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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居论文3000字高清图片欣赏

发布时间:2024-07-06 00:39:06

中国民居论文3000字高清图片欣赏

中国古民居实在是太古老了,因为我们甚至可以走进“山顶洞人”的家园。林林总总的中国民居,无不各具风情,它们是古人物化了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演绎人生话剧的最主要的舞台。  民居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种类之多令人惊奇。北方地区建筑多用厚重的围墙做四壁,以抗风霜、雨雪的严寒气候,而南方炎热、潮湿,就必须使建筑有良好的通风、防潮等功能,以创造较舒适的环境。  “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得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一、山西民居  我国传统民居遍布全国各地,内容广泛、丰富。提起北方民居,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合院,殊不知,北方民居的精华在山西。正如山西省的古代寺院等官式建筑是全国保存数量最多、年代最久、质量最好的,山西省也是全国传统民居建筑现存数量最多、质量上乘、艺术成就极高的一个省份。  (一)晋中广厦――乔家居  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就其建筑艺术而言,山西民居和皖南徽派民居齐名,素有“北山西,南皖南”之说,因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享誉海外的乔家大院便位于山西省祁县境内。  祁县民居的平面布局及体型颇具特色,属于典型的山西民居。一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符合风水术中“坎宅巽门”的说法。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院落四周房屋大都采用坡向内院的单坡顶,使外墙高大,雨水流向院内,形成“肥水不外流”。三是外墙高大厚重,防御性极强。祁县县城的巷道,两侧都是没有窗子的高墙,置身其中,不免发思古之幽。  祁县民居中,最著名的要数乔家大院,当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拍摄视角清晰地反映了这座古民居的布局特色和空间组合,以及精美的细部装饰等。虽然拍摄者只是以这些作为渲染故事情节的背景,但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座大宅院的恢宏气魄。  严谨有序的城堡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的乔家堡村。这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村落,走进乔家堡村,路旁都是高耸的青灰砖墙,没有窗户,偶尔有一两个圆拱形门洞,里面是黑漆木门,显得壁垒森严。  大院三面临街,独立于周围民居。大院四周是封闭的砖墙,高三丈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仿佛城墙上的敌楼,显得很有气势。乔家大院就是这样一座全封闭的方形的城堡式大院。  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以后又经过两次增修而建成现存的格局。整个宅院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共计有313间,占地面积约8700平方米。建筑物多而不乱,布局严谨有序。  新奇独特的造型  山西民居的一大造型特点是单坡屋面,屋面向里倾斜,而单坡顶背后的高墙朝向院外,墙体高大封闭,具有极强的防御性。山西气候干燥,春冬两季有大风,高大的外墙可以防风。而祁县单坡顶的民居更是独具地方特色,都是船侧反曲的层面形式,这与常见的单一凹曲线,或凸曲线屋面都不相同,形式新奇独特。  乔家大院最有特点之处还在于它的上人屋顶。大门上的城楼是上房顶暗室的必经之路,上下楼都要经过这下面的一条漆黑的通道楼梯。上去以后,所有的房顶都能去,房顶上的通道主要是为更夫设计的,道路曲曲弯弯,却四通八达。乔家大院的房顶上还设有更夫楼,尺度不大,却十分精致。平房顶随便走,但单坡顶都留有一条窄窄的道路,外侧还设有矮的女儿墙,防止人摔落。  站在乔家大院的房顶上,看到面前高低错落的起伏变化,会令人感到建筑美学反复、交错、连续、间歇中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的韵律感和神秘感。  精美的细部装饰  这样的大院落,其砖雕、木雕等各种装饰细部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而每一个雕刻每一幅画面都有其民俗的说法,都是一个故事,令人观之回味无穷。  乔家大院共有六个大院,虽经几期分建,中间时空跨度将近两个世纪,但仍保持了统一的风格,整个建筑浑然一体,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  古老的街巷、高耸的灰砖墙、雕饰华丽的门楼,以及大门前的拴马桩和上马石……徜徉于其中,我们仿佛回到了晋中地区的繁荣时代,感受到了当时居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生活,也体验到了前人用建筑的手段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华北平原上的明珠――平遥民居  平遥古城是北方民居中的精粹。这里村镇建筑格局规整而严谨,住宅本身的排列十分整齐,而且相对封闭,呈内向型的形态。直而窄长的街两侧探出是山式门楼,简洁、明了,标志着下边人家的入口所在。门楼之下,自墙内悬挑出装饰精细、华美的梁枋,支撑起同样精致的斗拱,共同托起上面的屋顶,其上的正脊与院墙端头相平齐,给人的感觉是“见墙而不见屋”。其侧面沿街的外墙墙头上用整齐的磨制砖砌出各种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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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上至真命天子,下到州官县府,都喜欢修建楼阁。中国古代的楼阁,或用来纪念大事、或用来宣扬政绩、或用来镇妖伏魔、或用来求神拜佛,其中又以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最为出名,并称“中国三大名楼”。 中国古代多在临水之地建楼,取凭高远眺,极目无穷之妙。达官显贵墨客骚人登楼一游,或际会四方之客,或酬唱应和之曲,放悲声,抒情怀,低吟浅唱,壮怀激烈,皆可乘兴而来,尽兴而去。故中国历代名楼皆有名诗佳作千古传唱。 三大名楼能够享誉海内外,是和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分不开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序”、崔颢的“黄鹤楼”在成为千古绝唱的同时,三大文化名楼的盛名也就随之而来了。 除了赫赫有名的“三大文化名楼”外,我国的名楼还有:位于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广西容县境内的“真武阁”、安徽马鞍山的“太白楼”、浙江嘉兴的“烟雨楼”、广州越秀山上的“镇海楼”、贵州贵阳的“甲秀楼”、四川成都的“望江楼”、云南昆明的“大观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等等。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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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民居实在是太古老了,因为我们甚至可以走进“山顶洞人”的家园。林林总总的中国民居,无不各具风情,它们是古人物化了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演绎人生话剧的最主要的舞台。  民居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种类之多令人惊奇。北方地区建筑多用厚重的围墙做四壁,以抗风霜、雨雪的严寒气候,而南方炎热、潮湿,就必须使建筑有良好的通风、防潮等功能,以创造较舒适的环境。  “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得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一、山西民居  我国传统民居遍布全国各地,内容广泛、丰富。提起北方民居,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合院,殊不知,北方民居的精华在山西。正如山西省的古代寺院等官式建筑是全国保存数量最多、年代最久、质量最好的,山西省也是全国传统民居建筑现存数量最多、质量上乘、艺术成就极高的一个省份。  (一)晋中广厦――乔家居  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就其建筑艺术而言,山西民居和皖南徽派民居齐名,素有“北山西,南皖南”之说,因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享誉海外的乔家大院便位于山西省祁县境内。  祁县民居的平面布局及体型颇具特色,属于典型的山西民居。一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符合风水术中“坎宅巽门”的说法。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院落四周房屋大都采用坡向内院的单坡顶,使外墙高大,雨水流向院内,形成“肥水不外流”。三是外墙高大厚重,防御性极强。祁县县城的巷道,两侧都是没有窗子的高墙,置身其中,不免发思古之幽。  祁县民居中,最著名的要数乔家大院,当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拍摄视角清晰地反映了这座古民居的布局特色和空间组合,以及精美的细部装饰等。虽然拍摄者只是以这些作为渲染故事情节的背景,但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座大宅院的恢宏气魄。  严谨有序的城堡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的乔家堡村。这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村落,走进乔家堡村,路旁都是高耸的青灰砖墙,没有窗户,偶尔有一两个圆拱形门洞,里面是黑漆木门,显得壁垒森严。  大院三面临街,独立于周围民居。大院四周是封闭的砖墙,高三丈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仿佛城墙上的敌楼,显得很有气势。乔家大院就是这样一座全封闭的方形的城堡式大院。  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以后又经过两次增修而建成现存的格局。整个宅院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共计有313间,占地面积约8700平方米。建筑物多而不乱,布局严谨有序。  新奇独特的造型  山西民居的一大造型特点是单坡屋面,屋面向里倾斜,而单坡顶背后的高墙朝向院外,墙体高大封闭,具有极强的防御性。山西气候干燥,春冬两季有大风,高大的外墙可以防风。而祁县单坡顶的民居更是独具地方特色,都是船侧反曲的层面形式,这与常见的单一凹曲线,或凸曲线屋面都不相同,形式新奇独特。  乔家大院最有特点之处还在于它的上人屋顶。大门上的城楼是上房顶暗室的必经之路,上下楼都要经过这下面的一条漆黑的通道楼梯。上去以后,所有的房顶都能去,房顶上的通道主要是为更夫设计的,道路曲曲弯弯,却四通八达。乔家大院的房顶上还设有更夫楼,尺度不大,却十分精致。平房顶随便走,但单坡顶都留有一条窄窄的道路,外侧还设有矮的女儿墙,防止人摔落。  站在乔家大院的房顶上,看到面前高低错落的起伏变化,会令人感到建筑美学反复、交错、连续、间歇中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的韵律感和神秘感。  精美的细部装饰  这样的大院落,其砖雕、木雕等各种装饰细部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而每一个雕刻每一幅画面都有其民俗的说法,都是一个故事,令人观之回味无穷。  乔家大院共有六个大院,虽经几期分建,中间时空跨度将近两个世纪,但仍保持了统一的风格,整个建筑浑然一体,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  古老的街巷、高耸的灰砖墙、雕饰华丽的门楼,以及大门前的拴马桩和上马石……徜徉于其中,我们仿佛回到了晋中地区的繁荣时代,感受到了当时居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生活,也体验到了前人用建筑的手段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华北平原上的明珠――平遥民居  平遥古城是北方民居中的精粹。这里村镇建筑格局规整而严谨,住宅本身的排列十分整齐,而且相对封闭,呈内向型的形态。直而窄长的街两侧探出是山式门楼,简洁、明了,标志着下边人家的入口所在。门楼之下,自墙内悬挑出装饰精细、华美的梁枋,支撑起同样精致的斗拱,共同托起上面的屋顶,其上的正脊与院墙端头相平齐,给人的感觉是“见墙而不见屋”。其侧面沿街的外墙墙头上用整齐的磨制砖砌出各种透空

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时间曾凝聚在1949年10月1日,当巍峨的华表披上曙光,当雄伟的天安门迎来新一轮的太阳,当无数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时刻,对于一个饱经忧患、受尽欺凌的民族来说是多么宝贵啊!中国,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让世界震撼的名字;一个让无数华夏儿女为之骄傲与自豪的名字,从此诞生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日子到来时,亿万华夏儿女为之雀跃。沉睡了百年的东方“雄狮”终于昂首立于世界之林。这是一个沸腾上升的祖国;这是一个如日中天的祖国! 我爱祖国,我爱祖国的壮丽山河;我爱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我爱祖国人民的勤劳、智慧与勇敢;我更爱祖国那生生不息、辉煌雄壮的民族魂!我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我热爱我的祖国,为自己是中华儿女而骄傲。 祖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千百年来牵系、造就了我们民族至高的美和至深的爱。她有如一位德高望重、雍容华贵的贵妇人:绵延万里的长城是她华丽的金项链;莽莽林海的大兴安岭是她俏丽的彩衣;巍峨峻拔的泰山是她金光闪闪的戒指;奇丽险峻的张家界是她高雅的金冠。四大发明使她辉煌灿烂;老子孔子让她闻名遐尔;丝绸瓷器令她光彩照人。大禹治洪水,安天下,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为了她;屈原忧愤满腔,投身汨罗江,是为了她;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抛头颅、撒热血是为了她;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毫不保留地献出自己的智慧、才华,艰辛地劳动是为了她! 缅怀漫漫岁月,凝聚缕缕遐想。翻开历史厚厚的书页,我们却发现,昔日的祖国也曾不堪回首。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身躯之时,当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祖国的大门,无数人民群众就惨遭杀戮。中国人民终于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含义,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开始奋起反抗。中山先生,在黑夜里开始规划治国方略,毛泽东,在贫瘠的土地上支撑民族的血肉与骨骼;邓小平,把饱经沧桑的瞳仁放大,指引多灾多难的祖国从世纪的风雨中走过!国家领导与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以天下安危为已任,前仆后继,为长夜难明的中国托起了照耀祖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太阳!今天,他们谁敢不惊叹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和飞速发展?谁敢不佩服奥运会场上中国健儿的奋勇!谁敢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无论是神州5号的成功还是奥运金牌榜上熠熠发光的金牌,一次又一次让世界向中国投来了惊羡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让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 站在时代的今天,我们回望:一个民族要独立,要发展,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还需要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需要一种更为博大深沉的民族精神。黄河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长城让我们永远刚强,“神舟”载人飞船使我们的天地无限宽广。“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传承了五千年的民族精神,正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使我们的明天更加辉煌。为了祖国的繁荣、民族的兴旺,我们会用激情点燃希望之火,用青春汗水浇灌成功之花。未来属于我们,世界属于我们,让我们刻苦学习、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而努力奋斗。 同学们,祖国在我心中,祖国在你心中,祖国在我们中华儿女的心中,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努力吧!奋斗吧!拼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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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中国在先秦(公元前221年)时代,“帝居”或“民舍”都称为“宫室”;从秦汉(公元前后200年)起,“宫室”才专指帝王居所,而“第宅”专指贵族的住宅。汉代规定列侯公卿食禄万户以上、门当大道的住宅称“第”,食禄不满万户、出入里门的称“舍”。近代则将宫殿、官署以外的居住建筑统称为民居。  中国木构架体系的房屋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萌芽。公元前5000~前3300年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反映出当时木构技术水平。公元前第 5千纪的中国中西部的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显示了当时村落布局和建筑情况,说明依南北向轴线、用房屋围成院落的中国建筑布局方式已经萌芽。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现存的民间住宅类型,可归纳为下列六类  一、木构架庭院式住宅 二、“四水归堂”式住宅  三、“一颗印”式住宅 四、大土楼  五、窑洞式住宅 六、干阑式住宅  下举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居的影响  中国北方的传统民居,总的特点是以院落(或天井)为核心,依外实内虚的原则和中轴对称格局规整地布置各种用房。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水平最高,也最为典型,是中国汉族传统民居的优秀代表。礼"的核心是建立一种等级制度。  四合院的居住秩序受儒家礼制思想的影响,严格区别内外,尊卑有序,对外隔绝却有天地。 "礼"是儒家为维持封建社会人际关系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其核心思想就是建立一种社会秩序  四合院就是一种体现了礼制思想的民宅  国人在建筑空间安排上,形成了中为尊,两侧为卑;北尊南卑;左尊右卑;前尊后卑体系。四合院中,北房的中间是客厅或祖堂,东次间是长辈卧室,西次间是主人的卧室。东、西厢房由晚辈居住,长子夫妇居东,次子夫妇居西。南房做外客厅、书斋。厢房与南房设垂花门及矮墙,隔绝内外,形成内外院,妇女不出内院,外客不进内院。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罩楼,住未出嫁的女子或女佣,或做为杂用房间。  四合院的门窗一致开向院里,门里门外都设有屏风或者影壁,外面看来相当封闭,里面的生活却自成体系。它突出长辈与晚辈、长子与次子、男人与女人的地位差别,体现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别"、"主仆有别"的特点。  四合院平面图与功能分析  方位与功能:  乾 坎 艮  兑 中宫 震  坤 离 巽  外院横长,大门开在前左角即东南角,进入大门,迎面在外院东厢房的山墙上筑砖影壁一座,与大门组成一个小小的过渡空间。由此西转进入外院。大门之西正对民居中轴的南房称"倒座",作客房,外院还有男仆室及厨、厕;由外院通过一座垂花门式的中门进入方阔的内院,即全宅主院。北面正房称"堂",大多为三间,饰彩色"的规定。正房开间和进深尺寸都比厢房大,故正房左右接出耳房,由尊者长辈居住。厢房是后辈们的居室。正房、厢房朝向院子都有前廊,用"抄手游廊"把垂花门与这三座房屋的前廊连接起来,可以沿廊走通,不必经过露天。开在前左角的民居大门称"青龙门",按后天八卦,北为坎,东南为巽,故宅门的此种布局称坎宅巽门,按风水观念认为是吉利的。宅门都是一间,按大小和规格又有数种:如广亮大门等级最高,进深大,门扇安在中柱一线,前后各有一个空间,前部空间两侧设守门人条凳,额枋下有雀替;金柱大门较小,门扇前移,安在金柱(即老檐柱)一线,门前空间也较小;蛮子门更小,门扇更前移,安在外檐柱一线,门前没有空间(图四)。以上三种都用在官宦人家。再小的是如意门,有的面阔只及半间,门扇也在外檐柱,用在虽非官宦而相当殷富的人家。最小的是墙门,没有进深,门上有小屋顶,或模仿西洋建筑砌通天柱  从外院进入内院的中门,通常是一座称为垂花门的小门屋,施悬山"勾连搭"顶(即前后两个双坡顶相接),造型玲珑,相当华丽,预示由此进入内宅,丰富了内外二院的景观(图六)。 北京四合院庭院方正,是为冬季多纳阳光。冀南和晋陕豫等地,夏季西晒严重,院子变成南北窄长,以减少阳光。西北甘肃、青海,风沙很大,院墙加高,称为"庄窠"。东北土地辽阔而气候寒冷,为更多接纳阳光,院子常十分宽大,宅墙内空地甚多。各地的四合院,适应家居生活的需要,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北京四合院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四合院的营建是极讲究风水的,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水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此外,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四合院民居形式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进入庭院,尤如步入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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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传统聚落文化浅析【导读】本文通过分析传统民居现状,提出聚落生态文化的概念,并运用生态学、景观学、建筑物理学等相关理论对其基本特征、形成机制、景观价值、空间特性及社会和经济效益等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聚落文化发展与技术结合的重要性,人聚环境规划、开发、利用、保护的设计原则及相关对策,对今天日益升温的民居聚落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1 前言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传统民居聚落及其相关的形态、景观、文化有极高的自然、景观、历史、人文及经济价值,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经济、旅游开发活动及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某些聚落独特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步丧失,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去合理规划、开发、利用、建设这些宝贵的资源,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2 聚落生态文化的概念传统民居聚落因地域、气候、民族、文化、经济等不同而千差万别,目前能够保存下来的原因及机制却有着共同之处,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其区位相对偏远,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交通信息不够发达,受现代文明冲击较少,这样的居住形态是自然、人及人聚环境相互选择形成的。特定的聚落文化也是依附于这种特定的形态,在长期的选择过程中,自然与人文及建筑空间形态不断融合、进化,形成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生态体,有着较为独立的系统特征及生态运行机制,体现出特定的文化特质及场所精神。综合各种因素,这种人聚环境已演变成为一种居住文化形态,且具备生态特征,在此,我们称之为“聚落生态文化”。3 聚落生态文化分析1聚落生态文化基本特征聚落生态文化在生成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和生态两个方面的特征。(1)系统特征人类聚居点本身就是由各种自然及人文场所构成的系统,由此衍生的文化生态体也同样具备系统的特征,这种系统本身是自律、调和、均衡的,在没有特别外力作用下,它将保持这种文化形态持续发展,这也是现在许多文化聚落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2)生态特征传统村镇聚居点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生态特点,它们象一簇簇植物一样,在多种人文及自然条件制约下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并由小而大的向前发展,形成今天这样的布局规模及形态,它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其中记载和蕴含了历史、人文的沧桑及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斗争历程,这也是现存聚落空间魅力所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与自然共生——聚落空间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征与所处自然环境特点有直接联系,依赖于自然而生存,人类的局部活动也影响自然环境形态的改变,在缓慢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活动主体的聚落与自然空间磨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一个局部的自然——人类——生态系统,即居住生态体。②生态链的完整是聚落空间文化形态存在的基础。人及聚落与自然空间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互动。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的空间及物质条件,人类也在自然中塑造着符合于自然规律的居住模式和文化,并赋入自然新的改造与内容,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人类是其中的一个消费者,因此适度开发及改造自然是维持这一生态链平衡的重要法则,当这一活动在大自然的自我调节范围内时,自然对人类是宽容和仁慈的,而受惠于自然的人类也有情于自然,这种和谐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在村镇聚落发展中的具体体现。保持聚落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也是人类居住文化链节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一生态文化因子的存在,才使人类居住文化生态得以平衡,若采用破坏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则无异于人类过度使用地球有限资源所带来的后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永久丧失这一文化资源。③聚落文化的生长机制体现出明显的生态学特征,人类对历史文化的崇拜来自于它们漫长岁月所形成的深厚积沉,由于我们无法洞悉其形成的 _html 论文题目:根据课堂所学内容,结合个人兴趣,选择以下任一研究方向,开展课后继续学习,并拟写相关论文:居住空间理论探索;传统民居聚落文化研究;优秀传统民居聚落的保护利用策划探讨(可结合相关工程实践)。基本要求: 在课堂与课后学习的基础上,要求有新发现和新见解,避免他人观点的罗列、拼凑,不可存在剽窃和抄袭现象。 务求论点明确,论证严谨,论据充实、可靠,文字精练,字数以 3000-6000字为宜。 符合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应附中文提要(150—240字)及关键词(3—5个);论文的标题层次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如:一级标题1,二级标题1.1,三级标题1.1.1。层次逻辑关系必须清晰。 行文严谨,参考文献、资料和数据要认真核对,引用他人成果要注明出处,参考文献格式规范(作者.文题/书名.期刊/出版地:出版社.发表/出版时间:页码.)。本页为结课论文统一封皮。 课程论文提交:2009年1月4日之前。

你看这个如何。 谈在建筑设计中综合考虑建筑节能与建筑噪声控制这是一篇评职论文  摘 要:在夏热冬冷地区(以湖南地区为例)建筑设计中综合考虑建筑节能与建筑噪声的一些技术手段,对建筑节能与建筑噪声控制的实践操作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具体来说,在建筑围护结构的材料和构造的选用及处理和建筑设计相关方面(如:建筑绿化)等环节上可实现两者兼顾,并均取得一定效果。  关键词:建筑节能; 建筑噪声; 传热系数; 隔声量; 围护结构  1前言  众所周知,能源问题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在全世界总的能源消耗中,建筑能耗约占25%~40%。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节  能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随着一系列关于建筑节能的国家法规及地方标准的颁布和实施,整个建筑行业从业人员不仅从观念上对建  筑节能有了一定的重视,而且在具体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果。  使建筑节能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均获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关于建筑节能,我们尚有许  多工作要做。  同时,随着我国的社会和城市建设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开始对影响我们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噪声问题投入更  大的关注,噪声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我国目前的整体状况来看,我国的建筑声环境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  有的重视。而建筑噪声控制工作在整个建筑行业中也处于起步阶段,往往是建筑噪声出现后,进行噪声治理,而对于建筑噪声的防护和  控制,虽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方法。但在实践操作上并不普及。  本文试浅谈在夏热冬冷地区(以湖南地区为例)建筑设计中综合考虑建筑节能与建筑噪声的一些技术手段,借此对建筑节能与建筑  噪声控制的实践操作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2从理论上谈谈建筑节能与建筑噪声控制的原理和措施  节能方面,湖南省属于夏热冬冷地区,不论从冬季保温还是夏季隔热方面,建筑能耗构成主要是通过围  护结构(墙、屋顶、楼板、门和窗)的传热及空气渗透。关于围护结构的传热,与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K[W/m2?K])紧密相关,  而解决空气渗透在于增强建筑的密闭性,密闭主要是在门窗这一块,门窗要有很好的气密性。噪声控制方面,主要考虑建筑围护结构的  隔声,为使所设计建筑达到允许的噪声标准,必须使围护结构具有足够的隔声性能,以防止来自外界的噪声干扰。同时,建筑的密闭性  对建筑隔声也有明显的影响,墙体等围护结构上的孔洞(例如门窗缝隙等)会使其隔声性能明显下降。  因此,在建筑围护结构中采用传热系数较低而又可提高围护结构隔声量的材料(例如离心玻璃棉等)或构造,可取得节能和隔声两  方面的效果。另一方面,虽然增强窗的气密性与减少围护结构的孔洞、缝隙面积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对建筑密闭性的要求使其在构造  上具有某些相近的措施。  其他某些建筑设计相关方面,例如建筑绿化也同样在节能和隔声两方面有着积极的含义和作用。建筑绿化可起改善局部热气候;调  节空气湿度;降低城市噪声污染;防止灰尘侵袭等作用。  由此可见,在建筑设计中采取某些综合考虑建筑节能与建筑噪声控制的技术手段从理论上说具有可行性及现实意义。本文综合考虑  的途径主要从围护结构的材料和构造方式上着手,并思考建筑绿化的作用。下面从具体细节上讨论。  3可综合考虑节能和隔声的围护结构  可综合考虑节能和隔声的围护结构主要有外墙,外门、窗等,下面谈谈在这些围护结构的构造和材料的选取上具体如何兼顾节能和  隔声。  1外墙。现阶段湖南地区建筑外墙以240厚粘土空心砖为主,分层增加约20~60厚膨胀聚苯板或聚苯颗粒保温砂浆等材料形成外墙  保温构造以满足整个建筑节能设计要求。而砖墙本身面密度大,隔声较好,240厚砖墙双面抹灰的计权隔声量达到5dB,完全能满足  建筑隔声要求。但建筑外墙有提倡使用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趋势,这种材料虽导热系数较低,约2~3,可很大程度上降低墙体传热系  数。但其隔声性能不如砖墙,200厚加气混凝土墙双面抹灰的计权隔声量为5dB,这与其面密度有关(质量定律)。此时,若只采用  200或240厚加气混凝土砌块外墙自保温则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难以达到隔声要求,须采取增加其他材料或设空气层等构造措施来提高隔声  量。在设计中应注意此类情况。  2门窗  1外窗  窗墙比:不同朝向的窗墙比的大小对能耗有很大影响(由于外窗的传热系数一般来说比外墙小很多,影响外围护结构的综合传热  )。随着窗墙面积比的增大,外窗的传热系数要求更小,以达到相近的节能效果。不同朝向、不同平均窗墙面积比的外窗传热系数见表  1。  同样,窗墙比对外围护结构的综合隔声能力也是有很大影响的。窗户的隔声性能不好,如果窗户的面积不大,隔声性能与窗面积大  、隔声性能非常好的窗几乎差不多(见表2)。  由此可见,在适当范围内减小窗墙比可使节能和隔声均更易满足要求。  窗体材料:节能方面,湖南地区窗框材料木、塑料、断热铝合金优于钢、铝合金(见表3)。但木、塑料非现代建筑所青睐,断  热铝合金由于造价较高,使得铝合金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窗框材料,同时采用复合层玻璃(如中空玻璃窗)等方法提高窗的节能效果。  隔声方面,同济大学声学研究所对于不同的窗框材料的隔声性能做了测试,可从其实测结果得出结论:铝合金窗框与塑钢窗框在  1KHz以下,两者隔声量基本接近,但铝合金窗框在中高频隔声性能优于塑钢窗。而关于玻璃,我们知道可以单纯增加玻璃厚度来提高隔  声量。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使用复合层玻璃来替代,可以取得窗扇重量大为减轻的优点。在随复合层玻璃的变化,隔声性能的数据对  比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有实用意义的结果,即在玻璃+空气层+玻璃的复合层中,单层玻璃的厚度宜控制在4~6mm,空气层厚度约在10mm  左右。经过对比,若节能设计时的采取相近的中空玻璃参数,可以取得节能和隔声两方面的效果。  双层窗:双层窗对节能和隔声都有利,双窗的间距受到建筑物外墙厚度的限制,可供采用的间距一般为10cm左右。实验测量表明  ,双窗间隔10cm的计权隔声量为33dB。在双窗间隔作吸声处理后,其隔声量达36dB。隔声效果较好,而双层普通玻璃窗的节能效果可见  表3,而从造价来说,双层窗的工程造价约为复合玻璃窗的50%。  2住宅外门及阳台门  湖南地区住宅外门及阳台门在节能设计中可采用多功能户门(具有保温、隔声、防盗等功能)及夹板门等。夹板门一般中间填充玻  璃棉或矿棉等作为保温材料,而玻璃棉或矿棉等同时也是吸声材料,节能设计中应用较多的如:双层金属门板,中间填充15mm厚玻璃棉  板,可考虑适当增加填充厚度来提高隔声量。而门的密缝处理对于门的隔声也有很大影响,在防止空气渗透上也能起一定作用。  4建筑绿化  建筑绿化在节能上的含义及作用已是众所周知的,而利用绿化减弱噪声,也是常用的噪声控制方法。  1节能方面,绿化可以调节温度,尤其是降低夏季温度,树木枝叶形成浓荫可以遮挡太阳辐射和地面、墙面和相邻物的反射热。  经过测试,夏季林地及草坪的气温与普通场地气温比较,平均降温值约为5~3℃。而西墙外有绿化的房间的室温低于无绿化的房间约3  ℃,同时在11~16时段内的升温速率有绿化房间也明显优于无绿化房间。不同的建筑绿化布置方法对节能均能起到一定效果。如:临街  绿化,楼间绿化,楼旁绿化,建筑本体绿化等。  2减噪方面,在噪声源与建筑之间的大片草坪或是种植由高大常绿乔木与灌木组成的足够宽度且浓密的绿化带,是减弱噪声干扰  的措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运用绿化来防止和减少噪声对建筑的干扰时,应考虑到噪声的衰减量随植物配置方式、树种及噪声的频率  范围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绿化对于低频噪声的隔声能力优于高频;混植林带的隔声能力优于纯植林带;而植物本身的吸声能力,  一般以叶面粗糙、面积大、树冠浓密的为强。在建筑绿化布置方法上,临街绿化对减噪的作用较大。在道路边设置8~4m宽的灌木绿  带+6m宽的大乔木绿带,其隔声量可达8~10 dB。  湖南地区的植物基本属于常绿植物,以香樟最为常见,香樟属于常绿乔木,一般来说,可形成浓密的树冠及浓荫,在建筑绿化中以  香樟与灌木绿带的结合布置较为普遍,设计得当,在节能与减噪方面均能产生效果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柳孝图建筑物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 项端祈实用建筑声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 房志勇建筑节能技术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4]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物理研究所建筑声学设计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5] 刘明明外窗的隔声作用及塑料窗的隔声性能化学建材16(2)18~  (免费论文,仅供参考。如有版权问题,请与九品论文网联系, jp14034570 )也可以去那上面看看,相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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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么多,你不把分给我,哼哼`看我怎么收拾你哦  福建土楼  福建土楼,遍布全省大部分地区,尤以福建西南部的漳州、龙岩地区为众,其中位处西部的永定县和南部的南靖、平和、华安等县最为集中,是一种供聚族而居、且具有防御性能的民居建筑。它源于古代中原生土版筑建筑工艺技术,宋元时期即已出现,明清时期趋于鼎盛,延续至今。一般单体建筑规模宏大,形态各异,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建筑风格独特,工程技术高超,文化内涵丰富。结构上以厚实的夯土墙承重,内部为木构架,以穿斗式结构为主。常见的类型有圆楼、方楼、五凤楼(府第式)、宫殿式楼等,楼内生产、生活、防卫设施齐全,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独特类型,为建筑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华安的二宜楼,永定的承启楼、振成楼、奎聚楼、福裕楼,南靖的和贵楼与田螺坑土楼群,平和的绳武楼,是福建土楼的典型代表。  二宜楼、承启楼、振成楼、绳武楼以及田螺坑土楼群五座中的四座,皆是闻名于世的圆形土楼,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闽南的福佬语系和闽西的客家语系土楼建筑的异同,又体现了不同时代土楼建筑的特色。  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破土奠基至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竣工落成的永定承启楼,位于永定县古竹乡高北村,整座楼由四个同心圆的环形建筑组成,石基土墙砖木结构,通廊式。环与环间以天井相隔,石砌廊道相通。楼墙周长6米,总面积17平方米。其中,外环4层,高4米,设4部楼梯上下,每层用穿斗式木构架和浆砌泥砖分隔成72开间;底层为厨房,2层为谷仓,3、4层是卧室,并在外墙开窗;二环高两层半,每层44开间;三环为单层,作为书房,计36开间;四环是厅堂与回廊组成的单层“四架三间”两堂式院落,是楼内族亲议事、婚丧喜庆等活动场所。公共设施除了凿有2口饮用水井外,还有一个大门、3个中门、8个侧门、8个檐廊拱门、8个防卫巷门和百余米的上下楼梯、千余米的通廊,安排之巧妙,令人折服。鼎盛时期这里居住着江氏族亲达80多户、600余人,现尚住有50多户、300余人。这种通廊式土圆楼,是福建闽西客家土楼中最有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最早被作为圆形土楼的杰出代表载入《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名胜词典》、《中国住宅概说》等书,制作成模型参加国际联展,印成面值1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向国内外发行,被日本组织的世界邮票年度评审定为当年最佳邮票。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始建、历时十二年竣工的华安二宜楼,位于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是蒋氏家族36户200多人聚居之宅。此楼背靠杯石山,面临交汇于楼前的小溪,取宜山宜水宜室宜家之意作为楼名。楼的平面呈圆形,石基土墙木结构,内外环,单元式内通廊,对外开一大门和左右两侧小边门。外环四层,高18米,每层52开间,除三个楼门和祀堂占4开间外,其余48个开间分隔成12个单元,各备楼梯上下,相对独立。底层为客厅或卧房,2、3层作卧室,顶层是祖厅。内环单层,高4米,分12单元,作为厨房、餐厅和谷仓等,并有过廊与外环楼连接,围合成每个单元内的小天井。楼中央是公用的庭院,凿水井2口。外墙底层以花岗岩块石垒砌,二层以上用生土夯筑,1-3层不设窗,仅在外环的四层楼设通廊将各开间联成一体,向外凿墙开56扇窗户,广布枪眼以备防卫匪患。楼内装饰繁简有度,重点突出:正对大门的祖堂、各单元顶层的祖厅和底层小天井的檐廊,雕凿彩绘,精巧绚丽;每家每户的壁画,更多出当地名家之手,维妙维肖。这种单元式土圆楼,整体空间布局独具特色,防卫系统构思独创,建筑装饰精巧华丽,是福建闽南土楼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明显有别于闽西的客家土圆楼。  由1座方楼(步云楼)和4座圆楼(和昌楼、文昌楼、振昌楼、瑞云楼)组成的田螺坑土楼群,位于南靖县书洋乡上坂村。它以方楼居中,4座圆楼立于左右上下,疏密有间,错落有致。楼与楼之间,鹅卵石阶曲折相连。每座楼皆为三层的石基土墙木结构,通廊式,底层是厨房,中层为谷仓,顶层是卧室,中为共享的庭院,皆有一口清澈的水井。除方楼设四个楼梯上下外,4座圆楼皆设2个楼梯上下,一个大门出入。从第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至最后一座竣工于1966年,繁衍生息在这里的黄姓子孙前后历经了近二百年,方才造就了人间此般奇景。从山顶往下看,以平面呈“器”字形,近似奥林匹克的五环,酷似山间绽开的梅花,外国人说犹如“天上掉下来的飞碟”,中国人讲更像“地上长出的蘑菇”,倍受赞赏;从山脚往上看,座座土楼顺山势而建,壮丽得宛若江南“布达拉宫”,令人倾倒。充分展现了土楼建筑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特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史蒂文斯·安德烈考察后赞美道:“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建筑模式”。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研究员见状,赞不绝口,赋诗曰:“田螺坑畔土楼家,雾散云开映彩霞。俯视宛如花一朵,旁看神似布达拉。或云宇外飞来碟,亦说鲁班墨斗花。似此楼形世罕有,环球建苑出奇葩。”  此外,振成楼,中西合璧,用料考究,就建筑质量而言是近代土楼建筑的上乘之作。绳武楼,结构精巧,雕饰精美,是单元式与通廊式土楼相结合的典范。和贵楼,为方形土楼,兴建于淤泥地上,以木桩垫基,高达五层。福裕楼,为五凤楼,又称府第式土楼,是客家土楼与闽西南传统民居建筑手法的有机结合。奎聚楼,为宫殿式土楼,显示了主人的地位和财力。皆各有千秋。  2001年6月25日,福建土楼被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将承启楼、振成楼、和贵楼、奎聚楼、福裕楼、绳武楼和田螺坑土楼群与1996年11月20日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二宜楼合并,名称福建土楼。  保护范围:华安的二宜楼,永定的承启楼、振成楼、奎聚楼、福裕楼,南靖的和贵楼,平和的绳武楼,围墙四周各向外延伸50米;南靖的田螺坑土楼群,前至田,后至公路,左至山,右至田。  中国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窑洞式住宅较多,在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黄土地区,当地居民在天然土壁内开凿横洞,并常将数洞相连,在洞内加砌砖石,建造窑洞。窑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土地,经济省工,将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有机结合,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渗透着人们对黄土地的热爱和眷恋。    中国北方民居与地理环境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北京民居  四合院是北京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的传统住宅。其基本特点是按南北轴线对称布置房屋和院落,坐北朝南,大门一般开在东南角,门内建有影壁,外人看不到院内的活动。正房位于中轴线上,侧面为耳房及左右厢房。正房是长辈的起居室,厢房则供晚辈起居用,这种庄重的布局,亦体现了华北人民正统、严谨的传统性格。北京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寒少雪,春旱多风沙,因此,住宅设计注重保温防寒避风沙,外围砌砖墙,整个院落被房屋与墙垣包围,硬山式屋顶,墙壁和屋顶都比较厚实。  内蒙民居  蒙古包是内蒙古地区典型的帐幕式住宅,以毡包最多见。内蒙古温带草原的牧民,由于游牧生活的需要,故乡以易于拆卸迁徙的毡包为住所。传统上蒙古族牧民逐水草而居,每年大的迁徙有4次,有“春洼、夏岗、秋平、冬阳”之说,因此,蒙古包是草原地区流动放牧的产物。  宁夏民居  宁夏地处西北远离海洋,降水少、温差大,气候严寒,大陆性气候特征明显,冬春干旱多风沙,盛行偏北风,故住宅一般不开北窗。为保温防寒,采取厢房围院形式,且房屋紧凑,屋顶形式为一面坡和两面坡并存。  陕北民居  窑洞式住宅是陕北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地区较为普遍的民居形式。分为靠崖窑、地防窑和砖石窑等。靠崖窑是在黄土垂直面上开凿的小窑,常数洞相连或上下数层;地坑窑是在土层中挖掘深坑,造成人工崖面再在其上开挖窑洞;砖石窑是在地面上用砖、石或土坯建造一层或两层的拱券式房屋。黄土高原区气候较干旱,且黄土质地均一,具有胶结和直立性好的特性,土质疏松易于挖掘,故当地人民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挖洞而居,不仅节省建筑材料,而且具有冬暖夏凉的优越性。由于地坑式窑洞难于防御洪水的侵袭,且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放弃了地坑式窑洞的修造,并陆续在地面上营建砖木结构房屋而居。  山西与山东民居  山西太行山区与山东胶东丘陵一带两地民居形式类似,单门独院,有门楼,两面坡屋顶。由于山高石料普遍,依照传统上建筑材料就地取材原则。故砖石住宅较多。山西民居还多见砖雕等装饰。两地纬度相近但降水存在差异,故屋顶坡度略有不同,前者因地势较高,东南面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太行山阻挡海洋气流,降水不多(<700毫米/年);后者广谷低丘距海近,降水较多(>700毫米/年),为便于排水屋顶坡度较陡。  陕南地区,有山坳、河沿和平坝,居民根据地势、原料等条件,建有多种居民,传统的住房有石头房、竹木房、吊脚楼、三合院及四合院等。 石头房:多建于山区,镇巴、安康、西乡山区很普通遍,顾名思义,石头房以石为基本材料。通常是后墙靠山崖,三边以石头砌墙,屋顶木架上铺以油页石板。石头房经风耐雨,造价低廉。 竹木房:四壁用圆木垒成,并留有门窗。屋顶用毛竹搭在木梁上,再以竹篾条结成以蓼叶复盖。有的人家在横梁上架木,上铺密竹,抹上灰泥,成为顶楼,上置火塘,用以炽烤和存放粮食。竹木房多建于抹边及山坳,南郑、宁强和城固等山区常见。 吊脚楼:多建于沿江集镇。吊脚楼以木桩或石为支撑,上架以楼板,四壁或用木板,或用竹排涂灰泥。屋顶铺瓦或茅草。吊脚楼窗子多向江,所以也叫望江楼。吊脚楼是远古巢居的发展。 三合院和四合院:多见于平坝城镇。三合院有正房3间,中间为堂屋,东西为厢房2-3间。正房前方屋檐外伸,可用来吃饭、歇脚。厢房开间比正房小,两端有围墙相连,墙中间朝南开门。四合院由正房、厢房和过门房组成,中间有一天井,比三合院更讲究。三合院和四合院居室以土坯、砖石、木料为基本材料,大门多向南。忌朝西。 随着款方经济的发展,农村砖房和城市楼房日益多起来。  侗族  每逢节日,侗寨男女老幼便欢聚在鼓楼前“踩歌堂”或看侗戏。夏天,人们到鼓楼聊天乘凉;冬天,大家围坐在火炉边讲故事。鼓楼至今仍是侗家人议事、休息和娱乐的场所。鼓楼是侗族人民的标志,也是侗族人民团结的象徵。  侗族民间有"建寨先楼"之说。每个侗家至少有一座鼓楼,有的侗寨多达四五座。过去鼓楼都悬有一面牛皮长鼓,平时村寨里如有重大事宜,即登楼击鼓,召众商议。有的地方发生火灾、菲盗、也击鼓呼救。一寨击鼓,别寨应声,照此击鼓。就这样,一寨传一寨,消息很快就传到深山远寨,鼓声所及,人们闻声而来。因此, 侗家人对鼓楼,长鼓特别喜爱。侗寨鼓楼,外型象个多面体的宝塔。一般高20多米、11层至顶,全靠16根杉木柱支撑。楼心宽阔平型,约10平方米见方,中间用石头砌有大火埚,四周有木栏杆,设有长条凳,供歇息使用。楼的尖顶处筑有葫芦或千年鹤,象徵寨子吉祥平安,楼檐角突出翅起,给人以玲珑雅致,如飞似跃之感。  建於清初,距今有300年历史的贵州从江增冲鼓楼为宝塔形,双葫芦顶,楼高25米,占地面积160平方米。内有四大柱,每根直径为8米,高15米,每柱之间距离为6米,构成高耸的锥形方架,为鼓楼的栎梁骨干部分。距内四大柱的外围3米处,竖有8根高5米的支柱,将四大柱团团围住,并以穿枋与内四柱相连,呈辐射形状。再叠上数层,每层则用8根短瓜柱层层叠竖,依内四柱将穿枋逐层缩短,紧密衔接,竖到第11层。四大柱的上面即第11层的上面,另立有两层八檐八角的伞顶宝塔,为鼓楼的顶部。  傣族人住竹楼已有1 4 0 0 多年的历史。竹楼是傣族人民因地制宜,创造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民居。顾名思 义,竹楼是以竹子为主要建筑材料。西双版纳是有名的 竹乡,大龙竹、金竹、凤尾竹、毛竹多达数十种,都是 筑楼的天然材料。  传统竹楼,全部用竹子和茅草筑成。竹楼为干栏式 建筑,以粗竹或木头为柱椿,分上下两层。下层四周无 遮栏,专用于饲养牲畜家禽,堆放柴禾和杂物。上层由 竖柱支撑,与地面距离约5 公尺左右。铺设竹板,极富 弹性。楼室四周围有竹篱,有的竹篱编成各种花纹并涂 上桐油。房顶呈四斜面形,用草排覆盖而成。一道竹篱 将上层分成两半,内间是家人就寝的卧室,卧室是严禁 外人入内的。外间较宽敞,设堂屋和火塘,既是接待客 人的场所,又是生火煮饭取暖的伙房。楼室门外有一走 廊,一侧搭着登楼木梯,一侧搭着露天阳台,摆放着装 水的坛罐器皿。  傣家人的习惯进屋都要脱掉鞋子,光脚踩在竹席上 ,天长日久竹席就变成亮锃锃的。当人们步上木梯,坐 在金黄色的篾席上,喝着主人送来的茶水或米酒,眺望 着窗外绿茵茵的油棕、椰子和香蕉树,听着鸟儿的歌声 ,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傣族喜欢独家独院,当孩子成人娶亲,便有新的院 落出现。谁家建造新竹楼,全寨子的人都会来帮忙,送 草排,赠青竹,来帮工。因此建房速度相当快,一幢楼 一两天即可竣工。新楼落成,男女老幼前往祝贺。傣族 人民喜爱的“赞哈”,更是以自己的歌声,祝福主人迁 入新居后的美满生活。  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竹楼也在演变进化。不少竹 楼已不是全竹结构了。有的用木板作墙铺地,有的用砖 块砌墙,有的屋顶已不用茅草而用油毡,青瓦或铁皮铺 成。楼下不再饲养畜禽,只供堆放杂物。室内的陈设,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彩电、录音机、音响等家用电器, 已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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