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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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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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论文——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1．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2．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万，中层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转型与现实伦理问题研究论文

1.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破坏，容易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秩序，而新的社会秩序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定，容易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社会转型摧毁的是原有社会秩序，而新社会秩序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失序”状态，从而造成转型社会中社会结构的非协调性和由此产生的相当程度的社会混乱，社会问题便产生于这种非协调性和混乱之中。一旦社会控制体系不完善，社会问题就极易产生。 2.转型期社会控制的弱化，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产生进人转型期以来，传统的社会控制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受到损害，并且很大程度上丧失控制和规范社会行动者(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的行动能力，但新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机制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和完善，结果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产生。 3.社会成员对社会问题的主观认定与建构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社会事实只有在人们(认识主体)关注的基础上作出否定性的价值判断后，才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这表明社会问题不是一个纯客观的社会现象，而是同认识、评估、解释者的个人素质、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和个人认同的道德规范存在密切的关系，是主客体的统一。 4.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动态失衡是社会问题得以产生和加剧的重要因素社会发展的动态失衡可以说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将“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直接后果。 5.社会转型期外来因素的导入，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某些问题的产生社会开放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同时也是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过程，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显然适应了社会转型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但是国门的打开，外来文化的引人，既带来了解放人们思想的新观念，同时又注入了使人追新求奇、不辨是非的怪诞理念，因而在推动伦理道德多向思索和多维发展的同时，损害了人们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对道德的认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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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用作解释现象及行为，一点不受地域及时空之限制，无论古往今来曾经出现过的一切现象及行为，经济学都能够解释；纵使发生在中、外的也不例外。用经济学说历史，首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 C. North）莫属，他引述西方历史发展来解释制度变迁对经济成长的关系而获奖，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New Institutional School）继高斯（R. H. Coase）之后获奖的第二人。制度不但如诺斯所言对经济成长有深远影响，而且对统治集团的兴衰亦有不可磨灭的关系。就拿中国历史看，历史学者罗香林从「力之均衡」注1分析中国历史各朝代治、乱的因果：认为治与乱之关键是社会有无「秩序」，有「秩序」为治、反之为乱；而「秩序」则赖以社会之「权力」是否「均衡」（执中）所致，若长期偏离「均衡」，势将加速朝代灭亡。我们若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中国，会发现朝代之更替，其实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例如；周灭商，是天子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代替部族拥戴「共主」制度；秦始皇统一天下，是「中央集权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度」；汉高祖得天下，是「郡县与虚位封建混合制」代替「中央集权制」。当然两晋、南北朝、隋、唐，以至宋、元、明、清之更替，也是一种制度代替的结果。这里我们暂且表过，以后将详加讨论。回头需要说明罗香林所指「力之均衡」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分析之间的关系。依笔者理解，罗香林所讲的「力」，泛指「权力」，包括统治者及挑战统治者集团的权力。当天下大治时，统治者与挑战集团的权力都势均力敌，但中国自古以来人们认为统治者是天帝之子，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代天帝治理人间，所以应受万民拥戴，假如有人挑战统治者就是对天不敬，因此反对势力就找不著藉口向统治者挑战。所谓「力之均衡」，其实是社会大众对保持现状的要求，大於改变现状。然而当遇上统治者昏庸无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时候，反对集团的支持程度必然在瞬息间超越统治者，这时权力偏离「均衡」，形成乱的局面，那怕统治者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护身符，如果社会大众对改变现状有强烈要求时，统治者的江山就难以持久，朝代转变更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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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国变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往有很多番邦，早期有羌人，突厥，鲜卑，匈奴，后来有很多建国的，像辽、金、西厦、大理、高丽也可以算一个。这些都不算是中国人。但元朝时，很多都被统一了。成为中国的一员。中国就此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了。到了清朝，西藏也加入了进来，我国56个民族的大家庭就建立起来了。

战略转型研究论文

中国股市健康吗?得去问我们白岩松..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成长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但是，与支撑中国经济起飞的战略目标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尤其是把中国证券市场放在全球竞争背景下，挑战则更为严峻。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强调于经济晴雨表的宏观意义，忽视了促进企业成长、发展壮大的微观意义，这种导向会使政策市长期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延误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步伐。因此，当前有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与定位进行重新思考。晴雨表还是企业成长的孵化器作为比较成熟、完善的证券市场，美国股市的走势与其实体经济一直体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证券市场有着强“晴雨表”功效。但从我国的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关系来看,这一关联难以得到有效的实证。如果把证券市场的效率定义为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程度的话，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证券市场在此意义上基本上是一个缺乏效率的市场。这种低效率集中体现为股市晴雨表功能的丧失，即中国股市目前还无法正确及时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这种功能定位会从两条渠道造成证券市场的巨大波动：第一，从监管层来说，中国证券市场从创建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直接干预色彩，有所谓“政策市”之说。监管层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习惯采用行政干预手段，容易引起市场跳跃式波动，带来异常冲击，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干扰市场调节和配置机制，造成股票市场无法按经济信号的指引运行；第二，证券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发展不同步，于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场（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和“依赖”关系。市场（投资者）始终保持着对政策的警惕性，揣摩着政策意图，这样更加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发展缺乏整体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预期，增加了短期投机的程度。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来看，政策周期与证券市场周期高度相关。国家的宏观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证券市场运行。在对中国证券市场“政策效应”具体表现的研究上，人们发现政策对股指的波动有显著影响，一个政策的发布导致的短期日平均超额指数收益为正常水平倍；政策对股指的影响幅度呈收敛趋势；股市效率低下，股市对利好、利空政策反应不一致并且存在明显的预期政策反应。中国证券市场角色定位、发展目标等方面的缺陷是困扰当前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源。由于一直把证券市场定位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监管层承受救市之压，特别是随着近年来股市“非理性繁荣”加剧，监管层表现出对指数特别关注。使证券市场患上了“数据综合征”：每到相关经济、金融数据公布前，市场的运行往往会失去方向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而不敢出台紧缩政策，而且针对证券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也迟迟不敢出台。如果管理层不把“晴雨表”的负担从肩上卸下，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很难顺利推进。因此，当前有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定位进行重新思考。中国证券市场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我们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应该首先定位于企业成长的“孵化器”。依靠证券市场着力培育一批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这样在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平台上，优质企业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高科技领域的追赶，并购和重组等市场筛选机制将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证券市场的制度化改革才更少地受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影响，走出困扰中国多年的“政策市”怪圈，这才是证券市场最基本的定位。中国证券市场必须实现“价值发现”的功能回归证券市场的效率与功能紧密相连。包括投融资功能、资本定价和资源配置功能以及风险分担与管理功能：另一类则侧重于证券市场运行方面的内部功能，主要指公司治理功能。可见，证券市场效率是证券市场整体功能的实现效率，如果证券市场仅仅发挥了某一方面功能，比如筹集了大量资金，而并没有实现其整体功能，这样的市场仅仅在融资功能方面是有效的，但就证券市场整体而言，显然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错位所引发的一系列制度缺陷是造成市场低效率的根本原因。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设立以来，一直主要担当着为国有企业改制、融资、脱困的服务功能，始终将支持国有经济作为其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在这种功能定位下会产生两个重大误区：一是把市场融资规模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志，认为融资规模越大，市场功能越强，成绩越大。事实上，筹融资规模只具有表征意义，而不能说明更深层次的资本使用效率，反而恰恰是一种低效率或无效率的表现；二是把股价指数增幅作为一个衡量标志，认为股价指数增幅越大，市场的作用和成绩越大。股价指数与作为指数计算依据的采样股票的数量、价格等因素有关，并不直接反映上市公司手中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国需要构建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元素就是发达的健康的资本证券市场。这个金融体系应该具有完善的价值发现、资源配置功能等。要达到这些功能，显然只有证券市场才能完成。如果构建现代的金融体系这个战略目标是确定的，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关于证券市场的有关政策就不应该反复波动。但目前这些政策经常在反复波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证券市场的功能目标还很模糊。尽快向质量提高型市场转变首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证券市场总体发展战略上，应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树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细胞生命力旺盛，证券市场才能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效益质量不高，美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概是7％左右，中国上市公司最低的时候是％、％，因此，引导大规模组织社会资金和引导资本有序流动；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形成对企业的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其次，中国证券市场定位的转变。目前是证券市场重新定位的最佳契机。过去，我们一直致力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当前现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主战场应该是证券市场。只有在成熟的证券市场基础上重构现代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才能进入到更高阶段。“十一五”时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起步时期，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重要机遇，要利用和发挥证券市场的优势，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使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向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流动。通过建立一整套新技术、新产品的发现和孵化、筛选的创新机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使宏观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再次，是中国证券市场功能的转变。中国证券市场当前的重要功能应该是价值发现功能，但这也是证券市场最大的瓶颈。对于价值发现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估值标准紊乱。股票估值体系与定价机制的重大缺陷。中国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具备，并没有形成市场运行效率——市场定价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上市公司估值标准不够规范和稳定。成熟市场上股票定价标准是比较明确的，市盈率在15～20倍左右，新兴市场高一点，市盈率在35倍左右。反观中国证券市场，对股票估值一直缺乏稳定而明确的标准，扭曲股价信号导致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低效配置。股价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指示器”。只有在市场公平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公正合理的股价，才能有效指导增量金融资源的分配和存量金融资源的调整，使金融资源真正流向业绩优良，成长性好的公司。缺乏科学、自主的估值定价体系一方面造成了股市价值虚高、资产泡沫膨胀，另一方面又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标准的转嫁，这也是当前证券市场缺乏价值发现的基本制度缺陷。应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目标，准确定位证券市场功能，淡化短期行为及融资功能，突出“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投资回报”的功能，要由单纯的筹融资功能，向培育蓝筹公司、价值发现、产权复合、优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功能组合转变。只有坚定证券市场长期制度建设的信念，才不会被眼前的涨涨跌跌毁掉信心。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环境的日趋复杂多变以及动态能力理论的兴起,在战略柔性和战略创新研究的基础上,战略转型日渐成为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所言:“企业战略转型是当今时代的热门话题和企业实践面临的新挑战,也是一个正受到学术界激烈争论和探讨的前沿课题”。本人通过对中国知网、万方资源数据库等检索和分析,从年至今,尚未发现对企业战略转型能力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论文选定以此为主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论价值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企业战略转型能力理论: 战略转型能力理论作为一种前沿理论还处在萌芽阶段,其理论体系远未形成。探索性地界定战略转型能力内涵和内在机理,创新性地提出战略转型能力是由环境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管理控制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构成的能力整合系统,并初步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 使战略转型能力理论的研究从抽象到具体,拓展了研究的平台; 从全新的视角—动态能力观来研究企业战略转型能力,从而更能体现企业战略转型能力的系统整合性和动态演化性。以动态能力观为基础,对企业战略转型能力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并对其内在机理、基本结构等进行了剖析; 不同于过去能力的抽象概念研究,进一步对战略转型能力进行科学分解,挖潜战略转型能力二、三级要素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对企业战略转型能力的深入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研究企业战略转型能力,是企业成长的迫切需要。继20 世纪80 年代的“重组”和90 年代的“再造”之后,通过战略转型实现持续成长己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共识。“转型”逐渐成为现代企业战略变革的核心主题,企业转型管理逐渐成为企业战略变革管理最前沿的研究课题迈克尔贝尔,尼汀.诺瑞亚,201X)。然而, 国内外对于战略转型能力的研究刚处于初始阶段,研究成果较为零散,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无法指导我国企业培育战略转型能力的实践。我国企业应该怎样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战略转型能力,成功实施战略转型以获得企业竞争优势?政府和企业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

景区转型研究论文

[摘要] 桂林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对广西乃至国内外的旅游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桂林景区开发历程和影响景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了桂林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关键词] 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桂林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古往今来一直是令人神往的游览胜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桂林以其得天独厚的风景资源和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源受到了国家高度的重视，其旅游业发展起步早，起点高，可以说桂林旅游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典型代表。一、桂林旅游景区开发历程分析桂林旅游业从1973年正式起步，其旅游景区开发历程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1.初级阶段（1973年～1977年）1973年5月，桂林市作为国务院确定的24个旅游开放城市之一，正式对外开放。当时开展旅游工作的目的是加强对外交往，属于官方和民间友好往来范畴。凭借历代遗留下来的风景名胜，景区开发始于为外事和公益需要而整理的漓江、芦笛岩、七星公园等观光景点，当时景区设施简陋，服务单一，如漓江游览仅有木船三艘。此时的景区开发多是沿袭古代名胜，因地制宜，景点多属岩溶风光和公园类型，内涵相对贫乏。这时期桂林旅游景区的开发属于旧貌换新颜的改造和整理。重友轻利，重政治轻经济，“外事接待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决定了景区建设简单，服务配套设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2.开拓阶段（1978年～1988年）1979年国务院明确规定桂林为社会主义风景游览城市；1982年国务院将桂林列为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85年在全国十大风景名胜评比活动中，桂林山水仅次于长城而名列第二；1986年国务院将桂林列为“七五”期间全国七个旅游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并拨专款加强旅游景点配套设施的建设，在我国被国务院冠以“社会主义风景游览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重点建设城市”三项桂冠的首推桂林。特别是1986年旅游业被正式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后，桂林旅游业发展迅速，景区得以进一步开发与利用，旅游大环境更为广阔、优美、清洁、安全。这时期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桂林景区开发得到了积极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桂林山水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产品体系。景区开发工作由单纯的保护转变到扩大景点数、改善景区环境质量和扩大环境容量上来，并注意发挥旅游资源优势，有计划地重点建设一批富有传统山水文化持色的旅游项目。3.曲折发展阶段（1989年～1997年）由于受1989年6月北京风波的影响，加上外界新闻报导对我国的歪曲宣传，使桂林旅游业受到严重挫折。1989年10月，由桂林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编著的《桂林旅游发展前景研究》公开出版，提出了强调桂林山水这一主题，并不排除旅游资源与产品开发的多样性和旅游活动的丰富性，合理开发风景资源，抓住游览主题，重视人文资源，扩大游览范围，丰富游览内容，建立大桂林风景游览体系等极富远见性的措施。在此景区开发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桂林旅游产品发生了明显的改善，一个以观光旅游为主，兼有多种游览方式的游览格局基本形成。这时期桂林景区面对严峻的旅游形势，在困难中努力前进。旅游景点项目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形成了以桂林山水为特色，以百里漓江画廊为主题，兼有古文化观光、民俗风情、登山探险，动植物观赏、休闲、体育、修学等各具特色的旅游项目，极大地拓展了旅游空间。4.提升阶段（1998年～）由于旅游的产业化、黄金周的出现，双休日的实行，尤其是1998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桂林地市行政区划合并,桂林市与周边12个县合并为大桂林市，扩展了桂林山水为核心的景区内涵与空间。1999年以来,以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为主的国内旅游规划专家,着手编制《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提出了提高桂林观光型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施旅游精品工程，促进旅游产品的结构转型与升级,构建桂林山水为核心、以观光度假型为主导的复合型旅游产品空间体系。开发建设了一批高水平的旅游景区项目，如乐满地、愚自乐园、印象·刘三姐、“两江四湖”等景区。这时期桂林景区的开发进一步向深度发展，旅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重视自己独特的内涵发展。开发方向上逐步由过去的以参观为主转变为参观和参与相结合，提高旅游活动的灵活性和旅游产品的吸引力。二、桂林旅游景区概况截至2003年底，桂林拥有1处国家级、3处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3处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1处国家级、10处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8处国家级、71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有8个，3A级景区有7个。经过30年的发展，桂林旅游景区开发初步形成了以自然山水、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会展旅游、生态旅游、现代主题公园为主的六大特色的旅游产品，以及以中心城区“两江四湖”开放型大景区为代表的城市旅游优势。三、影响桂林景区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问题1.多头管理部分旅游景区管理长期处于权力分散、职能交叉的状态,管理中的权责不清、扯皮现象造成了景区管理的混乱现状,使旅游者不能获得满意的旅游消费,这从根本上影响了景区的市场形象和长远发展。2.重复建设，旅游产品差异性不大桂林以旅游立市，因此强烈的政府主导推进行为促发了各地方的景区开发热潮。各地方都希望能凭借“桂林山水”的品牌效应，将本地方的旅游资源投入开发，以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但缺乏景区开发的全局观念，产品的同质性高，各地景区开发多以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这不仅增加了桂林旅游业内部的竞争强度，同时也削弱了桂林旅游业的外部竞争力。结果是投入的景区越多，则对本地景区的破坏越大，其社会和经济效益越差，更是对“桂林山水”的形象的削弱，破坏了“桂林山水”的品牌。并不是所有的旅游资源都有开发的价值，也不是所有的资源在同一时刻都有开发的价值，更何况具有旅游价值的资源也并不等于表明用于景区开发是资源价值的最佳体现。3.景区缺乏竞争力主要体现在:(1)产品层次单一。目前的景区旅游产品多是向消费者提供满足特定旅游需要的基本服务、利益及其实体和产品外观,也就是核心产品和形式产品部分,而对于富于竞争优势的附加产品和扩展产品如消费者之间及与环境的互动等方面却涉足甚少,从而使得景区间的竞争更加激烈。(2)资源与产品不匹配。很多资源是一流的,例如岩洞、山体,但形成的旅游产品却多是二流、三流甚至是末流的，使得潜在的吸引力转化不成现实,形不成竞争优势。(3)服务水平不高。相对饭店和旅行社服务而言，景区服务质量差的反差较突出,这是一个急需改进的问题。4.景区开发缺乏整体开发意识所谓整体开发意识，就是注重整体的协调性，共同促销。桂林景区之间缺乏合作协调，往往喜欢单兵作战，势力单薄。如东线游各景区不是旅游团必去的地方，被作为旅行社的“加点”来对待，本身知名度就不高，促销困难。东线游的各景区不利用地域相近的便利，协同作战，提高整体实力，反而是各自经营自己的，单打独斗。其实东线游各景区互补性极强，靖江王陵，尧山索道，茶艺园和山水高尔夫球场都各有特色，且地理位置极为接近，如靖江王陵与尧山索道相隔仅百米。搞联合促销，通票游览，将会增强东线游的吸引力，让旅游者有选择，觉得内容丰富多样，值得一看。但现状是各景区属于不同的部门如文化局，供电局等，单位性质有事业、企业、外资等，合作经营的困难较大。四、桂林旅游景区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1.以可持续理论为指导，增强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是旅游发展中最深刻、最全面、最理性的思想，应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实现旅游景区开发的整合与优势叠加。桂林景区以自然山水喀斯特风光为主体，是不可再生性的旅游资源，提倡可持续发展更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景区在景观环境保护对策、旅游环境质量标准等各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也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如生态旅游区的质量评价，旅游环境质量评价指标的确定，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方式，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规划等仍要积极探索。在可持续理论的指导下，桂林景区发展还须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突出“防胜于治，防先于治”的管理思想，使旅游景区环境保护工作宏观地贯穿旅游规划、开发、发展和巩固各个阶段，对那些将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危害的旅游项目进行重估、修改和完善，并向与生态保护有关的项目的投资倾斜，切实避免旅游开发中重产值，轻环境的短期行为。2.培育好景区文化应用力、产品促销能力、旅游服务能力和顾客满意能力首先应加强对景区文化底蕴的挖掘和整理，凸现景区的文化特色，其次要展开有效的促销活动，使顾客乐于接受，同时对外要作好市场调研，对内练好内功，具备为目标顾客提供特殊服务的能力，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使顾客满意的技能与技术，满足顾客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3.建立学习型组织是营造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学习型组织是以共同愿景为基础,以团队学习为特征,对顾客负责的扁平化横向网络系统，它有崇高而正确的核心价值、信心和使命,具有强韧的生命力与实现共同目标的动力,能不断创新,持续蜕变。旅游景区建立学习型组织旨在依靠自身资源,从内部扎扎实实地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其通过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但可以提升景区的整体素质,创造景区文化，还可以生产出独特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培育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使之实现景区可持续发展。4.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是打造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旅游景区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短缺是景区竞争能力差的重要因素。人才资本丰富的景区即使身处不景气的市场环境中，也能较好地把握市场机会，去满足目标市场顾客的现有需求或创造出新的需求;而人才资本匮乏的景区即使面对大好形势，也可能坐失良机，走向衰败。因此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主要可以采取如下途径:第一，注重现有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素质;第二，创造条件，积极吸引、用好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第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包括以管理技术入股、员工持股等长期的激励机制。只有重视人才的培养，才能真正达到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目的。5.以“据点一轴线一网络系统”模式，整合桂林各县域景区主题特色桂林景区空间开发正处于轴线开发向网络开发的过渡阶段。沿发展轴线的几个重要的景区已得到开发，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例如兴安的灵渠和乐满地景区，龙胜的温泉和梯田景区，资源的资江和八角寨景区等。在发展轴线的带动作用下，各个区域的旅游资源逐步得到开发，当景区空间开发网络形成的时候，一个理想的“大桂林旅游圈”就会出现，“大桂林旅游圈”会将桂林市及其周边地区景区以整体形式推出，为桂林旅游业的发展树立一个崭新形象。围绕桂林山水这一核心旅游品牌，各县域应从本地旅游资源优势出发大力发展旅游业，目前兴安、龙胜、资源、灵川、恭城、阳朔等县域景区已分别初步形成了以历史文化、民族风情、丹霞地貌、美食文化、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等为主题的不同旅游品牌，要持续加强推进旅游产品的区域化,塑造旅游产品的区域特色，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主体旅游产品，这样才能持续实现桂林景区的互补和共荣。参考文献:[1]保继刚钟新民: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2]卫旭东周旗:区域内旅游景区市场竞争力测评[J].资源科学，2004，7[3]崔凤军:中国传统旅游目的地创新与发展[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4]黄家城:桂林旅游史略[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5]桂林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桂林旅游发展前景研究[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循环经济下的山西旅游业发展研究摘要：介绍了循环经济及其对旅游业的意义，分析了山西旅游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山西省旅游发展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关键词：循环经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山西省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旅游业素有“无烟工业”之称。伴随着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很多地方的旅游资源被无节制、无规划地开发，给环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循环经济倡导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改变旅游发展“重开发、轻保护、重经营、轻管理”的传统模式，这种要求与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是一致的。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环境脆弱的山西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１循环经济理论１.１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协调与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应用生态学原理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在经济活动中把资源看成是一个不断循环利用的系统，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极限。它是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流程对物资和能源进行利用的，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能源利用方式，是一种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模式。循环经济在实施过程中遵循３Ｒ原则：一是减量化（Ｒｅｄｕｃｅ），这一原则针对的是系统输入端，目的在于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流量，遏制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从源头上节约资源使用量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二是再利用（Ｒｅｕｓｅ），这一原则针对的是系统的过程性，旨在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量；三是再循环（Ｒｅｃｙｃｌｅ），这一原则针对的是系统的输出端，它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加入到新的生产循环中。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贯彻３Ｒ原则，必将使以更小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达到预期的目标，逐步建立起社会福利水平的节约型社会，并由此保证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生态环境也将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实现体现在经济活动的３个重要层面上，分别通过运用３Ｒ原则实现３个层面的物质闭环流动。这３个层面分别是企业层面（小循环），即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减少生产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区域层面（中循环），通过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建立生态园区；社会层面（大循环），即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实现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１.２循环经济对旅游业的意义当今世界各国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而循环经济的理论思想非常切合旅游的实践属性和发展要求，因此，在旅游业内积极有效地发展循环经济意义重大。旅游资源属于人类共用的自然、社会资源，其开发利用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融入循环经济的原则对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地、综合地开发与保护，并将其与旅游的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倡导绿色旅游、绿色消费，增强了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效益最大化和代内、代际、区际的公平发展，最终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见图１）。山西省旅游业的发展也应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下，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三赢”。２山西省旅游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２．１山西省旅游概述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是我国旅游资源最为富集的省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给这片黄土地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遗存，山西省现存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７１处，占全国的１１.５％，位居第一。自然风光也很秀美，全省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５处，国家级森林公园１８处。“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是对山西旅游的高度概括，旅游资源深厚丰富。但是，山西旅游业落后于全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相比,无论从海外游客接待人数还是从旅游外汇收入看,我省旅游业均在第25位~27位之间徘徊,而且呈下滑趋势。１９９９年山西旅游业收入６６.４亿元,全国排名第23位;全省接待海外游客１３７７８５人次,排名第28位;全省创汇４２５６.８３万美元,排名第21位。从表１也看出，在中部六省的国际旅游收入中我省也是靠后的。因此，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山西应结合自身情况，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在发展的同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２．２山西旅游存在的问题２．２．１旅游循环经济意识不强在旅游发展中，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依然占主导地位。在传统经济中，人们高强度地开发资源和能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如，一部分热点旅游区,水体污染、空气质量下降、局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资源受到损害。２．２．２旅游开发及发展过程不合理旅游开发、发展过程中由于其资源导向性比较强，人们只注重对现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毁林建宾馆、旅店、寺庙及人为景观。缺乏生态意识，在破坏环境的同时，破坏了旅游环境的整体美和文物景观的原始文化内涵。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规划不合理，盲目建设，使得一些人文景观重复建设，既破坏了环境又造成了资源浪费。如对《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籍贯考察不详,使得山西省内在清徐等地建了多个“三国城”等旅游观光建筑,资源浪费可见一斑。２．２．３忽视旅游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现代旅游浓烈的商业气息和拥挤的客流,对山川、森林、民俗等造成了破坏,每年的几个“黄金周”使主要旅游景点不堪重负,大部分景区为增加经济收入都没有严格控制游客的数量，造成资源过度利用。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近几年来游客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每次黄金周旅游预报中，平遥几乎都处于一种超饱和的状态。２００４年９月下旬第四届平遥国际摄影节刚结束，又迎来“十一”黄金周，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有关部门不仅没有对古城墙加以维护，也没有对游客数量有所限制，纯属粗放式、掠夺性经营。２．２．４旅游业发展水平低旅游业内部以“食、住、行、游、购、娱”６个产业为核心,而山西省每逢黄金周，往往出现游客多而服务、设施跟不上。食、住这两大产品直接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２００２年末，全国有星级酒店８８８０家，五星级酒店１７５家，四星级酒店６３５家，三星级以下８０７０家，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江苏等地。而山西的星级酒店共有２２０家，仅占全国的２％；五星级为空白；四星级１６家，占全国的３％；三星级以下２０４家，占全国的３％。相比广东省东莞市每个镇都有一家五星级酒店。由此可看出，山西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之低。2002年末山西省与部分省份星级酒店数量见表2。山西省旅游业发展水平低,还存在“景点留不住客,游客花不出钱”的状况。２００２年山西国内旅游人次在全国排第16位，而国内旅游收入却排第22位。游客在山西的平均天数和人增多消费额不仅低于北京、上海等旅游发达省市,而且与周边省份也有很大的差距。其主要原因就是山西旅游业发展大多局限于旅游资源本身的初级开发,对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商业价值挖掘不够;旅游产品单一,大多为依托人文景点的传统观光旅游,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会展旅游等新型旅游品种开发滞后，旅游业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３循环经济理念在山西旅游发展中的应用３．１社会层面社会层面（大循环），即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完成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要求政府引导,经营者和公众共同参与,促进旅游循环经济理念的实现。加强法制建设,促进旅游资源开发有序进行,是发展旅游业循环经济的重要前提。目前,急需在部门规章的基础上,加快制订必要的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坚决杜绝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现象出现。全国人大已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９日通过《清洁生产促进法》并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起实施。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但还不够,还应加快步伐,形成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将循环经济落到实处,而不至于仅停留在概念之上。３．２区域层面区域层面（中循环），即通过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区域层面发展循环型旅游业,是通过建立相对完整的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体系,以３Ｒ原则为指导,在一定区域范围同相关产业的各个领域形成产业链，实现共享资源，以提高利用率。一个地方的旅游业是与其所处区域的旅游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山西旅游业要打破地域界线,淡化行政界限,加强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旅游线路的连接与贯通,加强区域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客源互送。并且各市、县旅游局要从发展大旅游角度着想，防止近距离重复建设,确实做到资源共享和客源共享。同时，还要发挥各区域的资源优势,通过区域联合的方式把区域内的生产、消费、废气物处理和区域管理统一组织为循环利用网络系统。以预防污染和提高利用率为出发点,以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实现山西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３．３企业层面企业层面（小循环），即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减少生产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要求饭店经营者、游客以循环经济的理论来规范自己。如，在旅游企业推行保护性开发,生态旅游、物质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减少对资源的破坏,减少产品和服务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将单位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的各项消耗和污染排放限定在标准许可的范围之内,使旅游企业内部的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旅游业内部以“食、住、行、游、购、娱”６个产业为核心,将彼此关联的生态产业链组合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通过对旅游产品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链延伸和耦合来体现循环经济的“３Ｒ”原则（见图２）。４结语旅游在发展初期被誉为“无烟工业”，但并非无污染。山西这样一个环境特殊的省份，如何解决恶化趋势，并使旅游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循环经济指导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是很好的途径，这对山西旅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参考文献［１］佘可文.关于加快山西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研究［Ｊ］.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２（１）:８４－８５.［２］韩小平,佘可文.山西省旅游系统初探［Ｊ］.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４）:４９－５２.［３］高丽敏,陈兴鹏,拓学森.循环型旅游经济发展的新思路［Ｊ］.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６,２５（４）:８９－９３.［４］王利朋,李茂青.浅议循环经济理论下桂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Ｊ］.嘉兴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２）:４０－４２.［５］邓学芬.四川旅游业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探讨［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３５（１５）:４６９９－４７２０.［６］明庆忠.旅游循环经济发展的新理念与运行的系统模式［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３８（５）:５８－６２.［７］刘秀英,张小明.山西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Ｊ］.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５（８）:１７５－１７６.

论文应以我国旅游景区的事件营销为例，分析了我国旅游景区事件营销的分类，以及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阐明了事件营销给旅游景区经营管理带来的显著效应。在研究、分析我国旅游景区事件营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策略。一定要有实例子，要丰富，这样，几万字没问题，具体例子在网上查找就行了。相关文章，好好充实一下就行，按照论文的套路整。第一篇：中国的旅游景区开发管理体制存在很多的问题，这和我国旅游业发展时间短有关系，和我国景区管理体制不健全有关系，和景区开发资金短缺有关系，下面我们就细细分析。(一) 景区开发体制是症结我国景区管理体制的现状：在风景名胜区设立人民政府及设立管委会这两种基本管理体制，在全国风景名胜区，尤其是著名风景名胜区实行了10多年。在10多年间，各地风景名胜区根据自已本地的实际情况和基础条件，逐步摸索出了适合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总结出了许多好的经验。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由于最近10多年我国正好处于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时期，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过渡，现实情况与当年制定国家和地方法规的经济体制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景区开发、建设和管理的利益驱动机制完全改变，再加上当初国家和地方所制定的法规的不完备、不配套，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各地景区管理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体制不顺、不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问题，给景区的保护、开发和建设带来了困难，并使新景区的开发建设难以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运作。目前，实行的人民政府和管委会这两种基本管理体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旅游景区管理机构庞大臃肿，精力分散设立县级人民政府的风景名胜区，以政府行政权力管理景区，有立法权和执法权。因此，凡是人民政府所设立的机构它都必须对应设立，导致了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必须管理景区内的国计民生等经济、社会问题，如学校、医院、城市人口就业、计划生育以及工农业的发展等等，这样就大大分散了景区领导的精力，使其不能集中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抓景区建设和保护。以管委会模式管理的景区，由于不能依法享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力，因此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没有独立的公安、工商、税务、财政等管理权。由于授予的行政管理权限不够，对景区的管理力度不够，对景区的开发建设也很不利。2. 景区管理条块分割严重许多国家级景区就设立了县以上人民政府，也受到管理权限条块分割的困扰。如武陵源风景区设立的人民政府，它对天子山、索溪峪拥有顺畅的管理权，但对景区内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却无法行使有效管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是由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和省林业厅双重领导的事业单位，与武陵源区人民政府级别相同，于是出现了一个景区内存在着两个处级管理机构的多头管理问题。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没有规划建设行政管理职能，武陵源区政府虽有行政管理职能，但无法对森林公园区域实施监督管理，致使森林公园区域的规划、建设与总体要求脱节。设立了县级人民政府的景区尚且如此，采取管委会形式的景区受到的管理权限条块分割的困扰就更严重了。3. 景区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景区管理法律法规条款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配套性和统一性。执法队伍力量不够，执法水平低，不能对景区内违规事件实行强有力的执法，不能对影响和破坏景区形象的建设项目依法整改或拆除，也不能依法根治环境污染。4. 景区内原有居(村)民控制困难几乎所有的景区都有世居的农民。现在，他们的生活来源除少数人员耕种土地外，80%以上居(村)民靠旅游接待服务经营发家致富，景区内农民人口逐渐增多，希望扩大经营，子女长大成人要求分户居住，原有住房不适应居住要求改建等，造成景区内农民建房无法控制，对景区旅游资源、环境破坏都很大。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许多景区都计划搬迁景区内的世居农民，但拆迁费用太高，一般景区都无力承受，景区旅游资源保护受到威胁。5. 景区建设资金不足，人员素质不高由于景区管理体制不顺，法律环境不健全，市场资金不敢大胆介入，国家拨款逐渐减少，导致景区建设资金不足。许多景区都处在边远地区，难以吸引人才，造成景区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极为缺乏。体制不顺，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个特征，但是体制不顺阻碍发展，却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体制改革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下子整体性完成。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要寻找一些突破口。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说不仅条件已成熟，而且比较紧迫，应该成为当前进行体制改革的重点。体制问题是旅游景区在开发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它已经成为束缚我国旅游景区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又是旅游景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有些地方由于受制于体制问题，旅游景区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许多对旅游景区有开发兴趣和投资意向的投资商也因此而扼腕叹息。比如，旅游景区经营权外包曾一度成为被许多地方效仿的上佳模式，有些地方也因此而推进了景区的发展。可是由于我国的旅游景区隶属于多个部门，比如建设、国土资源、林业、文物等部门，旅游景区的经营权外包后，相关部门就会表示反对，使得旅游景区经营权外包成为敏感问题。因而急需建立一种协调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促进我国旅游景区的开发，进而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二）景区开发资金是瓶颈景区开发资金一度是我国旅游景区开发所面临的瓶颈，资金不足将严重影响景区的发展，因为在旅游景区的开发过程中，前期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旅游景区的开发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政府对景区开发的投入又有限，而旅游景区若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作为其发展的后盾，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则只是粗糙的，其开发的程度及配套的设施不到位则会严重影响旅游景区的长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社会上积累了大量的闲散资金，这些资金的持有者到处在寻找资金的投向，而旅游业迅猛的发展态势给了他们把资金投向旅游景区开发的信心，这给我国许多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发展带来了希望，旅游景区利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进行其开发与建设的工作，一方面保证了资金的充足，另一方面又提高了社会资金的利用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资金严重不足而产生的以系列问题，但是相关制度若不能支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的经营模式，则使实际操作变得困难重重。因此从根本上说，资金虽是旅游景区开发的瓶颈，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景区建设和开发只是短期的行为，不能够保证景区的长期发展，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资金问题得到逐步解决的同时，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体制。（三）景区开发保护是焦点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薄弱，旅游景区开发会对其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果开发不当的话，则会对景区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特别是对于人文类的旅游景区来说，还会对文物等具有科研、考古价值的资源造成破坏。在我国旅游景区开发过程中，有些地区确实存在如匆忙上马、盲目开发、近距离重复建设等问题，个别地方还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理，致使出现旺季游客数量失控、白色污染、文物古迹屡遭破坏等问题。对于景区开发中的这些问题，通过正确的引导和相应的控制应该可以解决，但不能把生态环境和文物的破坏完全归结于旅游的开发。旅游景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存在密切的联系，开发不是放弃保护，保护也不能放弃开发。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保护风景区至少要研究它的哲学基础、群众基础和资本基础。风景区保护不能意味着一切不准动，不准动的保护是从来没有的。保护风景区必须遵循风景区资源自然消长的客观规律，必须遵循风景区定义规定的游人为本的客观规律。因此，动态保护是风景区保护的哲学基础。第一，景区可以动，是前提；第二，景区必须按规划动，是根本；第三，要动景区必须依法动，是保障。规划是风景区保护的总纲领和总依据。旅游景区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果不对其进行开发的话，资源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关键是看如何处理好旅游景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因此，用科学的发展观开发建设景区，是解决争议的主要方法。具体措施有行政征费如收取资源维护费；还可以设立物业管理公司；也还可以如门前三包形式的切分责任区，让资源保护事权融进经营管理事权之中，把资源保护义务与资源享用权利对等起来。风景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实实在在的功在当代、福泽千秋的伟业。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定位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核心问题，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第二篇：农民旅游的市场有值得开发的潜力专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农民旅游已经启动,东部地区4亿人口中,农民约占近2亿,这成为中国旅游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地区的农民旅游现在刚刚起步,有一部分农民企业家和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现在已经进入了旅游大军的行列,而中国西部地区的农民旅游正处在蓄势待发阶段。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魏小安认为,中国农民旅游市场具有旅游目的多元化、旅游方式多元化、区域差异化和消费层次化的特点。这四个方面的特点使农民的旅游市场有别于城市的旅游市场,但是现在的旅游经营者仍然很难看重农民旅游市场,这也就意味着会放弃很多商机。据专家分析,从目前农民旅游的特点来说,观光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观光的过程中发现各类商业机会,形成各类新的市场。所以今后农民旅游会形成一个花样百出的局面。”周围有好多的同学估计以及意识到这个团量的巨大，所以我认为农民旅游的市场大家要重视起来。第三篇：毕业论文的文风一、文风的含义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人们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叫作风。撰写毕业论文也有个作风问题，我们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作风就是文风。人的作风与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毕业论文中的文风也不例外。一个人有怎样的思想、立场、作风，就表现怎样的文风。明朗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里说：“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就是说为人怎样，就写出怎样的文章。如果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写出论文来就有一定的准确和鲜明性；如果朝气蓬勃，思维敏锐，写出论文来就可能生动活泼；一个作风浮华的人，写出论文来决不会朴实；一个思想贫乏的人，写出论文来一定空洞无物。文风不是个别的文章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坛风气。毕业论文的文风应该是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在论文中的反映，应该是一些有着相同或相近世界观、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的人，在论文写作中的一贯表现。文风和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等同。论文文风是论文的作风。论文的风格是指论文的特色和气派。我们可以要求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因为这是对论文作者最起码的要求，但却不能要求每个论文作者具有同样的风格，因为风格是论文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我们要求每个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摒弃不良文风；但风格却鼓励多样，提倡风格百花齐放。二、文风的表现和要素(一)文风在论文中的表现1．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优良文风和恶劣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即真实与虚伪，充实与空洞，新鲜和陈腐。①真实和虚伪。真实，就是论文的材料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能体现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从事实的全体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才是“胜于雄辩的东西”；但是如果事实“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这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构成论文的材料必须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能体现历史的必然性的。虚伪，就是与必然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实相背离，论文的材料违背事实。②充实与空洞。充实，就是内容丰富。充实以真实为前提，翔实地表述真实的事理。马克思说，充实的文风要“三多”：“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做到明确地提出问题，具体地分析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力求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空洞，就是空虚，言之无物，在文辞中没有内容或不切实际。毛泽东同志曾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⑧新鲜与陈腐。新鲜，是指论文主旨正确有新意，论文材料新颖别致，不搬弄前人之说，也不套袭旁人之文思。毕业论文要求多种多样，新鲜别致，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应力求有新意。陈腐，是指毕业论文陈旧荒谬，材料雷同不新鲜。陈腐文风传播陈腐的思想观点，毒害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颓废风气，压抑人们的创造力。2．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形式受内容制约，而又影响内容的表达。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反映在三个方面。①新颖与老套。新颖的形式式有助于毕业论文充分表达新鲜的内容，新鲜的内容则要求新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所说的力求新颖，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以自然为基础，顺应新鲜的内容。老套，是陈旧的东西。雷同老套的论文形式，不能表现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大干世界。者套的形式总是与陈腐的内容相结合，而与新颖的内容相冲突。②质补与浮华。质朴，就是朴实不浓艳。浮华就是艳丽而不实在，专门追求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实际的形式。②精当与冗长。精当，就是以尽可能省俭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做到要言不烦，言简意赅，“文约而事丰”。冗长就是以偏长的篇幅表达偏少的内容。用刘知己的话来说，就是“虚益散辞，广加闲说”。(二)论文文风形式的话要素1．文风的时代特征。论文的文风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在论文上的反映。它总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产物，是受政治情况的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在文风上总是打着时代的烙印的。以“五四”的文风为例。从清末到“五四”，文章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用白话代替了文言。这次文风的变革，是巨大的空前的。其主要原因，是精神的解放。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风也会对政治思想、社会风习有反作用，它能够直接、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帮八股”极为流行，作用极坏，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文风对于时代的巨大影响。那一段时间“帮八股”文风的流行，产生的恶劣影响，对于政治生活、社会风气，都有极大的坏作用。2．文风的个人风格。文风的形成，对于个人来说，又是作者自身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精神面貌、文化修养以及写作的目的和态度等因素在论文上的综合体现。古人说的“文如其人”和“以文知人”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文风离不开个人风格。3．文风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是渗透在时代风格之中，是构成文风的重要因素。写论文要运用民族形式，即语言特色、章法结构、各种表现手法等，使文风具有民族的特色，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特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既要继承旧传统，又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事实上，自古以来就有外来文化的传入，民族特色是在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中形成的。

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一、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我国旅游业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转变。2006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亿人次,其中过夜旅游人数达499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339亿美元, 入境旅游接待位居世界第四位；国内旅游亿人次,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出境旅游3452万人次,居亚洲第一位。旅游业总收入达8935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全国旅游直接从业人员1000多万人，间接从业人员4900万人。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届时,入境旅游人数将超过2亿人次。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编制的旅游卫星账户测算，2004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当年全国GDP的。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大的特点，在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战略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把它列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以培育。二、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旅游是人们离开家门，求新、求知、求乐的一种社会活动，而文化则伴随着旅游的全过程。通过旅游，既能满足人们精神与物质的享受需求，又能满足人们的发展需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旅游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旅游业因其巨大的市场需求、良好的发展前景，被称作“朝阳产业”，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密不可分。自有旅游活动以来，旅游与文化就从未分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而没有旅游的文化则缺少活力。旅游的优势体现在市场，文化的优势体现在内涵。站在旅游的角度看，抓住文化就抓住了核心价值；站在文化的角度看，抓住旅游就抓住了一个巨大市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繁荣。随着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和不断发展，产生了旅游文化演出这一新的业态。近年来，我国旅游文化演出市场欣欣向荣，演出规模稳步扩大，演出水平不断提升，资本和优秀人才不断聚集，形成了百花竞放的崭新局面，展示了十分美好的发展前景。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在全国各重点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定时定点上演的、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旅游文化演出有153台，资金投入达亿元，参加的专业和业余演职人员万人，观众达亿人次，实现演出收入亿元。涌现了一批场面宏大、制作精美、演艺精湛、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吸引了海内外广大旅游者，并得到广泛好评。三、旅游文化演出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旅游文化演出取得的成功，是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融合的结晶，对我们进一步促进旅游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第一，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市场是关键。从地域分布看，旅游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旅游与文化结合得越紧密，旅游文化演出市场相对就越繁荣，如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郑州、西安、成都、昆明、桂林等城市。从产品特征看，对文化和艺术内涵阐释得越有特色、越通俗，受众面就越大，越容易取得成功。这是因为，相对于城市常住居民来说，大多数旅游者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文化产品的需求往往表现为民族性、多样性、特色化、大众化。抓住这一潜在的观众流，就抓住了一个大市场。第二，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培育精品是方向。所谓精品，是指精良、上乘的作品。旅游文化精品就是制作精良、演艺精湛、能够代表当地文化艺术水平、深受广大旅游者欢迎的优秀文化产品。旅游文化精品不仅能提升旅游城市和企业的品质，其本身也构成新的旅游吸引力。河南推出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从策划之初就致力于要把这台节目打造成艺术精品和河南的知名文化品牌，经过前后二年的精心设计、制作和市场营销，已经打开市场，取得了成功。上海的“时空之旅”，集中了三方投资者的优势资源，精心策划、精心编排，至今已连续演出700多场，有的观众甚至专程去看这场演出。这一系列的精品，包括在会议上介绍经验的云南的“丽水金沙”、广西的“印象·刘三姐”、杭州的“宋城千古情”等，不但本地观众爱看，各地来的游客也爱看；不但国内游客爱看，外国游客看了也赞不绝口。因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第三，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独具特色是重点。因为旅游者具有“求新、求知、求乐”的愿望和需求，如果没有特色，就难以对他们产生吸引力，也就无法形成市场竞争力。这次会上六家单位的典型经验就各具特色，除此之外，还有陕西西安的“大唐乐舞”、深圳华侨城的“龙凤舞中华”、山东曲阜的“杏坛圣梦”、山西太原的“晋商歌谣”、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婚礼”、河北吴桥的“杂技大世界”、三峡大坝的“盛世峡江”、湖北的“夷水丽川”、贵州的“多彩贵州风”、安徽的“绿水青山”、西藏的“雅龚盛情”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许多作品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些作品拿到世界上去，也一定能以鲜明的特色占有市场。第四，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体制机制是保障。旅游文化产品要进入市场，必须有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市场运作机制。有了与市场接轨的体制和机制，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实现文化演出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比如，有些剧目的初次投资高达上亿元，有些剧目每天动用演员四五百人，有些剧目当年就能收回数千万的成本，还有一些剧目已经连续演出了十多年仍然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第五，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改革创新是动力。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从旅游业来看，旅游产品的生命力同样在于创新。我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马戏、武术等文化艺术，通过设计理念上的创新、编排组合上的创新、高科技演艺手段的采用以及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等，便焕发出蓬勃生机，引起市场的热烈反响。广东番禺的“森林密码”，这个节目综合投资3亿元，仅灯光一项就投入2000多万。舞台宽度达100米，布景层次达11层，中外演职人员300多人，参加表演的动物400多只。虽然演出内容也是常见的歌舞、杂技、马戏等，但由于大量地采用创新手段，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自2006年1月开演以来，平均每场观众超过3000人，最多时达到8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