把后稷奉为周族的始祖,后稷的裔孙古公亶父(即周太王)为狄所逼,率领族人自邰迁徙至陕西岐山下周原,从此称为周族。到文王姬昌时,以国为氏。

2、出自周公旦的后裔。周公姬旦的次子在周朝继续辅佐王室,世代继承了“周公”这一称号。周公旦的曾孙周公黑肩(即周桓公),曾率军协助周桓王讨伐郑国。后周王朝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内乱,周公黑肩卷入其中被杀,后辈子孙有因“周公”姓者,改姓周。

当今周姓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形成了沿长江省份、豫鲁两块高比率的分布状况。湖南、江苏、四川,三省大约占周姓总人口的,其次分布于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山东、广东、江西七省,占周姓总人口的38%。

字辈排行

宁乡滩山周氏支祖鸣皋公,讳思本,字鹤九,为濂溪公九世孙,居江西吉水泥田,出为荆州教授,无心仕官,与季子玉滨公卜业于宁乡滩山。滨公生五子:佩、杲、佾、儒、傅,衍为五大宗。佩、杲衍派滩山,佾衍派狮冲,傅衍派古楼,儒衍派山底。

明成化间始修族谱,清乾隆九年(1744年)各房分修,道光四年(1824年)佾房与益阳合修,佩、杲、儒、傅四房合修,同治七年(1868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四房续修,1998年儒房七修。

我姓周目前在阿坝州。祖籍是达州渠县人,具老人们讲我祖祖叫周学友,一个是周学道可能在清末年间来四川阿坝州小金县安家。当时我祖祖已经在渠县结婚了。为了生存单身一人来到此地。如果渠县有字辈是,良,道,学,光,明。就这五个能合起,说明是我周氏族人。

骆,我周奎

族谱管理系统毕业论文

社区重点人口管理系统和实现的毕业论文不难。接受了四年高等教育的学生,不应该被论文难住。很多课程结课前,除了要考试以外,老师还会布置期末大作业,类似于小论文。

家谱管理系统的原理是信息录入。因为家谱管理系统原理是应用结构化的存储思想完成家谱信息化的转变,将修谱方式变成信息录入方式,根据世代关系、长幼次序自动排版,解决了传统修谱过程繁杂、效率低下的现状。所以家谱管理系统的原理是信息录入。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

红旗谱研究论文

有继承有发展有真有加由你

科研概况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从事科研工作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研究前沿》)、《学术月刊》、《读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报纸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出版专著八部,两次获天津市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励,学术著作《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2013年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 《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8、4 ,《新华文摘》2008年第19期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卷 2008年第12期全文转载。Old State and New Mission:A Survey of Utopian Literature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 2010,Sep .( 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研究前沿》2010年第三期。)《清末民初小说中“现代性”的起源、形态与文化特性》 《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50年代公共写作与私人写作中的周作人》《新文学史料》2008、2《余华小说创作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7、3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8、3 ,收入《余华研究资料》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乙种) ,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新浪漫派文学的黑夜情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2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同年全文转载。《无名书的人文关怀及其对宇宙文化心灵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4《严复的《天演论》与斯宾塞《进化论与伦理学》 《文艺理论研究》 1997、6《清末民初社会心理的变异与文学兴替》《学术月刊》2007、4。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年全文转载。《将信念与知识分开——从严复的<天演论>说开去》《读书》1999、3《在平和幽默的另一面────重 读老舍先生的猫城记》 《博览群书》1997、4收入《风雨敲书窗——<博览群书>百期精选》,武宁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追寻诗意 感悟人生》《文艺报》2007、1、11日第三版《天演论的回声——清末民初知识群体的心态变异与价值翻转》《天津社会科学》2007、5《民初“鸳蝴派”小说的文化心理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08、1《大理论的变革与现代文学研究观念的更新》《当代作家评论》1999、4《艰难时世与文学的选择——20世纪文学一瞥》《文艺争鸣》2003、3《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分格局与现代性语境》《南开学报》2003、2《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02、4《现代性的文学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考察》《厦门大学学报》2004、5收入《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俞兆平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理性至上主义话语的确立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政治——晚清政治小说新论》《江汉论坛》2007、1《二十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民族主义理论的语境还原和语义分析》《华东师大学报》1997、4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研究》1997、10《张炜与俄苏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 》1995、3《大动荡时代的个人性话语与时代话语-------20世纪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华东师大学报》2000、1《文学报》同年摘要。《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起源》《华东师大学报》99、2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1999、6《两种伟大与两种激情——现代性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国文学研究》2002、3人大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卷》 2002、10转载,获2002年《外国文学研究》优秀论文奖。《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认同》《齐鲁学刊》2002、3《“新知培养转深沉”——『笨花』及其对现代中国小说乡村叙事的拓展》《天津师大学报》《在新与旧对峙的背后——晚清人林纾与“新青年派”代际文化心态的差异》《天津师大学报》2004、4《扎根乡土的“革命叙事”——《<红旗谱>与20世纪乡土中国的革命》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2另见 《北方论丛》2004、6《一个传奇与它背后的本事——格非[人面桃花]与历史乌托邦》《天津师大学报》2005、5《精神与物质的牴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精神至上与非物质主义倾向》《天津社会科学》2006、4《开明的保守派:谴责小说作家群的文化性格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6《周作人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书屋》2006、7《周作人附逆与现代性的伦理困境》《烟台大学学报》2006、3《人心之变与文学之变——从『孽海花』和『广陵潮』看清末社会心理的变迁》《大连大学学报》2008、1《新党、志士、洋场习气的嘲讽者——清末民初文学中政与教的脱纽与市民写作的反乌托邦倾向》《烟台大学学报》2008、4《后新时期文学的启动与八五新潮文学》 《烟师学报》1996、2,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1996、9《试论萧乾小说创作中的心理距离》 《烟师学报》1992、1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1992、6《梦和理想的差异--无名氏前期创作与时代主导文学的疏离》《天津师大学报》2001、4《田仲济杂文的创作个性初探》 《百家论杂文》1994明天出版社《新写实异于旧写实的新意探源》 《艺术广角》1997、4《试论五四时期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的得与失》《烟师学报》1998、2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8、9《以身体的代主体的写作——晚生代小说家的写作态度和立场》《理论和创作》1998年第3期《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阴阳之道'》 《东方文化周刊》1998、7、29《徐讦的晚年心境与精神归宿》《粤海风》1999年1期《精英主义话语的兴起及其对西方的想象》 《 南开学报》2001、4《一个审美主义者的时代关怀——徐訏四十年代创作新探》《天津师大学报》2002、3人大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2002、8转载《<无名书>的人文关怀及其对宇宙心灵的探索》上、下篇《展望》(台湾)2002、3、4《我看<无名书>》《青年日报》(台湾)2002、《追怀吾师田仲济先生》《博览群书》2002、10《天地境界与忧患精神——论张玮小说近作的主题演进》《临沂师专学报》1995、4《颠覆常识的艺术——余华小说中的反讽叙事与距离控制》《烟师学报》1993、3《新时期民国史小说中的末代儒家形象》《烟师学报》1997、4《自我·生命·文学——郁达夫生命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新探》,《烟师学报》1988、4《文化心理失调导致的悲剧——周作人附逆原因考察》《天津文学》2009、10《 郁达夫:“卢梭主义”与现代感性“自我”的镜像》《烟台大学学报》2010、2《父亲缺位之后——从东西<耳光响亮>说起》《中国图书评论》2010、11《红旗谱:出于时代的选择与超出时代的希望》《文学与文化》2010、、2《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的类型源流与文化心理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11、1《“父之缺位与”时代孤儿的道德困境——东西<耳光响亮><后悔录>与后传统时代的寓言化写作》《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1、2《东西“情圣”的合流与“浪漫爱”的兴起——清末民初文学中的唯情主义乌托邦》《学术交流》2011、4《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狂人 ” 形象的文化源流与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气质》,《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由“天地境界”到“功利境界”——从曾、李之别看近代中国的士风转移与文学之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12年第3期。《五四人的精神趋向——抽象化的文学政治与理性的激情化》,《天津社会科学》2013、2。另有数十篇散文、随笔、评论等在《散文》月刊、《天津青年报》、《山东文学》、《东方文化周刊》、《济南时报》等报纸、刊物发表。

1、“红色经典”作品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随着大量“红色经典”作品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翻唱“红 色经典”歌曲与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红色经典”作品业已成为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并受到学术界和文 艺界的广泛关注。2、史诗性: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 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 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1. 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 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 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 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 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 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6. 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 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 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 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 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 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 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 《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 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 “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 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 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 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 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4) 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 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著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著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 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 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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