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题意义是什么

要写好，那么论文题目来源主要有哪些呢，论文题目意义又该怎么写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论文题目来源对于学生来讲主要有两类，导师给定题目；或者个人根据兴趣专长自拟题目，然后由导师审核。对于教授专家来讲，论文题目来源也分为两个大类，一是国家省级专项，二是自身教学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然后拟题书写。　　对于给定题目，我们这里就不做过多讨论，主要对自拟题目的选择进行分析，论文题目一般拟定过程是：选择方向--文献调研和实地考察--提出选题--初步论证--评议和确定选题。大量阅读整理文献和扎实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是自拟论文题目的主要来源，我们可以根据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理论内部矛盾以及实践内部矛盾这些方向寻找论文题目来源。　　简单的来讲论文题目来源就是选择这个论文题目的原因，是我们对这类问题有独特的见解，还是这类问题研究上存在缺陷需要完善，这些就是论文题目的来源，那么论文题目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论文题目的意义就是这篇论文对当前理论研究有什么贡献，能给学术界带来哪些新东西。这也就是论文价值性的提现，一篇没有任何研究意义的论文是不值得我们去撰写的，所以论文题目一定要有意义。　　论文题目的意义一般可以概括为：1、本论文对实际生产具有指导意义；2、本论文对理论研究具有推动作用。我们在撰写论文研究意义时应根据具体研究主题进行语言组织，只要把握住研究意义的这两个类别，就能达到有的放矢。　　论文题目的来源和意义对论文的拟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论文题目来源要么来自给定题目，要么来自自拟题目，无论是哪种题目，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论文题目是否具有研究意义，没有研究价值的论文不是真正的论文。

(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广告语或新闻报道用语。署名(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方法、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引言(三)论文——引言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材料方法(四)论文——材料和方法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实验结果(五)论文——实验结果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和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

你看下这个，这个可以帮你理解开题报告怎么写，你要多看看。参考参考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主要说明所选课题的历史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历史背景部分着重说明本课题前人研究过，研究成果如何。国内外研究现状部分说明本课题目前在国内外研究状况，介绍各种观点，比较各种观点的异同，着重说明本课题目前存在的争论焦点，同时说明自己的观点。发展趋势部分说明本课题目前国内外研究已经达到什么水平，还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等，指明研究方向，提出可以解决的方法。开题报告写这些内容一方面可以论证本课题研究的地位和价值，即选题的意义，包括对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说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开题报告撰写者对本课题研究是否有较好的把握。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相对于选题的意义而言，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比较具体的。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想说明什么主要问题，结论是什么，在开题报告中要作为研究的基本内容给予粗略的，但必须是清楚的介绍。研究基本内容可以分几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及措施，选题不同，研究方法则往往不同。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会影响到毕业设计（论文）的水平，甚至成败。在开题报告中，学生要说明自己准备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比如调查研究中的抽样法、问卷法，论文论证中的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写明研究方法及措施，是要争取在这些方面得到指导老师的指导或建议。研究工作的步骤、进度。课题研究工作的步骤和进度也就是课题研究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毕业设计（论文）创作过程中，材料的收集、初稿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都要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在时间安排上，要充分考虑各个阶段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对于指导教师在任务书中规定的时间安排，学生应在开题报告中给予呼应，并最后得到批准。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时间安排一般应提前一点，千万别前松后紧，也不能虎头蛇尾，完不成毕业设计（论文）的撰写任务。主要参考文献。在开题报告中，同样需列出参考文献，这在实际上是介绍了自己的准备情况，表明自己已了解所选课题相关的资料源，证明选题是有理论依据的。在所列的参考文献中，同样应具备不少于2篇的外文文献。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题意义

·《日本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研究》 ·《国际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分析》 ·《国际贸易中的反倾销研究》 ·《战后日本政策金融研究》 ·《战后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及政策研究》 ·《韩国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2001-2007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案例的研究》 ·《上海写字楼市场投资价值与人民币汇率的关联性及实证研究》 ·《中国企业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并购研究》 ·《商业银行现金管理业务研究》 ·《中国股指期货市场交易者结构合理化问题研究》 ·《汽车贷款证券化研究》 ·《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模式和时序选择研究》 ·《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一共将近1000篇世界经济专业硕博论文选题，具体请到_1_%CA%C0%BD%E7%BE%AD%BC%C3/）

学术经济，顾名思义，就是经济化的学术，或学术型的经济。学术经济，最早出于清代爱国学者---黄懋材“本学术经济，不乐为外吏”一语。该词条的现代意义，学术经济，指具备系统专门学问的人，或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进行的经济化的学术活动，证明其自身价值的行为。因为学术科研，可以创造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并带来社会效益。提高学术经济的档次和质量、树立学术经济研究成果化观念、以实务性研究为主、促使单一型、学术型向学术经济型产业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与产学研相结合，已是当前学术经济活动的当务之急。学术经济，是学人经济、研究人员经济，高等学府经济。分三大类：古典学术经济、近代学术经济、现代学术经济。 “管理就是决策”——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管理学家西蒙曾经说过。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单纯依靠经验决策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发展需要。人们迫切需要经验决策活动向科学化的决策发展，从而形成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便于他人学习和掌握并能运用的科学决策理论和方法。模糊概念和命题不仅在人们的日常思维中大量出现，而且在经济学家们分析和预测经济形势时，也不可缺少。经济生活的最大特点是模糊性，在对许多经济问题的分析和经济预测、决策中，精确的二值逻辑是无法解决的。而模糊逻辑无以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模糊方法对于经济工作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也有重要作用。模糊逻辑的综合评判和选择令人满意的模糊决策方案不仅对管理科学、技术经济理论与应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解决许多复杂的实际决策问题也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①品刊、优已为你服务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题意义怎么写

首先纲领性把握两者区别：目的——重在阐述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即为什么选这样一个题目进行论述，要论述出什么东西。意义——重在表明论文选题对理论研究有哪些贡献，或对实践具有哪些帮助和指导。在明确两部分的区别之后可以对选题的相关领域进行搜索，明确当下该选题有哪些研究成果，还有哪些部分是你的选题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对选题的价值有一个综合性的判断。最后进入实战部分：可以先简单叙述该课题的起源或者发展状况，然后阐明选题着重解决哪些问题（讨论范围）。最后对你的选题进行价值性评估，说清楚这篇论文将对理论产生哪些推动作用，或者对实践有什么指导意义就可以了。PS目的和意义可以分开写，也可以合并写，看个人爱好以及资料的详实程度。希望对你有帮助~祝论文顺利 O(∩_∩)O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提出-论点；　　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选题意义和目的一般作为开题报告里面的第一块内容，是阐述你所研究的这个选题有没有研究价值或者说讨论价值的，　写开题报告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请导师来评判我们这个选题有没有研究价值、这个研究方法有没有可能奏效、这个论证逻辑有没有明显缺陷写意义的时候根据你的选题来决定形式可以分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也可以不细分，把目的和意义和在一起写，总之突出你观点的新颖和重要性即可建议可以从这两点来叙述，不过要根据自己的选题，不要生搬硬套: (你的选题)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也就是说研究领域中一个新颖有意义的课题，被前人所忽略的前人有研究过，或者说阐述过但是没有阐述论证的足够全面，你加以丰满，或者驳斥前人的观点，总之，意义和目的一定要叙述的清晰并且是有一定新意的其次注意自己所使用的理论，你是用什么理论证明你的观点也要叙述清楚，否则难以有说服力在做文献综述和国内外研究水平的评价等等也要有翔实的根据这样才能衬托出你的选题的意义所在

根据你的选题来决定形式，同时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对于创作上的问题可以来职称驿站网看看。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题意义和目的

开题报告一般要总结意图，主要运用什么理论，要达到的目的。说明主题选择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介绍应该简短而简洁，围绕主题。说明调查的原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过程和方法以及工作人员的构成，从中引出核心问题或基本结果。明确调查目标的时代背景、总体发展趋势、实际情况、关键考试成绩、突出情况等基本情况，明确提出核心问题或主要意见；直接总结调查结果，如肯定实践、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解释中心内容等。序言具有锦上添花的效果，应简洁总结，直接切割主题。论文主题选择的关键取决于澄清论文主题选择对理论基础研究的贡献，或对实践活动的帮助和具体指导。简要描述问题的起源和未来的发展，然后显示主题应该处理什么问题，即讨论的范围。最后，对您的主题选择的使用价值进行评估，以显示本文对基础理论的基本促进作用和具体指导的意义。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论文选题意义是什么

鲁迅，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吸引人的文化人 1925年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成了两个可以相互交替的时代即：“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般被认为是鲁迅从社会学意义上所做出的结论。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引出这一著名论断的因缘却是他自己的一次换钱的经--历，而这种经历在当时却又是司空见惯的。经历此事后的鲁迅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这句话比起他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的论断更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其实鲁迅有关“奴性”的观点是他早年提出的“立人”的思想的延续，他当时认为中国真正要达到富强，不在于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发达，而在于中国人的精神是否能达到完全、健康地独立。我之所以在这里引出鲁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话，是缘于这几天我读了张梦阳先生的新作《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张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把鲁迅关于“奴性”的揭示，作为考察中国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鲁迅研究的历史确实很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鲁迅研究中，并乐此不疲呢？张先生在这部《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绪论》中已有了很好的回答。而我觉得，如果简单地、换句不很学术的话来说，是因为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没有“奴性”的中国人。冯雪峰当年他和毛泽东谈鲁迅的时候曾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话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真正懂得中国，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半个毛泽东。（以我看这个日本人也是一个真正懂得中国的人，他忘记把自己也算上一个了，可惜我们至今还无法了解这个日本人是谁。）据冯雪峰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听了他的转述之后是“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那么冯雪峰是否将同样的话向鲁迅讲述过，鲁迅的反映又如何呢？在我所见的冯雪峰回忆中似乎没有涉及到这一点。我想鲁迅如果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只是微微一笑而已，因为鲁迅是从来不把那些“桂冠”当回事的，他只想着以坚实的态度多做一些对大众有利的事：“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1934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中国传统的优秀品质，而这些品质却又是常常为人所曲解和遗忘的。比如“韧”的精神、求实的精神等，它们正是通过鲁迅被再现、被深化、被现代化。隐含在鲁迅身上的这些鲜明的中国特征，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吸引人的文化人，也是最易引起国人青睐或反感的人。鲁迅之所以如此，从他的生平来看，恐怕是缘于他1907年创办《新生》杂志失败的经历。少年时代家庭的变故，使周树人成为鲁迅有了可能，但《新生》的失败却促使周树人真正地走上了鲁迅之路。周树人在日本仙台“弃医从文”后，回东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阅读，差点使周树人演变成符合西方标准的思想家了，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鲁迅了，在1907年前后他所写的五篇论文已经很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新生》杂志失败的经历对鲁迅的思想演变确实很大，以至他在十余年后回忆这件事时仍沉重地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新生》杂志的失败使鲁迅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已经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有了切身而深刻的认识了。 “既非赞同，也无反对”这是大多数人所经历过的经验，但把这种经历用文字表达出来，并加以反思，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这种不作为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存在于国人身上的“瞒”和“骗”，而这恰又是“奴性”产生的根源。也许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有人也这样做过，但他们没有成为鲁迅，是因为他们常常为某些加之于身的“桂冠”而感到“万分喜欢”和满足，进而成了这些“桂冠”的奴隶。而鲁迅却永远也不感到满足，他永远拒绝任何意义、形式上的“瞒”和“骗”。因为有了这种拒绝使鲁迅成为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人，每一个中国人仿佛都会感到处在光明与黑暗间的鲁迅在时刻注视着他，假如他曾认真读过鲁迅的作品，真诚地体味过鲁迅的心路。我想，《中国鲁迅学通史》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科学而全面地向我们介绍了上一世纪中国文化人读鲁迅的心路，它既是鲁迅研究的学术总结，又是21世纪中国人读鲁迅的一个坚实的新起点。张先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说从今以后能通读《鲁迅全集》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这是现今中国的一个无可回避的基本事实。那么这对于鲁迅研究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作为鲁迅研究者不妨自己也做一回鲁迅吧，即像鲁迅那样，把现今我们习以为常而不符常理的那些事直白地写出来，加以反?/

论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1、了解国史国情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史国情。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了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4、为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你从以上方面多发挥吧

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时间:2004年11月30日作者：马敏(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来源:史学评论网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这几种历史观分别代表着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势，实不容忽视。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还有总体的历史观，主张在丰富的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中把握历史。这四种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当前历史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对我们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取向不无启示意义。下面略为分述之。一更趋精细的历史观同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不同，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以手边的两巨册《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为例，刘广京先生在“序言”中强调，在运用现代化理论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要考虑“如何更精细地，而且更明彻地就中国历史遗产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许多只能从最隐微处去察知，思想史研究尤然。台湾学者王凡森注意到，在中国主张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的作品中，便“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格主义。这种现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特别突出”．所以不能轻言“解放的思想家”(参见上册，第70—7l页)。章开沅先生在其论文中通过对晚清革命党人“排满”口号的细致剖析，指出了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性：“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故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其道理正在于此。”(上册，第660页)潘光哲的论文通过对《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作者王锡祺生平行事的研究，提出史家除注意那些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近代“巨型知识分子”的研究外，还应将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多少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的研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追溯其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回应近代挑战的独特方式，使历史图像的构成呈现出丰姿多彩、复杂多样的本态(上册，第423页)。张玉法先生有关山东新政的个案研究，将山东新政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外力入侵所作的应变措施，如开口通商、路矿权维护；第二类为加强国防而办的“船坚炮利”事业，如机器局、架电线、建新式炮台等；第三类为庚子以后的一般政治改革，如办巡警、新式教育等；第四类为预备立宪时期各省逐年筹备之事(上册，第518页)。这种根据地区不同情况所作的类型区分，使新政的研究更加具体化，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总之，这种趋于更为仔细的观察和更为精致的描绘的史观，关注在丰富史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与柯文等“中国中心观”论者强调区分和特殊性，何伟亚等后现代主义者之强调对“多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关注，殊途同归，十分接近，预示着本世纪历史研究的走向，实不容忽视。二长程的历史观从“大历史”观出发，注重对长时段历史的考察，时下已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已外化为具体的史学实践。其成果不仅体现在法国年鉴学派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之中，而且也体现在西方学者最新的成果之中。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观指导下所写的一系列描绘“大历史”的著作，已是尽人皆知，备受青睐．而新近如黄宗智先生的近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5》，跨越清代史和近现代史的鸿沟，对长江三角洲600余年间历史进行纵向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也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亦为运用长程历史观解读历史的成功范例之一。[1] 长程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对社会结构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结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架构，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它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其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要求由过去偏重短时段的研究，演进为重视长时段的研究[2]。在世纪交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正加速推进的今天，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辨”，重视对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转型规律性研究，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同时对吸收先进的史学思想，构筑跨世纪的新型史观亦极具提示意义。一如布罗代尔所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接收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3] 三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尽管笔者提请注意在对“冲击—反应”模式纠偏时，不能矫枉过正，忽略中国近代史中受西方影响的一面，但不容否认的是，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前提下，调整视角，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中西互动，一定可以看到过去所忽视的一些历史面相，发现更多的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这也已经成为一种颇值得注意的史学研究新潮流。林同奇业已正确地指出，柯文等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一个核心涵义，即为“内部取向”，“主要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4]在日本，时下又有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倡导“亚洲视角”，主张站在亚洲自身历史演变的立场，“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从亚洲来看欧洲”，重新诠释西方对亚洲的冲击和影响，并据此提出所谓“亚洲经济圈”的理论构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目，颇具启发意义[5]。循此思路，也可以有所谓“中国视角”，即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的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有所不同。譬如，20世纪初中国各地所出现的商会，自然是西方影响中国的典型事物。一般也是据此而判定商会的现代社团特征。但深入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商会乃是建立在明清以来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基础上，深受传统行会精神的影响，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硬套。银行的引入也是如此．早在开埠通商之前，中国就存在一个由传统的票号、钱庄所组成的金融网络。它们与各种各样的商号、行栈、集镇一起又构成更加复杂的商业网络。新式银行必须首先适应这一业已存在的传统金融和商业网络，才谈得上进一步与之竞争的问题。而对这个庞大网络的把握，主要得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人手。四总体的历史观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发了20世纪初之“史学革命”。在新的世纪中，经过了长期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丰富积累，许多学者提出要建立2l世纪的新史学，笔者认为，面向21世纪的新史学的建构目标或方向乃是“总体史”。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看，从梁启超当年所提倡的“新史学”到今天说的“新史学”，其实存在某种承继关系和内在渊源。概而言之，是从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综合”的历史发展。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的实质，就是要突破以王朝兴替为中心的旧史束缚，拓宽史学之视野。从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渊源看，“新史学”依然是以“总体史”为其使命和特征．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在论述“新史学”的特征时，提出了“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史”的命题，并且指出新史学“以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自居，并要更新历史的全部活动范围。新史学在任何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全都表现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壮志。它们是旨在介绍和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著作”。由此可见，以研究长时段和深层次结构著称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是“总体史”的代表，也因此成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因此，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既是“新史学”建构的目标，也是“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作为范式的“总体史”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方法，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人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比如，商会史研究和社会群体研究本来是非常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可以贯注“大历史”的精神，对之进行“总体史”的研究。所谓“总体史”的研究，也就是全方位的研究，即对一个具体的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既可以从经济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切人进行研究，形成立体化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多学科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均可采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制化，展限历史的多面向、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事实。进而言之，若从“总体史视角”观察，近代史研究中过去较少触及的吏治问题、经世思想问题、中国法治传统问题、中国民间经济活动问题、农村生活方式问题、近代生态环境问题、下层民众的社会心态问题等都将提上研究日程，从而大大拓宽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视野，丰富近代史的内容。当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趋势远不止上述四端，我们还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但上述四端又是十分重要和明显的趋势，十分值得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 [1] 对该书的具体评论，参见马敏：《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2期。又见马敏：《规范认识的超越》，载《读书》1994年3期。 [2]有关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参见王玉波《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3]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4]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译者代序”第l0页。 [5]有关“亚洲视角”，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参见朱荫贵的评论文章《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