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功绩：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三民主义，五权政治遗憾：权利被窃取，没有建立理想中的政治制度

1、搜集有关孙中山的生平素材，可以在纪念辛亥革命的网站或者图书馆查找。还可以从黄兴、宋教仁、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相关资料中找一找。2、提炼并确立主题，如三民主义的形成过程、三大政策的历史意义。3、列好提纲，并拟出分论点。4、按照各分论点分步写作。

孙中山的人权思想 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一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 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二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 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 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 [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 [2] 《总理遗教》。 [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 [4] 《总理遣教》。 [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 [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 [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

看时间的话有好多人可以写，比如孙中山，容闳，黄兴，溥仪，周恩来，毛泽东等等，那我就给LZ两篇我写过的吧。第一个：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大地上，民主资本主义正顶着遍地荆顽强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正冲破各种羁绊登上政治舞台，一个英气勃勃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正迅速形成。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然需要，也必会创造出站在革命前列，指导历史行程的大人物------孙中山。就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名文，1866年生于广东省山县翠亨村。他早年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但祖国的衰败，让他痛心疾首，继而弃医，投身于革命。1894年，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革命政治主张，但遭到冷遇。通过这件事，孙中山明白了“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从此，孙中山走上了为复兴祖国而努力的革命的道路。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约集华侨志士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1895年，广州武装起义因计划泄露而流产，但同时因为这件事，资产阶级已同清政府彻底决裂，以武装起义迈出民主革命的第一枪。他，最早提出了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张；他，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奔走；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惦念的依然是未尽的事业。他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中华民国历史教科书亦采用此说。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另外，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常当众倡言反清，闻者多胆怯走避，惟陈少白、尢列、杨鹤龄附和之，乃得四大寇之诨名。清代政府、公家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此外，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订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它方面的一些有利国计民生的法令。《临时约法》把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用法肯定下来。它的最重要价值，是由根本大法承认主权在民。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毛泽东同志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它的民主共和思想基本原则是有历史借鉴意义的。孙中山根据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提出了各民族团结的“五族共和”原则。孙中山认为，为了“振兴中华”，坚持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和国内诸民族”，共处共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申明，“五族共和”是立国基本原则之一。其根本在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其目的在于达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对外：“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对于“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 “五族共和”思想，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在建设统一的新国家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统一；（二）民族团结是以人民主权为灵魂的各族人民的民主大团结；（三）在国家、民族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主，与各国各民族友好亲睦，反对媚外辱国和盲目排外。 “五族共和”发展了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也充实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内容。它起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如孙中山所说，它“不以复仇为事”，且有利于克服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民族偏狭观念，单纯排他的复仇心理。在资产阶级革命允许的范围内，它把民族问题纳为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使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包括满族在内的民族平等，互相联系、结合起来，使破坏旧制度与建立、建设新制度，互相联系、结合起来。正如列宁所说：“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功臣，这也是历史的不争事。关键字：新民主主义革命，三民主义，封建主义。参考文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个：溥仪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宣布和平退位。国民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惠条件，承诺支付溥仪400万银元的年薪，并同意溥仪保存皇室。1917年，溥仪在张勋、康有为等人的拥护下，再次登上皇位，史称“丁巳复辟”，在孙中山、段祺瑞等人的反对和声讨下，“丁巳复辟”仅12天就失败了。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大满洲帝国，登上大满洲帝国之皇帝，年号康德。日本败战后，溥仪和日军一起企图逃亡东京，在机场被苏军捕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1959年9月17日刘少奇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被第一批特赦，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宣统帝，名爱新觉罗·溥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胞弟载沣的长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正式登基，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初次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即位时年仅3岁。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封建帝制的结束。溥仪虽然退位，但根据优待条件“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仍在紫禁城过小朝廷生活。他在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辅导下学习汉文，在都统伊克坦教导下学习满文，在庄士敦指导下学习英文。除了读书外就是恶作剧了。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在童年，有许多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他曾想用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是贫苦出身的乳母王焦氏教了他一些做人的道理。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袁世凯对小朝廷仍然效忠，于民国二年元旦派人给溥仪拜年，隆裕太后于2月22日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鉴于溥仪放肆，参政院于1914年11月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7条“善后办法”：1、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令抵触行为；2、用民国纪年；3、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4、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5、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6、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7、裁内务府慎刑司。小朝廷内部机构臃肿，用费浩繁，太监为非作歹，盗窃成风。溥仪不得不加以整顿，遣散内监，裁撤机构，削减官员。即使这样，有限的经费还是难以维持小朝廷，溥仪乃大肆出卖宫中古物，如金器、名画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从天津逃离，来到满洲。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在满洲建立“满洲国”。1932年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但溥仪始终与日本关东军周旋，一心一意为了满洲争取最大的利益，值得尊重。[5]溥仪自1932年3月1日至1934年2月28日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满洲国执政爱新觉罗溥仪至1945年，满洲国已经悄然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 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3月1日登基，“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溥仪还兼任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国协和会名誉总裁。1935年4月和1940年5月溥仪两次访日。在新京满洲皇宫内，溥仪性格乖戾，对人时而凶狠，时而温柔。他喜欢玩具、高尔夫球、网球、台球、弓箭，好骑马和自行车，喜欢集邮，能驾驶汽车。但溥仪实际上却一直“宵衣旰食”，勤勉地处理公事大满洲帝国皇帝溥仪，使满洲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到1945年，满洲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7]溥仪作为世界级政治家两上时代周刊，是“远东四大元首”之一。[8]溥仪受到满洲国百姓的敬仰，甚至在满洲国垮台后，仍有人在家中悬挂溥仪的照片。[9] 溥仪の野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企图潜逃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抓获。在苏联被监禁5年。在软禁5年期间曾有一次去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日本统治者在中国的罪行做证明。《我的前半生》记录了这他人生的重大经历。满洲时期的溥仪(22张)二战后，溥仪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赤塔和伯力的收容所被监禁了五年。1946年8 溥仪的囚服月曾返回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受到了约十年的“革命教育”与“思想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说：“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从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关键字：末代皇帝满伪参考文献：《我的前半生》。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参考文献

有，详谈联系1、金田起义：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2、永安封王：1851年3月，洪秀全在东乡宣布称天王。后永安建制封五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诸王皆受东王节制。3、定都天京：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4、天京事变： 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后败亡。5、《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颁布，是天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和社会改革方案。6、《资政新篇》：1859年颁布，洪仁玕拟定的带有资本色彩的改革与建设方案，但为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缺乏实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7、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1864年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换言之，缺乏先进的阶级的领导。8、洋务派及综理洋务的中央机构：奕��是首领，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9、洋务派举办洋务事业的目标：“求强”“求富”。10、洋务派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目的：直接目的是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同时有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11、举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早由冯桂芬概括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2、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的形式和性质：形式：官办、官督商办（采用最多的形式）、官商合办。性质：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13、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14、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旗手）、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15、“公车上书”：1895年，康有为等在京赶考的举人（由各省派公车送京赶考）向皇帝上书，要求拒绝与日本议和并变法。16、宣传变法的理论文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梁启超《变法通义》，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17、宣传组织变法的著名“三会三报三学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上海《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天津《国闻报》（严复主办）湖南的《湘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主持）、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学总教习）。他们还向光绪皇帝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18、维新派与守旧派辩论的问题及其实质：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堂。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19、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写有《劝学篇》是对抗维新变法的代表作。20、“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未开始标志，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为结束标志。21、“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 .

摘要：由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得出来的对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解与体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关键词：新民主主义文化，科学，大众，民主，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我读完《新民主主义论》后，体会最深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论》是借《中国文化》出版之际写出的，可见应该对于文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33)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4)，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参考文献：《毛泽东思想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毛泽东选集》《新民主主义论》

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价值 [摘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族风格，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毛`泽`东当年创立和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对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加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03)06—0003—03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主要包括哲学、教育、宗教、法律、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该民族该国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该民族该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巨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进步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文化，能够有力地推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反，落后的、违背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文化，必然严重阻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路线。”毛`泽`东深刻揭示了革命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创立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拓了道路，而且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毛`泽`东当年创立和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有重大的现代价值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特点和文化的历史使命提出来的。深刻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头上压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种社会状况反映在文化上，一方面形成了帝国主义的文化，鼓吹帝国主义的先进性、优越性、慈善性、和友好性，把帝国主义奉为救世主，帝国主义来中国不是为了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寓，奴役中国人民，而是振救中国人民，帮助中国人民，使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富强，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状．况。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相配合，形成洋奴文化，向中国人民灌输崇洋媚外，接受帝国主义奴约、逆来顺受、甘当奴仆的思想。这两种文化都带有相当大的虚假性和欺性，企图使中华民族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严重阻碍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就是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公开承认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具有中华民族的气概，带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反映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这种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和洋奴文化截然不同，不相关联。但是这种文化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联系，建立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具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这种文化又不是排外的，对外国文化去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大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作为自己的食粮和原料。毛`泽`东强凋“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主张学习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用的东西，但坚决反对丢掉自己民族特色，“全盘西化”的主张，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把外国有用的无用的东西不加区别地全部拿来，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只能危害自己。也不能形式主义的吸收外国的东西，吸收外国的东西必须与自己的实践结合，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文化领域从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教育、法律、宗教等各个领域普遍地、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洋奴文化的斗争，有力地教育了人民、团结了人民，打击了敌人，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在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交通运输的发达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地球村的观念正在变为现实，世界市场正在形成，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正致力于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化的民族性，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目前，中国虽然已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国日益融合在一起，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文化和洋奴文化的严峻挑战，中国的文化必须保持民族性，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推动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如果中国的文化丧失了民族性，就必然会阻碍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理论，把文化的民族性与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外国一切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全部吸收过来，推动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文化。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毛`泽`东创立并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从反对封建迷信、坚持科学；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毛`泽`东主张“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主义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仪。”毛`泽`东为文化上建立统一战线制定了正确的原则，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不仅对文化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丰富了统一战线理论。坚持文化的科学性，还有一个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有许多优秀的成果。毛`泽`东认为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应“剔除去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既要承认历史的继承性，尊重历史，又要根据新社会、新形势、新任务，有区别地吸收古代文化的精华，为现在的政治经济服务。新民主主义文化坚持科学性，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极大地教育了人民，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性、积极性、创造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当今时代，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与旧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也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加之改革开放，在外国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传人中国的同时，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传人中国。封建的迷信的东西在中国并没有绝迹，反而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群中有泛滥加重的趋势。李洪智为首组织的法轮功邪教，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大势传播封建、迷信、反动的思想，毒害人民群众，残害许多无辜的人民，许多人上当，以致命丧黄泉，严重地毒害人民的思想，破坏社会的安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毛`泽`东坚持文化的科学性，反对封建迷信的文化，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文化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教育启发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封建迷信文化的虚假性、欺性、危害性，自觉的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以勤劳而致富，不把发展经济和致富的希望寄托在求神拜佛上，使人民群众思想观念得到转变，认识水平得到提高，思想意识得到升华，社会风气得到根本的好转。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被广大人民拥有，为广大人民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因而是民主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家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就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服务对象，不同于任何其它文化，它不是被少数人占有，为少数人服务的，而是被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绝大多数人占有，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苦大众服务，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要求，具有广泛的民主性。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是毛`泽`东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把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机的结合起来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要把教育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结合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起来。”不仅明确了干部和群众在知识教育上的层次性，而且明确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人民群众进行普及知识的教育，同时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开办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培养提高各级各类干部的文化素质。经过努力，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军队，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整体综合素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全党同志必须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充分体现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性的继承和发展。在发展文化的任务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此，必须坚持文化为90％以上的人民群众服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普及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全社会的教育水平，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加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宣传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理论，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宣传、教育、动员、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今的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让我们继续继承发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优秀成果，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参考文献：(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I．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1—07—02(01)． (4)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半月谈杂志社．2003．

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毕业论文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而不断高涨。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暂时的后退。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一切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农民阶级为了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的高峰，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义和团运动。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得不仓促地走上历史舞台，勇敢地领导了救亡运动——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但这些斗争都没有避免失败的结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充分说明，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压迫下，旧式的中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只有通过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也只有冲垮封建主义的桎梏，才能开拓社会发展的道路。民主革命，唯有民主革命，才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封建主义专制和国家贫穷落后，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民主革命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辛亥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又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在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下层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提出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去代替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它具有更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大意义。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革命是以他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兴中会作为标志的。兴中会的建立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辛亥革命失败，这场革命运动历经了近20年，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和6个阶段。两大时期为： 1912年前兴中会和同盟会发动和领导革命时期； 1912年后组建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时期。 6个阶段为：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从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至11月下旬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阶段；从1911年11月下旬，光复的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筹组临时政府至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之前，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阶段；从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是辛亥革命运动由胜利到失败的阶段。从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看，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亢奋和喜悦，更有失败的悲愤和痛苦。胜利和失败都来得很迅速，说明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极其尖锐和激烈。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成熟，革命派的力量十分软弱，不能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战胜敌人，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未能把政权巩固起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革命以失败告终。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望采纳谢谢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2] 革命背景变革之道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政治影响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思想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经济影响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生活文化影响“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海外华人的影响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新思想的涌现，政党政治的影响。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编辑本段革命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编辑本段革命评价在民国前 ,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三侠五义论文参考文献

【七侠五义是谁】七侠五义的作者是谁?七侠五义到底是谁写的，是什么时候写的?

<<七侠五义>>原著作者是石玉昆先生他笔下五鼠栩栩如生如同从纸上走了下来各个性格鲜活生动惟妙惟肖.而五鼠则是:钻天鼠彻地鼠穿山鼠翻江鼠锦毛鼠.这五个灵巧的称号得来却有一番典故.

石玉昆先生的家里常闹老鼠常常打扰到他写作.他在写五鼠时突然想到能不能把小说中的人和现实中的老鼠有机的联合起来呢?

于是钻天鼠(顶棚或阁楼上的耗子)彻地鼠(地道的的耗子)穿山鼠(墙壁里的耗子)翻江鼠(下水道的耗子)锦毛鼠(是人为豢养的耗子____所以最娇贵最漂亮).

有关石玉昆的生卒年、籍贯家世、生平事迹、著述等问题，因文献资料的缺乏，今天已难以确知，研究者又都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其中存在着不少附会误判之言，因此有必要结合有关文献及前人的研究予以澄清。研究这一问题尽管受到资料缺乏的诸多限制，但有些情况还是可以根据有关记载大体推断出来的。

据现有资料来看，石玉昆主要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比过去人们印象中的时间要早。据《非厂笔记》记载，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转引自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载王俟年编(1919-1949)《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23页)。当时也有人称其为石先生或石三爷。富查贵庆曾有诗吟颂石玉昆，诗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据披露这首诗的吴英华、吴绍英介绍，”它当作于道光十七年以前“(吴英华、吴绍英《有关〈三侠五义〉作者的一首可贵的诗》，《天津日报》1961年8月29日)。由此可知，石玉昆至少在道光初年即已成名。实际上，他成名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在道光四年(1824)年的庆升平班戏目中，有不少《三侠五义》的重要关目，如《琼林宴》、《三侠五义》、《遇后》、《花蝴蝶》等。《三侠五义》为石玉昆所创，戏曲从此取材，必定是在《三侠五义》广为流传之后。按常理，艺人在成名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徒训练。即使石玉昆天赋高，出道早，其成名时至少也得有二三十岁。这样，即使保守地估算，石玉昆出生至少也当在嘉庆五年(1800)年以前。

石玉昆达到艺术顶峰、享有盛誉主要是在道光年间，这可从相关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道二十三年(1843)年至二十五年(1845)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中的《石玉昆》篇专门描述石玉昆演出的盛况。正如阿英所言，“玉昆应称‘道光时说书人’”(阿英《关于石玉昆》，载《阿英文集》，书店，1981，303页)，近人崇彝也说“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道光朝石玉昆所传也”(崇彝《道石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9、19页)。至于石玉昆的卒年，目前还不能确知。崇彝在谈论光绪年间聚珍堂版本《三侠五义》时，特意强调“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言语中流露出今昔之感。按说光绪年间石玉昆还在世的话，他是不会如此刻意强调“道光”这一时间的。有的研究者根据《三侠五义》“最初刊本《忠烈侠义传》的成书年代来推测”，认为石玉昆“大约应该在同治十年(1871)年已经去世了”(赵侃执笔《石玉昆及其〈三侠五义〉》，《河北文学》1961年第4期)。李家瑞则认为石玉昆“大约死在同治末年”(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载王俊年编(1919-1949《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324页)另据李宗侗在民国年间进行的调查，“石玉昆在石丰时已经老了，尚是嘉、道时间的人”(李宗侗致胡适书，载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587页)。不过，石玉昆去世的时间也有可能更早，蔡省吾未刊稿《北京艺人志》有如下一条记载：“(石玉昆)殁后有《赞昆》子弟书，名重一时。”(转引自赵景深《三侠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子弟书《赞昆》又名《叹昆》、《叹石玉昆》、《评昆论》或《石玉昆》、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则石玉昆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年之前即已去世。稳妥一些，说石玉昆于同治年间或之前去世，大概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石玉昆受到人们如此多的关注，在社会上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演唱技艺的高超。子弟书《石玉昆》对此有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高抬声价本超群，压倒江湖无业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子弟书《石玉昆》，载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34页)。石玉昆所演为子弟书和单弦，有人称其为“单弦之祖”(崇彝《道石以来朝野杂记》，9页)。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一个新的说唱艺术流派——石派书，又叫石韵书。由此可以看出，其演出在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以致于有些书铺借此牟利，“按段抄卖，另有目录，要者定写”。就连当时的说书艺人对石玉昆也是赞淮有加：“就拿玉昆石三爷他说吧，怎么就该说不过他?他如今是不出来咧。他到那个书馆儿，一天只说三回书就串好了几十吊钱，如今名动九城，谁不知道石三爷呢?”(抄本《全本南清宫庆寿》，转引自鲁德才《三侠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2页)。据说石玉昆曾为礼王府供奉(金受申《老书馆见闻琐记》，《曲艺》1959年8-11月)，不过这条记载与富察贵庆《知了义斋诗钞》诗序中所说的“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之不至”似乎有些矛盾。从富察贵庆诗中的描述来看，石玉昆是一位颇有个性与骨气的民间艺人。

石玉昆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在演出内容方面的出新，特别是他别出心裁，将包公审案与江湖侠义题材结合起来，推陈出新，在《施公案》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题材类型——公案侠义小说，对清代中后期包括说唱、小说、戏曲在内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显然，石玉昆不是那种亦步亦趋、因循守旧的艺人，他享有盛名几十年，成为与柳敬亭一样著名的民间艺人，不仅受到市井民众的极大欢迎，也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正如子弟书《石玉昆》中所说的：“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石玉昆对自己首创的这套书还是很有感情的，据当时的说书艺人介绍，：玉昆三爷说了一辈子的包公案“，”他是跟了文正公一辈子的“(抄本《全本天齐庙断后》，转引自鲁德才《三侠五义》2页)。石玉昆创作《三侠五义》，正如胡适所概括的：”有因袭的部分，有创造的部分。大概写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写各位侠客义十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创造的。(胡适《三侠五义》序，载《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198页)由于《三侠五义》深受欢迎，其他民间艺人纷纷效仿，在石玉昆生前，即有与他同时说《三侠五义》者。

《三侠五义》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代表作，历来学者对其评价较高，清代学者俞樾称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患，描写既细人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算得一天地间另一种笔”。鲁迅先生也称赞其“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正因为此，对其从各方面所进行的分析探讨也比较多。但由于《三侠五义》的成一书过程较为复杂，相关资料缺乏，尽管有不少前辈学人如胡适、孙楷第、李家瑞等对该书的源流、成书等方面进行过较为精细的考证辨析，但有关该书的创作、成书等问题上，仍有许多具体环节未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而众多的小说史论著及辞典在谈及该书时，多是袭前人成说，要么一语带过，含含糊糊，要么主观臆侧，缺少证据。有鉴于此，笔者有意据自己读书所得、梳理辩析、对该书的成书过程进行一番细致的梳理，供有关研究者参考。一、唱本《龙图公案》考述一般小说史著作在谈及《三侠五义))的成书过程时，多云它 “是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的说唱本《包公案》编写成的，或“是在说唱艺人石玉昆的底本基础上整理而成”，④。一般认为说唱本《龙图公案》是记录石玉昆的说唱而成，也有些学者认为石玉昆“不只说书，而且会编书。这部书原名《龙图公案》，是他根据前人资料，并吸取民间传说而编成的说唱本”。但这些说法颇有可议之处。石玉昆在道光年间,曾以说唱《三侠五义》而著称，这是毫无问题的。阿英先生所购得的道一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 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中有一篇《叹石玉昆》其中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⑥ 近代人崇彝也说：“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单弦之祖也。贵月山尚书庆，尝以柳敬亭比之。⑦ 这位 “贵月山尚书庆” 名富察贵庆，号月山(一说字月山，一字梦黄，号云西)，满族人、隶镶白旗，累官至宇七部尚书。他有一首作于道光十七年(1837）以前的七言律诗咏石玉昆。其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一笑史从何处说，廿年人得几回闻”。可见石玉昆在道光间以说《包公案》长期享有盛誉。道光四年的庆升平班戏目中，有关包公的戏目很多，如：《双钉记》、《双包案》、《铡美案》等，其中与《三侠五义》内容相关的戏目有《琼林宴》、《三侠五义》、《遇后》、《花蝴蝶》、《乌盆记》、《陈林抱盒》、《拷寇成玉》等.。除《三侠五义》、《花蝴喋》外，其它五出戏在前代屡有演出，不敢确定它是否出于《三侠五义》，但《三侠五义》、《花蝴蝶》肯定是由《三侠五义》改编而来。这些民间流传的剧目多有所本，而当时《三侠五义》尚未刊刻，石玉昆说《包公案》又很有名气。因此，这些剧目极有可能是根据石玉昆的说书而编写的。故此，我们可知道在道光年间，《三侠五义》的故事已以说唱、戏曲的形式广泛流传。说唱本《龙图公案》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其实它包括许多种不同的唱本，其最早出现的时间我们还无法确定，但这些唱本抄录有时间不一致，时间范围大致在咸丰至光绪间。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说唱本《龙图公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石派书，或称石韵书，它是石玉昆所创的一派说唱书词，另一种是鼓词，指非石玉昆一派的说唱书词。两种说唱本《龙图公案》之问有较大的差别，需要加以辨析。在刘复、李家瑞所编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中著录的两种说唱鼓词《龙图公案》：“《龙图公案》(头本缺二页)说唱鼓词北平抄十三本，”“《龙图公案》(缺第九本)说唱鼓词，北平抄现存十二本。网这种说唱鼓词，又称鼓儿词，其文体特点正如李家瑞先生所言：现在的说唱鼓词的唱词，有七言十言两种，没有衬字即是七言，加了衬字即是十言。说白的字句，却是没有一定。大概议论叙事，多用说白；记景写情，多用歌唱。其材料则多取之于小说戏剧，绝少自己创作的。书前的引子，或用七言诗八句，或用西江月一两阔。全书都很长(本所藏《三国志》及车王府抄《封神演义》俱百余本)，非唱几十天或几个月不能唱完。根据这种文体特征，日本学者阿部泰记研究发现，几十年前王虹在冷摊上所购得的北京黄化门帘子库涌茂斋出租书说唱本《龙图公案》，与日本大木干一所收藏说唱本龙图公案一样，系说唱鼓词，都是涌茂斋的出租图书。显然，说唱鼓词《龙图公案》不是石玉昆的说唱记录本，它当录自其它说唱艺人的演出。因而与石玉昆所传的石派书《龙图公案》有较大的不同。王虹先生将其所购得的鼓词《龙图公案》与现行本《三侠五义》比较，发现“二者间的面目已经相差得很远，不仅是人名、地名有了差异，就是故事的排列次序也有了若干的变动唯。大木干一所藏的鼓词《龙图公案》“在大致沿石玉昆原作的叙述内容展开情节的同时，有时将原作的部分内容削去，有时则借用原作个别故事并充实内容，有时则借用别的小说的故事构成新的情节，或者随机应变推出原作未有的巧妙构思”。石派书《龙图公案》由石玉昆所创，但据现有材料来看，它也并非石玉昆的演出记录本，而更可能是石玉昆的弟子们的演出记录本。自然石派书《龙图公案》较鼓词《龙图公案》与石玉昆的演出更接近，更能保持原貌，在石玉昆在世时，他的弟子就有说唱《三侠五义》故事的。在日本长泽规矩也氏旧藏石派书《南庆宫庆寿》中，就曾提到石玉昆，并说他“如今是不出来咧。他到那个书馆，一天止说三回书，就串好了几十吊钱。如今名动九城，谁不知道石三爷呢”。除日本长泽规矩也氏旧藏外，还有几种石派书《龙图公案》抄本。乐善堂抄卖唱本带赞石韵书《书目》的最末一种，就是《龙图公案).，这一抄本今已不可见，但我们可以肯定它不是石玉昆的演出记录本，因为其书目序中说的很明白，这些石派带赞新书“本堂数年来精工采访，遂得数底，幸与石书相合”。显然，“石书” 指石玉昆的说书。乐善堂抄卖的带赞石韵书《龙图公案》只是与石玉昆的说书相合，而并非石玉昆说书的记录本。在百本堂的两种《子弟书目录》的卷末都附载有石派书目，其中有关《三侠五义》的共十八种。。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购藏了五十多本百本堂抄卖的石派书《龙图公案》，可惜抗战期间在从南京运往西南的途中，船沉被毁，无缘得见，仅从《中国俗曲总目稿》中可见只言片语。但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抄本《龙图公案》与百本堂的《子弟书目录》所记载的《龙图公案》不相符。《子弟书目录》所记载的有十八种，共二百零二本，而前者除无《招亲》外，其余十七种共三十八本，加上《招亲》也超不过四十本。不知道它们之间是仅有本数的差别，还是为不同的抄本，内容上有无差别。但无论如何，百本堂所抄卖的石派书《龙图公案》不会是石玉昆的说唱记录本。因为百本堂《子弟书目录》上所载只有十八种，而且它还去征求石派书底本。如果它能直接听记石玉昆的演出，就没有征求底本的必要了.何况百本堂的两种《子弟书目录》出现较晚，其“甲本”“出品目录，大约是同治光绪间的物品”，其“乙本”“年代稍后，大约是光绪末至宣统时的产物。从文体来看，它们都属说唱鼓词，与《中国俗曲总目稿》中所著录说唱鼓词《龙图公案》及日本大木干一所收藏鼓词《龙图公案》文体相同。兹举一段唱词为例：《中国俗曲总目稿》所收鼓词《龙图公案》有唱词：因甚的佛祖娘娘无显应果然的天命该当绝朕之后道不如我朕的江山早早儿让与了别人当下真宗天子说至此处不由的满眼落泪只见闻彦伯他站起身形口尊圣。同一处，抄本《包公案》作：为什么圣祖娘娘无灵验莫非是应该天绝我赵门果然是天命该绝灭大宋到不如朕当早早命归阴真宗万岁说此不由的泪流满面忽见文彦博上前跪倒口尊圣。抄本《三侠五义》作：因甚么佛祖娘娘无显应应该天下属他人果然是天命该绝大宋后到不如真宗天子说到此处不由的泪流满面只见闻彦伯站起身形口尊圣。同一处，大木干一先生所藏《龙图公案》作：因甚的上天佛祖无显应莫非是应该天下属他人若果然天命该绝我大宋到不如我朕早早命归阴真宗爷说至此处不由龙目之中泪流满面只见闻彦伯站起身形口尊圣。同一处，大木干一先生所藏《龙图公案》作：因甚的上天佛祖无显应莫非是应该天下属他人若果然天命该绝我大宋到不如我朕早早命归阴真宗爷说至此处不由龙目之中泪流满面只见闻彦伯站起身形口尊圣。显然，这四种抄本文体相同，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从文字上来看，首都图书馆所藏的两种抄本与大木斡一所藏更为接近。拿这两种抄本与现行的《三侠五义》对照来看，它们之间差别很大，绝非仅 “删去唱词，文字上有些加工润色”，“情节上也只有两处变动”。它们在《龙图耳录》或《三侠五义》的基础上重新创作，抄录时间当晚于《三侠五义》的刊行。笔者仅举全书开头部分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抄本《包公案》开头的故事情节如下：大宋真宗天子在位二十年，因杀罚太重，上天震怒，绝其子嗣。后思改过，但数年毫无效验。一日，早朝后，真宗述其苦恼，文彦博建议将其家圣像请入宫中供奉，以求子嗣。真宗应允，数月之后，真宗在宫中短叹长吁。太监陈琳建议其到泰山进香。真宗到泰山进香，遇道姑李淑真，收为后妃。八贤王造两只金弹献真宗，真宗打出金弹，并云哪宫捡到便幸之，刘妃捡而不可得，李妃捡到，刘妃因此嫉恨李妃，并造假金弹欺皇帝。正宫病亡，真宗以生太子者为正宫，李妃怀孕，刘妃亦假称有孕，郭槐献美女烟粉计、镇压魂计，以狸猫换太子。抄本《三侠五义》也有这些情节，但很简略，稍有改动。在《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中则没有这些情节。更值得注意的是结尾部分，《龙图耳录》及《三侠五义》都是写到收服钟雄为止，并无破铜网阵、擒襄阳王的描写，但抄本《包公案》、《三侠五义》都写了白玉堂死于蜘蛛精之手，最后雷部正神、哪叱三太子等下凡相助，诛灭妖道，破铜网阵，擒襄阳王，众英雄班师回朝，不愿做官，甘隐林野，各归本处。抄本《包公案》的结尾写道：众英雄出了东京汁梁城，分路而去展雄飞前住墨花村、丁家堡而去，芦方、韩章、徐庆、蒋平等四个人仍句至五义庄而去。这一来，蔡士雄投顺外国，西凉王造反，武曲星狄青出世，三要日月消双马:珍珠烈火旗的节日，另有抄录，书中交代明白。抄本《三侠五义》的结尾也写道: 众英雄出了东京泞粱分手，展雄飞往墨花村、丁家堡而去，芦方、韩章、徐庆、蒋平四个人仍回五义庄而去。这一去，镇天雄马隆投奔外国，西凉王造反，武曲星出世，狄东美二要日月消霜马、玲珠烈火旗，五虎平西，招赞双阳公主的节目.另有抄录材正西传》书中交代明白。交曲星君智略高，忠心耿狄代群燎。恩收三侠并五义，除奸斩按救英豪。襄阳赵王身造反、五鼠玉堂数难逃。天遣五雷击恶怪，义士厌心辞宋朝。这两种抄本都把《五虎平西前传》当作《三侠五义》的续集，所预告内容也与该书相合.这与现行本《三侠五义》书尾《小五义》的内容预告及现行《小五义》、《续小五义》的内容完全不同，可以肯定这两部抄本不是传自石玉昆，而且它们出现在《三侠五义》刊印后因为，如果石玉昆将《三仪五义》说完《龙图耳录》从《三侠五义》的结尾不可能象今天这样，未完而止，当会有所反映。这两部书的演出艺人正是利用《三侠五义》留下的悬念空白，大加发挥，另成新作。在抄本《三侠五义》第七十四部的开头有一首诗值得注意，全诗如下：世祖开基二百秋，劫数来时临朕头。西粤逆匪尚未净，东洋夷鬼又来临。黎庶遗劫何时了，四海烟尘凡时休。寡人空有怜民意，仓库乏虚不自由。显然，这首诗与书中内容无关，系说书人感叹时事之作，但它向我们透露了说书及抄录的时间。这首诗感叹国势哀微，“西粤逆匪” 当指洪秀全领导的农民义军，“东洋夷鬼”当指日本而言。这部书的演出、抄录当在光绪甲午年（1894) 左右，当时的形势与诗中所述相符抄本《包公案》演出、抄录时间当在同时或稍早，但不会早出很多。但无论如何，其时间要比《三侠五义》的刊印晚十几年。说书者既说演《三侠五义》，为什么又和原书有那么大差别呢 ? 其中缘由，二三十年代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讲得很明白：“评书界的人都不愿意使墨刻儿 (指刊刻的书籍一一笔者注)，话又说回来了，他们说的书和本儿上要是一样，听书的主儿如若心急，就不用天天到书馆去听，花几角钱在书局里买一本书，几天能够看完，又解气又不用着急，谁能去天天听书，听两个月呀。” 正是由于《三侠五义》的刊行，说书艺人出于生意方面的考虑，使自己的说书与原书有较大差别，以此吸引观众。因此，在考察《三侠五义》的成书时，不能一见唱本，便记其放在小说成书之前，要具体分析。据介绍，故宫图书馆也藏有两种《三伙五义》唱本，其一为石韵书唱本，一名《包公案》，“与首都图书馆所藏车飞府唱本《三侠五义》、《包公案》完全相同”，看来它也不是石玉昆的演出记录本，而是较晚的说唱艺人的演出记录本；其二也是升平署图书，名《三侠五义》，题作石韵书述，胡士莹先生认为它 “可能就是石玉昆说唱的底本”，但根据前面所作的介绍分析看，这种《三侠五义》唱本不会是石玉昆说唱的底本，详情有待进一步考察。所以，尽管《三侠五义》是石玉昆所创，但传世的说唱本《龙图公案》都不是他说唱的记录本或底本。至于说他“将其说书底本《忠烈侠义传》一名《三侠五义》，加以整理并嘱该店(指文光楼书坊一一笔者注) 与隆福寺聚珍堂以木活字合印出售”，那更是不可信。石玉昆说唱的记录本或底本是否存在，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及进一步考察。二、《龙图耳录》成书考辨《龙图耳录》是在说唱《龙图公案》基础上整理而成的章回体小说，遗憾的是，研究者在分析探讨《三侠五义》时往往忽略这部书。其实《龙图耳录》已经是一部很完备的小说，已有统一的情节、结构，有对仗工整的回目，还有一定数量的批语，只是由于它只有抄本，没有刊印以及《三侠五义》的出现，所以才给人一种不完备，过渡形态的印象。对《龙图耳录》的成书过程，研究者多接受孙楷第先生的观点，据其介绍：余藏妙本第十二回末有秒书人自记一行云：“此书于此毕矣。乎后文未能听记。” 知此书乃听《龙图公案》时笔录之本。听而录之，故曰《龙图耳录》。刊本《忠烈侠义传》即从此本出。《忠烈侠义传》户题石玉昆述，盖此本所录即石玉昆所说之辞矣........玉昆《龙图公案》，今扰有传抄足本，唱词甚多。此耳录全书尽是白文，无唱词，盖记录时略之。李家瑞先生所藏的《龙图耳录》书末记着：“后文未能听记、诸公如有听者，请即续之。” 崇彝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书本无底本，当年故旧数友，有祥乐亭、文冶庵二公在内。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李家瑞所藏抄本、谢蓝斋本、光绪七年抄本《龙图耳录》的卷首都云：《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虽则传奇志异，难免鬼怪袄邪，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翻慧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言下之意，该书是在’‘原有成稿”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这与该书是听记而成的观点不是相矛盾吗?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先从分析这些“原有成稿”开始。 “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这说明在《龙图耳录》成书前，有一部和《三侠五义》内容相关的三十余回的小说，现在已不可见。笔者怀疑它就是孙楷第先生所提及的《狸猫换太子》小说，据孙先生云:“李玄伯云:曾见旧抄本。市上石印小说有此种，未知即是此本否?吻它肯定不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民国十三年仲夏编印、上海公益书局印行、八十回的《狸猫换太子》小说，因为它是民国间小说，孙楷第先生当看到过。这部小说从书名看，演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当从刘妃陷害李妃始，以仁宗认母、李妃还宫终。这一题材在前代屡为戏曲、说唱所演，改编成小说的可能性很大。且这一题材，编成一部三十余回的小说正合适。但这只是笔者的推测，还待有关材料验证。 “

个人英雄主义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1.《试论美国电影中的英雄情结》 2.《美式英雄是否蒙蔽了我们的眼晴?——浅析美国影片英雄人物模式》 3.《中美影视中的英雄主义比较》太多了，先交你一招吧，把“美国电影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这几个字放在Google学术里去一搜，就OK了。如果想要英文文献就输入“movie heroism/hero”下不了全文就给我留言，或者来这里找我

很明显啊！在美国电影中经常能见到啊！“第一滴血”就很明显啊！一个蓝保就什么都能办到了

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都是高大，威猛单枪匹马，在危难时刻能力挽狂澜

美国英雄文化是个人主义、进攻性和绝对的自信和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英雄文化和这个国家一样年轻。作为移民国家，它的“英雄”不免带有旧大陆英雄文化的影子。但这个年轻国家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开疆拓土，国力急剧膨胀，它所塑造的英雄，不论是“扬基”或是牛仔；不论是向西部扩张的白人移民，还是征战海外的美国大兵；普遍具有一种相似的特质：个人主义、进攻性和绝对的自信。风靡一时的西部片几乎都是一个模式：一个英雄单枪匹马打天下，最后功成身退，悄然消失。现代版美国大片中的英雄固然造型多样，背景各异，但本质上“美国英雄”只有一个造型：美国人自己的造型，只是他有时穿着牛仔的衣服，有时戴着越战的钢盔，有时又打扮成蜘蛛人甚至外星人的模样罢了。哲学家色诺芬尼说过，如果牛也有上帝，它的上帝一定是牛的模样。在世界上到处充老大的美国人，其所塑造的“英雄”自然也是一副舍我其谁的老大做派。虽然美国内不时有一些人士对此不以为然，推出如《现代启示录》、《拯救大兵瑞恩》这类“把英雄还原成人”的影片，或《生于7月4日》等反思英雄文化影响的作品，但这一切恰恰生动说明了英雄文化和“美国式英雄”，在美国人中有多么大的市场和多么深远的影响。如今美国这样“简单”的英雄文化已深刻影响着世界，正如美国的其他文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