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关于武术的论文题目

跆拳道，练身还是炼神？这个怎么样

武术套路发展的动因人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以及武术本身的社会功能等三方面阐述武术套路发展的动因。武术是我国特有的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丽珍宝。它既有健身作用，又有技击性能，还由于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活跃文化生活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武术成为最广泛、最普及的运动项目之一，得到了蓬勃而健康的发展。同时，通过国际体育交往，我国武术已开始流行世界，逐步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武术运动主要包括技击和套路两种运动形式，武术套路是以技击动作为素材，以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编成的整套练习形式，被称之为“套路运动”。一般认为套路运动是技击的高度提炼和艺术再现，它来源于技击，又高于技击，是武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它之所以是武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就在于它来自技击，而又进一步规律化、艺术化。正如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一样，而套路中绝大多数动作取材于技击，仍保持了实用技击的一面，既具有攻防特点，又具有健身意义的一项体育运动。 1、人的生理需要是套路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起因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庞大而凶猛的野兽对原始人的生存是一个主要的威胁。狩猎，是原始人类为了维护生存所必需的活动。一个猎手，同时也是战士，战斗时的武器，也就是狩猎的工具。严酷的生活条件，迫使人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并在集体劳动过程中及部落战争中发展徒手或简单武器的攻防格斗技能。如拳打脚踢、躲闪、跳跃、摔跌等，这就是拳术的萌芽。劈、砍、扎、刺、撩则是武术长短器械使用方法的萌芽。可见，武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当战争胜利后或劳动休息时，人们往往会把战斗和狩猎致胜的技术以“舞”的形式表演一番以示威武和荣誉。用这种“舞”的形式把攻防动作予以抽象再现，目的是抒发自己的心情感受或表演一下技击方法。在战争中动用成功的一拳一腿、一击一刺没有固定的动作规格。因而在舞练的过程中也没有呆板的程式。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人们技击方式及“舞”的形式都在不断提高。这种没有程式的舞练逐渐变成了有程式和表现主题的“武舞”。以后“武舞”随着“舞”的艺术因素不断增多，“武”的攻防格斗因素减少，而成为专门供人欣赏的一种艺术活动，而“武舞”中的舞练形式及丰富的演练技巧都成了以后套路技艺中的主要内容。 2、人的心理需要促进套路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世上一切事物产生和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它事物的推动和制约。武术的套路运动作为人为的艺术，它的产生和发展必定受到人类的制约和推动。人们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要（维持生命）以后，接着而来的便是心理需要了。心理需要的满足也就是人们各种情趣的满足，这种情趣不是一层不变的，它是随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武术套路运动作为一种艺术要想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也势必随人们审美情趣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战争繁多，“武舞”虽是经过加工提炼过的技击动作，但它仍较近于实战。到了中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的唐代，由于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发达，文化交流频繁，为各种艺术的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可以从唐代诗人杜甫所描绘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里看出当时“武舞”的特点和性质。“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看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低昂……”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和原始社会中“武舞”的区别。即原始社会的“武舞”有实战意义，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从表演艺术效果为主，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和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及人们审美观的发展而发展有关。套路是由许多连续活动的技击动作和艺术动作构成。人们不仅能从这些动作中获得外在形体美的感受，而且还能从动作力度的强弱、运动速度的快慢、沉浮节奏上的对比中获得国画般意境美的感受，使人们产生无限的联想。这种联想的产生，可以使人们的感情得以抒发，而得到愉快的情感体验。套路除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外，还具有较强的健身价值，它的健身价值和欣赏价值一样，从套路萌芽之日起就被人们所认识了。正是人们健身和艺术欣赏的需要，才使其得以产生和发展。 3、套路的自身功能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武术套路源于技击，我们可以从武术套路的绝大多数动作都体现了攻防的方法中得以证明，但它又不同于技击。如果用套路中的动作来进行实战显然是不符合实践需要的。因此套路不等于攻防实战，它是技击动作经人们改造、组织和提炼后再加入其它艺术内容串连编排而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生产越加丰富，套路内容和各种演练技巧就越加多样，从而出现了象“木兰拳”等这样很少有实战技术意义的观赏和健身类拳术。构成套路内容的动作不具备实战技击的要求，这种性质决定了套路的发展方向。在套路尚未完全成形以前，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武术套路或是武术套路的雏形是多以“武舞”或“健舞”的舞蹈形式出现。如《干戚舞》、《东海黄公》、《破陈乐》等，这些“武舞”表现与技击有关的场面都是从实战的动作中加工提炼编排而成，而武舞的目的：一是伸展人们的筋骨，锻炼人们的身体；二是表现生活，从昔日战争和人兽相斗场面的再现中激发人们的情感，使人们产生一种美的享受。套路内容多数取材于技击，因而技击内容的发展无疑也将促进其形式——套路的发展。殷周交替时出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武术家越女是把“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武术技击中的古代前人之一。在《吴越春秋》中越女所谈的创术之道，精辟地阐述了动与静、快与慢、攻与守、虚与实、逆与顺等矛盾的辩证关系，这种用阴阳这一古代哲学的朴素的辩证法来解释剑理的思想对以后套路的演练风格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人把实战技击中的阴阳学说运用到套路中，并加以改造使其为套路的演练效果服务。从今天的“刚柔虚实、动静疾徐、起伏转折”等套路节奏转换的特点中，不难看出这一影响所产生的效果之大。正是这种节奏的参入，套路才得以能充分表现攻防技击含意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才使得其更加符合人们健身和审美的需要。在表演和演练的过程中，通过这种节奏所组织起来的步法、动作、姿态和动作组合，实际就是套路表演中动作意义的主要提示，从视觉和本体感觉上感染观者和练者，从而直接从套路演练中感受套路动作的寓意。所以，套路这种功能的存在是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 4、套路运动的发展趋势目前，人们习惯于把武术称之为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而实际上这是现代人从现代社会意识出发给它下的定义。中华武术在其千百年的发生、发展历史中，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思想的影响，并受到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社会环境的制约，它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格斗手段和大众的文娱活动形式，至少在近代体育传入中国之前是这样的。所以在没有受到现代体育规范之前，武术不可能是现代体育的内容之一。严格地说，这种状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改变的，武术这种社会功能的转变是人们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武术做出的选择。武术的实际性，在今天只能与其他体育项目存在的目的一样，使锻炼达到自我身心锻炼，就象西方人学习拳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比赛、为了强健身体。只有这样，武术才有可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我们今天社会所需要的武术套路运动，应是一种中国传统武技与西方现代体育融合的一种人体锻炼形式。它在内容上可以是传统的、民族的，但在形式上必须是现代的、中西通用的。武术套路做为一种被规范了的体育运动项目，才有可能被生活在其它文化传统氛围中的人所接受。武术作为传统的一种格斗手段，已渐渐地趋向消亡，这是我们今天武术套路运动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宝贵遗产时，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于传统，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传统的东西仅是现代社会的点缀。因为现代人、现代社会正在不断创造和形成新的传统，这种新的传统离他们更近，更具有实际意义。对于武术，人们亦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所以发展武术套路运动必须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迈向奥运会，成为被世界更多的民族所接受的一种良好的健身体育项目才是唯一的出路。综上所述，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使武术套路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武术套路的形成与完善同社会的进步发展有着直接联系。原始人类在与自然界抗争中以求生存为目的，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人们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武术套路必须也要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种发展方向又直接和人们的各种需要发生着必然的联系，即人们的需要决定着武术套路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散打在生活中的作用。

求一个关于武术的论肯定好的事情

关于武术操的论文题目

1、自强不息，厚德载物。2、中华武术，渊远流长。3、中华武术，威震八方。4、中华武术，世界第一。5、振兴中华武学，强健自身体魄6、彰显活力，内塑高雅。7、站如松，坐如钟，不动不摇，气吞山河。8、勇士千古秀，英雄百世芳。9、勇士千古，英雄百世。10、艺心艺意，中华武艺。11、以武会友，以德服人。12、以武会友，习武健身，强我中华，健我国体。13、以武会友，传承武德。14、养我中华武魂，展我武术新风。15、扬中华武术神威，铸民族精神丰碑。16、扬我中华武魂，展我武术新风。17、习练武术，强健体魄，一人一拳，健康生活。18、武艺，武德，武动青春；协作，协调，协和共进。19、武可替代，艺鸣惊人。

尚武精神谁与争锋。

拳打南片猛虎，脚踢北海蛟龙

体育专业毕业论文参考选题（精选210句）

大学生活在不经意间即将结束，我们毕业前都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计划的、比较正规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应当如何写毕业论文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体育专业毕业论文参考选题，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1、新课标下中学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安排

2、内江市体育高考生运动训练研究

3、内江市轻体育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4、内江师范学院公体女生中体育“差生”成因及对策

5、中学生健美操兴趣培养方法研究

6、西部地区城市社区体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7、剑阁县中学体育教学资源研究

8、健美操教学教法探索研究

9、健美操基本动作的分类研究

10、竞技健美操训练方法的探索

11、大众健身操评价标准的相关研究

12、健美操特殊课种的范畴与挖掘

13、武术竞赛规则的演变对套路发展的影响

14、武术套路中侧踢抱腿的技术分析

15、体育课对中小学生行为习惯的影响

16、传统武术在高校开展的可行性研究

17、北京奥运会对我国武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18、制约广安社区休闲体育发展的社会因素分析

19、山东淄博市农村体育发展现状分析

20、软式排球在我省高校开展的可行性研究

21、内江市中学排球运动现状分析

22、体育社团组织在高校课外体育活动中的功能研究

23、四川省普通高校体育社团组织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24、四川省普通高校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调查分析

25、对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分析与发展研究

26、普通高校实施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教学的思考

27、浅析我国户外运动的发展前景

28、普通高校实施“阳光体育运动”的对策研究

29、普通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的调查分析

30、普通高校足球专业学生训练能力培养对策探讨

31、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技术能力培养探讨

32、现代足球比赛动态探讨

33、内江市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34、现代足球比赛快速反击打法特征的思考

35、农村中小学足球开展现状及发展对策

36、内江师范学院第九届大学生足球比赛的思考

37、我院小型足球发展现状对策研究

38、四十二式太极拳对老年人健身价值的探讨

39、传统武术在学校开展的价值研究

40、武当武术在十堰地区学校开展的调查研究

41、08奥运后武术走向的研究

42、淄博地区太极拳开展的现状及发展研究

43、论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的关系

44、浅谈中学生篮球意识的培养与训练

45、论篮板球在比赛中的作用

46、内江师范学院健康教育课程调查研究

47、内江师范学院公体太极拳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48、有氧健身操对女大学生身心健康影响分析研究

49、论社区体育与全民健身运动关系及对策研究

50、试论体育的商业化发展

51、莲花十八项的开展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以贵州铜仁地区为个案

52、论高校体育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53、试论农村体育的现代转型——广安临水县御临乡的个案研究

54、试论传统体育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以贵州德江第一中学为例

55、内江老年体育活动研究

56、内江师范学院体育社团现状调查与分析——以篮球协会为例

57、中学体育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内江市龙会中学为例

58、寿光市文家第二初级中学体育课中游戏活动的开展的`现状调查分析

59、滨州市休闲体育的发展研究

60、浅谈体育类网络游戏对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影响

61、基层短跑运动员训练前准备活动的调查与分析

62、青少年篮球运动员战术意识的培养研究

63、简阳市中学体育教育现状的调查及分析

64、中学生体育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65、普通高校健美操协会功能的调查分析

66、浅析中学体育教师性格对学生体育兴趣形成的影响

67、阆中市中学田径教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68、攀枝花学院学生余暇体育活动现状调查与分析

69、中学体育教学中体育游戏的运用策略分析

70、潍坊市潍城区老年人体育锻炼的现状调查分析

71、论大学生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72、高中体育教学方法的探讨

73、体育新课标教材的使用对中小学体育教育的影响

74、浅析普通高校校园体育文化

7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76、学校体育现状与改革发展的研究；

77、学校体育与健康的研究；

7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

79、学生体育与健康状况及对策的研究；

80、体育教育过程中学生个性发展的研究；

81、“学校、家庭、社会”体育一体化的研究；

82、《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学校贯彻和实施的研究；

83、学生余暇体育的研究；

84、我国学校健康教育内容、方法、途径的研究；

85、素质教育与（大、中、小学校）体育改革的研究；

86、学校体育在素质教育中充分发挥作用的研究；

87、素质教育与体育师资培养提高的研究；

88、师资队伍建设与培养途径的研究；

89、学校体育贯彻“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研究；

90、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与体育教材建设的研究；

91、体育教学改革实验的实例分析；

92、体育考试原则、作用、项目及标准制订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93、体育教学模式的研究；

94、两类课程一体化的研究；

95、学校体育与中小学生减负相关因素的研究；

96、现代学校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

97、体育专业培养目标与教学改革的研究；

98、大、中、小学校竞技体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99、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研究；

100、影响学生健康的环境因素及对策的研究；

101、优化学校体育管理机构的研究；

102、关于实施在、中、小学生《体育合格标准》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研究；

103、学校体育与体育产业化的研究；

104、学校体育设施开发利用的研究；

105、知识经济对学校体育发展的研究；

106、体育教学、运动训练及体育锻炼中有关心理因素的研究；

107、计算机在体育教学、训练、竞赛及科研中应用的研究；

108、学校体育科研现状与对策的研究。

109、体能训练对小学生身体素质影响的实验研究

110、少数民族地区中学体育教学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

1、大学体育教育中的终身体育教育的分析

2、体育教育评价与体育教育改革的分析

3、体育教育中大众体育教育研究

4、了解世界高等体育教育动态扩展中国高等体育教育影响

5、分析体育教育管理对初中体育教育质量的提升

6、加强现代体育教育人才的培养推动现代体育教育的发展

7、初中体育教育实施快乐体育教育方法探讨

8、论高校体育教育与终身体育教育

9、以谈体育教育向以人为本转变的现代体育教育观念

10、试析体育教育教育对体育教育市场规范化的影响

11、农村体育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对体育教育的影响

12、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与中小学体育教育人才需求脱节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13、终身体育教育与家庭体育教育的目标研究

14、古代西方体育教育与近代体育教育的发展

15、从美国大学特殊体育教育看我国大学特殊体育教育的发展

16、高校体育教育是进行终身体育教育的有效途径

17、美国高质量体育教育在我国小学学校体育教育中的应用

18、试论终身体育教育在学校体育教育中的实施

19、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应重视培养学生的体育教育能力

20、高校体育教育发展状况及农业高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对策

21、融合共享：运动弱势学生体育教育改革的时代诉求

22、现代体育文化发展对体育教育的影响

23、当前体育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24、素质教育培养背景下大学体育教育教学创新途径

25、如何重视我们的体育教育？

26、高中体育教育现状及反思

27、中学体育教育要与时俱进

28、民族地区体育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29、通识教育理念下高校公共体育教育课程研究

30、如何提高高中体育教育教学的有效性

31、高校体育教育中终身体育习惯的培养分析

32、从运动动机角度探讨中学体育教育改革

33、谈谈体育教育观念的转变

34、浅议中学体育教育策略新观点

35、谈中学体育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36、构建适应中小学体育教育专业人才需求的培养体系与实践研究

37、高职院校体育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途径刍议

38、关于体育教育专业游泳专修课改革的思考

39、实施快乐体育教育，提升体育教学质量

40、学前体育教育工作研究

41、论高职体育教育中的体验式教学

42、基于高职体育教育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43、中职学校体育教育之我见

44、浅谈体育教育专业篮球专项学生体能训练

45、体育教育生态发展之我见

46、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初中体育教育问卷调查及分析

47、“三维一体”教学模式在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体操教学中的构建与实验研究

48、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问题研究

49、中医药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保障体系研究

50、浅析体育教育对心理健康的作用

51、素质教育背景下大学体育教育创新改革途径

52、高职体育教育改革

53、社会新形势下高校体育教育理念的更新与重构

54、农村小学体育教育现状分析

55、浅谈幼儿体育教育现状及解决对策

56、中外体育教育研究现状的比较

57、体育教育需要转变的几个观念

58、学校生命安全教育与体育教育浅谈

59、体育教育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60、高等院校体育教育训练学的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61、如何对初中生进行体育教育

62、高校师范生公共体育教育策略的研究

63、中美特殊体育教育法律制度的比较

64、当前我国体育教育价值诉求的成因分析

65、浅谈中职体育教育与拓展训练的结合

66、体育新闻对高校体育教育的影响

67、职业院校体育教育教学改革探讨

68、中学体育教育中学生个性的发展策略初探

69、浅探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毕业论文撰写中存在的问题

70、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思想调查分析

71、浅谈初中体育教育中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72、运城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开设花棍舞特色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73、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习支教岗前培训课程体系的构建

74、对农村小学体育教育资源开发和利用现状的思考

75、体育教育对小学生智力发展的作用

76、山东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基本功大赛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77、儒家思想对当代学校体育教育影响之研究

78、高校体育教育视野下太极推手对大学生健康的价值探讨

79、试论学校体育教育方法与终身体育意识

80、探究中学体育教育对德育培养的渗透

81、论生命教育内涵及与体育教育之契合

82、体育教育与训练要点分析

83、农村学校体育教育之我见

84、对体育教育中道德教育的一些思考

85、“健康导向”下的大学体育教育探索研究

86、以学生体质分析为导向的大学体育教育改革之我见

87、合肥师范学院体育教育实习的课堂教学现状研究

88、美国学校体育教育计划及借鉴意义

89、农村小学体育教育现状与发展探析

90、中小学校体育教育之拙见

91、中职学校体育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92、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习支教岗前培训需求调查分析

93、如何提高高中体育教育的有效性

94、高校体育教育的现状及其素质教育浅谈

95、浅析小学体育教育现状及提高途径

96、陶行知体育教育思想在当代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97、体育教育的协同效应研究

98、浅析中学体育教育体系的构建及现状研究

99、浅谈终身体育教育在我国学校体育中的发展

100、集约化高校园区体育教育资源与开放式教学模式构建

关于体育武术的论文题目

如果只是题目的话，有以下可以选择：《如何提高武术学习效率》《关于。。。在武术教学中的实践》《不同地区武术教学的不同方式》等等

1、力量的击发与临敌运用2、有效攻击距离的判断与速度的掌握3、如何进行系统的力量训练4、浅论“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5、攻击时间的掌握与临敌运用很多的嘛，武术说穿了就是，速度、力量和准确性，所谓技巧也就是如何将这三点运用得恰到好处，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就是已臻化境，随便找个小点，自己比较有心得的，随随便便几万字就出来了

1传统武术娱乐功能的历史寻绎2从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不同论传统武术的发展战略3传统武术生存与发展的文化视角4武术概念阐述5论传统武术锻炼的价值6休闲视野下太极拳价值取向探讨7对传统武术师徒制的文化分析8浅谈传统太极的“意”9唐代杨倞之技击注释考辩-兼谈射与技击的关系10武术文化的地域忻特征探讨：武术与文化的互动

武术关于器械论文题目

可以说散打在生活中的作用。

求一个关于新儒家思潮的论文题目

你好，我最近也在找关于这个的论文。下面3篇是我花了一周时间查到的。好的话强烈要求加分！！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二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范文，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哲学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反思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影响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学界关于佛教研究方法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历史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文献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目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理论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规律之外，它还要面对时代的现实问题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理学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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