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踏匈奴论文参考文献
2009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旭华发表这样的看法，他认为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刻雕像，其真实形象应该不是马匹，而是一头驴，大约公元前200年也就是汉文帝时期，大批驴、骡子进入陕西甘肃作为牲畜使用。考虑到经过楚汉争霸之后中原大地缺少战马，汉景帝时期军队里已经采用体格壮硕的驴为坐骑使用。且根据"马踏匈奴"测量数据来看，与其说踩死匈奴的匹马，倒不如说是一头驴。因为从这组石马眼神，形态，还有耳朵的形状和驴特别相似。因为大家固有印象中，战士应该是骑马打仗，而不是骑驴，所以真正踩死匈奴的动物并不是马而是一头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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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之我所见10月23日，我校开展了一年一度的大型体育活动——运动会。我们全班同学都在积极的参加。瞧！初一男子200米决赛就要开始了。我们班的陈冠名同学就在这一组中。他站在第5道，弓着身子，神情非常凝重，眼睛盯着前方，耳朵也竖了起来。他在等，他在等裁判的枪声。“各就各位，预备。。。。。。”听到裁判的预备声，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四周的同学们也紧张地看着陈冠名，生怕他起跑时慢了半拍。“砰”的一声枪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陈冠名像离弦的箭一半飞了出去。此时，全班同学都站了起来，踮着脚尖眺望着。一眨眼的工夫，所有选手的身影被操场中央的人挡住了，我们都只能期待下一个弯道中首先出现的是陈冠名，同学们屏息凝视，焦急地等待着，一秒过去了，两秒过去了，三秒过去了。。。。。。仍然没有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的心在胸腔里咚咚直跳。同学们的脸上也出现了担忧的神情。会不会出什么事了？正在我胡思乱想时，只听一名同学大叫：“快看！有人出来了，是陈冠名！是陈冠名！”我放眼望去，果真是陈冠名。他处于领先的位置，并且与第二名有着很大的差距。“哈哈！第一名非陈冠名莫属拉！”大家都开心地说道。果然陈冠名轻松获得了小组第一，为我们班争夺了荣誉。接下来是七年级的迎面接力比赛，上场的同学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为自己的班级争光，我也不例外。“砰”的一声枪响，比赛开始了。经过几个同学的来回跑，我们班目前还处于领先的位置，但仍有几个班与我们咬得很紧。不一会儿，与我们相差无几的几个班都出现了“落棒”现象，距离也就随之拉开了，在我们班没有落棒的情况下，获得了第一名。通过这次运动会我明白了做什么事情都要积极参加，只要是对我们有益的，都不要逃避，勇敢地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成功了。
浅谈马踏匈奴的艺术特点论文文献
霍去病墓石雕 秦王朝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甚至希望在思想文化上能够一统天下。但艺术的发展是多元的，秦王朝覆灭的几十年后，中国在艺术发展上很快的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霍去病墓石雕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作品中战马威武雄健，傲然挺立，敌人蜷缩于马下，垂死挣扎，与整个马的轮廓浑然一体，暗示匈奴必败的命运。石雕采用整石雕成，形式语言简练、夸张，在形体大的转折处进行了大胆而简洁的削凿，并在细节表现上采用了浮雕和线刻的手法，使得整个雕塑更加雄浑大气，充满生命力。马下的匈奴人的特征处理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虽然整个人物形象造型简练，但在发式和胡须等面部特征的处理上进行了夸张的刻画，体现出了当时汉人对胡人形象特征的理解和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雕塑的马上并没有将军的形象，而这一点却恰恰体现出了汉代雕塑之美的内涵--意至而形不至。艺术家以立马的彪悍和马下匈奴人的狼狈来暗示马上将军驱敌胜利的威武姿态，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可以说，这件雕塑作品所展示的既不是彪悍的战马，也不是垂死的匈奴人，它所展示的更多的应该是马上战功显赫、所向披靡的青年将军，甚至是整个大汉王朝国力的象征和代表，这也正是汉代雕塑艺术的重要特色--形式语言的象征性。霍去病墓石雕群的其他雕塑的造型语言也都应归结于此，《跃马》、《伏虎》等等都并非表现的是马、虎，而是用来象征青年将军戎马倥偬的一生。整个雕塑群以简练、夸张的形式语言，展示了一种深沉雄大的气魄，使人仿佛置身于金戈铁马的战场，感受大汉王朝的巍巍国势。
作者运用寓意手法，以一匹器宇轩昂、傲然卓立的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以战马将侵略者践踏在地的典型情节，来赞颂骠骑将军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建树的奇功；那仰面朝天的失败者，手中握有弓箭，尚未放下武器，这不就是告戒人民切不可放松警惕。这件作品的外轮廓，雕刻得极其准确有力，马头到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处理，形象十分醒目。总之，马踏匈奴石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母牛舔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件，另有题铭刻2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倒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自然主义的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力度感，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这项纪念碑群雕的主体是——马踏匈奴石刻。在这件高168厘米的主题雕刻中，作者运用寓意手法，以一匹器宇轩昂、傲然卓立的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以战马将侵略者践踏在地的典型情节，来赞颂骠骑将军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建树的奇功；那仰面朝天的失败者，手中握有弓箭，尚未放下武器，这不就是告戒人民切不可放松警惕。这件作品的外轮廓，雕刻得极其准确有力，马头到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处理，形象十分醒目。总之，马踏匈奴石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霍去病墓底部南北长 105米，东西宽73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 8米，高约25米。墓前石刻现存16件。可辨识的象生14件，其中有 3件各雕两形，总共有生物17体；不同物象12类。计有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 短口鱼、长口鱼、獭、 蝠、左司空刻石和平原刻石。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手法简练，个性突出，风格浑厚，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大型石雕艺术珍品。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 米，高 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蹙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组石刻都是将一块整石运用线雕、圆雕和浮雕的手法雕刻而成。材料选择和雕刻手法与形体配合，有的注重形态，有的突出神情，形神兼备。猛兽则表现凶猛，马则表现跃起注视前方,牛、象则表现温顺,神态各异。从铭文刻石推断，这批石刻当是少府左司空监造的。墓前列置石人、石马、石象、石虎等石刻，对以后中国历代陵墓石刻有深远影响，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 霍去病墓石刻原有总数已不可考，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有的倒置，有的被淹埋。1949年以前原置于墓前的有9件，1957年新发现7件。 1956年在霍去病墓前设置茂陵文物保管所，1957年把露天石雕移置在墓前新建的两廊内。1979年茂陵文物管理所改为茂陵博物馆。 霍去病墓在今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北1公里,为茂陵陪葬墓之一。现存石刻有马踏匈奴、 石人、卧马、跃马、卧牛、伏虎、卧象、蟾、蛙、野猪、怪兽食羊、野人搏熊及二件鱼等共16件，散置于封土上，以象征祁连山的自然环境。马踏匈奴高米，长米， 表现肃立的战马踏倒仰卧在地、手持弓箭作垂死挣扎的敌人，象征性地歌颂霍去病的战功。这一构思成为这组石刻的主题。其余石刻，以夸张的手法生动地表现出各种动物在活动中的不同神态，如跃马(高米,长米)突然跃起的动作,卧马(高米,长米)即将起立的瞬间, 卧牛(长米，宽米)、卧象(高米,长米)的安详,卧虎（长米,宽米）的警觉等。另一部分石刻，如怪兽食羊（长米，宽米）、野人搏熊（高米，宽米）等则象征祁连山上出没的神异动物，从而烘托了将士远征的艰辛。石刻采用巨石雕凿，并施以浮雕与线刻的手法。一部分则是利用天然石块的自然形态稍事加工，突出表现动物形体的主要特征,富于生命力。风格古朴稚拙,气魄深沉雄大,为汉代大型石刻的优秀代表作。石刻群中,有两件分别刻有“左司空”官署与“平原乐陵□伯□造”的题铭，说明为当时官罕工匠所雕造。 参考资料：《战国秦汉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
匈奴文化研究论文
匈奴民族军事文化论析摘要:匈奴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匈奴族实行军民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相统一。源于匈奴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其军事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关键词:匈奴;军事文化;游牧文化匈奴民族纵横驰骋在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数百年,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控制着周边的弱小民族,成为秦汉时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支强大力量。匈奴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军事文化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匈奴历史的许多领域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匈奴军事文化方面的研究迄今仍是空白。本文根据所见文献材料作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探索。一、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1.匈奴政权的建立和统治的维系无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冒顿单于当政时,匈奴达到了鼎盛。冒顿单于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依靠过人的胆识和强悍的军事武装成就了北疆第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而后,凭借强盛的武装四处扩张。首先,东破东胡,大肆掳掠其民众及畜产,致使东胡四分五裂为乌桓、鲜卑等多部;不久,向西击走月氏,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中原楚汉相争,匈奴又乘机“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服施。”[1]2890不仅如此,匈奴在冒顿单于的果敢指挥之下,还北上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形成了“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2]3751的局面。之后,匈奴乘胜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进犯,击破大月氏,武力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2896使诸引弓之民成为匈奴一家。至此,匈奴统治的疆域,东起辽东平原朝鲜边界,西至天山南北,向北远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北疆的一代霸主。匈奴之所以能在北方草原上所向无敌,主要是因为有强盛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撑,并对被征服的各部族或部落实行武力管制。由此可见,匈奴政权本身就具有“军事联合性”,[3]113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军事甚至渗透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2.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在匈奴族的制度规定中,单于既是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事首领,军国之政统于一身,掌握着军政、外交等统治大权。与中原王朝的一些非开国君王相比,匈奴单于不止是运筹帷幄和发号施令的政治家,而是同时具有军事谋略和战术技艺,并且往往亲自参加战斗的军事将领。如前所述,冒顿单于便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的民族首领。他只身从月氏的刀口下逃回匈奴,以鸣镝训练士兵的骑射,最终使部队令行禁止,唯其马首是瞻,达到了夺取单于位的目的。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匈奴军队东征西讨,征服周边弱小民族,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并给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也是匈奴首领的一位典型代表。汉文帝时,老上单于曾亲率十四万大军进入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斩杀北地都尉孙卬,掠夺大量的人口和畜产,并烧毁回中宫(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骑兵直达雍(今陕西凤翔县)、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等地,[4]12给汉朝的边疆统治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都体现出匈奴单于的政治野心和调兵遣将的指挥才能。再如,汉宣帝时的匈奴五单于争立,虽然是匈奴统治集团的内讧,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匈奴统治阶级的领兵作战能力。3.作为政治主体的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候等中央官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每万骑又设置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统辖若干大小部落。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其所领部众的多寡而定。匈奴实行领主分封制,自单于至各万骑长都各有分地。他们不仅要定期参加单于组织的庭会“议国事”,参与处理整个社会的政务,如较大的战争、单于位的继承、祭祀、课校人畜、接见使臣等,而且要在各自的驻牧地管理境内属民,裁定辖区的大小事务,更要统领部队作战或跟随单于出征。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曾领兵进入河南地,侵犯上郡,遭到汉军的痛击,败走出塞。后来,右贤王又向西攻破月氏。汉武帝时,汉匈关系进入战争状态,匈奴各王所率军队与汉军交战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如: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匈奴右贤王数次进犯边境,侵扰朔方。汉政府遂派遣车骑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右北平迎击,掳获右贤裨王十余人,畜产数千百万。元狩二年(前121),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出陇西击匈奴,杀折拦王,斩卢胡王,执拿浑邪王子以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骑,收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在与匈奴的战斗中,匈奴左贤王将四万余骑围困李广,幸亏张骞率军如期而至,匈奴军才不得不散去。霍去病将数万骑过居延、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匈奴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归附者二千五百人,俘获裨小王七十余人。鹰击司马赵破奴斩杀匈奴遬濮王,捕获稽且王。校尉高不识捕虏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出塞千余里,与之接战的匈奴人也是由单于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左贤王战败逃亡。[4]23-27从汉军捕获的匈奴将领中,可见参战的匈奴各王将的广泛性。二、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匈奴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5]160匈奴民族“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2]3743他们人人自为“甲骑”,平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则为士兵,冲锋陷阵。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匈奴人天然的一种生存方式。汉朝有些政治家说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1]2955“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1]2923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张和污蔑,但匈奴经常挑起战争,侵犯别国,掠夺外民族的人口和牲畜,却是事实。“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2]3743也是匈奴人为保存壮年人实力,抵御外敌,保护部落或部族的生命财产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生活习俗。正如汉朝降臣中行说所说,匈奴“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2899由此可见,匈奴的“明以攻战为事”[2]3760在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同样表现明显。狩猎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居于重要地位。“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1]2879从小的狩猎生活和不断训练提高了匈奴人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为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军事生活,成为合格的“甲骑”。因此,匈奴人能够“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1]2900匈奴骑兵不仅善于放牧游猎,而且有时还参与农业生产。《汉书·匈奴传》记载:地节四年(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2]3788同书《西域传下》记载: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2]3905又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2]3922由此可知,匈奴“甲骑”一方面要承担驻防和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生产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后方的供给压力。三、其他领域的军事化倾向法制体系的军事化明显。匈奴的法制体系很不完善,法制设施也很不健全,没有专设的制定法律的机构,更没有明确严密的法律条文,仍以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法作为对人们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他们的法制意识很淡薄。军事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特性,易于将军法融入日常生活中,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制约准则和惩戒标准。反之,军法与习惯法的合用更加密切了军事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的统一。冒顿单于当政之初,匈奴受到东胡的不断挑衅,于是冒顿亲自上阵出征,并下令“国中有后者斩”。[2]3750严酷军令的束压之下,匈奴军队所向披靡,大破东胡。在攻战中,匈奴规定,各兵士“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并且“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因此,人人在作战中争先恐后,以求能得到更多的俘获物。这种规定同时也促使了家庭奴隶制的发展,各家庭中拥有奴隶进行生产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匈奴的这些军纪、军法都是本族内通行的法律准则,有社会法律的效力。宗教与军事的密不可分。匈奴人拜天地,祭祖先,敬鬼神,这种宗教理念也体现在军事活动中。单于一年三龙祠,每次都“祭天神”,“会诸部、议国事。”[6]2944商定军政大事,打着神的旗号,动员、组织部众。匈奴行军作战,常借助自然力量,崇拜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侯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2]2892他们认为太阳给人们光亮和温暖,月盈月亏昭示着战事成败。匈奴有“胡巫”,出兵必占吉凶。匈奴人认为鬼神可以祸福于人,人亦可以通过巫者将信息传达给鬼神,以巫术影响鬼神,既可以驱邪避害,又可加害仇敌。汉军出兵讨伐匈奴时,匈奴使胡巫将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各条陆路和水路上,加以诅咒。又有“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缚马者,诅军事也。”[2]3913“祠兵”则是匈奴人早先的一种习俗,专为军队祈告平安和胜利。《汉书·匈奴传》记卫律因嫉恨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而串通胡巫,装神弄鬼进谗言,称先单于发怒:“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祠”,结果遭天谴:匈奴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2]3781另外,匈奴人还信仰灵魂不灭,重视人的躯体。认为人死后将如生前一样的生活。因此约定“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在西汉初,冒顿单于大发精锐部队围汉高帝时,摆白、青、赤、黑四色骑于西、东、北、南四个方向。有人说这是受了华夏五行说的影响。有的人认为马色反映匈奴不同部落的方位,四色分别代表白狄即白匈奴,青狄即青匈奴,赤狄即赤匈奴和黑狄即黑匈奴。可见,匈奴的排兵布阵也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的。四、对匈奴军事文化的基本认识从以上对匈奴军事状况所作的粗略梳理中,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1.匈奴族的军事生活与其经济特点和生存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放牧和打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动,牲畜则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宽广的牧场,成群的马匹,种类多样的飞禽走兽,为匈奴人骑马射箭的生活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因此,他们因地制宜,组建了一批批的骑兵队伍,背弓负箭,以精良的骑射技术驰骋沙场。由于匈奴人逐水草而四处迁移,流动性特别强,没有固定的游牧地、居住地,更无固守的城池可言。因此,他们的军事作战也多以游击战为主,没有明确的攻守阵地的概念,形势有利则强势进攻或肆意进犯,形势不利则立刻撤退,四散逃窜。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使匈奴人善于野外作业,他们的求生能力,适应能力,进攻性以及防御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都特别强。而且战争一般发生在他们较为熟悉的塞外或边塞地区。因此,匈奴军队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顽强战斗力,很少因为地理条件的改变而出现强烈的不适应或因食物短缺、疾病瘟疫导致大规模的溃败。2.匈奴的政治文化体现出明显的军事化痕迹,军事攻略不仅是他们惯常的状态,而且作战的随机性和机动性特别强。匈奴人在日常的游牧或射猎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劫掠或者被劫掠的情况。他们对战争既没有事先的充分准备,也没有专门的防御措施,对战役不做详细的运筹和谋划,对粮草供应,地形地势,敌我实力,利弊形势也不做具体的探察和分析,一般是不宣而战,相遇则战,以他们的主动侵犯引起的争战居多。但如果针对性和目的性很明确,匈奴也会派兵驻防,如屯田车师,侵逼乌孙。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3.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人的军事活动又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相比,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农耕民族,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加脆弱,他们的文明更缺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7]水旱、虫灾和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导致匈奴生产的萎缩和人畜的大量伤亡。在基本靠天吃饭的强大生存压力的驱使下,如何获得生活资料维持生计,保护自己的财物不被侵夺,是他们要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无法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原传统的礼义观去衡量匈奴频繁侵犯汉境,劫掠物产的行径。在匈奴人看来,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和最高原则,所以匈奴士兵可以为得到更多的俘获物和俘虏而奋勇杀敌,可以为得到更多“死者家财”而将战死的士兵扶回。而且他们出征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攻城略地,而首先是为了掠取财物和人口。征服其他民族最终也是为取得更多的贡赋和畜产。因此,匈奴士兵的功利性是他们的生存本能使然。4.从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方面而言,匈奴民族也体现出优势与局限并存的特点。汉朝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对此都有一些评论。汉文帝时的晁错对匈奴军事的优劣做出了明确的分析,他指出,匈奴在具有“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自若、“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自若和“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三大优势的同时,又指明“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2]2281武帝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云:“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2]2398“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风,去如收电。”[2]2401主父偃也指出:“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2]2801昭帝时,《盐铁论》中记录了大夫和文学的不同看法。大夫说:“匈奴无城郭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文学则认为:匈奴“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食廪。”[8]156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也对“戎狄之长短”作了精辟的分析:“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6]2961总之,基于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它的军事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同样,匈奴的军事活动又为它生产的发展、生活秩序的稳定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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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匈奴人是非常野蛮的，所以文字以及文化都不值得借鉴。史家记载。他们的历史是从繁盛走向衰败的。
匈奴(Hsiung-Nu或Xiongnu)人是来自蒙古大草原一带的游牧民族 的总称，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称雄塞北，公元前1世纪时被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击溃，匈奴或内服(南匈奴)或西迁西域(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脱离北匈奴的统治,北匈奴主被迫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而鲜卑人以后绝大部分都融入了汉族.匈奴人非常熟于马背作战，并且善于使用长矛和弓箭。常常，他们一家大小带着成群的牧马和牲畜到处迁徙，寻找可以安身的新牧地。他们在军事上剽悍精练，全民皆兵。不过，他们之所以会发动一波波西迁的浪潮，是因为他们本身也受到其它民族的攻击和赶离的缘故。这个骨牌效应，让庞大的人口往西方涌进，在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甚至多瑙河与莱茵河地区，造成难以解决的问题。最后在公元476年，终于推翻了西罗马帝国。匈奴人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理想居所，后来就定居在东欧洲的匈牙利大平原上，以依傍提苏河的斯基特城为他们的大本营。由于他们需要非常辽广的草地，为马匹和牲畜提供足够的饲料，匈奴人就以结盟或征讨的手段，控制了大片的平原，范围从俄罗斯的乌克兰山地，横跨到法兰西的莱茵河。匈奴人是优秀的骑手，他们从孩童开始就接受训练，有些人更认为马镫是他们发明，因为它可以让骑手平握着枪俯下攻击，从而增加作战能力。他们的机动性高，可在一天之内多次替换马匹，好让他们不断前进，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们另一个利器就是复合弯弓，它比西方所使用的弓更胜一筹，可踩着马镫前后左右开弓。他们战术的特色就是令人震惊而且让人丧胆的闪电攻击。他们是一支轻骑部队，而其政治组织需要有一位强大的领袖，才能带领他们去达到目标。在阿提拉的统治期间，匈奴人的势力达到了巅峰。在公元433年，他就成为匈奴人的领袖，并开始往俄罗斯的南方和波斯，发动一连串的攻击。在两次重要的攻击中，造成极大的恐慌和破坏之后，他就接受了贡金，然后把注意力转往巴尔干。公元450年，西罗马帝国成了下一个目标，他带领10万大军，横过梅因斯北部的莱茵地区。在往前推进100里的途中，掠夺在今天法国北部许多的城镇。当阿提拉围攻奥尔良城的时候，罗马将军阿哀契乌斯，就率领由高卢人和罗马人所组成的军队对抗阿提拉。在最重要的萨隆一役，阿提拉虽被击败，但一息尚存。萨隆的战败被认为是史上至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就此在西欧消失，并且由亚洲的民族来统治这个地方。阿提拉后来入侵意大利，寻找新的掠夺目标。当他进入意大利之后，很多难民纷纷往沿岸的岛屿逃难，根据过去的说法，威尼斯就是由这些难民所建立。尽管罗马的力量已经衰败，而且他们的重要部队仍然在高卢，但由于匈奴人在意大利征战连连，再加上疾病和饥饿，使得他们的力量也同时衰退。在一场十分重要的会议中，阿提拉与教皇李奥一世会谈，并同意撤退。阿提拉在公元453年逝世之后，因为没有一位强大的领袖能够统一匈奴各部落，匈奴帝国也就随之瓦解。帝国所统治的民族起来反抗，匈奴的各部落之间为了争夺领导权，时有冲突发生。最后，他们终于消散在另一波由亚伐人主导的入侵浪潮之中，也同时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是的 你说的对 蒙古人的直系祖先应为室韦。到了后来内迁中原的匈奴人在十六国时期成立地方政权，如汉赵、北凉、胡夏等北匈奴从漠北西迁，中间经历了约三百年锡尔河是中亚的内陆河，流经今天的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国，注入咸海。在汉时，这里是康居国。北匈奴在西域遭到汉朝的反击，已无法立足，大约在160年左右，北匈奴的一部分又开始了西迁，来到了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至于北匈奴人在康居的活动，因为缺乏史料记载，就不得而知了。也有说的 现在的土耳其祖先其实也是匈奴人 还有以前俄罗斯帝国时代的
匈奴墓葬研究与考古发现论文
这是真的发认出匈奴的，特殊人工，这很正常，修罗当时正在俄罗斯一带侵略中华大地，他们也屡次侵犯嗯，而且翅膀人很强悍，引起了中华民族的强烈分开，把他们最终赶了出去
夏朝作为华夏第一王朝，却留下了无数谜团。虽然在河南偃师已经发现了考古学上早于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但由于缺少关键的文字自证材料，所以未敢轻易下定论。
直到今天，依然有部分学者对夏墟的存在提出不同的观点，有说夏朝应当在甘青一带寻找，也有说夏朝都城应当在晋南或陕北石峁，还有的说三星堆就是夏朝遗存。
然而，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广域王权面貌而言，都与夏朝高度吻合，而甘肃青海至今没有发现与夏文化有关联的直接考古学证据。
另外，根据现有的考古学发现，山西晋南已知的纳入夏文化范畴的二里头东下冯类型，从时间上略晚于二里头文化，所以晋南“夏墟”之称的由来，更大的可能是夏亡时夏桀逃亡地或夏遗民北逃时所带来的旧称。
著名 历史 学家徐中舒曾总结过，“ 地以大小为名，原有对称之意，故地称小，新迁称大 ”，所以山西地面多有大夏、夏墟的名称。
分子人类学家曾对二里头出土人骨的线粒体DNA做过比对，发现二里头人群和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汉族人群遗传关系非常接近，印证了夏亡后时的确有大量夏遗民逃入山西，甚至更西北的地方。
至于三星堆，它的祭祀坑埋藏年代为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也就是商朝晚期到西周初期。而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框架则是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即公元前1680年—公元前1610年）至西周初年。
这是因为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出土了二里头二期典型器物—陶盉，陶盉在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着从雏形到成熟酒器的清晰发展脉络，这一点已经得到考古验证，而在成都平原，陶盉这类酒器却是突然出现的，这也就决定了三星堆文化上限必然晚于二里头文化。
换言之，三星堆文化也不可能是夏文化，否则又该如何解释比它时间更早，在时空和地域（崇山一带）上与夏朝吻合度更高的二里头遗址呢？
从三星堆发现的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判定，三星堆文化显然是夏遗民和巴蜀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并且夏遗民掌管着宗教祭祀权，所以，在夏朝灭亡牙璋普遍衰落的大背景下，三星堆的牙璋不仅出现了铜制、金制，甚至还升格为三星堆人精神世界的祭祀重器。
二里头遗址到今天只发现了20余种刻划符号，且绝大多数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而三星堆遗址则只发现了7个刻划符号。由于刻画符号无法连字成句，只能代表某个个体器物，甚至不具备普适性，不能成为文明载体，故学界并不认为二里头、三星堆发现文字。
不仅如此，另一个与夏文化有着极强关联的草原政权—匈奴，同样也没有发现文字。
据《史记》记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 ”。《括地谱》也言：“ 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中国谓之匈奴 ”。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匈奴是夏朝后裔”是司马迁一厢情愿的附会，西方学者从中亚和西欧等地发现的匈奴墓葬人骨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也认为匈奴不可能是夏人后裔。
不过，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匈奴并非族名，而是一个政权名称，它的人群结构异常复杂，在蒙古草原发现的匈奴墓葬中，人种类型均为蒙古人种（黄种人）就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 是相同器型的发现。圜形器是夏朝同宗伯国昆吾的典型器物，多出土于山西、陕北、内蒙中南部地区，与夏人北迁路线吻合。在远到贝加尔湖，近到蒙古、内蒙出土的匈奴墓葬中，大量发现了以圆腹罐为主的陶器，且罐在随葬品中占有显著优势，这与夏朝随葬习俗高度相似（夏文化又被称作罐文化）。
其次 ， 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现了二里头式建筑，造型与建筑方式与二里头九区相似，且出土有夏文化的圆腹罐；喀喇沁旗发现的石磬、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陶爵，都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特征。
第三， 匈奴虽以游牧为生，但在祭祀祖先时却专门筑城。蒙古国考古发现的高瓦—道布古城建有大型建筑物，有柱础，土为黑灰质，高台周围分布许多小建筑，蒙古考古学家普尔赉认为属于庙宇性质，在建筑风格上颇有二里头宗庙的遗风（宗庙祭祖正是中国中原王朝所特有的）。
第四， 匈奴尚黑，崇拜龙，人死后有棺有椁不封不树，都是华夏古礼。
这些证据，虽然不能将匈奴与夏朝后裔画等号，但却至少说明了夏朝灭亡后，夏遗民将二里头文化带入了草原，并影响了匈奴上层的精神世界。
二里头、三星堆、匈奴，都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但也无一例外的没有文字，那么为什么跟夏朝有关联的文明体，会呈现如此奇特的景象呢，难道夏文化是无文字文化吗？
1799年8月，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时，意外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挖出了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断片，上面刻写着三种稀奇古怪的文字。1822年，精通拉丁文、古希腊文以及汉语的天才语言学家商博良最终破译了石碑内容，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上面分别用古埃及象形文（献给神明）、埃及草书（平民使用）、古希腊文（统治者使用）书写了同样的内容。
关于罗塞塔石碑本身，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罗塞塔石碑文字内容，却给了我们探讨夏文字的一个旁证，即：夏朝会不会像古埃及一样，也在不同群体中间分别通行不同的文字呢？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朝的甲骨文，但事实上，甲骨文是祭祀文字，类似于古埃及对象形文的使用，并不属于商朝通行文字，更非平民所能用的。
甲骨文的出土已经是晚清时候，而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却在《史记》中清楚地记录了商王世系，经过与甲骨文比对，高度吻合。
不仅如此，传世文献中对于商朝事迹的记载，远比单纯祭祀祖先的甲骨卜辞丰富的多，这印证了《尚书》“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的说法，即在殷商王朝建立之前，当时就已经有一套文字系统了。
那为什么商朝世俗体和祭祀体不能都用甲骨文呢？其实，金文与甲骨文的差异性，就已经说明了古人在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载体上，会使用不同的文字体系。
中国世俗文字的统一，已经是秦以后的事，战国时代各国所用世俗文字尚且不同，又何况夏商时代还存在另外一套专供祭祀所用的文字写法？
夏商周三代，经历了神权至上、神权与世俗权并驾齐驱，再到世俗权力至上三个发展阶段。
比如著名的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就是典型的神权至上，掌管神权的群体是最高统治者，国家可以把主要财富全部用来祭祀，而不是用来给上层贵族享乐。
夏朝、商朝同样如此，夏、商君主不仅是世俗权力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神权的最高掌管者。直到商朝末年时，由于祭祀占用了大量国家资源，导致商朝无法有效应对东西两面的战争需要，故而纣王开始改革祭祀制度，将神权降到了世俗权力之下。周王朝建立后，则彻底变成了世俗政权，周天子的祭祀，变成了纯粹的礼制。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三个阶段，所以，在极度重视祭祀的夏商时代，文字中祭祀体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世俗体，而掌管祭祀体的正是大祭司乃至君主等少数群体，即文字只在少数群体中传播。
但也正因如此，决定了祭祀体的载体，必然不同于下层平民所使用的陶器，商朝用的是甲骨，而夏朝使用什么，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夏朝的祭祀习俗是“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风曰磔 ”，即烧、砸和掩埋，所以，夏朝目前所能发现的只有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却没能发现类似甲骨文一样的成熟文字。
就连甲骨文本身的发现，也是个意外。试想，如果不是甲骨的坚硬易保存，如果不是王懿荣对中药龙骨的偶然把玩，那么作为商朝祭祀体的甲骨文，同样会遭到毁灭。
事实上，在陶寺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书写在朱书扁壶的成熟文字，脱离了刻画符号阶段，与现代汉字一脉相承。既然夏文化的陶寺文化就有了文字，那么作为更发达的青铜文明的夏文化，也必然存在文字，只可惜，由于独特的祭祀文化的存在，这种早期文字未能流传下来。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
只是在西迁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人种，形成了一个新种族匈奴。对于司马迁这一结论，千百年来人们深信不疑，然而现代DNA检测，却颠覆了这一结论。
上世纪90年代，在蒙古国的呼尼河畔，考古专家发现一座匈奴大墓群，共有大小墓葬400多座，其中甲字型匈奴贵族大墓有670座，被命名为“高勒毛都1号墓地”。
2001年，考古学家更有震惊世界的发现，还是在呼尼河畔，高勒毛都1号墓地的150公里之处，发现了一座更大的匈奴大墓群，发现98座甲字型贵族大墓，其中就有已知最大的匈奴墓葬，即M1大墓群，面积超过2500平，1个主墓和30 个陪葬墓。
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墓葬，除了匈奴单于，其他人没有资格拥有，M1大墓群的主墓应该是匈奴大单于的墓葬。学者根据陪葬品及史料记载，推测墓主是复株累若鞮单于，公元前31—前20年在位（王昭君第二任匈奴丈夫）或者乌珠留若鞮单于，公元前8—13年在位。
通过对匈奴单于遗骨DNA检测，有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墓主人的父系Y染色体R1a1a1b，也即我们熟知的雅利安人（古印欧人种的一支）。
可见，从匈奴单于DNA结论来看，匈奴并非夏朝后裔，而是印欧人种（白种人）。
学者外蒙古中部额金河谷、外蒙古东部都日格等多个匈奴贵族墓葬追根溯源，发现北匈奴父系Y染色体携带印欧人种基因，再次佐证了这一点。
分子人类学对匈奴墓葬的分析显示，北匈奴包括欧亚混血的南西伯利亚类型，以及少量高加索人种的塞种遗存。
从DNA角度来看，已经推翻了《史记》对匈奴来源的记载。不过，司马迁记载虽错，但却也留下了匈奴来源的线索。
《史记·匈奴列传》：其攻战，斩虏首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
匈奴人有猎头习俗，在战争中砍下敌人的头颅是荣誉的象征，可以得到部落的赏赐。匈奴人大败大月氏之后，将月氏王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器。令人奇怪的是，高加索人种中的斯基泰人也有这一习俗，还有如何用敌人头骨制作酒器的详细说明，以及被猎杀者的身份越高，所制成的酒杯档次就越高，如果是有身份的人往往要镶上金边，甚至缀以宝石等。显然，二者应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针对众多匈奴普通墓葬的DNA研究发现，匈奴人群父系成分极为复杂，除了携带印欧人种基因之外，还有更多的北亚黄种人、中亚等人种基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是融合。
《汉书》记载“东胡强而月氏盛”。春秋战国之际，匈奴并不强大，一度臣服于东胡，把爱妾都献给东胡王；同样，西边的大月氏也极为强大，匈奴不得已，只好送质子于月氏。其实，战国时期还有林胡、楼烦等都不比匈奴差，比如楼烦甚至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学习对象。
即便到了战国末期，匈奴还不是最强的部落。然而，秦末战乱给了匈奴机会，让匈奴得以一统北方。可想而知，在这一过程中，匈奴其实融合了大量民族，形成了一个“新匈奴”，因此基因成分肯定比较复杂，而印欧白种人只是极少一部分。
尽管史书没有记载匈奴最初情况，但可想而知，从匈奴出现到战国末期，肯定也融合了大量民族，再到一统草原，因此匈奴基因必然极为复杂。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司马迁之前，没有史书记载匈奴起源，为何司马迁却突然认为匈奴是夏朝后裔？关于这一点，有两个猜测。
一，当时有史书记载，司马迁阅读过，只是后世已经失传，所以司马迁坚信匈奴是夏朝后裔。而且，《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司马迁或由此认为匈奴是犬戎的一个分支，因此也可以说是夏朝后裔。
二，司马迁希望平息战争，将匈奴虚构成夏朝后裔，那么汉朝与匈奴就同出一源，都是华夏后人，兄弟之间就应该摒弃残酷的战争，希望汉武帝或汉朝等以“德政”来感化匈奴这个远兄。这是司马迁的“微言大义”，儒家仁爱思想的表现。
此墓出现使用大量婴儿幼童为“殉葬品”的匈奴王，不过由于匈奴并没有文字，因此也不知道这个匈奴王属于哪一位，但足以可见其残暴性。
与马踏飞燕新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马踏飞燕名为“东汉铜奔马”、”马超龙雀“，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
铜奔马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的一座古墓。专家依据墓室中出土的“五铢”钱和文物上镌刻的“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等铭文，将这座古墓的年代认定为“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公元186年至219年）”，墓主人是“张某将军”。
学者尹国兴则依据墓中出土的“将军”银印、“冀张君”铭文、葬制等级等，进一步提出墓主人为东汉天师张道陵。张道陵何许人也？你也许没听过他的名字，但有传说张三丰是他的后人。想象一下仙风道骨的张真人站在铜奔马旁，画面也是十分炫酷。
但有不少学者并不同意这一结论，其中包括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在内的多位学者认为，雷台古墓出土的钱币与东汉钱币特征不符，古墓形制更贴近西晋特征，铜奔马应是西晋文物。
扩展资料：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美术辞典》里，收录了“马超龙雀”主词条，释文称“后经考证，所谓飞燕并非燕子，乃古代传说中的‘龙雀’，马亦非凡马，而是神马，即‘天马’”。
据了解，起初提出“马踏飞燕”“奔马”称名的考古界人士，之后对命名进行了修正。1982年第2期《考古与文物》发表的论文《雷台东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中，作者初师宾、张朋川专门在“附注4”中说明：“雷台铜奔马问世后，最初称‘马踏飞燕’，后经笔者改订为‘奔马’。
最早提出“马超龙雀”称名的文化学者牛龙菲根据西汉张衡《东京赋》“天马半汉，龙雀蟠蜿”的文献资料，将其命名为“超越风神龙雀之行空天马”，简称“天马龙雀”或“马超龙雀”，意为行空天马漫步神游星汉银河，风神龙雀蟠蜿蜷曲回首惊视。
1983年10月，马超龙雀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定为国宝级文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东汉铜奔马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涨姿势】其实马踏飞燕踏的并不是燕子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广东频道——你以为的“马踏飞燕”其实是“马超龙雀”
1、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重达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2、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品”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厘米，长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3、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茎上两道凸箍，圆首饰同心圆纹，铸工精湛。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经无损科学检测，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花纹处含硫高，因硫化铜可防锈，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4、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自出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高超铸造业的象征。 身高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马踏飞燕”是东汉艺术家的经典之作，是中国古代雕塑艺 术的稀世之宝，在中国雕塑史上代表了东汉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 马踏飞燕也是中国青铜艺术的奇葩。
5、金缕玉衣
整件玉衣设计精巧，作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时，轰动了世界。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全国导基>第25页：“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早有各种旅游图形标志,用以塑造和传播某个国家和城市的旅游形象。中国国家旅游局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和研究,于1985年确定选用马超龙雀为作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 马超龙雀。曾命名“马踏飞燕”。后经历史学家考证,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云：“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后汉书》也有“明帝至长安,迎娶飞廉并铜马”的记载,故正名曰：“马超龙雀”,简称“天马”。 选择“马超龙雀”作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其涵义是： 1、天马行空,逸兴腾飞,无所羁缚,象征前程似锦的中国旅游业。 2、马是古今旅游的重要工具,奋进的象征,旅游者可在中国尽兴旅游。 3、马超龙雀的表铜制品,象征着中国数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显示文明古国的伟大形象,吸引全世界的旅游者。
中国旅游标志图以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青铜雕塑《奔马图》为蓝本。 图中的鸟是古代传说中的风龙雀，其速度神奇无比。 然而飞奔的天马更快。 它戴着花环，扎着马尾辫，昂首跳跃，轻松超越风龙雀。 整个图形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象征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内新开发的著名旅游点有哪些近年来，国内新开发了一些著名旅游点，值得一去。张家界旅游区，位于湖南大庸、桑植、慈利三市县交界处，距大庸市区34公里，是中国第一座国家森林公园。 总面积11933万平方米。 在整个国家，有连续的山峰，高耸的岩石，深谷和潺潺的溪流。 这里有许多奇花异草，珍禽异兽。 它的自然风光在其他地方是罕见的。四川省南平县的九寨沟，是岷山群山中一条深达40多公里的山沟峡谷。 它因周围的九个藏族村落而得名。 从高山到河谷，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因其独特的风景和如画的美景而被誉为“神仙世界”。 整个原始森林范围200多平方公里，珍稀动物有大熊猫、金丝猴、小熊猫、扭角羚等。 【/h/】九龙瀑布群深藏于福建周宁县城南约10公里的一座大山腹部。 1500米的水道里有13个大小不一的瀑布，最佳的瀑布观赏期是每年的4月到10月。广东省阳春县东北60公里的凌霄岩。 总共有35000多平方米的洞穴。 岩石内外有纵横交错的河流，可以乘游艇游过，没什么意思。 五莲池，黑龙江省德群县北部，纳木尔河支流白河上游的火山公园。 在1719 ~ 1721年期间，由于火山熔岩堵塞了白河，形成了五个相连的火山堰塞湖。浙江天台山的四千年古刹和天台奇观也向游客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