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论文1000字怎么写的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等。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但他给定了国学的新定义，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主张值得今天给予足够重视。我宁愿采纳马先生的国学定义。国学并非不好，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也就是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得没有根基，“新”得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百年来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前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倡，国人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来，“理一”还得“分殊”，这是宋儒的观点。但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其实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比我们长。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好了，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只有状元、举人、进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完全赞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成为法定假日，效果极好。其实元宵节也应该放假一天。事实上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正式上班的状态。但是又不可处处“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1、不能。一个人只有一篇。2、可以。只是大家都会写满上限，你觉得你那1000字有竞争力？3、往年书目忘了。你再多找找把。其实自己写自己喜欢的就是了，书目什么的没什么大意义。4、每个人10－15分钟，也就关于你读过什么书？有的人会碰到自我介绍。还有关于你文章里提到的一些观点，要你进一步阐述。
国学概论论文1000字怎么写好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长袭宿收，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国学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灵魂，是连接炎黄子孙的血脉之桥、心灵之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的国学就具备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华五千年历史智慧的精髓，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客观环境，维系着中华文化之根“国学”一词，最早出自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及《国学概论》的演讲，它以先秦经典和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内容，形成了恢宏的“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其内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并非我会那么狂妄，会以但丁的天才乃其伟大成就自比，而是以但丁的立身处境自况。但丁的心中?�这段话可以说是《我与我的世界》的一个小小缩影。 这本书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矛盾与挣扎的心灵历程。曹聚仁曾认为鲁迅的《孔乙己》“象征知识分子的没落；从这面镜子中照见了自己的灵魂"[29]，他的《我与我的世界》，也是一本能照见作者自己灵魂，能象征“站在热闹的斗争的边缘上"观察、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艰难求索，终而走向孤独与落寞的书。在这个意义上，《我与我的世界》是研究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思想与生活的重要史料。 因为在三十年代与朋友创办《涛声周刊》，提倡“乌鸦主义"（即理性主义批判），曹聚仁被人讥为“乌鸦"。他认为讲别人不中听的话没什么不好，也就承认了下来。疏离中心，立足潮流之外的人是孤独的，然而承受得住这种孤独的人又终将得到补偿。曹聚仁一生著述甚丰。文学批评值得一提的还有《人事新语》和《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主要是现代中国传统戏曲经典作品和表演大师的批评，也包括一些现代话剧经典作品的评论。特别是《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一书，收有两千多幅图片、剧照，二十多万字的介绍和评论，可说是图文并茂，蔚为大观。它在1971年出版，可视为作者对“文革"文化专制主义的自觉抗争。此外，作为学者和年轻时就为章太炎记录、整理过《国学概论》的人，中国古代和近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有他独特的贡献。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在香港《晶报》上连载（1970年1月2日——1970年9月15日）的“听涛室随笔"，它在曹聚仁逝世后更名为《国学十二讲——中国学术思想》出版。这是一部以随笔形式叙述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著作；作者自称“是有所见的书，不仅是有所知的书，窃愿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知者"[30]的书，可谓自视甚高，但也称之无愧。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骗，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试概括出几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作国学，其实把自己变成了千古罪人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等。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但他给定了国学的新定义，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主张值得今天给予足够重视。我宁愿采纳马先生的国学定义。国学并非不好，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也就是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得没有根基，“新”得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百年来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前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倡，国人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来，“理一”还得“分殊”，这是宋儒的观点。但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其实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比我们长。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好了，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只有状元、举人、进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完全赞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成为法定假日，效果极好。其实元宵节也应该放假一天。事实上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正式上班的状态。但是又不可处处“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国学概论论文1000字怎么写好看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 20世纪的20年代，国学最为流行。除了章太炎的上海系列演讲，还有几件不小的事情，使国学的名声大震。一是1922年和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分别开了两个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列书籍184种。梁启超不赞成胡适的书目，认为他该列入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的倒列了不少。所以他索性自己重开了一个书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4月26日开列的，收书目141种。试想当时的胡适之和梁任公在思想界是何等影响，他们这样的大举动，对国学的推动能没有作用吗？ 其实20世纪更重要的事情，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 后来的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 但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到1929年就停办了。无独有偶，北大国学门也存在了四年的时间，1927年停办。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到20年代末大学的学术分科渐趋成熟，文、史、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那么综合性的国学，其立足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小了。 和国学有关的是“国故”和“国粹”。“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文化家底，都可以叫做“国故”。胡适觉得“国故”这个词可以成立，他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并说研究国故的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而“国粹”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派主张发扬本国精神的学人，例如创办《日本人》杂志的志贺重昂，提出了日本有自己“独有的国粹”的想法。其涵义相当于“民族性”或者“民族精髓”，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很早使用，章太炎的著作里使用国粹的概念更要多一些。 但“国粹”的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似乎走了下行路线，不再指民族性或者民族精神，而是包括了物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京剧、中医、中国功夫等，就成为国粹了。或者还可以包括中国画、中国书法等。 纯精神现象则不容易找到可以用国粹称之的事物。而且国粹须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还在继续发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过去的遗存。比如秦砖、汉瓦、兵马俑、武则天墓、楚简、帛书等等，还真的不能叫国粹，而是可以称为国宝的。 国学、国故、国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开来。国故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国粹也不能用得太泛。 国学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都说过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也说过这个词不够恰当。但他给定了国学的新定义，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主张值得今天给予足够重视。我宁愿采纳马先生的国学定义。国学并非不好，但不必一窝蜂地大热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也就是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得没有根基，“新”得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不排除有人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我们百年来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前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倡，国人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来，“理一”还得“分殊”，这是宋儒的观点。但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其实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比我们长。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好了，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只有状元、举人、进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完全赞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成为法定假日，效果极好。其实元宵节也应该放假一天。事实上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正式上班的状态。但是又不可处处“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经典阅读可以变化人们的气质，可以有助于逐渐转移社会的风气。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长袭宿收，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国学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灵魂，是连接炎黄子孙的血脉之桥、心灵之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的国学就具备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华五千年历史智慧的精髓，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客观环境，维系着中华文化之根“国学”一词，最早出自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及《国学概论》的演讲，它以先秦经典和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内容，形成了恢宏的“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其内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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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情概要论文1000字怎么写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陶行知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认为，培养人才不看形式而要看实际的真本领。他称“教人求真”的教师，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需要具备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②教师教人求真，首先就应当教人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不做“伪君子”，伪君子为名利所动，会丢掉人生最宝贵的人格，“演出千百之伪状”，而真人则求真知识，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办事，就可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学生学习就是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追求虚名，而要学习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真本领。1940年底，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资格证明书，陶晓光因没有正规学历，便向熟人要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陶行知闻讯后，认为不妥，即电告晓光将证明书寄回，并写信对晓光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③陶行知认为“才”与“不才”，在于其知识、学识是否“真”。真学问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和实践求得，而不是由什么“证书”之类所决定。 陶行知认为在学问上忠于真理，则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他说：“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作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④陶行知要求真人需是“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他认为这种立志为老百姓造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的人，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中人”最根本的道理到40年代，陶行知的的人才教育观，又进一步发展为“亲民”的思想）他在办社会大学时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所谓“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所要培养的人才已经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才观相一致。不仅区别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发展个人奋斗的人。 陶行知还认为，要引导新一代“学做真人”就要实行全面培养这其中包含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⑦这三个要素，实际涉及了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在知识教育上，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要有灵活的思想方法和实际本领，他强调为学的方法不在读死书，而“全要研究”，无论准备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会手脑并用，“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⑧才可以有独立的职业，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二） 在塑造“真人”的道路上，他认为只有在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中才能实现。 他提出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合一、知情意合一、教育与训育合一的人才培养观，陶行知说：“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③陶行知主张实行智仁勇合一的教育，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智仁勇兼修，他说：“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⑩对于智仁勇三者的涵义，他也作了新的解释，即“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陶行知在培养人才上，注重整体教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把训与育分割的倾向，批评说：“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与训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课外活动。”这是“横的割裂”的教育，是将本来就是“整个的教育”硬分裂成几块，这是一种与生活教育相冲突的传统思想。“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对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得分割的，”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 （三） 在德育的方法上，陶行知主张从小事做起，实行严格要求的人才教育方法。 陶行知本人就是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也将教育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信念放在育人的首位。但他认为任何美好的理想和信念都是“从近处着手”的，塑造真人，必须从小事做起，坚持严格要求，教育青少年从小就要学会迎接和克服困难，他曾给一个叫吴立邦的小孩子写信。题目就是《预备钢头碰铁钉》，告诉孩子“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假使钉子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上就弯了起来”。 陶行知对学生的训练包括各个方面，他曾为育才学校拟定办学旨趣“十字诀”，即：“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锁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 （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其中要求学生会动脑动手；要进行德性的修养；知识积累；要学有方法，善于思考；要有唐僧克服八 十一难的精神，为使学生进德修业日日长进，他提出“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为了便于学生身体力行，他制定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仅以育才学校就有《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学生教育二 十九事》、《怎样培养十六常能》、《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育才十二要》等，这些行为规范的训练，把远大的目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保证了学生健康地成长。
敲响那一排铜质的编钟，浑厚而清亮的左音右韵由远及近，穿越五千年悠悠岁月和五十三年缤纷花季，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我们以《诗经》关睢的歌喉；以屈原《橘颂》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腔、梆子与鼓词唱您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唱响您壮丽的山河亮丽的风景。 我们以岳飞的一阕《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唱响您不屈的脊梁与骨气，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 我们以瞿秋白手中的那束野花；以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以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根；以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以焦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串脚印，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神。 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里黄金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过一队队方红霄——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五十三年的扬弃和继承，一个东方巨人到了可以说“不！”可以发言的时候。您聚集当今世界上最多最广最大的人气和景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热切表达的心声！您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在新世纪的黎明！在“十六大”的东风劲吹中，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继往开来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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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中国文化可以概括为大陆文化。先举两个明显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文化的“盆地文化”。盆地模式是理想的中国模式。内部要富饶，背后要有靠山，前方要开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想想故书中的昆仑仙境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这些都是中国人向往的地方。再看看八大处、十三陵、苏州园林以及北京的四合院，都是盆地模式的体现。盆地模式的这种心态一直保留到现在。比如，到饭店或食堂吃饭的第一波人，一定会找一个比较靠边的地方，自己能够看到别人而别人看不到自己。这就是在营造一个盆地。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墙文化。欧美的公司企业周围可以没有围墙，最多只设个标志啥的，可中国的各大单位必然要买很多砖头把自己围起来，形成一个大院。中国人一定要住在墙里面，心里才踏实。世界上最大的，长城，就是墙文化的典型代表。可是从功能上看，墙未必能外御其侮。西北少数民族根本就不把长城放到眼里，可是历朝历代却都要建长城。这反映了中国人防卫、自足的心态。再细说一下，中国的大陆文化是一种小农文化，有一种乡土情谊。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人口流动性小，所以中国文化要以血缘和土地为中心。中国文化追求一种稳定性，这与海洋文化有所不同。中国人相信一份耕耘一分收获，要想丰收就必须踏踏实实的努力。而西方文化却不这样，他们会投机，一次出海搞到的东西可能够一年用。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有了很多的闲暇时光，可以去钻研艺术和科学，而中国人没有这些闲暇，只能讲求务实主义。在中国，技术的地位要高于科学。比如，古代中国的农学、医学、兵学、天文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为中国人有种实用理性主义，一门学科必然要有“xx之用”才算好，否则只能是奇技淫巧。由此而来，中国的社会特征是宗法文化。拜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亲戚平时可能不会见到，但每年一定要去拜年，这样才能一遍一遍地确认关系。中国人认为，家为立国之本。古代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由县衙管理，而不必设置检察院法院公安局民政局，就是因为这一点。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什么事情一旦闹到衙门去了，必然就是刑事案件了，所有的民事纠纷在家里都能解决。这样，家中的宗族长就极为重要，要靠他调解家庭关系。古代人认为，想平天下必然要齐家，因为当时处理家庭关系是在实在是有挑战性。现代人家里闹别扭，通过摔门、不吃饭、瞪眼等手段很可能就简单化解了，而古代不行，尤其是大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红楼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个例子是明朝大将戚继光，在外能扫平倭寇之患，可在家却怕老婆——这说明，处理家庭关系要比化解敌我矛盾困难多了。宗法文化中，人们必然要看重祖宗，看重传宗接代。中国人不去拜上帝，却一定要拜祖宗。祭祖成为中国很重要的宗教活动，有什么事情也要向祖宗汇报。因为有祖宗时时关照着，中国人不是孤独的，古代中国也不可能产生后现代的那种被抛入感，每一代人，都与他们的祖宗和后代息息相关。对于中国人来说，人活着基本上就是为了传宗接代。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谓三不朽——这对一般人来说太难了！一般人怎么不朽呢？就是生孩子。让自己成为孩子的祖宗，让血缘延续，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中国人开心的了。还有佛教的因果报应，最早可能是说的报自己，但中国人认为报应给孩子，所以有什么好事，中国人会想“这是祖宗上积了德”；而万一那个人干坏事，人们会骂他“生孩子没屁眼”，这些例子就是中国宗法文化的体现。总结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啥？新儒家的徐复观认为是“忧患意识”，这从墙文化和盆地文化中能够体现。而李泽厚确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与之相对，西方是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古时候有不改其乐的颜回，当今有善耍贫嘴的张大民，这就能体现出中国人的“乐”。庞朴把这两种观念结合起来，认为中国文化是“忧乐圆融”，是一种中和的文化。中庸之为德，中国文化强求和而不同。从整体上看，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内部多元而又统一的大陆文化。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好地处理三个关系。一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能做到身心和谐。而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灵肉分离、情理分离的。第二个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第三个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的宗法文化要求社会和谐。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在降低了个人的价值，抹煞了个性。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于他对个人价值保护不利。
研究中国文化，需要先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总的发展趋势在的脑海中要有一个总的认识选题可以先查阅资料，然后看大家关注的话题，不要盲目下笔，可参考前人写过的文章，自己从这些文章中提取它们的精华部分，根据自己查阅资料的内容，综合分析，然后夹杂自己的观点(切记:勿盲目判断，一定要遵循科学事物发展观)，标新立意，一定可以得到考官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