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景区论文3000字开头好写吗
论文应以我国旅游景区的事件营销为例,分析了我国旅游景区事件营销的分类,以及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阐明了事件营销给旅游景区经营管理带来的显著效应。在研究、分析我国旅游景区事件营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策略。一定要有实例子,要丰富,这样,几万字没问题,具体例子在网上查找就行了。 相关文章,好好充实一下就行,按照论文的套路整。 第一篇: 中国的旅游景区开发管理体制存在很多的问题,这和我国旅游业发展时间短有关系,和我国景区管理体制不健全有关系,和景区开发资金短缺有关系,下面我们就细细分析。 (一) 景区开发体制是症结 我国景区管理体制的现状:在风景名胜区设立人民政府及设立管委会这两种基本管理体制,在全国风景名胜区,尤其是著名风景名胜区实行了10多年。 在10多年间,各地风景名胜区根据自已本地的实际情况和基础条件,逐步摸索出了适合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总结出了许多好的经验。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由于最近10多年我国正好处于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时期,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过渡,现实情况与当年制定国家和地方法规的经济体制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景区开发、建设和管理的利益驱动机制完全改变,再加上当初国家和地方所制定的法规的不完备、不配套,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各地景区管理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体制不顺、不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问题,给景区的保护、开发和建设带来了困难,并使新景区的开发建设难以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运作。 目前,实行的人民政府和管委会这两种基本管理体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旅游景区管理机构庞大臃肿,精力分散 设立县级人民政府的风景名胜区,以政府行政权力管理景区,有立法权和执法权。因此,凡是人民政府所设立的机构它都必须对应设立,导致了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必须管理景区内的国计民生等经济、社会问题,如学校、医院、城市人口就业、计划生育以及工农业的发展等等,这样就大大分散了景区领导的精力,使其不能集中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抓景区建设和保护。以管委会模式管理的景区,由于不能依法享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力,因此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没有独立的公安、工商、税务、财政等管理权。由于授予的行政管理权限不够,对景区的管理力度不够,对景区的开发建设也很不利。 景区管理条块分割严重 许多国家级景区就设立了县以上人民政府,也受到管理权限条块分割的困扰。如武陵源风景区设立的人民政府,它对天子山、索溪峪拥有顺畅的管理权,但对景区内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却无法行使有效管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是由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和省林业厅双重领导的事业单位,与武陵源区人民政府级别相同,于是出现了一个景区内存在着两个处级管理机构的多头管理问题。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没有规划建设行政管理职能,武陵源区政府虽有行政管理职能,但无法对森林公园区域实施监督管理,致使森林公园区域的规划、建设与总体要求脱节。 设立了县级人民政府的景区尚且如此,采取管委会形式的景区受到的管理权限条块分割的困扰就更严重了。 景区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 景区管理法律法规条款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配套性和统一性。执法队伍力量不够,执法水平低,不能对景区内违规事件实行强有力的执法,不能对影响和破坏景区形象的建设项目依法整改或拆除,也不能依法根治环境污染。 景区内原有居(村)民控制困难 几乎所有的景区都有世居的农民。现在,他们的生活来源除少数人员耕种土地外,80%以上居(村)民靠旅游接待服务经营发家致富,景区内农民人口逐渐增多,希望扩大经营,子女长大成人要求分户居住,原有住房不适应居住要求改建等,造成景区内农民建房无法控制,对景区旅游资源、环境破坏都很大。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许多景区都计划搬迁景区内的世居农民,但拆迁费用太高,一般景区都无力承受,景区旅游资源保护受到威胁。 景区建设资金不足,人员素质不高 由于景区管理体制不顺,法律环境不健全,市场资金不敢大胆介入,国家拨款逐渐减少,导致景区建设资金不足。 许多景区都处在边远地区,难以吸引人才,造成景区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极为缺乏。 体制不顺,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个特征,但是体制不顺阻碍发展,却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体制改革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下子整体性完成。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要寻找一些突破口。 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说不仅条件已成熟,而且比较紧迫,应该成为当前进行体制改革的重点。 体制问题是旅游景区在开发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它已经成为束缚我国旅游景区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又是旅游景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有些地方由于受制于体制问题,旅游景区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许多对旅游景区有开发兴趣和投资意向的投资商也因此而扼腕叹息。比如,旅游景区经营权外包曾一度成为被许多地方效仿的上佳模式,有些地方也因此而推进了景区的发展。可是由于我国的旅游景区隶属于多个部门,比如建设、国土资源、林业、文物等部门,旅游景区的经营权外包后,相关部门就会表示反对,使得旅游景区经营权外包成为敏感问题。因而急需建立一种协调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促进我国旅游景区的开发,进而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二)景区开发资金是瓶颈 景区开发资金一度是我国旅游景区开发所面临的瓶颈,资金不足将严重影响景区的发展,因为在旅游景区的开发过程中,前期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旅游景区的开发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政府对景区开发的投入又有限,而旅游景区若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作为其发展的后盾,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则只是粗糙的,其开发的程度及配套的设施不到位则会严重影响旅游景区的长期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社会上积累了大量的闲散资金,这些资金的持有者到处在寻找资金的投向,而旅游业迅猛的发展态势给了他们把资金投向旅游景区开发的信心,这给我国许多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发展带来了希望,旅游景区利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进行其开发与建设的工作,一方面保证了资金的充足,另一方面又提高了社会资金的利用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资金严重不足而产生的以系列问题,但是相关制度若不能支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的经营模式,则使实际操作变得困难重重。 因此从根本上说,资金虽是旅游景区开发的瓶颈,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景区建设和开发只是短期的行为,不能够保证景区的长期发展,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资金问题得到逐步解决的同时,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体制。 (三)景区开发保护是焦点 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薄弱,旅游景区开发会对其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果开发不当的话,则会对景区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特别是对于人文类的旅游景区来说,还会对文物等具有科研、考古价值的资源造成破坏。 在我国旅游景区开发过程中,有些地区确实存在如匆忙上马、盲目开发、近距离重复建设等问题,个别地方还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理,致使出现旺季游客数量失控、白色污染、文物古迹屡遭破坏等问题。对于景区开发中的这些问题,通过正确的引导和相应的控制应该可以解决,但不能把生态环境和文物的破坏完全归结于旅游的开发。旅游景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存在密切的联系,开发不是放弃保护,保护也不能放弃开发。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保护风景区至少要研究它的哲学基础、群众基础和资本基础。风景区保护不能意味着一切不准动,不准动的保护是从来没有的。保护风景区必须遵循风景区资源自然消长的客观规律,必须遵循风景区定义规定的游人为本的客观规律。因此,动态保护是风景区保护的哲学基础。 第一,景区可以动,是前提; 第二,景区必须按规划动,是根本; 第三,要动景区必须依法动,是保障。 规划是风景区保护的总纲领和总依据。旅游景区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果不对其进行开发的话,资源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关键是看如何处理好旅游景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因此,用科学的发展观开发建设景区,是解决争议的主要方法。具体措施有行政征费如收取资源维护费;还可以设立物业管理公司;也还可以如门前三包形式的切分责任区,让资源保护事权融进经营管理事权之中,把资源保护义务与资源享用权利对等起来。风景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实实在在的功在当代、福泽千秋的伟业。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定位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核心问题,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第二篇:农民旅游的市场有值得开发的潜力 专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农民旅游已经启动,东部地区4亿人口中,农民约占近2亿,这成为中国旅游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地区的农民旅游现在刚刚起步,有一部分农民企业家和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现在已经进入了旅游大军的行列,而中国西部地区的农民旅游正处在蓄势待发阶段。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魏小安认为,中国农民旅游市场具有旅游目的多元化、旅游方式多元化、区域差异化和消费层次化的特点。这四个方面的特点使农民的旅游市场有别于城市的旅游市场,但是现在的旅游经营者仍然很难看重农民旅游市场,这也就意味着会放弃很多商机。 据专家分析,从目前农民旅游的特点来说,观光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观光的过程中发现各类商业机会,形成各类新的市场。所以今后农民旅游会形成一个花样百出的局面。”周围有好多的同学估计以及意识到这个团量的巨大,所以我认为农民旅游的市场大家要重视起来。 第三篇:毕业论文的文风 一、文风的含义 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 人们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叫作风。撰写毕业论文也有个作风问题,我们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作风就是文风。人的作风与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毕业论文中的文风也不例外。一个人有怎样的思想、立场、作风,就表现怎样的文风。明朗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里说:“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就是说为人怎样,就写出怎样的文章。如果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写出论文来就有一定的准确和鲜明性;如果朝气蓬勃,思维敏锐,写出论文来就可能生动活泼;一个作风浮华的人,写出论文来决不会朴实;一个思想贫乏的人,写出论文来一定空洞无物。文风不是个别的文章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坛风气。毕业论文的文风应该是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在论文中的反映,应该是一些有着相同或相近世界观、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的人,在论文写作中的一贯表现。 文风和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等同。论文文风是论文的作风。论文的风格是指论文的特色和气派。我们可以要求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因为这是对论文作者最起码的要求,但却不能要求每个论文作者具有同样的风格,因为风格是论文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我们要求每个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摒弃不良文风;但风格却鼓励多样,提倡风格百花齐放。 二、文风的表现和要素 (一)文风在论文中的表现 1.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 优良文风和恶劣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即真实与虚伪,充实与空洞,新鲜和陈腐。 ①真实和虚伪。 真实,就是论文的材料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能体现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从事实的全体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才是“胜于雄辩的东西”;但是如果事实“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这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构成论文的材料必须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能体现历史的必然性的。 虚伪,就是与必然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实相背离,论文的材料违背事实。 ②充实与空洞。 充实,就是内容丰富。充实以真实为前提,翔实地表述真实的事理。马克思说,充实的文风要“三多”:“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做到明确地提出问题,具体地分析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力求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空洞,就是空虚,言之无物,在文辞中没有内容或不切实际。毛泽东同志曾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 ⑧新鲜与陈腐。 新鲜,是指论文主旨正确有新意,论文材料新颖别致,不搬弄前人之说,也不套袭旁人之文思。毕业论文要求多种多样,新鲜别致,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应力求有新意。 陈腐,是指毕业论文陈旧荒谬,材料雷同不新鲜。陈腐文风传播陈腐的思想观点,毒害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颓废风气,压抑人们的创造力。 2.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 形式受内容制约,而又影响内容的表达。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反映在三个方面。 ①新颖与老套。 新颖的形式式有助于毕业论文充分表达新鲜的内容,新鲜的内容则要求新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所说的力求新颖,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以自然为基础,顺应新鲜的内容。 老套,是陈旧的东西。雷同老套的论文形式,不能表现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大干世界。者套的形式总是与陈腐的内容相结合,而与新颖的内容相冲突。 ②质补与浮华。 质朴,就是朴实不浓艳。浮华就是艳丽而不实在,专门追求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实际的形式。 ②精当与冗长。 精当,就是以尽可能省俭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做到要言不烦,言简意赅,“文约而事丰”。冗长就是以偏长的篇幅表达偏少的内容。用刘知己的话来说,就是“虚益散辞,广加闲说”。 (二)论文文风形式的话要素 1.文风的时代特征。 论文的文风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在论文上的反映。它总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产物,是受政治情况的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在文风上总是打着时代的烙印的。以“五四”的文风为例。从清末到“五四”,文章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用白话代替了文言。这次文风的变革,是巨大的空前的。其主要原因,是精神的解放。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风也会对政治思想、社会风习有反作用,它能够直接、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帮八股”极为流行,作用极坏,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文风对于时代的巨大影响。那一段时间“帮八股”文风的流行,产生的恶劣影响,对于政治生活、社会风气,都有极大的坏作用。 2.文风的个人风格。 文风的形成,对于个人来说,又是作者自身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精神面貌、文化修养以及写作的目的和态度等因素在论文上的综合体现。古人说的“文如其人”和“以文知人”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文风离不开个人风格。 3.文风的民族特色。 民族风格是渗透在时代风格之中,是构成文风的重要因素。写论文要运用民族形式,即语言特色、章法结构、各种表现手法等,使文风具有民族的特色,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特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既要继承旧传统,又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事实上,自古以来就有外来文化的传入,民族特色是在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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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专业人士,带你找点资料当前,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限的资源面临着旅游市场迅速扩张的巨大压力。而重复建设和盲目粗放式开发更加重了资源供需失衡;资源开发从人文景观资源转向自然生态资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成为一对难解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因“两张皮”而导致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资源的浪费;旅游经济高速增长与僵化陈旧体制并存,开发机制有待转换,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并以珠海市为例来探讨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和利用的正确途径。 关键词:旅游资源 开发 保护 一、旅游资源开发原则与景点布局珠海作为全国唯一以整座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区正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大开发,也就是旅游环境容量的大扩容。对此,我们应如何确定扩容的方向、内容、层次、深度,以达到既有内涵的提升,又有外延的扩展?在扩容的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本人认为,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特色性原则。特色即差异性。鲜明的特色是旅游资源的生命力所在。只有特色,才会有注意力。旅游经济本身就是注意力经济,要注意旅游景点之间的差别性,体现人无我有的特色。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实质就是要寻找、发掘和利用旅游资源的特色。经过开发的旅游资源,不仅应使它的原有的特色得以保持,同时,还应使其原由特色更加鲜明和有所创新和发展,绝对要避免在开发后的旅游资源使原有的特色遭到破坏。(二)共生性原则。就是这一旅游项目与另一旅游项目之间是共生的。旅游项目是外部性很强的项目,有正向和负向外部性之分。所谓正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容的、互补的、协调的,看了这一景点之后,有一种再去游览另一景点的渴望。所谓负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克的、类同的,而不是呈现合作形态。旅游资源的共生性,包括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共生性现象,而且不同的旅游项目,其共生现象是不同的。如展览馆与宾馆、商场、交通设施、自然景点、人造景点相互之间是共生的。所以,要注意各种旅游景点在某一小区域内的协调。(三)网络化原则。旅游业是一个扩大化了的网络,是自然网络。在珠海旅游业的发展问题上,我们经常强调要有大珠三角的观念,要发挥珠三角各市的旅游资源优势。实际上,如果某地有独特性的旅游亮点,即使人为阻止也是不行的,游客还是会千里迢迢去游览,会千方百计解决道路不畅、住宿饮食不便等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旅游景点有没有形成亮点,有没有形成网络,各地的旅游景点在大区域范围内有没有产生互补效应。从珠海的旅游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以下三个网络。首先是小网络,即中心城区旅游景点的大扩容。我们要考虑景点之间的共生性,要强调内涵的挖掘,包括实施市区西部和东部的旅游大开发,重点开发建设唐家湾古村镇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原唐家旧镇、共乐园、淇澳白石街、金鼎会同村等,珠海国际赛车、珍珠乐园等旅游资源也有待于整合)、现代教育科技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大学园区、南方软件园、科技创新海岸等)和南湾旅游新区(包括南屏科技工业园工业游、北山杨氏大宗祠、湾仔花卉公园、海鲜干货市场购物游等)、横琴特色旅游区。其次是中网络。也就是“两区一岛”,即斗门区、金湾区和东区海岛的旅游开发。斗门区的白藤湖旅游区已经配套成熟;御温泉也已名扬海内外;黄杨山-金台寺旅游区正在完善之中;生态农业游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挖掘。金湾区虽然成立时间短,但旅游开发也呈现良好势头。亚马逊热带风情园起步看好;平沙温泉由于香港中旅注资改造气势恢弘;飞沙滩也渐渐游人如过江之鲫;长达30千米的珠港大道不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工业园区,也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旅游区……但目前整个大西区的旅游线路安排还是单向的,没有形成环线。我们应将珠港大道、湖心路、黄杨大道构成的“U”字形结构变为“O”字形结构,使之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小的闭环,将湖光山色、寺庙温泉、港口海滩等山水景观和文化景观、城市景观串联起来,而后向外辐射。东区海岛开发还需加大力度。从目前已开发的东奥岛、桂山岛、万山岛和外伶仃岛看,基础设施不足、水电供应、交通、污染等问题有待解决,旅游项目的开发尚待挖掘,动植物资源保护有待加强。特别是要乘港珠澳大桥的契机,加强与香港、澳门合作,形成珠江口海域特色旅游环线。第三是大网络,就是整个大珠三角旅游资源的连线成网。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把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进行整合,取长补短。广深珠和粤港澳的旅游资源是完全可以整合的。今年初推出的广深珠万人美食游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以上观之,要实现旅游景点的特色性、共生性和网络化,自身的核心景点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但目前我们许多旅游景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这关键在于景点扩容的思路、设计理念和开发主体上存在着问题。从设计理念上讲,自然资源的开发,不仅要求有独特性,同时还要强调资源开发上的文化内涵。俗话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景区也是这样,景不在大,有文化内涵则荣,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就会昌盛。小尺度的自然景点开发如果没有文化,就会失去内涵,就不会令人流连忘返。有些旅游景点建设的低水平,主要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就文化景观而言,主题公园是最容易重复的。为什么会是开发水平太低,而且互补性不强呢?关键是许多主题公园的文化原型没有对路。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幻想文化(游乐园)之间都存在互补性,有些是延伸,有些是转换,有些是对比,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没有处理好,景点规划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珠海旅游景点另一扩容方向,应该是由城市走向乡村,这是符合人类回归自然大趋势的。在这一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要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四种模式;而发展生态旅游则应注意三大问题。(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选择 1、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消极的,已是被实践所否认的。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文物部门的职责,而不是地方政府目的,特别不是旅游业的目的。 2、为开发而开发。这是盲目的,是小农意识。就像农民在水乡养猪、河里养点鱼一样,养大了卖出去,取得个人利益,而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则全都不管。还有的地方把非常好的景观地带搞成墓地,能卖出去收点钱就行,根本不考虑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毁了聚宝盆去讨饭。 3、为保护而开发。如果这个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必须是通过保护来开发的。白藤湖地带,既有沼泽地,又不完全是湿地,带有天然与人工池塘相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在珠海城区存在这样的一块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统一,这在整个中国城市中也是难以找出第二个来的。白藤湖水乡这样的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如果被破坏了,是无法恢复的。对于这样的旅游资源,不能由一家企业进行垄断开发,必须是政府进行垄断,在高起点的规划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分片分期进行开发。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可分成三类:一是完全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二是政府与企业进行垄断性开发。像威尼斯一样,将白藤湖水乡内的道路、桥梁由企业为主体兴建。小游船的经营权则由政府垄断,拍卖给企业经营。三是完全由政府为主体开发。如城区中的古村落的改造、水体的保护等。重要的旅游资源应取后两种开发模式。 4、为开发而保护。如石溪山的石刻、高栏岛的摩崖石刻等,只有通过开发才能得到保护。可以选择在政府严格规划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有些项目规划好以后,可以将项目30年的经营权公开拍卖,国有资产就可以实现最大化,而且是一次性收入。上述石刻和东区海岛等项目的开发经营权,如进行公开拍卖,就可卖到很高的价钱,而后由业主们自行招商,精心策划开发。这就是政府对项目的所有权垄断,经营权放开。项目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时,要设立谁最具有开发能力,谁设计的开发方案最好这两个标的。第一个标的由拍卖评定,第二个标的由专家组投票评定。把这两个标的统一起来,最后确定开发单位。如为开发而保护,就要停止“石头经济”、“泥沙经济”、高山蔬菜、木材加工的发展,把郁郁葱葱的山头搞成癞痢头,那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这些低层次的开发、破坏性的开发,必须停止,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二)开发生态旅游应注意的问题发展生态旅游是珠海的重头戏。珠海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源,而且与广州、深圳和香港、澳门是互补的。在发展生态旅游问题上,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原生的、和谐的生态系统。在我国旅游景点的开发上,要补上这一课。在西方国家有一门大地景观学的学科,强调将整个自然大地看成为一个宏观层次的景观,而不是微观层次的一个院落。而我国通常是把自然景观神化,带有一些神秘的文化色彩。所以在景观中,必须是人与自然、文化与生态和谐共处的状态。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应该受到良好保护的。生态资源与一般的资源是不同的,是不可再生的,不可逆的。无论是山林,还是水体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保护的对象是什么?谁来保护?保护的目的和动力是什么?这三者必须要搞清楚。否则,生态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永续利用。三是发展生态旅游要强调当地群众的参与性和收益性。只有当地群众的参与,才能把破坏资源的力量转变为保护资源的力量、建设性的力量。群众参与存在着直接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利益主体,确定了利益主体,资源的开发保护就比较容易进行。同时还存在着协调性,当地群众参与所开发的生态旅游,是原汁原味的,这一人文与当地的生态是协调的,是互补的。只有当地群众参与,让他们获得了利益,才能让他们体会到资源的价值,自觉地进行保护。过去许多景区乱砍乱伐,禁而不止,最后政府出一点资金,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护山队,允许他们在景区划定的地点开设小店做些土特产和旅游品的生意,结果破坏的力量转变为保护的力量,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收益。印尼在巴厘岛的奴萨杜阿旅游度假区的开发中十分注重这一点,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生态旅游主要存在着四个功能:即旅游功能、保护功能、促进经济增长功能或是扶贫功能、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功能。所以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上综合效益很高,我们必须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三、旅游资源开发与城镇建设一体化旅游业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而城市是最有深度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好的留客性,是注意力经济与集聚性经济的结合体。既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能把人们留下来的载体,非城市莫属。风景区内的溶洞即使再漂亮,也不可能把游客留住在洞里,但城市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对此,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一)旅游城镇的类型。作为一个城市,应有独特性的自然风貌,有活跃的经济活力,有集中的旅游设施,而且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景观、悠久的历史文化、优越繁荣的购物环境,同时又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条件、发达的科技信息。江南水乡名镇周庄,过去遭到了人为破坏,现在认识到了这是旅游资源,把它恢复起来,结果成了宝贝,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几百万元。门票收入的5倍就是旅游总收入。像兰溪的诸葛村,原来是比较破落的村庄,经修复以后,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也达到300万元,成为村级经济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都是在城镇建设中注意到旅游业的发展所起的效果。按城市旅游资源的特性来划分,珠海的城镇可以分为三类;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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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可持续发展,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传统旅游发展模式中存在的资源掠夺性开发、旅游景区粗放式管理、旅游基础设施过度膨胀等问题,对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那么,如何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真正实现旅游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河南省云台山景区坚持可持续发展、打造旅游精品的探索与实践,给人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云台山景区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景区1983年开始考察论证,1985年正式开发。1989年4月,成立云台山风景区管理局。2001年,焦作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以旅游业为突破口,带动第三产业全面发展,真正把旅游业作为全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战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云台山人把云台山建成了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首批国家自然遗产、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经过10多年锲而不舍的艰苦创业,云台山景区已经崛起。但是,要想保持发展的领先优势并寻求新的突破,还需要在更高的平台上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此,2007年,修武县委、县政府着眼长远,积极进行二次创业,重点处理好发展进程中的“开发与保护”、“奉献精神与利益机制”、“市场开发与品牌打造”、“发展与富民”、“经济效益与人本理念”这五对关系,逐步走出了一条云台山景区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云台山景区主要客源市场由过去半径300公里区域扩展到1500公里区域,省外游客达到90%,韩国、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境外市场也已全面启动。2009年,景区共接待境内外游客55万人次,门票收入54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3倍和5倍。 以理顺管理体制为基础,确立景区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机制。旅游业是一个关联度比较高的产业,其发展受其他行业的制约很大,部门之间、地域之间存在的管理界限模糊、职责不清等问题往往容易产生许多扯皮现象,导致效率低下,阻碍旅游业发展。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为深化景区管理体制改革,焦作市委把云台山景区管理局从副处级单位升格为正处级事业单位,实行“景政合一”的管理模式,以保证政令畅通,从而为景区持续、快速、健康、有序发展确立了良好机制。同时,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将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子房湖水库、青龙峡景区、峰林峡全部纳入云台山景区统一管理,实现了人才、资金、资源、建设、管理上的统一调配、合理使用,使景区的竞争优势更加突出。 以制定科学规划为前提,确定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要把一个拥有优美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景区建成全国一流的景区,前提是必须制定一个适合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划。为此,云台山景区先后投入220万元,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对景区进行科学定位,编制了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开发规划。该规划的总体框架包括:投资1亿多元修建5000个车位的大型生态停车场,购置150辆尾气排放达到欧Ⅲ标准的豪华观光巴士;投资6亿多元拆除、改建破坏景区景观的各类设施,合理规划游览线路;投资5亿元进行数字化景区建设工程;等等。按照这一规划,景区进行了高标准的建设。目前,所有进出景区的道路已经得到全面硬化、绿化、美化,所有人行观光步道都以贴近生态为标准进行了铺设,使各个景点连成一体,形成了观光环线。事实证明,云台山景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科学规划和建设是树立景区良好形象的关键所在。 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增强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干事业需要一个好的体制机制,更需要一个甘于奉献、勇于创业的领导班子。云台山景区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增强了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首先,求团结,营造领导班子民主和谐的工作氛围。管理局狠抓完善领导班子内部工作机制这个根本,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工作制度。其次,重事业,同心同德开创新局面。在景区,领导班子成员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寒冬,领导班子成员都身先士卒,带领职工背石沙、抬水泥,扫冰雪、清路障。这种比奉献、求实效的务实拼搏精神,极大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力增强了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以树立服务品牌为主线,提高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水平。“金杯银杯,不如游客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游客的夸奖。”云台山景区管理局把提升软件服务作为打造云台山品牌的重头戏,在景区牢固树立“不让一位游客在云台山受委屈”的优质服务理念,对全体职工进行“一切围绕游客,一切为了游客”的职业精神教育,要求职工在平时的工作中注重细节,佩证上岗、文明用语,从自身的一言一行抓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严禁出现任何有损景区形象的行为。考虑到一些游客的需要,云台山景区在各景点入口处设置了手机“加油站”和行李寄存处等设施。同时,定期对游客意见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游客需求,在旅游道路上合理设置休息点、垃圾箱,以方便游客。可以说,云台山景区正是以突出人性化的精细服务,赢得了广大游客的赞誉,提高了景区可持续发展水平。 以加强对外交流为抓手,拓展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近年来,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以加强对外交流为抓手,有力地拓展了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2007年8月27日,云台山景区与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缔结为“姐妹公园”,成为我国继黄山之后第二个与美国国家公园建立官方合作关系的景区。同时,云台山景区还先后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联合,建立云台山教学科研基地,并在对云台山景区进行跟踪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中国旅游发展的云台山模式》。这些对外交流活动与科研项目的实施,拓宽了云台山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增强了云台山景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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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这次是我们首次采取自助的形式出游,因此不像从前跟团那样省时省力,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好在有网络,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快捷的帮助。首先我们通过网络查询了旅游当地的许多相关资料,如天气情况、景点分布,食宿介绍等等,然后再参考一些去过该地的游客所写的游记及相关书籍,再搜集几个旅行社的出行线路安排,对要去的地方在心中有个大致了解后,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好相应的出行工具,制定了具体的出行路线。并根据当地天气准备了所需要的衣物,带上充足的食品、水、现金和银行卡以及一此常用的如感冒、肠胃、跌打酒之类的药品。OK,一切准备就绪,炎炎夏日,开始我们期待的旅程。石林之旅我们这次的第一站是石林,从柳州到昆明我们先选定了两趟车,即上海----昆明,桂林北----昆明。前者从乘坐环境来说比较好,但相对较贵。从时间上考虑,我们选择了后者。由于当时正值学生放假,我们只买到了坐位票。上车时经过一番搏斗与混乱后方能安然就坐。而最痛苦的是上车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准备吃饭时才知道,因为人员太多,列车无法正常供应开水,这就使我们所准备的方便面成了摆设。(在此提醒各位,去的时候最好要买卧辅票,因为能休息一个晚上,精神状态会好许多。而且卧辅的服务条件相对好一些,另外,如果你不打算吃列车上难以下咽的盒饭的话,最好准备多元化一点的食品。)。忍受着饥肠辘辘,日晒雨淋的折磨,在穿越了无数个深远幽长的隧道,16小后,在隆隆声不绝于耳中我们终于到达了石林火车站。清晨5点的石林火车站静谧一片,我们的到来让它暂时的热闹起来。乘坐站外搭客的面包车我们来到了石林景区附近的青年旅行社的宾馆,稍事休息、填饱肚子、寄存好行李。等到7:30景区开门后我们便开始了今天的旅程。石林的天气要比柳州凉了许多,带来的厚衣服正好派上用场。在这里,我们结识了两个也是自助游的女孩子。特别有一个是从俄罗斯来的女孩子,在一句中文不懂的情况下居然独自游了中国的许多地方。真是不得不佩服外国人的独立性。石林号称天下第一奇观,俗称“李子箐”,整个景区包括大石林、小石林、外石林、步哨山、李子园箐等。游览此地也有一种套票(面值100元),可以游包括石林在内的三个景点,而且还包括一年的会员费(即你或者你的朋友在一年内持此票来游览石林就再不需要再购买门票了)。如果单游石林的话门票是80元,人多的话在石林湖畔的街上请个导游也是不错的选择,大约60元左右,保证让你在充分游览石林的同时少走不少冤枉路。石林以喀斯特地形为主,形成于古生代时期。但这对于我们生长于南方的人来说算不上是很奇特的地貌,只是这里相对集中一些。步行其间,四周怪石嶙峋,群峰壁立,造型千姿百态。峰回路转间,步步有景,或如利剑,或如母子同游,或如唐僧入定,令人浮想联翩,不禁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从高处望去,只见一只只巨大的灰色石峰、石柱拨地而起,直刺云宵,如一片莽莽森林,蔚为壮观。石林间不时有身着民族服装的导游在为游客讲解,为石林增添了不少民族风情。远处,似有若隐若无的歌声传来,让人不禁想起传说中美丽的阿诗玛和情深一片的阿黑哥之间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我们从望峰亭到双鸟渡食,穿大石林到小石林,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花了将近四个小时才出了景区大门。从石林到昆明白天有三趟火车经过停靠,最后一班是13点钟到。我们吃过午餐时间也就正好合适。因为听说这个期间昆明到大理的票非常紧缺。所以我们通过联网售票,直接在石林火车站就把车票买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最后的6张票了,而且还是昆明站因为旅客太多,加了一节厢的结果。
旅游景区论文3000字开头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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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坚持可持续发展,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传统旅游发展模式中存在的资源掠夺性开发、旅游景区粗放式管理、旅游基础设施过度膨胀等问题,对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那么,如何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真正实现旅游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河南省云台山景区坚持可持续发展、打造旅游精品的探索与实践,给人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云台山景区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景区1983年开始考察论证,1985年正式开发。1989年4月,成立云台山风景区管理局。2001年,焦作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以旅游业为突破口,带动第三产业全面发展,真正把旅游业作为全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战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云台山人把云台山建成了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首批国家自然遗产、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经过10多年锲而不舍的艰苦创业,云台山景区已经崛起。但是,要想保持发展的领先优势并寻求新的突破,还需要在更高的平台上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此,2007年,修武县委、县政府着眼长远,积极进行二次创业,重点处理好发展进程中的“开发与保护”、“奉献精神与利益机制”、“市场开发与品牌打造”、“发展与富民”、“经济效益与人本理念”这五对关系,逐步走出了一条云台山景区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云台山景区主要客源市场由过去半径300公里区域扩展到1500公里区域,省外游客达到90%,韩国、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境外市场也已全面启动。2009年,景区共接待境内外游客55万人次,门票收入54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3倍和5倍。 以理顺管理体制为基础,确立景区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机制。旅游业是一个关联度比较高的产业,其发展受其他行业的制约很大,部门之间、地域之间存在的管理界限模糊、职责不清等问题往往容易产生许多扯皮现象,导致效率低下,阻碍旅游业发展。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为深化景区管理体制改革,焦作市委把云台山景区管理局从副处级单位升格为正处级事业单位,实行“景政合一”的管理模式,以保证政令畅通,从而为景区持续、快速、健康、有序发展确立了良好机制。同时,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将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子房湖水库、青龙峡景区、峰林峡全部纳入云台山景区统一管理,实现了人才、资金、资源、建设、管理上的统一调配、合理使用,使景区的竞争优势更加突出。 以制定科学规划为前提,确定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要把一个拥有优美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景区建成全国一流的景区,前提是必须制定一个适合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划。为此,云台山景区先后投入220万元,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对景区进行科学定位,编制了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开发规划。该规划的总体框架包括:投资1亿多元修建5000个车位的大型生态停车场,购置150辆尾气排放达到欧Ⅲ标准的豪华观光巴士;投资6亿多元拆除、改建破坏景区景观的各类设施,合理规划游览线路;投资5亿元进行数字化景区建设工程;等等。按照这一规划,景区进行了高标准的建设。目前,所有进出景区的道路已经得到全面硬化、绿化、美化,所有人行观光步道都以贴近生态为标准进行了铺设,使各个景点连成一体,形成了观光环线。事实证明,云台山景区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科学规划和建设是树立景区良好形象的关键所在。 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增强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干事业需要一个好的体制机制,更需要一个甘于奉献、勇于创业的领导班子。云台山景区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增强了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首先,求团结,营造领导班子民主和谐的工作氛围。管理局狠抓完善领导班子内部工作机制这个根本,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工作制度。其次,重事业,同心同德开创新局面。在景区,领导班子成员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寒冬,领导班子成员都身先士卒,带领职工背石沙、抬水泥,扫冰雪、清路障。这种比奉献、求实效的务实拼搏精神,极大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力增强了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以树立服务品牌为主线,提高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水平。“金杯银杯,不如游客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游客的夸奖。”云台山景区管理局把提升软件服务作为打造云台山品牌的重头戏,在景区牢固树立“不让一位游客在云台山受委屈”的优质服务理念,对全体职工进行“一切围绕游客,一切为了游客”的职业精神教育,要求职工在平时的工作中注重细节,佩证上岗、文明用语,从自身的一言一行抓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严禁出现任何有损景区形象的行为。考虑到一些游客的需要,云台山景区在各景点入口处设置了手机“加油站”和行李寄存处等设施。同时,定期对游客意见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游客需求,在旅游道路上合理设置休息点、垃圾箱,以方便游客。可以说,云台山景区正是以突出人性化的精细服务,赢得了广大游客的赞誉,提高了景区可持续发展水平。 以加强对外交流为抓手,拓展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近年来,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以加强对外交流为抓手,有力地拓展了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2007年8月27日,云台山景区与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缔结为“姐妹公园”,成为我国继黄山之后第二个与美国国家公园建立官方合作关系的景区。同时,云台山景区还先后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联合,建立云台山教学科研基地,并在对云台山景区进行跟踪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中国旅游发展的云台山模式》。这些对外交流活动与科研项目的实施,拓宽了云台山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增强了云台山景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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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专业人士,带你找点资料当前,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限的资源面临着旅游市场迅速扩张的巨大压力。而重复建设和盲目粗放式开发更加重了资源供需失衡;资源开发从人文景观资源转向自然生态资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成为一对难解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因“两张皮”而导致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资源的浪费;旅游经济高速增长与僵化陈旧体制并存,开发机制有待转换,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并以珠海市为例来探讨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和利用的正确途径。 关键词:旅游资源 开发 保护 一、旅游资源开发原则与景点布局珠海作为全国唯一以整座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区正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大开发,也就是旅游环境容量的大扩容。对此,我们应如何确定扩容的方向、内容、层次、深度,以达到既有内涵的提升,又有外延的扩展?在扩容的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本人认为,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特色性原则。特色即差异性。鲜明的特色是旅游资源的生命力所在。只有特色,才会有注意力。旅游经济本身就是注意力经济,要注意旅游景点之间的差别性,体现人无我有的特色。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实质就是要寻找、发掘和利用旅游资源的特色。经过开发的旅游资源,不仅应使它的原有的特色得以保持,同时,还应使其原由特色更加鲜明和有所创新和发展,绝对要避免在开发后的旅游资源使原有的特色遭到破坏。(二)共生性原则。就是这一旅游项目与另一旅游项目之间是共生的。旅游项目是外部性很强的项目,有正向和负向外部性之分。所谓正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容的、互补的、协调的,看了这一景点之后,有一种再去游览另一景点的渴望。所谓负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克的、类同的,而不是呈现合作形态。旅游资源的共生性,包括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共生性现象,而且不同的旅游项目,其共生现象是不同的。如展览馆与宾馆、商场、交通设施、自然景点、人造景点相互之间是共生的。所以,要注意各种旅游景点在某一小区域内的协调。(三)网络化原则。旅游业是一个扩大化了的网络,是自然网络。在珠海旅游业的发展问题上,我们经常强调要有大珠三角的观念,要发挥珠三角各市的旅游资源优势。实际上,如果某地有独特性的旅游亮点,即使人为阻止也是不行的,游客还是会千里迢迢去游览,会千方百计解决道路不畅、住宿饮食不便等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旅游景点有没有形成亮点,有没有形成网络,各地的旅游景点在大区域范围内有没有产生互补效应。从珠海的旅游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以下三个网络。首先是小网络,即中心城区旅游景点的大扩容。我们要考虑景点之间的共生性,要强调内涵的挖掘,包括实施市区西部和东部的旅游大开发,重点开发建设唐家湾古村镇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原唐家旧镇、共乐园、淇澳白石街、金鼎会同村等,珠海国际赛车、珍珠乐园等旅游资源也有待于整合)、现代教育科技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大学园区、南方软件园、科技创新海岸等)和南湾旅游新区(包括南屏科技工业园工业游、北山杨氏大宗祠、湾仔花卉公园、海鲜干货市场购物游等)、横琴特色旅游区。其次是中网络。也就是“两区一岛”,即斗门区、金湾区和东区海岛的旅游开发。斗门区的白藤湖旅游区已经配套成熟;御温泉也已名扬海内外;黄杨山-金台寺旅游区正在完善之中;生态农业游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挖掘。金湾区虽然成立时间短,但旅游开发也呈现良好势头。亚马逊热带风情园起步看好;平沙温泉由于香港中旅注资改造气势恢弘;飞沙滩也渐渐游人如过江之鲫;长达30千米的珠港大道不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工业园区,也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旅游区……但目前整个大西区的旅游线路安排还是单向的,没有形成环线。我们应将珠港大道、湖心路、黄杨大道构成的“U”字形结构变为“O”字形结构,使之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小的闭环,将湖光山色、寺庙温泉、港口海滩等山水景观和文化景观、城市景观串联起来,而后向外辐射。东区海岛开发还需加大力度。从目前已开发的东奥岛、桂山岛、万山岛和外伶仃岛看,基础设施不足、水电供应、交通、污染等问题有待解决,旅游项目的开发尚待挖掘,动植物资源保护有待加强。特别是要乘港珠澳大桥的契机,加强与香港、澳门合作,形成珠江口海域特色旅游环线。第三是大网络,就是整个大珠三角旅游资源的连线成网。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把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进行整合,取长补短。广深珠和粤港澳的旅游资源是完全可以整合的。今年初推出的广深珠万人美食游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以上观之,要实现旅游景点的特色性、共生性和网络化,自身的核心景点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但目前我们许多旅游景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这关键在于景点扩容的思路、设计理念和开发主体上存在着问题。从设计理念上讲,自然资源的开发,不仅要求有独特性,同时还要强调资源开发上的文化内涵。俗话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景区也是这样,景不在大,有文化内涵则荣,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就会昌盛。小尺度的自然景点开发如果没有文化,就会失去内涵,就不会令人流连忘返。有些旅游景点建设的低水平,主要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就文化景观而言,主题公园是最容易重复的。为什么会是开发水平太低,而且互补性不强呢?关键是许多主题公园的文化原型没有对路。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幻想文化(游乐园)之间都存在互补性,有些是延伸,有些是转换,有些是对比,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没有处理好,景点规划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珠海旅游景点另一扩容方向,应该是由城市走向乡村,这是符合人类回归自然大趋势的。在这一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要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四种模式;而发展生态旅游则应注意三大问题。(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选择 1、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消极的,已是被实践所否认的。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文物部门的职责,而不是地方政府目的,特别不是旅游业的目的。 2、为开发而开发。这是盲目的,是小农意识。就像农民在水乡养猪、河里养点鱼一样,养大了卖出去,取得个人利益,而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则全都不管。还有的地方把非常好的景观地带搞成墓地,能卖出去收点钱就行,根本不考虑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毁了聚宝盆去讨饭。 3、为保护而开发。如果这个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必须是通过保护来开发的。白藤湖地带,既有沼泽地,又不完全是湿地,带有天然与人工池塘相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在珠海城区存在这样的一块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统一,这在整个中国城市中也是难以找出第二个来的。白藤湖水乡这样的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如果被破坏了,是无法恢复的。对于这样的旅游资源,不能由一家企业进行垄断开发,必须是政府进行垄断,在高起点的规划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分片分期进行开发。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可分成三类:一是完全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二是政府与企业进行垄断性开发。像威尼斯一样,将白藤湖水乡内的道路、桥梁由企业为主体兴建。小游船的经营权则由政府垄断,拍卖给企业经营。三是完全由政府为主体开发。如城区中的古村落的改造、水体的保护等。重要的旅游资源应取后两种开发模式。 4、为开发而保护。如石溪山的石刻、高栏岛的摩崖石刻等,只有通过开发才能得到保护。可以选择在政府严格规划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有些项目规划好以后,可以将项目30年的经营权公开拍卖,国有资产就可以实现最大化,而且是一次性收入。上述石刻和东区海岛等项目的开发经营权,如进行公开拍卖,就可卖到很高的价钱,而后由业主们自行招商,精心策划开发。这就是政府对项目的所有权垄断,经营权放开。项目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时,要设立谁最具有开发能力,谁设计的开发方案最好这两个标的。第一个标的由拍卖评定,第二个标的由专家组投票评定。把这两个标的统一起来,最后确定开发单位。如为开发而保护,就要停止“石头经济”、“泥沙经济”、高山蔬菜、木材加工的发展,把郁郁葱葱的山头搞成癞痢头,那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这些低层次的开发、破坏性的开发,必须停止,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二)开发生态旅游应注意的问题发展生态旅游是珠海的重头戏。珠海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源,而且与广州、深圳和香港、澳门是互补的。在发展生态旅游问题上,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原生的、和谐的生态系统。在我国旅游景点的开发上,要补上这一课。在西方国家有一门大地景观学的学科,强调将整个自然大地看成为一个宏观层次的景观,而不是微观层次的一个院落。而我国通常是把自然景观神化,带有一些神秘的文化色彩。所以在景观中,必须是人与自然、文化与生态和谐共处的状态。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应该受到良好保护的。生态资源与一般的资源是不同的,是不可再生的,不可逆的。无论是山林,还是水体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保护的对象是什么?谁来保护?保护的目的和动力是什么?这三者必须要搞清楚。否则,生态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永续利用。三是发展生态旅游要强调当地群众的参与性和收益性。只有当地群众的参与,才能把破坏资源的力量转变为保护资源的力量、建设性的力量。群众参与存在着直接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利益主体,确定了利益主体,资源的开发保护就比较容易进行。同时还存在着协调性,当地群众参与所开发的生态旅游,是原汁原味的,这一人文与当地的生态是协调的,是互补的。只有当地群众参与,让他们获得了利益,才能让他们体会到资源的价值,自觉地进行保护。过去许多景区乱砍乱伐,禁而不止,最后政府出一点资金,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护山队,允许他们在景区划定的地点开设小店做些土特产和旅游品的生意,结果破坏的力量转变为保护的力量,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收益。印尼在巴厘岛的奴萨杜阿旅游度假区的开发中十分注重这一点,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生态旅游主要存在着四个功能:即旅游功能、保护功能、促进经济增长功能或是扶贫功能、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功能。所以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上综合效益很高,我们必须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三、旅游资源开发与城镇建设一体化旅游业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而城市是最有深度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好的留客性,是注意力经济与集聚性经济的结合体。既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能把人们留下来的载体,非城市莫属。风景区内的溶洞即使再漂亮,也不可能把游客留住在洞里,但城市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对此,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一)旅游城镇的类型。作为一个城市,应有独特性的自然风貌,有活跃的经济活力,有集中的旅游设施,而且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景观、悠久的历史文化、优越繁荣的购物环境,同时又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条件、发达的科技信息。江南水乡名镇周庄,过去遭到了人为破坏,现在认识到了这是旅游资源,把它恢复起来,结果成了宝贝,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几百万元。门票收入的5倍就是旅游总收入。像兰溪的诸葛村,原来是比较破落的村庄,经修复以后,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也达到300万元,成为村级经济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都是在城镇建设中注意到旅游业的发展所起的效果。按城市旅游资源的特性来划分,珠海的城镇可以分为三类;