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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在引导世界潮流的时候所想不到的。 近代化让人类对自然充满激情和干劲；现代化则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 现代化，只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结合，才能调理出根治地球资源环境危机的妙药良方。我国又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无疑也应当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处理好，真正光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勇于吸纳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建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多更广泛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化多元的格局中发出应有的光辉。我们一定要不懈地为此做出艰巨的努力所以说，传统并不等于过时，传统文化也不会如日落西山而光芒不在，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将它们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并且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更不能视之如敝履，犹恐扔之不及，我们需要的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作为每一个从事艺术设计的工作者都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担负起这一份责任
锦绣中华 礼仪之邦文明古国 屹立东方…… 算了 不加分不写啦 我要3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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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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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上至真命天子，下到州官县府，都喜欢修建楼阁。中国古代的楼阁，或用来纪念大事、或用来宣扬政绩、或用来镇妖伏魔、或用来求神拜佛，其中又以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最为出名，并称“中国三大名楼”。 中国古代多在临水之地建楼，取凭高远眺，极目无穷之妙。达官显贵墨客骚人登楼一游，或际会四方之客，或酬唱应和之曲，放悲声，抒情怀，低吟浅唱，壮怀激烈，皆可乘兴而来，尽兴而去。故中国历代名楼皆有名诗佳作千古传唱。 三大名楼能够享誉海内外，是和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分不开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序”、崔颢的“黄鹤楼”在成为千古绝唱的同时，三大文化名楼的盛名也就随之而来了。 除了赫赫有名的“三大文化名楼”外，我国的名楼还有：位于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广西容县境内的“真武阁”、安徽马鞍山的“太白楼”、浙江嘉兴的“烟雨楼”、广州越秀山上的“镇海楼”、贵州贵阳的“甲秀楼”、四川成都的“望江楼”、云南昆明的“大观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等等。
中国在先秦（公元前221年）时代，“帝居”或“民舍”都称为“宫室”；从秦汉(公元前后200年)起，“宫室”才专指帝王居所，而“第宅”专指贵族的住宅。汉代规定列侯公卿食禄万户以上、门当大道的住宅称“第”，食禄不满万户、出入里门的称“舍”。近代则将宫殿、官署以外的居住建筑统称为民居。 中国木构架体系的房屋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萌芽。公元前5000～前3300年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反映出当时木构技术水平。公元前第 5千纪的中国中西部的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显示了当时村落布局和建筑情况，说明依南北向轴线、用房屋围成院落的中国建筑布局方式已经萌芽。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现存的民间住宅类型，可归纳为下列六类 一、木构架庭院式住宅 二、“四水归堂”式住宅 三、“一颗印”式住宅 四、大土楼 五、窑洞式住宅 六、干阑式住宅 下举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居的影响 中国北方的传统民居，总的特点是以院落（或天井）为核心，依外实内虚的原则和中轴对称格局规整地布置各种用房。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水平最高，也最为典型，是中国汉族传统民居的优秀代表。礼"的核心是建立一种等级制度。 四合院的居住秩序受儒家礼制思想的影响，严格区别内外，尊卑有序，对外隔绝却有天地。 "礼"是儒家为维持封建社会人际关系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其核心思想就是建立一种社会秩序 四合院就是一种体现了礼制思想的民宅 国人在建筑空间安排上，形成了中为尊，两侧为卑；北尊南卑；左尊右卑；前尊后卑体系。四合院中，北房的中间是客厅或祖堂，东次间是长辈卧室，西次间是主人的卧室。东、西厢房由晚辈居住，长子夫妇居东，次子夫妇居西。南房做外客厅、书斋。厢房与南房设垂花门及矮墙，隔绝内外，形成内外院，妇女不出内院，外客不进内院。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罩楼，住未出嫁的女子或女佣，或做为杂用房间。 四合院的门窗一致开向院里，门里门外都设有屏风或者影壁，外面看来相当封闭，里面的生活却自成体系。它突出长辈与晚辈、长子与次子、男人与女人的地位差别，体现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别"、"主仆有别"的特点。 四合院平面图与功能分析 方位与功能： 乾 坎 艮 兑 中宫 震 坤 离 巽 外院横长，大门开在前左角即东南角，进入大门，迎面在外院东厢房的山墙上筑砖影壁一座，与大门组成一个小小的过渡空间。由此西转进入外院。大门之西正对民居中轴的南房称"倒座"，作客房，外院还有男仆室及厨、厕；由外院通过一座垂花门式的中门进入方阔的内院，即全宅主院。北面正房称"堂"，大多为三间，饰彩色"的规定。正房开间和进深尺寸都比厢房大，故正房左右接出耳房，由尊者长辈居住。厢房是后辈们的居室。正房、厢房朝向院子都有前廊，用"抄手游廊"把垂花门与这三座房屋的前廊连接起来，可以沿廊走通，不必经过露天。开在前左角的民居大门称"青龙门"，按后天八卦，北为坎，东南为巽，故宅门的此种布局称坎宅巽门，按风水观念认为是吉利的。宅门都是一间，按大小和规格又有数种：如广亮大门等级最高，进深大，门扇安在中柱一线，前后各有一个空间，前部空间两侧设守门人条凳，额枋下有雀替；金柱大门较小，门扇前移，安在金柱（即老檐柱）一线，门前空间也较小；蛮子门更小，门扇更前移，安在外檐柱一线，门前没有空间（图四）。以上三种都用在官宦人家。再小的是如意门，有的面阔只及半间，门扇也在外檐柱，用在虽非官宦而相当殷富的人家。最小的是墙门，没有进深，门上有小屋顶，或模仿西洋建筑砌通天柱 从外院进入内院的中门，通常是一座称为垂花门的小门屋，施悬山"勾连搭"顶（即前后两个双坡顶相接），造型玲珑，相当华丽，预示由此进入内宅，丰富了内外二院的景观（图六）。 北京四合院庭院方正，是为冬季多纳阳光。冀南和晋陕豫等地，夏季西晒严重，院子变成南北窄长，以减少阳光。西北甘肃、青海，风沙很大，院墙加高，称为"庄窠"。东北土地辽阔而气候寒冷，为更多接纳阳光，院子常十分宽大，宅墙内空地甚多。各地的四合院，适应家居生活的需要，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北京四合院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四合院的营建是极讲究风水的，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水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此外，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四合院民居形式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进入庭院，尤如步入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追问：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回答：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马炳坚认为，应当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搞好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保护好祖先留下来的古建筑，是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最基础的工作。二是建造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现代建筑。建筑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载体，所以建筑应当是多元化的。三是尽快在大学开设中国传统建筑课程。要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必须从教育入手，在大学开设系统介绍中国传统建筑的课程，全面讲授中国建筑文化和建筑传统。四是加大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力度。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至今没有取得一系列成果，也没有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得到广泛宣传。五是抓好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普及工作。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城市规划和建筑创作的风格问题越来越关心，他们不仅积极参与评选自己喜爱的建筑作品，还对建筑创作发表评论。曾经风行一时的欧洲风格建筑逐渐失去吸引力，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建筑日益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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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蕴含的文化博大精深。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汉字，文化一直就在默默地流传。看着清逸俊秀的瓷器，古朴贴切的陶艺，心里顿生一股慰藉；看看那古老的前人遗迹，似乎能窥出历史的痕迹；每当阅读者那一卷卷诗书画卷，我们仿佛被洗礼；还有那些精细的民间艺术-------，我们应该幸福，因为我们身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在传统文化的培育下成长！ 第一，亮即将传统文化的亮丽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是宝剑就得用上沙场，而不是藏而不露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消逝。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到现实生活中走一趟就明白了，在大学生中调查，有又多少人看过四大名著，恐怕为数不多吧。倘若在问他们对《论语》的看法，他们恐怕也知道”子曰”吧。由此可见，对于真正的古典文学内涵，当代人知之者甚少。从这些广泛文化来说，国人尚且不够了解，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不出名的文化了，基于这一状况，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力度彰显地区文化，打造属于自己特异的文化，并对外多举行一些活动进行宣传，不然再精髓的东西都不能端上菜盘子上，让大家尽情享用文化大餐。其实，现在的旅游文化承载了不少其它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吸引了大量游客，在此期间，这些游客慢慢地接受者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会对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继承和发扬。举个例子来说，一位游客去过黄鹤楼，那么，他定然会联想到崔颢的诗，进而可能阅读唐诗宋词，甚至古代文学，这样下去，就产生了连锁反应，当然这是比较乐观的想法，但这至少是一个方面，我想我们更该做的就是把文化多元化，多样化地呈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当然不能把文化低俗化，比方说将文化变卖成获利工具。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压制和废弃。在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时代，人民身心安稳，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而当今的人们却将自己锁在一道道铁栏内，社会活动中还会受到频发恶性事件的威胁，这是多大的反差啊！看看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固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其犯罪率居高不下。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为其日益严重的社会乱象深感不安，有识之士已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崇尚个体，倡导竞争的想法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的良方。许多著名大学纷纷开办汉学系，美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现在比较重视软文化的输出，也举办了很多展现传统文化的活动，比方说法兰克福展，中国就展现了很多传统文学，在德国书画展中也带去了活字印刷相关内容。 太多人对于传统文化过于冷淡，原因是很多的，如今的网上快餐文化队传统文化就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大家在生活节奏飞快的现在，都把眼光投向了五彩缤纷的都市生活，迷恋上了网络，喜欢在网上吃快餐文化，其实自己接受的文化精髓很少，大部分都只有一时的感验。如今的这种情况让众多文化学者产生了危机感，因为一旦传统文化被抛弃，我们将不再是炎黄子孙，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拥有多文化的民族，所以唤醒当代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是很急迫的，非常必要的。 第二，拓展，即将传统文化用一种易接受的方法输送给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很多人可能觉得非常枯燥乏味，他们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耗，因此，我们就得一反常态，用创新的思路来教导他们，当然不能改变了文化的实质。比方说用讲座的方式来讲述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样既生动有趣味，定然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我们还通过电视来讲授文化，如今的百家讲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明显，这样的形式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像易中天这样的教授，讲的既有风趣又比较深刻，还有于丹的条分缕析，道理其然，能够被大多数人喜欢。又如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此次文化节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大精神，眉山人民的热情好客给远道而来的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眉山人的荣誉感和集体主义思想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无论是开幕式上500余名演员用豪放的气势演绎的的《千古东坡》，还是闭幕式上，城区的十余所学校的200余学生为广大观众奉献上的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整个东坡国际文化节，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份难得的荣誉感和集体主义感。这样的活动无疑对文化起着宣传的作用。还有中非文化节、孔子文化节等等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石湾陶瓷源远流长，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石湾河宕贝丘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陶片，见证了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湾陶瓷历史，显示了先人的聪明才智；而大雾岗唐宋窑址的挖掘，证实了唐宋时期石湾已成为岭南陶器生产基地；发展至明代更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数千年后的今天，陶瓷业在传承和创新中以崭新的形式名扬四海。为展现陶业的历史演变，馆内展览共分陶瓷拾隅、陶的形成、窑的演变、石湾二十四行、石湾陶艺、陶瓷发展六大部分。其中以第四部分“石湾二十四行”为重点，介绍了明代至民国时期石湾陶业的历史源流。整个展览表现手法新颖而多样，在视觉、听觉、触觉上都给民众以全新的感觉。今年十一月，就在佛山举办了陶瓷展，我们学校也去了不少学生，也吸引了很多社会上的人，可以说是把石湾陶艺推广了出去。我们知道，前些年，陶艺品没有市场，这样直接导致陶艺技术的流失，甚至让这样的文化瑰宝从此绝于世间，如果到了那种地步，实是一个悲剧。我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该持保守态度，中国文化包括保守文化，更多的保守的是传统文化，文化保守主义显然他界定的保守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传统。从建国以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的轴心的这种情况下融汇的西方优秀文化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个文化应该是现代文化，而文化保守主义的这个文化，功能上作为传统梦魇的这种文化，保守的文化，显然不是指现代中国的文化，而是指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那么我现在就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保守的这个东西。我们总是处在一个传统文化的笼罩下，喘不过气来，如果稍微有些思想上的改变或者是形式上的改变的话，这也是不为过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要将传统文化拓展开来，形成一种现代式的传统文化，好让新一代青年更容易消化吸收。打破常规当然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不忘本质的将传统文化转化成自身的一部分，学以致用，这样才是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不二法宝，也是我们实践传统文化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 第三、用一种合时合宜的方式引导当代人去接触传统文化并学习发扬传统文化。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被利益熏陶着，很多父母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成龙成风，从小就叫他们长大后要有出息，什么叫有出息，要不是做官，要不是做老板。更多的是忽视了对小孩子的一种道义上的引导，告诉他们怎么样才能算合乎道义，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教养。这种情况尤其在农村甚为严重，因为他们的父母本来就在文化教养上处于低水平，对于他们而言，自然生计是最重要的了，儿子在学识修养方面有没有高的造诣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这样看来，这种不合理的思想方式下的当代某些人深受着家庭的影响，即使上了高中，这种思想也不容易转变过来。所以说一个家庭的文化背景对子女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中培养的孩子多数是有文化的，我说的当然是在文化方面比较敏感的。而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更需要去引导当代人，毫不夸张地说，从小时候就应该给予这种引导，让他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个引导的任务似乎很艰巨，但是面对着如今传统文化遭到遗弃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担负这个使命，那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搬到每个中国人面前，让我们每个都去继承发扬它。怎么样引导，方法很多。在学校，我们的老师就应该起一个领头作用，面对一群思想活跃且厌倦传统文化的学生，老师应该在课堂上插入适量的传统文化，这样起到一个慢慢感染的效果。我想如果做得更细的话，可以通过自身的言行、衣着来体现一种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当然，学生也得发挥一个主动作用，平时在学校就得自发主办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讲座或者一些讨论，有条件的就集体去参观一些传统文化展。在家里的话，就如我上面说到的，父母长辈得起引导作用，要科学地向他们指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支持下一代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而不是放肆地鼓吹名利论，让原本涉世不深的他们迷失自己的方向，这样的话，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损失，因为新一代是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主体。在社会中，要加强这种引导作用更具挑战，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里面包含了多个层次，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物，要达到引导的效果，当然就得采取综合的手段，比方说，举办企业的文化节，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而这些企业文化的建设当然要以传统文化为主，这样一来员工们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而且自己还在实践着传统文化。对于政府来说，建立必要的传统文化馆，和一些传统文物馆是很有效果的，因为民众对这样形式的展览能够在业余时间去享受一番，对于他们而言，既能丰富业余生活，又能学到某些东西，何乐而不为。 也许我们对于这样或那样的措施不能够太乐观，但是我们也不比太悲观，因为我们中还有很多人在支撑传统文化，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也许当代人正在努力继承和发扬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虽然，这一切，我们都无所得知，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念，有这种理想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是金子总会发光，中国的优秀文化就是一块大金子，它的光芒迟早会在国内外散发，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越来越忧思：中国传统文化正日益受到现代化的威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而成的。是数千年来无数先贤达人大智慧的结晶。所蕴涵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的进步。正是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成就的。高楼、汽车、网络……（还有拥挤和污染），在人们日益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那远古的、能给人启迪的、创造了实际价值的传统文化，愈来愈被淡化了，甚至快被部份人遗忘了。 文章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进程 现代化诺索夫约1O0年，考察的内容及范围也远超过18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位地理~．Zl-学家。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篇幅远超过世界巨著《马可-波罗游记》。其成书时间早成洪堡《新大陆热带地区考察记》约15O年，早于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约200年。他对岩溶洞穴的考察及形成原因的探索，比雷米索夫早约70年；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以及使用专门的地质学名称描述地质现象，早于爱士培尔约150年，早于罗曼约200年；对火山及火山喷出物浮石的考察，比莫洛对雄茨威火山的考察早了70年．比哈顿提出岩石起源的火戎论早了一个世纪……他是一位杰出的、了不起的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游记文学家。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包括那些开着越野四驱、肩扛现代高科技设备的地理工作者)!上述所言的地理地貌地质等奇观．在边陲云南均存在，现在已全部开发成旅游景点。他严谨踏实的地理探究，给云南人民带来了实惠，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红土地上的人们深深缅怀他，到处都有他的塑像，并借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丰功伟绩。这些年，我痴迷于摩托车，更喜欢独自驾车长旅，也正是追随徐公的足迹，意在地理知识上有所获；也和徐公一样，白天背着设备旅行，夜晚则走笔为记……徐公探究地理，我则侧重“人文地理”的写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获益不浅f通读《徐霞客游记》，我不得不说的遗憾是：徐公对现在从上海到西藏樟木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线周围数百公里的人文地理探究太少了，尤其是“大香格里拉”。最初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这个本应由徐公提出的命题，却由18世纪的西方外国人提出……318线，这是一条中国、乃至世界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盆地、高山、湖泊、海子、冰川、雪山……优美壮丽同在．幽景旷物并存。而处于横断山区的“大香格里拉”．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大自然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气势磅礴的雪山、巍峨耸立的峡谷、浩荡奔腾的大河、如镜似玉的湖泊海子、苍凉雄奇的城堡、古朴独特的民居……然而在明代，徐公只能骑马、乘船或步行，对于杀机重重的318线，他或许不知有这些佳境，自然也不可能做细致入微的探险工作。他也是人!假如当初他了解这些．那么他的“滇游”记载会更加生动．他会在滇池呆更长时间。《徐霞客游记》文风朴实，文字清新．最感人处在于对当地的地质等描述全是真实的记录一“滇游”中的地方，我大多去过，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许是行前仔细再读《徐霞客游记》的缘故吧。我也读过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的旅行文章，他们最爱用的词是“征服”二字。我替他们难过，面对冰雹、雪崩、泥石流等等，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与无奈。“征服”应属伟大的壮举之范畴，这与徐公的治学严谨比起来．是在吹牛了——起码不实在!我自小苦练形意、Jk．~l-、少林等功夫．身体壮得像牛——至今不知感冒为何物，也常自比为匈奴族的后代．可在雅山的洪灾面前，我手足无措，也只能仰天长叹!与纪念馆毗邻的“升庵祠”里，曾住过一代“名囚”杨升庵，徐公是地理史上的奇人，却对杨公恭敬有加，喻为“导师”。在建水，杨公所居为福东寺(小桂湖)，徐公驻足在接待寺(两寺相邻)。徐公也数次到过高蛲，这就是政府为何要将纪念馆建在“升庵祠”旁的原由。徐霞客不仅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先河，其探求真知的科学精神，诚挚的爱国情操也成为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发扬徐公的探究精神。既不能以牺牲人类古老、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也不能牺牲各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去孤立地谈“保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是一件大事!我无为，却视杨公、徐公为先贤达人……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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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我越来越忧思：中国传统文化正日益受到现代化的威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而成的。是数千年来无数先贤达人大智慧的结晶。所蕴涵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的进步。正是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成就的。高楼、汽车、网络……（还有拥挤和污染），在人们日益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那远古的、能给人启迪的、创造了实际价值的传统文化，愈来愈被淡化了，甚至快被部份人遗忘了。 文章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进程 现代化 文章快照: 诺索夫约1O0年，考察的内容及范围也远超过18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位地理~．Zl-学家。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篇幅远超过世界巨著《马可-波罗游记》。其成书时间早成洪堡《新大陆热带地区考察记》约15O年，早于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约200年。他对岩溶洞穴的考察及形成原因的探索，比雷米索夫早约70年；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以及使用专门的地质学名称描述地质现象，早于爱士培尔约150年，早于罗曼约200年；对火山及火山喷出物浮石的考察，比莫洛对雄茨威火山的考察早了70年．比哈顿提出岩石起源的火戎论早了一个世纪……他是一位杰出的、了不起的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游记文学家。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包括那些开着越野四驱、肩扛现代高科技设备的地理工作者)!上述所言的地理地貌地质等奇观．在边陲云南均存在，现在已全部开发成旅游景点。他严谨踏实的地理探究，给云南人民带来了实惠，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红土地上的人们深深缅怀他，到处都有他的塑像，并借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丰功伟绩。这些年，我痴迷于摩托车，更喜欢独自驾车长旅，也正是追随徐公的足迹，意在地理知识上有所获；也和徐公一样，白天背着设备旅行，夜晚则走笔为记……徐公探究地理，我则侧重“人文地理”的写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获益不浅f通读《徐霞客游记》，我不得不说的遗憾是：徐公对现在从上海到西藏樟木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线周围数百公里的人文地理探究太少了，尤其是“大香格里拉”。最初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这个本应由徐公提出的命题，却由18世纪的西方外国人提出……318线，这是一条中国、乃至世界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盆地、高山、湖泊、海子、冰川、雪山……优美壮丽同在．幽景旷物并存。而处于横断山区的“大香格里拉”．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大自然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气势磅礴的雪山、巍峨耸立的峡谷、浩荡奔腾的大河、如镜似玉的湖泊海子、苍凉雄奇的城堡、古朴独特的民居……然而在明代，徐公只能骑马、乘船或步行，对于杀机重重的318线，他或许不知有这些佳境，自然也不可能做细致入微的探险工作。他也是人!假如当初他了解这些．那么他的“滇游”记载会更加生动．他会在滇池呆更长时间。《徐霞客游记》文风朴实，文字清新．最感人处在于对当地的地质等描述全是真实的记录一“滇游”中的地方，我大多去过，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许是行前仔细再读《徐霞客游记》的缘故吧。我也读过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的旅行文章，他们最爱用的词是“征服”二字。我替他们难过，面对冰雹、雪崩、泥石流等等，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与无奈。“征服”应属伟大的壮举之范畴，这与徐公的治学严谨比起来．是在吹牛了——起码不实在!我自小苦练形意、Jk．~l-、少林等功夫．身体壮得像牛——至今不知感冒为何物，也常自比为匈奴族的后代．可在雅山的洪灾面前，我手足无措，也只能仰天长叹!与纪念馆毗邻的“升庵祠”里，曾住过一代“名囚”杨升庵，徐公是地理史上的奇人，却对杨公恭敬有加，喻为“导师”。在建水，杨公所居为福东寺(小桂湖)，徐公驻足在接待寺(两寺相邻)。徐公也数次到过高蛲，这就是政府为何要将纪念馆建在“升庵祠”旁的原由。徐霞客不仅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先河，其探求真知的科学精神，诚挚的爱国情操也成为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发扬徐公的探究精神。既不能以牺牲人类古老、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也不能牺牲各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去孤立地谈“保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是一件大事!我无为，却视杨公、徐公为先贤达人……@ [2] 关于加快达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06期 [3] 民间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汉字文化》2007年05期 [4] 柏林艺术论坛：贫穷但性感的当代艺术博览会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5] 艺术北京的亚洲企图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6] 剪纸收藏迎来春天 《西部论丛》2007年11期 [7] 浅谈机关文化建设 《鞍山社会科学》2007年05期 [8]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 《理论参考》2007年10期
饮食文化论文 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 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饮食美食都“食出有门”如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中华茶道始主??陆羽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次第品级。中华食文化之圣??袁枚其《随园食单》经历五十年才写成，成为中华饮食史上光前裕后之作，也有中华饮食文化“食经”的美誉。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 由此，这就形成了我们传统的饮食有“四重”的特点： 1、重食：古人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见面常问“吃过没有？”足见饮食文化的地位。 2、重养：以“五谷”养“六脏”，饮食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 3、重味：中华饮食最注意食物的味，讲究“色、香、味、型”。各种味道差异构成各种菜系的基础。 4、重理：注意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 正是由于中华饮食讲究料、作、食等等的精细，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既兼容又特别，从古到今，历代相传又推陈出新。 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 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可以简单概括成八个字：精致、悦目、坠情、礼数。这八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精致；我们在得意时都喜欢在酒馆、餐厅里点几个精致小菜，或自己做几个精致小菜来犒赏自己与亲戚友人，而这时就需要吃出一种气氛、品位甚至是文化来。饮食既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吃”的文化，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 “精致”。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个人身体保健的现代社会，更是要求我们的饮食向精致化发展，使饮食中融入文化，透出文化，从而“吃”出文化来，避免和摒弃那种“过之屠门而大嚼”不雅行为和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 悦目；这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进行升华的高级阶段，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它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同时，更令人拍案叫绝和赏心悦目。这种悦目，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 令人悦目的美味佳肴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悦目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坠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因为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则抱着的是一种感激与赞赏。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 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 礼数；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与礼数也渗透到了饮食当中。而饮食讲究“礼数”，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数”中也讲究着一种秩序和规范，比如在重要场合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有些菜的象征、来历等等都体现着“礼数”。 我们谈“礼数”，更应把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 饮食中的精致、悦目、坠情、礼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整体概念。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中华饮食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用嘴“吃”出来了一种文化，一种浓厚的中华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得以前仆后继的不断弘扬，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己和身边，影响到了全世界的饮食行业。
中国具有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孔子、老子传统文化，事实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就是文明于世、地上没有的、超出世界的──神州。 春秋中文网文章说，清代道光24年甲辰11月，梁廷楠《海国四说》：“溯天主教之始，盖原于摩西。而耶稣后出，始则推衍之，继乃渐变之（语详下。）摩西既死，其子孙乃出所遗书以行于世，半传于亚细亚洲之西希伯国，半传于欧罗巴洲之东希腊国，合而全之，谓之《古经》，亦曰《古遗诏书》，谓摩西得天之诏示，所言自夏讫汉，皆耶稣未生以前时事。其曰《新经》，亦曰《新遗诏书》者，谓如大民迁复本国时，师士再得天启之语，预指耶稣救世之事。两者并尊之曰《圣书》，曰《真经》。其摩西后耶稣前诸信奉者所纂两诏之意，则谓之《经录》。……” 一九六八年遗传学家发现，全人类来自同一个祖先。伟大的中国文化从汉字上预先给中国后人留下“道”文化证据到今天； “禁”《圣经》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知识树，当初上帝向亚当示明：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双木下一个示，叫“禁”； “婪”《圣经》“二木之下一女”，当初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知识树，女人夏娃受蛇的诱骗，见知识树上的果子好看好吃又给人智慧，一时贪婪心起，就摘下来吃了。汉字就当“婪”字，那果子又叫“禁果”也有人叫“蛇果”； “船” 字，为什么舟加八口呢? 因《圣经》大洪水中只有挪亚遵从上帝的命进了方舟，上帝救了挪亚和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一共八口，舟加八口不就变成“船”字。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学者梁燕城访谈：太初有道、道(Logos)是信息的意思。造物主的话成为万有的根据，也成为万有的规律。当代的量子力学就非常奇妙地发现，万有事实上是根据很多信息的秩序组成。这主要是由戴维·玻姆（DavidBohm）著名的量子力学大师提出的学说：万有有一个看不见的秩序叫“ImplicateOrder”，里面都是非常复杂的信息系统，造成我们看见的秩序，叫作“ExplicateOrder”。 在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里有一份手稿，作者名叫马斯——乌迪。他在这份手稿中宣称所谓胡夫的金字塔是埃及王苏里特叫人建造的，而这个苏里特是在大洪水前统治埃及的。根据其它文献记载，这位目光深远的苏里特王命令他的僧侣们，写下他们的全部常识，藏在金字塔里，给洪水后的人们留下必要的知识。 《圣经》创世记前11章，关于人类早期共同史的记述，在中国古经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印证： 《周易》也神秘地说：七日来复，天行也； 《圣经》说：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淮南子》上说：天下有四水，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圣经》说：伊甸园里有四条河，流出珍珠玛瑙。 《山海经》上说：当初有不死树和圣树，圣树又叫睿木，“食之令人圣智也”； 《圣经》说：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智慧树。 《尚书》和《国语》上说：人犯了罪，上帝命令重黎堵绝天路，上下不相来往； 《圣经》说：人类始祖贪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并有基路伯和火焰之剑，阻断了人神通路。 中文“道”这个字也有信息、语言的意思。老子那个时候非常奇妙地体会到，宇宙背后是有真理的信息存在。《老子》说：天地之母，万物之根，众妙之源，从无中生有，乃天地之始； 《庄子》说：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圣经》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中国最早文化的古经《尚书》和《诗经》记载着：中国人来自上帝。早在老子古经中便记载旧约《圣经》预言中的“耶稣”。而且两千多年来，举凡太平盛世，竟无一不是遵循了老子之学说。顺天道治国的皇帝，囊括了仅有的几百年辉煌时代。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等。孔子倾注毕生心力宣扬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当代多个皇帝均尊纯了老子“天道”的统治方式，那么老子的神学知识是那里来的呢？就目前世界不管任何一种教门的国家，他们的统治方式都在努力提高到上帝的道上来，这又是为什么? 古人老子、孔子、孟子对“道”的认识，已如此入神境界，实令人难以置信。其代表着中国的古人，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他的“道”影响着整个中国尽至世界的每个人的行为和思想。 可悲的是现今一辈自己不进去，却连急俗得到真知走进真理的下辈也挡在门口。而至今只能在未接触过这批“贵人”的最低层中找到蛛丝马迹： 《广东新闻网》2011年10月21日10:12王华报道：10月13日晚，两岁女童小悦悦在佛山市某市场内被两辆车相继辗过，肇事车辆逃逸。18名路人陆续经过均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孩子视而不见。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后伸出援手的竟然是一位俗世里被视为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捡垃圾的阿婆。期间，阿婆想向附近店主要块纸皮为孩子遮挡有些凉意的秋雨，亦被拒绝。历史以来，司机驾车交通肇事撞伤了人，伤者都是理直气壮责令司机赔偿，司机都是礼亏连连道歉。可是现今被车撞伤者爬起来就逃，问曰何故?答：我怕又是高校大三的大学生药家鑫！老辈人们看到读书人都会夸耀说：“读书人讲句话都特别有道理，不像我们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文盲，开口就只知道讲女人、男人那一点东西”。可是现今算是文化的中国，耳朵听到的、眼睛看见的，千篇一律。都是男人、女人的那点东西“爱”。 公安不辞辛苦天天在扫黄，而名牌的幼儿用、小儿科教片打开就听见“谈恋爱啦！” 2010年4月8日《杭州日报》B11版告诉人们：开发商的卖房广告：“卵巢寻找精子”、“如果你不能给她一个名分，那就送她一套房子”、手提红裙露出大腿的靓女画旁“要提，还要往上提”等雷人广告已经出现。60岁的人答不出的有关男女问题，现今6岁的孩童都能回答。不论看的、听的若不加上男的女的哪些事休想出版、上架。历史以来关于男、女哪些事，没有一个朝代能写得如此透彻、细腻，比现今更精粹了。 2009年8月6日《杭州日报》B7版文章：八岁儿子给他们女班长写情书； 2007年3月9日《钱江晚报》A12版文章：11岁女孩遇害，谜底令人震惊，凶手今年12岁。文章说：11岁的小女孩就因为不接受12岁小男孩歪歪斜斜的“我爱你”三个字送了命。 更可悲的是，党中央再三强调“社会和谐、人民稳定”的今天，“弱肉强食”斗争“进化论” 新、老剧本通行无阻，而历史悠久极力推行的孔子、孟子、老子优良传统的“天道”实体；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道德源头、中国文化背景；劝人为善、不要犯罪、否认地上“有神论”的《圣经》有关文章出版界成了一条不可碰的红线、上不了架。 人啊! 一个失去了心灵的口头道德世界，用子弹是无法收服的。我国祖先文明建设靠的就是：一直传到今天从未分离的“道德”二字，若没有了“道”还有什么“德”呢? 2012年3月27日《参考消息》15版“中国流学中的学生因骂人被罚款2376美元”。 优良传统文化的中国啊！你上了世界的报刊竟然是骂人文化呢? 但是也不要过于忧愁，有破就有立，中国已经醒来！ 2012年1月26日《参考消息》12版题：人生三件事，说：人生三样东西一去不复返：时间、言词，机会；三样东西足以毁掉一个人：怒火、骄傲、不宽怒；……作为最后刹局的人生三样东西，最神圣的：父母、孩子、信仰。而这人生三样东西中，最神圣重点却放在信仰上；信仰将保佑你，指引你……。 2012年5月8日《参考消息》15版题，中国官员赴美研修追问：慈善。文章说：“考虑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显然中国人知道如何挣钱。但是他们并不擅长把钱捐赠出去。 2010年，087亿美国人捐赠了8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而据中国官方网站数据，逾13亿中国人的捐款仅164亿美元。 ……把钱放入教堂的奉献盘中，开出支票捐款，……认为自己有任务回馈社会，──这些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如此自然的事情却没有在中国出现。” 从“中国官员赴美研修慈善”的文章来看，中国已经醒来。不论最终目的是为了想中国人心灵的改变，还是为了想中国人口袋里的钱，这都是中国人民的一大喜讯，天人合一的神州从此又将在地球上展现了！因为只有从精神文明的道德源头──《圣经》统领，才能让人自觉地做好一个人。让祖国统一，人民和谐，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将要显出优良传统精神文明真实力走上世界吧！
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 中国饮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文化特点 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 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 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 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