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历史论文3000字高清大图

秦汉时期：【政治】秦朝时创建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上实行“郡县制”；西汉时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实行了“内朝制”，以皇帝的亲信为侍中、尚书令，参与军国大事以削弱相权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就是郡县制与分封并存；武帝时颁布“推恩令”，之后正式实行“州-郡-县”的地方行政体系选举制度上，西汉实行的是“察举制”【经济】（1）农业：“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继续发展，西汉时发明了播种工具耧车（2）手工业：在冶铸业方面，两汉时发明了高炉炼铁和炒钢技术；在制瓷业方面，东汉时已经能烧制出成熟的青瓷；纺织业方面，西汉的丝织业发达，此外还有麻织技术（3）商业：秦汉时期的商业大都集中在城市，交易的物品大多是为贵族、官僚享用，由于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业发展比较艰难【文化】（1）文学：汉朝时，楚辞盛行，文学家以除此为基础创造了汉赋这一半诗半文的综合文体（2）科学：西汉前期，纸出现；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等便宜的原料造出了便于书写的纸；东汉时，数学上出现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医学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的理论基础（3）绘画：秦汉时期的绘画门类很丰富，有壁画、帛画、木刻画、木版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等（4）书法：秦朝时通行文字为“小篆”；后来“隶书”出现，至西汉初年时成为通用字体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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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一直记得的记住朝代的方法分享给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王朝自此完。初一的要求肯定不高，不要太为难自己，提示你多注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重点，可以围绕这个来写，因为秦汉到南北朝出现大一统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没有唐宋元明清那么悠久，较多是割据分离的情况。加油！

八国联军侵华：农业文明的最后一搏1900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惨痛的一年。是年，八国联军侵华。这按中国干支纪年，又称“庚子事变”。 19 世纪末，西方教会在中国活动猖狂，各地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1898年，山东义和团运动揭开了这场反帝斗争的序幕。迅猛发展的义和团运动严重危害了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他们在压迫清政府采取措施的同时，又倍感这“工具”的无能和“别有用心”——清政府居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于是，为了镇压义和团，1900年，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针锋相对，义和团包围并进攻列强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还和清军配合在廊坊，杨村，天津，北京等地阻击敌人。但八国联军的铁蹄还是以极快的速度攻陷天津，并踏进了大清帝国的国都北京。1900年近代中国的最后一搏，终于使这个农业文明时代的巨人，轰然倒地。1901年，清政府签定了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隋唐开始，中国农业文明开始进入鼎盛。盛世的大清是那个时代幅员最辽阔、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约1640年前后，西方工业文明的战鼓擂响，200年后在两种文明的对决中，大清帝国便遍体鳞伤，到19 世纪末已经完全虚弱。于是，地主阶级的他们居然一度借用起农民阶级的义和团来。义和团虽然有着“扶清灭洋”的愿望，但组成义和团的是没有新的经济基础的小生产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狭隘观念，决定了自身既没有科学的理论修养，又无法冲破封建皇权的思想枷锁。而且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只是处于认识的感性阶段，既无法分清中国和清政府的不同概念，又无法分清西方侵略与文明之间的不同关系。1900年，逃跑中的清政府在发现义和团已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情况下，遂下达“剿匪”密令。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最终失败了。八国联军侵华不仅是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从设立都统衙门和联军司令部对津京分别进行殖民统治来看，还想瓜分中国变为殖民地。但透过义和团运动所折射出来的中国人民巨大反抗力量，使列强认识到“瓜分一事实乃下策”，义和团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当然，列强在侵华中各有打算，矛盾重重，也使得它们需要继续利用和维护清政府，间接统治中国。于是，《辛丑条约》重新确立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统治地位，并将其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这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而他背信弃义的行为更教育了中国人民丢掉对他的改革幻想。战争又进一步展示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威力，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也开始把目光转向下层群众，原先相互隔阂的两股力量开始相互接近，逐渐汇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并发展起来。1900年，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而未痊愈”的创痛。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过去的战争相比，时间最短，国家最多，战争涉及的区域最小，条约最苛刻狠毒，危害也最大。百年沧桑，总结这段历程，我们要与时俱进，高扬改革创新的旗帜；要对外开放，保持国家的繁荣和强盛，要开拓进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给你几个网站，有很多历史文章，很有条理秦朝:-htm-html汉朝:-ht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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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公元前259—221）姓嬴，名政，为秦庄襄王之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吒风云、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嬴政被拥立为秦王。八年后（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在蕲年宫举行加冕礼，亲理国政。此后，嬴政继承了自秦孝公以来变法革新、奖励耕战的一系列政策，选贤任能、历兵秣马、富国强兵、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公元前230~221年，历经10年的统一战争，他先后消灭了韩、赵、燕、魏、楚、齐等诸侯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秦始皇废除了自商、周以来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悉由皇帝任免，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他还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衡、车轨，以秦小篆为全国通用文字，以秦“半两”钱为流通货币，并统一了全国的法规刑律。他拆毁战国时各国边邻地区的城防工事，修筑驰道，还连接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长城，形成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这一系列大刀阔斧、前无古人的改革措施和铁腕行动，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为了强化专制统治，嬴政在执政时，严刑峻法、横征暴敛，又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此外，他还兴师动众，五次远途出巡，逢山刻石，以示不朽之功，又下令焚书坑儒。这些作为大幅度摧残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严重社会危机。秦始皇去世才1年，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秦王朝仅存在15个春秋，就土崩瓦角、灰飞烟灭。自古以来，对秦始皇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但纵观秦始皇的一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实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功绩不可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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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写秦始皇。首先开头，你要写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这是由王国转向帝国的重要里程碑~~~~~” 然后介绍这个人的生平，不要说那些无用的，就挑几个对他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件，他什么时候出生啊，在他国作人质啊什么的简略的带过，比如写“秦始皇嬴政出生于~~~”然后着重介绍他的大事件，比如他几岁亲政，然后除掉吕不韦和嫪毐的叛乱等等。最后从正面和反面评价他，先说正面“纵观秦始皇辉煌壮阔的一生，他取得了许多后人景仰的功绩。第一、一统六国，使得分裂的中国终于统一。第二~~~~” 写完正面之后说反面，“虽然秦始皇不愧为千古一帝，但是，他也作出了一些很残暴的举动，第一、焚书坑儒，使得我国的文化受到了巨大损失。第二~~~” 在写最后的评论时时重点，所以一定要有逻辑，如果你要写别人，基本上都可以使用这样的格式和方法相信你可以做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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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考！！！楼主自己修改。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功： 1．统一六国战国后期，秦国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通过战争，不断兼并东方邻国的土地。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发生了空前激烈的长平之战。赵军40多万人降秦，绝大部分被坑杀。从此，东方六国再也无力抵御秦军的进攻。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陆续灭掉东方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的统一，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统一战争的顺序： ①韩、魏、楚以地赂秦大事年表：前290年韩与秦武遂(在今山西南部)地方二百里。前280年楚与秦汉北(今湖北西北部)及上庸(今湖北西部)。前275年魏与秦温(在今河南温县一带)。前273年魏与秦南阳(今河南济源至获嘉一带)。〔提示〕从上表可以看出，秦在统一中国的前六七十年间，其军事势力已扩展到中原地带。 ②秦灭六国的时间表：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赵、灭燕；前221年灭齐。 ③战国末期六国抗秦大事记：前269赵将赵奢击秦，大破之。前257魏信陵君救赵，秦兵解去。前247信陵君率五国兵败秦军于河外。前233秦攻赤丽、宜安，被李牧击退。前232秦攻番吾，又被李牧击退。前227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由此可见“六国论”中“六国互丧”、“(齐)终继五国迁灭”、“燕虽小国而后亡”等语，都是以上述史实为依据的。 2．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嬴政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专制集权。他规定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国家一切大事，都由皇帝一人裁决，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在中央，皇帝以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地方，秦始皇接受大臣李斯的建议，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公为36郡，郡下高县。郡县制度在我国长期沿用下来。 3．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各有相同，影响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秦统一后，把小篆作为全国规范的文字，以后又在民间流行笔画更为简单的隶书。秦始皇还规定，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的秦国铜线；同时，统一了度、量、衡。这些措施，有利于巩国秦朝的统一，有利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 4．夺取河套地区防御匈奴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发族，原先分布在蒙古草原上。战国末年，他们逐渐强大起来，占据了水草丰美联社的河套地区，并不断南下。北方各国的农业生产经常遭到破坏。秦始皇末年，匈奴形成强大国家。他们的首领称为“单于”。秦统一以后，将军蒙恬率领军队，从匈奴手中夺取河套地区。政府还迁徙内地人民到那里耕田戍守。秦始皇又征发农民，修筑了西成临洮、东到辽东的一道城防，用来抵御匈奴。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5．越族地区的开发沟通水系越族是我国南方古老的民族，分布在东南沿海和珠江流域。秦统一六国以后，派兵征服越族地区。在那里设置桂林、南海、象郡等数郡，迁移中原50万人，到那里戍守，和越人杂居。为解决运输困难，秦始皇派人开凿了灵渠，沟通湘水和离水，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 6．修建交通秦在原来六国车马道路之基础上，修建宽阔一律之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 7．土地私有制的出现秦自商鞅时废井田、开阡陌以来，即逐渐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统一全国后，秦室更加重视农业生产，让占有土地之百姓呈报占田数并纳税，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之合法。过： 1．徵敛无度，赋税奇重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穷奢极欲之生活，始皇不惜对民众课以重税，全国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以致民不聊生，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 2．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秦始皇急功近利、不恤民情，连年大兴土木、四处征战，为了自己之奢欲，在首都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耗民夫竟七十万人以上。据估计，当时服兵役之人数远超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如此重税苦役，实非百姓所能忍受。 3．严刑峻法，民怨鼎沸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即十分严苛，一人死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 4．箝制思想，焚书坑儒为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在思想上也实行了严厉之统制，如颁布禁书令，大肆收缴焚毁书籍，又坑杀非议朝政的儒生四百余人，史称『焚书坑儒』。

我有3篇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贞观之治，关键在于“作为之治”，即是有所作为，而且是积极作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作为的方向不是奉己，也不是一方阶级之利，而是天下百姓受益。这一点尤为值得中国的今天汲取，同时也必须让全球化的中国人好好总结和学习（以便中国能够积极参加到全球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大业中去）。贞观之初，国家犹在战乱之余，到处千疮百孔，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经过太宗与群臣和各地官员的精心治理后，不到几年，就出现了社会景况的迅速好转：流散者回归家乡，土地再度获得耕耘，农业连年丰收，当时的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盛世景象。社会治安、人民温饱、政府吏治、商贸发展等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就连行旅在外的商贾和奔考科学的学生们，往来各地间都可以不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途，这样的景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鲜见的。盛世繁荣，人民幸福，在1380年前，中国就是啊。对于自我检省和体察，太宗也有着惊人的客观角度，以致使许多良臣敢于直谏。他通过谏言而进行自我对照，时时修正检点，这种襟怀犹为可贵。如前所说的那个大夫魏征，有时直谏到当众冒犯篾君的程度，令太宗甚为恼怒，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杀了魏征（这一点可见封建制度的不宽容），然而终于还是被国家大义所止怒，魏征去世时，太宗不禁大哭。在对魏征的评价上，太宗结合自己与国家经略，这样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太宗对待良臣的态度和客观体己的真诚。对于历史尊重可以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积极态度和深度思考力。这一点，以世界各国在各自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上而明确表明了出来。这种历史尊重并不是一味追忆和迷信，也不是对过去历史的全然忘却，而是从历史的汲取出其文明的精萃，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尊重历史首先将得益于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则将得益于方法，方法的取舍则得益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因为尊重，所以学习，这是一个好态度。唐太宗对于历史，就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很好的范例。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忙于经济也忙于企业，而其本质并非是真正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更多情况下是失去了判断。失去历史的判断，其结果就是皮毛的货色了。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仅存皮毛，其利必不长久。举报 * 2008-12-16 下午10:54:06 myddff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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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写商鞅变法、合纵连横、长平之战、……太多了吧！！！！一本吕氏春秋看看也能写个十来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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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在史学、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它也是秦汉时期文化极度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学方面的《史记》，文学方面的汉赋、乐府诗，雕塑艺术秦兵马俑，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秦汉时期，我国史学、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著有不朽的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史记》，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乐府诗的名篇《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气势磅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秦汉文学　　一汉赋基础：1、《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的，它又简称为为《吕览》，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汉书·艺文志》称这为“杂家”。　　3、西汉初期，著名的政论散文家是贾谊和晁错，贾谊的政论文名作是《过秦论》，鲁迅称它为“西汉鸿文”，晁错的代表作是《论贵粟书》、《贤良对策》等。　　4、汉初楚声短歌主要有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　　5、汉代最兴盛的文学体裁是赋，但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是《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辞和由中下层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　　6、最早写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现仍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是战国时的荀子。　　7、汉赋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阶段主要流行的是追随楚骚余绪的“骚体赋”；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主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第二阶段是汉赋的鼎盛时期，流行“散体大赋”，主要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其中《大人赋》是讽刺汉武帝好神仙的。杨雄的代表作有《甘泉赋》、《长杨赋》等。其他如王褒、东方朔等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第三阶段流行的是抒情言志的“小赋”，著名的作家有张衡、蔡邕、赵壹、祢衡等。　　8、枚乘的《七发》是标志着散体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七发》的形式对后来的辞赋是有影响的，它的体制结构后来被看做是赋体文学中的一个专体，称作“七”或“七体”。　　10、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短篇小赋中最著名的作品，其中“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揭露了当时弥漫官场的种种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